在二战的极端压力下，参战国家的人民表现出了近乎奇迹般的努力和耐力。战争时期，他们在现在主导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工业的帮助下，使生产力水平打破了以往的记录。需求再次被证明是发明之母，所有竞争者都加入了合成材料、医药、通信、航空的创新竞赛，当然，也包括武器。战争结束时，它释放的破坏力唤醒了每个人，他们发现，征服和胜利是如此相似。这场噩梦持续了31年，所幸大多数人都活了下来。
25年之后，欧洲第二次遭遇灭顶之灾。美国再次展示了它非凡的工业实力。而第一个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国家也现身于世界舞台之上。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其间的大萧条的刺激下，政府学会了在经济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只是为了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时期提振经济，那么凯恩斯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处方都可以为维持经济事务上的持久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二战时，参战国为生产者和劳动者制定了规则，冻结了物价和工资。他们甚至接管了一些私营企业，征用了任何战争可能需要的资源。到1945年时，许多官老爷在告知投资者、企业家、管理者和劳动者要做什么的方面都有经验。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自己的建议非常有建设性。许多官员建议政府继续监管经济。最突出的是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他们提倡废弃自由放任政策。资本主义如今是否会回退到它18世纪才逃离政治轨道的现代版，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领导人在战后有三条路可选，他们面临的任务是重建厂房、运输系统、金融体制和贸易安排，这些都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把这三条途径称为指示式、命令式和教育式：第一条，前进的方向已被指明；第二条，前进的脚步要听从命令；第三条，市场用暗语把选择知会了参与者。政府并不是根据意识指令行动，它也会回应信息。战后最强大的商业玩家是公司，其中许多还是国际公司，但是资本主义的池塘里还存在许许多多小公司，甚至更多人只是在信封背后详细地介绍项目。
法国、瑞典和英国选择了指示式的方案。法国政府在一个四年计划中，利用补贴和贷款的导向作用设定了经济规划的方向。1945年，英国工党政府就任，竖起了根除欲望、肮脏、疾病、愚昧和失业五项极恶的旗帜。政府迅速使铁路、公用事业、英格兰银行、煤矿和钢铁厂实现了国有化。国民医疗服务项目的覆盖范围“从摇篮到坟墓”，政府还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公共住房。瑞典是最慷慨的工业化国家，它提供全民养老金、医疗和伤残保险、儿童和家庭补贴、扶贫救济和低收入住房补助。这些国家明确了经济发展的优先级，并为私营企业指明了方向。
苏联是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规划者负责设定生产目标，但是他们却很少关注市场信号。欧洲人珍视他们的私有产权，因为这是他们很久以前从君主手中费力争取来的，许多苏联人反对政府挪用他们的财产，所以政治压迫一直与苏联的经济重组相伴。战后，苏联宣布了新的经济目标，控制甚至收得更紧了。苏联政府决意不再使自己遭受像希特勒那样的可怕入侵，所以它建立了几个国家组成的缓冲区，包括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事实证明，这些国家也被强制执行了计划经济、一党专政，并且从属于苏联。只有南斯拉夫躲开了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拥抱。
战争期间，苏联的工业表现得非常出色。它的经济在五年内就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没有了战争的迫切需求，政府规划者变得不那么脚踏实地。苏联接连实施了几个五年计划，直到很久之后，这些计划乏善可陈的成果才被人知晓。而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甚至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因此在自己的国家毫无节制地鼓吹共产主义。
美国领导人选择了教育式的方案。因为国内没有发生过战争，而且也没有强大的劳动传统，所以美国人对于允许政府指导经济发展的激进计划没什么兴趣。罗斯福新政时期曾经赞成加大政治控制的成员在战争期间被商人取代，这些所谓“年薪一元”的商人完成了战时的生产目标，赢回了公众的信心。大萧条时期失去的信心现在重拾起来，支持了商人的争辩，他们认为政府的战时干预不该变成中央计划的开场演出。
大萧条暴露了资本主义的两大弱点：一是时好时坏的不规则波动，二是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虽然美国领导人驳回了中央计划和中央指导，但是他们明白，需要缓和这些趋势。即使美国人仍然坚信自由企业，但是他们并不会追回20世纪初的商业理念。苏联与美国之间从信念延展至外交政策等方方面面的差异，使自由企业这个术语本身就承载着意识形态的意义。
美国外交官参与了欧洲国家的战后复兴，他们赞同让市场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美国的巨额财富和创富能力使其可以施加无可匹敌的影响力，这些国家任由市场高效运作，而不是遵从政治决定。但是大萧条也让领导人意识到，为了国际自由贸易的优化运行，他们需要遏制某些民族主义冲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会无法继续与国际联盟站在同一条阵线上的记忆仍栩栩如生。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罗斯福和他的参谋们就已经开始筹划和平大计。他们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有保护条款的协议，此时，同盟国还尚未对它们的货币做手脚，保护它们国内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者。[1]
罗斯福始终警醒自己，要让公众与他一同制定政策，他优先考虑了粮食和农业议题的讨论，他知道战争结束后，美国人会强烈地感觉到解决温饱问题的重要性。1943年举行的粮农会议引起了尖刻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反思，他认为罗斯福“凭借伟大的政治洞察力，为战后重建制定了最佳策略，这个策略从维生素入手，然后一步步迂回地靠近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凯恩斯汇集了他对财政问题的所有观点，当时，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一起踏上了开往新罕布什尔州怀特山布雷顿森林的专列，他们在整修一新的华盛顿山饭店敲定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协议，这一纸协议结束了阻挠从大萧条中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2]
两场灾难性的战争粉碎了复仇之魂。美国的影响力占了上风。国际贸易组织的光环逐渐褪去，但是至少很多国家还是愿意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关贸总协定或GATT）。关贸总协定现在从属于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世贸组织或WTO），它的谈判从战后到目前一直未断。参与国在布雷顿森林达成决议，成立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简称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这两个组织的职能首先是长期投资于那些私营企业家犹豫不决的发展项目，其次是管理贷款和监控货币。世界贸易的中心从伦敦永久地迁到了纽约。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中心就已经发生了转移，情况如同17世纪，阿姆斯特丹取代了热那亚，18世纪，伦敦又取代了阿姆斯特丹一样。195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良好，所有主要的欧洲货币都可以兑换成美元。[3]
欧洲人没有经历美国人享有的眼前的繁荣。战争使一些人退回到了原始的过去。1946～1947年的冬天，也就是重归和平的第二年，欧洲的干旱异常严重，地里的土豆都遭了灾。在德国，农民即使手里还有土豆，他们也不会出售，因为币值的变化难以捉摸。德国曾登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巅峰，现在却眼见城里人为了换回一麻袋一麻袋的土豆，去农村售卖台灯、椅子或镜框。紧接着，1947年，旱情创下了历史纪录，成为20世纪粮食收成最糟糕的一年。德国和其他地区的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他们在废墟中游荡，到处可见战争破坏力释放的痕迹。难民成为人群中常见的身份，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被驱逐或从监狱救出来。几百万犹太人幸免于难，活着逃出了希特勒的屠杀计划。现在他们自由了，过着流浪的生活，或是聚集在新的难民营。
大范围的需求确实推动了雄心勃勃的复苏计划。它以低预算开始了各种类似试错法的尝试。许多人饱受战争摧残，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基本的——食物、衣服和居所；其次，他们面临着修复大范围破坏的挑战；再次，他们需要资金注入来复活他们和平时期的经济。山姆大叔有钱，也有意愿，它开始通过联合国或直接从华盛顿调动资金。加拿大也启动了主要救援项目。人总是吃一堑，长一智。美国领导人终于承认，美国现在必须担起一战后曾竭力避开的世界领导者的责任。
马歇尔计划
尽管有美国和加拿大的援助，但是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想重新站起来，过程仍然很缓慢，这让人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激起了他们对共产主义替代市场经济的同情。1947年，出于对这类问题的担忧，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宣布了一项新计划。马歇尔计划经由国会通过，以借贷和津贴的形式拨款，首先是用于补助养活人民的食物、种子和肥料，其次是用于刺激生产的资本货物、原材料和燃料。苏联及其东部的卫星国家也受邀参与这项计划，但是它们拒绝了。16个西欧国家在巴黎会晤，商讨美国的这项提议。他们会谈的结果是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ommittee of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CEEC）。只有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领导的西班牙没收到加入该组织的邀请，不过五年后，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这个右翼独裁政府还是成了这些西欧国家的盟友。美国的援助范围逐渐扩展到了西班牙，而且获准在那里建立了空军基地。
1948～1952年，美国在欧洲复兴计划上总共投入了180亿美元，当时，美国典型文职工作的年收入是2400美元。接受援助的国家的经济迅速反弹，使马歇尔计划看起来像是一剂专治经济落后的灵丹妙药。1948年，哈里·杜鲁门总统针对印度提出的第四点计划，把马歇尔计划的原则应用在了欧洲以外的地区。这次努力代价高昂，结果却时好时坏，这很清楚地表明了经济发展需要的不只是金钱，但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结论。许多专家说，而且一直在说，市场成功是自发的自然规律使然，可历史却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确定的人际互动。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书上，战后欧洲的篇章非常有趣，因为资本主义在欧洲不同的发展轨迹提醒了我们，企业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茁壮成长。战争结束后，哀鸿遍野的西欧用了差不多五年时间才完全恢复了工业实力。1950年，西欧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相当于美国19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差距是最后一次出现。接下来的20年是西欧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发展期，创下了历史纪录。1948～1952年的四年间，西欧的年经济增长率惊人地达到了10%。
同盟国占领下的德国受困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因为它们的不和睦，这个国家被分裂成了苏联占据的东部地区以及美国、英国和法国指导的西部地区。西方列强很快就意识到西德的经济恢复对西德人民的幸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949年，西德的独立国家的身份获得正式承认。仅仅用德国马克取代人人唾弃的纳粹货币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德很干脆地应对了这次货币挑战。囤积现象消失了，商店有了充足的存货。这对于保持了60年强势的货币来说，只是个戏剧化的开始。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所以人们称之为经济奇迹，经济奇迹这一名词很快就被用来形容所有西欧国家的快速复苏。[4]
他们不止重建了工业厂房，还结合使用了过去20年的发展技术，不断的超越使西欧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行道。来自美国的资本润滑了经济复苏的新机车，并且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典范。西欧国家有技术劳动力、精明的投资者、复杂的银行系统，还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这是这些国家重振钢铁、汽车制造、医药、电子产品等领先行业的必要条件。或许马歇尔计划最难懂的效益来自于它传达出的信心，以及国家竞争的宽松环境。1948～1964年的16年间，资本使西欧的生产力翻了个番，几乎抹平了西欧与美国的差距。[5]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甚至连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繁荣昌盛了起来。
西欧国家采用了社团主义经济的形式。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几乎垄断了风险资本，工会则成为公司董事会中的工人代表。发展与稳定成了集体目标。这种情况在德国尤甚，因为纳粹政权几乎粉碎了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大实业家在内的所有人对强大国家的想象。他们转而寻求机制来牵制市场参与者之中的利益争夺。这一体制认可利益集团的合法权益，并且建立了新制度来确定经济发展的方向。[6]
社团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权衡非常明显。与美国的情形一样，弱势的社会成员很少漏出欧洲的安全网。大公司资助了优秀的研究项目，尤其是在制药方面，在欧洲，安全之后才是创新。与个人企业家相比，银行、管理层、劳方和政府的群体决策更加不愿承担风险。个人的新思想在美国更容易得到支持，而且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决定成败。总的来说，经济受益于许多未雨绸缪的努力。[7]但是动荡依然是美国经济的突出特点。
战后初期的协议引导了世界工业领袖之间持续的国际合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消失的共同责任感又活了过来。大多数人意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零和游戏。亚当·斯密很多年前就说过，如果邻国都很富裕，那么这个国家的财富也必然增加。虽然保护性关税没有取消，但是与19世纪中叶的高点相比，它们已经非常节制了。不过，所有国家都避而不谈撤走农民的国内支持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农民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强大的政治团体。
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变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它的成员国增加了美国和加拿大，后来又收进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由于它的欧洲支付同盟（European Payment Union）的良好运作，世界贸易年均增长达到8%。1950～1973年，世界制造业的产出增长了三倍。[8]不仅生产力实现了大飞跃，政府也利用增加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广泛的公共服务。
国际合作的新举措
俗话说，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在20年之内接连爆发很肯定地验证了一个命题：短暂的和平间隔就是好消息。让·莫内（Jean Monnet）和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等许多成年男子都参加过这两次大战。在二战的最后时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决心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莫内在成为国际联盟的外交官之前，曾代表家族的白兰地公司学习过英国、美国和欧洲的贸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重回了法国的怀抱，舒曼从德国公民变成了法国公民，他在法国政坛的职业生涯也自此展开。
这两人提出了一项激动人心的计划：把西欧国家的钢铁行业置于同一个权力下。这绝对是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1951年，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简称ECSC）。成员希望利用这个煤钢产品的统一市场保证稳定的供应。为了支持现代化的持续前进，他们鼓励创利。二战的大屠杀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Clemenceau）在《凡尔赛条约》谈判时提出的复仇精神与莫内和舒曼计划的精髓并不相似。
实际结果比计划更鼓舞人心，煤钢共同体顺利地使德国重新投入了欧洲的怀抱。[9]这一成就使跨国联盟的强大概念鲜活起来。六年后，《罗马公约》（Treaty of Rome）建立了共同市场，正式名称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欧共体或EEC）。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更是向前推进了一步，成立了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或EU），并且认定了初始12个成员国国民的欧洲公民身份。欧共体形成后的31年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原始的经济和货币同盟进一步扩大，范围涵盖了司法、外交关系和安全政策。资本主义战胜了民族主义。
这里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点。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虽然不是所有市场危机的灵丹妙药，但是它一直是参与国和平与繁荣的基石。自由企业宣扬的行为模式并没有指向这样的合作努力。因为有了莫内和舒曼这样的人，而不是由于经济规律，合作才能代替竞争，国际主义精神才会取代民族主义精神。这些人邀请其他人一起想象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有他们亲眼目睹的恐怖画面。这正是马歇尔计划的重大意义。美国运用自己的天赋，撬动备受战乱蹂躏的国家走向了自由市场制度。同时，大把资金也减少了此类惊人的调停行为所要求的牺牲。[10]资本主义的形态和方向总是由参与者决定，从来都不是由无情的法律设定。专家的概述包含了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但是因为有人类的存在，其他条件很少保持不变，尤其是当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吸取了不同的经验教训。
美国通过反垄断诉讼，努力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欧洲国家则不同，它们更愿意在工业领域培养一个领跑者，这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经济增长的考虑，而不是内部竞争。战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远比战前重要，但是政府投资却从未超过全国总投资的1/3。这真的是不错的责任分工：政府帮助有需要的公民，同时，也依靠私营经济来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11]许多欧洲的商业领袖都相信，经济衰退时，福利国家可以减轻公众的忧伤，而且可以调和有关高工资的劳资争议。因为可以使用美国开发的技术而且没有军费开支，西欧可以说是过得很不错。
欧洲国家在钢铁生产、汽车制造、制药和电子产品上的表现极其出色。在战后时期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德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卡尔·本茨和尼古拉斯·奥托（Nikolaus Otto）是商用车的先驱。20世纪20年代，为了在欧洲获得一个立足点，美国汽车制造商放慢了他们的生产速度。通用汽车公司接管了欧宝，福特创办了一家成功的子公司。大萧条使德国的汽车企业由150家减少到了包括欧宝和福特在内的12家，但是存活下来的都是强者。
汽车制造商和战争
1933年，纳粹上台，汽车制造业出现了一个政治演员。希特勒想效仿福特大规模地生产汽车。[12]此时，奥地利汽车奇才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走进了画面。他跟随戴姆勒汽车公司（Daimler Motors）一起来到德国，但是自戴姆勒与奔驰合并后，他的想法一直无法取悦梅赛德斯-奔驰的高层。不过保时捷与希特勒却很合得来，希特勒的“力量来自欢乐”（Strength through Joy）汽车就是选择了他们的设计。希特勒规划设计了一家德国胭脂河那一类的新工厂。工厂的工人都是德国的军事犯、集中营的囚犯、被捕的波兰人，还有苏联战俘；工厂周围的小镇逐渐发展起来，随着即将到来的暴行，这里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集中营。[13]
民众的汽车从未超越过原型。战争期间，这家工厂一直生产某种德国吉普车，直到1945年，英国军队占领了工厂，给这种汽车重新起名为大众，并且订购了一万辆。后来，军队把这家工厂交给了英国的汽车制造商，这些英国汽车制造商都嘲笑大众的荒谬外形。福特不感兴趣，法国的汽车制造商也看不上。所以这个工厂最终被交还给了德国政府。
与此同时，费迪南德·保时捷作为战犯被拘留了20个月。法国政府还逮捕了另一位主要的汽车制造商路易斯·雷诺（Louis Renault），他的罪名是与纳粹维希政权通力合作。雷诺最后死在了监狱里。因为这些汽车制造商的同谋恶名昭彰，所以德国及其征服者对他们无法置之不理。保时捷的儿子费利不关心政治，但是他和费迪南德一样，也是一流的设计师。费利迫切需要一笔钱来保释他的父亲，于是他设计了一辆跑车——保时捷356。这是第一辆以保时捷命名的汽车，它很快就发展出了一系列高档的车型。
政府邀请保时捷公司负责大众汽车的设计，并且作为回报，许可它在大众汽车这款独特车型，也就是如今所说的甲壳虫未来的所有销售中收取专利税。随后的几年里，保时捷公司生产了近10万辆保时捷356，同时，2000万辆大众甲壳虫也走下了生产线，在很多国家的街道上奔跑。20世纪90年代，另一名保时捷家族的成员，费迪南德的孙子费迪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ech）帮助大众摆脱了财务困境，使其成为世界四大汽车公司之一。德国的战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些成功，因为大众、戴姆勒-奔驰和宝马等公司在汽车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份额，所以这个国家每七个就业岗位中就有一个在汽车制造业。
尽管农民的机械化生产使欧洲农业不断释放出劳动力，但是1950年以后，如果没有移民的涌入，西欧经济仍无法持续增长。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困难产生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受大量就业机会的吸引，纷纷来到西欧国家。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非常严重，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开始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土耳其和北非聘请“客籍工人”。[14]英国则迎来了加勒比联邦国家的移民，同时，一些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逆势迁移，搬去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希特勒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在西欧、美国，还有新以色列这个1948年在前巴勒斯坦地区上建立的新国家找到了他们的新家园。二战后，流向美国的移民持续增加，但是这些移民更多的是来自亚洲和中美洲国家，而不是欧洲。
因为经济强劲增长，西欧的移民可以找到工作，但在他们选择的社会中，这些岗位并不是舒适的所在。与美国一样，欧洲国家也不认为自己是“移民之地”，它们拒绝把这些新来者编入自己的社会组织。在美国，拉美裔或非洲裔的客籍工人的居住地往往被隔离。当经济增长放缓时，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就会有人呼吁把这些“客人”遣回他们的家乡。[15]客籍美国人的存在巩固了恐外的政党。不过，随着1946～1960年婴儿潮出生的人逐渐进入了退休年龄，而且欧洲的出生率又在加速下降，长期用工荒的问题隐约可见。20世纪60年代，所有欧洲国家的人口更新率均已低于2.1。经济繁荣以及不断扩大的女性的职业选择范围改变了几千年的道德观念。资本主义中心的个体决策已经影响了整个社会。[16]
全速前进的美国经济
战后头两年，美国发生了空前迅速的和平转变。政府管制很快消失，军队也立即遣散了士兵、水手、护士和商船海员。公职人员从1200多万减少到了150万。（1939年，欧洲战争开始时，美国陆军在编的官兵就有12万！）和军队解散人员一样迅速的是，禁令、优先权、配额、限制、撤销、价格管制、补贴、配给、挂钩利率等具备战时生产特征的复杂事项也都不见了。[17]国会并没有在经济决策上指手画脚，但它对这次转变的顺利进行很有帮助。直到1981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始终保持在87%，但是公司税的税率降低了。战时开始征收的工资和薪金的预扣所得税被保留了下来。到1959年，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个人数据库。
政府为了向退伍军人表达感激之情，发布了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对于经济环境有健康的影响。近百万退伍军人受益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这个法案既支付了他们高等教育或技术教育的学费，还为他们提供了生活津贴。1947年，最高纪录时，近一半美国大学生是退休军人，其中大多数人还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凑巧得很，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技工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项教育投资产生了很多年的人才红利（所以，经济学家在讨论劳动力—土地—资本的生产组合时，增加的“人力资本”的因素也很重要）。
另外还有90万无业的退伍军人，他们在失业的劳动力人口中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国会投票通过的52周失业津贴。几个项目使退伍军人能够得到便宜的抵押贷款。这促进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地产开发商威廉·莱维特（William Levitt）在纽约长岛距离一家大型美国钢铁公司的工厂一步之遥的地方兴建了1700套住宅。莱维敦是第一个郊区社区。全国各地的地产开发商开始在美国城市周边的通勤范围内的建筑用地上规划建设大片的住宅区。他们利用相似的蓝本批量建造房屋，用卡车把橱柜等物品装运进来。因为当时的偏见，黑人通常被排除在这些社区之外。
美国公司不断加大投资，仿佛好时光会永远驻留。它们用收益、战时储蓄以及新发行的公司股票和债券为转化和改进提供资金。当失业率升至5%以上时，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敦促国会通过了1954年、1956年和1958年的《联邦公路法案》。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设了四车道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把整个国家连接在了一起，这一项目提供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艾森豪威尔年轻时曾是一名陆军中校，他参加过上一代的军车队，这些军用车辆被派往全国各地勘查路线，使部队能更容易地从东海岸转移到西海岸。结果证明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军车队走一趟就得62天，有时还需要用牛把卡车拉出泥潭。新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沿用了与1919年陆军护卫队相同的路线，即旧时的林肯公路。[18]
《瓦格纳法案》通过后，劳工组织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支力量，1935年，这个法案正式被命名为《国家劳资关系法案》。这一法案为工会工人提供了法律保护。公众舆论和法院判决都开始偏向于劳方，首先是20年代的集会权，然后是大萧条期间的组织权。国会限制了使用禁令来阻止劳工集会；在1938年和1939年的连续判决中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解读是，街道和公园是保护和平示威的“公共论坛”。
为了抗议联合会对大量生产企业中非技术工人的漠视，八个工会退出了美国劳工联合会，激烈的对抗破坏了劳方内部的关系。1938年，生产企业的考察委员会组成了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CIO）。产业工会联合会更加欢迎移民和非洲裔美国人。二战期间在“黑人和白人：团结和斗争”的旗帜下，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增加了50万黑人工人。美国工会中的种族歧视与白领工人中的种族歧视同样强烈，但是以瓦斯矿工领袖约翰·L.刘易斯（John L.Lewis）为首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一直在努力扭转这些消极态度。产业工会联合会还成功地招募了移民和他们的下一代。它作为美国的一支民主力量，向外来者展示了如何在工作场所要求权利，并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19]
由于战时生产的增加，许多公司为了获得军用合同与它们的工人达成了和解，从而扩充了工会成员的队伍。战争结束，这些公司想要缩减工资时，工会奋力争取，成功地保住或增加了工人的收入。在公民团结的十年半时间里，劳工组织经由大萧条和战争带来的共同痛苦的锻造，成功地使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工资不该由某些供求“规律”客观决定。所以当和平最终走近时，他们提出了最低生活工资和充分整合蓝领工人将他们纳入繁荣的双重目标。纠纷仍然不断，但是大工会、大产业、大政府终于找到了可以共事的平衡点。
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是一次神奇的组合。战争使大多数欧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穷困潦倒，而美国经济却在1939～1945年增长了50%！加拿大和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得更快。以前居住在公寓的人现在买了洋房；回归服务行业的人员结婚生子，创造了1946～1960年的婴儿潮。小生意也很兴旺，许多小企业面向越来越多在郊区生活的家庭，为他们提供自行车商店、清洁工等诸如此类的服务。自1930年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现在终于启动了和平时期的全速发展，而且这次发展整整持续了25年。
如果经济健康的标志之一是其对破坏的复原能力，那么和平时期生产的迅速恢复足以证明经济的强健基础。美国经济的复原能力令人震惊。1945～1947年，美国经济为900万没有行使《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权利的老兵找到了工作，而且接收了以前军事相关职位上的2200万雇员。潜在需求以及所有战争债券的节余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作用都不如人们恢复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那么大。[20]战前，美国经济是欧洲、日本和苏联的经济总和的一半。七年后，它超过了它们的总和。
冷清的新和平
美国人把苏联对邻国的压制解释成它世界统治计划的一部分。1947年，总统哈里·杜鲁门宣布，他打算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从而牵制共产主义，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正在和共产党的叛乱进行斗争。杜鲁门主义提出的概念是，苏联通过代理的反叛团伙施加压力，这种行动一旦成功，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败给了共产主义的国家也会推倒它的邻居。在杜鲁门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的这样的援助支持下，苏联和美国彼此之间不断加重的敌意引发了一场全面的宣传战役。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演讲时，打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比喻，东欧和西欧之间落下了一道“铁幕”。以前同盟国并肩作战的时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冷战。资本主义成了西方经济制度的签名，它的财富生产能力涂抹了新的道德色彩。
俄国的偏执和美国对社会主义近乎歇斯底里的抵制增进了它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敌意。每一事件都变成了双方的宣传材料，每个外国国家的效忠都是一方或另一方的战利品。现实主义者或许会添油加醋地说，这两个国家的信仰和治理体系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任何结果都可能出现。自由企业、自由选举，还有个人迁移、语言、宗教和政治参与的自由总体概括了西方崇尚的价值观；而苏联则讴歌他们的充分就业、国家商品的公有制以及人民的平等待遇。反共产主义联合了西欧和新大陆的国家。这也限制了美国可接受的政治思想的范围，它威胁要扼杀健康的公共辩论，而这些辩论正是基于创新和主动的经济所需要的。
虽然东西方之间的竞争比一战和二战之前的更加激烈，但是避免冷战升温的重要差别仍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原子时代就开始了。1949年，苏联科学家在一项紧急计划后造出了原子弹，与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一模一样。苏联人密切地关注着美国的动向，紧接着又开发出了威力更强的氢弹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现在，说这两个国家是超级大国真是恰如其分，它们都具备了消灭对方的能力。相互毁灭成了悬在它们头顶的利剑。随后几年中，另外七个国家也通过同盟国的渠道获悉了曼哈顿计划的机密。或许现在，还有四个以上的国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靠近。
刚刚走出二战阴影的国家现在又面临苏联的侵略政策。没有人真正知道苏联经济会如何发展，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红军是强大的战斗力量。1961年8月的一个晚上，为了阻止叛逃者流向西德，东德政府在东柏林筑起了一堵墙，从此丘吉尔的铁幕不再是隐喻。西欧国家仍旧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开始用陆军基地和导弹基地向苏联集团发出警示。
尽管20世纪50、60年代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但美苏仍想法设法地遏制极端分子，避免相互毁灭。在这一点上，它们愿意接受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帮助。1945年，50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鉴于列强不承认解散的国联，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除了精神，甚至连审议的形式也是形同虚设。虽然美国对联合国的控制要甚于苏联，但如果是过于恼人的事件，苏联在安理会上的否决权也是某种平衡机制。
国际贸易的新体系
战争结束后，某些有远见的人看到了实现相对自由的世界市场的机会。相对自由的世界市场这个目标早先的出发点并不是什么良好的愿望。17世纪，某项发展扫除了不列颠王国内部贸易的地域障碍，从而提升了英国经济。而同一时间在法国，如果不付过路过桥费，你开车绝对走不出25英里。这类的收费特权在法国备受推崇和保护。英国的商品和公民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可以自由流通，而在其他国家与地区，商品只能在本地市场或区域市场中进行交易。统一市场是公认的发展动力，但是国家之间的竞赛却叫停了所有在国际贸易上应用自由市场的努力。相反，国家设立了关税，或是在贸易条约中填满了为优惠产品或利益集团争取特殊待遇的细微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起点。美国在参战前通过租借条约为它的欧洲盟友提供武器。在这些条约中，美国政府要求受助国战后必须协助参与多边贸易世界的建立，加速经济的复苏，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与三个世纪以前，英国内部市场的做法非常类似。尽管美国曾有保护自己所谓新生产业的历史，但它还是成了自由贸易最强大的倡导者。尤其令美国制造商不爽的是英联邦范围内优惠的贸易条件。美国的动力与19世纪英国的一样，它认为推进自由贸易是善行，而不是强国占便宜的政策。在兑现租借条约的过程中，美国有时表现得就像一位富有但爱发牢骚的大叔。[21]这样的举动不足为奇。只有创新能超越可憎的国家姿态。
战后建立的体系为参与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美元主持了国际贸易。1956年，在欧洲支付联盟的推动下，所有西欧国家的货币都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兑换。从美国的拨款开始，联盟放松了支付手段，促进了多边贸易的发展。每个国家从马歇尔计划中收到的美元不仅可以购买必要的商品，还可以相互交易。每个国家的往来账目每月月底结算，只有大额的借记或贷记是用黄金或美元结算。
数百万家庭购买了汽车、冰箱、洗衣机和烘干机等大件商品，面向消费的美国经济自此繁荣起来。借贷方式的改变使伟大的消费热潮成为现实。此前，百货公司和高档的生活用品店已经创建了赊欠账。百货公司内部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气动管道，各个部门通过气动导管把费用单据汇总到信贷办公室，然后由办公人员将它们分类形成每月的账单。所以，在美国人眼里，信贷并不新鲜，只是以前尚未成为经济繁荣的支柱而已。战争过后，银行、零售商、制造商、贷款机构、讨债公司以及美国各州的官员和联邦官员接管了杂乱的地方贷款行业，把它们变成了统一的国家系统。
美国人现在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可以把战后工厂生产的大量商品直接拖进他们的房子和车库。从借款人的角度来看，通货膨胀时期，分期付款购买汽车、房子和大家电很有道理。当稳定的高薪工作与商品一样充足时，违约率是最小的。赊购似乎不再像是放纵，更像是谨慎的消费。20世纪60年代，国家信用卡开始替代个人赊欠账。同时，这个十年还见证了美国购物中心的兴起。购物中心是开发商创造的全新的购物区域，往往是装有空调设备的封闭建筑，避免了恶劣天气的影响。购物中心通常由一家主要的百货公司坐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它们标志着早期商业区零售业的衰落。即使在这个炫耀消费的时代，债权人依然歧视黑人和女性。[22]不过，男主外女主内的假设渐渐站不住脚了。20世纪50年代，虽然战时步入工作的女性慢慢地在回归家庭，但是女性的就业人数仍创下了历史新高。
技术的社会影响
20世纪50年代，电视是美国人客厅里最新鲜的玩意儿。电视的发明者菲洛·法恩斯沃思（Philo Farnsworth）证实了机械天才的随机性。法恩斯沃思在犹他州的海狸县长大，他从12岁就开始摆弄电器。1927年，法恩斯沃思利用60条扫描线的电子技术，选择美元符号发送了一幅图像，成为传输电视画面的第一人。虽然法恩斯沃思在与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简称RCA）的专利战中败下阵来，但是他又发明了包括真空管、电子扫描仪和阴极射线在内的其他165个设备。法恩斯沃思很好地诠释了资本主义依靠创新的优势之一：它不会忽视外来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发了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系统和近炸引信，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电子行业的发展。[23]这些无线电产品的大订单使美国无线电公司等许多美国公司建立了高成本的实验室，专心研发拖延已久的电视机项目。电视机不只是富人的奢侈品，它作为终生的娱乐投资，还打动了中等收入的人群，此外，它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代表一系列合并的美国公司和德国公司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率先实现了电视机的商业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无线电公司引进了彩色电视机。到20世纪60年代，4500万个家庭拥有了电视机。电影观众骤降，收音机也只能在车里找到它的最佳听众。
电视机的普及促进了20世纪50年代最扰人的新事物之一——电视广告。电视广告作为报纸、杂志、广播广告的自然延伸，似乎特别粗鲁。电视台为了最大限度地安插广告时间，不停地打断正在播放的戏剧、足球比赛和新闻。视觉感观胜过万语千言，图片演变成了告知、说服和刺激观众的32帧图片序列。虽然电视广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它却成功地促进了从除臭剂到人寿保险的销售。不久，政治候选人也嗅到了机会，开始用电视广告来增加选民的支持。广告比上门推销更为有效，它很快就占用了大部分的竞选预算。筹资在美国政治中有了新的重要的意义。商业再次意想不到地显示出它塑造体制的实力。
航空旅行是战后美国人的另一项新消费。1903年，莱特兄弟试飞成功后，美国政府曾推动过航空研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停止了。美洲航空和联合航空等航空公司最初都是飞行器公司。1927年，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驶一架单引擎单翼机从纽约飞到了巴黎，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后来，林德伯格成了泛美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和其他初创的商业航空公司一样，泛美航空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也是递送邮件，特别是送往拉美国家。20世纪30年代，恐惧和费用限制了商业飞行。面对这些障碍，营销努力也只是白费心机。一家航空公司发现，妻子是因为担心丈夫的安全，所以才阻止他们飞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航空公司向陪同丈夫出差的女性提供免费机票。不过在后续针对参与配偶的问卷调查中，广告商发现——从他们收到的愤怒回复中——并不是所有丈夫带的都是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