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让政府加入了飞机的设计和生产。航空旅行如同其他新事物一样，在战后突然大获成功。20世纪60年代，喷气机取代了螺旋桨飞机，替换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C系列飞机（Constellation）和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双引擎客机（DC-3）这样的飞机，60年来，这些飞机一直在运送货物或21名乘客。喷气机可以运载更多的乘客，并且更快地到达目的地。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为新飞机起降的杜勒斯机场设计了宏伟的建筑，这个建筑看上去就像是自己也要飞起来一样。起初，喷气机很新奇，人们纷纷跑去本地机场看喷气机起落。[24]1958年，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FAA）开始接管安全问题和空中交通管制。
新事物并未止步于电视机和飞行。1967年的卖座电影《毕业生》中，一位家族朋友在男主人公的毕业晚会上质问他，说“我只想对你说一个词：塑料”。他是正确的，塑料的未来很美好，最初，纤维素的开发只是替代象牙，用来制作台球，但近一个世纪，它引起了英国、美国、瑞士和法国的化学家的好奇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塑料兴起。[25]之后，尼龙长袜代替了丝绸长袜，胶木餐具填满了橱柜，而且乙烯基还用在了沙发和躺椅上。制造商使用聚乙烯这种销量第一的塑料制造汽水瓶、牛奶罐、贮藏容器和干洗袋。不久，塑料橡皮泥进入了玩具商店；维可牢（尼龙搭扣的商标名称）也紧接着出现，取代了按扣、纽扣和鞋带。化学大获全胜，塑料把合成材料推向了一个新的商业高度。
美国高等教育的推进
对美国思维最意义深远的科学影响来自于苏联，而不是美国。1957年，苏联人将一颗重达184磅的卫星送入了太空。一个月后，一艘更大的苏联宇宙飞船带着狗莱卡（Laika）又进入了空间轨道。全世界都可以听到卫星和宇宙飞船传回地球的哔哔、哔哔、哔哔声。美国人惊呆了，他们挨了一记重拳。不到四个月，美国用探险家1号（Explorer 1）加入了苏联的太空探索，但是史普尼克号（Sputnik）已经圆满完成了它的公关任务，消除了人们脑海中苏联很落后的概念。美国人对这一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事件的反应证明了“史普尼克号”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学者和政治家一致认为，美国必须下大力气，才能在科学和工程方面表现出色；他们还认为，科技进步的关键是美国的大学，而不是政府的研究机构。
十年之中，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启动了扩张计划，这些计划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地方高等教育的性质。因为将史普尼克号送入太空代表了极致的成就，所以毫无疑问，即使招收了成千上万的新学生，大学的贡献还是被冲淡了。此外，《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还表明了出身平凡甚至家庭贫困的学生在大学里如何茁壮成长。战后几十年中，大量的女性也走进了大学，而且她们往往进入的都是非传统的领域。少数民族学生融合的要求来得稍迟一点，但是后人造卫星的扩张时代为这项努力提供了样板。扩大的高等教育向研究生课程施加了特殊的压力，全国的师资队伍需要预备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塑造公众舆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64年，科尔在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时提出了一个愿景，他希望大学教育是一般权利，而不只是保留给少数的特权享有者。1911年，科尔出生时，美国18岁的年轻人中只有5%能读到高中以上。现在科尔坚持认为，国家必须为每个有能力的学生创造空间。他还呼吁高等院校变成综合大学，这样它们可以理论联系实践，通古晓今，为学生提供更为广博的知识。[26]史普尼克号是一剂催化剂，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明显地依赖于工程师、物理学家、商务专家和熟练的机械师。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1960年高等教育总体规划》（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这项规划为学生开发了三层式的发展路径：加州的高中毕业生中，排名前1/8的可以进入加州大学，排名前1/3的可以保证进入州立大学系统内的某个分校，而其他人可以进入社区大学，准备日后进入四年制的院校。许多州依循了这一模式，原来的州立大学因此衍生出了多个分校。在私立教育占优势的东部地区，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也启动了它们的第一个公立大学系统。
扩张的是大学，而不是像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那样的技术院校，因此美国政府变成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赞助人。因为与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不一样，美国高等院校的头两年还是致力于所谓的通识教育，而其他国家的学生早在中学时就已经完成这部分的课业了。除了刚完成学业的科学家能在高等院校谋得一份好差事，数千名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毕业的学生也找到了工作。许多知识分子如果谋得了某所高校的终身教职，他们就不再是抱持怀疑态度的局外人，就会失去了原有尖酸刻薄的语气，这种情况在欧洲很常见。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担心资本主义会因为它的文化对手而落败。但是美国公众却成功地支持了资本主义及其对社会环境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美国人还没接触过批评家摧枯拉朽的评论。
州立法机构和私人慈善家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支持了构建大学系统这项不朽的努力。他们希望学生会为此心存感激。他们却未曾想过，全国各地和欧洲的校园会变成暴徒的温床。根据意外后果的规律，在循规蹈矩的社会里，通识教育会塑造更多的学生，就像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学生就言论自由、公民权利以及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举行了多次的抗议和示威活动。196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董事会免除了科尔的校长职务，因为他们对学生的激进运动非常不满。而那时，在科尔的主持下，加州大学已经扩张为九个分校。科尔后来成了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他评论自己的就任和去职都是“满怀热情”。
德国科学家对美国技术的贡献
史普尼克号不仅促进了高等教育，还把空间探索变成了冷战时期的竞赛，国会为此殷勤地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虽然美国迅速地遣散了武装力量，但它还是保留了新武器的主要研发计划，苏联也一样。苏联的史普尼克号和美国的探险家号都是借鉴了德国的战时发展。而这些发展又是基于美国人罗伯特·戈达德（Robert Goddard）、俄国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和德国人赫尔曼·奥伯特（Hermann Oberth）的工作。1926年，戈达德使用液体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火箭，这在美国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但是在德国却恰恰相反，反响非常热烈。年轻的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读了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H.G.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对可能的太空旅行非常痴迷。1929年，布劳恩17岁时，加入了一个火箭社团，了解了戈达德、齐奥尔科夫斯基和奥伯特的工作。三年后，冯·布劳恩参军。22岁时，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开始领导所谓的火箭团队研发弹道导弹。纳粹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给他的第一个导弹模型起名为“复仇武器2号”。冯·布劳恩的“复仇武器2号”能把一个2000磅的弹头，以每小时3500英里的速度发射到500英里远的地方。幸运的是，直到1944年底，这个模型才投入生产。
但这正是火箭故事的有趣部分。虽然德国人依赖于许多美国的专利设备，比如陀螺控制，但是只有他们拥有如何制造由液体推进的火箭的知识。这促进了美苏两军之间的竞赛，他们查找曾去过德国的科学家，尽一切可能地将他们带回国。冯·布劳恩看到战争即将结束，决心把他的成果交给西方列强。他安排了约500名德国科学家带着实验室的论文和检测仪器一起投降。同时，也就是1945年的夏秋时节，占领军为了把前纳粹党人带去接受战争罪行的审判，一直在追捕他们。这里发生了摩擦。大受欢迎的科学家是纳粹；他们如果没有加入纳粹党或它的隶属机构，就不会实施这些敏感项目。更糟糕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被指控为战犯，因为他们在生产火箭的波罗的海工厂使用了奴隶劳工。
美国国务院（American State Department）认为，大多数申请进入美国的德国科学家都让人反感。于是，国务院与陆军部（War Department）起了争执。这两个部门最终互相妥协，决定选一组德国科学家，把他们带回美国完成任务报告。这显示出战争期间，德国科学的影响是多么的广泛而深刻，研究范围从火箭技术直到辐射对人体的影响。美国军方希望这些科学家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因为美国没有敌人的潜在威胁。“狂热的”成了取消某人申请进入美国资格的相关形容词。他曾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吗？另一个妥协也有了一定的成效。只有这些德国科学家的工作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时，他们才会被允许移民。100多名德国物理学家和工程师通过了这项筛选。他们被打上了“回形针科学家”的标签，因为军方评审员为了表明他们的价值，会在他们的文件上别枚回形针。直到20世纪70年代，回形针行动共将1700名德国科学家带到了美国，他们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和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奠定了美国空间计划的基础。
教育的挺进对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这代表了巨大的资金投入，而且为电脑、医药和航空等新一轮的创新提供了智力基础。美国人有非常好的高等教育系统，但是他们也肩负着加速军事硬件研发项目的责任，这些项目从氢弹到原子潜艇，再到成熟的太空计划。虽然安全的目标很自然地取代了赢取战争胜利的目标，但是战时态度仍然徘徊不去。保密有时成了采购低效的托词，而国会议员又表现得过度通融，特别是如果采购的物品产自他们辖下的州。20世纪80年代，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认识到了这一点，设法把B-2隐形轰炸机拆分成了几部分，送去联邦各个州进行生产。
战争期间，陆军和海军在不同的轨道上并行工作，开发出了未来最伟大的机器——计算机。工程师和数学家一直在努力设计一种设备，可以快速地完成现代数学的复杂计算。珍珠港事件之后，为了计算射击和轰炸瞄准表，这项发明显得更为必要。1943年6月，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诞生，这是他们履行的一份陆军合同。海军跟着也拥有了麻省理工学院设计的计算机。这一台的内存更大。1949年，苏联发射原子弹时，海军因为计算机的高昂费用，正打算放弃这个项目。现在却没有回头路了。陆军开创先河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简称ENIAC）是一个重达30吨的庞然大物！谁能想象60年过后，人们会拥有功率更大、速度更快、功能更多，也更便宜的掌上电脑呢？
1947～1991年是漫长的冷战时期，军事研究的开支一直在增加。1947年，国会为了把新的安全问题体系化，把以前的战争部门、海军部门和空军部门整合成了新的国防部。计算机的出现引入了一个广泛适用的革命性概念——数字传输。信息或声音可以转换成二进制数字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特）。模拟传输利用连续的调制波形图来发送信息。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资助了一项研究，可以把模拟语音信号转换成数字比特流，20世纪80年代，它还为数字数据传输安装了第一个光纤电缆系统。[27]
政府与大学缔约，在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企业已经证实这些研发工作正是经济成功的关键。物理学家、化学家和陶瓷家率先在电子、通信、航空航天设计和材料测试领域开展了研究。政府挑起了重担，而且国际商业机器（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简称IBM）等公司也适时找到了大部分研究成果的商业用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简称ATTC）建立了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制药公司也保留了自己一流的研究机构。[28]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离任前三天的告别演说上，警告民众防范他称之为军工复合体的危险。他呼吁大家关注国家的永久战备状态以及牵涉其中的极为复杂的武器，他请求美国人警惕“同样严重的负面危险，即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沦为科技精英阶层的俘虏”。艾森豪威尔指出，美国每年的军事安全开支已经超过了所有美国公司的净收益，他敦促“庞大的工业和国防的军事机构应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适当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29]但是除了“军工复合体”的称谓流行起来，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几乎没引起多少关注。这些公司从政府的慷慨解囊中谋利，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防止国防部任何削减预算的举动。终于，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
很不幸，与一战和二战的毁灭性破坏相比，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荣耀时期造成了更多的环境损毁。“生态学”这个新术语开始渗入公众意识，它主要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生态做了什么？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已经致使环境的方方面面受到了协同攻击。世界人口从1900年的16亿增长到2007年的60多亿。这些新增人口——燃烧化石燃料、丢弃废物、引水、疏浚、土方作业以及地表耕作——都污染、弄脏、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而扭转这一可怕的发展进程并非易事。
事实上，建设雄伟的大坝成了国家建设者的丰碑。他们的话语在没有讲明任何后果的情况下，抓住了经济发展的精神。温斯顿·丘吉尔游览维多利亚湖时，看到欧文瀑布的水冲进下面的尼罗河时，他并没有为波澜壮阔的美而倾倒，而是感叹未能利用它的力量：“这么大的力量就这样被浪费了……这样一个控制非洲自然力量的杠杆没有把握住，这让人禁不住烦恼并且刺激想象力。真开心，古老的尼罗河正在使用涡轮机，这将展开它的旅程。”1952年，埃及的执政者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也认同丘吉尔的这个观点。他凭着一腔热情，规划并资助了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他评论道：“在古代，我们为死者建造金字塔。现在，我们为活人建造金字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总理更简洁地称他国家的新水坝是“现代印度的神庙”。虽然大坝提供了廉价的电力以及规律的灌溉用水，但是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它们破坏了渔业，中断了河流淤积，使由于耕作而衰竭的土壤无法重新获得滋养，造成了土地的盐碱化。[30]环保主义者这个新生群体敲响了警钟，指出了环境恶化的复杂模式。
德国科学家在美国继续为太空探索进行着放射生物学、眼科和医学新领域的研究。所有没有满意解决方案的问题都会调用德国医学使用囚犯实验所得的研究结果。战争创造了防治感染、治疗疟疾和治愈受伤士兵的必要条件。战争是医学研究的温室。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偶然发现了培养皿里的某个霉菌可以溶解致病菌，从而首次分离出了青霉素。战争期间，英国科学家来美国继续了这项研究。辉瑞公司（Pfizer）勇担风险，试用了生产青霉素的新方法，结果奏效了。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当同盟国的部队踏上法国的土地时，青霉素已经可以用来治疗伤员了，而且不到三年时间，每剂青霉素的成本就从20美元降到了55美分。
生化学家发现了一类新药物，而且排除了它是青霉素的可能性，这种药物被证明可以有效对抗肺炎、脑膜炎和其他细菌性疾病。1929年，弗莱明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对氨基苯磺酰胺，也就是人们简称的磺胺类药剂，可用来治疗战争伤员。这种药物被制成粉末状，投入战斗的士兵可以随身携带自己的配给量。日本人切断了同盟国治疗疟疾的奎宁供给，研究人员因此研发了一种合成药物。这种合成药物叫做疟涤平（也称人造奎宁），它救了成千上万在南太平洋作战的美国人。美国人查尔斯·德鲁（Charles Drew）发现血浆可以代替容易变质的全血。不久，红十字会开始运营血库。战争结束时，它采集并向前线发送了超过1300万单位的血浆。制药公司施贵宝发明的吗啡的皮下注射器，医护人员在战场上使用起来很方便。
这些新药物和新治疗方法在平民中的使用为战后制药行业的扩张奠定了基础。1952年，辉瑞公司的劳埃德·科诺菲尔（Lloyd Conover）对从自然中提取的某种药物进行了改良，制成了一种新的抗生素——四环素。从这项研究开始，一连串针对特定感染的抗生素在美国和西欧出现。在欧洲，政府提供全民医保，但美国却坚持医疗部门的私有化体系，政府只利用五花八门的保健措施不断增加成本，扩大了对老人和穷人的帮助。
政府投入资金推动了电脑、医疗和航空的科技发展，对战后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大有助于创新在20世纪70、80年代进入市场。不仅政府的研究开支很难与未来的收益平齐，而且它的合同扩大了行业领导者的规模，使它们有了足够的收入来维持昂贵的研发项目。政府支持研究的持续期表明了保持学习基地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国防，而且对经济增长也很有意义。1941～1960年，政府研发资金的份额增加了13倍，1960年，政府研发资金占全国资金总额的64%。
战后经济的另一个新要素是技术变革的速度。企业领导者不断寻找着下一匹重要的赛马。不过，他们总是押错动物，或是太早或太迟冲向目标。除了这些问题，所有新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它的前身，而这些前身原来曾是稳定的收入来源，生产人员和销售人员也都熟悉它们。
电脑的出现
IBM是战后最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它受益于政府研究以及一位鼓舞人心的首席执行官。1911年，IBM以生产天平支座、咖啡研磨机、打卡钟、加法机起家，直到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加入公司三年后，IBM终于发现了它的阿尔弗雷德·斯隆。与斯隆这位19世纪的伟大企业家一样，沃森把他的思想和价值观也贯彻到了公司的方方面面，打造了一支忠实的员工团队。沃森是一名慷慨的雇主，他为员工提供了优厚的薪资和良好的福利。他甚至为所有高管建了一所乡村俱乐部，高管们可以定期在那里聚餐，展示妻子们的厨艺。沃森痴迷于教授员工如何取悦客户，他因此还创作了一首企业歌曲，并且每月发行一本月刊，其中充满了鼓舞士气的讲话和公司的产品信息。他的员工热烈响应，他们在衣着和行为上不断地模仿老板，还经常把沃森的照片挂在办公室的墙上。[31]
IBM的发展历程赶上了前线所有的戏剧性事件。与其他公司相比，IBM从政府开发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各种联邦合同负担了IBM一半的研究成本。国防部的主要合同使IBM的工程师有机会接触最先进的磁芯存储器和电路板技术。IBM战前的主要产品是穿孔卡片，也就是一张用穿孔来传达数据信息的小矩形板。IBM稳步改进了打卡机，从机械到电气，再到电子化处理。沃森的想法是把所有信息的详情都集中在一张穿孔卡片上，这张卡片可以存储、关联或印刷。沃森讨厌解雇员工，大萧条期间，产品销售下滑时，沃森仍在继续制作穿孔卡片。令他高兴的是，《国家经济复兴法案》等联邦计划和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他们打进电话，要求IBM加工更多的穿孔卡片时，这些卡片就在那里，就储存在仓库里！纳粹使用IBM的卡片编码并操纵了德国的人口普查，造成了惨剧的发生。
大公司现在主导了经济，因为它们的复杂性，所以处理数据变得非常重要。收集的所有数据都可以输入IBM的机器，按照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投资回报率、库存比率等进行分类。“数字运算”进入了管理词典。战后的保险公司和银行也需要IBM的打卡机，更确切地说，它们更依赖于IBM提供的包括维修服务在内的租赁合同。因为设备越来越复杂，所以这些服务变得非常抢手。
由于这些工作极其需要训练有素的销售人员，所以IBM在他们的培训上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公司强调必须把客户关系放在第一位。IBM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让数千人的销售队伍持续了解它的产品，所以才能一直繁荣发展。电脑太新太复杂，大多数顾客都难以理解，但是他们相信IBM知道该做什么。沃森带领IBM集中发展的业务首先是打卡机，然后是计算机，他避开了成为雷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或美国无线电公司等企业集团的机遇。他甚至回绝了购买影印机专利的提议。IBM的人曾写报告说，他们现在“处理”它们！电脑的数据存储容量一直在两倍甚至三倍地增加，与此同时，电脑的价格却在不断下降。这在当时是罕见的技术发展轨迹，后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战争结束后的30年里，从政府到企业再到个人，计算机的使用逐渐普及。
IBM在计算机革命的边缘徘徊，拿不准是否要放弃它的打卡机。直到1950年，IBM才从电动数据处理转为电子化数据处理，而这主要是由于1952年成为IBM总裁的小汤姆·沃森的影响。IBM从卡片到磁带是关键的转变。而且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IBM由此成了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商。20世纪50年代末，IBM在几年时间里扩招了2万名新员工。需要在神奇的新机器里存档和处理的数据也呈几何级数增长。IBM还开设了一个独立的分支机构——世界贸易公司（World Trade），负责制造并将IMB的计算机远销海外。老沃森不是工程师，但是他具备工程师般缜密的思维。他和福特一样，也会像销售人员那样思考，培养他的销售队伍，并且鼓励他们与公司客户保持密切的关系，客户的意见与建议是他管理决策时仔细考量的因素。不过，沃森仍保持着老派的管理方式。当他的儿子决定制作一张组织机构图时，发现有47个部门都得直接向他的父亲报告！[32]
美国的法律促进和保护竞争。战后，欧洲国家纷纷效仿美国。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权威支持下，司法部一直密切注意着美国大公司的动向。法学家认为IBM的租赁政策是贸易限制，因其业务的全面性导致销售显示器、打印机、同步电动机、变速箱、键盘和扫描仪等外围设备的公司停业。他们还向美国无线电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叫板，因为这两家公司不愿发放专利许可证。[33]
1956年的同意令制止了垄断行为，开放了数据处理、消费电子和电信领域的发展机会。现在美国公司和外资企业都可以获得宝贵的许可证，在不断成长的电子行业开发它们自己的产品线。1969年，第二次反垄断诉讼控告的是IBM的捆绑服务，从而扩大了电脑兼容领域的竞争。[34]不久，电信行业也感受到了反垄断调查的刺痛。
与此同时，IBM设计出一款可以迅速拆卸并迅速组装的计算机。慢慢地，客户开始抱怨IBM七种不同的计算机只能使用特定的外围设备。在这个节骨眼上，IBM不得不冒着风险，开发一些适用性更强的产品。1961年，IBM承诺将投入50亿美元——相当于公司三年的收入——设计一个更快、更小的通用计算机来取代它所有特殊用途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的系统结构与以往的完全不同。不过，它的收益回馈了它承担的所有风险。IBM的System/360对计算机行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是很可惜，在战后技术不断进步的环境下，即使是革命性的系统也只能领先一二十年。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市场的赌注一直很高。[35]
新的社会劳动力量
在17、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缺少劳动力。农夫主人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美国的13个州拥有大面积的土地，与欧洲人口富裕、土地稀少的构成完全相反。这种地广人稀的状况长久影响了美国对待工人的态度。欧洲的旅行者对于美国仆人的独立表示很吃惊，他们还对美国乡村男女的智力和文化水平发表了评论。19世纪末，大量的外国劳工涌入美国工厂，改变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特征，并且创造了劳动者和管理者之间巨大的社会差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数百万黑人搬到了北部和南部的城市，成为美国新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组织不同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劳动力是个严峻的挑战。工会在春风得意时曾用雇用、解雇、晋升以及评价工人的具体流程取代了大多数工厂的家长式作风。当选的工会管事成了车间里最重要的人。[36]对于黑人工人来说，这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在隔离的工厂内——他们大多数人——都会交涉，要求培养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工会大厅为工人提供社交、娱乐和教育等服务。工会组织还煽动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罢工，其中包括1936年和1937年汽车行业著名的静坐罢工。
劳工代表与管理者坐在了同一张谈判桌前，他们赢得的不只是更高的工资和申诉程序，他们还得到了许多管理者一直不愿给予的尊重。虽然从韦奇伍德到沃森，这些仁义的雇主都把员工视为同胞，但是工会却让大家认识到，非技术工人在工作场所也拥有和别人一样的合法权益。劳工和管理者和平地解决了大多数冲突，但是罢工仍在继续。1950年，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军队接管铁路，从而结束了一场罢工。1952年，钢铁工人罢工时，他试图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但是这些怒气在全国的工会车间之中散播开来。不过，经济繁荣为工人提供了通向高工资的最好出路。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1/3降至1973年的10%。[37]
美国人没有欧洲人那样到位或完善的社会保障。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简称UAW）的负责人，战前，他环球旅行了32个月，在世界各地都工作过。战争结束后，鲁瑟当上了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头儿，为了不景气时期的全额养老金、医保和工人工资保障，他亲自去国会游说。恰逢美国人对苏联的敌视日增月长，他的努力使他的想法听上去很像是社会主义——或者更糟，像是共产主义。于是这些要求被拒绝了，鲁瑟原本打算着手开展全美工人运动，但是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在谈判桌前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争取到了这些福利。而那些不属于工会的工人只能拿多少算多少。[38]
回顾往昔，像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等商业领袖反对养老金由公共融资支持是错误的决定。这些企业家背负着不断增长的企业成本，而这个负担原本可以通过公共资金来分担，罗斯福新政对抚养子女的家庭的援助就是这样实现的。20世纪60年代，除了高等教育的范围逐步扩大，社会改革的引擎也有了一个向上的推力。累进所得税和不断上涨的工资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20年，与此同时，经济也在全速前进。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向贫困宣战，不过现实的越南战争削弱了他许多的国内目标。
经济分析的语言抹杀了工人的个性，寻求劳工的认同由此变得更加困难。劳动力和土地、资本一起成了企业的重要组成。但是这三者的关系微妙，其中，有一些不人道的影响，因为它模糊了人力和物力在生产中的巨大差异。我们可以认为主流的资本主义观点是商业的另一笔额外收入。《纽约时报》近期头条新闻的标题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飙升》。[39]为什么不说是《中国的工人工资上涨》？即使像大学这样开明的机构，当谈及自己的劳动关系时，表现得也会像铁石心肠的雇主。在经济分析中，劳动所得仍贴着“工会征收的利润”的标签，而且进一步解析，可能还与“犯罪组织的强取豪夺”的意思相关。[40]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工会最开始一无所有，在这个歌颂个体的国家里，它只能依靠也必须依靠集体行动，即使它是雇用了大部分人的大公司。
公司易主时，工会起先赢得的合同就失效了。工会活动极大地刺激了管理者，他们尽可能多地使工作任务实现机械化。而对劳方来说更重要的是，企业界开展了一项长期的运动，想要撤销《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对工会的支持。企业界利用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成功地限制了某些工会活动。二战后的20年是工会的全盛时期，之后，它的成员一直在稳步减少。1970年，工会成员最多，占全美工人的27%；1980年，全美有1/5的工人隶属于工会；2007年，工会工人在全美工人中的占比下降到了1/8，其中大多数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20世纪70年代，一项立法努力以失败告终，这项工作想通过类似于《国家劳资关系法案》的条令，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提供保护。
《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只执行了短短12年，企业界就轻松地使《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获得了通过，工会因此失去了助力。地毯和家具生产企业为了避免工会化，开始把工厂移往南方。一到那儿，北方的制造商就与南方的国会议员形成了联盟，制止劳工对于支持性立法的要求。[41]雇主想把所有工会都挡在门外，他们不断啃噬着工会组织的权力。美国的企业界代表着一小部分人，他们在公开讨论时，总是对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利益含糊其辞。管理层在选民数量上缺少支持，但在一流的组织中得到了弥补。
美国还有其他竭力反对劳工的力量。工会强制征收会费，而且封闭式的工厂和商店（指只雇用某一工会成员的工厂或商店）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公平感。工会领导人的丑闻以及他们对基金的滥用也腐蚀了人们对工会的尊重。于是新现象出现了，工作流出了工业领域，流进了餐馆和医院等更难组织的工作场所。不管合法还是非法，新一轮的移民都给雇主带来了服从命令的劳动力，特别是1965年，修改之后的法律消除了对欧洲移民的偏爱，这种情况就愈加明显。[42]劳动者甚至在修辞上也输了阵，他们越来越少地被叫做“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被称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个名词模糊了生活优渥的专业人士与那些有工作却生活贫困的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公司雇的不只有工人，还有领薪的文职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对公司没有像工薪阶层那么强的对抗性，但是他们也常常遭受严厉的对待。高管可以毫无缘由地被迅速解雇。独一无二的例子要数国家收银机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的CEO约翰·亨利·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他把被辞退员工的办公桌拉到外面，浇上煤油，一把火烧了。还有一些员工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工人正在把他们的名字从办公室的门上刮去。[43]神经紧张的中层管理人员——那些夹在高管和工人之间的人——催生出了丰富的文艺作品。
文职人员如果在其他工作中体现出他们技能和责任心的价值，很少会因此获得报酬，但是大部分女性劳动者愿意接受这种不对等。当最高法院的第一位女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从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毕业时，她的毕业成绩在全班排第二〔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是第一名〕，可她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律师事务所的秘书。20世纪60年代，大量女性进入了专业领域，文职人员的工资开始上涨。很快，要求“同工同酬”的运动就全面展开，“同工同酬”这个名词源自20世纪30年代的劳工运动，但是后来专指针对女性的歧视性报酬。1963年，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签署了《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简称EPA），男女工资之间的法定差距开始缩小。从此以后，女性劳动者与男性劳动者的工资差距从59美分比1美元缩小到了77美分比1美元。
直到1973年，整个战后时代美国就业人口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强大的工会鼓励了商业文学中颂扬的水涨船高。商业在股票市场上获得了明显的公众支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自豪地宣布，它有100万个股东。到195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东达到了650万个，其中76%是小股东，他们是年收入少于1万美元的销售员和大学的初级讲师。
在自由的战后环境中，政府干预商业决策有了新依据——《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955年，州际商务委员会禁止了州际火车和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事实证明，这个禁令成了全国运动的出发点，最终解除了南部地区所有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和平抗议取得了全方位的胜利，因为法院规定商场是公共场所，不能压制人们在那里的言论自由。州和市的公平租赁房屋政策还禁止房东歧视潜在租户，只是执行机构很少监督这些常见的做法。本着同样的精神，药剂师近来也被剥夺了拒开药方的权利，比如避孕药，这可能违背了他们的良心。私营企业因其与公众的亲密互动，不再武断地作出影响公众的决定。
“跟着钱走”是水门丑闻的“内幕检举人”给调查记者的建议，但想跟踪这条线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美国、西欧、日本和部分拉丁美洲地区在战后繁荣的黄金时期创造的财富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生产力增长的下滑，德国、法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人有了大量的闲暇时光。西欧国家加大了对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投资，而且加强了对世界银行的支持。它们开始更多地资助公共服务。这些国家的客籍工人每年寄回家乡数十亿美元的汇款。2006年最高峰时，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寄回家乡的汇款高达240亿美元；尼加拉瓜的GDP中，29%是汇款的贡献。我们在移居德国的土耳其人和生活在荷兰和加勒比地区英联邦群岛上的库拉索人中也能找到类似数据。
战后繁荣的终结
大多数人都记得1963年约翰·肯尼迪遇刺时他们在哪儿，但很少有人能清楚地回忆起1973年他们在干什么。只有细细回想才能让我们看清，这一年经历的波峰和波谷多得比过山车还刺激。美元价值跳水，石油价格翻了两番。美国工会成员的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欧洲的出生率开始长期下滑。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绝无仅有的峰值。人们通常形容对外贸易的增长是出口的急速发展，给西欧和美国带来了持续的繁荣，但是1973年，这项增长也戛然而止。接下来的14年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44]
美国在越南战争上的军事开支大大地增加了流通中的美元的数量。林登·约翰逊总统宁愿让美联储印刷钞票，也不愿意征税。这一举动加剧了世界主要货币的持续疲软。由此产生的过剩使美国财政部很难继续把美元兑换成黄金，实现它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中作出的承诺。1971年，约翰逊的继任者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把美元拽离了金本位。现在，所有的货币都可以自由浮动。事实上，在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搅动下，这些货币疯狂地扑打挣扎了整整两年。[45]
侵蚀更快的是美国的石油生产。二战期间，同盟国使用的石油90%都是美国供应。当时，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所有中东国家生产的石油还不到全球产量的5%。20世纪50、6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对石油产品的旺盛需求改变了这一切。波斯湾成了世界石油的中心。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油田昼夜不停地生产，但是仍然不够。世界石油消费量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长，美国开发了它的全部闲置产能。1955年，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最高值，之后，美国更多的是依靠墨西哥、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生产的石油。1955年，2/3的石油经由苏伊士运河送往欧洲，这条运河找回了10年前英国离开印度时它曾失去的战略地位。1973年，充足又便宜的石油已成过去。中东石油储量巨大，但是阿拉伯国家的实际生产能力只能满足99%的需求，还剩下1%的缺口！决策者开始谈论石油危机。
经济气候失去了阳光，一场完美的风暴也正在远方酝酿。阿拉伯国家认为以色列卡在它们与全球相连的脖颈上，由此产生的敌意导致了一次耸人听闻的打击，使1973年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难忘的一年。那是十月的一天下午，250架埃及的喷气战斗机飞往苏伊士运河东岸，轰炸了西奈半岛上的以色列控制区。这一天是犹太历最神圣的一天。不过赎罪日战争仍是一次地区冲突，其他穆斯林国家并未决定使用“石油武器”。在这几个月中，这些国家把石油价格提高了70%，石油产量减少了5%。欧洲和美国的汽油价格因此上涨了12倍。接下来的20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GNP从4.6%降到了2.6%。通货膨胀找到了失业这个新伙伴。[46]
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欧佩克或OPEC）阿拉伯成员国的这些决策是在宣告主权；此前，这些国家基本都是从埃克森和壳牌等西方生产企业拿订单。[47]恐慌、震惊和难以置信传遍了世界，严重依赖石油产品的富庶国家变得紧张兮兮。迅速且不可预知的战争以及接踵而至的禁运令给不断上涨的价格增添了更多的动荡，也造成了偶发的地方性短缺。有关未来所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破裂了，但是它们并没有粉碎。在这场凶风恶雨中，唯一的一点慰藉留给了各地的农民和工匠，他们找回了之前流失到大城市的老客户。比如康涅狄格河谷上游的花农重获了曾转移到“花之州”新泽西的贸易，因为上涨的汽油价格显著提高了运输成本。这验证了一条古老的谚语：一个人的失意是另一个人的机会。
卡桑德拉是特洛伊王国的公主，阿波罗赋予了她预言未来的能力，但是却让她的话永远没人相信。美国的外交官詹姆斯·埃金斯（James Akins）就是现代版的卡桑德拉。埃金斯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务院进行了一次秘密的石油研究，面对美国控制的石油产量不断下降的现实状况，他非常详细地汇报了迅速扩大石油使用范围的后果。埃金斯的建议听起来非常熟悉，因为这些建议已经提出过很多次了：合成燃料的发展、更大的保护力度、高额的燃油税，还有研究运转工业机器的替代方法。[48]埃金斯的提议立刻遭到了斥责，说它夸大其词，很可能是虚假的，而且必定是非美国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