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早期，石油价格的意外上涨迫使人们开始关注工业世界的其他负面指标：放缓的经济增长速度、棘手的通货膨胀、上升的失业率、暴跌的美元和波动的汇率。大企业、大工会和大政府的自在理解正在分崩离析。滞涨不受欢迎的露面也暗示出国家决策者不再依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当私人投资不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时，凯恩斯会建议政府担起消费的核心作用，大萧条时期就是这样。战后，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听从了凯恩斯政策来抵御经济衰退。可惜的是，当大众的支出项目不再能刺激经济发展时，很少人会有勇气削减它们。这个疏忽导致了通货膨胀，再加上1973年的油价飙升，情况愈加严重。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现在总是并肩出现。实际情况不再支持原来有效的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正是听从了凯恩斯在需求下降时提出的建议，政府开支才创造了物价上涨的“胀”和销售停滞的“滞”。曾经似乎稳定的、可理解的、可预测的经济环境现在既不稳定，又令人费解。
20世纪70年代早期，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平稳特性突然消失了，这正是向新理论寻求帮助的时候。这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对这个时代有一些恰当的见解，或者说是看似恰当的见解。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写了大量有关消费者行为和公共政策的文章，其中很多是与他的妻子罗丝合作完成的。弗里德曼分析了新数据，解释了不稳定的通胀率其实是导致失业的原因，因为通胀率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它危害了债权人和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也迫使政府作出了一些明智或不明智的举动。弗里德曼建议减少经济活动中的政府参与，这样市场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通过价格，将简单纯粹的信息传达给市场参与者，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作出最合理的决定。
作为货币理论方面有影响力的作家，弗里德曼建议政府把货币供应限制在小幅增加的范围之内。作为公众人物，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在著书立说，他想让公众重新了解“经济人”，也就是凯恩斯曾质疑的理性经济人。弗里德曼重申了经济学家初期的信念，即市场会帮助人们选择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他说，竞争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最合适的运作方式。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念很快就渗入了公共政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先采纳了他的建议，然后是美国。1981年，里根总统宣称“制止政府职能扩张，逆转这种形势的时候到了”，但是他也承认命令可以使政府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1]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掌权的那段时间，弗里德曼被铺天盖地的奖赏、奖项和任命所环绕。而在实际应用中，仅1979～1982年这几年间，货币主义受到了美联储的支持。货币主义仍然无法避免国家陷入经济衰退。
并不是所有政府干预经济都是受凯恩斯理论的启发。其中大部分是在追求社会目标。20世纪60年代，立法机构开始管理对环境或濒危物种有较大影响的工厂。其他法律还涉及改善工人的安全、消除雇用和住房中的歧视，以及保护消费者等问题。弗里德曼在没有讨论社会效益和道德效益的前提下，指出了这样做对竞争的负面影响。[2]他的著作成为放宽管制运动的依据，放松管制运动解放了信贷机构、电信公司和能源部门。他坚信自利能胜过偏见，因此他预言雇主不会歧视工人，因为不把工作提供给最好的申请人会损害雇主自身的利益，许多实地研究都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其中最有趣的或许是盲人参加管弦乐队面试的比喻，这对于女性申请人来说是很大的鼓励。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和2000年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再次激起了凯恩斯主义与弗里德曼理论之间有关政府支出和政府约束的争议。凯恩斯主义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更好，但是国家本身却因听从了弗里德曼的建议而受苦。
不过，弗里德曼的观点对企业负责人和决策者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在民主党和共和党行政机构的支持下，第一波放宽管制开始了。法律允许航空公司和货运公司可以竞争性定价。因为交通运输行业被视为需要稳定和保护的公共服务，所以它的监管一直特别严格。一大批具有公民意识的男女也一直在努力解除对投资银行的管制。与此同时，新毕业的MBA带着提高银行利润的新想法走进了银行的行政办公室，在这种压力之下，银行与企业客户之间传统的长期关系开始破裂。[3]1980年和1981年的两部法律放松了储蓄和贷款机构的会计准则，并且减少了抵押贷款的最低首付。银行轻装上阵，发放了更多的贷款，美国个人债务自此开始了它30年的攀升。十年内，700多家储蓄贷款机构倒闭，耗费了承保人和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但是放宽管制的运动仍旧没有减速。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故乡的制造业也发生了痛苦的变化。跨国公司不断寻找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建立它们的新工厂，人、财、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全球通信的加强使这种流通更加容易实现。特别是美国因此失去了许多高薪的工厂工作，这些工作曾使数百万美国家庭成为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从纽约州的水牛城一直延伸到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钢铁中心很快就输给了墨西哥、中国、韩国和巴西。日本和欧洲廉价的进口钢材进口到了美国。从前烟囱林立的地区现在变成了铁锈地带。虽然金融、计算机和服务等行业创造了数百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但是美国人还是习惯于他们制造业的实力。新领域促进了收入转移：最低工资的工作出现在快餐店和护理机构，而华尔街和硅谷的居民则拿着高薪。
小说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近期评论说，“众所周知”，我们正在见证“资本主义的终结”。[4]这一说法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多次被提及，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制度，一组特别容易中断的指令，一项正在进展的工作。除非你检查了这些类别，而不只是参与者和实践者，否则资本主义看上去都一样。比如，人们一直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在开放的世俗社会中才能繁荣发展，因为在这些地方，产权具有强制性，个人野心从母亲的膝头就开始培养。20世纪下半叶，七个成功的案例表明，资本主义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生根——在政府的监管下，在提倡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范围内，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其实非常强。
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
第一个反补贴的例子出现在日本，日本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经济转型。接着，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70年代也跳出了传统的囚笼。有时它们也被称为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简称NICs），四小龙的起飞脱离了日本的控制，就像日本以前脱离欧洲和美国的控制一样。印度和中国发展得要慢一些，它们是全球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37%，这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日本似乎是希望不大的工业化候选人，更不用说快速工业化。一个3000万人口的东亚岛国在19世纪中期故意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又在20世纪末突然成为杰出的军事和经济强国。在1820～1970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工作报告中，日本名列第一。日本的GDP增长了25倍，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井喷式增长。[5]如果以1820年最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准，同一时期，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德国增长了15倍，美国增长了18倍。西方工业化的顺序一般是从纺织制造业和矿业发展到冶金工业、铁路建设和重工业，而工业化的能源从水力发展到燃煤产生的蒸汽动力，再到发电机提供的电力。消费品慢慢地从生产资料中释放了投资，整个过程经由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决定，以或多或少的试错方式完全实现。
日本没有逆转这个进程，但是它偏离了西方国家设定的模式，这证明了资本主义可以走不同的路。日本缺乏重工业需要的重要原材料，所以它必须进口铁和煤。政府提出了一项出口纺织品、鞋和饰品的计划，可以偿付这些必要进口品的支出。日本凭借自己借鉴外国技术的出色能力，并在持之以恒的精英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这一切。日本的小屋缫丝、食品加工和各种工艺品等传统产业使用水力顺利进入了20世纪，但是到20世纪10年代，电动机迅速取代了蒸汽机，你甚至可以说，日本跳过了蒸汽时代。日本还沿袭了自己的传统路径，把现代化的生产和金融交到了三井、三菱和住友等极少数家族的手中，这些家族后来在钢铁和汽车制造等不同的经济领域成立了股份制贸易公司。这些家族企业与美国公司不同，它们内部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企业的管理者通常都是从业务阶梯的最底层一步步向上走的。这些大工业家族执行着严格的中央控制，培养了内部人士组成的特权集团。他们还限制外国人的投资机会。[6]
即使有军事支出，日本的政府开支在经济中也仅占它年度总投资的7%～11%，相比之下，美国的政府开支的占比是28%。日本政府在资本筹集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大概30%～40%，直到一战期间，私人投资才开始成功。正如所料，日本也有它的韦奇伍德、瓦特、卡内基、洛克菲勒、蒂森、西门子，这些人为日本成功的工业化奠定了企业基础。丰田佐吉（Sakichi Toyoda）和托马斯·爱迪生一样，也是天生的发明家和商业改进的组织者。1867年，丰田佐吉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他一心一意想要设计出更好的动力织机，一生都在为这个目标奋斗。在他生活的地区，几乎每个农家都有一台织布机，家里人可以织布赚取额外的收入，因此他非常熟悉织布机的构造和操作方法。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丰田佐吉吸引了英国公司普莱特兄弟的注意，普莱特兄弟公司当时主导着世界纺织机械的市场。1929年，丰田把他的G型自动织机的生产权卖给了这家公司。这份合同犒劳了他的天赋和毅力，也标志着日本技术的进步。对于棉布生产商来说，丰田的织机似乎是一项有利的投资。它的价格是传统织机的三倍，但是能让单人操作的产出增加十倍，不过它没有流行起来。对于普莱特兄弟来说，丰田织机的失败揭露了英国纺织工业的主要弱点：劳工组织的力量。很少有制造商会购买普莱特制造的丰田织机，因为他们的工人害怕自己被淘汰，会进行抗议。英国工业界为实现短期的和平，听取了工人的意见，却失去了它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纺织品的市场份额从82%下降到了27%，而日本的市场份额则提高到了39%。日本纺织品制造商协会能够买到廉价的原棉，这也有助于他们市场份额的提高。虽然日本最终输给了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但它还是保住了制造纺织机械这个厚利的生意。[7]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丰田织机制作所（Toyoda Automatic Loom Works）若不是因为与丰田汽车公司的渊源，不会受到这种关注。1930年，丰田佐吉在临终前奉劝另一位发明天才，他的儿子喜一郎要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丰田喜一郎参观美国时，看到规模生产的福特T型车非常惊讶，后来，丰田佐吉用第一桶启动资金把他的儿子推上了汽车制造的道路。当时，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还主导着日本的汽车市场。丰田喜一郎基于家族自动织机的技术开发出了他的早期汽车。为了适于日本书法，他把汽车的名字从Toyoda改成了Toyota。
1936年，日本政府很好地改进了积极的殖民政策，利用新的许可法把大部分汽车业务抛给了丰田和日产。20世纪30年代，这两家公司都成了大型控股公司。它们的高管都是军人，他们的市场策略都是以先进的技术为基础。这两家公司的资本都是国家资金，而不是银行贷款，不过，丰田汽车的营运资金确实有一部分来自于丰田织机制作所的累计盈余。[8]1894年和1904年，以及一代之后的1937年和1941年，日本政府的开战决定把日本工业推进了战备状态。日本实业家一直是大东亚共荣圈以及日本积极的战前外交政策最热心的支持者。1945年，美国的空袭摧毁了日本的战争机器，但是没有毁掉日本组建机器的技术。
从资本主义历史的角度来看，1945年，日本向美国投降比它早前短暂的帝国成功更令人惊讶。除了保留天皇这一个条件，日本接受了“无条件的”投降，美国任由日本重建自己的形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是同盟国在日本占领区的最高指挥官。他做事的彻底精神以及不存在暴行的美军震惊了日本人。日本解除了武装；监狱清除了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政党和工会鼓励人民参与建立他们期望中的战后民主。
日本人建立宪法非常缓慢，于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工作人员参与了进来，开始推进这项工作，他们组建了类似英国的立法机构，并授予它权力，还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土地改革把200多万英亩的农田放入了近500万佃农的手中，农村经济因此兴旺起来。接着，占领者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制造业，他们试图解放战前的大型控股公司。[9]后来，国际政治进行了干预。
受到苏联支持的朝鲜进攻韩国时，美国领导一支联合国行动部队打击了进攻者。美国的注意力从改革日本国转向了加强它抗击共产主义的力量。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出现加强了东方的冷战，使美国顾问们偏移了他们推动民主的初衷。[10]日本成了冷战的前线，这对它有重大的影响。1952年，正式条约的批准加快了美国占领的结束。日本同时也签署了一项协议，为美国的军队、船舶和飞机提供基地，这一行为等同与西方结盟，排斥了苏联、中国以及亚洲的中立国家。朝鲜战争拉动了日本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因为日本竭尽全力地为美国军队提供服务，为它们的战斗提供军需装备。
1950年，了不起的美国人威廉·爱德华兹·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作为同盟国最高指挥官的助理来到了日本，他在日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才能给该国先进的实业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戴明接受过物理学、数学和统计学方面的教育，他是一位天生的老师，总结出了易读易记的学习方法，比如改善经营绩效的戴明十四点、七个致命的弊病和进步的四个障碍。他的中心思想是，生产是某种系统，关注细节可改善生产，而每一个生产阶段的持续改进可以提高成本效益。他首创了著名的日本团队制，即在一个团队中，研究、设计、销售和生产人员密切合作，往往能加强团队精神，消除工作场所的紧张感。戴明荣获了天皇授予的瑞宝章，日本领导人认为戴明是日本战后工业的重生之父。
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参谋们就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来帮助日本的保守派。整个20世纪下半叶，只有1993年，自民党的领导权有过暂时的中断，其他时候它一直雄霸着日本政坛。占领接近尾声时，日本政府启动了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它称之为合理化改革。日本的目标是从钢铁行业开始，让日本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具备竞争能力。1953年，全球最现代化的集成钢铁厂在东京湾复垦的土地上建成。它通过一系列连续的生产步骤，把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11]其他日本钢铁企业很快纷纷效仿，显示出战时被摧毁的日本工业基地的反常优势。废墟的瓦砾一扫而空。日本的实业家在失败中发现了灵活性的优点。
这种灵活性并未扩展至政府。日本对美元的持续依附延伸了它对二战胜利者的依赖。官僚机构、大企业领导者和自民党成员之间的勾结逼迫他们的对手退出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社会党和民主党定期选举议会上院和下院的成员，但却很少行使任何实权。重大的例外情况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左翼政党凭借支持他们的国家共识，推动自民党解决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政党是日本这个不同的封闭体系的安全阀。这种模式无疑非常符合日本的战前体制。日本领导人总是受到决策变化的阻碍，或是因为独立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妥协需要应对即将发生的事件。
1953～1973年，欧洲和美国享受了20年的经济大繁荣，日本经济年均增长10%的记录更是令人印象深刻，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史无先例，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旗鼓相当。[12]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对国内市场进行了保护，使其避免了与欧洲和美国的竞争，丰田、日产和本田因此在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上获益良多。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这把保护伞的庇护之下，丰田和日产建立了新工厂。它们利用“即时生产系统”开创了所谓的精益生产。这种生产计划原本是为了适应用一台机器完成几项任务的战时需要，因为战争中无法生产大量的备品备件。工厂厂长不能分配一台机器只生产一种配件，比如左挡泥板。他们也没有空间安置很长的生产流水线。所以他们没有库存零件，而且必须在狭小的空间里完成汽车组装。
战后，外来者研究了即时生产流程，宣扬了它们的优越性。为了与美国的规模生产形成对照，他们称其为精益生产。精益生产不仅减少了库存零件，而且强调了要由熟练的工人使用无缺陷的组件精密地进行装配，这些工人不能姑息生产线上的任何瑕疵。精益生产印证了“小即是美”的理念，它利用更小的空间、更少的备件，使生产汽车的每一个步骤、每一块材料的价值都得到了提升。零件也是即时准备的。[13]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眼看自己的市场份额像七月烈日下的冰块一样慢慢消融，却拒绝效仿某些成功的日本技术。这又一次拉响了警铃，创新使资本主义不断向前，但是顽固的管理精英却避开了对创新承诺的兑现。
日本从美国那里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交换条件。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政府为了补偿日本为美国军队和飞机提供基地，承诺日本可以进入美国市场。起初，底特律并没有重视1960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United States-Japan Mutual Security Treaty），但是它很快就感觉到了日本进口汽车的竞争压力。[14]20世纪70年代，油价不断上涨，日本汽车制造商以小而时髦的节能车型打入了庞大的美国市场。丰田和日产没有经由入股美国公司来获得当地的市场份额，而是冒险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美国发展自己的经销商。不久，丰田和日产就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它们的全球汽车工厂每年推出将近5000万辆新车，在汽车行业位居第一。[15]日本人是精明的汽车营销者，这有助于解释丰田如何在经营77年后，于2008年超过通用汽车，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欧洲经济的结构结合了劳动者和管理者两方的利益，他们通过公共和私营组织共同工作。美国经济更具竞争力，而且我们可以说日本经济存在家长式作风。最卓越的日本公司就像是一个由股份制公司组成的大家庭，这些公司在控股公司的指导下各自经营它们特定的事业。这种安排避免了恶意收购。我们不应该把日本公司的家长式作风与父权混淆，因为与美国的分层决策不同，日本的想法通常是自下而上的渗透。中层管理者和本地管理者都形成了很多经营方式；一切着眼于对技术和才能的内部培养都必须把目光放长远。[16]
日本企业属于控股公司，而不是某单一行业的卡特尔成员，但是控股公司下属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可能非常激烈。虽然近几年，家族纽带——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的——略微松开，但忠诚于自己的集团仍然很重要，这一点在西方并没有发现。日本人喜欢稳定的家庭和朋友，日本企业也愿意发展并保持长期的关系。甚至劳动关系表现出来的特点也是经历了长期痛苦打击后的相互信任。20世纪4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衰退时，作为解雇25%的工人的交换条件，丰田公司与工会讨价还价，作出了终身雇佣制、[17]按年资加薪以及奖金与利润挂钩等承诺。对于拥有100多名工人的企业来说，终身雇佣制有助于稳定日本的劳资关系，即便它设置了一个可能会对未来造成伤害的刚度。
日本还因美国发生的另一事件而受益。1958年，在针对RCA、IBM和AT&T的反垄断案中，最高法院签发的同意令迫使这些公司把专利许可免费授予了申请使用的国内公司，卖给了国外企业。RCA瞅准了这个赚钱的机会，它利用专利许可迅速实现了短期利润的最大化，但却忽略了使它成为电视和无线电设备领导者的研究和设计。[18]彩电的竞争与全美汽车比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ock Car Auto Racing，简称NASCAR）的活动非常类似。领先者是挥舞着创始人彩旗的RCA，还有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西屋电气和德律风根（Telefunken）。RCA在冲出重围领先多轮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从而使同一竞技场上的新贵索尼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冲在了前面。新参赛者索尼在设计和维修方面投入了重资，保持了它的领先地位。RCA出售专利的政策加速了彩电技术向日本领先消费电子企业的转移。
RCA最终彻底退出了竞争，还带上了美国其他的消费电子产品公司。这场比赛变成了索尼、三洋和松下等日本公司之间的角逐，它们开始收购倒闭的美国公司。1972年，成立刚满26年的索尼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自己的彩电工厂，一年可以生产45万台彩电。70年代剩下的几年里，东芝、三菱和日立的发展也紧追慢赶，纷纷效仿。日本人因此对RCA心怀感激，1960年，当RCA的首席执行官大卫·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访问东京时，天皇居然授予了他旭日章！（作为一名年轻的报务员，萨尔诺夫还曾因收到下沉的泰坦尼克号发出的遇难信息而获得勋章。）日本企业巨头的规模和范围给这些大胆的举动创造了机会。[19]
1947年，晶体管在美国亮相时，更多的是军事用途，并没有应用在商业上，但是索尼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很快将它变成了非常流行的商业产品——晶体管收音机。索尼专门研究小型化。因为财力雄厚，索尼投资的研究生产出了磁带录音机、音响设备、录像机、数字光盘、视频游戏和摄像机。1996年，韩国公司LG买下了天顶（Zenith）的大部分股票，这是美国最后一家生产电视机的公司。这次收购看起来就像是美国消费电子产品的墓志铭，直到10年以后，苹果公司用iPod夺走了索尼在数字音乐领域的领先地位。
个人电脑的到来
美国利用20世纪80年代的明星产品之一——个人电脑保持了市场领先地位。个人电脑大出风头以前，制造业、零售业和金融公司早已开始使用计算机处理数据。这为外围设备、软件和所谓的芯片创造了市场，芯片是小的晶体硅半导体，把它放在集成电路上可以变出很多电子戏法。顺便说一句，半导体不是兼职的铁路工，它像硅一样，是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元素。
随着计算机组件的价格下降，全国各地的爱好者开始组装自己的小型电脑。1975年1月，《流行机械》杂志的封面故事讲述了这些业余爱好者的一项成就，吸引了当时22岁的保罗·艾伦（Paul Allen）和20岁的比尔·盖茨的注意力。他们自此加入了电脑新手的行列。差不多同一时期，20岁的史蒂芬·沃兹尼亚克（Steven Wozniac）和史蒂芬·乔布斯（Steven Jobs）也在车库里创立了他们的苹果公司。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表现得更出色，他在得克萨斯大学的宿舍里装配出了与IBM兼容的定制电脑！三个商用个人电脑的品牌从这些早期成就中应运而生——苹果（Apple）、康懋达（Commodore）和雅达利（Atari）。
IBM注意到了这些创业公司，它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思考微型计算机的未来。因为硅芯片的巨大进步，个人电脑非常可能成为现实。一张邮票大小的芯片可以容纳数百万个晶体管。1980年，IBM特别小组提交的报告说，如果在公司范围内设立一个独立运营的单元，负责设计开发操作方式更像是系统而不是设备的敞开式机器，那么IBM可以迅速进入这一领域。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个小组还建议IBM从市场上购买可用的微型计算机组件进行组装，而不是自行研发专利产品。[20]管理层给这个项目亮了绿灯。IBM最终选定了英特尔的芯片。它还从微软订购了某种个人电脑使用的语言，后来又定制了操作系统。
这些决定也给英特尔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以及微软的盖茨和艾伦带去了名利。诺伊斯经由晶体管发明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介绍进入电脑行业，他组装了一个集成电路，可以把晶体管焊接在一块硅片上。盖茨和艾伦最终在西雅图附近安顿了下来，他们在那里出品了一系列计算机语言，以及微软磁盘操作系统MS-DOS。IBM强大的营销体系也提高了这两家主要供应商的收益。后来，IBM进一步同意微软可以授权其他品牌的电脑应用它的操作系统，英特尔和微软从此拥有了工业历史上最赚钱的特许专营权。就这样，比尔·盖茨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男人，因为与英特尔不同，英特尔依靠的是风险投资，而他和艾伦是借钱创业，并且用盈余继续投资公司。[21]个人电脑的早期竞争导致了市面上各种互不兼容的系统。人们希望电脑具有兼容性，这样他们就可以共享文件了。盖茨利用与IBM兼容的MS-DOS系统开发了这个潜在市场，这个系统在IBM的通用硬件组件上都可以运行。苹果则凭借它的封闭系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边缘参赛者。
IBM迅速地实施了它的计划。两年之内，IBM每45秒就能生产出一台个人电脑，但是仍然无法跟上需求的增长。个人电脑飞进了千家万户。作家和教师把他们整洁的IBM电动打字机搬进了车库，或是送去了慈善机构，用他们新的台式电脑开始了另一段且喜且忧的旅程。电脑的普及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机，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许多人并不真的需要电脑，也很不熟悉它的独特的使用方式，为什么还会付出3500美元去买一台如今个人电脑的原始版本呢？商家很快发现，他们可以在每个工作站点使用个人电脑，并且在这些电脑之间构建一个网络。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上花费的每一美元中，个人电脑就占了80美分。[22]“接口”原本是一个制衣的术语，现在它还可以解释为电子设备之间的连接，比如计算机上的内存芯片或打印机等外围设备。《时代周刊》的封面称个人电脑是“年度机器”，而打字员则变成了文字处理软件。
IBM的成功结束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电脑公司的生命，它们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挑战美国在该领域近乎垄断的地位。1997年，超过1/3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个人电脑，个人电脑的销量每年都在增加。[23]同一年，IBM还把300多万台微型计算机通过海运送到了很多工商企业。复制生产个人电脑的市场机会催生了不少创业公司，它们钻了个人电脑没有专利的空子。台式电脑的普及也创造了设计特定应用软件的市场。计算机行业的竞争一直都很激烈，演进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到20世纪80年代末，苹果、IBM、戴尔和康柏在个人电脑市场上势均力敌。1999年，IBM的市场份额从50%下跌到了22.3%。[24]
汽车制造并不是日本人唯一的重要产业。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进入了电脑和电视、录像机和DVD机等消费电子产品领域。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当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司无法跟上IBM大型机和插件兼容机的发展速度，而对打印机或调制解调器这类可以与计算机连接的物品来说，插件兼容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名词。日本公司决定继续为国内市场生产大型计算机。两项出乎意料的发展回报了这一决定：IBM进入了个人电脑，互联网创造了对大型系统的新需求。此外，大型企业开始创建它们自己专用的网络系统，大型计算机的新需求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个人电脑风靡时，这些大型计算机曾被遗弃。日本收复了大型系统的欧洲市场，并且随着电子市场的进步，这个优势地位一直保持至今，而欧洲人则转而依靠他们的优秀软件。[25]
个人电脑的另一次技术进步
个人电脑用户很快彼此相连，形成了知识、信息、数据的聚宝盆以及个人信息系统。网络能将公司或组织范围内使用同一台主机电脑的人连接在一起，这启发了一些研究人员的灵感，他们同理开发了经由电话线或电缆连接个人电脑的技术。互联网的真正源头是美国国防部，1969年，国防部连接了政府和大学实验室的小型计算机。各种网络从阿帕网（ARPANET）开始陆续出现，最初这些网络只覆盖大学。慢慢地，阿帕网失去了军用的生硬刻板，更像是亲切的学术派。政府资助启动的这个项目成了21世纪最大的商业成功故事。
1969年，远程通信网络的远程登录协议（Telnet）投入运营，1975年，远程通信网络可以利用一个商业组件进行远程登录。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个人电脑，因此与其他电脑连接的需求成倍增长。微调的技术完善了互联网。[26]20世纪80年代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简称EONR）的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和罗伯特·卡里奥（Robert Cailliau）开发了一个系统，可能超越电脑的连接，经由互联网使用超文本进行信息的传输。随着电脑用户逐渐发现了网络的妙处，他俩开发的万维网（World Wide Web）实实在在地走遍了全世界。商业机会即刻出现。许多国家的数百张报纸很快就可以在网上阅读。银行和航空公司也鼓励客户通过它们的网站来操作业务。后来，在信息的海洋中查找资料成了问题。1993年，伊利诺斯大学开发出第一个图形界面的浏览器——马赛克（Mosaic）。公众很快就熟悉了这个浏览器，还有它的开发者网景公司（Netscape）。紧接着，微软网页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简称IE浏览器）出现，开始蚕食网景公司的市场份额，后来又有了火狐浏览器（Mozilla Firefox），它们不停地改进服务，看似一场永无休止的竞赛。
网页浏览器的流行和个人电脑一样出人意料，它可以提供网上教程、百科全书，并且能够下载电影和音乐，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没有远程通信网络和它的得力助手浏览器的世界。资本主义坚持不懈地寻找新的获利方法，互联网因此变成了零售购物车。互联网能够自由访问的特点吸引了用户，这些用户反过来成了广告业欣欣向荣的基础。因为即时信息能带来满足感，所以移动的图像更有吸引力。2005年，在没有银行这个经纪商的情况下，创业公司开始通过互联网把借贷双方连接在一起，发放贷款。如今，互联网用户接近10亿，比6亿的手机用户还要多。[27]可惜的是，这种灵活性取悦了消费者，也增加了欺诈的途径。音乐界和出版业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们必须保护自己的作品不会在互联网上非法共享。
1994年，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华盛顿贝尔维尤的车库里创立了亚马逊公司（Amazon.com）。贝索斯是互联网零售业的先驱，他使公司名称的一部分“dot.com”流行了起来。没过多久，商店或专业服务请顾客查看www.××.com的情况变得非常普遍。亚马逊飞速增长，从最初的库存书籍开始向其他商品扩展，在这个过程中，它曾遇到过难关，后来它向其他零售商开放了站点，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今，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黄页电话簿，包含了从褶灯罩到西班牙凤尾鱼等一切备查信息。因为这些零售的新方式，服务客户的成本大幅下降，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的经济正在放缓，而这些新的零售方式大幅降低了服务客户的成本，从而为美国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竞争能够刺激企业有更出色的表现，而互联网庞大的客户群体使成功更加明显，它创造了超级大赢家和大量的失败者。
除了这些发展之外，还有一个叫电子邮件的东西悄悄出现。最初，只有使用相同计算机系统的人可以相互发送信息，后来有了互联网，更多的用户可以使用电子邮件。20世纪80年代，电子邮件的普及率骤然上升；现在，电子邮件有6亿多用户，它成了使用范围最广的互联网工具。尽管电子邮件并未淘汰电话、传真机和邮政服务，但是它缩小了它们的势力范围。美国的邮政服务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绰号——蜗牛邮件。
1996年，互联网的新问题出现了：面对网络上大量自由流动的信息，如何实现更容易的检索。此时，我们的画面中再次出现了两个20岁的年轻人——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出生在俄罗斯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他们用新的“搜索引擎”给出了答案，他们把它叫作谷歌（Google）。谷歌是又一项非凡的成就，它现在甚至变成了一个新动词，比如“我谷歌了一下，了解了它的历史”。在与另一个受欢迎的搜索引擎——雅虎之间旷日持久的竞争中，谷歌最终胜出，2005年，谷歌的市值飙升了差不多2000亿美元。谷歌在持续的研究中不断即兴创作，开发出了带有视频聊天功能的电子邮件服务。它还收购了视频网站YouTube，人们可以在这里分享新闻剪辑、娱乐和业余搞笑等视频资源。谷歌现在也是世界最大的广告销售商，它一直在看似毫不费力地改进着自己的增值服务。[28]
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宣布——相当精确地——一个集成电路板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就会翻一番，这极大地扩展了电脑和电话的功能。手机变身成了智能手机，掌上电脑和iPod加入了个人电脑的功能。尽管没人预测，但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电脑价格每年下降20%。[29]不过，没什么能比得过手机价格的变化。1987年，摩托罗拉手机还是售价3996美元的奢侈品；现在，只要与电信公司签订为期两年的使用合同，就可以免费获得手机。
由于在晶体管方面的杰出贡献，威廉·肖克利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决定开办自己的公司肖克利半导体，于是回到了家乡帕洛阿尔托。很多人追随肖克利而至，集结在帕洛阿尔托的周边，后来这里就成了广为人知的硅谷。从马萨诸塞州迁到加利福尼亚州对创业公司非常有利，因为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中强大的“无竞争”条款更偏向于既有公司。这些法律限制了前雇员利用在公司学到的经验开创自己的事业。这些制度安排几乎是看不见的，但是对于培育创新却至关重要。
在华尔街这个高度资本主义的时尚圈中，在加州创业的百万富翁个个都很惊人：他们年轻、不拘礼节、崇尚平等而且绝顶聪明。这些软件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欣然接受了“奇葩”的称谓，他们一点也不像下曼哈顿区的居民那样酷。几十个男人（还有一些女人）最初的成功让很多男人（和一些女人）利用巧妙的商业计划得到了风险资本家的支持。硅谷的网络公司因此蓬勃发展，直到它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交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买家。大大小小的投资者一窝蜂似的急着参与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中来，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公司的IPO总是销售一空。20世纪90年代后期，炙热的投机空气吹爆了互联网的泡沫，但是硅谷工程师开发新应用程序的热情却并没有消减。经历了10年轻度的经济衰退之后，硅谷再次出发，用计算机世界的人的语言来形容，就是它重启了。2007年，硅谷吸引了价值1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相比之下，所有欧洲国家获得的风险资本加在一起也只有72亿美元。[30]同一年，美国发明家申请了8万项专利，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申请的专利总和还要多。
信息技术充分利用了美国人对新事物的开放态度。消费者迅速抓住了拥有个人电脑的机会，为IT业的惊人增长奠定了基础。IBM不断追赶市场上的新产品，它带来的资源、学习基础以及营销知识对于支持年轻的行业来说非常必要。IBM的主要供应商英特尔和微软也成了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它们投入了大部分的利润继续推动现代科技不断进步。不过，个人电脑的热潮削弱了IBM的优势地位。因为没有专利组件，新来者很容易进入这个领域。个人电脑的简单易操作解放了用户，他们不用再依赖IBM的传奇服务。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在心理上，美国的电脑、外围设备、互联网、万维网和电子邮件的成功都提振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但是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决不容易。2002年以前，美国一直主导着技术市场，2002年，美国的高科技产品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超过了500亿美元。[31]如果意识到苹果从中国进口iPod，我们对贸易逆差的担忧可能会减轻一些。因为苹果会在中国制造的基础上增加有价值的组件。
与欧洲的计算机公司不同，日本大型企业——富士通、NEC、东芝、日立——的规模，以及它们在电子设备和电信领域的经验，使它们可以经受住美国的成功风暴的洗礼。在政府的支持下，富士通、NEC、日立公司成了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32]网络引起欧洲大型计算机系统市场的复苏，于是日本与IBM在这个市场上展开了竞争。20世纪80年代后期，IBM对外放开了非专有组件的克隆技术，日本企业大举进入了个人电脑市场。1996年，在全世界个人电脑的销量排名中，只有IBM、戴尔和康柏电脑能超过富士通、东芝和NEC。个人电脑的广泛用途产生了连锁效应。新的应用程序、外围设备和增值改进层出不穷。索尼利用光盘只读存储器（CD-ROM）打进了电脑市场，把电脑从数据处理装置变成了多媒体设备。因为日本的大型公司云集在东京和大阪，为创意的自由交流创造了机会，所以才有了现在消费电子产品和电脑领域中大部分复杂优雅的日本技术。[33]
不过，往日的竞争者似乎也没有投降。美国的半导体和电脑制造商怀揣着竞争精神又冲回了日本市场。IBM和微软在日本市场上打出了一记重拳，它们解决了两个不相容的问题，一是解决了西文字母与日本象形文字，或者说是与汉字不相容的问题，二是解决了各种各样的日本电脑和外围设备不能共享的问题。它们利用老式的通用戏法进行设计，推出了新日语版本的Windows 31.J，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系统可以在日本所有的高端计算机和个人电脑上运行。[34]为此，计算机领域技术创新的弹力球又蹦回到了美国这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