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四小龙
所有与微处理有关的世界市场都促进了四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也就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它们的成功轨迹质疑了某个普遍的信念，人们曾经认为经济大国圈子之外的国家无法超越自己，实现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20世纪60年代，在持续繁荣的暖阳下，战后的西欧经济如凤凰涅槃般开始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现代化已步入了最后阶段，所有国家都能获得充足的投资资本，这是十分乐观的预测，繁荣第一次走进了每个国家的未来。[35]西方纯粹的资本注入和技术引进并未改善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状况，所以现代化理论理所当然地被丢在了一边。
冷战期间，国家分成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不结盟三派，一位法国人口学家首先提出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概念，区分了西方的第一世界和苏联势力范围的第二世界，以及世界其他的不结盟地区。前两种说法并未流行起来，但是“第三世界”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词语。舆论非常敏感地把旧词“落后”换成了新词“欠发达”。第一世界认为，第三世界没有欠发达地区那么多的穷人。西方以外的国家也不再有殖民的依赖关系，它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信念表明发展只是几步之遥。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参谋们建议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如果它们专门出口原材料——牛肉、食糖和黄豆——并且从西方国家进口制成品，那么它们可以很好地积累发展所需的资本，因为贸易条件正在向有利于它们的方向改变。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制成品需求推高的价格远远超过了原材料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所以核心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会繁荣发展，而周边国家的经济却仍旧停滞不前。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安德鲁·冈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提出了依赖理论，回答了某些国家为什么没有或无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落后是源于第一世界的决策。欠发达不是一个阶段，而是永久状态，是经济赢家运用政策的蓄意结果。现代化是虚构的怪物，并非不可避免。先进的工业强国鼓励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寻找自己的有利位置，是要它们永久地停留在外围，是要它们永远无法摆脱依附的地位，除非它们退出这个胜算不大的游戏。[36]
依赖理论的理论家建议外围国家进行彻底的改变。它们应该对外界提高原材料的价格，并且开始自行生产一直进口的制成品。这种进口替代计划可以制止西方国家的剥削，而且可以节约宝贵的外汇资金。他们还强烈暗示，欠发达国家不可能积累出足够的资本，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飞跃。一些拉丁美洲的专家跟踪调查了区域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经由CIA和跨国公司操纵的剥削，这个说法成为依赖理论的一个阴谋注释。[37]2000年，阿根廷采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经济出现了回退，这进一步证明了美国的险恶用心。由于鼓励国家大举借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受到了牵连。外围国家能以有利的条件进入世界市场的想法似乎就这么死了，直到东亚国家证明了这个想法确实可以实现。
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都证明了依赖理论的错误。它们的经济起飞依靠的是自己，而且它们还实现了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日本100年所做的事。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成功发展源于土地改革，这一步骤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通过援助计划对台湾地区和韩国领导人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只是把土地所有权从悠闲的精英手中转移到劳作的农民手中就产生了许多深远又持久的后果。农作物产量上升、食品价格下降，大众购买力提高。来自于新地主的税收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化肥和设备，而且农民的教育项目也在不断增加。[38]与17世纪的英国一样，农业改良后，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务农了，多余的劳动力就可以流向制造业等其他行业。土地改革创造了更为平等的财富分配方式，降低了农村激进主义的可能性，同时也逐渐消除了老派土地精英反对现代化改革的声音。更少见的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相对公平的收入巩固了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的支持。我很想知道，如果阿根廷和墨西哥采取类似的土地改革，这些国家的经济会发生什么。
更为重要的是，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把一大批挥霍者带入了太平洋航运的贸易天地。比如，现代集团（Hyundai）的创始人郑周永（Chung Ju-yung）在美国的武装部队中为他的建筑和汽车维修两项业务找到了好客户。郑周永出生于朝鲜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在日本占领期间就展示出了无畏的性格和做生意的天赋。随后的几年中，现代公司用日本的组件组装汽车，并且踏入了国际工程建设领域，开始建设高速公路、港口、核电站和造船厂。
起初，美国像对待日本一样支持这些国家的民主，但是朝鲜的侵略使美国决策者的态度向右急转。他们为了换取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坚定的反共立场，接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专制政权。尽管如此，经济效益还是随之而来。1960年，新加坡成为美国第七舰队的主要驻地，不只是它的船舶基地，还为其提供修理、休息和娱乐的场所。除此之外，美国从未动摇过它支持经济发展的信心，它向韩国和台湾地区输送了资金和专家。[39]亚洲四小龙都有由技术专家和市场拥护者组成的政治核心，他们凭借压迫和镇压，使他们的政治编好隔绝了国内的批评。这些国家还发展了并肩作战的共产主义邻居，帮助它们的领导人压制异议。在他们的操控下立法机关一直处于弱势，政治行动的空间因此留给了强势的管理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和台湾地区日趋民主。[40]
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四小龙拒绝了进口替代政策，它们决定促进出口。“决定”是个正确的字眼，因为它们的政治领导人确实是这么考量和规划的。在任何情况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内市场都很大，可以支撑它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需的经济规模。经历了最初的失败以后，这些国家建起了自由港口，成了“超级出口国”，它们的出口从传统的服装、纺织品和鞋袜开始，然后转向了计算器和彩电等消费电子产品。韩国甚至还生产钢铁产品。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开了进口商品的市场。到1980年，这些国家的出口在它们GNP中的占比都超过了50%，与之相比，美国的仅为8%，日本的仅为16%。[41]变成出口国自然也需要资金和工人。因此，这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密度成了它们的资产，它们的人民愿意学习劳动密集型产业复杂的生产流程所要求的技能。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内储蓄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约20%，所以一旦做好了准备，它们对外国援助投资的依赖就会越来越少。[42]它们特定的优势组合虽然不容易复制，但是蓝图却非常清晰：出口、教育、创新，在世界经济中找到自己的有利位置。
因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内成功——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是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和韩国是20世纪60年代，所以，它们的相似之处似乎比它们的差异更为重要。当然，差异也值得注意。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以前一直由英国进行殖民统治。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逐出时还是贫穷的城市。现在，新加坡之父李光耀（Lee Kua Yew）在评述新加坡的巨大成功时，称其为“第三世界区域内的第一世界绿洲”。对香港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朝鲜半岛与越南、德国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曾分裂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两个部分，但是朝鲜半岛又不同于德国，因为它现在依然是两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岛屿省份，它的生存环境也很危险，1949年，共产党夺取了中国的政权，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在台湾执政了很长一段时间。新加坡坚持专制，整合了最多样化的人口，包括中国人、马来人，还有信仰天主教、印度教和锡克教的印度人。而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人口则比较类似。
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非凡成就中，天时、地利和运气发挥了部分作用。两大工业巨头日本和美国对亚洲四小龙的成长也有积极的影响，20世纪60、70年代，它们的GNP年均增长7%～9%。日本和美国两个“甜心老爹”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提供了大市场，还为它们注入了投资资本。亚洲四小龙赶上了消费电子产品和电脑行业爆炸式增长的热潮，部分是因为日本当时正在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在台湾设立了它的半导体海外组装工厂。过了没多久，美国就开始从台湾进口较小的外围设备和组件。台湾也生产主板、显示器、键盘、扫描仪和笔记本电脑的主要外接产品鼠标。香港和韩国也开始投入这些生产流水线的运营，尤其是韩国的半导体生产线。新加坡在美国主导的个人电脑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成了大部分美国电脑磁盘驱动器的供应商。韩国和台湾的出口生产则更多地转向了消费类电子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两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培养了一批消费电子产业熟练的劳动大军。[43]
这些国家制定了远景规划，尽管时有混乱，但是它们很幸运，它们享有的秩序与和平使它们的规划可以不断完善，逐渐成熟。这些政府在公用事业和通信系统上的大量投入避免了困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瓶颈，它们不会因为糟糕的交通延误生产场所和航运地点之间的货物流通。虽然新加坡的严酷法律令人胆寒，但是它的法院能保证公平有效的执法。由于政府指导和自由市场动态的独特结合，这些国家或地区使许多经济预测抱愧蒙羞，不平等伴随经济发展的想法也因此备受尊崇。[44]这些国家或地区极大地受益于技术突破创造的利基市场。韩国现有人口4800万，GDP排名世界第十一位。甚至亚洲四小龙的邻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都很有发展前途。
经济发展改变了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女性生活。性别比例的失衡说明了这些亚洲国家的家庭偏爱男孩的程度。只要超声波允许孕妇知道胎儿的性别，堕胎妇女的数量就会爬升。男孩和女孩的正常出生比例是105∶100。近些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已经高达120∶100，其他的亚洲国家也差不多。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官员坚决谴责这种做法。印度甚至通过法律来阻止，如果一个医生或护士告诉孕妇孩子的性别，那她就触犯了法律。不过，人们普遍还是会违法。据估计，印度每年流产的女胎有1000万。[45]这听上去似乎对女性很不利，但是现在，韩国出现了转机，它的性别比例从116∶100降到了107∶100。
这个曾经重男轻女的传统社会现在对女孩有了全新的理解。[46]良好的学校教育使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商业和专业岗位。而在现实层面上，父母一般都有退休工资，所以他们也不再想着养儿防老。他们在外工作的女儿也不用形如丈夫家的佣人。她们经济独立，而且维护着家庭的情感关系，做得甚至比她们的兄弟还好。
20世纪70年代，专家认为日本的一切做法都是最优的。但是俗话说得好，即使最好的时代也有结束的那一天，或者说“有升必有降”更为贴切。日本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震惊了整个世界，20世纪90年代，日本走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虽然日本的汽车和立体声装置的质量仍旧令人赞叹，它的精益生产依然能让美国和欧洲的工厂管理羞红了脸，但是这些优势都无法阻止价格的螺旋式下降。股市和房地产的价格下跌致使坏账累积。日本政府为了提振经济，最终决定增加数万亿日元的公共开支，这一决定推高了日元汇率，并且意外地导致了出口下滑。而大自然则用一场大地震补踹了日本一脚。
这些问题十分棘手，而且它们暴露了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弱点，最突出的问题是日本主要的银行与企业、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这一启示巩固了全世界对美国强势的反垄断政策的重要支持。自1945年以来日本人就有反垄断立法，但是他们没有很好地执行下去。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暴跌，政府才开始强制执行这些法律。日本与1982年的美国作出了同样的举动，打破了它的电信垄断。[47]
1997年，日本经济略有起色，价格却再次下降，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缓解这种通货紧缩的压力。同一年，泰国、印尼、韩国、新加坡也遭遇了金融危机，日本的企业和千家万户更加焦虑，它的经济进一步紧缩。
亚洲金融危机凸显出一个问题，这些国家需要更透明的政府计划、更小刚性的外汇比价、更强更好的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入了大量的现金，承托了日本市场，这些资金大部分用于为那些因经济意外下滑而受苦的人们购买食品、燃料和药物。这个过程中，其他问题也陆续曝光，比如韩国不存在破产。一位专家指出，“资本主义没有破产，就像基督教没有地狱一样，缺失控制罪孽加重的系统手段”。[48]
沃尔玛的零售巫术
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微处理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动力，不过，对于本世纪最惊人的成功案例沃尔玛来说，微处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62年，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在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开了连锁的折扣商店——沃尔玛。由此，沃尔顿坐上了世界头号零售商的交椅，他想办法绕过了一般加价4%～5%的批发商，从制造商那里直接进货。沃尔顿把阿肯色州本顿维尔的总部变成了一个配送中心，可以接收来自供应商的大宗订货，再由沃尔玛的卡车车队送往特定的商店。沃尔顿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所有大城市的物品，这非常受小城镇顾客的欢迎，沃尔顿陆续在很多小城镇开了店，不断地扩张着他的帝国。沃尔顿总让人想起IBM的老汤姆·沃森，他在员工中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沃尔顿的处事风格简单直接，有点咄咄逼人。每个人都可以直呼其名；他开着一辆皮卡绕着他庞大的帝国转来转去。他乐意雇用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往往都是农民的儿子，他总是向他们灌输忠于公司的精神，这种忠心凝聚成了沃尔玛共同的福音派式的虔诚。
沃尔顿与福特和卡内基一样，他不知道如何看待小这个概念。他想开一家新店时，就会在选定的区域上空飞过，标出最容易形成城镇集群的地点，然后降下飞机，把这一片农场的所有权全部买下。[49]一家接一家的沃尔玛门店迅速落成，差不多有7000家，其中许多都开在美国以外的国家。虽然沃尔顿生于1918年，但他成为了依靠信息技术革命的零售专家。他利用电脑把所有的门店连成了网络。并且安装了最先进的库存控制系统。无论何时，只要通过收银机把款项记入沃尔玛的销售现金进出记录机，就会有消息发送给公司的采购代理、商店经理和供应商，告诉他们，另一个惠普打印机或迪斯尼DVD应该送到本顿维尔了。
这是帮助沃尔玛和供应商的即时补货系统。沃尔玛的管理人员还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分析顾客在冬季或夏季需要什么，丰收或歉收时需要什么，庆祝结婚纪念日或预测未来几天天气糟糕时又需要什么。沃尔玛的卡车司机利用无线电或卫星，可以随时与总部保持联系，他们知道在哪里收货，这样他们发完货也能满载而归。沃尔玛不断扩大的规模和范围使这个系统越来越高效。电脑可以时刻跟踪沃尔玛卸货区的托盘移动。它的管理人员发现商品的条形码被破坏或不可读时，可以转用射频识别标签，这些标签通过天线和无线电波可以把所有必要的库存信息输进电脑。[50]
每个沃尔玛的工作人员都穿着一条很紧的电子皮带。一些批评家说，沃尔玛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零售业的巨头，是因为它压低了员工的工资，削减了他们的福利，同时降低了供应商的商品进价。沃尔玛的供应商也声称，它总是无情地讨价还价，缩减了所有人的边际利润率，有时甚至没有利润。而支持者指出，低廉的价格给低收入的家庭带来了福音。较为中立的观察人士集中讨论的则是，沃尔玛傲慢地坚持所有的业务都必须在阿肯色州本顿维尔处理。山姆·沃尔顿喜欢在美国乡村到处飞，但是他却不想在芝加哥、洛杉矶或纽约做买卖。供应商必须前往沃尔玛总部，因此许多供应商在本顿维尔保留了办事处。一位迪斯尼的高管曾苦笑着说，他的公司并不是容易被战胜的对手，但是每当与沃尔玛有纠纷时，它却总是输，还不得不去本顿维尔解决问题。
迪斯尼一直在沃尔玛的7000多家门店里销售它的DVD、玩具、互动游戏和服装。除了美国，随着日本、法国、中国香港也建起了迪斯尼乐园，迪斯尼公司为沃尔玛分销的消费产品开发了更为广大的客户群。当然，迪斯尼也保持着高质量的娱乐记录，尤其是对孩子们，自1929年以来，迪斯尼一直都表现出色。它是儿童书籍和杂志最大的出版商，这些书籍和杂志被销往75个国家，走进了1亿多个家庭。1928年诞生的米老鼠是世界最知名的卡通人物。认识米老鼠的美国人（95%）比认得圣诞老人的还多。20世纪30年代制作的迪斯尼电影以及它们定期的重映把迪斯尼的卡通人物介绍到了世界各地。当西班牙总理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的竞争对手想损害他的温良形象时，总是叫他小鹿斑比。
竞争对手注意到了沃尔玛的成功，于是效仿了它的系统。否则，其他三个美国折扣零售商——家得宝（Home Depot）、好事多（Costco）和塔吉特（Target）——也不会跻身财富500强的前35名。沃尔玛这样覆盖面广的零售商极大地扩展了迪斯尼等许多美国公司的业务范围，而且把大量的外国商品引入了美国家庭。沃尔玛进口的耐用消费品有1/3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51]沃尔玛商店就像是抑制四围所有生长的大橡树，它们把顾客吸引到城市远郊，从而使数不尽的小城市变成了鬼城。沃尔玛还坚决地击退了一场由140万名员工联合发起的轰轰烈烈的抵制沃尔玛运动。一些员工以违反法定工资和工时的理由把沃尔玛告上了法庭，赢回了5200万美元的和解金。其余大多数沃尔玛员工则继续分享着山姆·沃尔顿结合了福音派原教旨主义与自由市场竞争的连锁经营理念。
20世纪末，美国的头号雇主与40年前的汽车制造商之间的显著差异是沃尔玛并没有把它的员工推入中产阶级。相反，它是美国工人命运发生剧变的原因和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振兴了强大的工会，它们通过交涉，成功地为工人争取到了高工资、安全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福利。美国产业工人的工作过去很不安全，而且报酬微薄，现在却成了一般生活水平的基准。人们现在很后悔失去了钢厂的工作，但是他们也做好了准备。在劳工联合起来以前这些工作确实很糟糕。[52]接下来的几十年，各种各样的因素不断重创着劳工组织：来自管理层的有力的政治反对势力，工作离开工业转向更难组织的服务行业，工会领导层的失败，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让生产者更容易走出国门的新技术，而国外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不过最具毁灭性的是工会失去了美国民众的同情票，劳工运动不再有利于经济，不再是坚定的民主的组成部分。[53]一旦默契不见了，沃尔玛们就有机会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确保薪资优厚的工作转移到获取廉价的商品上来。
近几年，工资没有下降，所以人们在计算利益时，低价并不那么显眼。结合了营销与通信的全球化在美国劳动力的转变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从协调的、稳定的、有收入保障的群体变成了吃了上顿很可能没下顿的个人集合体。信息技术与全球化步调一致，它们打开了市场，并且使这些市场脱离了政府控制的范围。营利也没那么有把握了。人们担心不再能依赖供求中的无形力量和意外转变，这层忧虑削弱了劳动者的努力，赢回了舆论和议价能力。过去十年，工会领导人提议制定国际劳动标准，还为全球经济重新端出了一些老问题，即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安全的工作环境和8小时工作日。从墨西哥到中国，再到越南，廉价劳动力的中心在国家之间转移的速度表明，未来十年这个运动可能会积蓄力量。
全球化把西方文化推到了世界上所有群体的面前，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的画面进入了所有人的视野，唤起了很多社会的强烈反应。批评往往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成员，他们似乎无法欣赏娱乐商业化为无所事事开出的强效解药。因为可支配收入增多了，全世界数百万人可以光顾好莱坞、宝莱坞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制作戏剧和纪录片的地点，购买它们的产品。虽然美国娱乐产业自身就是重要的经济力量，但它也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物质追求，这种方式就经济发展而言，可能比收入更为重要。与以往不同的生活方式随着CD、DVD、视频、电视节目和电影的传播而流行起来。
资本主义的个人选择
资本主义促进了无数新药品和新医疗手段的出现。对于女性来说，最具革命性的就是有效避孕。这意味着市场忙于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选项，成就了一次子宫的反叛。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出生率急剧下滑，女性生的孩子少了，而且许多人根本没有孩子。这一事实震惊了那些自以为了解女人天性的人。许多国家的人口置换率严重不足。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的性自由也改变了社会对待怀孕和婚姻的态度。比如，现在法国和美国出生的一半婴儿是“非婚生子女”。单身母亲的困境真实存在，和过去没太大区别，非婚生子仍背负着耻辱，与男人相比，这种耻辱更多地落在了女人的身上。
资本主义发现的正是许多人真正想要的。过去的价值体系生长在匮乏和克制的泥土里。传统社会优先考量的是与粮食和其他商品短缺相匹配的行为以及崇高的价值观。资本主义推动了国际媒体的发展，这些媒体把《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精神带到了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21世纪10年代，在新几内亚石器时代的居民之中，有一名18岁女孩为了维护她选择丈夫的权利，逃到了巴布亚岛，2008年，一名10岁的也门女孩跑去法院要求离婚。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制药公司凭借种类繁多的新药进入了它们的全盛时期。许多公司瞄准了全球的老龄化人口；新的抗抑郁药物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人不再把忧郁症看成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除了企业实验室的研究之外，很多欧洲和美国的大学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寻找古老疾病的新疗法。1990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启动了人类基因组项目，这成为一次识别人类DNA的基因的国际合作。这个项目相当宏大，它决定对构成人类DNA的30亿个碱基对进行测序。项目执行原本预计需要15年，但是2003年初，这个项目就完成了，因为私人遗传学家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把它变成了一场国家之间竞相测序的角逐。虽然尚未开发利用，但是基因组把遗传学推入了一个新方向，闪现了许多的商业机会。人们开始担忧这是否会干扰自然的进程。他们还担心无私的科学会把已纪浪费了很多研究人员天赋的制药公司变成历史。世界排名前20位的制药公司里，美国公司有12家，瑞士2家，德国2家，英国、瑞典、日本和法国各1家。
资本主义证明了自己培育技术以及把新发现迅速商业化的适应性和能力。企业、大学和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学习中心，其中大多数对外开放。人们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好奇心一直存在；而且计算机革命已经证明了，人才往往比财富更宝贵。自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发展，展现了它的影响力，但是也引起了一些不满。在世界市场上工业化国家经常强势出牌，冷漠地对待其他玩家，比如，它们对消除国内补贴的呼吁就置之不理。自1975年以来——无论公私——公平交易与暴力的减少并不完全相关。虽然战争故事挤满了我们的报纸版面和晚间新闻节目，但是与20世纪的前几十年相比，这些战场上的伤亡简直微不足道。不用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单日伤亡人数，只拿美国越战五年死亡47000人与伊拉克战争六年死亡4000多人进行对比，就能知道个大概。
再就是，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美国一直都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声援者。17世纪晚期英国的市场经济表明，普通人能照顾自己并且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合理决定，所以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早已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观察结论取代了早先的假设，比如男男女女是善变的生物，出轨是因为受到情绪的支配，人们常为邪恶的想法而苦恼，等等。因为改进的人性观点，冷静的思考者接纳了一个基本观点，他们认为人民当家做主——民主——可能是一种良好的政体。内战后，美国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几年后，它批准了宪法秩序，大幅剥夺了多数人的特权，并且保证了全套的民事权利。1991年，苏联解体后不久，许多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融合使一位俄国女人望着空空的橱柜感慨，只要橱柜没有填满，她的国家就没有民主。很明显，在她看来，多数规则意味着富足，大概因为民主和富足在美国都实现了。
自1973年，二战后协同效应的解体给日本、美国和欧洲的财政和商业稳定带来了一段时间的流动性和波动性。[54]批评家认为是结构变化系统地削弱了资本主义。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的两个持久优势：鼓励创新，以及创造新财富的能力，包括财富给不断增加的接受者带来的实际满足感。
资本主义繁荣发展过程中的憾事是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赤裸裸的不平等。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平均寿命、家庭购买力和儿童营养状况等小康衡量指标的差距比50年前还大。[55]一位统计学家指出，数十亿生活得到改善的人口与贫困人口的分布同样广泛。聚光灯打到哪里非常重要，如果它照亮的是美国的铁锈地带或津巴布韦的儿童死亡率，那么资本主义看上去就像个失败者。但是如果它照向了纽约、日内瓦、首尔、东京，你就会听到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我们知道这场竞赛非常迅速，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用脚走的竞赛和生活之间的类比并不是完善的。大量证据表明，竞争性的国际贸易带来了社会和道德扭曲的痛苦。当竞争企业的创造性破坏来袭时，输家总是痛不欲生。我们强烈地主张保护主义，因为我们常常醒悟得太晚，没有及早意识到并不是所有改进都能提高价值。第二个千禧年的空气中弥漫着焦虑的味道，我们担心自己已经离不开的电脑不能把日期从1999年变成2000年。结果证明电脑可以改变，那么我们也可以。2001年，资本主义的象征之一——纽约的世贸大厦遭到了恐怖袭击，这更明白地告诉我们，远处等待我们的是一个未知又令人不安的未来。不过，箭头不会只指一个方向。新威胁、新机遇、新问题、新解决方案、新困惑和新的可能性都环绕在我们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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