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8日，烟花点亮了北京的夜空，几十亿人坐在电视机前目眩神迷地看着2000名鼓手宣布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随后是一场精准的色彩、舞蹈、声音、节奏、切分音和乐曲的盛宴。激动人心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世界想起了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国术展示了陶器、青铜器和岩画，一团墨色拂过巨大的滚动屏，逐渐溶成一幅水墨画。3000名歌者高声吟唱《论语》，同时还有897名身着汉服的表演者排成了“和平”和“和谐”两个词的形状。中国共产党使出浑身解数，向21世纪的邻居、对手和客户进行了自我介绍。中国顶级电影制作人张艺谋导演的这场由15000人参与、成本超过1亿美元的开幕式，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个月后，中国人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典礼又是一次对他们的文化财富的伟大展览。
印度没有机会用这样引人入胜的表演来证明自己已进入世界领先经济体的行列，或是不需要彰显自己的物质实力，或者说是影响力。不过，印度的经济增长确实也值得大肆庆祝一番。中国和印度的活力打破了西方有关经济增长的主要假设。政府似乎可以转变基本体制，促进对市场经济很关键的个体能动性。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因为它们不依赖于西方国家，创造了独立的资本，破坏了依附理论，而在威权主义的中国，引入仔细调适后的私人资本、个体决策和市场定价破坏了民主和自由企业关联的假设。无情的革命现在已经席卷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而且很可能还会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
迄今为止，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路线比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的俄罗斯和原东欧国家更有说服力。印度充满活力的多党制民主已经进行了60个年头，那时，人民选举出一位领导人是为了重振国家萧条的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驶进了自由企业的惊涛骇浪，共产党一直牢牢控制着国家之船的舵手位置。美国是这两个国家的主要客户。如果美国消费者不愿意积欠巨额债务，那么印度和中国的发展速度会比现在慢许多。印度和中国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它们不会长时间容忍美国式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也不会默许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和义务教育的不足。这两个国家想实现这些想法任重而道远，因为它们的贫困水平超出了所有西方国家的理解范围，而且经济发展带给它们的是比美国更巨大的贫富差距。
21世纪20年代，世界充满了惊人的变化。17世纪，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20世纪80年代，又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因为世界一半人口的生活区域靠近太平洋，而另一半人口天生具有不断增长的购买力，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必定是为了唤醒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沉睡的巨人而来，让全球都感受到它们的经济实力。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只是回到从前的位置。1820年，中国和印度的收入之和差不多占全球收入的一半；到1950年，这个占比已经减少到了1/10。这种下滑如今毅然决然地停止了。预测到2025年，这两个国家的收入占比将占到富足世界的1/3。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上都拥有骄人的成就。过去20年中，随着它们的经济增长潜力不断释放，它们在国际会议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世界贸易组织和它的批评者
中国和印度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保护伞之下，拒绝接受2008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失败非常像尤吉·贝拉（Yogi Berra）的“似曾相识”。国家谋取特权却忽视了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一场景仿佛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的深渊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说服西方国家放弃了保护性关税，接受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限制。61年后的今天，国家利益的毒蛇又在全球的伊甸园中现身。
1947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当年，23个国家同意定期会晤，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也就是世贸组织前身指导下，共同促进多边贸易协定，推动国际经济发展。最不寻常的或许是这“很多事”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却增加了中国和印度的力量。世贸组织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呼吁改革，使许多国家不得安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的世贸组织成员一边回避着西方国家谈及自由贸易时的悲凉倾向，一边极力保护国内的利益集团。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十分愤恨世贸大会向玉米、棉花、糖料、大豆和小麦的种植户发放了数十亿美元，使他们避开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不过一些消息值得怀疑，有人指出欧盟对其成员国区域内放牧的牛每头补贴900多美元。[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受到了更多的非难，这些政策迫使发展中国家无限制地接受外国投资和外国资本的短期流入，给已经脆弱的经济增加了更多的波动性。
2003年，在坎昆的谈判回合中，印度和中国与巴西联合，在与欧盟和美国的谈判中转败为胜，它们要求取消农业补贴和其他贸易壁垒。后来，2008年，印度和中国拒绝了新的多哈协议，与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道扬镳。中国想让自己的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所以最初赞成自由贸易，但是2001年以后，印度和中国的面前出现了新问题。石油短缺和粮食价格居高不下把对如何养活已经非常贫困的农民群体这个问题推上了前台。这两个国家都希望世贸组织许可它们筑起一道保护性关税的高墙，这样它们的农产品出口就可能激增。对于二战后的自由贸易来说，这听起来非常像是倒退。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看上去也像是团结的破碎。对这个请求的抵抗很强烈，因为大多数分析家认为，立法保护的高墙之后是低效和腐败的天堂。
印度是世贸组织最早的成员国之一。1947年后，世贸组织在最早27个国家的基础上，又有126个国家加入，还有另外24个国家在磋商。中国直到2001年才加入世贸组织。它一直非常想加入世贸组织，它同意消除大部分的贸易壁垒，这笔交易迫使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削减了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中国进入了这个全球俱乐部，它签署了协议，允许外资银行在2006年后进入它的经济领域，但是这个协议设定了很多的前提条件。不过，知识产权仍是即将爆发的争议性问题。盗版是美国和欧洲音乐产业的一块心病，中国也为它的侵权行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过，西班牙的事实证明了保护知识产权有多么困难，西班牙是具有良好信誉的世贸组织成员国，但它的DVD和CD的盗版销量占国内总销量的30%。或许我们应该听听历史的意见。1842年，当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访问美国时，他沮丧地发现美国书店的书架上摆放的他的作品都是未经授权的版本。[2]
很遗憾，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大输家都是位于世界贸易宇宙底层的国家，这些贫穷的小国极其渴望西方国家停止补贴它们想出口的作物。新协议的支持者希望居高不下的粮食价格可以怂恿西方国家受保护的农业集团撤回它们原本的主张。甚至美国目前当权的民主党[3]也接受这种保护言论。发展不会因为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而停下来。双边贸易协定必将取代多边贸易协定，新回合的会谈也必将开始。当这些发生时，很明显已不再是西方世界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竞技，而是至少三个竞争集团之间的博弈：第一个集团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第二个集团是亚洲四小龙、中国和印度，为了让世界听到它们的诉求，它们正在享受经济发展的乐趣；还有第三个集团，巴西和智利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它们面临来自两个老朋友印度和中国的威胁，这两个国家的巨大市场和加速出口再次改变了平等的竞争环境。
世贸组织是抗议者最喜欢的目标，但是他们时常忽略一个事实，即世贸组织的153个成员国和28个观察员国（俄罗斯也在其中）[4]几乎代表了地球上从中国到列支敦士登的所有国家。世贸组织虽被视为美国的走狗，可它接纳的成员还包括古巴等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不过，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运转的贸易组织还是要符合丛林法则，因为狮子仍是森林之王。凭借大部分的财富、人才和自负，世贸组织中的权势集团总是力图忽略食物链底端的需求。一些人批评世贸组织对农业经济、医药和金融服务行业的跨国公司有巨大影响力。[5]还有人说，世贸组织出于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目的，对于检疫的执行过于谨慎。这种谨慎似乎俯拾皆是，但世贸组织许多削减关税的协议再过20年也不会生效。
欧盟和美国内部对世贸组织也有诸多批评。劳工组织起劲地抵制与世界各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竞争。跨国公司引发的这场向下竞争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把劳工标准纳入了世贸组织未来的协议。这场运动的反对者说，世贸组织不能接受每一个西方人支持的好理由。考虑到劳动力是生产活动的核心，我们似乎很难不重视劳动力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反感这种高度官僚化的国际组织（世贸组织中，仅法国的工作人员就有147名）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公司现在已经变成了国际公司也就是全球化词典中的跨国公司，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委员会和国际条约对国家行为下达指令，世界主义还在替代国际主义。西方国家的活动家希望国际组织打击劳动剥削，保护环境，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企业界却往往认为这些关心很虚伪，是想要限制它们的商品贸易。世贸组织拒绝反对使用可能使海豚陷入困境的金枪鱼网，也拒绝限制激素喂养的牛肉，但是它一直致力于抑制保护性的关税和补贴。[6]商品和信息在全球都能获取的普遍益处很有可能会战胜保护性冲动。现在更是如此，全世界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意识到无论沉浮，它们都在同一艘船上。
中国不同世代的巨大变革/中国每一代人经历的巨大变化
代代相传在哪里都很重要，在中国尤其如此。每一代成年人分享的是共同的成长经历。当道德观念、惯例和技术迅速变化时，父母与孩子的世界是分隔的，这在现代社会十分明显。历史学家并不十分关注世代，因为婴儿连续出生，很难说特定的一代何时登场。如果不过多考虑年轻人自我实现的具体观点，他们常常以30年为期来审视其间的变化。在中国，每一个新世代都表现了暴力的特性，这种特性始于1949年，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军队成功地把国民党驱逐到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当时台湾还叫做福摩萨[7]。这场胜利结束了中国多年的内战，其中还包括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日本侵略和占领满洲的突发事件。
不到七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这是他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计划。他在农村地区组织成立了以差不多5000户家庭为单位的农村公社。两年之内，7亿人一直生活在26000多个公社里。毛泽东避开了斯大林极力推动的大型重工业部门，他想用公社这样的小单位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他的首要目标很合理：刺激农民就位，提高粮食产出，这样他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产业工人。毛泽东倡导利用大型电气化工程支持农村生产，为农村工作提供动力。[8]政府也打出了标语：“离开农场去农村。”毛泽东的宏伟计划中最具创新力的（也是最常被讥笑的）是土高炉大炼钢铁，人们为了生产钢铁，把金属炊具和工具全部扔进了土高炉。因为运气不好、天气不好、规划不好等一系列原因，大跃进以灾难性的饥荒收场，死亡人数多达2000万。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带有这个时期明显的印记。
紧接着，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颠覆了当时中国青年的生活。共产党动员学生加入红卫兵，配合人民解放军铲除教师、前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很可能是他们的父母）队伍中的反动分子。年轻人在全国各地流窜，公然谴责这些人，举行批斗会，导致了数万人自杀。与此同时，以前的商人被送去劳动改造。1968年末，毛泽东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他把这些年轻人改称为“知青”，派遣他们去农村，与农民家庭一起生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词语的转换把数百万狂热的支持毛泽东的年轻人变成了国家的流放者。许多年轻男女在农村一待就是五六年。这些经历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难以衡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很少像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一样，曾被这样严密地看守过并且肆意地操纵过。
中国的经济改革家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留下的社会消沉而贫穷，并且纠缠在政党的层层控制之中。他在两个意义上使经济受到了政治的制约，为了排除外国对国民消费的影响，他监督并且极力推动工业化。他还主持了人民平均寿命和文化方面的大跃进，这个决策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非常有利。[9]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上台，他很快拿出一项计划，为停滞的经济注入了活力。1971年，经历了一场不寻常的乒乓外交之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行访问。1978年，美国正式承认了这个冷战时的敌人——中国。美国国务院现在声称，美国不愿意看到自己与任何国家的双边关系变质，所以它必须向乒乓球员伸出橄榄枝。邓小平还无可奈何地目击过一次民众对抗。这场学生和共产党官员之间的对峙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影响了1989年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来说，最伟大的塑造者不是天安门广场，而是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总会即兴发挥一段复杂的舞蹈。它放松了对经济决策的控制，刺激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保留了充分的监督，确保13亿人不会饿死，也不会造反。先让脚步向上，再向下，然后释放压力再来一遍。侧移步估计是在检查经济发展的进展如何。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模式化的舞蹈不会被突然跳成危险的自由风格。
“奇迹”是一个宗教词语，是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奇迹是神力和恩典的证据。天主教堂并不褒扬那些不相信奇迹的人。世俗社会挪用了这个词。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考虑到它的出处——奇迹成为描述经济成功最受欢迎的方式。18世纪早期，法国人把海峡对岸的惊人繁荣称之为英国奇迹。二战结束以后，西欧经济的强劲复苏也被称为奇迹，还有早前迅速跨入资本主义的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都可以称为奇迹。现在轮到中国发生奇迹了，而且是个壮观的奇迹。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路途中，很多区域都存在障碍。第一个障碍来自于社会文化，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人的生活还基本保持原状的观念。平等是共产主义价值的基石，住房安排和粮食配给问题更加巩固了这一现实。然而，中国迅速从一个相对平等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这确实令人震惊，它的贫富差距甚至超过了瑞典、日本、德国、印度、印尼、韩国和美国，但是仍旧低于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10]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是，如果普通的中国人放弃了公职，或是不再经营政府的商店和餐馆，转而开办自己的企业，那么他们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他们放弃了虽然少但是有保障的工资，借用大街小巷的说法就是他们“打破了铁饭碗”。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他们用实际行动鼓励了其他人，主要是年轻人纷纷下海。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另一个国家如何飞跃到世界经济的前沿似乎就可以预知了。中国迎难而上，冲破了机会和人才的重重困难。中国的发展几乎就像是一部怪诞小说。你只能用数据说话，而不是尸体，诚然，这个比喻可能有点压抑。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制，共产党领导人也开始服从于市场经济的部分规则。市场经济慢慢地接替了计划经济，展现出它惯常的魔力。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总体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这种无与伦比的经济发展可以以其他常用方式重新表述一遍。25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七倍，1989～2004年，它的全球购买力从5.4%提高到12%以上。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就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了土耳其和巴西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而且实现这些发展的同时，它还得监督着十几亿的国民。[11]
中国走向市场的第一步是出让它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中国虽然保留了大型国有企业，但是也改变了它们的经营方针。中国共产党把这些大型企业的经营权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这些经理人可以维护所有者权益，他们的业绩表现也能为自己带来适时的回报。中国的国有重工业企业基本上是为军事需要提供服务。1984年，中国政府甚至允许一些准国有企业以协议价格出售多余的产出。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更加自主了，可是它们的收益却下降了，因为它们用我们所说的利润提高了员工的工资，增加了他们的福利。这些企业背负着冗员和退休养老金的重担，处于明显的劣势。[12]它们没有服务于国家更需要的轻工业和服务业。汽车制造企业多是国有企业或是与外国公司形成的合资企业，这种安排在酒店业也很常见。
中国的经济特区
邓小平在南方沿海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这些地方可以进行自由交易并且接受外国投资。事实证明，这些特区非常成功，其他14个沿海城市很快也获得了同样的特权。价值观改变行为。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这些特区以前，曾认为经济繁荣的南部省份广东因为靠近繁华的香港，所以已经被西方野蛮的生意人污染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放开了许多领域，派出了一批年轻的领导人去西欧、美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参观学习。这些人考察回来后，认为中国应该效仿一个世纪以前日本明治维新的应急计划。苏联解体使邓小平否决了一些党内领导人的提议，他们依然赞成中央计划。统治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邓小平拥有着作为政党主席必要的管理技能，他知道如何授权和斡旋。[13]他沿袭了毛泽东分散化决策的方针，在农村地区扎下深根的共产党官员是贯彻这个方针的基础，毛泽东把很多责任托付给了他们。改革派想战胜保守派的反对，于是在文辞上耍了些花招，他们把改革行动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他们以前的中央计划看成是需要再加工的方法论。
为了适应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并存的状况，中国共产党推出了零售和批发都适用的价格和汇率的双轨制。因为差距大，所以除非产品质量明显不同，人们一般都会争先购买法定的物品。双轨制也鼓励了受贿。人们利用自己的党内关系以较低的价格购买物品，或以较高的价格把工业材料倒卖给私营企业。这种腐败形式使共产党饱受批评，而且加速了向私人生产的迈进。1993年，浮动汇率制度代替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特殊汇率，双轨制被淘汰了。行贿受贿对中国其他方面的直接进步也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贿赂绝不只存在于东方世界。2008年，伟大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因为过去60年在世界各地的非法付款而支付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罚金——16亿美元。[14]
1978年，中国从农业经济开始启动了它的改革方案。中国的农村人口从共产党上台时的89%下降到了71%，但这个占比仍然很大。困扰中国经济的还是两个老掉牙的问题：粮食不足，农村人口的就业岗位不够。[15]1978年末，也就是邓小平启动改革的前夕，一个集体农场偷偷把土地出租给了个体农户，并且分配了强制的采购定额。这次秘密改革的成功证明了私有化农业的好处，尽管天气干旱，这个安徽省的集体农场的粮食产量仍然增加了30%。因此共产党妥协了，至少在贫困地区和山区，它放弃了集体农业。后来，中央政府注意到地方官员可能剥离旧的集体所有制的资产，于是加快了农业私有化的进程，这使得地方官员不能以极低的价格将集体财产出售给他们的亲信。这项新制度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中国的乡镇企业把工业带到了农村地区，部分解决了农村过剩人口就业的老问题。在农村3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中，超过2/3是由农村工业化创造的。人们各就其位，节省了基础设施的成本，也吸收了农村农闲时节的廉价劳动力。这个方案最初规定，15年后，私营企业将恢复集体所有制，但是这一条款的执行期限后来延长了30年，而且目前看来很可能会完全取消。1998年，农村人口数量开始下降。邓小平的改革方案甚至让遥远的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提高到了7.4%，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惊人地达到了12.8%。[16]
农户如果想避开针对私营企业的歧视，往往会登记成集体所有制。村民把这种做法叫做戴红帽。户籍制度把农民绑在了土地上，但是1992年后，针对私有制的歧视逐渐减少。1994年，《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民营企业不用再费心去捏造一顶红帽子了。[17]因为国内的市场不断扩大，这些地方企业变得更具竞争力。一个事实可以用来判定民营企业对于中国出口经济的贡献，中国某市生产的袜子约占全世界袜子总销量的35%！充足的劳动力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18]
农村滞后的工资促使1400万中国男女奔向了富裕地区，随着2009年经济衰退的影响不断蔓延，这一数字还在增加。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劳动力输入地区和输出地区都有好处，但是这种持续流动的趋势向社会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使与普通市民相比，外来劳工赚得少一些，但是他们的收入比之前还是增加了一倍。和美国的无证工人一样，中国的流动工人也做着工时长、条件差和报酬低的边际工作。虽然中国极力避免大城市的周围形成贫民窟，但是外来人口只能住在宿舍、出租屋或工作场所。举例来说，1999年，上海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积是17.27平方英尺（约15英尺乘10英尺）；而背井离乡的外来人口的居住面积只有上述的一半。[19]
2008年末，在邓小平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典礼上，共产党的领导人宣布，允许农民把他们30年的土地使用权出售给其他农民或公司，这一条款把集体农业推得更远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从10%下降到8%，振兴农村经济变得极其重要。而经由这次改革，约8亿农民家庭能用他们的农场进行抵押借贷或者出售他们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加入城里人享受的消费浪潮。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出口放缓，这样做可以增加国内的消费。虽然一些卖出的农田可能不再用于耕作，但是地块整合还是可以产生规模效益。农业改进后，农民少了，投资多了，领导人希望生产力也会提高。[20]中国农民很节俭，政府希望他们有了更多的收入后，会开始消费，弥补出口赤字。
中国的领土面积和美国的很接近，但是中国有更多的山区。中国内陆的丘陵地区仍然很落后，远远赶不上沿海的平原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有2亿人，而中国人口将近10亿。中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减缓人口的进一步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少生”，敦促夫妇晚结婚，晚怀孕，少生孩子。1979年，邓小平出台了独生子女政策。政府打算把计划生育政策至少持续到2010年。不过这项政策只适用于居住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的汉族人。即使存在很多例外，中国的生育率还是下降到了1.7，比西欧的1.4要高，但是低于美国的2.1。政策的成功可以用事实说明：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是30%，而现在只有20%。[21]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外后果是男女比例的失衡，因为许多夫妇为了保证他们生的是男孩，打掉了女胎。
20世纪6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尚未产生影响之前，婴儿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从而造就了年青一代的就业高峰期。因为有很多的生产岗位等着他们，20世纪80年代成年的这代人加快了祖国的经济繁荣。从长远来看，人们健康方面的改善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几十年，中国的抚养率（依靠工作者抚养或赡养的儿童和老人的数量）一直在提高。如今，没有姐妹、兄弟、阿姨、叔叔和堂兄妹的两代人长大了。加入劳动大军的求职者数量正在减少，退休人数却一直猛增。到2010年，3.32亿中国人将年过50。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政府持有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它可能不得不兑现一些，因为中国坚持为它的老年人口支付退休金。[22]
尽管中共领导人在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权。然而，迈向市场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意味着在鼓励人们自行其道。个人主动性和国家控制存在尴尬的对接问题。改革的领导人认同鸟笼经济学说，即中央计划是鸟笼，经济是小鸟。寓意是：没有笼子，鸟儿就会飞走。但又必须让这只鸟感受到有空间，所以笼子必须不停摇荡，创造空间很大的幻觉，让鸟儿高兴。[23]但是西方人会说，共产党现在正被老虎追着跑，它不能慢下来，也不能掉头往回跑，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太过惹眼，而且被广泛分享。《洛杉矶时报》上的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抓准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发展形势：“以前的红卫兵变成了百万富翁。”[24]
1989年政治风波为中国共产党敲响了一次警钟。只有强大的物质文明才能控制对更多自由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次南巡后来被称为“春天的故事”，为中国同年召开的党代会提议的新改革方案确立了政治路线。法律和共产党都更赞成私有制。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使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拥有了同等的地位。公司股票交易规范化，雇主可以解雇不需要的工人。这一进步让人回想起16世纪英国的服装商，他们说服了枢密院，说更明智的做法是让他们为需求的回归节约资本，而不是一直花钱养着纺织工。资本家有了成为共产党员的资格。从2002年到2007年的五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增加了10%，达到了7400万人。
中国在引进技术和增强技术教育方面一直保持着急速发展的势头，不过它的教育投资只有巴西的一半，而且远远低于印度。中国派出了最聪明的年轻人去国外大学学习最先进的工程和科学。这项政策是把双刃剑。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共35000人，只有9000人回国。[25]不过现在，回国率不断提高。而且2006年，美国也派出了11000多名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从巨额储蓄中拿出一些，开发一个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身份相称的教育体系，这一点令人费解。
1994年，中国共产党在放松了经济控制的15年后，开始鼓励共产党员参与经济发展，进行自我重建。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结果是能源、钢铁、交通、通信、电力和卫生等国有控股企业凭借新效率集中了更多的权力。新的精英团体掌控了大局，自上而下直至地方层面，他们都在为成功的举措进行自我奖励。虽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服务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并且特别关注中西部的落后地区。
中国的投资资本组合
中国银行体系的支柱是四家大型的国有银行，这四大银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衍生物；1994年，在发展的宗旨下，中国出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城市银行。在几乎所有国有银行中，政府都控制着多数股权。国外的直接投资非常多，主要包含的是长期承诺。这些被称作“耐心资本”的承诺让中国比同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更好地度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人是伟大的储蓄者，所以中国的利率一直保持着低水平。在21世纪的消费热潮中，中国的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变成了美国的大存钱罐。中国的企业在建立健全的组织结构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国有银行饱受内部徇私舞弊的折磨。中国的投资安全未来依靠的必将是落实到位的财务问责制度、更完善的法律以及透明度。2008年，中国银行监管机构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它增加了金融职位执业资格考试的数量，从此，不断增多的金融从业人员必须具有执业资格才能上岗。[26]
新法律允许外国人不用再通过企业合营，可以直接投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喜欢保护许多在国外生活的有钱华人。他们要么是外籍人士，其中许多是20世纪50、60年代逃去香港的人，要么是中国早期移民的后代。如今，中国向市场张开了怀抱，而这些华人也一直渴望在中国投资，他们通过金钱俱乐部或商店找到了正式以及非正式的投资途径。这些华人手里有很多钱。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拥有着这个国家60%的财富。而在印尼，华人拥有的财富更多，约70%的私营经济都由这1%的人口控制着，包括印尼最大的企业集团。另外，在缅甸经济中，华人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27]在这些财富的支持下，国外资本和外国公司涌入了中国。新的利润税取代了利润留成制度。
中国在日本和美国找到了它的最佳客户，但是它正在上马一个项目，要把西藏与印度的贸易联结起来。2005年，中国的总理温家宝访问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推动中印之间经由西藏的陆路贸易通道的建立。中国有如此多的发展建设，这个项目与其说是提升经济，不如说是为了服务社会和政治的需要。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八年后，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发起了为西藏争取更多自治权的全球运动。中国鼓励人们迁往西藏，加速这个地区的民族融合，这项举措却遭到了世居藏民的强烈反对。
中国向贫困的西部地区大量投入资源符合它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以西藏边境为起点的新铁路的建成使中国进入加尔各答更加容易，而这里距离中国的西南边陲仅750英里。与此同时，中国建立了一支大洋海军，负责在常常运送石油的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航路上巡逻。半个世纪以来，边界争端使印度和中国始终保持着距离，但是随着两国都准备开发新的经济机会，它们很可能会捐弃前嫌。欧洲和美国销量下滑的威胁使这一政策愈发具有吸引力。贸易商的热情甚至延伸到了遍布暴力的克什米尔前线，装着苹果和核桃的卡车从印度出发，满载着大米和葡萄干而归。[28]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出口爆炸式增长，21世纪头四年，仅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就几乎翻了一番，从1000亿美元增加到了1970亿美元。经济衰退时期，国外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猛然收缩，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中国出口总量下降了18%，测试了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灵活度。同时，中国出口商品的复杂性也日益增加，除了鞋帽和玩具，电脑外围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也纷纷加入出口行列。随着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强劲发展，出口产品还包括汽车零部件。[29]2004年，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主要出口国，强烈地表明它在培养技术劳力方面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中国的国内消费仅能消化吸收它年产量的1/3，相比之下，美国国内消费的占比为2/3。
与中国的人民一样，中国政府对待巨额财富也很谨慎，它把其中大部分都投资在了美国中长期债券上。这是美国经济的福音，但不一定对中国经济有利。如果中国共产党能找到把储蓄者变成消费者的方法，也许会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留下更大的空间。2008年的经济低迷使中国推动国内消费的计划更为迫切，但这执行起来并不简单。中国人存钱，是因为他们没有社会保障，所以政府必须先发展养老计划。制造业的优先地位必须改变。中国消费者想要不同类别的物品，从迷你音响系统到西方人珍爱的昂贵的鞋子。不过，政府正在努力。政府鼓励银行提供更多的贷款，把房屋抵押贷款的首付从当前的20%提高到30%。如果中国人变成购物狂，必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因为推测起来，他们会从国外进口更多的商品。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社会变革却进展缓慢。中国人民必须与政府一起痛下决心，进行私有化改革。或者用中国的说法，他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它也影响了私有范围，影响了个人决策。中国的居委会负责照管人们在工作单位之外发生的大事小情，而工作单位也设有监督员工行为的党委。居委会不仅要看管辖区的房屋，还得安排每周的政治学习，经营托儿所，分发配给券。[30]20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和惩治共产党员滥用权力，在此结构之上成立了党纪委员会。党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退休党员，他们负责在大街小巷巡逻。而这种控制又与信息技术引入的自由自在的沟通拙劣地搅和在了一起。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十分不友好，因此美国的搜索引擎谷歌和雅虎不得不与中国的审查制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较量。
全球经济与世界的新闻媒体相互联系，充分保证了不良行为如果没有受到惩罚，就会被曝光。如果中国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那么2008年毒奶粉这样的新闻报道可能就会被压制下来。但是邓小平的接班人情愿接受这一公平交易，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走近世界，中国就不会有发展。1997年，中国曾想捂住世界银行的嘴巴，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预测，中国的空气污染成本相当于它GDP的8%。[31]但是现在，全球的连通性意味着中国不能再这样向不利于它的课题施压。世界新闻媒体详尽报道了2008年5月四川发生的大地震，88000人死亡或失踪，500万人无家可归。这场自然灾难很快变成了政治问题，豆腐渣学校由此浮出水面，解释了夸张的儿童死亡率的原因。
即使我们不能精确预测，但是这些联系必将改变中国人民以及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外国记者发表了中国国内腐化堕落的故事。他们估计，腐败侵吞约在中国7万亿美元的经济中占到了3%～5%，从地方官员的内幕交易和裙带交易到整顿停业和用假币支付薪水，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2008年，政府因为腐败行为惩治了5000名地方官员，但是共产党员仍是中国治理的脊柱。行贿可以确保一例成功的手术，可以进入某所学校或拿到驾驶执照，这些情形在中国十分常见。社会中流动的钱多了，贪污受贿的机会也就多了。受害者可以在网上发帖抗议，但是他们要做好被暴力报复的心理准备。[32]
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向我们证明了中国不仅准备好成为一名世界球员，而且愿意投入数十亿美元，上演一场全球秀，展示它的才华、纪律和创造力。[33]中国走了多远可以用大大小小的不同方式加以衡量。1987年，每24小时会有一个航班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抵达北京，两个城市之间每日航班大约运送1000万人，另一个每日航班运送2900万人！想想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或是纽约和费城或纽约和波士顿之间，这相当于多少个航班在空中纵横交错。而这还只是那会儿的事。现在，中国有更多的航空公司和几十个航班。比如上海，还有时速240英里的高铁可以将乘客送达机场。集装箱彻底改变了货物水运，装载这些箱子的货船以秒计算的速度从香港出发，一年到头的货运量相当于4000万个标准集装箱。面对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的脚步有所放缓，但依然很忙碌。
东欧没有起效的休克疗法
中国的改革虽然深刻，但是循序渐进，东欧国家则不同，正如一位评论员对波兰的评述，我们经历了“没有起效的休克疗法”。[34]20世纪80年代，苏联开始着手改革，调整了经济结构，实行了开放政策，并且在政治权力的行使中建立了透明化。1991年，正是在这一双重努力的过程中，苏联和平解体，一党专政的政治秩序变成了民主政治，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早期，西方专家建议从前的共产主义国家都用大爆炸来进入市场，流露出了“柏林墙倒塌”带来的一点点必胜信念。这些谋士们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讲话，建议立即解除所有对价格的束缚，并且把国有资产折价变卖给私有机构。他们预计，经济在短暂停滞之后会迅速恢复。真实情况恰恰相反，生产下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物价上涨演变成了通货膨胀。
俄罗斯认为所谓的苏联权贵阶层攫取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可以很轻易地把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归为己有。犯罪组织形成的速度比政府控制能力发展得要快。俄罗斯的国有资产抛售得太快，新富阶层和其余贫困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极端组织支持的民间团体与这个国家性急的专制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更不用说他们与新贵富豪的对抗。很难分析究竟什么事没发生，但是通过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可以看出，俄罗斯缺少了解现代经济学的领导人，也缺少为了消费能逐渐跟上工作节奏的人民。俄罗斯的法律制度也无法控制暴徒和不法分子，这些人可以利用国家过渡政府的软弱无力。还有另一个问题困扰着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和美国等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同，俄罗斯每年都会惊人地损失50万人口。也就是说，15年后，俄罗斯将从世界的第九大国家跌至第十五或十六位，人口规模向土耳其靠近。[35]
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个问题，俄罗斯的发展之箭是否会落入资本主义的箭袋。在旧东欧阵营的国家之中，恢复主权也经历过人口下降，最终通向了政治秩序民主化以及撤除旧计划经济的双重努力。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在这两方面都已获得了更多的成功经验，不过，它们的邻居保加利亚仍被评为2008年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俄罗斯享受着石油出口国的影响力，事实上，它在某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控制了欧盟。但是开采自然资源在许多地方仍是令人难堪的发展。这些收入会减少领导人获得的民众支持，而且这样的“快速致富”鼓励人们延缓了建立强大经济需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英国留给印度的复杂遗产
印度的发展比中国慢一些，但是比东欧经济要大有可为得多。印度充满活力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可能比中国的威权体制还有更多优点。印度在独立前的300年，曾是英国占领的殖民地，是资本主义的拓荒人——而且鉴于其文化、人口、面积、纺织制造和战略位置，印度不是一般的殖民地，而是独一无二的重要的殖民地。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印度带回印花棉布和条纹棉布。这些色彩斑斓的棉织品在英国人的世界一炮而红，他们用棉织品装饰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窗户，或者用色彩明快的布料点缀他们的长沙发。在印花棉布热潮的鼎盛时期，东印度公司曾把佩斯利涡旋花纹等英国人喜爱的图案样式带给印度织工仿制。很快，英国的布料生产商开始调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通过法律来减少这些进口布料慢慢地渗入国内市场。英国开始限制印度的工业化，而印度的布料自希罗多德时代就闻名于世。东印度公司不再购买成品布，转而为英国的布料生产进口原材料。印度的布料生产商把自己圈定在就近的、引不起英国人兴趣的市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