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沉重地承载着印度的殖民历史。印度曾依附于英国这个经济大国，在公共工程上接受过英国数百万英镑的支援，但是这些工程指向的是帝国的利益，而不是印度本身。1830年后，英国官员开始推动贸易领域的生产。19世纪中期，他们开始为许多英国官员修建办公楼和住所，并且修筑了运河、公路、灯塔、邮政、电报线路和灌溉项目。在印度铺设铁路成为英国巩固政治和军事统治的关键。1860～1920年的60年间，英国工程师年复一年地修建了近600英里铁路。到1900年，印度拥有世界第四大铁路系统。[36]
英国把这项投资看作是一次伟大的文明成就，印度人为此应心存感激。维多利亚女王宣布她的王国希望刺激印度和平的产业时，曾明确说过，“他们的满足感（是）我们的安全感，他们的感激之情是我们最好的回报”。但是印度人民的穷困以及他们的劳动果实堆放在英国货轮的甲板上的景象鼓舞了几个核心的批评家和活动家。达达艾·纳奥罗吉（Dadabhai Naoroji）是其中之一，他是第一个在英国议会赢得席位的印度人，他希冀通过议会让英国人理解他们对印度的专制政权。他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正在为“食人的帝国经济”而流血。纳奥罗吉是一名天才数学家，他使用统计数据证明了他所述的情况，据他估计，英国从印度获得了2亿英镑的收益，如果以卢比计算，印度的人均收入是20卢比，而英国的人均收入是450卢比。英国对此的反应是就此问题成立了一个研究委员会，这是典型的拖延战术。1885年，纳奥罗吉参与创建了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简称国大党）。他还成了年轻崇拜者玛哈特玛·甘地（Mahatma Gandhi）的导师。起初，印度国大党只是在英国的制度范围内进行改革，后来它发起了反殖民主义运动，最终使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37]
以资本主义历史的角度来看，印度的批评家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英国官员把经济学视为和物理学一样的自然体系，而不是人类为了自身目的创造的社会制度。他们坚持经济是自然的，这种说法在政治上很有用，可以减少人们对经济运行方式的责骂，就像诅咒雨云一样了无意义。相反，如果把市场看成是社会形态和制度，爱国的印度改革者就可以合理地鼓动变革。如果印度人跳出了英国殖民者的思维定势，他们就会遗弃杜撰谎言的思想基础，不再认为支配经济关系的自然法则有多么重要。他们需要明白的是，印度集成了全球经济范围内的原材料生产商，为什么还会一贫如洗。
更重要的是，印度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总是预先批评印度的领导人，在印度独立后，他们尽可能地甩脱了以西欧和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他们转向发展家庭手工业、手工艺品、合作银行和信用社，这些构成了传统的农村群体经济的基础，而大多数印度人都生活在这些群体里。即使是现在，与全球有联系的企业也只雇用了7%的印度工人。[38]20世纪4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爬上了它经济扩张最伟大的巅峰，同时，印度和中国的领导人正在精心设计自给自足的经济，来匹配它们新的政治自治。印度的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是民主的，中国的政治是共产主义的，是威权的。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印度保持着与西方的智力接触，而中国尽可能地隔离了西方的影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仍然会讲英语；而随着改革开放前那一辈的精英上了岁数，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都老了。
1820年，中国和印度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近一半，这一事实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这两个国家曾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与同一时代场景下的许多新兴市场不同，这两个国家的历史积淀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浑厚，作为印度人或中国人，它们的人民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它们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从不会随风飘摇，但它们也同样背负着过去的重担。印度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种姓，继承的身份长久以来一直界定了特权，并且指定了行为和职业。
根据文字记载，印度存在上百个种姓，如果按层级结构排列，贱民构成了印度人口的16%。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它的名称用英语解释是指“非常有教养或有知识的人”，如“波士顿的婆罗门”。1973年，一辆载着86名乘客的巴士被困在新德里西南部的洪水中。一个过路人把绳子的一端拴在一辆卡车上，并牵着另一端涉水走到巴士前，要求乘客拉着绳子自己走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因为乘客属于两个不同的种姓，所以他们拒绝使用同一根绳子，宁愿待在原地，结果这辆巴士被冲走了。[39]资本主义鲜为人知的特征是它对这样的区分没什么耐心。比如，内战后，美国南方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法律制度要求在公共场所隔离非洲裔美国人。
印度宪法宣布基于种姓的歧视是违法的，而且这种歧视现在在城市里基本上已经消失了。然而直到2008年仍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女孩收到了一个不同种姓的15岁男孩的情书，她的亲戚公开羞辱了少年后，把他推到了一辆火车前。很奇怪，印度的政坛持续保留着种姓制度的痕迹，种姓仍代表着利益集团。2008年，印度最大的北方邦选举出的领导人是一位贱民女性，这震惊了全国。库马里·玛亚瓦提（Kumari Mayawati）组建了一个联盟，吸引了种姓制度各阶层的选民。[40]方便的组织原则、基于种姓的政治推动了赞助行为，而这些行为逐渐破坏了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提升的功绩。
新独立的印度虽然有民主的开端，但在1947年，它还是历经了一场印度教和穆斯林人口的血腥分离。大暴力致使穆斯林人口大批离去，他们从印度搬去了巴基斯坦，再去到孟加拉国。但这次分离并不彻底。今天，居住在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数量仍排世界第三，所以像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这样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一些专家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得不错，就匆忙下结论，说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友好相处。他们说，共产党的铁腕保证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而在印度，党派政治总是做无用功，干扰了局势的稳定。另一些人急忙指出了民主带来的优越环境，不过，印度的政治还远远达不到令人钦佩的地步。2008年，印度议会的522名议员中，120人面临着刑事指控。
强大的国大党自独立以来一直统治着印度，现在它必须把脆弱的联盟联合起来，才能实现完全的统治。因为印度议会会议喧闹且难以驾驭，所以亟须改革的切肤之痛越来越明显。[41]更有趣的问题或许是资本主义是否具有力量创造潮流，把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推向参与式的民主政治。这些力量可能是私人决策、更顺畅的市场沟通、创新的推广以及消费者口味的满足。中国台湾和韩国都从威权政治走向了民主。新加坡是这一命题绝好的试验，因为它的法律很严厉，经济进步又很明显。
印度的现代主义者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是该国新繁荣的建筑师，1991年，辛格成为印度的财政部长，他开始指导印度经济朝着新方向航行。辛格是锡克教教徒，他利用严重的金融危机剥离了印度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他使公众公司私有化，邀请外国投资，并且刺激进出口。最重要的是，他废除了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这个精心设计的制度使企业在繁文缛节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1947年，潘迪特·尼赫鲁开始实行许可证制度，他设立了规划委员会，负责通过苏联式的五年计划来管理经济。2004年，辛格成为印度总理。他虽然是温和的知识分子，但在工人阶级中也建立了权力基础，这些工人和农村地区大部分失业的贫困人群是有区别的。
大多数美国人注意到全球市场中的印度，是因为他们打电话向电脑公司寻求技术支持时，总会听到带有英式口音的印度声调。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司抓住这个机会，把它们的客户服务外包给了印度，因为印度有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他们会讲英语，工资又低。美国和英国的银行还外包了它们的行政工作。服务外包有别于把工厂迁往有廉价劳动力的地方，它始于20年前，从那时起，纽约城市银行把他们的日常交易记录航空邮寄到爱尔兰，那里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讲英语又低薪的工人将这些记录处理完后再迅速寄回。因为美国公司把它们的“后台”工作发派给了印度，所以欧洲公司的数字运算和簿记工作只能指望东欧国家了。而现在的新动向是，印度的支持专家开始雇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帮助他们争夺高端的技术服务工作。印度人想沿着白领阶梯向上攀爬。
这些呼叫中心对于印度的价值可以从这些工作在印度经济服务领域中的优势中获知。在印度，农民数量稳步减少到了人口的24%，同时，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人口占比增长到了50%。相比之下，中国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近50%，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工厂。每个国家都找到了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而它们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恰好反映了这种差异。中国只有1%的人有大专以上的学历，而印度这个比例是3%，这对于想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国家来说都极其的低。[42]这两个国家人才流失的现象非常严重，因为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国外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印度培育了大批的软件工程师，其中很多都移民去了美国。随着国内经济明显地繁荣和发展，一部人会回国投身于伟大的国家建设，开始构建与本国历史相当的经济。而且他们常常能带回新技能和新资本。
印度11亿人口中，有2/3生活在农村地区，不过和中国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农村工厂工作。20世纪70、80年代，亚洲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变，但仍有1/4的人口，约2.15亿人生活在丧失体面的贫困中。从不同的角度来看，65%的印度人依靠农业生活，但他们对印度GDP的贡献还不到18%。和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因为独立，印度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在加快。尽管英国人自己的农业部门表现抢眼，但他们在印度的农业改进上投入却很少。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前，霍乱、天花和疟疾的消失延长了印度人的寿命，增加的人口消耗掉了20世纪50年代的所有经济增长。为了应对僧多粥少的新马尔萨斯危机，西方援助组织开始摸索避免饥荒的速成方案。
美国新政前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从拉丁美洲开始救助饥民。洛克菲勒基金会参与了进来，在墨西哥建立了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简称ICMW），在菲律宾建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IRRI）。他们依靠遗传学家的技能开发出了新品种的水稻、小麦和玉米，这些新品种的作物可以施新肥料，种植期也短，而且植株粗壮的茎能承托起更重的穗子。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和华莱士一样，是一名来自爱荷华州农场的男孩，他在提高小麦和玉米产量方面实践经验丰富，他因改良的新品系的小麦和水稻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从1963年开始，福特、洛克菲勒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AID）带着这些种子到达了西南部从印度的旁遮普地区一直延伸至土耳其的小麦种植带。很快，这些高收益品种将亚洲1995年的谷物产量提高了一倍，被誉为绿色革命。尽管耕地仅增加了4%，但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却翻了一番。饮食的改善明显延长了人们的寿命。[43]
第三世界的这些农业进步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许多农民过度地使用水和肥料，加剧了环境的退化。农村地区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因为许多贫穷的农民对新种子和施肥技术置之不理。农业改进者带来的大丰收致使粮食价格下跌，穷的因此更穷了，这与三个世纪前英国农业革命发生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20世纪90年代，赢了个开门红后，绿色革命的脚步开始有些迟缓。政府不再资助新的灌溉项目，也没有再给农民借钱，而且没有建立必要的交通枢纽，把收获的粮食送去城市市场。它还影响了研究。
尽管经济增速升至两位数，但是如今的印度仍有一半儿童营养不良，对公共卫生项目的需求至关紧要。不过，在印度西南部颇受赞誉的喀拉拉邦，人们的平均寿命和文化水平几乎与美国相当。喀拉拉邦作为典范，喜忧参半。左倾的邦政府在健康和教育方面投入了巨资——效果很明显，但是因为当地就业机会很少，所以每年都有近200万年轻人出国。这些在迪拜及其周边地区工作的工人从他们的第二故乡寄回的汇款占喀拉拉邦年收入的1/4。除了印度，从迪拜汇回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所有汇款加在一起每年合计有650亿美元！
除了美国，印度是世界上耕地最多的国家。鉴于其土壤和气候条件差异很大，印度可以为它的人民和全世界提供丰富的蔬果。[44]不过，印度的大部分耕地属于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阻碍了高产种子和改良肥料的引进。另一部分人却得为季节性洪水而苦恼。印度和中国未来都存在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印度已经开始进口稻米和谷物，这向世界粮食价格施加了更多的压力。这些进口粮食刺激政府提高了谷物的收购价格，从而鼓励了农民扩大生产。过去20年，农村面临了非常严峻的危机，几十万农民因绝望而自杀。总理辛格承诺，政府将采取行动，缓解农村的苦难。
印度看似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容纳制造业和农业，可事实上农民和制造商在土地使用上发生过多次激烈的冲突。印度汽车制造商塔塔公司（Tata）拟订了计划，要在恒河三角洲的平原地区建立一家工厂，这片区域土壤肥沃，农民每年可以收割两季水稻，还能种植一些田园蔬菜，而且通过新的国家公路，所有东西可以很容易地运去新德里。这在塔塔公司看来是非常理想的地理位置，但是示威者却成功阻止了工厂的建设。冲突显现了印度农民的战斗力，也标志着新的强大的发展制造业的行动。印度与它的亚洲竞争对手及邻居不同，它首先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不像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那样优先选择出口。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美国强鹿（John Deere）、LG电子（LG Electronics）、埃萨集团（the Essar Group）、本田、丰田、日产、摩托罗拉（Motorola）、通用汽车和惠而浦（Whirlpool）在印度都投入数百万美元建立了工厂，用来服务它们众多的消费者以及巨大的出口市场。政府预测，印度每年的国外投资最高将达300亿美元。印度的新消费者也给国内的汽车市场加了加温，现在印度是亚洲第四大汽车市场。福特、通用汽车以及日本的三巨头在印度每年都是大卖。超过1/3的消费者正在购买他们的第一辆汽车。超过90%的印度人在他们汽车上的预算不到15000美元，所以印度的塔塔汽车公司决心把五座客车的成本降至2200美元！而另一个印度汽车公司马恒达（Reva）则为印度人民提供电动的双座掀背车。21世纪的环境和经济问题使印度汽车制造商的前景看好，因为他们一直专注于生产便宜的节能汽车。马恒达汽车公司计划将它的电动车推向欧洲市场，并且已经获得了欧共体的认证证书。[45]
印度的人口活力使其可与中国竞争，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在缩减下一代工人的规模。到2030年，印度将会把中国推下世界人口第一的位置。2013年，印度20～24岁、进入就业市场的男女将达到1.16亿，而中国只有9800万。印度一半人口的年龄在25岁以下；18岁以下的占到40%。1950年，29%的世界人口在城市生活；200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0%，而印度是先锋。辛格曾承诺用数十亿美元来翻新印度的63个城市。计划是用体面的生活吸引穷人走出压抑的市郊。海得拉巴已经完成了都市美化，而加尔各答和班加罗尔也进入了蓝图设计阶段。印度持续数年8.8%的经济增长率是实现这些雄图伟业的基础。如果坚持下去——这个艰巨的任务——到2016年中，印度1万亿美元的经济将再翻一番！
年轻的印度消费群体
印度贴近美国，是世界顶级的消费国；印度的国内消费占GDP的64%，相比之下，美国是70%，日本是57%，欧洲是54%，中国是38%。印度零售贷款占银行所有信贷的1/4。中国是储蓄国，印度是消费国。银行针对这一当代现象，充分利用了美好的民俗方式，它们雇用鼓手对那些拖欠付款的债务人演奏小夜曲。而这些鼓手现在得加班加点了，因为印度的债务人陷入了信贷紧缩的困境。与此同时，印度人开始存钱，去年印度的储蓄率从28%增加到了35%。印度银行的保守政策也开始控制它们的支出。2008年，西方的全球金融中心崩溃时，印度人的智慧显现出来。印度银行业的领导人在与西方进行对比时，强调了它们的克制：少之又少的住房净值贷款，没有证券化抵押贷款投资，没有次级抵押贷款。印度银行没有一家倒闭，或是接受政府的救助资金，但如果印度银行在紧紧拥抱他人时不够谨慎，那么即使再强大也会被摧毁。[46]
制片和消费或许很相称，因为印度电影已经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印度电影被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为宝莱坞。印度体育也被拽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坑。在印度，板球最受欢迎，板球的全球总部因此从伦敦旧的贵族板球场搬到了孟买，毫无疑问这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众多球迷。印度这一代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着不错的收入，所以他们可以马不停蹄地买衣服，买CD/DVD播放器，买彩电、空调和厨房设备。印度的新超级富豪争相购买香奈儿香水、伯爵手表、路易威登手袋和罗塞蒂鞋，现在这些品牌都在印度开了专卖店。
手机的普及改变了零售业。印度人是热心的消费者，他们想用卢比买到最好的东西，而且喜欢在互联网上搜寻好价格。因为拥有如此广阔的市场前景，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在印度建了一家工厂，同时，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也成了跨国公司，把它的第一个全球总部设在了印度。1996年，有3个印度人进入了《福布斯》的亿万富豪排名；2006年，印度人变成了23个。他们数十亿美元的财富通常来自于电信、风能、信息技术、合成材料、纺织品，还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精炼。
印度的首富是穆克什·D.安巴尼（Mukesh D.Ambani），他父亲创立的信实工业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简称RI）把手伸进了印度经济的各个领域。安巴尼不只是印度最富有的人，他也是一位世俗的预言者和比尔·盖茨式的实干家。他展望用15年时间消除印度的贫困，并且建议信实工业公司从他的家乡孟买穿过港口建立一个新的更宜居的城市。孟买从Bombay到Mumbai的名称变化是刻意想抹去英国的印记。安巴尼的家族是商人种姓，他充分体现了家族精神。他们与古老的婆罗门不同，婆罗门都去牛津上学，追逐英国品味，而安巴尼更喜欢家乡的母语，喜爱街边推车贩卖的印度食物，他的放松方式是每周去看两三场宝莱坞电影。[47]安巴尼为印度缓慢的社会改革提供了企业家式的加速度，充分体现了新印度精神，印度对这种精神的支持坚决地背叛了它的社会主义的过去。
玛哈特玛·甘地和毛泽东——对印度和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个人
因为资本主义如此密集地冲击着人们的态度、价值观、习惯——这些文化的东西——所以值得我们从更多方面来比较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两个国家在两位极富魅力的领袖——玛哈特玛·甘地和毛泽东的带领下，向它们尊崇的传统发起了挑战。或许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反应体现了这两位伟人的影响。1913～1948年，甘地领导了印度脱离英国的独立运动，在印度独立六个月以后，他被印度教的极端分子暗杀了。甘地在伦敦是一名有教养的律师，他从24岁开始，在南非一直待了20年，1893年，南非拥有与印度相当的人口数量。甘地看到有色人种在当地受到的待遇非常愤怒，他发起号召，伸张正义，这样的激情使他几度入狱。他鼓励遭受压迫的人民利用非暴力反抗和消极抵抗的方式团结一致，推翻他们的压迫者。
甘地的梦想不只是让印度获得解放，他还想使印度人摆脱英国人曾一度强加的工业社会带来的、丑陋的嘈杂和摧毁三观的剥削。甘地以苦行者的习惯，唤醒了爱与赞美的善意，还有战胜一切的决心。他的继任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顺利建立了印度的现代宪法以及反映了甘地理念的人权保障。虽然宪法认同种姓身份，也认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区别，但是它纠正了许多不公平的土地法律，并且提高了妇女地位。甘地基于印度悠久的传统，强调和平抗议的手段，这一立场在他的国家依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他还培育了印度社会对多样性的包容，这种多样性在20世纪争权夺利的政党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毛泽东之所以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是因为他抵御了日本侵略，并在与国民党的长期抗战中胜出。中国的内讧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当年才30岁，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是一位杰出而冷峻的将领，他深思熟虑，恪守共产主义的承诺，后来还口述了他一路胜利的过程。旧时的中国社会墨守成规，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得非常病态，毛泽东针对这个万恶的旧社会策划了一次暴力转变。随着和平曙光的出现，共产党成功根除了卖淫、剥削儿童、妇女缠足和鸦片烟馆等社会陋习。共产党带有一丝集权主义的色彩，他们重新分配了土地，并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血腥镇压。毛泽东和他的同伴还建立了一个听命于他的政党结构，直到最底层的村落，各级都得听从毛主席的领导。
中国和印度都退出了国际贸易，寻求改善自己国家困窘的方法，它们认为国际贸易是它们贫困的成因，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寻道之路却极其不同。在甘地谦逊的个人哲学的指导下，独立后的印度开始了公民参与的教育，而中国人民虽然因国家的努力在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得到了许多好处，但是却成了政府控制的对象。如果说甘地非常会鼓舞人心，那么毛泽东就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这两个国家曾经的殖民身份都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痛苦，但是印度人仍与西方世界保持着近距离的接触。他们比中国人更容易成为成熟的消费者，中国人还需要10年或20年，才能逃出极权主义加诸在他们身上的麻木的扭曲和严重的隔离。印度人具有相当有趣的命运波折，他们的种姓制度也有有益的一面，因为吠舍（Vaishyas）这个商贩和生意人的种姓使商业企业可以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经验。政府因反对意见而紧张不安，而种姓却巧妙地开拓出一条通往全球领导力的捷径，难怪印度人喜欢说：“我们的经济是夜生长，政府那时还驻在梦乡。”[48]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国家亦如是，而印度的责任则很沉重。虽然劳动法禁止剥削，但是印度腐败成风，危险的公路、频繁的抗议、暴力袭击宗教少数派、糟糕的卫生条件和长期的电力短缺比比皆是。它的金融体系比中国的国有银行强壮些，很好地扛住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49]与印度淤滞的民主制度相比，中国政府可以更迅速地解决社会问题，宗教和种族的多样性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这种堵塞。中国也存在许多同样的问题：深重的贫困，无处不在的腐败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甘地在整个西方世界是一位被传颂的英雄，而毛泽东则完全是一介平民。这些文化遗产的去伪存真需要一些时间。
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隐藏在印度和中国地位较高的一群人中：他们对社会地位低微的人，特别是农民，表现出了无比的轻视。这是大多数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一种态度，它不只是简单的偏见，而且造成了许多的痛苦，两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18世纪，欧洲的政治自由化扭转了贵族类似的道德观念。宗教仇视或是正式和非正式的种姓制度，这些现实的存在之道与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倾向背道而驰。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似乎都渴望繁荣开放的社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想要达成这个愿望，所有人必须先停止对穷苦乡下人的无礼冒犯。
2008年，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不欢而散，而在此之前，印度和中国受邀加入包括美国、欧盟的27个国家、巴西、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新七国集团。用华尔街投资者的行话来说，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新兴市场现在炙手可热。2007年，印度、中国和巴西创造了最多的百万富翁，这证明了这几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也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平等的嘉奖。[50]2008年，新兴市场的热度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现金短缺的外国投资者为了弥补他们国内的杠杆债务，开始撤回资金。印度损失了110亿美元的国外投资。新兴市场还经历了出口需求收缩的双重打击，这些打击刺激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和对外国投资基金的收缩。[51]至少他们和客户坐在同一条船上。
欧洲人和美国人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亚洲登上世界经济舞台的意义。商业引力的中心不仅偏向了东方，而且更有趣的是，资本主义展示出了远离故土后变色龙般的适应能力。这并不意味着亚洲新手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和印度对美国具有挥之不去的情感，他们总共拥有两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这些债券几乎没有产生收益，所以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力劝亚洲领导人转而把钱投进区域基金，资助基建项目。这些行动很及时，因为印度和中国与它们西方先辈一样，已经污染了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萨默斯还推动建立了南亚自由贸易联盟（South Asian Free Trade Alliance），研究方法，使合作可以增强现在已经存在的竞争。[52]过去的20年里，印度和中国显然已经找到了登上世界经济舞台的入口。只是西方最初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将如何调整它们的表现、权力和不同的政治方法，这会为有关未来的想法增添情趣。
* * *
[1]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Culture，and the World Economy，1400 to the Present（Armonk，NY，2006），263；Joseph E. Stiglitz，“Capital Market Liberalization，Globalization，and the IMF，”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2004）.
[2] Justin Yifu Lin，“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Distinguished Lectures Series，no. 16（2004）：30；Jonathan Holland，ed.，“Top Manta：la pirateria musical en Espana，” Puerto del Sol，vol. 11，no.5（2003）：15-18；Stephen Mihm，“A Nation of Outlaws，” Boston Globe，August 26，2007.
[3] 2010年，美国执政的是民主党。——译者注
[4] 截至2010年7月3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有153个，俄罗斯于2011年12月16日被正式接纳，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译者注
[5] Tina Rosenberg，“Globalization，” New York Times，July 30，2008.
[6] Jeffrey A. Frieden，Global Capitalism：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2007），166-67，467-70.
[7] 福摩萨：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对中国台湾的称呼。——译者注
[8] Kenneth Pomeranz，“Chinese Development in Long-Run Perspectiv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152（2008）：83-84.
[9] Barry Naughton，The Chinese Economy：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2007），82，222.
[10] Barry Naughton，The Chinese Economy：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2007），217-19.
[11] S. Shuming Bao et al.，“Geographic Factors and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Reforms，1978-98，” China Economic Review，13（2002）：90，109-10；Lin，“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2；Naughton，Chinese Economy，222.
[12] Lin，“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29.
[13] Wing Thye Woo，“Transition Strategies：The Second Round of Debate”（2000）：10.
[14] Siri Schubert and T. Christian Miller，“Where Bribery Was Just a Line Item，”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1，2008.
[15] Naughton，Chinese Economy，79；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1990）；Philip 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1985）.
[16] C.V. Ranganathan，“How to Understand Deng Xiaping’s China，” in Tan Chung，ed.，Across the Himalayan Gap：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1998）.
[17] Pomeranz，“Chinese Development in Long-Run Perspective”：90-92.
[18] Naughton，Chinese Economy，202-3，398.
[19] Pomeranz，“Chinese Development in Long-Run Perspective”：95.
[20] Edward Wong，“In Major Shift，China May Let Peasants Sell Rights to Farmland，” New York Times，October 11，2008.
[21] Naughton，Chinese Economy，161.
[22] David E. Bloom et al.，“Why Has China’s Economy Taken Off Faster than India’s？”（June 2006），available on the Web；Kenneth Pomeranz，“Why China’s Dollar Pile Has to Shrink（Relatively Soon），” China Beat Blog，http：//thechinabeat.blogspot.com/2008/01/why-chinas-dollar-pile-has-to-shrink.htmlp，January 19，2008.
[23] Woo，“Transition Strategies”：10；Ranganathan，“How to Understand Deng Xiapeng’s China.”
[24] James Fallows，“China Makes，the World Takes，” Atlantic Monthly（July-August 2007）；Ching-Ching Ni，“The Beijing She Knew Is Gone；In Its Place，the Beijing She Loves，”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3，2008.
[25] Donald Clarke，Peter Murrell，and Susan Whiting，“The Role of Law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ng Cai，Albert Park，and Yohui Zhao，“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in the Reform Era，”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New York，2008），172-73，390-91；Robert Brenner，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1945-2005（London，2006），324-26；Emily Hannum，Jere Behrman，Meiyan Wang，and Jihong Liu，“Education in the Reform Era” and Alan Heston and Terry Sicular，“China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Brandt and Rawski，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233，40.
[26] Naughton，Chinese Economy，422-23，107-10，478-81；Keith Bradsher，“Qualifying Tests for Financial Workers，”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6，2008.
[27] Hannum，Behrman，Wang，and Liu，“Éducation in the Reform Era” and Heston and Sicular，“China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233，40；Amy Chua，World on Fire：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New York，2005），3-7.
[28] D.S. Rajan，“China：Tibet-Indian Ocean Trade Route—Mixing Strategy，Security and Commerce，”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Paper No.1546（2005）；Somini Sengupta，“After 60 Years，India and Pakistan Begin Trade across the Line Dividing Kashmir，” New York Times，October 22，2008.
[29] Lin，“Lessons of China’s Transition”：16；Jeffrey D. Sachs and Wing Thye Woo，“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4（2000）：18；Woo，“Transition Strategies”：10，12，23；Sachs and Woo，“China’s Economic Growth after WTO Membership，”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vol.1，no.27（2003）：27；Albert G.S. Yu and Gary H. Jeffers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in Brandt and Rawski，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