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全球化的完整意义被第一次全球的经济衰退打回了原形。盈利的预期和糟糕的判断力醉人地混合在一起，再次显露出过去积淀的恐慌，世界金融家以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为基础，构建了一个衍生品和对冲基金组成的松散结构。2007年，房价跳水，他们搞出了五花八门的新证券。许多历史悠久的公司破产了，资金开始稀缺，数百万抵押贷款的持有人发现自己欠的债比他们房子的价值要高得多。不久，毒素就扩散到了金融中心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心脏，金融中心的流动性危机与偿付能力结合在了一起。没有新泡沫出现来分散人们对于经济基本面的注意力，现实的这一剂药下得太猛，为了控制损失，一些人开始呼吁法规和国际合作的回归。
有时，现实的精彩片段就像丁尼生（Tennyson）的“墙缝里的花朵”，揭示出有关大情境的真相。2008年，经历了金融危机、股市恐慌和信贷流动冻结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来自克里夫兰的老新闻似乎听起来颇有意义。当时是2002年，克里夫兰市议会发现针对掠夺性贷款的止赎权出现了突然而短暂的变化，比如收取高额费用和还款罚金，并且还提高了利息支付。于是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条例，阻止了这些变化。托莱多和代顿也纷纷效仿了这一做法。这迫使俄亥俄州银行采取了行动。它们在法庭上对这一条例提出了质疑，并且游说立法机构很通情达理地通过了一部法律，禁止了类似的条例。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推翻了早先的有利裁决，禁止了这些条例。紧接着，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介入调查，并且裁定即使是州立法机构，也不能通过针对国家银行的立法。[1]国家和州的权力压倒了地方的审慎。而这并不是孤案，它说明了立法机构不相称地愿意保护企业免受监视。
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会重演，但资本家可以自我重复。事实上，危机来临时，即使没人阻止，也很少有人会表现出诧异，这表明了资本主义养成的一种品质，否认现实的乐观主义。资本主义的“精神”就是散发自信的推销员表现出来的劲头。如果没人主持，大多数参与者都会忙着寻找赚钱的新（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很容易）方法，所以恐慌、危机和暴跌无法避免。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监管的外围寻找合算的交易。好交易表现糟糕时，政府总是急忙解决问题，但结果却各有不同。
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以前，市场磕绊已经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痛苦，1987年股市崩盘起了个头，接踵而至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垃圾债券危机；1989年储蓄和贷款行业的陨落，日本萧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濒临破产，2000年网络公司泡沫破灭，2001年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垮台，随着2008年抵押支持债券崩溃带起的层层涟漪，市场的谬误之歌达到了高潮。从2007年开始，不断增加的止赎权缩减了没完没了的次级抵押贷款，问题因此也越陷越深。中国的巨额储蓄降低了借款成本。美国消费者显然决定让中国继续存钱，而他们则继续保持高消费的风格不变。同时，低利率驱动资本管理者四处寻找多挣钱的新方法，因此，他们必须编造花哨的策略。
雷曼兄弟破产是创伤的开端，这一事件并没有刺激美国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世界金融机构的“共沉浮”联盟变得愈发紧密。正因如此，政府迅速出手，接二连三地救助了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以及它发起的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还有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同时，通过谈判把美林贱卖给了美国银行。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也迅速采取了行动，虽说这有点不正常，但是提升了希望，我们总归是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通货紧缩的教训中获得了一些启迪。20年的高资本回报准确无误地暴露了它自身的缺点，开始是纽约，然后蔓延到了伦敦、法兰克福、香港和东京等主要金融中心。自治国家冰岛濒临破产，导致投资高利息收益的冰岛债券的机构穷困潦倒。
19世纪J.P.摩根时代，银行家的谨慎协调了市场的发展，现在他们却乐于承担风险，变成了硅谷创业企业的发起人。因为受到收益可能大幅增加的诱惑，银行家开始在服务费用上相互竞争。与19世纪资助铁路建设的先辈们不同，这些银行家会投资于他们为客户创造的证券，为了用更少的资产压舱来获得贷款，他们把谨慎抛在了脑后。公司取代了合伙经营，在不追究个人责任的情况下，高管们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1999年，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被废除，极大地助长了风险偏好的风气，这次废除分离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而且禁止商业银行拥有企业股票。20世纪90年代，投机风气四起。[2]
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两个未知因素造成的根本原因。第一个诱因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经济衰退引起了人们破除法规的兴趣，这些法规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遗赠。作家把资本主义企业比作格列佛，环保主义者、安全监察员等小人国居民一队队前来，想要捆住它。商界人士认为，只有参与者可以自由且迅速地采取行动时，经济才能健康。说到放松管制的时代，我们总会想起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而1999年，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成为法律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Financial Service Modernization Act）则宣告了这个时代的完结。
银行、经纪公司、保险公司以及高价股票普遍有所斩获，法律允许银行与保险公司合并，并且把投资银行从许多适用于定期商业银行存款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这个法令保护了银行客户的隐私。更重要的是，它还使难懂的投资脱离了监管，比如投资者为了对冲他们投资的各种证券可能造成的损失，在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市场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可这些降低和管理风险的工具事实上却鼓励了投机者与体制进行博弈，这简直有悖常理。
信用违约掉期是一种保险方式，是人们为了平衡投资损失而采用的手段。但是如果其他人认为某个企业会失败，那么即使没有投资，他们也可以签订信用违约掉期。这非常像是为邻居家的房子投保，因为邻居粗心大意爱吸烟，他家的房子迟早会烧掉。作为一家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目睹了大量投资者想为他们的证券化抵押贷款投保，急匆匆地签下了合同。这家保守的公司借助复杂的计算机模拟的风险评估，仓促跳入了这片暗流汹涌的抵押债务水域，几乎溺水。2004年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致投票决定，免除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资产超过50亿美元——承担债务金额的监管限制。[3]他们说，剩下的就交给历史吧。
立法机关忙着解构监管体系，同时异常的资金量也正冲刷着全球市场。金融资产远比真正的经济活动增长得要快。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高储蓄率与政府刺激经济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使利率大幅下降。[4]利率不恰当地徘徊在2%～3%的区间内，金融专家们开始想尽办法增加回报。美国住房市场的火热正是他们追逐的机会。他们设计了一系列风险极其不确定的新金融投资工具。银行抵押贷款兵分几路，变成了衍生证券，衍生证券这个名词是指其自身价值来源于其他资产。很快，这些证券化抵押贷款从商业银行传给了投资银行，因为投资银行不用像商业银行一样受到监管。投资银行重新包装了这些证券化抵押贷款，并将它们卖给投资者或其他银行。其他许多正在寻找地方存放自己资金的个人和机构也买了它们。一旦商业银行售出抵押贷款，它们就可以自由地创造新的衍生品，这成为一轮知情人士的欢乐增长。房主实际的抵押贷款支撑着证券的价值。可惜的是，银行家们低估了隐藏其间的风险，随着抵押贷款的数量和疑点不断增加，这些风险也呈几何级数上升。还有更糟的，2009年，止赎的法律程序揭露了记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疏忽，因为一些止赎权无法提供持有抵押贷款的证据。
对于把玩房地产市场的人来说，抵押贷款是一个很大的杠杆。如果一个人购买100万美元的房子，他首付10万美元，转身在上涨的房地产市场上把它以110万美元卖掉，他就赚回了首付，还多了10万美元，等于初始投资翻了一倍。如果你想分期付款来获得物品的所有权，那么利用贷款投机非常可行。当然，要想成功，这个物品必须有升值空间。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就呈现出这样的上升趋势，它在2000～2006年之间几乎翻了一倍。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形象地称之为博彩资本主义，抵押贷款表现成了所有信贷形式的证券化，从汽车分期付款到信用卡。
金融机构想留住这美好的时光，它们开始向有不良信用记录或收入不够还款的人发行抵押贷款。银行以及储蓄和贷款公司用降低首付或压根不用提供首付的方式来吸引客户。一个全新的杠杆市场自此被挖了出来。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利率的下行压力也使住房抵押贷款更具吸引力。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行政机构都将购房作为合理的公共政策来推动。这些额外的购房者进一步抬高了房价。随着越来越多拥有次级信用记录的人取得了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成倍增加。在房地产市场的全盛时期，许多房主把他们不断上涨的财产价格当成是银行存款来使用。他们分享着金融行业的乐观前景，用房屋增加的价值冲抵了住房净值贷款。他们用这些支付孩子的大学学费，开创事业，购买越野车或者美化自己的新家园。
个人决策有助于解释世界金融中心在2008年为什么会陷入低谷，这是个完全合理的意外后果。首先，1997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家庭决定建立储备金时，他们没打算用基于他们储蓄的廉价信贷来刺激美国消费。其次，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行政机构认同住房是健全的社会政策时，他们也没打算激起银行之间的竞赛，争相发行次级房贷，并将其证券化卖给热切投资者。再而，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向明星交易员支付可观的年终奖金时，他们也只是想要奖励出众的业绩表现。所以睾丸素驱动的竞争完全是无意识的，强烈压制了做行业老二、从大处着眼和倾听反对意见等所有可能的理智。意外后果的概念与经济学家青睐的数学模型并不匹配，自由的市场体系和普遍的个人主动性才是火车头，牵动着行为产生意外后果的专列。而这些后果聚集起来，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2008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冒险是资本主义的天性，但是它在金融部门与在技术领域扮演的角色不同。银行和公用事业一样，它们在可靠且高效时贡献最大。银行家反而像二手车推销员般逢迎献媚。他们曾让不谨慎的借款人吃过闭门羹，现在却对所有登门者张开怀抱。当然，如果他们从没把钱借给过冒险的企业家，那么资本主义也会受到影响。21世纪10年代，平衡稳定与创新的问题难倒了银行。投资银行甚至开始购买它们正要卖给其他人的资产抵押证券，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有人说，当银行体系公开发售股票时，冒险策略会为银行家而改变，这些策略允许他们投注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金融机构乞求政府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后，年终绩效奖金为扩大业务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成为公共领域争论的焦点。不在华尔街工作的人认为，数百万的奖金可能来路不正。金融奇才却认为，他们卖点公司的什么东西就能捞一大笔——行话说，就是“杀什么吃什么”，显然这个逻辑并没有被人们记住。当生活重新听见杀戮的咆哮，这些金融公司都濒临破产时，对于该做什么，他们也只能沉默。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虚拟投资的世界，这些投资的物质实体是从全世界6万个终端发出的电子信息流。技术进步使金融交易量不断增加。也出现了一些双重欺骗，销售人员鼓励人们承担超出他们经济能力范围的抵押贷款，或金融公司在没有分享风险信息的情况下，说服养老金基金经理和市民购买他们的资产担保证券。
过去十年，金融服务在美国GNP中的占比从11%增长到了20%。一些平日里清醒冷静的人投资的杠杆比率达到了1∶30，这在没有跟踪的情况下扩散了风险。更大胆的投资者会把几种举债形式嵌套成单一的投资工具。从长远来看，这损害了国家的利益，物理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都离开了他们原本的工作，加入了高薪的金融队伍。21世纪的最初几年，至少有40%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进入了金融行业。在华尔街，百万美元的年薪司空见惯，因此他们形成了一个小而紧凑的赢者圈子，所有的奖励因素都放在了大胆冒险的这一侧，正面的抑制因素劝阻了谨慎，甚至是坦率。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担心得罪大公司的领导，因为他们希望这些领导日后会雇用他们。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和穆迪（Moody’s）等信用评级机构也不愿降低那些承担了巨大风险的银行客户的评级。回顾过去，这些决策者影响了几十个国家的经济，可他们自己其实活在密闭的温室之中，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高呼同志之爱，不愿去想明天在哪里。[5]
这个场景下的未知因素带有心理和地方色彩：膨胀的自信心鼓励人们——如此看来，主要是机构投资人和对冲基金经理——购买新的资产担保证券。回头想一想，他们对风险的错觉有点匪夷所思。歌舞升平时，大多数人只会跟着傻乐。反之，谣言和愚蠢被戳穿时，信心骤降造成的打击几乎等同于令人失望的收益报告或国外市场的动荡。这些来自交易员和投资者的反应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经济，因为全球投资者很容易接近这些“好买卖”。再补充一句，世界对美国每年7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视而不见，这种选择性失明对美国很有利。
诺贝尔奖获得者，化学家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就债务问题有一些独创性的见解，20世纪20年代大泡沫时期，他离开了化学领域，转而投身于经济。人们购买债券（即借钱），因为他们想在未来拥有更多的财富。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庄稼快收割时，如果我借给农民100美元，期望收回110美元，我会祈祷天气晴好或者蝗虫不会来。可实际上，如果抵押未来财富的债权过多，超过了债权的回收溢价，那么一些用未来收益担保的债权必然会亏本。期货市场不仅波动性强，而且总是在应对这种不确定性。[6]在证券化抵押贷款的情况下，债权索偿人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美国方言协会（American Dialect Society）将“次级”评为2007年的年度关键词。[7]在房价上涨的一片欢欣鼓舞中，全球金融词汇也从华尔街跳上了日报的版面，你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一系列引用，比如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债务抵押债券、利率掉期、掉期期权和特殊目的投资工具。21世纪10年代，对冲基金增长了五倍，吸引了养老金基金、大学捐赠基金和市政投资等各路投资经理，现在这些人都承受着经济收缩带来的巨大痛苦。经营对冲基金、创建衍生工具和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人用抵押契据搭起了一座纸牌屋。他们初期的成功与上涨的房价共同孕育了“非理性繁荣”。在泡沫出现的初期，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指出，他有点后悔当初反对监管。信用评级机构忽视了其间的利益冲突，给予抵押贷款证券虚高的评级。因此，即使那些创造风险评估的人也对这个体系失去了信心。
2007年末，房价开始下跌，抵押担保证券也跟着滑落。去杠杆化像蛇一样——即偿还保证金买入的证券——沿着金融这条绳索啃噬了所有人，从银行家到保险公司、对冲基金投资人及其机构和私人客户。流动性枯竭，资金紧张。甚至合法的商业借款人都无法获得贷款。更糟糕的是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摇身一变，成了商业银行，离开了投资银行这片鲨鱼出没的海域，驶入了更多监管和审查的避风港。它们也因此获得了政府援助和贷款来源。
不想受约束的金融家并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唯一的责任人。这场危机也揪出了政府官员，从市议员到国会议员，从市长到总统，是他们解散了曾经针对金融公司的监管体系。美国政府或多或少地从经济关系的中立裁判变成了商业利益的提倡者。政治竞选的改变促进了经济领袖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勾结。40年前出现的电视成了竞选活动的主要媒介，钱——绝对不能忽略不计——有了新的重要意义。电视广告费把官员和他们的竞争者推搡到了商业利益的怀抱。油滑的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曾辩称，他抢劫银行是因为那里有钱。这就是两党候选人都会去找富豪要捐款的原因。
贪婪和需求的有毒组合——金融工程师的野心勃勃和政客支付竞选活动高昂成本的需要——使官员受制于这些希望政府撤销监管的公司高管。但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主导了舆论，遮掩了政府的真实意图。即便如此，《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通过后，一些立法者仍然试图限制衍生品交易。他们准确地预测了经济衰退的连锁反应。众议院提出了打击掠夺性贷款的措施，俄亥俄州某些城市通过了类似的提案，但是让企业自己做主的支持者却不断阻挠这些努力。监管体系名誉扫地，就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即使那些完好无损的监管机构也变得畏首畏尾。
自满的行政官员和立法者为放松监管抗辩的理由是，美国银行家会带着钱离开这个国家，在其他地方建立他们的证券化抵押贷款的帝国。竞争这剂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无情地鼓励了冒险。谨慎一些的银行家看到他们的竞争对手如此意气风发，也会想做同样的事。阴雨绵绵时的游行从来都不会有什么人气。撤销监管后，银行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从2001年的9000亿美元飙升到了2007年的62万亿美元。[8]对冲基金在10年间也从37.5万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万亿美元，使损失跳进了万亿美元的行列。数字很难理解，但它不是问题的维度。如果非要指责的话，消费者也不能摆脱干系，因为放松信贷和便宜的抵押贷款也是许多美国人的要求。
房主成了到处打官司的诉讼人，他们开始起诉银行、抵押贷款机构、华尔街银行、大银行、小银行和这些银行的贷款专家。甚至市政府也被卷了进来，它们也购买了部分由抵押贷款、次贷和最低利率的银行贷款担保的高收益有价证券。一些远在澳大利亚的人也把投资银行告上了法庭，说它们隐瞒了在售证券的风险。而通用电气等受人尊敬的公司也将业务范围延伸到了金融服务领域，结果因为沿用欺诈标准，收到了保险公司的律师信。最高法院近期的裁决有利于华尔街，但是如果没有充分补偿的话，仍然阻挡不了人们走进律师办公室，寻求报偿。[9]
房价并不需要下跌许多，之前，很多房主的欠贷余额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房屋价值。2009年，超过1/4有抵押贷款的房屋——大约1300万处房产——是“在水线以下”；止赎权平均每天有5000个！投资者损失了4000多亿美元。考虑到1990年的日本经济衰退时，政府并没有迅速采取行动来止损，美国政府也奋力想要驾驭经济恢复的过程，加快信心的回归。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首先为“不良资产”提供了7000万亿美元。“救市”成了让人不再有好感的名词，因为它强烈暗示了我们面对的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不久，人们都开始谈论经济刺激，还有经济复苏的承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新政府正在实施着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所有官方努力都想使普通的市场参与者相信，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或者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的竞选歌曲中唱的那样，“好日子又回来了”。
与此同时，美国汽车产业酝酿已久的衰退引发了注入纳税人资金的要求。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钱花光了，福特也步履蹒跚。汽车制造商的棘手问题挑战了经济学家最强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可以依靠市场参与者的理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本田、丰田和日产在美国首次亮相时，开明的利己主义就应该在底特律领导人的耳边低语，情况有些不太对劲。当然，密歇根州的大多数人还是“买美国货”，所以他们没看到奔跑在加州和纽约州的高速公路上的那些时髦的新汽车。汽车制造公司通常都很大，几乎控制着整个地区，所以它们的首席执行官总是放纵自己沉浸在白日梦里，迎合消费者对于高油耗越野车的短期喜好，或是把它们的创新设计送去国外的展厅。1989年，迈克尔·摩尔的热门电影《罗杰和我》嘲笑了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说他在摩尔的家乡弗林特解雇50000名汽车工人是缺乏远见。而且通用汽车的定期报告必定是有关日渐萎缩的市场份额。这种固执的无知不能永远持续下去。2009年，终于到了自食其果的时刻，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都进入了破产程序。
全美汽车工人约30万，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的雇员占了75%，他们的工资成本不断上升，这是这几家公司领导逃不出的困境。2008年，他们去国会作证时，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也一起去了。这个缠人的麻烦主要是如何照管现有工人和退休工人，这让人觉得非常讽刺，因为他们的前辈们曾反对国家为医疗保险立法。20世纪40年代，曾有一项提案提议通过社会保障总署为全民保险提供资金。底特律的领导人担心这样的条款会削弱工人的忠诚度，所以坚决反对这一提案，并且推动工会在谈判桌前成功地争取到了它们成员的利益。本田和丰田美国工厂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并没有达到底特律汽车工人那么高的水平，这一事实激怒了国会议员和他们选区的人民。早些时候，公众可能想知道这些工人没有做得更好的原因。可是现在，工资缓慢增长的30年和沃尔玛这样低工资雇主的成功已经引起了观念上的奇妙变化。
为了对抗这种心态的改变，工会领导人意识到需要重建公众和工会之间曾经拥有的团结。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AFL-CIO）制定的目标是它可以代表美国1/3的劳动力，达到20世纪50年代鼎盛时期的规模，因此它发起了一次运动，解释强大的劳工运动如何激发民主，以及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生活工资和体面工作条件的道德承诺。实际情况也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支持：CEO的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78年的35倍提高到了2008年的275倍。再也没有企业负责人会像亨利·福特那样慷慨地对待工人了。自2003年起，虽然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工资并没有上涨，福利的价值也在下降。
工会支持《雇员自由选择法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2007年，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曾用阻挠议事的理由否决了这项法案。《雇员自由选择法案》旨在保护工人组织工厂的权利，只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联名签署，表达他们成立工会的意图。统计数据表明，1/4的雇主非法解雇过至少一个工会组织的人，所以工会认为《雇员自由选择法案》对于组织新工厂非常必要。工人工资保持不变，而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员薪酬却在不断上涨，这种强烈的对比把许多民众拉回了工会这一边。在无拘无束、不受监管的几年中，自由放任经济理论陷入了耻辱的泥潭，而这几年也为工会在21世纪的发展开了个好头，只是工会必须面对关门停业的商店和美国企业排山倒海的异议等对抗力量。[10]
缺少灾难警示显然是人类的特质之一，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并没什么不同。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研究论文《崩溃》中表示，失败的社会总是在功能失调很久之后，还死死地拽着它们的价值体系不放。[11]坚信市场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可能是古老人性弱点的新鲜例子。当然，这个观点现在听上去就像是在墓地里吹口哨。每一代是否都有自己的经验教训？看起来的确如此。二战后的财政安排使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25年的普遍繁荣。或许这种景象还会重现。法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要求布雷顿森林协定在21世纪重建世界经济的金融基础。显然，对他们来说，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签署的协定象征着共享的合作影响力。
虽然次贷危机的中心是美国，但是这场灾难的影响却波及全球。下曼哈顿区招致的麻烦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的城镇，更不用说外国投资者，他们和美国金融界的冒险家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 Knievels）一起兜了兜风。甚至美国最神气活现的企业中心硅谷也订单大减，感受到了信贷紧缩的级联效应。考虑到它们的计算机和软件销售额占了美国资本支出的一半，所以这不是寻常的问题。通常充斥着风险资本的技术领域现在也有些资金枯竭了。
在房地产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日子里，人们依靠房屋不断上升的价值进行借贷，现在他们停止了消费，这伤害了大大小小的出口商，美国消费者曾是他们可靠的依赖。拉丁美洲的领导人常常谴责美国这个一路向北的哥利亚，他们开始还有点幸灾乐祸，直到发现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也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迫在眉睫的危险。这次金融崩溃就像是出其不意地用绊网困住步行者的恶作剧一样，逮到了所有人。只有印度因其保守的银行业传统而逃过一劫，未受太大的影响。这些证券出乎意料的脆弱——证券（security，另意“安全”——编者注）是个自相矛盾的术语——面对这场危机的肇事者，美国的银行则助长了全球许多新兴经济体左派领导人对这场次贷崩溃的肇事者的愤怒。
全球化利用第一场世界范围的庞氏骗局划开了另一个口子，2008年底，全球化终于栽了个跟头。这个骗局是以咆哮的20年代臭名昭著的骗子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而命名，它为了收买已经入股虚假公司的人，得引诱更多的人投资。在巨大利益的鼓动下，股民成了这些赚钱投资的非正式推销员。一位曾受人尊敬的华尔街金融家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承认自己曾在美国、加拿大、欧洲、中东国家和中国等世界许多地方向新增的潜在客户出售他公司的股票，骗取了客户500亿美元。[12]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麦道夫受到控告很冷漠，尽管一位坚持不懈的专家反复告诫它皇帝麦道夫没有穿衣服，但它仍然拒绝调查。
金融服务业在过去15年的优势是主次颠倒的经典案例。金融机构的发展最初是为了方便实业企业，但是20世纪末，它们本身成了风险投资家。200多年前开办的股票市场变成了公众和上市公司之间的调解员。股票市场曾经只是富人的游乐园，现在却在为数千家机构和数百万小投资者提供服务。银行也把资金投向了商品生产和服务领域。这些金融机构最终拿到了权杖。21世纪，金融家越来越多地介入公司事务，他们交易公司股票，商谈公司贷款。权力从公司管理层转移到了债务持有人的手中，这种转移对公司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债务持有人更注重眼前利益。股东因此受益——至少在短期内，而许多强大企业的价值观却被冲撞得摇摇欲坠。
一般来说，如果金融资本主义的目标与企业相差太远，那么公众就会受到影响，2008年发生的事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1953年，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出任国防部长时，他说出了他的想法，这句话成了当时的头条新闻：“有利于国家的就是有利于通用汽车的，反之亦然。”威尔逊因为这句话在听证会上被人嘲笑，但其实他说得很有道理。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一直向汽车工人支付着优厚的工资，让消费者对它们的汽车满意。抵押贷款这类纸面交易的灵活杠杆产生的暴利激励了所有的短期行为，比如21世纪初期CEO复杂的巨额薪酬。事后看来，公司或许把高管奖金放入了托管账户，他们好好经营几年后，才会得到这笔奖金，而不是应付了事就能够获得。
次贷危机凸显了想稳住资本主义的无情革命有多么困难，因为过去总是非常不完美地指导着未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主席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刻薄地说，次贷的激增是某种“自然实验”，测试了彻底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理论是否有效。[13]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实现了外围安全网的全新银行体系落实到位。主要的资本集中离开了开展存贷款业务的传统商业银行，转移到了投资银行，这些放贷的投资银行造出了真正的信贷额度的红树林迷宫。这并不反常。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投资者总是在寻求新的赚钱方法，最好还能免于监管。
清算的时刻终于到了。199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团为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在2008动荡之年结束时，它们去圣保罗和工业巨头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形成的七国集团进行会谈。新兴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呼吁通力合作，重建全球的金融架构。他们强调“其他国家”不再满足于让西方国家这样不负责任地继续下去。很快，华盛顿举行了另一次会议。白宫国宴的安排暗示了这些其他国家的胜利。布什总统右边坐的是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s Inácio Lula da Silva），左边坐的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这些时刻和二战结束时一样有利，可以解决全球不稳定的国际问题。[14]
全球化的新现象总是借由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名，不是土耳其围着头巾的老太太打手机的场景，就是伊朗年轻人跳着美国嘻哈舞蹈的电视画面，或是有关尼日利亚生长的一些美丽的非洲雏菊的知识。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些对互联性的肯定令人震惊，就像听说宾夕法尼亚州的好时公司这样支持整个社会的工厂要歇业一样。读过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全球贸易的真正始点是16世纪东印度群岛的香料买卖和新大陆的白银交易。那么，为什么全球化直到现在才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世界的通信和交易以50年前难以想象的方式把我们的生活结结实实地捆在了一起。政府更开放了，界限也更容易实现相互渗透。托马斯·弗里德曼声称“世界是平的”，他的意思就是指人、财、物可以在地球表面自由移动。[15]
互联网超越了电报和电话，它用消息、表格、照片和电子表格等，即时地连接了个人、企业和机构。亚洲国家进入世界市场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廉价的进口商品，这也把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一把拉进了跌宕起伏的国际市场。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美国（或德国、中国）打个喷嚏，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也会跟着伤风感冒。21世纪头十年还出现了许多关于全球一体化的炒作，IBM公司登载的两页报纸广告就是典型。这个广告分享了弗里德曼的世界的扁平化，阐述了一个智能化的主题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传感器可以把智能信息发给汽车、家电、相机、道路、管线、牲畜和药！广告还分享了弗里德曼口中的全球化友爱（Globalphilia）。IBM为了强调这一点，描述了它“提升企业的效能和效率，同时利用技术力求科技上的创新、灵活和集成的整体管理方法”。[16]但是仅靠智能和沟通远远不够，最近的金融灾难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成功还需要智慧。
经济学家现在正在谈论所谓的道德危机，这一术语指的是给予人们错误激励的危险。政府救助银行也是道德危机，因为如果未来银行家感觉自己不用买单的话，那么他们更容易冒愚蠢的风险。这不禁让人想起某位专家的话：“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17]控制罪恶的系统手段在经济上以及在宗教中显然都是必要的。“道德危机”这个术语本身就表明了市场参与者现在意识到资本主义必须要有一个社会规范上的支撑。人们可能会说，善有善报，但是大多数人发现这个回报远远不够。我们虽然更喜欢度假，但是我们要吃饭，我们渴望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我们愿意工作。
所以，市场要什么和市场参与者要什么之间存在某种脱节。这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看出来，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一直致力于辛勤工作的道德善举。直到如今，追求享乐的伦理才流行起来。这也是问题所在。自由企业经济依靠的是竞争、明智的选择和广泛共享的信息，它也奖励了部分的市场垄断者，诱骗他人进行愚蠢的交易，并且利用对自己有利的秘密信息。今天的道德危机只可能是资本主义正在远离师长教授有关成年人如何养儿育女，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古老伦理。如果这组价值观完全消失，我们将失去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石，但这取决于男女履行义务、审慎地管理资源、注重努力工作以及公平地对待他人。
2008年的金融危机非常严重，所以法规才得以重申，官员们才恢复了谨慎的态度。它还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话，这真是件时不我待的事。我们需要的新金融体系不只是一次法律改革。资本主义应该可以很好地兑现它的进步与繁荣的承诺，参与者才能觉得安全无虞，有位专家详尽地列举了这些保障，“有效的法律体系，值得信赖的司法部门，可强制执行的合同法，公正无私的行政部门，现代簿记，准确的财产记录，合理的税收体系，成功的教育系统，洁身自好的警察和政治家，财务公开的竞选资金，有责任感的新闻媒体和普遍认同的公民责任”。[18]资本主义创造财富是为了支持这些社会福利。如今，确保这些福利的政治意愿是否存在才是真正的问题。
资本主义历史的重现
有关商业的事项离开了现代之前的贵族社会的外围，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中心，我们可以在历史中检测到资本主义起源的缺陷。交易和人际交往一样古老，但它从前主要停留在勇士出没的族群间隙的范围内。欧洲人详细研究了到达西印度群岛的路线，他们发现了具有异国风情的亚洲港口，在那里他们可以买到丝绸和香料。而往另一个方向行进，他们可以到达由两个大陆环抱的、几十个热带岛屿组成的新大陆。利润丰厚的交易不断涌现，证明欧洲人已经拥有了不错的投资海外事业的资金储备。
16世纪，因为商人总是一门心思地赚钱，所以支持欧洲君主制的贵族看不起商人，但是商人也喜欢迎接扩大欧洲影响力和权力的挑战。毫无疑问，他们认为人类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来就能领导外交使团，为法律或教会服务，为国王出谋划策，以及率领军队；而其他人只是砍伐工或汲水者，还有生活索然无味的农民和仆人。商人是夹在这几类人中间的城市群体，他们重视技能和资金，但是缺乏高贵的家族背景，所以地位低微。
17世纪，买卖行为越来越普遍，至少在英国，这种态度开始有所转变。改良的技术有助于原始的农业体系提高粮食产量，而大丰收则降低了粮食价格。同时，许多农民的孩子不再需要务农，于是他们走进了农村工业，或是离开去城市从事贸易，再或者变成了英国统一市场分销网络的一分子。18世纪，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使蒸汽可以成功地排干矿井，为工厂提供动力，以及驱动火车头。这些变化与深植于当时法律、宗教与普遍做法中的习俗背道而驰。经济发展的支持者举证说明了这些新方式的合理性。他们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自由、进步且有益的。只要他们坚信这个观点，资本家就等于练就了扰乱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重拳。
因为18世纪30、40年代，人口开始增长，所以匮乏仍是18世纪西方社会的特征之一。然而，城市消费者还是找到了有趣而有用的物品，从地图、旅游书籍到珠宝和华丽的服装，以及食糖、咖啡和可可等异国风味的食品；还有眼镜、科学仪器和袖珍罗盘等令人着迷的发明。人类发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层出不穷的新鲜玩意儿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不公平的对比进入了公众讨论。
17世纪末，英国基本消灭了饥荒，西欧其他地方的饥荒也没以前那么严重了。1723年以后，自14世纪以来总是定期造访欧洲的黑死病瘟疫也没再发生。生命的不安全感开始慢慢消失，而这种感觉曾是父权、职权和君权侵入的正当理由。市场参与者的呼声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宗教宽容和个人自由，从而可以获得或抓住跨越社会惯例这道樊篱的自由。短期的个人目标代替了旧时人们对未来的忧虑。在没有人为后果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个体决策聚合在一起，设定了价格和利率。
随着最初的蒸汽试验演变成一场生产过程的革命，个人发明家——匠人——庆祝了他们的进展。发轫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蓄势待发，从英国一直扩展到了法国、德国和美国。19世纪末，蒸汽动力的戏法已经被电力的魔法超越。化学也加入了物理学，成为工业的新助手。热切的投资者不断寻找新发明，并且适时地推动了有组织的研究。这开启了人类对自然世界及其元素性质的不断钻研，他们研究热、冷、压力、压缩、拉伸的反应，还有重力。这一工作在物质界中融入了奇妙的品质，取代了早先人们对于精神的专注。一些人说这是世界的幡然醒悟。最开始，只有自然哲学家不断地利用问题轰击大自然，现在发明家为了将研究结果商业化并且扩散它们的影响，也跟着这样做。
世界围绕着每年重复性的季节任务和假期运转，变成了恒常的变动。变化总是令人畏惧，它具备两面神般的品质。变化可能带来真正的改进，也可以抹杀这个世界长期存在的方式。人们为了维持经济发展，需要承担风险，创新思维，接受变化，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与父辈不同。除了家庭出身，求新也是人们赢得社会地位的方法。社会流动性看似是个很普通的概念，但在由贵族、上流阶层、平民和仆人等身份构成——许多人选择跟从，特立独行的人很少——的社会中，却令人憎恶。
人的雄心可以激发更高的效率，它的作用不可或缺，只要社会阶梯的更高处仍有空间，野心就不会消失。身份支持固化，同时也鼓励人们努力向上爬，不要掉落或被推下来。一旦从旧的农业秩序中连根拔起，人们就开始学习制鞋等工艺，从事建筑行业，建立人类的商业关系，或进入工厂工作。两个新阶级由此出现，代替了旧阶层：工人和雇主。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进一步区分。工作职位向所有申请者开放，虽与旧时的身份地位不同，但是社会流动性仍局限在一定范围内。随着人们进入农村工业，再去往城市寻找工作，地理的流动性增加了。爱冒险的人甚至离开了欧洲，去南亚和北美落脚或寻找财富。即使政治建立了新形式的控制，资本主义仍从与政治自由的结合中获益良多。工厂取代了家庭和作坊，成为新的工作场所。建立、经营和投资工厂的人因此获得了权力。伴随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仍紧紧抓着个人主义、独立和人权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