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就是，凯南认为像他这样的职业外交家应当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我坚信，在外交政策行为中，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专业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组建一支专业人员的队伍，这些人员胜过这一领域现在和过去的人；通过待之以尊重……我们可以大大地帮助自己”（134）。这些高水平的外交官，像好的现实主义者那样行动，仅会追求有限的胜利，这有助于维持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均势，确保美国的安全。
尽管这是凯南的希望，但是凯南意识到美国民主已经扎下根来，美国不会改变其行为方式。“在我们的公众心里有太多强烈的偏见和成见”。“因此，或许我们注定要继续几乎完全依赖我们所谓的‘业余外交’”（134）。无论如何，他最后在《美国大外交》中说，他宁愿生活在弊病诸多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另一种政治制度下。“我们将要继续实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并祈祷是民主制度”（105）。在凯南的叙述中，在未来很多年里，或许是永远，美国注定要对外部世界继续实行被误导的政策。
现实主义对自由民主的胜利
凯南关于1900～1950年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叙述是有缺陷的。不仅他的论证中有逻辑错误，而且他在《美国大外交》中提出的论据与他关于美国应在世界各地如何行动的主要主张相矛盾。虽然毫无疑问，领导者通常会运用自由主义的言辞来描述一些特殊的政策，但是这本质上是对现实主义行为的一种掩护。与凯南认为的正好相反，美国政策的制定者非常关心欧洲和亚洲权力的均势，几乎不受强烈的道德主义或守法主义驱动。
这并不是否认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与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方法是协调的。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对纳粹德国作战，以及在这场破坏性的冲突后帮助西欧重建。但是，在这些情况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华盛顿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与权力均势有关的预测而驱动的。碰巧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逻辑都指向了相同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容易会遵循权力政治的命令，不过会给自己的行为披上自由主义言辞的外衣。但是，当两种逻辑相冲突时，美国领导者不可避免地会将现实主义置于自由主义之上。例如，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希望与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刽子手——紧密合作以打败纳粹德国。
凯南关于民主对美国外交的不利影响的论点有两个逻辑错误。首先，民主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个常数；在1900年和1950年，美国显然是民主国家。正如凯南断言，如果民主总是产生被误导的外交政策，那么美国在1950年遇到的麻烦应当与1900年一样多。但是，这并不是他叙述的，相反，他强调在那五十年里，美国的世界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这不能言之成理，虽然一个因素恒久存在——在这个案例中是民主——不能解释任何形式的行为的变化，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
有人或许会争辩说，凯南关于民主的局限的论点只有在美国进行大国战争时才会适用。因此直到1917年4月参加一战，美国的麻烦才开始。他没有明确作出这一论断。但是即使做出了，这场冲突也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就变成了全面战争。有人或许会用这一主张来反驳这一观点，即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从一开始就在冲突之中，它们应当为把战争转变为殊死搏斗负责。但是，这种反驳也是失败的。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德国与俄国）的战争目的没有本质区别。由于下面讨论的原因，所有的大国都决心要赢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简言之，民主不能解释为什么一战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其次，凯南认为，华盛顿不可能有明智的外交，因为公共舆论束缚了决策者的手脚。但是请记住，在凯南的叙述中，公众是很容易被操纵的，所以美国领导者说服他们的同胞接受某些特殊的政策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公众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一点从凯南对公众变化无常的讨论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他写道，“我们公众舆论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意味着公众会受到鼓动从而轻松地接受自由主义的政策（133）。但是必须有人操纵公众，这个人应当是美国精英，虽然他从未这样说。简言之，如果公众是反复无常的并且容易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影响，那么公众舆论就不是做出英明决策的一个严重障碍。
凯南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理想为指导的。凯南自己的论据也与这一主张不符。细想一下他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讨论以及在那个时期美国是如何与亚洲的权力均势联系起来的，就会知道。
“当欧洲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并侵占中国的一部分为自己所独有”（29），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和1900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照会。美国清楚而响亮地说，他决心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阻止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势力范围。
当然，海约翰是将该政策作为美国支持国际正义的一个案例而兜售的，因为“欧洲强国在中国做了错事而就要侥幸逃脱惩罚时，它们由于美国政府的及时干预而受到阻碍并感到挫败。美国取得了彻底的外交胜利”（45）。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发生，正如凯南清楚指明的一样，因为欧洲各国和美国都没有在亚洲遵循门户开放政策（46～53）。
但是，这些原始事实对大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听起来高尚的政策不起什么作用。正如凯南指出，“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动摇美国公众已经确立起的观念……即这是对美国原则在国际社会取得胜利的一个极大支持——对美国观念的美国式的支持”（52）。
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努力确保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够控制亚太地区。凯南没有忽视这一点，他指出，“早在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就认为在日本和俄国之间维持权力均势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60）。考虑到当时俄国是控制那一地区的更大的威胁，“我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鲜建立优势”（62）。然而，每当日本威胁要破坏亚洲均势时，美国就采取行动遏制日本。例如，一战后，美国插手，“剥夺日本根据它在大陆地位的改善以及它参与对德作战而设想的成果”（69）。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罗斯福政府就采取行动阻止日本帝国控制亚洲。
美国自然而然地给自己在亚洲的现实主义行为披上自由主义言辞的外衣。这促使凯南写道：“通过引诱其他政府签署含有高尚的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声明来达到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倾向，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中似乎具有伟大和持久的生命力（65）。”他继续说，“一次又一次地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国家间共同体的印象，这种前景其实根本不存在”（65）。实际上，凯南怀疑，这种实践与言辞之间的明显脱节必然会在“外交观念中必然引起的困惑、怀疑和担心”（66）。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他国家的领导者意识到美国领导者善于给他们精明的行为披上理想主义言辞的外衣。简言之，贯穿1900～1950年美国对亚洲政策的“红线”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国际政治的法律—道德主义方法。
人们可以指出另外一些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的证据也不支持凯南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受到民主意见影响的主张。例如，凯南指责罗斯福政府在二战中的行为，大意是说政府“最大的错误”就是“理解上更深的错误以及对我们整个社会从事的军事冒险的态度”。他接着说，“我们的失败源自我们对我们时代历史进程的普遍无知，特别是源自于我们缺乏对特定情势下权力现实的关注”（126）。
尽管罗斯福不是一个完美的统帅，但是他在二战中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重大错误。很难想象有人会做得更好，实际上，凯南并没有攻击罗斯福。例如，他意识到，“苏联在西欧建立军事力量”并不是罗斯福在雅尔塔（Yalta）以及其他任何与斯大林的会议上行为的结果。“是战争结束阶段军事行动的结果。除了率先到达那里之外（在当时他们不可能这么做），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做什么来阻止俄国人进入这些地区”（121）。
凯南似乎认为，在1944年仲夏之后，很显然当时希特勒已经被彻底压倒了，罗斯福本该对斯大林更为强硬一点。他建议，总统应当停止对苏联的租借。但是，他随后承认，“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在租借或战时会议方面做的有所不同，那么欧洲军事事件的结果会变得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大不同”（125）。凯南的评价是正确的。
公众舆论对罗斯福如何参与二战有什么影响？凯南不能证明，在像希特勒这样的怪物面前追求无条件的投降要归因于美国的民主。他说他宁愿少谈论这个话题。但是，他承认：“实际上，没有充满希望的其他选择，只有追求这种悲惨的斗争直到其痛苦地终结”（125）。
二战期间，公众舆论确实在一个例子中起过作用，但是凯南对此关注很少。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年，美国社会存在大量的孤立主义情绪，束缚了罗斯福对付纳粹德国的手脚。总统极度渴望地想让美国参与战争，但是就是无法在美国没有受到大规模攻击的条件下获得足够的人民支持介入战争。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公众情况并没有像凯南的逻辑所暗示的那样受法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影响。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在1941年12月之前美国公众不愿意参与对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的战争正反映了他们对待外部世界的冷漠和自私的观点。
总之，凯南没有提供多少证据表明，民主阻碍了美国在二战中以及1900～1950年中的任何一个时点中的表现。这并不是否认，在那些岁月里美国偶尔也犯错误。因此无须惊讶的是，凯南1984年在他的第二次格林内尔演讲中评论道，“我们的记录绝非都是失败的。总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羞愧的”（236）。
与1900年相比，1950年美国在一个更为困难的战略环境中运转，这是因为美国对欧洲权力均势的变化没有任何控制力。[12]1870～1945年德国的崛起是1900年以后欧洲大陆权力均势消失的首要原因，它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德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人口和财富的增长。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崛起——这主要是斯大林经济政策的结果——以及1941～1945年苏联红军在打败纳粹战争机器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事实，解释了二战及冷战后没有权力均衡的原因。
当凯南认为在欧洲或亚洲存在潜在霸权对美国不利时，凯南是正确的。但是，公众舆论——他的眼中钉——和精明的美国外交都没有能力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影响欧洲的权力结构。因此，即使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由凯南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在1950年也会以大致同样的战略环境而告终。外交会起作用，但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比凯南想象的要小。
有人或许会认为，我没有理解凯南的要点：正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面战争才导致欧洲权力均势发生深刻的变化。是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要对将一战——对凯南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冲突——推向极限负责。
然而，毫无疑问，两次世界大战都深刻地改变了欧洲权力均势。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面战争的事实与民主没有多大关系，而与民族主义有很大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民族主义是这个星球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但是，凯南很少在《美国大外交》中提及民族主义。
在18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在欧洲登场之前，大国战争在范围和手段上都是有限的。这些冲突，包括当时的王朝国家，是凯南喜欢的战争类型。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到来，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在民族国家，人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多数公民愿意参军甚至是在极端紧急时刻做出最大的牺牲。这种愿意为国效劳的意愿意味着各国军队往往规模较大，并拥有充足的耐力。这意味着他们将会非常适合发动全面战争。而且，当大规模军队相互冲突时，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结果就是“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敌意”。[13]这种敌意几乎可以确保每一方都对另一方勃然大怒，以至于它将要求绝对的胜利，拒绝协商解决。
这一事态由于这一事实而变得更糟，即政府通常不得不动员其公众为赢得大国战争的胜利而做出巨大牺牲。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公民必须被说服去参军并有可能为国家而牺牲。领导者激励民众进行现代战争的一个方法就是将他们的对手描绘成邪恶的象征而且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应当指出，这种行为并不仅限于凯南所设想的民主国家。然而，这样做使通过谈判来结束一场没有获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变得几乎不可能。毕竟，一个人怎么可能与一个被认为是魔鬼化身的对手谈判呢？竭尽全力果断地击败对手并使对手无条件投降，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双方都会得出这一结论，这将排除任何协商妥协的希望。
凯南认为，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全面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具有全面战争的特点。美国对这些重大冲突的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曾与拿破仑军队交战的克劳塞维茨写道：“如果不是我们亲眼看到战争取得的这种绝对完美的状态，人们或许会怀疑战争的绝对性质这一概念中是否有任何真理可言。”他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实际上是试图“掌握现代绝对战争的所有破坏力的思想”。[14]实际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继续”的主要目的是使文职领导人相信：当战争具有良好的政治意义时，他们应当尽最大努力限制战争。与此同时认识到在民族主义时代，战争的自然倾向就是将战争本身升级到绝对或完全的形式。[15]
同样的因素在一战中再次起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参与这场冲突的所有大国——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都决心战斗到自己崩溃，或是希望对方首先崩溃。总之，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激起了现代国家追求决定性胜利和无条件投降的愿望。抱负使在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限制战争变得困难。
结论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在沃尔格林演讲和冷战早期的《外交事务》的两篇文章中，几乎没有谈到任何关于核武器的问题。考虑到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1945年以来对美国外交的深远影响，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什么能够解释这种显著的遗漏？
凯南讨厌核武器，认为核武器没有可取的价值。虽然他没有明确这样说，但是似乎他对美国1950年战略环境的悲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一事实，即美国拥有核武器库，苏联正打算有一个。因此，人们希望在凯南当时的公开评论中会论述核问题。但是，他没有。“因为在当时，我仍然继续希望（天真地，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我们在进入恐怖屋前能够中止。当我们决定将国防建立在这类武器的基础上，并且顾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恐怖屋就在我们前方隐约可见。”他继续说，“我本来希望看到‘原子弹’被抛弃，这种装置太可怕，太不加选择，以至于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武器”（《前言，1985》，第2页）。平心而论，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
凯南忽视民族主义和核武器——两个对当代国际政治最强有力的影响力——的事实表明，凯南在何种程度上对现代世界都不再抱有幻想。他更喜欢回到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大国相互之间进行有限的战争。在那里，外交家有更大的空间去操纵，与民族国家的世界相比，外交家对事件的过程有更大的影响力。凯南渴望的是外交这个词在“最古老意义上的那种外交”（141）。
然而，旧秩序一去不复返。不管怎样，民族主义和核武器是现在所要说的。没有理由认为，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消失。
虽然凯南没有抓住这种强大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提供了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以及国际政治更为普遍的本质的非凡洞见。关于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影响世界各地的事件的限度，他也有一些明智的见解。对于任何认真思考美国外交政策现状以及在未来数十年美国外交政策应该怎样的人来说，《美国大外交》仍然是一本具有持久相关性的著作。有人怀疑，该书在近年并没有被广泛阅读——当然也没有被我们近期的外交政策灾难的任何一个创造者所阅读。但是，人们希望这个新版本会纠正现状，使凯南持久的洞见再次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提供思考。
* * *
[1] 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美国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芝加哥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R. Wendell Harri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政治学教授。
[2] George F.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Sixtieth-Anniversary Expanded Edition（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本文所引页码为这一版本。
[3]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45.
[4] Marc Trachtenberg，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A Guide to Metho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4.
[5] Kenneth M.Jensen，ed.，Origins of the Cold War：The Novikov，Kennan，and Roberts ‘Long Telegrams’ of 1946，rev.ed.（Washington，D.C.：U.S.Institute of Peace，1993），20.
[6] 1917～1989年的苏联外交政策实际上主要受其对相对实力的算计的推动，而非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方面最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决定于1939年8月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上——不光彩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参阅 Mearsheimer，Tragedy，47-48，190-202。
[7] Walter Lippmann，The Cold War：A Study in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1947），23.
[8] 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57-58.
[9] Tim Weiner and Barbara Crossette，“George F.Kennan Dies at 101；Leading Strategist of Cold War，” New York Times，March 18，2005.
[10]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Albright，Interview on NBC-TV The Today Show with Matt Lauer，Columbus，Ohio，February 19，1998，U.S.Department of State，Office of the Spokesman，http：//secretary. state.gov/www/statements/1998/980219a.html.
[11]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M.Gates，Speech delivered a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Y，Friday，February 25，2011，U.S.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Public Affairs），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539.
[12]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Chaps.5-7.
[13] 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trans，and ed.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89.
[14] Clausewitz，On War，580，584.
[15] Clausewitz，On War，88.
前言，1985
1950年冬天，当邀请我去芝加哥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讲的邀请函寄到我面前时，我还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学术演讲。我曾经以小组为单位作过一系列非正式的演讲。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最后证明确实是一个机会），可以就美国外交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这些见解来自二十年的实际外交经验。事实证明这个机会是一个远比我的想象更大的挑战。这不仅从直接意义（学生的注意）上来说是真的，从随后几十年演讲继续受到持久关注这个角度来看，这更是真的。这种持久的关注就是该书以增订版的形式再版的原因。
我强调“以增订版的形式”这个措辞。因为最后两个演讲是最近在格林内尔学院发表的，它们作为第三部 分最后加入此书中的。这两部分收入此书是有其目的。这两部分论述（至少是部分地）的问题很早以来就是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并不是（确实也不能）1950年要讨论的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由核竞赛引发的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冲突期间及其后与冷战的出现有关的问题。
芝加哥演讲中没有讨论核武器问题。因为当时，我仍然继续希望（天真地希望，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我们在进入恐怖屋前能够中止。当我们决定将国防建立在这类武器的基础上，并且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恐怖屋就在我们前方隐约可见。我本来希望看到“原子弹”（正如人们对它当时的叫法）被抛弃，这种装置太可怕，太不加选择，以至于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武器，因而被弃之不理。就我们的核武器政策而言，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不想鼓励对这一问题的推测。我认为最好是在无核环境中帮助人们找到问题的答案。这问题本身已经足够困难了。就冷战的政治方面而言，朝鲜战争（Korean War）当然属于此类，但是它是新事物。朝鲜战争的结局仍然难以预料，我们与之有关的政策也是难以预料的。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后斯大林时代还是不可预见。
因为我在芝加哥所谈论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外交，这时的美国外交处于核武器出现前和1945年前的环境中。只有最后一个演讲涉及二战。这个演讲仅仅是详述了二战的起因，解释了二战的历史意义，没有涉及二战的结果。
构成本书第二部 分的两个文件（两篇文章都是为《外交事务》而写），它们被添加到芝加哥演讲集最初发表的版本中。其中一篇写的较早，当时战后问题的框架还不很明显；另一篇，与芝加哥演讲集几乎同时间写成，与芝加哥演讲一样受到了同样的限制。
格林内尔演讲旨在论及一小部分差距，并仅仅讨论自1950年以来困扰美国决策者的特定（在很多方面来看也是新的）问题的有限方面。然而，这些方面中的某些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我们在远东面临的问题有关的问题——与芝加哥演讲集中论述的问题有特殊的关系。因此，把它们列入这本书应该是合适的。
过度守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问题，曾在最初的演讲中论述过。在今天看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历史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当符合我们的目的时，我们仍然倾向于求助于这两个极端的方法。但是，冷战的困惑产生了奇怪的结果。近年来，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希望在我们关于什么是合法的概念中多一点道德，比现在更多关注我们关于什么是道德的概念中的合法性。或许，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外交以及我们对自1950年以来困扰我们的完全不同的问题的反应，都显示出比我们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特定反应都更为深刻的现实。换句话说，缺乏将军事力量与政治政策联系起来的任何可接受的、持久的政策、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讨人喜欢的形象（而不是获得真实的、迫切需要的形象）而改变我们自己的政策的持续的倾向，导致了我们与别国的关系。或许本书将有助于将这些缺陷带到我们国民意识之中。
乔治·凯南
前言
在美国驻外事务处供职多年之后，我开始负责二战后的困难年月中构想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负责建立了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这个机构并在其建立之初的几年里领导它——这是国务院第一个常规办公机构。其职能是在我们的时代里，从美国国家利益全局（而不是从一个单一的部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这个组织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意识到：在政府内外，对于构成美国对外关系行为的基本概念，我们缺乏任何普遍的共识。
正是意识到缺乏被充分论述和广泛接受的支持我们对外关系行为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我的好奇：近年来我们的政治家都受什么观念来指导。毕竟，我们被迫应对的那些新奇的和严重的问题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结局的产物。国际事件的节奏是这样的：考察美国外交以及美国外交与两大暴力周期的关系，世纪之交似乎是一个合适的起点。从美西战争结束和发出第一封“门户开放”照会到一战爆发，十五年过去了。按照国际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衡量，这是一段体面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只要怀有决心并持续不断地施加影响，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就能够明显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也出现了完全一样的情况。到1900年，我们普遍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力量具有世界意义，我们能够受到遥远的事件的影响；从那时起，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利益就不断地以重要的方式被牵涉到这些事件中去了。
在面对这些新问题时，我们的政治家们是被什么观念所激励呢？关于我们国家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基本概念，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假定？他们认为他们要努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回顾起来，这些概念是合适和有效的吗？它们反映出对美国民主与世界环境的关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吗？——这些或许已经被我们遗忘了，但是应当重新使用再次将它们作为我们行为的基础？还是它们自始至终就是不充分的和肤浅的？
正是这些问题将我的好奇心吸引到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外交活动的档案上来。随着不断出现的个人回忆录、文章，以及研究和分析这种材料的美国学者的卓越努力，这一档案变得日益丰富。作为外交史领域的新手，我不奢望能够有助于这项研究工作，我甚至也不奢望对所有与这一论题有关的二手材料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因此，本书中的演讲仅代表尝试运用一个门外汉阅读的主要出版材料——受上面所说的好奇心的鼓舞——去解决手头的问题并揭示答案。
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两个多少有些矛盾的想法使我对这一问题有了特殊的兴趣。第一个是认识到，自美西战争到二战结束，美国外交政策的规划占去了大量杰出的美国人士的精力和贡献——这些人才智超群，受过高等教育，对他们诚实的品质和生命的历练表示深深的敬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基本上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人选。如果他们的对外关系哲学的方法是不恰当的，那么美国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的缺陷，以及美国对塑造这一关系的兴趣都深深地根植于国民意识。任何的改变确实都很困难。
与此相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安全，或是我们认为的我们的安全极大降低了。在1900年，这个国家没有想到其财产和生活方式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威胁。到1950年，这个国家似乎除了考虑这一危险之外别无选择。
对这一情况作何解释？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那么是什么错了——观念还是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或许是我们影响力范围以外的事情的结果，这些事情是什么？这些事情预示着什么？这些事情依旧是可实施的吗？它们将把我们带往何处？即使有人认为他有了答案，六个演讲也不能详尽无遗地回答所有问题。因此，本书中的六个演讲试图根据这些问题讨论个别事件和情况，希望这一不系统的模式能够比将我自己对手头这些材料的反应直接呈现出来的表达效果更好。只有在最后一个演讲中，我才努力进行了概括。我可以确信，面对经验丰富的外交历史学家的批判性意见，本书在细节方面容易受到批评。本书指出的结论一定会受到广泛地质疑。如果本书能够促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促使智慧的和更有学问的人更好的努力，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采用的是美国二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与苏美关系问题不直接相关。苏美问题在我们时代的公众舆论中引起了深刻的争论。因此，让每个人充分认清它们与当前问题的关系或许并不容易。因此，在本书中加入两篇关于苏美关系的文章是恰当的。这两篇文章可以被看做是对将理性的方法运用到当前问题上的一个反应。
这里，我要对支持研究美国的机构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的官员表示感谢，该基金会资助了这六次演讲；对《外交事务》的编辑表示感谢，本书的两篇文章最初发表于此。
乔治·F.凯南
普林斯顿，新泽西
第一部 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基金会演讲集
1 美西战争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六个演讲的概念。这一概念不是源自对历史的抽象兴趣，而是源自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专注。
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目前，我们的国民意识被一种更大的不安全感所统治，这种不安全感甚至比很多西欧国家的人都要强烈。这些西欧国家离我们关心的主要源头更近，处于更加脆弱的位置上。现在，其中大部分的改变或许是，无疑是主观的——是对这一事实的反应，即在1900年，我们夸大了我们所处位置的安全性，并且对我们处理问题的力量和能力有一种过分的自信。然而今天，我们夸大了面临的危险，并有一种低估我们实际能力的倾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改变客观上也是真实的；在1900年，政治和军事现实正是这样，当时，我们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但是今天，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
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
换句话说，过去五十年里美国对外关系的记录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正如我们，1951年的一代，被无数麻烦和危险所压迫和包围，我们周围的世界的一部分似乎真的要促使我们灭亡，另一部分或者对我们自己或者对它们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对二者都是失去了信心？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是这些问题使我去回顾这五十年来国家政策中的一些决定。我当然不能使你抱有这样的期望：这一系列演讲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或是能以没有争议的方式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希望的是：它将有助于我们再次回到这一时期国家政策的一些主要阶段上去，以回顾什么是它们的选择及其结果的观点再次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不仅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可见的事情，在仅仅十年前对人们来说就是不可见的事情，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够赋予这一探究以一种新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是由我们对巨大破坏的回忆以及我们有生之年目睹的牺牲所引起的。比起两次悲惨的世界大战前的日子，这种严肃性更加深思熟虑，更加令人痛心。
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美西战争。
今天，站在这半个世纪之末而不是之初，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基本元素，我们怀疑，美国安全就是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我们的安全都依赖于英国的地位；对我们国家和英帝国的友好关系来说，加拿大尤其是一个有用的、不可或缺的人质。英国的地位，反过来依赖于欧洲大陆权力均势的维持。因此，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英国也是如此。我们的利益在于在内陆国家之间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的均势。其目的在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征服，攻取广袤土地的航海边界，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欧洲和亚欧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看到这些，我们就能理解，欧洲和亚洲周边大国的繁荣和独立与我们利害攸关：那些国家的目光投向外部，跨越海洋，而不是向内征服陆地大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些，或是认为我们明白了。但是它们对1898年的美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明白的。那些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所知道的很多东西。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他们的安全，以至于他们已经忘记了其安全在我们的大陆以外还有任何基础。他们将我们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陆外交背后的得天独厚的位置，误认为是避免干涉东半球（Old World）肮脏的分歧的优越的美国智慧和美德的结果。他们没有注意到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变化注定会打破安全的模式。
当然也有例外。亨利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或许比他同时代的任何美国人都更加接近某种关于未来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的知识分子的预感。[1]但是即使是他也只抓住了问题的一部分。他看到了英国日益增长的脆弱性——英国经济地位的日益增长的“离心率”（他这样叫它），英国对美国日益增长的依赖——反之，美国日益增长的对英国的战略依赖。他觉察到海军强国和陆军强国之间区别的极端重要性。他隐约认识到俄国、德国与中国政治合作的危险性。但是他的思想被当时的物质主义所扭曲：高估作为人类活动因素的经济和贸易，以及相应的低估作为事件原动力的心理和政治反应——恐惧、野心、不安全感、妒忌，甚至是无聊之类的事情。
当时马汉也在分析国际现实中绘制新路径——这一路径会对美国安全的根源进行更深刻的评价。还有其他人或许会被提到。但是他们总共仅仅组成了一个很小的团体。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他们的努力甚至没有被继承。那些努力可谓悬浮在历史的半空中——在美国外交事务思维普遍麻木和沾沾自喜的背景下，这些都是智力活动的孤立的努力。他们所有人——所有这些世纪之交较为深刻和敏锐的思想——终止了对欧洲大陆竞争战场的探究。巧合的是，欧洲大陆是对美国安全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注定要发生的地方。在欧洲大陆，我们迫切需要对美国利益的因素进行深刻的分析和仔细的辨别。
因此，很显然，我今天所谈论的事件——我们1898年与西班牙的短暂战争——发生在这一背景下：这个国家的公众和政府思考中没有任何关于美国安全全球框架的重大意识。既然如此，幸运的是，从重要性上来说，战争发生的环境以及事件和战争自身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局部的和国内的。随着我以后的几次演讲，并进而谈到20世纪的情况时，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困境和行动的全球性影响，它们随着年华的流逝飞速增长。直到二战，它们肯定是压倒性的。但是在美西战争期间，它们几乎不存在——夺取菲律宾是我们离它们最近的地方。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一场如此无趣的战争值得在今天下午讨论，那是因为它是审视我们这半个世纪以来外交政策的序言，是我们某些国家反应和行事方式的简单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例证。如果我们要成为大国，有能力处理世界领导者的责任，那么美西战争就揭示了我们注定还要走的路程。
我们与西班牙的战争，你们还会记得，源自古巴的一种情况。那些可怕的、悲惨的、绝望的情况中的一个似乎标志着殖民关系的衰落和枯竭。自那以后，我们已经见过其他类似的情况，其中一些就在不久前发生。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受到古巴起义者的挑战。古巴起义者组织涣散、纪律不严，但是在各个地方按照游击队的经典原则行事，享有游击队在本土对抗不受欢迎的外国敌人的所有优势。西班牙镇压反叛的努力无效而残酷，只取得部分成功。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几十年来一直在零星地发展。二十年前，1875年，总统格兰特（Grant）在一项总统咨文中将其总结得非常好：
每一方似乎都完全有能力对其他人施加重大的伤害和损害，也能够对依赖于这个岛上和平的关系和利益以重大的伤害；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能力达成和解。双方迄今都未能取得任何成功，从而一方拥有和控制古巴，将另一方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一些机构，或是通过调停，或是通过干涉，似乎迟早是终止冲突的唯一选择。[2]
可以肯定的是，在1875～1895的二十年间，情况有一些改善。但是以后几年，叛乱再次爆发，这次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血腥和悲惨的规模爆发。1896年和1897年，叛乱给我们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公众带来了日渐增长的担忧和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