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严格来说，我们有可能这样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应当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我们的国家安全，正如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没有受到威胁。但是，美国的财产利益却受到损害。代表叛乱者利益的美国议员和军火销售商的行为给我们的政府带来了很多麻烦。最重要的是，美国公众舆论对古巴的暴力和悲惨深感震惊。我们的情感对20世纪巨大的惨状和残忍的行为尚未厌倦。古巴人民的遭遇震撼了我们的情感，激起了我们的愤慨。他们使美国政治家们深信：从长远来看，古巴的这种状况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如果西班牙不能成功结束这种局面，我们就应当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介入。
1897年秋天，情况有些好转。在西班牙，一个新的、更为温和的政府上台执政。与之前的政府相比，这个政府在解决这些不幸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更为强硬的倾向。1897年12月，麦金莱（McKinley）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注意到了这一改进，并建议我们给新的西班牙政府一个机会。他说：“我不怀疑它的诚意，也不会不耐烦地阻碍它所承担的任务。”他说，一些困难已经解决了；有理由希望：有我们的耐心以及西班牙政府持久的诚意，还会有进一步的进展。因此，1898年以一个新的希望开始：古巴人民的困境或许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不幸的是，冬天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局势。首先，西班牙公使在华盛顿写了一封轻率的信，信中对麦金莱总统语出轻蔑，称他是“群众崇拜的投标人”，“一个冒充的政治家……试图在自己身后敞开谈判的大门，与此同时与党内的沙文主义者保持良好关系”。[3]这封信泄露出去，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引起了很大的愤慨和怨恨。几天之后，听说军舰“缅因号”（Maine）在哈瓦那（Havana）港沉没，266名美国人死亡，美国公众深感震惊。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件就其本身而言似乎都不是导致战争的充分理由。西班牙政府不能避免公使的轻率——即使是外交官也经常会举止轻率，这类事情在最优秀的家族也会发生。他很快被解除职务，并否认他有攻击性的言论。就“缅因号”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班牙政府与军舰的沉没有关系；或是西班牙政府本来会有些关系但却因它应该有些关系的暗示而感到震惊。西班牙当局，包括我们自己在哈瓦那的总领事，都恳请我们当时不要把军舰送到那里，其原因恰恰是他们害怕此举或许会导致麻烦。西班牙政府尽其所能减轻灾难的影响，接受调查并最终将整个事件的责任交给国际仲裁——一个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提议。
然而，这或许是历史的判决：这两个事件如此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舆论，以至于随着“缅因号”的沉没，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和不幸，因为在“缅因号”沉没到正式开战之间进行干预的九个星期中，西班牙政府在满足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方面走得太远。西班牙政府走得太远，以至于到4月10日（开战前11天），我们在马德里（Madrid）的公使——一个明智和温和的人，竭尽全力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能够宣布：如果总统能够从国会获得权力自行处理此事，那么他就能在8月1日之前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是以下列某一因素为基础：反叛者能接受的自治、独立，或是割让给美国。同一天，西班牙女王命令完全停战。在华盛顿的西班牙公使承诺美国政府尽早颁布自治制度，“这样就不会给任何声称更加完备的措施留下动机和借口”。[4]
在两国政府漫长而曲折的通信过程中当然也有孤立的片段。我引证这些只是为了表明，至少在名义上，1898年4月初，西班牙政府很快就接受了我们要求他们的那种态度和行动。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在任何方面受到这些最后关头的让步的影响。它没有采取行动阻止国会的情绪和行动沿着明确走向战争早期爆发的方向发展。
正如人们当时所看到的，西班牙的很多让步确实来得太迟，并不完全可靠。这个时候，叛乱者没有心情、没有纪律以任何方式与西班牙当局合作，这也是真的。但是，人们并没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些事情就是对我们政府决定开战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事情。这一决定似乎更应当归因于美国舆论的状态，归因于国会选举年的事实，归因于一部分美国媒体的厚脸皮和极其不可思议的好战，归因于来自各个政治方面的自由而坦率地施加给总统的政治压力（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即金融和商业圈，所谓的战争的煽动者并没有参与其中，他们通常不赞同我们参与战争的观点）。
如你所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4月20日，国会正式决定，“美国有责任要求西班牙政府立刻在古巴岛放弃权威和统治权，从古巴及古巴水域撤走陆军和海军。美国政府确实也据此这样要求”。这规定和允许总统“使用美国全部的陆军和海军……在必要的范围内”来强制执行这一需求。我们给了西班牙人整整三天的最后通牒来接受这一决议。我们知道他们不愿也不能接受。第二天一早，还没有等到最后通牒发出，西班牙人就声称这一决议“等同于宣战”，并断绝两国关系。同一天，美国政府开战。因此，伴随着国会和民众的赞誉，我们的政府在除战争以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远没有用尽的情况下对其他国家发动了战争。
关于战争的起源就谈这么多。现在谈谈有关战争的方式，尤其是对菲律宾的占领。你一定还记得，我刚刚引用的国会决议的措辞仅仅提到了古巴岛。决议中没有表明：国会对除古巴以外的领土没有任何兴趣；或是总统有权为了与西班牙撤出古巴无直接关系的任何目标使用武力。现在，该决议于1898年4月20日通过。然而，仅仅11天后，海军上将杜威（Dewey）在清晨驶入马尼拉海湾（Manila Bay），在此进攻并摧毁了西班牙舰队。仅仅几天之后，总统麦金莱（McKinley）批准为派遣占领军做准备。这支陆军的任务就是跟进杜威的胜利，“在那一地区减少西班牙的势力”，“在美国占领该地区的同时赋予该地区以秩序和安全”。[5]该部队向菲律宾进发并在那里投入战斗。到了8月，该部队发起猛攻并占领了马尼拉。随后，在我们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该地区并将它置于美国的完全控制下的最终决定中，这次行动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或许是决定性的考虑。因为这次行动粉碎了西班牙在该地区的统治，使我们不可能将该地区留给西班牙。正如不久后我们将看到的，我们除了自己占领以外没有其他令人满意的办法。
现在，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在与西班牙战争的初期没有对菲律宾作战的正当理由，那么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我们在1895年5月做这些事情，以至于后来我们几乎不可能不吞并一个大的南太平洋群岛？而在此之前，我们在南太平洋的利益几乎为零。我并不是将这一问题作为当时美国政治家的道德判断之一而提出的，而是将之作为可以激发我们做决定的方式以及美国政府做事情的方式而提出来的。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不并不知晓这一问题的全部答案。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年轻的海军助理秘书西奥多·罗斯福（Thedodore Roosevelt）一直觉得我们应当占领菲律宾。我们知道罗斯福设法任命杜威为亚洲舰队的总司令。我们知道罗斯福和杜威都想要战争。我们知道罗斯福与杜威具有某种优先的默契，指出无论战争起源的环境或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杜威都会进攻马尼拉。我们知道，后来，在详述杜威的行动时，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参与其中，麦金莱总统表现出非常贫乏的理解力，并且自称相信许多并不真实的战略前提。麦金莱指出：在马尼拉战争期间，他没有想过要占领菲律宾。杜威的行为仅仅是为了摧毁西班牙舰队，将它作为战争的一个因素而根除。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关于为什么麦金莱在杜威胜利后几天内就允许派遣占领军到该岛屿上，我们仍感到困惑。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真的知道在战争前华盛顿政府和杜威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看上去似乎美国政府的行动主要是依据一个非常有能力和保密的阴谋，这一阴谋是由少数战略性地安置在华盛顿的人决定的。由于战争的狂热氛围，这种阴谋受到了赦免、宽恕和某种公众祝福——对美国公众来说杜威的胜利是如此的激动人心和令人愉快——但是，一旦结果相反，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严厉的和十分令人不快的国会调查。
因此，关于我们战争行为背后的决定就谈这么多。与战争有关的更为广泛的政治决策是怎样的——这一决策不仅导致菲律宾的最终被吞并，而且也导致了对波多黎各、关岛和夏威夷群岛的最终吞并？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决策。在我看来，在美国政治体系的整体观念中，这代表了一个转折点。1898年对这些领土的夺取代表了美国主权向北美大陆边界以外的重要领土的第一次扩张，除非我们在萨摩亚（Samoa）的统治能够证实这种描述。它们代表了大量人口被我们所统治的第一个实例，这些人没有广泛期待他们能被国家所接纳。在此之前，我们的领土的获取都是相对空旷的土地，人口分布太过稀少以至于没有资格立刻成为一个国家。对他们来说，领土地位被视为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在于使他们渡过苦难时期，直到他们中间充满了我们的人并做好准备进入联盟为止。
但是1898年，在这里，第一次，领土的获得不再是期望获得国家地位，而是宁愿无期限地停留在殖民从属的状态中。在这一点上，扩张的主要倡导者们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中最为深思熟虑和善于表达的人之一，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经常表达他的担忧，唯恐人们会将新的领土视为美国州候选者，因为他知道，如果是这样，人们就不大愿意接纳它们。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扩张主义的反对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攻击里德，“由于你反对将所有这些岛屿作为州接纳，你将遭到驱赶”，他说，“你不得不一个不落地接纳它们”。[6]因此，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并被视作是一个不打算给予联邦州地位的领土承认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冗长而啰唆。其中大部分内容与合法性有关。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权宜之计和智慧。扩张主义的支持者们提出了许多观点。一些人说获取这些领土是我们的宿命。其他一些人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此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有义务改造他们的无知，使这些误入歧途的居民获得新生。另一个论据是，对保卫我们的大陆领土来说，它们是必要的。最后，具有商业头脑的人称，我们必须占领它们（尤其是夏威夷和菲律宾）以确保我们自己成为与东方国家伟大的未来贸易的组成部分。
扩张主义的反对者们在很大程度上用法律词汇进行论证，挑战这种安排的合宪性。但是，他们最强有力的观点是：以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论点为基础，美国人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我们美国人有什么权利假设帝国的权力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将他们作为臣民而不是公民纳入我们的体系中，而不顾他们的感受如何。在关于同西班牙签署和平条约的争论过程中，马萨诸塞州议员霍尔（Hoar）说道，吞并国外领土并未经本国人民同意而统治他们是与《独立宣言》的神圣原则完全相悖的，并且是不合宪法的。因为它不促进宪法的任何目的。该议员说，开国者们从未想到他们的后代“会被这些神圣的和令人敬畏的事实所欺骗，穿着被遗弃的冒牌皇帝和傀儡国王的衣服高视阔步；他们从未想到他们的后代会因火药的味道和一次胜利的枪声而兴奋，就像一个小男孩因国庆日早上的鞭炮而兴奋”。[7]
帝国主义者的最强有力的观点实际上都不是我所提到的那些，而是有时被称为偶然中的必然性的观点——除非我们自己占领，否则其他人也会占领这些领土，这将是更加糟糕的。就波多黎各和夏威夷来说，这一观点对我来说似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没有其他任何人干涉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我们自己的安全来说，波多黎各可以很安全地留给西班牙，或是像古巴那样让它独立。就菲律宾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旦我们在岛屿上打败西班牙军队并占领马尼拉，一旦我们打碎了西班牙的统治，那么就不存在将它们还给西班牙的问题了。即使它们是有机会被其他大国放任不管（这是不存在的），这些居民也很难适应自治，这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占领它们的一个替代方案或许就是英国和德国之间因为所有权问题而争执。这种争执有一种合理的可能性，即会最终达成某种临时协议和领土划分。日本迟早会成为所有权的竞争者。从西南太平洋后来发展的观点来，这是否是不幸的，我还不敢说。在这种推测性的问题面前，历史学家的力量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非常不利于美国的利益这种可能性，那么我怀疑当时的人们自己能够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未能看清，他们会问自己，为什么他们需要彻底摧毁西班牙在该岛屿的统治？
俄国作家、医生安东·契科夫（Anton Chekhov）曾评论道，当大量的治疗方法被用于同一种疾病时，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它们都没有任何用处，该疾病是无法医治的。与此类似，当人们注意到扩张主义者为1898年夺取领土提出了大量的根据，给人的印象是它们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在其深处都应藏着一些深层次的、难以言表的东西。这些深层次的、难以言表的东西或许是这一事实：当时的美国人，或至少是许多很有影响力的发言人仅仅是喜欢帝国的气息，有一种游走于当时殖民强国的冲动，看到我们的国旗飘扬在遥远的热带群岛，去感受国外冒险的影响力带来的激动，沐浴在被认为是世界上伟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的阳光中。但是，通过回顾，反扩张主义者警告的力量和真诚以及他们争论的逻辑（从未真正被驳倒）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逻辑是：一个将自己的政治哲学追溯至社会契约概念的国家，没有必要为在社会契约概念中没有地位的人以及应该以臣民而不是公民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人负责。国王能够拥有臣民，问题是一个共和国是否应该拥有臣民。
人们会特别记起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古金（Frederick Gookin）的言论：“这个国家的人民要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允许帝国主义政策建立，该政策将会对我们自己产生什么影响。”[8]人们主要是依据这个问题来思考我们后来与这些殖民地的经历。
关于波多黎各，我不再说了。最近的事件无疑已经足够雄辩地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深思熟虑过一个如此重要、蕴涵善恶两种可能性的关系的所有含义，正如我们国家与波多黎各人民之间的殖民关系。就夏威夷来说，我们认为决策的结果比较成功。但是，我有些担心，因为美国人的血统和生活方式能够完全主宰生活场景；因为本土的生活方式被淹没沦为旅游娱乐的无用的不体面行为，同我们美国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样。就菲律宾来说，我们回想起在菲律宾被吞并仅仅几年后，这次吞并的首要的和最热情的倡导者西奥多·罗斯福已经幻想破灭，已经对他的提议感到后悔并希望我们摆脱它们。最后，让我们记住，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决定给他们以自由。最近我们这样做了，但是实际上主要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感到抱歉，或是认为他们做好了自由的准备并且认为我们有义务承认他们的自由——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微小的不便；因为经济上的亲密关系，它们以我们殖民地的地位存在会让美国国内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感到明显的不舒服。换言之，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准备长期忍受“白人的负担”这一词中所暗含的那些基本的牺牲。请记住我刚刚引用的古金的话：“问题是该政策将会对我们自己产生什么影响。”
当一个人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想知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许多明显的政治失败是否并不在于我们在人民的主体和其他人或群体之间建立义务的政治联系的努力。是否是因为我们希望如此或是没有其他的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无法给予他们完全的公民身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如果我们社会真能知晓的仅是被称作“公民”的人的人数这一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当它试图处理一定数量的被称作“臣民”的人的问题的时候，就败坏了它的根本，而且我们制度的潜力有限。另外我们的制度只能扩展到我们的同类——在独立和自治这些独特精神下成长起来的人，那些能够接受、享受和满足于我们制度的那些人。当此情势，统治遥远的人不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当此情势，我们美国人应当当心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接受对任何人的任何类型的家长式的责任。比如有人要求我们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我们能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极力避免；或者，占领时间不要超过绝对必要时间。
因此，这些就是当我们思考19世纪末与西班牙遥远的、独特的冲突时，令我们震惊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扼要概括一下这些内容。
我们看到，在支配我们诉诸战争行为和决定我们军事行动的特点的诸多理由中，没有多少严肃认真的深思熟虑，没有多少对国家利益的谨慎有序的衡量。当涉及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时，大众情绪、政治压力、政府内部的阴谋都起决定作用。麦金莱不想要战争。但是，当面临严酷的现实，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如果对他们有利，没有迹象表明他或是他的国务卿认为有义务反对诉诸战争。出于主观的和情绪上的因素诉诸战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一些计划的基础上实施战争的。就我们所知，这些计划从未被认真地审查过，也没有经任何能胜任的官方机构的批准。这些计划只有政府部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并理解。这些计划无疑反映出与国会定义的对外宣称的战争目的不同的别有用心的动机。当源自这些计划的海军和军事行动的成功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并引起外国领土获取的重要问题时，政府的行政部门很少参与讨论。政府行政部门没有做出认真努力，来控制对一位远方的受欢迎的指挥官的功绩的公众反应的影响。批准条约仅是参议院的责任，这引起了大量的问题，并且通过参议员的辩论引起公众的注意，像以前一样慎重和开明。
依我之见，按照回顾的观点，那场争论得出的结论似乎不太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成为对我们祖先的指责，因为针对他们的磨难和困境，我们都是蹩脚的法官。让我们满足于这一纪录：在他们深思熟虑的过程中，他们偶然碰到的难题和问题对美国文明的兴旺发达来说至关重要。这些难题和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仍然需要解答。然而，1898年的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犯得起错，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抱如此奢望了。
* * *
[1] “The Spanish War and the Equilibrium of the World，” in American’s Economic Supremacy，by Brooks Adams.新版本有马奎斯·W.蔡尔兹的评价（Marquis W.Childs，New York，1947）。
[2]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December 7，1875，
[3] Letter from Deputy de Lome quoted by Charles S.Olcott in William McKinley（Boston and Nnew York，1916），Ⅱ，9.
[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98（Washington，1901），747.
[5] Olcott，in William McKinley（Boston and Nnew York，1916），Ⅱ，166-167.
[6] R.Cortissoz，Life of Whitelaw Reid（New York，1921），Ⅱ，266.From a letter of January 22，1900，to Senator William E.Chandler.
[7] Cited by Julius W.Pratt，Expansionists of 1898（Baltimore，1936），347.
[8] Frederick W.Gookin，A literary Catechysm（Chicago，1899），17，as cited by A.K.Weinberg，Manifest Destiny（Baltimore，1935），306.
2 贺璧理先生与门户开放政策
在这些演讲的第一个演讲中，我将美西战争作为20世纪上半叶外交的一个前言来谈论。现在，我希望讨论美国外交史中的另一个事件。在世纪之交的同一历史时期，这一事件也具有同样的前言性质：海约翰（John Hay）门户开放照会的发送。
我想你们都会记得这一事件的基本性质，因为在美国，这一事件已经得到普遍的理解。事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当欧洲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并侵占中国的一部分为自己所独有的时候，美国国务卿猜到它们的目的，先发制人，通过发出照会部分地挫败了它们的计划。该照会要求它们在中国遵循门户开放原则——各国权利均等的原则——以及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原则。当时公众舆论对该事件的解释今天被载入教科书，马克·沙利文（Mark Sallivan）在其题为《我们的时代》（Our Times）的论文中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
“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美国观念。该政策的提出与其他国家实行的势力范围政策形成对照……
“门户开放”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值得称赞的事件之一，是善意的冲动与力量以及精明的谈判技巧相结合的一个范例。没有一个赞成海约翰政策的政治家和国家想要这样做。这就像要求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站出来——说谎者不得不第一个站起来。海约翰彻底看穿了他们；对人性的洞察是他的强项之一。[1]
现在，请记住这个解释，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1897年底和1898年初，有一个真实而合理的担忧：中国会被瓜分。在那几个月里，俄国很明显地表露出要在满洲（Manchuria）拥有特殊地位的决心，包括在旅顺港（Port Arthur）的海军基地以及在现在的大连（Dairen）的商港，两个港口都由跨西伯利亚铁路连接；德国加强了对胶州湾（Kiaochow）的控制和对山东半岛的影响力，法国从南边和现在的印度支那赶过来，就港口开放、铁路特许、任命法国人为中国邮政机构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优惠成功地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这些偶发事件自然而然地在伦敦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此之前，英国是中国贸易的绝对统治者。它们拥有对中国80%的贸易；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包括我们美国，只占20%。由于处于一个有利的竞争地位，英国商人总是支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就是说，消费商品进口的关税待遇、港口税等各国均等。现在，他们不能确定，随着其他大国获得了势力范围，所有这些如何才能实现。这会将英国贸易排除在外，还是不会？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此前，中国贸易中的主要困难是中国地方当局，而不是世界强国的行动。英国商人一直要求他们自己的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忽视外交礼仪、忽视在北京的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直接进入中国内地，乘着它的炮舰，沿着大河前进，迫使顽固的官吏取消他们设置在商品运输道路上的障碍和苛捐杂税。如果这将是其他强国在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做的事，那么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情。或许英国甚至能够从中获利。但是，假设那些强国仅仅是开放内地进行贸易，并将内地据为己有。那么事情就会更糟。
与英国商人不同，英国政府自身有其他一些担忧——这些担忧比英国商人圈的抱怨和愤怒更为严重。这些担忧具有战略和政治意义。英国政治家们不喜欢俄国要在渤海建立海军基地的想法。这一切将在哪里结束？这不会导致俄国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吗？在一封与沙皇政府的秘密通信中，英国外交部非常坦率地说出了它的担忧：
一个与中国有4000多英里陆地边界（其中一部分边境离中国首都很近）的伟大的军事强国，绝不能不对中国地方当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女王政府认为以下情形是最为不幸的事情：俄国政府认为必须在渤海湾再控制一个港口，使海湾其他地区无关紧要地继续留在中国主权之下，俄国就控制了通往中国首都的水路，这将使俄国在海上获得与其在陆上已经获得的相同的战略优势。
俄国人并不理会这个通讯，一往无前地实施他们的计划。在大量的担心和争论之后，1898年春天，英国政府从两个方面对这一情势作出了反应：表面上强调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性；私下里四处寻求与其他国家或是反对俄国战略入侵中国的国家签订某种特殊的协议。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还有第三条行动路线。当时他们有点不情愿采用这条路线。但是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强烈地催促他们采用这条路线。他们知道，如果其他方法都不奏效，他们就不得不采用这条路线——在长江流域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他们自己的贸易规模最大，在那里，他们能够对北京政府施加更为直接的影响。通过发展这样一个势力范围，至少他们能够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中国最重要的部分之外。此外，或许还会有其他优势。
正如我说的，1898年春天，他们依然希望他们不需要采用这条路线，但是他们不是很确定。中国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多年来作为英国政策基本原则的门户开放主义开始普遍地表现出局限性。过去，这仅仅是一个进口消费品为大众分配和出售的问题。对于这种贸易，门户开放政策明显适用，符合英国利益的要求。但是现在，外国对从中国政府获得铁路建设和采矿企业的特许权感兴趣。在这里，门户开放主义并不是真的适用。在战略上和政治上，这些特许权对于那些希望中国政府在批准这些特许权时仅受商业考虑引导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决定在中国的这些地区由这一个强国来修建铁路，在那些地区由另一个强国来修建铁路。让各列强的活动在地理上保持某种程度的分散，而不是所有国家在一起毫无目的地打转，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如果英国想要参与特许权业务（他们也参与了），他们就标出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他们的特许权是集中的，其他强国的特许权被排除在外。
因此，除了列强本身的不道德之外，这些所谓的势力范围成长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和必然性。门户开放主义——这一主义是如此的陈旧，以至于1898年英国议会将之称为“这个被引用和重复引用的著名短语几乎是令人生厌的（ad nauseam）”[2]——与新情况并不完全相关。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谈论门户开放政策仍然是有用的，并在新闻界给予公开的承认。因为消费品的贸易，还有特许权仍然大量参与其中；他们不希望看到英国商人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斥；如果商业“开放”政策受到普遍的尊重，那么它可能会作为一种可靠的约束力量，来约束其他强国的战略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98年3月（美西战争爆发前约一个月），英国政府就门户开放主义问题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接触。英国给总统麦金莱发了一封秘密信函，信中指出了其他强国或许会吞并中国的部分领土的危险性，或是以确保自己获得优厚待遇为条件出租这些领土的危险性。信中询问“他们是否能够依靠美国的合作，来反对列强的任何此类行为，万一意外情况发生，美国是否做好准备加入英国来反对这些措施”。[3]请注意，它们并不反对势力范围。它们只是反对以排除其他国家为条件吞并或出租领土。
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外交部很重视这次接触，或是对其成功抱很大希望。英国外交官对同一时期他们设法应对的其他提案更加感兴趣——针对日本和德国。我们的方法很显然是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催促的结果。张伯伦有一位美国妻子，他对英美政治合作给予很高的希望。他在国内政治方面很有权威，在实施外交政策的行动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我怀疑，他穿行于外交部以谋取美国在中国的合作。外交部给我们的政府发送照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悦他。甚至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个想法没什么；但这仅仅是一个猜测。
无论如何，当时这件事毫无下文。华盛顿全神贯注于古巴问题。当时国务院甚至没有远东部门。国务卿老约翰·舍曼（John Sherman）不活跃，有些衰老，即将停止工作。实际上，美国政府说“不行”，英国政府也没有再以任何正式的形式提出这件事。
正如我所说的，人们不能确定英国外交部对这个回答特别失望。但是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就是海约翰，我们驻伦敦的大使。当进行接触时，他不在伦敦，他与朋友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一起在埃及旅行。当他回来听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坐下来写信给国务卿，要求重新考虑我们的决定，但却被告知时间仍不合适。
可以推知，仅仅是从我们与英国关系的角度出发，海约翰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海约翰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从未去过中国。但是他认为我们不同情英国是不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帮助他们，或许我们会借此建立某种我们日后也许会用得着的外交信誉。
同年夏末，海约翰被任命为国务卿。毫无疑问，当他回国履职时，他将这件事记在心里。整个夏天，一些英国人，尤其是张伯伦，不时与他谈论此事。但实际上，英国政策本身开始悄悄地偏离门户开放主义。1898年到1899年冬天，这种偏离还在继续。英国政治家对门户开放原则仍然是口惠而实不至。但是，从他们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意识到势力范围不会很容易地消除或摒弃。他们继续悄悄地采取一些他们自己的防御措施。为了平衡俄国对旅顺港的占据，他们在渤海的另一端租用了一个战略性的港口。他们大规模地从事铁路特许权生意，尤其是在长江流域。他们还做了一件尤其值得关注的事情，这件事情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有关。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租用了九龙（Kowloon）。
你会记得，他们已经将香港岛作为直辖殖民地占有。从香港出发，他们与中国内地进行贸易。我担心，一定数量的贸易都是不规律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些贸易逃避中国海关关税；换句话说，就是走私。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是一个国际服务机构，被一个精力充沛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爵士管理着，他的管理注重诚信而有效率。赫德是如此正直，以至于他会像毫不犹豫地申斥任何一个不遵守海关规定的人一样粗暴地对待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在他的不妥协和严格的管理下，已经获得了一些缉私船的海关总署环绕在香港岛，使香港岛与大陆之间的活动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应对这种情况，1898年6月，英国从香港手中获得了中国内地海峡两岸一部分领土的租赁权——这片领土被称作九龙。占有了九龙，商品就有可以不通过海关监管而从香港直接运往中国内地。这一点很重要，即在获得九龙之后，他们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关闭中国海关（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的税收所。对赫德爵士和海关总署来说，这自然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对德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迄今为止它们没有麻烦。德国人甚至邀请他们在中国胶州湾的港口设立海关，在此之前这里从未有过海关。但是，赫德对俄国未来将会做什么感到非常不安。如果英国要开创这类先例，取消九龙的海关，如果这一先例被他人所效仿，那么势力范围的建立必然导致所有的所谓的势力范围中海关的关闭，这会导致海关本身的崩溃，并导致中国政府的财政崩溃。
当1898年末，海约翰接任国务卿时，他没有关于远东事务的顾问。因此，他把他的朋友W.W.柔克义（W.W.Rockhill）带回了华盛顿。柔克义当时是驻希腊的公使。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但是这个时候距离他在中国工作已经七年了，他有些不了解情况。尽管关于这一事实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假设海约翰让柔克义做的事情就是让他找到一些回应英国要求的办法。英国的要求就是让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帮助他们。
柔克义于1899年春天回到华盛顿，但是很显然，他不能马上根据以上的思路建议采取任何行动。有一些证据表明，总统仍然不愿采取任何此类的行动。1898年12月，在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总统传递的信息，好像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己解决。我们也有道理怀疑柔克义自己并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实际上，英国没有重申他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要求，他们对此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英国大使，遵循当时的古老习俗，去新港度假，不能进行磋商。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对中国的行动方面，英国政府在中国的行动迅速地偏离门户开放政策，并且当时英国政府或许不怎么愿意提及门户开放政策。
因此，大事发生了。6月中旬，柔克义的一位好朋友从北京来到华盛顿：这个英国人名叫贺璧理（Hippisley）。他是中国海关的“二把手”，在赫德爵士之下。贺璧理正在休假，不在中国，在去英国的途中路经美国。他的妻子是巴尔的摩（Baltimore）女孩，也是柔克义先生的朋友。或许被英国在九龙的行动伤了感情，以及保持海关总税务司对中国进口物品的控制权的必要性，他竭力主张美国政府“竭尽所能针对中国的普通商品坚持门户开放政策”。[4]他说，利益范围是存在的，而且应当被视为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只要它们只适用于铁路和采矿特权，那就一切正常。但是，如果人们开始将这一概念扩展至海关待遇，那么就将出现危险了。带着这个想法，他主张美国政府与其他欧洲列强接触，从它们每个国家得到保证：在它们的利益范围内，它们不会干涉条约口岸（也就是海关总税务司设有机构的口岸）；中国的条约关税应当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进入各自势力范围的商品。
柔克义赞同这些想法。但是最初他认为，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想法都是难以实施的。海约翰也这样认为。海约翰当时在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休假，但他就此事与柔克义一直保持通信联系。8月7日，海写信给柔克义，“我充分意识到你所说的事情的至关重要性”，“我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但是部分‘议会和人民’的无知的偏见迫使我们谨慎行动”。
然而，不久之后，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某种原因，国内政治中对行动的阻力似乎已被克服。8月24日，海约翰授权柔克义去推进贺璧理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贺璧理起草的备忘录的基础上，柔克义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被呈交总统并得到了批准。以此文件为基础，依次起草了一系列照会，这些照会发给了很多在中国有利益的列强。海约翰从新罕布什尔州回来有足够的时间签署这些照会。这些照会被按时发送出去。海约翰返回新罕布什尔州度假。夏季的低迷再次笼罩着华盛顿。
照会以对背景的讨论开始。讨论体现了贺璧理的一些想法，也包含了柔克义自己的一些想法。它包含美国政府完全拒绝承认势力范围，但是贺璧理说势力范围是客观存在的，挑战它们毫无用处。但是，照会的核心在于一个具体的“三点式”规则，措辞非常专业。这些规则几乎一字不差地出自贺璧理的备忘录。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给予这些原则以任何认真的批判性的研究，或是当用来衡量中国的事件时，美国政府做出任何努力来评价其本该具有的现实意义。考虑到它的起源和措辞，在我看来这有可能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份精心准备的关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愿望的总结。很有可能这份照会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英国的。[5]通过获得政府的支持，贺璧理很显然找了一个便利的迂回的方式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英国政府以对中国海关利益威胁较小的方式行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柔克义或是海约翰意识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没有证据表明，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们知道贺璧理的规则在何种程度上会与英国的政策相冲突。他们怀疑英国稍微有些偏离循规蹈矩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似乎是可信的。但是，我怀疑，他们知道他们偏离了多远，以及该照会中所包含的规则对英国来说是多么的不愉快。
退一步说，各国政府对照会的反应是冷淡的。英国没有表现出热情，针对在九龙使用这一原则争论了很久之后，英国最终表示有条件的赞同——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各国同意这些原则，那么我们也同意。由于其他各国都提出了相同的条件，因此看这些答复是否有效，就要看最薄弱的环节。最薄弱的环节显然是俄国。俄国答复中的语言是令人困惑和推诿的。我们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警告海约翰，俄国政府“根本不想回答你的提议。它最终很不情愿地给予答复”。[6]尽管有这样的警告——这样的警告让人想起很多后来来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警告，这些警告反对过于信任苏联政府的口头保证——1900年3月20日，海约翰仍然义无反顾地宣布他已从所有列强那里收到了令人满意的保证，他将这些保证视为是“最终的和可靠的”。[7]借此，他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欧洲强国在中国做了坏事而就要侥幸逃脱惩罚时，它们由于美国政府的及时干预而受到阻碍并感到挫败。美国取得了彻底的外交胜利。这种印象很快为美国公众所接受。
顺便说一句，通过如此作为，海约翰开创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从那时起注定会折磨美国外交实践至少半个世纪，或许——就我所知——仍将在另一个五十年里继续折磨美国外交。我们会在下一个演讲中看到这一先例的一些本质和重要性。
门户开放照会的故事还没有完，还有一个结尾。海约翰宣布他从列强那里收到了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令人满意的保证，这碰巧与义和团运动（Boxer Rebellion）开始的时间几乎完全一致。你还会记得，这是一场暴力、狂热的排外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默许。这场运动导致外国财产的大量破坏、大量外国人被杀、成千上万的人从内地逃走，导致对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的一次正式的军事攻击。这些公使馆被包围，被迫在几周内用武器自卫，直到救援队到达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