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对北京公使馆的包围于6月20日开始，8月14日结束。6月19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在费城（Philadelphia）召开。7月4日，民主党政党大会（Democratic Convention）在堪萨斯城（Kansas City）召开。空气中充满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的声音，“帝国主义”一词源自美西战争期间的决定。政府不想过度卷入中国的军事冒险，不想在那个夏天受到外交政策上的任何更多的轰动性的事件的侵扰。7月3日，民主党政党大会召开前一天，海约翰向各大国发出另一份照会，这一次——在这次照会中显然倾向于使用流畅和没有争议的词汇——根据中国目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界定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在第一封门户开放照会中，他提到保持中国完整的愿望，但是没有强调这一点。现在，在1900年7月3日的照会中，特别声明“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为了寻求……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8]这次提及的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一直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对最初门户开放照会思想增添的一个新的注解，使政府致力于保护中国领土不受外国的侵犯。这的确是对门户开放照会的一个解释，并在接下来的五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被美国政府所遵循。因此，门户开放照会普遍被认为是1899年夏天发给各大国的照会，再加上第二年夏天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发出的照会。
实际上，没有一个照会有任何看得见的实际效果。事实上，后一个照会在我们美国之外几乎根本没有被注意。没有什么理由指望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义和团运动，伴随着外国军事干预，注定会导致在中国的外国政府权威的净增长，而不是降低。俄国人利用它来加强自己对满洲的控制。强加在中国政府身上的赔款迫使中国政府增加向一个或另一个列强借款，因此也增加了中国对它们的依赖。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起人们很快就对该政策感到失望。似乎在事件的进行过程中，门户开放政策几乎消失了。对贺璧理来说，义和团运动意味着中国的不可避免的崩溃，反过来意味着门户开放的终结。柔克义作为美国政府特派员前往北京，以帮助在叛乱后重组中国事务。据说在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发出仅两年后，他写道：“我相信，在美国进入另一个这种性质的混乱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9]
就海约翰本人而言，1900年12月，就在他宣布他将致力于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仅五个月之后，他秘密命令我们驻北京公使设法为美国获得中国福建省三沙湾（Samsah）的一个海军装煤港。[10]但是，几个月后，因俄国加紧入侵满洲而感到忧虑，日本人礼貌地询问美国能否倾向于加入他们，使用武力来保证他们所宣称的原则得到遵守。海约翰答复道，美国“目前还不准备单独，或是与其他大国一起，以任何能够对其他大国表现出敌对性质的示范在东方实施这些观点”。[11]
完全有理由相信，日本人非常小心和谨慎地关注这一声明的重要性。当时，他们一如既往地对真正的，而不是半心半意的军事联盟感兴趣。一年后，他们签署了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他们在未来多年内的安全都建立于此。三年后，他们拿起武器，把俄国人赶出了满洲南部地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既不指望我们的援助，也不害怕我们的反对。难道海约翰没有说过，我们关于中国的观点，不是那种我们能够以任何对其他大国表现出敌对性质的示范来实施的观点？
因此，这就是海约翰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时的环境。当你分析这些事件的时候，它们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它们就意味着如下的事情。
1899年夏天，美国国务卿与很多大国接触，要求它们同意旨在管理在中国获得势力范围的国家政策的一套特定原则。
这不是海约翰起草的原则，没有证据表明他完全理解了该政策的实践意义。可以这么说，他的一个助手在未经审核的情况下从一个英国人手中拿过来，这个英国人那年夏天恰好在华盛顿的附近。这或许是对英国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的一个回应。实际上，它不代表英国当时的政策，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的政策冲突。它或许代表了面临一些威胁到未来的新情况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渴望。它不是一个新政策，而是一个老政策。它不是一个美国政策，而是一个英中关系中长期以来的政策。它总体上不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政策，而是一个过时的、实际上部分地被发展所超越的政策。这不是一个美国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以任何坚决的方式支持的政策，或是如果实施，这不是一个我们准备好为其结果承担特殊责任的政策。最后，正如事件很快表明的，它甚至不是一个我们在自己的殖民地倾向于遵守的政策。在我们获得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之后的几年里——尽管我们做出了相反的勇敢承诺——我们在这两个新获得的领土上设立了歧视性的制度，这些制度与门户开放原则冲突。
没有证据表明，海约翰意识到了这些现实（就它们是当时的现实来说），或是能够预见它们（就它们与未来有关来说）。或许没有理由假设他本能够如此。这个规则具有高尚的和理想主义的口气；它在国内听起来很动听；很显然它符合美国贸易的利益；英国支持该规则已为人所知——就他所知，依然支持——很难看到在其他大国那里运用会产生什么伤害。他这样做了，他收到了预期中的勉强的、尴尬的、推诿的答复。虽然他被警告这些答复缺乏实质内容，但是他找不到理由不去求助美国公众并且通过把这些答复描述成外交成功而好好地利用它。
尽管如此，我不责怪他，也不想谴责他。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个有尊严的和敏感的人——一位伟大的美国绅士。他为创建一个政府架构而努力，但实际上这个政府架构并不适合一个大国外交事务的行动。他在尽力利用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环境。
但是，我确实想强调的是（这是讨论的中心观点），美国公众很容易就把这种行动视为一种重大的外交胜利。公众的想象力被点燃，公众的钦佩获得了胜利。在情感方面，海约翰被塑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政府外交政策的受欢迎程度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
当时，不仅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注定在至少半个世纪里在美国思想中繁荣发展。不是明显缺少实际效果，也不是海约翰及其他相关人员的醒悟，不是我们不愿以任何强制的方式支持该政策，不是我们自己随后偏离了该政策——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动摇美国公众已经确立起来的观念。在这里，在门户开放照会事件中，该事件是对美国政策在国际社会取得的胜利的一个极大支持——对美国观念的美国式的支持。
* * *
[1] Mark Sullivan，Our Times：The Turn of the Coentury（New York，1926），509.
[2] Parlimentary Debates（4th ser.，1898），LXIV，827（August 10：remarks of Balfour）.
[3] Cited in Alfred Vagts，Deutschland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in der Weltpolitik（New York，1935），Ⅱ.1029.Vagts gives the State Department archives as the source.
[4] 海约翰、柔克义和贺璧理就这一问题的通讯被大量引用于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New York，1938），第二章 中；本人演讲中所引用的通讯均来源于此著作。
[5] 三点式原则中的头一条主要是和英国的势力范围有关。大清全国海关的分支机构大多数设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
[6] Cited in Tyler Dennett，John Hay（New York，1934），294.
[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99（Washington，1901），142.
[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Washington，1903），299.
[9]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New York，1938），83.
[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5（Washiington，1924），113-114.
[11]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February 1，1901，cited by Alfred L.Dennis in 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New York，1928），242.
3 美国与东方
在这些演讲的第二个演讲中，我考察了美国外交中的一个单独的事件——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照会。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之后我们远东政策中整个的一连串事件。
在过去的这五十年里，美国远东外交政策史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只有一个非常博学的人才能说，他已经阅读并领会了与这一主题有关的资料的主要部分，或是在他的脑海中掌握了事件的全貌，以及这些事件所发生的环境的复杂框架的方方面面。
我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声明。我本人并不熟悉世界的那一部分。我读的书并不比一个繁忙的人更多，我不是远东事务的专家。专家能够不顾其他兴趣和义务而阅读。如果是在一个非学术的，或许甚至是无用的学术环境中来考察这一主题，那么我只能说这确实就是大部分的华盛顿的决策者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的问题的核心在于——将永远在于——他们为他们不是专家并且无法了解的领域塑造和实施政策。因此，我们今天要做的可以说就是分享他们的经验。
门户开放事件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事实：它引进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注定在未来四十年成为美国外交的特征。在整个这一时期内，我们子孙的负担仍将是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其他大国公开承认它们遵守这些原则。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地从它们那里收到勉强的、推诿的，或是合格的答复，提醒我们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原则，但是这都取决于如何解释这些原则。尽管这些答复是合格的，我们仍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些答复呈现给我们自己的人民，将这些答复作为外交胜利：作为对我们的观念的正确性的承认、表达忏悔和愿意改革的证据。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承认，这种对在中国的其他大国事务的干涉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特殊的责任，或是除了对我们自己的良心之外，使我们对任何人或事情负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准备使用武力强迫别人遵守这些原则，或是使用武力保护那些在别的国家不遵守门户开放原则时而它们依然遵守的国家。最后，就海约翰的照会来说，尽管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令人烦恼的，有时是令人不解的，但是我们经常回到这些观念上来不会真正有助于防止中国的利益冲突几乎按照列强自己的战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必须实践。换句话说，它不会阻止其中大多数注定要发生的事件发生。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它距离一些大国的最核心的利益只有咫尺之遥，尤其是日本。这将促成在这些国家人民心中相应的情感态度的建立。这些情感态度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财富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如果这就是我们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在远东地区政策的基本模式，那么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它的某些组成要素。
首先是原则。在第二个演讲中，我们注意到在世纪之交，“门户开放”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古老和陈腐的词。它主要被用于条约口岸。它的主要意义仅仅是：在那些在特殊保护体制下，外国人有居住、贸易、持有仓库和办公设备特权的港口，其贸易应当对所有外国的船舶和国民同等地开放。这里所涉及的是引进到中国销往内陆的一般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原则与中国的开放中包含的新问题并不完全相关，比如修建铁路和矿产开发——这一过程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事实上，从1900年开始，中国的外国商业活动所处的环境是如此复杂、如此多变，在很多情况下是如此矛盾，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两个词构成的规则或是符号有资格成为国际协议的标准，有可能作为一个规范，可以对大量的现实问题产生清晰和全面的效用。人们不定期地作出努力，来更加详细地定义这一原则，正如最初的门户开放照会，以及在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上谈判的《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但是，在西方语义学上，所有这些定义都不能真的包括像经济利益和列强在华活动那样如此分散、如此多方面、如此难以表达的概念。
对“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表面上来看，这对西方观察者来说似乎是一个清晰和简单的原则。但是，这一观点假定：像在西方成长起来的国家一样，中国一直是一个具备民族国家所有必须条件的一个国家。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中国是一个对世界意义重大的政治实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国家——一个需要被西方强国重视、研究和应对的实体。但是，当18～19世纪民族国家在欧洲演进发展的时候，在此国际背景下，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特性与民族国家的清晰的模式并不一致。中国政府很晚，并且没有完全接受主权国家权力平等的原则。在这个王国的不同地区，其权威的性质在很多方面与国际法中西方的国家概念并不总是完全一致。因此，关于与西方国家签订契约，中国方面的执行责任问题，经常会有混乱。在地方政府想阻碍这些契约实现的地方，中国中央政府并不总是能够强迫其遵从。语言、观点和习俗的分歧加剧了这种混乱。对在中国的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标准和司法机构（尽管未必不如西方）是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对很多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要在特殊体制和外国人特权之间做出选择，或是在特殊体制和完全拒绝那些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和行动之间做出选择。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外国人在中国的存在和行为（以不明智的，如果不是不公平的方式）无疑令中国政府担忧，但是在很多其他的情况下，中国人或是鼓励和放纵，或是对此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任何对最终道德判断和责备的探究变得没有价值。事实上到19世纪末，在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一套极其复杂和微妙的中国人与其他国家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关系——这套关系拒绝西方术语中的充分定义。如果在当时，有人被问到这些安排是否与“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相一致，那人只能耸耸肩，反问道，名字有什么关系，这取决于你把什么叫做完整。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对满洲来说尤为真实，与实施这些原则有关的大部分争论将要解决。我们为了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的努力有朝一日会变得集中而重要。从历史上说，满洲不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通过满族人（Manchus）与其保持间接关系。世纪之交，满洲是一个中国和俄国都有利益关系的半开发的边境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该地区拥有名义上的主权，这块土地很快就充满了中国的先驱者和移民。但是它占据的地理位置对俄国来说无疑具有战略意义。一旦俄国人理解了这一点，正如19世纪90年代他们所做的，他们修建了从西伯利亚到太平洋的铁路，俄国人在北满洲的利益就建立起来了。否认这种情况或希望其在西方主权观念和国际礼仪的顺从遵守之下自然消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的行政和技术能力不足以在北满洲修建铁路，也不足以为这个本来可能修建的铁路提供适当的行政保护机制。一旦中国同意俄国政府修建中东铁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由铁路带来的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显著的行政和战略影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北满洲获得这一地位自然为俄国将影响力投射至南满洲、朝鲜和中国北方提供了新的便利。1895年中日战争后的事件表明，俄国人不会反对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事件也表明，中国政府正如当时表现的那样，无力对俄国的这些企图采取有效的抵制，也不能阻止俄国控制这些边缘地区。当时在渤海，实际上唯一能替代俄国人的强权的是日本人的强权，而不是中国人的权力。英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1902年英日同盟缔结背后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也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原因。你还会记得，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日本人取代俄国人控制了南满和朝鲜，但是没有干涉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名义上的主权，并不比俄国在北满地区干涉的更多。这种安排，源自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暂时粉碎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安排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这使人们得出结论，它必须与这个地区的权力现实和要求建立一种相当准确的关系。无论如何，没有可以带来更大稳定性的可见的和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我们反复重申自己致力于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行为，也经常被美国政治家偶尔承认此种安排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所打断。早在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就认识到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这一地区保持俄国与日本之间的一种均势。“这样每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采取有节制的行动”，[1]后来他说道：
不对满洲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我们的特殊利益所在。对满洲采取行动会给日本人毫无理由地认为我们对他们怀有敌意提供口实，或是认为我们是他们利益的一个威胁——无论程度多么小。……除非我们能够成功，否则我不主张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行动。就满洲来说，如果日本人选择遵循一个我们反对的行动路线，除非我们准备好进行战争，否则我们就不能阻止他们，在满洲的一场成功的战争需要像英国那样好的舰队，加上像德国那样好的陆军。在中国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我希望它在未来也将是一件好事，只要它能够被普遍的外交协议所维护；但是，满洲的整个历史已经表明俄国的统治和日本的统治并无二致。事实上，只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决定不理会它，宁愿冒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意图，那么“门户开放”政策就会完全消失。[2]
按照这些观点，我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鲜建立优势。无论1905年的桂太郎-塔夫脱协定（Taft-Katsura Agreement）以及1908年的鲁特-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各自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二者对日本人来说确实意味着对他们在满洲获得的地位的一种含蓄的承认。
我认为，这些考虑足以说明，“门户开放”和“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这两个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都没有任何明确的适用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们表明了在中国的大国的所有特殊地位和利益的可行的和实际的替代方案。这并不是说这些原则是错误的，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合理性的因素，或是说真理和正义都在另一边。毫无疑问，在这些外交立场地位中，很多是应受谴责的缘由；很多是从无助的中国人手中巧取豪夺的；很多（地位）对于外国人来说，不去谋求和获取才是更明智的。毫无疑问，中国还会有新的外交事业，对于这些事业，美国一定会关心地、不满地考虑。就其自身而言，他们拒绝与之有什么关系或是承担什么责任。但是，这不是关键，门户开放主义以及作为政治原则的中国的完整，这两者的问题仅仅是这些词语并不是那些能够有效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清晰准确的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陈词滥调，非常不准确。在它们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的联想中，它们是令人迷惑的。正是由于它们性质中的这一面，当受到我们的召唤而站起来，谈论他们对这些词的感受的时候，其他政府很难做其他任何事，只能回复道：“哎呀，是的，如果你们那样叙述它们，我们当然同意。”这些措辞包含太多积极的弦外之音，以至于不能被任何人安然地彻底拒绝。同意这些措辞要比试着解释它们更加容易。
事实上，这些措辞具有的含义仅与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系。你必须在每一个案例中解释你所说的词是什么意思。不能说它们具有任何恰当的、实际的和普遍的含义。试图准确地和计划性地使用这些词的努力仅仅意味着完全拒绝外国人在中国的居留权以及活动——意味着一个与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政策，作为一种惩罚或是奖励（无论你如何看待它们），由于中国固执地拒绝适应西方的国家体系。我们能相信，正如我倾向于去做的事，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无论如何，其最终的结果或许比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更好。但是，从任何西方国家的观点来看，在世纪之交之后的任何时候，这几乎不是一个实用性的建议。
因此，关于我们的原则就说这么多。现在简单地说说它们的实施。
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召唤其他国家宣称它们遵循这些原则时，有充足的理由解释它们为什么会同意这样做。但是，也有理由解释为什么它们的回复几乎总是谨慎的、合格的、有大量保留的答复。既然如此，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恳求这样的回复以及将它们作为确切的外交成就有多少用处。这样做的事例不计其数，以至于我不应该试图去列举它们。它们并不局限于远东事务。通过引诱其他政府签署含有高尚的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声明来达到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倾向，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中似乎具有伟大和持久的生命力。这无疑与公众舆论有统治政府的力量这一坚定的美国信念有关。毫无疑问，这也与将法律概念从国内移植到国际领域的显著的美国趋势有关：相信国际社会能够——应当——在普遍的契约责任的基础上运作。由此重视口头承诺而不是政治利益的具体体现。但是，在远东领域，这种外交策略似乎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外交方法的地位。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质疑它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这注定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对国际现实的公众理解造成一定程度的滥用。一次又一次地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国家间共同体的印象，这种前景其实根本不存在。但是，我认为，更严重的是它在外交观念中必然引起的困惑、怀疑和担忧。外国的政治家们强烈地意识到，这些普遍的提议作为任何可以实施的协议的定义，以及作为对特殊国际问题理解的定义的不足之处。正如他们一定会假定的，假定我们的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让他们不去怀疑我们的政治家有所隐瞒，不去怀疑将这些抽象概念作为协议的标准强加在他们身上是别有用心的，这一定是很困难的。
这将我引入第二个且更加重要的、我将提出的、与我们在远东的政策有关的保留意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意见特别适用于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是我们在那一地区外交压力和谴责的主要目标。这一保留意见涉及我们不愿意讨论特殊的安排和普遍的原则，尤其是，我们不愿意为我们反对的做法提出实用的替代方案——或是为之承担责任。请记住，我们外交行为的大多数都是旨在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人，放弃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特殊路线的追求。对他们和中国来说，遵守我们的观念会有一种实际的严重的后果；它或许会引起新的问题和不便，甚至在那个区域使权力因素产生实际的不平衡；这或许会反过来给我们自己带来责任，给其他人要求我们在履行我们的责任的过程中做一些特殊事情的权利。但是这种情况似乎很少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我从我所能看到的这些证据中做出判断而言，美国政治家们假定：虽然这些原则适用到当前的情况是有问题的，虽然遵守这些原则的实际效果是极端的和深远的，但是，以道德和法律原则的名义说出或敦促的任何事情，就敦促这件事情的人来说，他并不承担具体责任。我们有权去劝告、去恳求、去阻碍、去困惑。如果其他人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可以让他们在世界舆论面前以不雅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注意到我们的敦促，他们也会这样做并且风险自负。我们不会感到必须要帮助他们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行动。
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年复一年的数十年里我们怀着这样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如果我们的原则是值得赞美的，那么它们的结果一定是幸福的和可接受的。因而对亚洲大陆上的其他大国（尤其是日本）的观念大砍大删。但是我们很少会有兴趣进行一场关于大量现实问题的讨论：日本人口膨胀、中国政府的软弱，能够有效反制其他大国野心的方法。请记住，这触动了一些国家尤为敏感的神经。这些国家在亚洲大陆的利益，对它们而言，比我们在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我们自己而言，更为重要。没人喜欢接受来自别人的关于改变自己行为的建议，如果提出建议的人显然能从更改行为的结果中收获更多的话。在日本人和英国人心里，总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我们正在中国挥霍它们的外交优势，原因正在于我们在中国的利害关系对我们而言比他们在中国的利害关系对他们而言要小得多。
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也不会经常从日本国内事务的观点出发，考虑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大陆的日本政策失败的代价是东京的军事极端主义分子权力的最终防御，那么很显然从长远来看，这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美国政治家有时会努力调整政策，希望这些调整能够顺利地影响日本的局势。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会有重要的例外。但是，这些都是与大趋势背道而驰的努力，不是美国政策的总体特征。如果我们向往的东西（desiderata）在特别敏感的方面触动了日本人的情感，那么这也没有什么不同。日本人的精神上已经带有伤痕：1894年中日战争后，日本被外部力量剥夺了胜利果实，这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当我们使我们自己以日本胜利的挫败者的身份（我们真的不是）再次出现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我们不会让我们自己感到担忧。在一战之后，我们不会让它再次干涉我们的加入——这一次是作为一个坚定行动的真正的领导者，剥夺日本根据它在大陆地位的改善以及它参与对德作战而设想的成果。
在整个漫长和悲惨的故事中，在我国特定的地区，我们的移民政策、对日本人和东方人的待遇反复地激怒和冒犯敏感的日本人。基于这一事实，这一切都没有得到改善。联邦政府准备恳求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地方政府，承认这些不愉快的居留问题中的国家利益因素，承认土地所有权、承认邻国待遇。但是它并不准备用强力推进任何问题的解决。整个国家仍然不愿意承认：在创造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权构成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尤其同意：这些事件所产生的麻烦，使我们有理由在我们对日本的其他要求中表现得更加谨慎。
现在，这些都是痛苦的反应，我不会使它们被误解。在二战前数十年里，在远东，事件的进展是一个巨大和夸张的过程，其中包括人类事务的非常强大的潮流，对于这些潮流我们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控制力和影响力。很容易就会高估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本该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夸大我们的政治家所享有的自主权也是很容易的——忘记他们运作其中的政治和心理框架、他们使用的手段的不足以及对其他更有希望的路线方针的国内障碍。我所说的并不是要对他们加以指责，因为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完全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将他们作为个体去判断，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我不能告诉你：如果我们受其他行为准则的指导，所有的这一切会变得完全不同。我不能说，如果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对待日本人的态度更加谨慎，多考虑他们所处位置上的需求，更加愿意根据他们自己的情况与他们讨论他们自己的问题，那么珍珠港事件本不该发生。尤其是我不能指着美国政策中的任何一个单一的行动说道，就是这件事情造成的——这就是扭转未来局势的事件。在人类活动的结构中，一件事情导致另一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错误都是它之前的所有错误的结果，从这一事实中获得某种无限的宽恕。与此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错误都是未来的错误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一事实中获得某种无限的不可宽恕。我们在外交政策领域的行动是累积的，它与其他人类事件的不断增长的趋势联系在一起。一旦它进入历史的长河，我们就难以精确地追溯它的影响。我怀疑，在太平洋，导致二战的事件中，两个时期之间肯定会有分界线。一个时期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仍然能够做成一些有希望的事情；另一个时期就是事态已经无法修复了——在这一点上，纯粹的悲剧代替人性的弱点，成为人类不幸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不能向你保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当然也不能告诉你这个时间点在哪里。
我只能说，如果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事件的进程或许会被一个美国政策改变。这个美国政策长期以来一直以承认东方权力现实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一个因素为基础，并且指向那里形势的稳定与安宁以及法律与道德上的圆满——正如我所说的，如果有事件的进程或许会被这样的政策改变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利用这个可能性，没有给它一个机会使它成为现实，没有从这种可能性中获得为我们的利益和世界和平所应该获得的利益。
我想补充一点，给这种可能性一个机会的需要不仅仅是事后的聪明。在二战前很久的时候，老资格的观察家们就对旨在破坏在中国的外国政府的地位以及挫败日本在大陆的利益的政策的适当性提出了质疑。我们最有学识和专业外交家之一，马慕瑞先生（John V.A.Macmurray）已退休数年。他于1935年写了一本极富思想和预见性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如果我们继续我们的道路，我们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他评论道，在这样的世界中，即使是我们的目标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也仅仅是给了俄国以可乘之机，会引起很多新的问题。
日本的战败并不意味着它被排除在远东问题之外。……一个有男子气概的民族……不会因失败和国耻而变得驯良；他们会更加倾向以自尊的激情反复重申自己，通过很有可能给他们一种……“阻挠价值”的方式——如果真会发生的话，几乎不比在他们帝国权力最鼎盛的时期实施的武力更为有力。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即使是淘汰了日本，对远东和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这只不过会创建一组新的压力，代替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U.S.S.R.）成为沙皇俄国的继任者——作为一个对东方控制权的竞争者（至少是一个同样无耻和危险的竞争者）。或许除了俄国以外，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从我们的成功中获利……如果我们从日本手中“拯救”了中国……中国人会受之无愧地认为我们不应由于他们感激而要求任何权利；总的来说，国家和种族似乎基本上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他们不会感谢我们，不会赞扬我们的无私的意图，但是，在履行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的过程中，他们明确地表达对我们的抵制。
这些话不需要其他的评论，只要看看我们今天在朝鲜所面临的情况就可以了。今天，从表面上看，我们过去在亚洲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实现了，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西方列强在中国失去了它们最后的特殊地位。日本人最终完全地离开了中国，也离开了满洲和朝鲜。他们被逐出那些地区的后果恰恰就是那些明智的和现实的人们一直以来所警告我们的那样。现在，我们继承了日本人在朝鲜—满洲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面对和忍受的问题与责任。在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中，有一种反常的正义，如果其他人在承受着这个重担，我们会小看他们。最悲哀的是，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我们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究竟要从哪里学习呢？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我们看到了奇怪的现象，这些现象无疑起源于我们自己情感的复杂性。在我们对这一地区的政策和我们对欧洲的政策之间，我们看到了显著的不同。在我们对待东方的方法中，缺少一些禁忌。这些禁忌长期以来影响着我们对待欧洲大陆事务的方式。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更愿意卷入东方事务，不太愿意承认它们对我们来说不重要而不予考虑。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人们更加愿意承认权力现实与抱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没有发现人们更加愿意在没有感受到道德判断义务的条件下接受它们。没有发现人们更加愿意将它们视为现存的和不可改变的人类的力量（不好也不坏），进而去寻求它们最大平衡点，而不是寻求对它们的改革和压制。
毫无疑问，我们与远东人民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对中国人的感情用事的行为的影响——这种感情用事的行为被认为是对他们的不尊重，无助于我们关系的长远利益，被认为是盲目的任性的情绪。现在，这种感情用事的行为正在变成盲目的任性。总的来说，在亲密关系和相互喜欢方面，我们从我们的亚洲朋友那里期望的太多。在我们的这种态度中，有某种以恩人态度自居的态度。我们从未为了我们与亚洲人民的关系，真正通盘考虑我们国内实践和思维习惯的全部内涵。没有一个民族是其他民族国内制度和要求的评判者。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感到抱歉，除非是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做的事和我们在自己国家内实施的安排而感到抱歉。但是，一个承认自己同化能力的局限的民族，一旦超越了白种人出身考虑问题，就会在它与其他民族相处和希望保持亲密关系的过程中维持一种特殊的保留。
我无法抗拒这一想法，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重点放在这些限制上，此外，如果我们能够抑制住经常性的道德评价的尝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使我们自己成为国际法和道德观念的奴隶，那么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是谦逊的、近乎女性化的，具有国家自我利益的温和的教化者的功能。在这中间，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真正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在与东方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做这些事情，那么，我认为，我们的后代会带着更少的、不那么麻烦的问题回顾我们的努力。
* * *
[1] 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s of th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enry Cabot Lodge，Ⅱ，153.
[2] Cited by A.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131-132.
4 第一次世界大战
让我再次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一系列演讲中所从事的事业的性质。这并不是试图列举一系列的事件、描述新的历史事实的发展，或是给出一个五十年来美国外交的全貌。这是一个从当今充满不确定性、争论和不幸的现实出发去回顾的努力。通过回顾来看看对过去的研究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
在这项事业的过程中，在我看来，现在我们已经涉及在这段时期的记录里，人类事件所遇到的所有词汇中最令人困惑、最悲惨——对历史学家来说——最具挑战性的词汇。在这里，我指的是我们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的、漫长的、破坏性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
我想先谈谈在欧洲的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总结果。这些战争是以上千万人的生命、无数的物理破坏、欧洲大陆势力平衡的破坏为代价的——以西欧危险地，或许是命中注定地易受苏联权力攻击为代价的。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以改变德国为目的：改正它的行为、使德国人变得与以前不同。然而，今天，如果有机会重新回到1913年的德国——一个由保守的但是相对节制的人民（不是纳粹和共产主义者）统治的德国，一个精力充沛、团结一致、未被占领、充满力量与自信的德国，这样的德国能够再次对抵消俄国在欧洲的权力起作用——好吧，这种观点会有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意见，而且它也不会令每个人都高兴；但是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相比，在很多方面，这听起来不是很糟。现在，考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当根据它们表面上的目标，算出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分，你会发现，如果有任何的收获，那么这一收获也很难看清楚。
难道这不意味着，在这里，有些事情大错特错了吗？难道真的可以说，所有这些杀戮和牺牲仅仅都是20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纯粹求生的代价？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结论，那么事情看起来会非常不幸。我们会问自己：这一切在哪里结束？如果这是在20世纪上半叶生存的代价，那么在下半叶，生存将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但是，显然这种努力和牺牲的巨大结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存。那么我们只能假定，在一些地方一定发生了重大的误判？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是我们的误判，还是我们协约国的误判？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被二战更为鲜活生动的回忆所掩盖，一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被遗忘的因素。但是，对我来说，所有的调查线索又回到了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真的是全面预定的；它按照经典悲剧最后一步的无情逻辑发展和运行。这一悲剧局面的主要因素——德国社会的不健全和焦躁不安、东欧的软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现象，以及法国和英国的疲倦和衰弱——所有这些因素很显然是起源于1914～1920年这一时期。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寻找答案的话，这里似乎是应当探寻真正答案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甚至40年代里，不能做一些仍然重要的事情以避免最糟糕的危险发生，迫使事件的发展进入更有希望的轨道。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三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际共同体的生命就像一棵树，在很长的时间凭借着朝向单一方向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生长。
但是，我认为，1920～1950年这一代人选择的显著缩小开始于1914年战争的爆发；伴随着此后出现的军事僵局以及达成妥协的和平希望的消失，这一进程极大地加快了；等到战火最终燃尽，《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签署，欧洲政治家，尤其是美国政治家为欧洲文明重建真正的安宁与和平的地区、能够给欧洲文明以力量抵挡来自东方的日益增长的挑战的地区，已经痛苦和不幸地缩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