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回到这一事实：我们在西半球安全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战的过程及结果。因此，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值得我们做最认真的详细审查。
我们政治家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在我们的脑海中再次回顾这个问题。
你们都还记得，1914年战争是如何爆发的。我不会在此详细论述它们。一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解体的依旧未解决的问题、多瑙河盆地臣民的躁动不安、奥匈帝国（Austria Hungary）失去了法国人所说的生命力（elan vital）、德国力量的相对发展、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竞争。其他一些是短期的问题：政治家的愚蠢和胆怯、公众舆论的压力、变幻莫测的巧合。如果你试图估算出各种不同程度的过错，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模糊的模式：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无疑居于首位，德国人较少，但也占了很大的份额，没有一个国家独善其身。首先，你不能说任何人故意发动战争或是策划战争。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悲惨的、无助的战争。可怜的老欧洲使自己陷入了困境。欧洲国际社会的结构有弱点。萨拉热窝的枪声击中了那个弱点——忽然地，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不进行战争。
关于战争的进程，一旦战争开始，你在我这里也只能得到很少的指导。战争的过程与它的起源一样悲惨和荒谬。西方战线的僵局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今天，很难设想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可怕和浪费：四年漫长的悲惨大屠杀；人类的军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泥泞的战壕中面对面对峙，使用大炮齐射，使用机关枪这样当时还没有克星的武器，使用迫击炮、带刺铁丝网甚至是毒气绝望地、有组织地互相摧毁，直到胜利或失败看上去不是军事领导能力、技能和精神的产物，而是炮灰和屠杀的某些可怕的数学运算问题。1929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写道，“炮火轰鸣直到熄灭”。
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有意识的选择范围之外发生。政府和个人遵守悲剧的节奏，在无助的暴力中摇摆不定、蹒跚向前。以日益扩大的规模进行屠杀和浪费，直到伤痛被打造进人类社会的结构，经历一个世纪也不会抹去。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所显示的对当今文明的致命打击……[1]
“伤痛被打造进人类社会的结构，经历一个世纪也不会抹去。”当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丘吉尔知道他在说什么。当时，伤痛比大多数人曾经想到的还要深。你能够填平过去的战壕，你能够耕犁弗兰德斯（Flanders）的农田，那里生长着罂粟花。你能够重建法国的城镇。几年之后，生活再次开始变得正常。但是，有些战壕没有人能够填平，有些农田不会再次生长罂粟花，有些建筑无人能够重建，它们在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的灵魂里——幸存者。对于那600万再也不能回来的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我怀疑你们都记得雷马克（Remarque）《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伟大的小说——的最后几段。我想把它们读给你们听，因为我认为在任何对一战的讨论中，它们都有一定的位置。它们说出了我不能用其他方式可以讲给你们的内容。设想你自己是在德军阵线后军事医院的一名年轻德国士兵，1918年秋天，战争结束前不久。
秋天到了。没有几个老手留下来。我是我们班七个人中的最后一个。
每个人都在谈论和平和停战。所有人都在等待。如果这一次再被证明是一个幻想，那么他们就会崩溃。人们满怀希望。如果希望被再次带走，一场动乱将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和平，那么就会有革命。
我休息了十四天，因为我吞下了一点毒气。在一个小花园里，我一整天坐在阳光下。停战很快就要到来，现在我也相信了。
在这里，我的思想停滞了，再也不前进。所有我遇见的，我所有的思绪都仅仅是感觉——对生活的贪婪、对家的爱恋、对生命的渴望、在中毒中获救。但是没有目标。
如果我们1916年回到家乡，由于我们经历中的苦难与活力，我们或许会引发一场风暴。现在，如果我们回去，我们会疲惫、颓废、心力交瘁、无所寄托、没有希望，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道路了。
人们不会理解我们——在我们前面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虽然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些年，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家庭和职业；现在他们将回去重操旧业，战争将会被遗忘——在我们后面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我们来说会觉得陌生，会把我们推到一边。即使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是多余的。我们会变得更老，少数几个人会使自己适应周围环境，另一些人仅仅是逆来顺受，大多数人会不知所措；——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化为尘土。
在这里，树木显得生机勃勃、枝叶繁茂，花楸树的浆果在树叶中变红。白色的乡间小路直通天际。水壶像蜂房一样，伴随着和平的谣言，嗡嗡作响。
我站起来。
我非常宁静。让岁月来临吧，它们不会带给我什么，它们不能带给我什么。我是如此孤单和无望，因此我能毫无恐惧地面对它们。这些年我所经历的生活依然在我的手中和眼里。我是否已征服它，我知道没有去。但是，只要它在那里，它就会寻求自己的出路，不理会我内心的意愿。……[2]
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你们当中那些老兵或许会说：“为什么，这不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何战争都这样。”你是对的。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任何特殊的地方，那也仅仅是事情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没有太多的运动，没有太多的冒险，没有太多的希望——在早期会发生一些改变整个战争命运的事情。双方的损失都是可怕的。当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实际计算一下。这一切都是如此难以言状的徒劳无功。
但是，这个德国士兵的话很重要，因为书中写到了这些战士对战争结束的感受，也写到了一些未来的模式。在这些话语中，你几乎读到了将要来临的任何一件事：老兵一代人对环境的不适应、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隔阂、不理解战后世界老年人（如张伯伦、兴登堡、贝当等）但依然要求在战后世界行使权力的人以及持有权力太久的老年人；成长充满了挫败、不安全感和困惑感的年轻人。正如雷马克准确地观察到的，有些人某一天对老兵而言会变得陌生，会把他们推到一边。这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对集权主义力量的预测和民主的疲惫。
如果我们能够说，作为一个如此令人厌恶的，按常规发展的战争，双方的人们和政府都变得冷静和有思想，开始意识到胜利日益增长的空洞性，意识到没有一个政治目标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服从任何能够结束杀戮达成妥协的和平的合理建议，那么这是令人高兴的，就会减轻我们的工作。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这样说。以这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基础，我们不得不谈谈几个令人悲伤的关于人性的评价。其中一个是：苦难并不总是使人变得更好。另一个是：人民并不总是比政府更有理性。在政治丛林中，公众舆论，或是假扮为公众舆论的东西，并不总是一种缓和的力量。世界各地的民众通常都热爱和平，能够接受很多限制和牺牲而不是接受战争的巨大灾难。这或许是真的，而我怀疑其真实性。但是我也怀疑，在很多国家，那些自称的公众舆论，认为他们自己拥有全民政府，实际上往往根本不是民众情感的共识，而是特殊的高度发声的少数人利益的表达——各种各样的政治家、评论员和哗众取宠者：这些人靠着他们吸引别人注意力的能力生存，如果被迫保持沉默，他们就会像离开水的鱼一样死亡。他们求助于熟练的沙文主义口号。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任何别的东西；因为从短期利益的观点来看，这些口号更为安全；因为在观念的市场上，真理有时是一个蹩脚的竞争者——复杂、不令人满意、充满困境，很容易被误解和滥用。急躁和仇恨的决策通常会受到最粗俗和最廉价的符号的支持，对温和的决策来说，理由通常都是复杂的，而不是情绪的，很难解释清楚。所以所有时代和地方的沙文主义者都走他们特定的路线：摘取不用费力就能得到的果实；以别人的未来为代价，收获当时的小小胜利；用噪声和污秽来淹没任何阻碍他们的人；在人类进步的前景上跳着轻率的舞蹈；在民主制度正确性的头顶上描绘着极大怀疑的阴影。直到人们学会认识煽动大群情绪、散布怨恨与怀疑和作为犯罪本身的不宽容——可能是对全民政府的事业施加的最大伤害——以后这类事情会继续发生。
1916年，欧洲人民还没有学会这些，并不比今天的美国人民从中学到的更多。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没有给交战的人民带来理性、谦逊和妥协的精神。战争按常规发展，仇恨得以凝固，自己的宣传被确信，温和的人们被淹没在叫喊声中，名誉扫地。战争的目标变得冷酷无情，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加极端。
协约国（Allies）变得只对完全战胜德国感兴趣：国耻的胜利、吞并的胜利、压倒性赔款的胜利。他们憎恨基于其他条件的结束战争的建议。
德国希望保留比利时的军事设施。德国人希望未来能将比利时作为附属国而占领。出于经济理由，他们希望以牺牲法国为代价换得他们自己的领土的少量增加。他们希望因撤出法国和比利时而得到补偿。对协约国来说，这些要求无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现在，很显然，所有这一切都给美国政治家的治国才能提出了挑战。我不希望人们认为，我将要说的任何事都意味着我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缺乏同情，或是对他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和痛苦缺乏理解。但是，这都不能免除我们冷静地、批判地审视我们的国家对这样一个挑战的反应的本质的责任。
首先，关于战争的起源，让我们注意：长久以来，这个国家并没有体会到，战争的起源或战争的问题并没有引起我们的任何关注。1916年，威尔逊总统说，战争的目标和起因“我们并不关心。对于战争的惊人的洪水喷薄而出的那个隐晦不明的基础，我们没有兴趣研究或是探索”。[3]在后来的一个场合，他说，“最初，美国人没有领会战争的全部意义。它看起来像是欧洲复杂政治中被压抑的妒忌与竞争的重现”。[4]在这里，我们或许会注意到，我们没有认识到在欧洲战争中的争议问题与我们有什么相关。在远东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拒绝承认——其他民族真实的利益和抱负的合法性，认为这些事情没有事实根据、不值得我们注意而不予考虑；认为这些事情是“妒忌和竞争行为”，太过愚蠢、大过“复杂”以至于不值得我们关心。
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长久以来，我们倾向于认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唯一利益，就是根据已经确立起来的海战法保卫我们的中立权，正如它们在过去被人知晓的那样，这是符合逻辑的。我们不理解：战争的新形式和新式武器——尤其是完全封锁和潜水艇——已经使这些规则中较为重要的一些规则被淘汰了。不仅对它们的遵守实际上行不通，而且每一方都认识到胜利和幸存的机会取决于侵犯这些规则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任何一方都更愿意与我们开战，而不是避免侵犯它们中的某些规则。这意味着，我们坚持严格遵守它们最终会在理论上将我们引入与交战国双方的战争——一个与旨在使我们避免战争的政策相矛盾的结局。
今天，回顾我们政府与交战国关于中立权的无休止的争论，似乎很难理解的是，我们为何要如此重视它们？它们激怒了交战双方，成了我们与它们的关系的重担。我发现，很难相信它们与我们的民族荣誉感有关联。保护我们的公民乘坐交战国船只的权利是我们的特权，但是这几乎不是义务，除非我们选择将之定义为我们自己的义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着这样的前景，无疑发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识到协约国（Entente）所面临的失败的危险，并意识到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被淘汰出局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带来的损害。除此之外，英国宣传的优势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开始为协约国的利益发挥作用。其结果就是日益增长的亲协约国情绪，尤其是在负责任的美国领导人的脑海中。在1915年和1916年，作为避免一个英国战败的最好方法，这种情绪足以促使威尔逊和议会为了英国的利益而淡化中立政策，做出谨慎的努力以阻止战争。但是，作为整体的民族意识，这种亲协约国情绪绝不足以构成参战的充足理由。你们还会记得，我们是通过一个中立问题（当它来临时）而参战的。
一旦进入战争，我们不难发现——并且赶紧这样做——与战争有关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这无疑是民主的一种奇怪特性，这种在一夜之间改变思想态度的神奇能力，取决于它认为自己是处于战争中还是和平之中。前天，我们还说，我们自己与其他大国之间存亡攸关的问题不值得牺牲一个美国小伙子的性命。今天，其他任何东西根本不重要，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成本不足为虑。除了无条件投降以外，暴力没有限制。
现在，我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了。民主国家是热爱和平的。它不喜欢打仗。它不会轻易挑衅。一旦它被挑衅而必须要动武，它不会轻易宽恕它的对手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民主国家愤怒地进行战争——它正是因为被迫开战而开战。它开战是为了惩罚那些大国。那些国家非常轻率、非常敌意地挑起战争——给这些国家它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防止事情再次发生。这样一个战争一定会有一个痛苦的结局。
这是真实无误的。如果国家有能力在个体伦理的道德氛围下活动，那么这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有时，我怀疑在这方面，民主是否很像一种史前怪物，它们的身体有这间屋子这么长而头脑却只有大头针那么小：它安静地呆在原始淤泥中，不注意周围的环境。它很难发怒——实际上，你几乎不得不用力敲掉它的尾巴使它意识到它的利益正在受到侵扰；但是，一旦领悟到这些，它就怀着盲目的决心四面出击，不仅摧毁它的对手，也在很大程度上毁坏了它的天然栖息地。你想知道，如果在更早的时候，它就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多一点兴趣，这对它来说是否是更加明智的。你还想知道，它是否不能阻止其中的一些情况发生，而不是从不加区别的冷漠转向同样不加区别的神圣的愤怒。
无论如何，一旦我们处于战争中，它似乎没有给我们表现出，我们最大的危险仍然恰恰在于战争延续的时间太长，在于欧洲均衡的破坏，在于欧洲人民生命力的耗费。因此，它似乎也没有对我们表现出：我们在战争中的最大利益仍然是，战争应当在最小误判以及对未来而言尽可能稳定的基础上尽早结束。在我们参战之前，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迟至1917年1月，威尔逊仍然反对完全胜利。他说，“强加给失败者的和平，强加给被击败者的胜利者的话语，将在耻辱中，被迫地，以一个不可忍受的牺牲为代价被接受。它将留下痛苦、愤恨和一个痛苦的回忆，和平的话语就建立于此之上……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5]但是，一旦我们处于战争中，这些观念会被战争心理学的强大的洪流一扫而空。当时，我们在决心上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大，我们应当为完全胜利而血战到底。
权力均势的考虑反对完全胜利。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此断然地反对全面胜利，并寻求更加彻底和宏大的目标，为了成就这一目标，使完全胜利能够被合理地描述成绝对必要的。[6]无论如何，在威尔逊的领导下，一种思路开始形成。对我们来说，这一思路为我们奋战到底提供了全部理由和目标。德国是军国主义的和反民主的。协约国为保卫世界民主的安全而战。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应当被摧毁，以便给我们想要的那种和平让路。这种和平不应当建立在旧的权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正如威尔逊所说，在这种体制下，谁能保证平衡？这一次，和平将建立在“权力共同体”——“一个有组织的共同和平”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基础之上，它们能够动员人类的力量和良心来反侵略。专制政府将被废除。人民将自己选择他们愿意居住于其下的主权国家。波兰（Poland）将获得独立，奥匈帝国躁动不安的人民也将如此。这一次，将是公开外交；人民，而不是政府将管理事情。通过彼此协定，能够减少军备。和平是正义而安全的。
以这些原则的名义，你能够战斗到底。一个如此灿烂的未来肯定会洗去战争的罪恶和残酷，补救战争损失，治愈战争创伤。这一理论给了我们以继续战争，直至其痛苦而可怕的终结——年轻的德国士兵在军事医院里所描述的结果——与此同时，给了我们拒绝使自己沉溺于战争的过程所导致的实际问题和误判的理由。在这一理论幻想的保护下，我们参战之后，可怕的战火又延续了最后的一年半。在这一理论幻想下，威尔逊去了凡尔赛，还没有做好准备就面对清算日的肮脏但非常重要的细节。在这一理论之下，他遭受了悲惨的、历史性的失败。在这一理论之下，事情伴随着可怕的逻辑和精确性而前进，达成的和平实际上是“强加给失败者的，强加给被击败者的胜利者的话语，将在耻辱中，被迫地接受”——这种和平的确留下痛苦、愤恨和一个痛苦的回忆，它自己的话语后来就建立在“如同流沙之上”。
这一悲剧性的结果没有因为以下事实而得到实质上的缓和：我们不是《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国，我们使我们自己远离惩罚性的条款。伤害已经造成了。欧洲的均衡被打破。奥匈帝国消亡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有效地取代它的位置。德国因战败而感到痛心，由于传统体制的解体而陷入深刻的社会动荡中。然而，德国却成了中欧唯一强大统一的国家。俄国已经不能作为有可能依靠的盟友，俄国再也不能在欧洲帮助法国遏制德国的力量。一只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俄国平原斜睨过来，怀疑欧洲的价值，为欧洲所有的灾难而欣喜，准备好单单为了俄国精神和骄傲的最终毁灭而勾结在一起。在俄国和德国之间，仅仅是东欧和中欧那些可怜的新兴国家，它们缺乏国内的稳定和治国传统——在履行独立的不熟悉的责任的过程中，它们的人民困惑、不确定，在莽撞和胆怯之间游移不定。德国的另一边是法国和英国，它们自己正在蹒跚地走出战争的枯荣沉浮。它们遭受的伤害远比它们自己意识到的严重。它们的男子气概消失了，世界地位产生了动摇。
的确，这是一个以魔鬼之手将未来的悲剧写入其中的和平。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班维（Bainville）所说，这是一种相对于它所包含的苦难来说太过温和的和平。当你允许战争狂热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就像狮子和羔羊躺在一起，存之于你脑际之时；当你使自己沉溺于巨大的自负，认为你能够突然地将国际生活改变成你自己设想的样子的时候；当你对过去不屑一顾，否认过去与未来的联系，拒绝以对过去的研究将提出的实际问题充实你自己的时候，这就是你得到的那种和平。
但是，假设你没有采用这条路线。事情会有所不同吗？会有你能够另外采取的一条路线吗？
对我来说，确实有。
我认为，你应当以意识到战争爆发前那些年，欧洲酝酿的事情对我们的重要性为起点。你一定会记得，威尔逊将其斥之为甚至不值得我们考察的事情。
然而，那些都是些非常愚蠢、非常不值得关注的事情吗？从一开始我就说，战争的一些原因是深刻的。在1914年前的一个世纪里，欧洲大陆没有发生重大战争，原因在于权力均势。这种权力均势预先假设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作为决定性因素而存在——这些国家的两侧，是英国本能地意识到它的利害关系就在于这些国家间权力均势的保持，英国准备在欧洲大陆边缘的附近警惕地逗留着，就像照看花园一样照看着欧洲权力的均衡，而且总是适当关注它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以及海外帝国的保护。在这个复杂的结构中，不仅隐藏着欧洲的和平，还有美国的安全。影响它的任何东西都注定影响我们。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发生的事情注定会影响我们：主要是权力逐渐从奥匈帝国向德国转移。这尤其重要，因为奥匈帝国没有太大的机会成为英国海军和商业的竞争者。但是，德国确实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德国足够愚蠢地、挑衅性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这样会给英国一种深深的担忧和不安全感。
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在回顾中才能看得真切。
1913年冬天，以上分析的情况没有特点地出现了。与此同时，在一份英国杂志中（因为没有美国杂志会接受），当时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刘易斯·爱因斯坦（Lewis Einstein）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些情况。[7]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先生注意到欧洲上空集结的暴风雨前的乌云，注意到英德之间对抗的深刻程度，注意到战争或许会起源于一些相对无关紧要的事件的危险性，注意到这样的战争会对欧洲均衡和稳定产生的影响。然后，他继续追踪这样一场欧洲战争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他从不怀疑，如果其他的选择很显然意味着英国的毁灭，那么我们应当干涉以拯救英国。但是他警告说，不要相信这样的假定：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受到欧洲权力均势任何剧烈变化的影响：
很多美国人都没有察觉，欧洲权力均势是一种政治需要，它能够独自支持西半球经济不受大量军备负担影响继续发展。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消失或缩小都将是一场灾难，灾难程度随着这个国家地位的不同而变化……
只要普遍的均势得以维持，即使是英国战败，也不关美国的事。但是，如果有些决定性的结果能够被看出是经过精心谋划以打破多个世纪以来被认可的欧洲的政治结构，那么美国对其无动于衷，最终只有自食其果。如果当时，它由于疏忽，没有注意到被压垮的国家的利益也就是它自己的利益，那么美国将会犯政治上短视的过错，此后，美国会为之后悔无穷。
现在，在我看来，你能够将这一观点——已被后来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作为你的出发点，比如说，从1913年开始的出发点。当时，你可以从这一认识出发：严重的麻烦正在欧洲酝酿，危及我们的利益；你要确保，在武装设施方面，这个国家马上就能给它自己提供一些东西。由此，我们的话才会有点分量，才能被各大国听进去。当战争爆发，你会忽略技术中立的无意义的胆怯，运用我们的影响力去获得没有人能够赢得真正胜利的战争尽可能早的结束。无可否认，如果有任何这样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存在于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将不得不被武装起来。如果这没有成功，那么你不得不在战争中继续前进，施加你所能施加的有节制的影响力，避免在小事上与交战国发生摩擦，留存你的力量用之于有价值的事情上。如果你最终不得不干涉，使英国免遭最终失败（对此我很愿意将之作为干涉的正当理由），那么你可以坦率地追求公开承认的目标：干涉战争以及尽快结束战争。你本可以避免道德主义的口号，避免把自己的努力想象成圣战，保持你与敌人谈判的路线永远畅通，不去打碎它的帝国和推翻它的政治制度，不对你盟友的极端主义战争目标作出承诺，保持你的行动自由，为了以对欧洲未来的稳定最小限度的偏见的方式结束战争，在关键时刻全力承担责任，灵活地运用你的谈判能力。
正如我所说的，所有这些事情你都能够令人信服地做到。如果你问我，“你能保证这样做会产生一个更好的结果和一个更幸福的未来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能”。我只能说，我看不出它如何能够产生一个更糟糕的结果。我能够说，它本该是一个与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联系更为紧密的概念框架，从长远来看——按照一般法则——立足于现实的行为可能比不切实际的行为更加有效。
但是，我想我听到了一个重大的，甚至是愤愤不平的反对意见。在我结束本次演讲之前，我必须对此做出评论。人们会对我说：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看，你所建议的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公众基本上不知道我们的利益受到1913年欧洲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他们从来也没想过在和平时期为军备花费现钱。他们绝不会由于对其他地方的权力均势冷静计算而故意进行一场战争；他们只会因为直接的挑衅而发动战争；他们不会宽恕这种挑衅，会坚持战斗，直至战争结束。你知道，他们不会感到快乐，除非他们能够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披上理想主义言辞的外衣，并说服他们自己：像美国人在外国领土进行战争这样重要的事情，必须以国家生活条件的根本改变，以及将事情一劳永逸地解决为结束。你——这些人将对我说——坚称你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但是，从我们自己国家的国内现实来看，你所说的这些事都不具有实际可能性。
我不会与这种观点争论，我甚至会去承认它。我确实认为，政治领导人应当比他们的实际作为更加努力以使他们自己了解情况，并告诉人民真正的事实。我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人们甚至能够理解他们，对他们心存感激。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并且说，从根本上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对此，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这里，我不是要谈论伍德罗·威尔逊、豪斯（House）上校、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的行为。我是在谈论美国的行为。历史不会宽恕我们的国家错误，因为就国内政治来说，他们都是可以说明的。如果你说，由于我们的国内偏好和思维习惯，过去的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你就是在说：阻止我们比过去变得更好的是民主，正如在我们国家所实施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让我们承认它并且全面衡量它的严肃性——并对此做些什么。一个凭借自己习惯的神圣无双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国家，也会为自己陷入十足的灾难而辩解。在第一个演讲中，我说过，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留给我们犯错误的余地已经极大地缩小了。如果说在过去，我们民主国家的工作是不充分的，那么就让我们这样说，认为未来会比过去更加容易的任何人一定是疯了。我们将要继续实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并祈祷是民主制度。
* * *
[1] Winston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1915（New York，1929），1-2.
[2] Erich Maria Remarque，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trans. A.W. Wheen（Boston：Little，Brown & Co.，1929；London：Putnam & Co.，Ltd.，1929），290.
[3] 《在实现和平联盟第一年度会议上的讲话》，1916年5月27日。
[4] 1919年7月4日在“乔治·华盛顿号”战列舰上的讲话。
[5] 1917年1月22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
[6] 威尔逊并非如此——至少在1917年初不是如此。在他的脑海里能同时容纳不以胜利求和平的想法和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豁达的概念，这些概念显然是否认势力均衡的。
[7] National Review，L.X.（January，1913），736-750.
5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近，剑桥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写道：“人类重大冲突的背后，是一个可怕的人类困境，这一困境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当代人没有看到这个困境，或是拒绝承认其真实性，以至于我们关于它的认识都来自后来的分析。只有伴随着历史科学中一个特殊主体的进程，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存在一个可怕的难题，这个难题几乎超越了人类解决它的创造力。”[1]
我不认为，与任何其他的重大冲突相比，这一观点对二战而言更具真实性。但是，事实上，站在民主这一边战斗的人对它知之甚少，特别是我们自己。我敢肯定，对这场冲突本身包含着什么的理解的缺乏，与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二战留下来的环境的努力中，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重大困惑和难题有很大关系。
我想，对了解这场最近的战争的最有帮助的事，就是作为一个军事冲突，在开始之前，它遭受偏见的程度——你或许会说，在多大程度上，它是不能完全获胜的。
让我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在战争开始前，世界上陆军和空军武力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三个政治实体手中——纳粹德国、苏联和大日本帝国。所有这些实体都对西方民主国家怀有深深的、危险的敌意。按照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情况来看，如果这三个大国共同努力，在军事事业中团结一致，那么很显然，凭借着手中的甚至是期望中的武器，其余的西方国家没有希望在欧洲和亚洲的广阔土地上打败它们。在欧洲和亚洲，西方民主国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世界权力均势对它产生了决定性的不利影响。
我并不是断言这一切都能被西方政治家所察觉，或是很容易被察觉。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现实。就这一点而论，如果战争到来了，它很显然限制了西方的现实的期望。在这三个极权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西方国家不用其他极权国家的援助就能令人信服地将之击败的国家。就德国和俄国而言，情况不容乐观。联合在一起，它们根本不能被打败。民主国家只有在与其中一个合作的情况下，它们中被孤立的另一个才能被打败。
但是，这种合作，如果被允许进行到完全胜利，就会意味着合作力量的相对加强，最终它们会作为贪婪的和难以和解的索赔人出现在和平的谈判桌上。不仅如此，如果不让合作的极权国家仅仅凭借着军事行动的磅礴气势占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这两个极权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参与民主国家一边的战争，都几乎不能战斗至完全和成功的结束。
因此，从1939年的情况看，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处于军事弱势方的不利条件之下。它们几乎不能期望避免付出代价。属于它们的不再是实力的选择。它们手中的牌是如此的不利，以至于在新的世界战争中，任何完全的、清白的民主胜利实际上都是不可预见的。
现在，从事后诸葛亮的有利位置，人们可以追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战争前的几年里，西方政治家是否不能更加明智，以使极权国家陷入相互混乱的方法制定政策，以至于使它们自己精疲力竭，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不受损害。这无疑正是30年代苏联宣传机构指控西方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他们的一些行为非常模糊不清和欠考虑，以至于似乎是给指控增添了证据。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这样铤而走险和不择手段的（Machiavellian）事业，那么这是对30年代晚期那些不幸岁月里西方政策活力和敏锐性的恭维。我个人没有找到证据表明，当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任何负责任的意见希望进行战争——甚至是在俄国和德国。很显然，纳粹与俄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仅仅会发生在东欧屈服的小国身上。尽管有慕尼黑的悲剧，这些东欧国家失去独立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如果没有关于此事的其他证据，人们会面对一个明显的事实：毕竟，波兰的独立问题才是法国和英国1939年最终参战的原因。
事实上，出于主观原因，旨在使极权国家陷入混乱互相斗争的政策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来说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那些非常渴望民主观念的人们会从这一事实中找到希望或失望的源泉，这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此事。当1939年夏天，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的时候，正如我们现在回头可见的，西方政治家的困境明显而又不可避免。除非有俄国的帮助，否则没有战胜德国的希望。但是，就是这样的帮助，即使是现成的，西方民主国家也要为战争的军事结果以及在和平的谈判桌上提出的条件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句话说，它们的军事目的是提前抵押的。就德国来说，这些目标或许能够获得，对此会有严重的政治指控。顺便说一句，这不仅仅是一个与苏联合作的问题。民主国家最终注定与维希（Vichy）、弗朗哥（Franco）的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签订的令人苦恼的折中方案都属于这一类型。它们是西方军事虚弱的一部分代价。
认识到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西方国家问题，知道它们1939年所进行的战争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就开始怀疑，西方政治家关于这场世界大战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否就是那些战争时期的错误——它们是否都不是“初期的”错误，或许我们应当说早期的“情况”——这些错误使事态的发展如此痛苦和命中注定地不利于西方的利益。这无疑是更深层次的战争起源问题；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因为这种想法会很快使人联想到，面对这样一场如此不祥的战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办法根本不进行战争。到1939年9月，这无疑太晚了。到那时，法国和英国没有选择，不比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太平洋面临的选择更多。但是，会有一个不是太晚的时间吗？
关于西方政治家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学者，就像法国历史学家班维，早在1920年就声称看到了由一战引起的情势中的特殊逻辑，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他非常准确地预测了直到并包括二战爆发期间事件的一般过程。这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它促使你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没有隐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中；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受到的伤害和遭受的削弱远比它们知道的严重；事实上，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失去了维持欧洲稳定的能力，奥匈帝国是因为它已经完全消失了，俄国是因为它的能量和资源被极端敌视资本主义民主的人夺去了；事实上，德国人——失败、贫困、因失败而感到痛苦，对他们传统体制的崩溃感到不确定——虽然如此，仍被作为中欧唯一伟大的统一民族而被留了下来。看到这些事情，很容易得出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可补救，只能任其发展，它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你开始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发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稳定的根源。从这一观点出发，这是免除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西方政治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责任的一个步骤，认为他们仅仅是他们无法编导和补救的悲剧中的演员。
这无疑是一种极端主义。的确，政治家们通常都会从他们的前任那里继承一些窘境和困境，他们对此没有完全的解决办法；他们凭借短期行动改善处境的能力通常非常有限；但是长期看来（二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总会有一些由他们支配的选择。我认为，公平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它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比以前更加糟糕的后果，显著地缩小了西方政治家们在战后的选择；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选择。换句话说，依然有“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假定这些事情至少是有帮助的，比已经做的事情有更大的可能性去阻止进一步的悲剧。就我们谈论的德国来说，就有两件这样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的事情震撼了我，在这两件事情中，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美国人都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我们可以试着给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温和力量以更大的理解、支持和鼓励。如果这没有成功阻止纳粹主义的兴起，那么我们可以对希特勒的早期入侵和挑衅给予更严厉和更坚决的态度。
正是这两个可能性中的后一个，尽早就对希特勒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在西方思想中最为突出，这也构成了对两次战争期间对民主治国能力指责的主要根源。毫无疑问，这种政策会对纳粹体制更为谨慎，并促进德国更为缓慢地实现它的时间表。从这一观点来看，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Rhineland）时，坚定产生的结果要好于慕尼黑协定的时候。但是，与其同类的人根本不能在一个伟大的西方国家掌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相比，我怀疑，我们是否并不倾向于夸大这一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一旦希特勒掌权就阻止他。希特勒能够巩固他的权力并在1933～1939年间获得成功，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失败。但是，当德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心境中，他们没有多少抵抗和抗议就接受希特勒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和主人的时候，实际上，西方国家遭受了一个更加严重的失败。
的确，西方国家更为强硬的态度或许会导致希特勒的倒台，在战争到来之前由一个不那么讨厌的政府来取代他；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如果在签订慕尼黑协定的时候，英国和法国能够洞察分明、站稳立场，那么有可能会爆发一次起义的尝试。但是在这条路上充满重大的不确定性。纳粹主义催眠的魅力对德国人民来说已经很强烈了。如果有人能够推翻希特勒，这些人大概就是将军们。他们是否能够控制后来的局势，打败纳粹和德国侵略性的幽灵，和平地调整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不确定的。我怀疑，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幸，不是希特勒，而是德国社会的弱点。这个弱点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就是这一问题将我们带回到西方民主国家对待魏玛共和国的态度这一问题上。
事件进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几乎看不到德国历史上这段极其有趣的时期——1933年之前的时期，伴随着令人惊讶的文化和知识的繁荣，如此充满希望，但是也如此接近绝望。在20世纪20年代这十年里，柏林是欧洲最具活力的首都，西方民主国家能够从柏林发生的事情中获得利益和指导。我们美国人与德国魏玛共和国签署的和平条约是非惩罚性的。指控美国对新德国有任何的政治冒犯是不公正的。我们甚至慷慨地资助他们，尽管是愚蠢地。但是，我所思考的不仅与我们有关，也与西方民主国家整体有关。这不仅仅是政治和财政，这是一种厌恶和怀疑的普遍态度，与某种社会势利行为混合在一起。这种社会势利行为是如此的奇怪，以至于迟至1927年，德国人仍然被禁止在日内瓦（Geneva）（国际联盟的所在地）使用高尔夫球场。我们没有伤害魏玛德国，但是我们任其自由发展。在有些时候，这还是一个针对其他国家的好政策。但是我担心这不是那种“有些时候”。无论如何，这里是已经失去的机会，很显然，它们在文化和知识领域与在政治领域一样多。
现在，谈谈第二个极权国家俄国。1939年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使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留在我们的对手阵营之外？我很抱歉，我们不能用整个演讲来论述这个主题，因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且贴近我所讲问题的实质。我不认为，我们必须总是以减少苏联威胁的程度的方式做事。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得更多以赢得俄国共产主义者的尊重，如果不是喜欢的话；你的敌人的尊重——我们有时倾向于忘记——没什么可以鄙视的。但是，我知道，根本改变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政治人格，或是缓和其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强烈偏见（凭借这种强烈的偏见，它才得以培养并掌权），对此我们能做的很少。这些事情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根源于特别的俄国现象。西方民主国家是否在1917年之前做了一些值得引起如此强烈敌意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敌意一旦形成，西方国家直接能做的任何事情都几乎不能改变它；我们这一边所能做的最好的反应就是始终保持极为节制、统一和高尚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