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战争中，日本是否也反对我们的问题无疑主要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法国和英国的问题。我希望为了本次讨论的目的，我们完全跳过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离欧洲战争的原因相对远一些，三言两语不容易说清楚。但是，我们同时与日本和德国作战的事实在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中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因素，以至于我认为我们不能轻易将这一问题略过。
充分地讨论这一问题就等于是讨论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的半个世纪里美日关系的所有后续事件，显然我们在这里不能这样做。为此，我们要加上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针对这些历史中的身后之事，没有任何确定性可言。确实显而易见的是，20世纪的最初十几年过去了，珍珠港事件即将到来，坚持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的美国政治家的选择变得越来越窄。我认为，没有人能肯定，在日本进攻前的最后年月里，我们应当做到的事或没有做到的事能够预见最终的结果。如果能有更令人满意的可能性，那么在更为遥远的过去，这种可能性的数量一定更多。当时，我们的时间分配更加宽裕，外交斡旋的领域也更为宽广。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否真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力求认真和现实地避免与日本开战以及少受其他动机之累的政策，一定会产生一种与我们实际追求相当不同的行动路线，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我认为，这足以使我们在这里再次记录它们。正如在欧洲战场中，如果有方法能够将战争完全避免，那么可能的方法的确与更遥远的过去有联系：与人们根本不考虑战争，不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或是没有做到的事会给他们带来这个未来的巨大的困境的时期有关。
因此，我们再次回到了基本的事实：到1939年，事态对西方民主国家来说真是非常不祥。它们允许出现的局面是一个没有完满解决办法的局面。无论它们是否认识到，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面临的战争是防御战：这种战争或许会带来眼前的生存，但是几乎不能带来它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稳定性的改善，当然也不能带来民主任何更为积极和更具建设性的目标的改进。当将此铭记于心时，在很大程度上，战争年代的重大决策，其本身会给人一种更加仁慈的印象。
对我来说，这些决策中值得我们首先提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政策——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不要进入欧洲战争，直到德国人对我们宣战。这无疑与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相差无几。当时，我们避免介入，直到一个公开的德国行动，也就是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将我们带入战争。对我来说，在每个案例中我们的行为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一旦我们正式介入，我们针对这场战争的情感态度的显著改变。从理论上说，如果欧洲战争中的问题真的与我们在1942～1945年自己说服自己的同样重要，那么1939～1941年，它们无疑是同样重要的。实际上，在早期，在德国人进攻俄国之前，英国和法国的事业实际上应当被称为自由和民主的事业，因为西方这边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牵涉其中。但是后来，我们的确发现，在反德事业中，我们的核心利益证实了我们的巨大的军事牺牲。有时，由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入民主国家一边，事业被描述的非常模糊，被描述为不仅仅是一项防御事业。
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考虑到民主国家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深思熟虑，看起来似乎我们美国人投入战争的感情上的狂热的真正根源不在于对更广泛的问题的客观认识，而在于对这一事实的极度愤怒：其他人最终将我们挑衅到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武器的程度。这给民主战争的努力赋予了惩罚性的注解，而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如果这个思想里有任何东西，那么它会有助于解释为了理性和有节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为了感性的和难以确定合理限制的目的而使用武力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困难。
一旦我们进入欧洲战争，并承认西方国家当时在战争中所遭遇的重大的军事不利，在整个剩余的战争岁月里，做出决策的人都是那些受折磨的、过度劳累的人，在一系列重大压力的漩涡之下工作，军事的和其他的压力。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很难想起或是想象这些压力。在当今的解释中，我们将战争年代的特殊决策当做是所有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的根源。我认为，我们对事件中的人和历史事业的起因有一些不公平。对战时错误最大声的指控主要与我们对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关系，尤其是与莫斯科、德黑兰（Teheran）、雅尔塔（Yalta）战时会议有关系。作为一个在这些会议召开的时候感到很不高兴、非常担心唯恐它们导致错误的希望和误解的人，我或许可以说，最近，这些会议的重要性被大大地夸大了。如果不能说，西方民主国家从与俄国的这些会谈中获得很多好处，那么说它们放弃了很多也是不对的。苏联在东欧建立军事力量以及苏联军队入侵满洲并不是这些会谈的结果，它们是战争结束阶段军事行动的结果。除了率先到达那里之外（在当时它们不可能这么做），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做什么来阻止俄国人进入这些地区。如果罗斯福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没有与斯大林达成共识，那么苏联军队就不会进入满洲，这种暗示无疑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登场，为了从达到目的（这个目的它们追寻了近半个世纪）的机会中获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俄国人参与到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争中去。
将雅尔塔协定描述为对民族主义中国的可怕的背叛，这同样也是错误的。这个协定是我们应当将其中某些东西推荐给中国政府的一个协定。当时，中国政府并不反对这些事情。早在雅尔塔会议之前，他们就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安排与苏联政府的事务。后来，他们表示对我们所做的非常满意。在他们独立与俄国人进行的随后的谈判中（这些谈判实际上构成了对满洲未来的控制布局），在一些方面，他们在对苏联的让步方面走得比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以及我们的推荐还要远。我们特别警告中国：这样做他们就是在按照他们自己的责任行事，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建议行事。尽管存在这一事实，他们仍然这样做了。
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公平地说，战时会议最糟糕的就是它们有些冗长，在多处导致了一些错误的希望。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会议具有独特的价值，是我们乐意和渴望与苏联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真实的例证，是我们这样做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现实证明。与其他耐心和善意的证据一样，它们对档案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参加那些会议，我猜想我们还会听到指责的声音说：“你声称与俄国合作是不可能的。你怎么知道？你甚至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一个针对我们对俄政策更加实质性的指控，尽管我们很少听过，与战争后期尤其是1944年夏天之后租借的继续有关。你还会记得，到那时，俄国自己的领土上已经没有敌人了，我们相对于俄国人的谈话位置已经被成功地开辟第二战场大大地改善了。从那时起，俄国军队无论做什么，都注定会对除了德国人民之外的欧洲人民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这一结果远远超出纯粹的德国失败。我认为，能够被充分证明的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去注意这些发展中的政治问题；当有日益增多的理由去怀疑：除了打败德国之外，俄国在东欧的目标是否是那些我们美国能够同意和支持的目标的时候，没有充足的理由继续实施慷慨地、几乎不加区别的援助苏联的计划。
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一件是，军事需要的压倒一切的推动力量，我们的政治家就是在这样的推动力下工作。另一件是，他们对这一信念的信任程度：如果有对任何永久和平的希望，那么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冒险假设，苏联的疑心或许会消除，战后与苏联的合作会取得成功。当时，我们中间很多熟悉俄国事务的人都对这一思路感到不耐烦。因为我们知道成功的机会多么的微小，我们找不到理由，为什么一个保持冷静、好脾气和充分军事准备的西方世界，如果不走向政治亲密或战争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就不能继续在同一个世界与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长期共处。根据随后发生的事情，我能看出，我们的观点也不完美。关于苏联权力的本性，我们是对的；关于在历史上的这一阶段，美国民主能够长期忍受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麻烦和军事危险的局面的能力，我们是错误的。或许，当时，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比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任何事情都取决于苏联政府改变态度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能表明困境比我们任何人真正体会到的还要残酷，我们时代的危机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巨大的混乱也仅仅是它的部分征兆。
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在租借或战时会议方面做的有所不同，那么欧洲军事事件的结果会变得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大不同。我们本可以比原来浪费更少的钱财和物资。我们本可以稍早一点到达欧洲中心，少受我们对苏联盟友义务的拖累。东西方之间的战后分界线本应该比今天更加偏向东方。这对每一个相关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安慰。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基本的困境：希特勒是这样一个人，与他的妥协的和平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无条件投降”或许不是一个可以过多谈论、能够用作战时口号的明智的事情。实际上，无论你是否与你的俄国盟友行动一致，没有充满希望的其他选择，只有追求这种悲惨的斗争直到其痛苦地终结。这意味着，你迟早会在东欧或中欧的某条战线上结束战斗，或许比东欧更加中心，我们自己在一边，苏联军队在另一边，伴随着自从战争结束的这六年里，我们之间关于战争被证明是什么的相互理解。
将这些事情了然于胸后，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追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的错误是否真的是这些折磨人的和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决策。这些决策规定了军事行动，使军事行动压力下的盟军内部关系得以具体化——换句话说，它们是否真的是少数身居高位的人做出的决策的错误——它们是否不是我们整个社会关于我们从事的军事冒险的理解和态度的更深层次的错误。首先，人们不记得这场特殊战争的本质上的、不可避免的防御的性质。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西方国家起初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仅能实现我们的一部分目标，并且只有在与极权主义对手合作并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那部分目标。我们的失败源自我们对我们时代历史进程的普遍无知，特别是源自我们缺乏对特定情势下权力现实的关注。
但是，对我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的失败，是将战争的局限性——任何战争——当做民主国家目标实现工具的一个失败。这是一个作为民主实现手段的武力和强制的恰当关系问题。我最不能否认的是，它们在民主的国际和国内功能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世界变成一个与我们纵观我国历史所推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仍将是正确的。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在国际领域使用强制工具，没有对其重要性和可能性的全民性理解，那么我们会继续损害自己的利益，几乎和我们促进自己的利益一样多。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人类的残害和屠杀，对人类住所和其他设施的破坏，无论出于哪些必要的理由，其本身都不能为民主的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对于我们自己国家同样的破坏和对我们的人民同样的屠杀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替代方案。它能够令人信服地保护那些必须得到保护的价值，以及那些无法用其他方法保护的价值。有时，如果以深谋远虑、谨慎和节制的方法使用，它能够以较少的暴力换取较大的暴力，推动人类活动的潮流进入比它原本采取的更有助益的渠道。但是，从根本上说，民主目标不会随着某个人的死去、某座建筑的坍塌或某支敌军的撤退而繁荣昌盛。然而，除非这些事件发生，否则民主的成功之路或许会更加艰难。其中，有将武力的使用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全部正当理由。但是，只有当人的头脑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增进了他的智慧以及与他人真实关系的意识，真实的繁荣才会发生——这些事情使他意识到，无论何时，当另一个人的尊严受到了冒犯，作为人类中的个体，他自己的尊严也因此而减少。这就是为什么战争的破坏性过程必须始终伴随着（或是使之成为附属）一种不同的事业。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开拓眼界、改变人类的动机，就其本身而言它绝不应当被当成是希望、热情和改进世界梦想的特有的工具。武力，与和平一样，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能作为目的和方法的既定框架之外的一个概念来理解和看待。如果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出现和平时期困扰很多美国人的对国际暴力的道德排斥，也不会出现战争年代里我们很多人所共有的对武力的强制力和内在动力的无奈抛弃。
我很难说，如果我们的公众舆论和我们领导人的精神面貌构成了对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段时间我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的一种理解，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会有多么的不同。很容易想到，战争绝不会以它现在的这种形式降临到我们头上，或者，也许，即使战争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也会做好准备，以更强大的武力尽快投入战争。因此，我们能够以对世界事务的稳定与缓和更为有利的方式结束战争。但是，这一切都仅仅是猜想。历史学家绝不能证明，对现实的更好的理解能够阻止任何特殊的灾难，或是避免任何重大的人类困境。他只能说，按照一般法则，它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在二战期间所面临的困境的因素，那么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相互之间就会更加冷静、更加团结、更少恼怒。因为我们会更好地为1945年以来发生的事情做准备，不再倾向于将它们误认为是其他人愚蠢或坏信仰的产物。实际上，我相信，但我不能证明，收益要比这走得更远。存在于人类理解中的可能性，与那些存在于黑暗和无知中的东西一样，在假设上几乎是不可论证的；但是，有时它们是令人吃惊的。
* * *
[1] The Review of Politics，Ⅻ（Aprial，1950），151-152.
6 现代世界的外交
这些演讲是为了分析历史运动规律而设计的，是为了有助于分析美国外交领域过去的事件而设计的；就其本身而言，通常，它们有可能得以保持不变。但是，当前事件的背景是非常吸引人的，你们自己对这些事件的关注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让我觉得，如果我不加上几句它们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的相关性的话语，你们会觉得我所说的没有发挥最大的效用。
在我做此事之前，我还有一件关于过去的事情想说。我担心，我给你们的关于我们过去在外交领域的表现的印象比它在我脑海里的真实印象更加暗淡和令人失望。我认为我应当表明自己的认识：这半个世纪美国外交年鉴中积极与消极的事件并存。我们要记住，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段重要的、难堪的过渡时期。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中立国的概念和方法着手此事。我对这种方法很了解。我在其他国家的一些外交机构见过它们，在那里，我有幸代表我们的政府做事。这是一种我喜欢和尊重的方法，我必须承认对此有一种怀旧之情。它通常使自己具有卓越的品质和尊严。国务院建于世纪之交，20世纪20年代我进去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那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地方，具有法院般的氛围：它清凉幽暗的走廊、它的转门、它的黄铜痰盂、它的黑色真皮摇椅，以及国务卿办公室里的古老的大钟。它有一种真正的老式的庄严和简朴。早些年这里配备了专业人员，其中一些人具有卓越的经验和能力。它通常由真正才高德邵的美国人领导。
如果在这个演讲中，我所说的任何事情可能显得对海约翰、以利户·鲁特（Elihu Root）、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或是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这些人有些许的不尊重的迹象，我会感到非常遗憾。这些人志虑纯良、品行端正，性格温和、考虑周到，待人忠诚、无可指责，谦逊为人、庄重为公，亲爱弱小、乐善好施，凡此种种，堪为典范。对我来说，这一切构成了对这个世界人类众生的最好的贡献，最准确地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理想与精神。他们是这样的人：评价他人时几经斟酌、审慎小心，在没确信查明真相时，态度谨慎，暂不置评，对证据不足和草率结论的危险了然于心。如果我们以其他任何精神对待他们的回忆以及他们行为后果的证据，那会使我们自己变得非常可笑。
我们是另一代人，我们既不是我们老一代人面对的要求的法官，也不是他们的回应的适当性的法官。对于这些人在办公室的表现，我所能有的仅仅是一种同情和钦佩。这种感情是一个人对父亲的奋斗和作品怀有的感情，外加孩子们在世界各地不变的信念：有些现代世界的特征父辈理解得很差，我们孩子们理解得更好一些。如果今天，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外交政策方法中的盲点和弱点，我们必须记住吉本（Gibbon）是如何评价伟大的拜占庭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ius）的：“他的不足源自时代感染，他的美德来自自己。”
尽管如此，很显然，过去我们外交政策行动的挑战和回应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现在这个差距依然存在；然而，五十年前它对我们并不是很危险，今天，它使我们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在1951年，我们对此不能沾沾自喜，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无情地面对我们的弱点。
我想从之前的演讲中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所说的这些弱点是什么。我无需再对它们进行任何详细的概括。它们与机构和概念都有联系——无论手段还是目的。
关于政府机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的很多麻烦似乎都来自行政部门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的短期趋势负有义务的程度，来自我们所谓的对外交政策问题公众反应的古怪和主观的特性。我想强调，从长期来看，我并不认为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公众反应是古怪的和靠不住的；但是，我认为记录表明，在短期内，我们的公众舆论，或是被华盛顿官方误认为的我们的公众舆论，很容易被引入情绪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歧途，这使其成为国家行动蹩脚的和不够格的向导。
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作为一个二十五年来一直使自己忙于专业外交事务的人，我忍不住要说，我坚信，在外交政策行为中，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专业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组建一支专业人员的队伍，这些人员胜过这一领域现在和过去的人；通过尊重他们，利用他们的洞察力和经验，我们会大大地帮助自己。然而，我很愿意承认，这与我们的公众心里强烈的偏见和成见背道而驰，尤其是在国会和新闻界。因此，或许我们注定要继续几乎完全依赖我们所谓的“业余外交”。
既然如此，我们政府中决策和政策执行机构的问题，很显然仍以一种非常激烈的形式伴随着我们。无论如何评价迄今为止的这些手段，很难说它们由于秘密、审慎或是长期方法这些事情而显得重要。在这里，我们碰到的问题对此刻你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清楚，我无需再简述它们。它们修正的主体是非常复杂的，包含政府组织和方法的很多方面。也有些人认为，在我们现在的宪法框架内，这些困难都会得到满意的解决。它们仅仅是一个政府中合适的个人领导力问题。有些人怀疑，在没有宪法改革的条件下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改革能够给我们一种议会政体，这种政体更像存在于英国和大多数其他议会国家的政体。在这种体制下，如果失去了议会的信任，政府就会垮台。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在关键时刻就重大问题征求人民的意见，根据人民的决定调整政府的责任。
我必须说，如果之前我对这是否就是我们政府所需要的有任何怀疑，那么在过去几周和几个月，这些疑惑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我发现，除非我们能够用比我们最近做的更好的方法，解决对政府政策合理性提出的重大挑战，以及对政府声称在外交事务中要代表人民群众说话提出的重大挑战，否则，很难看出我们如何才能履行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这里，我还担心的是，按照我已经指明的方向的改革机会是如此渺茫，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些可能性与我们当今的问题没有任何特殊联系而不予考虑。
这实质上是将概念的问题留给了我们。在这个领域，学者的声音最为有用，对我来说，对过去的审查会产生最具指导性的结果。
毫无疑问，正如你们所猜测的，我认为，我们过去的政策制定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所谓的对待国际问题的法律—道德主义的方法。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一方法就像一束红线贯穿于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其中，有对仲裁条约的过时的强调、有海牙会议和普遍裁军的计划、有国际法作用的更具野心的美国概念、有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有《非战公约》（Kellogg Pact）、有普遍的“第五十一条”协议的观念、有对世界法和世界政府的信任。但是，这些都不是“它”。让我试着描述一下“它”。
“它”是这样一种信念：在国际领域，通过接受一些法律规则和约束系统，有可能抑制政府的混乱和危险的愿望。毫无疑问，这一信念部分地代表了将个人法的盎格鲁—撒克逊概念转换到国际领域的努力，使它像在国内适用于个人一样适用于政府。它一定是部分地来自于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起源的记忆——从这样的回忆开始：通过接受一个普遍的制度和司法框架，我们能够将最初十三个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和愿望的冲突降低到无害的规模，使它们的相互关系变得有序而和平。请记住这一点：人们不能理解，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十三个殖民地来说有可能的事，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领域里就变得的不可能了。
这一信念的本质是：最好找到一些具有司法性质的正式标准，以此界定许可的国家行为，而不是抓住难以控制的国家利益冲突不放，按照它们的是非曲直处理它们，以期找到解决办法，而对国际生活的稳定以最小的扰乱。因此，将会有司法实体，有能力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政府的行为，并决定何时政府的行为是可接受的，何时是不可接受的。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的假定：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倾向于争夺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都既不可信，也不重要，完全有理由期待其退居次要地位，排在一个不受国际暴力打扰的有序的世界的愿望之后。对美国人来说，难以相信的是：人们应当有积极的愿望，他们认为这些愿望是合法的，对他们来说比国际生活中的和平和有序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其他人不能接受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加入我们，就像我们为了使那些运动不会变得太残酷和太具有破坏性，不会具有我们不想让它具有的重要性，在运动竞赛中接受规则一样。
如果他们这样做，使这些推理起作用，那么国家自我的、令人讨厌的和混乱的表现能够得到控制，会变得没有事实根据，或是用对我们美国用法来说熟悉和可以理解的办法，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从这一背景出发，美国治国之道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国家的法律界坚持不懈地探索能够实施这一功能的制度框架。
在这个短短的演讲中，我不能承担详尽地论述这一主题之重任，或是指出我认为它所包含的所有不合理因素。但是，一些更为突出的弱点值得一提。
首先，很多国家从属于一个国际司法机制的观念，限制了它们侵略和伤害其他国家的可能性，意味着这些都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国家，对它们的国际边界和地位感到合理的满意，至少在没有国际协定的条件下，它们愿意避免迫切要求改变。实际上，只有在一部分国际社会中，这才是普遍真实的。如果我们认为，对其他人来说，他们总是表现的不如国际社会司法秩序的维持重要，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轻视在世界其他地方国家失调和不满的暴行。
其次，虽然这一概念总是与对民族主义的反抗有关系，但是令人好奇的是，它实际上赋予了国籍和国家主权这些概念以前没有的绝对价值。“一政府一票”的根本原则，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物理差异还是政治差异，都美化了国家主权的概念，使它成为参与国际生活的唯一方式。它设想了一个仅仅由具有完全平等地位的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这样，它忽略了民族分裂的坚定性和合理性中的巨大变化：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边界和民族性格的起源是偶然的，或至少与现实没有太多的联系。它也忽略了变化的法则。民族国家的模式不是、不应当是，也不能是一个固定的和静止的东西。就其本性而言，它是处于一个变化和流动的恒定状态下的不稳定的现象。历史已经表明：个体为他们的世界环境作出贡献的意愿和能力是经常变化的。组织形态（还有什么是像边界和政府这样的东西？）应当随他们一起变化，才是符合逻辑的。国际关系系统的功能不是通过给它强加一件法律约束的衣服来阻止变化的过程，而是促进它：使它的过渡变得容易、缓和它通常会导致的粗暴、隔离和减轻它引起的冲突，设法使这些冲突不会呈现让国际生活通常感到不安的形式。但是，这是外交的任务，即最古老意义上的那种外交。为此，法律太抽象、太灵活、太严苛以至于不能适应不可预知和出乎意料的需要。
出于同样的原因，世界法的美国概念忽视了国际进攻的那些手段——权力投射的手段以及对其他人的强制——完全绕过制度框架，或甚至是利用他们来反对他们自己：诸如意识形态攻击、恐吓、渗透、变相没收国家主权的制度工具的物件。换句话说，它忽略了傀儡国家的策略和技术设置，凭借二者，在没有正式攻击或是挑战主权和独立的外在属性的条件下，就能将一个国家转变为傀儡。
这是促使东欧卫星国家的人民心中含着一丝苦涩看待联合国的原因之一。这个组织完全无法使它们免受一个强大的邻国的控制。一种控制通过我们不能称为“侵略”的过程得以形成，但不能由于这一事实而降低它的不公正的性质。他们确实有一些正当的理由，因为国际事务的律法主义方法普遍忽略了政治问题的国际重要性和国际不稳定的深层根源。它假定，内战将保持在国内，不会发展成为国际战争。它假定，每个民族具有以不挑衅国际环境的方式解决自己内部政治问题的能力。它假定，每个国家总是能建设一个有资格代表它们说话的政府，在国际领域投票。这个政府的这种能力能够被世界上其他的国际共同体所接受。换句话说，它假定，国内问题不会变成国际问题，国际社会不会处于必须在某国之内的权力追逐者之间做出选择的位置。
最后，这种国际关系的律法主义方法，它关于处罚攻击和侵犯的假设是错的。总之，它指望通过集体行动来处罚国家的坏行为。这样，它忘记了联合军事行动有效性的局限。它忘记了，在任何可能的政治—军事行动中，由于军事伙伴集团圈子的扩大，理论上可获得军事力量的总数或许会增加，但是，这是以联盟的紧密结合和放松控制为代价的。一个联盟变得越大，保持政治团结和对正从事的事情的目的和后果产生普遍的共识就越困难。正如我们从朝鲜的例子中看到的，针对一个侵略者的联合军事行动，对每个参与者来说，都具有不同的意义。它对每一个参与者都提出了特殊的政治问题。这些政治问题与讨论中的行动无关，影响了国际生活的很多方面。军事伙伴集团越大，对它们的行动进行政治控制就越难，达成各方都同意的协议就越受限制。报酬递减法则严重依赖多边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它使这一问题变得令人怀疑：较小国家的参与是否真的增强了大国确保国际生活稳定性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我们带回这样一种认识：即使是在世界法的体系下，对破坏性的国际行为的制裁或许会继续和过去一样，从根本上依赖于大国之间的联盟和关系。或许会有一个国家，又或许不止一个国家，国际社会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也不能成功地迫使它遵循其强烈反对的行动路线。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在哪里呢？对我来说，我们又回到了被遗忘的外交艺术领域中，我们曾花费了五十年时间试图去摆脱它。
因此，在我看来，这些是国际事务的律法主义方法固有的一些理论缺陷。但是，在我结束本次演讲之前，我愿意谈谈一个更大的缺陷。这就是法律至上观念与道德观念必然的联系：假定国家行为是一个适合道德判断的对象，是国家事务对错观念的继续。无论谁说，存在一种法律，这种法律无疑必须愤怒地反对违法者并感受到一种高居其上的道德优越感。当这种愤怒渗透到军事竞争中的时候，除了将违法者降服至完全服从的程度以外——即无条件投降，它不受任何限制。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的确，世界事务的法律至上主义方法毫无疑问地来自于消除战争和暴力的欲望。与国家利益的过时动机相比，它使暴力更加持久、更加可怕、对政治稳定更具毁灭性。以高尚道德原则的名义发动的战争，除了某种形式的完全控制以外，不会提早结束。
这样，我们发现，国际问题的法律至上主义方法与全面战争和完全胜利的概念几乎完全一致。其中一个的表现很容易就渗透到另一个的表现中。在这些忧患时期，我们最好还是多思考一下全面战争的概念。无论如何，在西方文明中，这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才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成为两次重大世界战争的特征，两次战争都——正如我所指出的——继之以重大的不稳定和理想的破灭。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一概念的愿望问题，这是一个可行性的问题。实际上，我想知道，即使是在过去，从胜利者的角度来看，完全胜利是否也不完全是一个幻觉。在某种意义上，除了种族灭绝，是没有完全胜利的，除非这是关于人类思想的胜利。但是，完全的军事胜利很少是关于人类思想的胜利。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在新的全球冲突中，非常值得怀疑的是，是否会有诸如“完全军事胜利”这样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不会有这样的概念。因为会有一方或是另一方军队的重大削弱。但是，我认为不可能会有任何一方国家意志的普遍的和正式的屈服。然而，达致这一不能达到的目标的努力，会给文明造成另一种彻底的伤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害同样严重。我让你们来回答这一问题：文化如何才能渡过难关。
不久前，一位杰出的美国人断言，“战争的目标就是胜利，在战争中，没有什么能够取代胜利”。在这里，或许困惑在于“胜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或许这个词放错了地方。或许，在一场战役中会有“胜利”这样的一种情况。然而，战争中，只有你的目标实现或是没有实现的问题。过去，战时目标通常是有限的和实际的。人们通常通过你接近目标的程度来衡量你的军事行动的成就。但是，在你的目标是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地方，趋向改变整个民族的态度和传统或是政权的特性，那么或许胜利就不是通过军事手段或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完全获得的东西；或许，那就是我们困惑的根源。
无论如何，我要坦率地说，没有比完全胜利更危险的幻想了，过去，没有什么比完全胜利观念带给我们的伤害更大；未来，没有什么比完全胜利的观念威胁将给我们以更大的损害。我担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在这里讨论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的基本错误。如果我们要摆脱它，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国际法的尊重，或是放弃未来它作为事件的温和教化者的希望，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一个演讲中提到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追求那些可以被恰当地称作“绥靖”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如此贬低和泄气地使用一个词语，就像这个词最近所受到的滥用一样。但是，这将意味着我们对待今天我们边界以外的令人烦恼的和不愉快的事情会出现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很像医生对待人体内那些既不令人愉快，也不吉祥的身体现象的态度——超然、冷静和愿意推迟作出判断的态度。这意味着，我们要虚心承认，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和理解的全部——有勇气承认，如果我们自己在国内的事务目标和事业是合适的，没有被傲慢、对他人的敌意或优越幻觉所玷污，那么对我们国家利益的追求就决然不会无助于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与我们通常追求的概念相比，这个概念更少野心，其近期前景不那么诱人，对我们的自我形象来说不那么令人愉快。对很多人来说，这或许有点像是愤世嫉俗和极端保守。我不能同意这些怀疑。概念中所包含的任何现实的东西，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究竟是什么的努力中发现的东西，都不能是偏执的。
第二部 分 苏联行为的根源
1 苏联行为的根源[1]
一
我们今天所见的苏联政权的政治人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苏联现今领导人所继承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孕育他们政治起源的运动和他们已经行使了近三十年的俄国权力环境。很少有心理分析工作比弄清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每个因素在决定苏联官方行为中的相对作用更难的了。尽管如此，为了理解苏联的行为并有效应对，必须做这样的尝试。
要概括出苏联领导人取得政权时所拥有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概念是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设计中总是发生着微妙的演变，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广泛而复杂。但是1916年时，俄国共产主义思想的突出特征也许可以概括如下：（A）人类生活的中心要素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它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性质和“社会面貌”。（B）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邪恶的，它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能充分发挥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平地分配劳动者创造的物质产品。（C）资本主义包含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由于资本拥有者阶级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它必然导致一场革命使权力转移到工人阶级手里。（D）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必然直接导致战争与革命。
其他内容可以用列宁自己的话概括：“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几个甚至单独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胜。这个国家获胜的工人阶级，既然在国内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并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就会起来反抗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2]应当指出的是，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就不会灭亡。为了推翻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后的临门一脚。但是这个推力不可避免，而且迟早会产生。
在俄国革命爆发前的五十年里，这种思维模式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发挥了重要的吸引力。受挫、不满、无自我表现的希望——或急于自我表现——以及在沙皇政治制度的严密控制下选择流血革命作为社会改良的手段缺乏民众支持。这些革命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为自己本能的欲望找到了极为方便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们的烦躁情绪，对沙皇制度所有价值观的绝对否定，对权力的渴望，报复心理，以及寻求捷径实现这些愿望提供了违反科学的依据。因而毫不奇怪，他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真理性与完整性。因此，这些学说投合了他们的冲动与情感。他们的虔诚毋庸置疑。这是与人性一样久远的一种现象。对于这一现象，没有比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描述更恰如其分的了，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写道：“从热忱到欺诈，这一步非常危险和不稳当，圣哲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智慧的人可能自我欺骗。好人可能欺骗别人。良心可能会麻木不仁，处于一种自我幻觉和有意欺诈的混沌的中间状态。”正是带着这一系列观念，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了政权。
现在，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准备革命的岁月里，这些人的注意力，跟马克思一样，更多地放在了击败对手，而较少关注未来社会主义[3]所应采取的形式。在他们看来，前者优于后者。因此，对于一旦掌权，就应该执行的积极的纲领而言，他们的看法则模糊不清，充满幻想且不切实际。除了工业国有化和剥夺私人大资本之外，没有统一的纲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他们对待农民的方式不同于无产阶级，而这在俄国共产主义思维模式中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在俄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里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摇摆不定的问题。
革命后的最初岁月里——内战和外国干涉，连同共产主义者仅仅代表俄国人民中极少部分人的利益这一显而易见的现实——使得建立极权政权成为必须。“战时共产主义”的实验和突然尝试消灭私人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了不幸的经济后果，进而导致了对革命政权更深的怨恨。虽然新经济政策表明俄国共产主义化的过程暂时放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困境，因此，达到了一定目的。然而它也清楚地表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部分”仍将准备从政府压力的任何放松中谋利，如果允许其继续存在的话，将常常是苏联政权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因素，也是和苏联政权争夺影响力的严重竞争对手。至于个体农民，情况也有几分类似，虽然力量很小，但也是私有生产者。
如果列宁健在的话，为了俄国社会的最终利益，或许他会以伟人的气魄调和这些冲突的力量，虽然这种假设也是有疑问的。但是，即使列宁这么做了，斯大林同其在争夺对列宁领导地位继承权的斗争中的追随者们也不会容忍他们所觊觎的政权下存在一个竞争的政治力量。他们的不安全感太强烈了。他们特有的极度狂热性，未因任何盎格鲁·撒克逊的妥协传统影响而改变，这种狂热性太过激烈，满含妒忌，使其不可能设想任何长久的分权。由于孕育于俄国—亚细亚世界，他们形成了对于竞争性力量能长期和平共存的可能性的怀疑心理。由于轻信自己教义的“正确性”，他们总是坚持降服或摧毁所有竞争力量。共产党之外的俄国社会本身并不僵化。人们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或社团都受党的控制。在俄国，不允许存在任何具有活力和感召力的组织。只有党组织具有组织结构，除此之外，便是无组织的民众。
苏共党内，情况也是如此。普通党员虽然也能参加选举、审议、决定和行动等活动，但是他们参加这些活动不能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行事，而要仰党领导的鼻息，绞尽脑汁揣摩“指示”的含义。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从主观上讲，这些人搞专制也许并非出于个人目的。他们无疑相信——并且很容易相信这样——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有益于社会，而且一旦他们获得稳固和不受挑战的权力后，他们就能实现这些善行。但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稳固的统治，他们不顾上帝和人类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直到觉得统治稳固后，他们才会考虑授权他们关怀自己的人民的舒适与幸福。在他们的权衡下，人民福祉的重要性远在他们的优先处理对象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