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种方法，国内权力的放纵必然会造成作为万邦一员的该国政府的不合群和侵略行为，这是令国际社会担忧的一个问题。因无尽而乏味的谎言牵涉其中，世界不仅对它上演的这种喜剧深恶痛绝，而且已经认识到它的不负责任和危险性，不管其维持多久，都很容易变成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主要威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认识到所有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区别都是相对的，同时承认其中的百分之九十的事情都与我们无关，只对某一个外国有影响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在一定范围内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在不给自己的邻邦造成最痛苦和重大的问题的情况下前行。正好是在这个范围内，希特勒政权发现自己精于此道，在过去的这十五年里苏联政府也正在这个范围内前进。我们可以坦率地声明，未来的俄国政府除非远离这个危险的区域，否则我们不会与其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双边关系。
我们希望俄国新政府的第三件事是，它能自我克制以免给其他拥有自我维护的资质和能力的民族戴上压迫的枷锁。当我们提及此事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微妙的话题。在政治问题的整个语汇中，没有比这更困难和危险的了。在俄国人民和沙皇帝国边境之外的其他民族以及沙皇俄国国内的非俄国民族团体的关系之中，与流行至今的观念相比，没有可信的边界模式和制度安排，将不会在很多地方引起强烈的怨恨和真正的不公。如果世界上的这部分人以过去曾有的思维方式现在继续思考民族边界和少数民族问题，美国人将努力避免就此问题招致任何观点和立场的责任，因为他们倡导的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今后将成为反对他们的一个巨大怨恨的根源，他们也就会发现他们被带进了与人类自由关系较少或者毫无关系的争论中。
明显必要而且值得美国人民鼓励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在所有相关民族中间兴起这样一种精神，以便给予陷入困境的地区边界和制度安排以全新而又大大降低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断定是否会出现这种精神。恰恰因为我们不能对此作出判断，美国人民将会在承诺支持或者鼓励在这一地区任何具体安排问题上极其小心。在构成这种安排之基础的精神明晰起来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些安排的含义。直到我们懂得了关于这些制度安排运行的心理氛围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是否要求获得一个独立的地位，或者一个联邦地位——一种特殊类型的地方自治政府，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地位？有一些不具有俄国民族性格的人民生活在俄国大家庭的边界上，其经济存在方式与俄国人民关系极其密切。未来这种经济联系可能会受到很小的干扰，而这种联系通常会保证一个紧密的政治关系。但是其性质经常取决于流行于边境线两侧的人民的态度：取决于这些民族赖以建立这些关系的忍耐力和洞察力的程度（不仅仅是俄国人民）。
比如说，我们都同意，波罗的海国家绝不会再次被迫违背本国人民的感情和俄国建立不管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如果他们拒绝与一个宽容、非帝国主义的俄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安排将是愚蠢的，这样的俄国真诚希望克服以往不快的记忆，希望将他们同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的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公正无私的基础上。另外，乌克兰应该因其人民独特的天才与能力，有作为一个语言与文化实体发展的要求和可能性而获得完全承认。就经济方面而言，乌克兰更像俄国的一部分，就像宾夕法尼亚是美国的一部分一样。除非了解俄国的民族特性并做出适当调整以适应它，否则谁能说出乌克兰最终的地位如何呢？就卫星国家而论：它们必须，也将会恢复它们的完全独立；但是如果它们出自对已经分担了其不幸的俄国人民的复仇与憎恨的心理而犯错误，如果其试图将未来建立在对一个心怀善意，努力克服布尔什维主义遗产的俄国的初期困难的利用上，它们就不能确保自己拥有一个稳定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低估这些领土问题的严重性是没用的，即使假定相关民族应该怀有最大的善意和宽容。有些问题的处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做出的（一些国家的政策蓄意将不成熟的临时条款变成了永久条款，致使现在问题更糟），明显代表了当时危险的情势，而非有利于一个和平的未来。有朝一日这些处理必须改变；如果这些变化能够在不导致进一步复杂化的暴力和苦难的情况下发生影响的话，不可否认这需要所有相关方的外交手腕、近乎不可思议的自制。对于那些令人不快的状况，欧洲各民族应该感谢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工于心计的玩世不恭和西方列强和蔼可亲的纵容。
但是希特勒时期德国的最伟大的反对派人士之一，在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给他在英国的朋友写信说：“战争结束之后对于我们欧洲来说不是前线和士兵的问题，也不再是头重脚轻的组织和伟大的计划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我们的同胞心中如何恢复人的形象的问题。”[2]
要是纳粹绞刑架为了现在和将来而宽恕了此人该多好！他言之确凿而又勇敢。如果从易北河（Elbe）到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永远要比过去更快乐的话，就极其需要这样的人。一个美国人想使自己的影响对世界的这个部分有所裨益的话，他最好通过自己或其他人使他在“铁幕”后的国家里可能的朋友们铭记，借助所谓的国家边界和同一个语系里困惑的人们天真的忠诚，进行的令人生厌的、无利可图的、持续的操控在过去被看做是政治家的才能。但是有比疆界的扩张更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宽容与成熟，以谦卑之心面对过去的苦难和未来的问题，认识到对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而言，未来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将不会完全解决，或者甚至主要是在一个国家的国境之内解决。
那么，这些就是一个具有良好祝愿的美国人期待能从未来的俄国看到的：它永远解除铁幕，它认识到国内政府权力的某些局限，它放弃破坏性的、无价值的帝国主义的扩展与压迫的古老游戏。如果它不准备做这些事情，它将与我们今天所见的俄国没有什么分别，那么加速这样的一个俄国的到来就不值得任何一个美国人关心和思考。如果它准备做这些事，那么美国人就不需要更多地关心俄国的性质与目的。人们关于一个更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基本要求将会实现，在这个区域内的外国人可以有效地思考，其建议也将得到满足。
四
关于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俄国的问题，就谈到这里。那么，作为美国人，为了促成其实现，或者至少朝着一个新的俄国方向上推进一步，我们将如何表现呢？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仔细区分直接行动和间接行动。直接行动就是我们的行动对铁幕后的人和事产生直接影响；间接行动指的是我们对其他事情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说，对于我们自己或我们和别的人民的关系——以拐弯抹角或者偶然的方式影响苏联世界。
很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世界里，以上所讨论的美国人为了最终目的采取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必须以一场可能的战争和当前“无主要战争”的状态来考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不测事件中的第一个必须首先讨论，因为它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成为主要前景。
如果战争来临，为促成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俄国的出现，我们能直接作为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心中保留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俄国的稳定而清晰的形象，并确保调整军事行动，使这样一个俄国的出现成为可能。
这个任务的第一部 分是负面的：不是我们由于不相干或混乱的战争目标的概念而转移注意力。这次我们可以避免口号的暴政。我们能避免用浮夸的、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无意义的、仅仅为使我们对参与其中的流血的糟糕事件感觉稍好一些所设计的措辞迷惑自己。我们会记住战争，一种破坏性的，充满残酷、牺牲和分离，使国内分裂和社会深层结构弱化的事件。战争就是一个过程，其本身不能实现任何积极的目标：甚至军事胜利只是一些更进一步的、更积极的成就的一个必要条件。其作用是使其实现成为可能，但决不能保证其实现。我们这次可以怀有道德勇气提醒自己，主要的国际暴力，就其对我们文明的价值而言，是我们整体破产的一种形式——甚至对那些自认为正确的人来说亦是如此。我们所有人，胜利者和失败者一样，都必须在比发动战争时更贫穷的状态下走出来，只能使我们离心中的目标更远。因为战争只能意味着相对程度的不幸，即使是最辉煌的军事胜利除了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和卑微之外，也不会给我们以任何勇气直面未来的权利。通往未来更美好世界的道路遥远而艰难——实际上，比我们有能力避免军事灾难发生之前的道路更加漫长和艰难。
记住这些事情，我们将不太愿意将军事行动作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也能够更加容易地以与我们的政治目的更和谐的方式引导它们。如果拿起武器，反对今天掌管俄国人民的当权者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肩上，我们将努力不使这些人形成这样的印象：我们是他们的敌人，或者我们把他们当成敌人。我们能够努力使他们理解这种艰难险阻的必然性，因为我们不能避免让他们遭受痛苦。我们能够努力经常在他们面前留下对他们的过去和未来的利益表示一种同情理解的证据。我们能让他们觉得我们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我们的胜利，如果它到来的话，将会用作为他们提供在未来塑造他们命运模式的一个机会，这种模式将比他们过去所知的模式更加幸福。对于所有这些而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要记住俄国已经是和能够是什么，不能让政治差异模糊了这一图景。
很难定义民族的伟大。每个民族均由个人组成。众所周知，个人之间没有统一性。一些人可爱，一些人令人恼火；一些人老实，一些人不完全这样；一些人强壮，一些人虚弱；一些人应得尊敬，一些人，根据共识，绝难令人钦佩。在我国是这样，在俄国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清楚民族的伟大到底包括什么内容。当然它不包含一个民族自认为其伟大的特性。对一个国家而言，正如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最杰出的美德通常不是我们没有根据地自以为卓尔不群。
然而，作为民族的伟大的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而且毫无疑问俄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这种素质。他们是这样的人民，其走出黑暗与肮脏一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以巨大的苦难为标记，常被令人心碎的挫折所打断。关于人的尊严和仁爱的信仰的星星之火，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这里、在撕扯它的狂风中更加不稳定地闪烁的了。但是它从未熄灭。今天就是在俄国土地上的心脏地带它也没有熄灭；古往今来，无论是谁研究俄国人的奋斗精神，面对那些通过自我牺牲和承受苦难以使火苗燃烧的人们，都会心怀敬佩。
迄今为止的俄国文化的记录已经证明这种奋斗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俄国的传统疆域。它是全体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在我们中间生活和工作的在俄国出生或有俄国血统的人——工程师、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就会知道这是真的。如果我们基于对苏联观点与政策的义愤导致我们成为俄国专制主义的同谋，而忘记了俄国人民的伟大，对他们的天才与潜力永远丧失信心，将我们置于和他们民族感情相对立的位置上，那将是一个悲剧。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些苏联之外的人，认为除非俄国人民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盟友，自由事业在与苏联政权的破坏活动的任何一次斗争中也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的至关重要性就变得甚至更加明晰。以俄国人为朋友，就是寻求和平；以他们为敌，就得面临战争。德国人，虽然那时不是为了自由事业而战，但是从他们的悲伤往事中体会到不能同时与俄国人民和苏联政府作战。
当然，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俄国人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臣民，处于一种沉默和无助的位置之上。我们与德国有关的经验表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非常成功地理解生活在现代专制主义枷锁之下的人们的立场。极权主义不是一个民族现象，它是一种全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脆弱的疾病。生活在这种政权之下是不幸的。它常常因为纯粹的历史原因降临在某个民族身上，但不可追溯到作为整体的这个民族任何特别的过失上。在环境将抵抗力量弱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候，病毒就胜利了。既然个人生活要在极权框架内继续下去的话，它就必须通过与这个政权的和解继续下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许该政权的目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极权政府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与大众的情感和愿望相一致。因此，极权主义之下的公民与政治当局的关系必然是复杂的：绝不是合适而又简单的关系。不了解这些事情就不能理解我们与这样的国家的人民的关系中什么是利益攸关的。这些现实没有为我们所喜欢的信念留下余地：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会整齐划一地分为合作者和烈士两类，无一例外。挣脱这种关系的人不会毫发未损：当他们挣脱的时候，他们需要帮助、指导和理解，而不是斥责和布道。
将感情激愤的矛头针对整个民族，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让我们从这种轻率的、孩子气的反应中走出来，同意将俄国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看做我们的悲剧，并将俄国人民看做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星球上我们为建立一个同自己和大自然共处的幸福制度而进行长期艰苦战斗的伙伴。
五
我们做的就这么多，如果与我们的希望和幻想相反的话，一场多次讨论的战争将不可避免。但是假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持续的没有主要战争的状态呢？那时我们的行动方案又是什么？
首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任何理由去希望，俄国会发生如我们这里所设想的变化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客观标准。不管怎样，没有“证据”。此问题的答案部分依赖于意见和判断，但是另一部分，无可否认，是信仰下的行动。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答案：我们确实是以希望，抱着可能发生这种变化的态度来为自己的合理性做辩护。但是在证明这个观点的问题上，也许只能说下面的内容。
任何建立在人性的邪恶和缺点之上的制度都不会有真正的稳定——它试图依靠人性的退化、人贪婪的欲望、仇恨天性，以及易受心理控制的弱点来生存。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代表创建它的这一代人，和那些意志薄弱或者不够明智而沦为这种制度的代理人所独有的失败与辛酸。
我这里并不是说俄国革命就如我以上所指的一般。那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历史的逻辑中有着更深的根源。我所讲的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有些事情据称是人类活动中的一个充满希望的转变，指向人类不公与压迫的总量减少而非增加的方向，却演变成为警察国家卑劣的炼狱。只有对个人失败怀有深刻意识的人才能在对其他人做那些事情时获得满足，而那些事情经常被牵连进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中。不管是谁，只要有机会深深地看着共产主义警官的眼睛，就会在那个训练有素的仇恨与猜疑的深潭里发现微小的闪烁着绝望的恐惧，那就是这一说法的证明。那些人从这些方面做起，把自己对权力的贪求掩藏起来，以弥天大谎进行报复，通过战胜自己使极权主义过分简单化——在一个令人沮丧的、绝望的冲突中将自己高居于受支配的人民之上，将人民的幸福与信仰作为他自己的战场。
这种人能将自己的战斗激情传给继承其权力的亲信，但是继承过程不能走得太远。人们因为一些习惯的力量，凭借间接获得的情感驱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但是当它传递给别人时就不是自己的了。这种冲动推动一代人对自己和人民群众到如此绝望的态度。他们希望自己反映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是与下一代人逐渐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形象。残忍行为、不实之事、在集中营中实践的对人性无尽的嘲弄：警察国家的所有这些制度，虽然其最初可能拥有可怕的魅力，其所表现的危险与无政府状态经常给一个井然有序的宁静的社会施以影响，然而这些迟早都会结束——就像一些陈旧重复的色情文学——由于使每个人厌烦，包括那些实践者自己。
很多极权主义政权的公务人员，真的是把他们自己贬低到比他们的牺牲者更低的位置，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把自己与任何更好的未来阻隔开来，会绝望地紧抓自己那个不令人快乐的官职不放。但是专制政权绝不会单纯依靠狱卒和刽子手造成的恐惧生存，在其身后必然有一个驱动性的政治意志。在专制权力与一个王朝或者一个继承的寡头政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岁月里，这样的政治意志将会更加持久。到那个时候，出于同样的原因，极权主义政权必须对它所统治的、以劳动供养它的人民抱以仁慈的和有助益的关心。如果仅仅通过它所有的恫吓与贬黜的话，它将不能承担起生存之重负。王朝的延续迫使它承认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责任。
现代警察国家不具备这些素质。它代表的仅仅是一个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因各种促成因素所导致的社会动乱。但是社会会极其痛苦而悲哀地因之而患病。但社会——是有组织的，以变化、革新和调整为标志——将不会无限期地停留在这种状态。导致动乱的严重失调终将失去其现实性，人类希望一个更加健康、较少病态、更加有趣的生活的天性将彰显其权威。
以上的反思使我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倘若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的一种现实存在的文明，作为原有一切的必然替代物摆在了俄国人民面前，这个文明合乎礼仪、富有希望、意义深远，那么，总有一天——或早或晚，不管以渐进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这个使一个伟大的民族倒退了数十年，像影子般压制一切对文明事业之向往的可怕的政权将不再被看做一个鲜活的存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信史中曾有的幸存之物和建设性的有机变革中的沉渣。因为，每一个伟大的人类剧变，尽管它的其他表现形式不那么令人愉快，却都设法留存在历史的货架上。
但是那些变革将如何发生是不能被预见的。如果确实有所谓的政治发展规律的话，那么在这里它们肯定也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到那时候，它们就会是政治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现代极权主义现象的规律，这些规律目前还没得到充分的研究和理解。不管这些规律存在与否，发展将会受到民族性格和无疑在塑造人类事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偶然事件的双重影响。
所有这些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承认，就未来的俄国政府而言，我们就像“透过一片模糊不清的玻璃”进行观察。表面的证据看来不能为我们的希望留下空间——我们希望能在莫斯科政府的行为和态度中看到变化，而这些变化能够在权力的持续没有受到暴力破坏的情况下发生，即没有推翻现有制度。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情况。有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已经发生——虽然不是非常奇怪。而且，不管怎样，预先判断这个问题并非我们的职责所系。我们没有必要仅仅为了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的利益，而判定我们显然不可能真正知道的事情。这里我们应该允许所有的可能性，而不排斥任何东西。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行为体的俄国的国际人格是什么，并将其作为我们同俄国各政治派别——包括台上的掌权者和台下的反对派——所有交往中的指南。如果最终证明是上天的意志，依靠专制主义的侵蚀破损，而不是依靠剧烈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推力，使自由降临俄国，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政策是如此有利于其实现，我们没有因为先入之见、急躁和绝望而妨碍它的实现。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俄国政府的精神与实践方面，没有一个主要是通过外国的启示或建议而发生的伟大而又持久的变革。这样一个真正而持久，外国人民满怀希望地欢迎的变革都必须源自俄国人自身的计划与努力。关于这是历史杰作的观点是肤浅的，这种观点将一个伟大民族生活中的根本变革看做是外国宣传与鼓动的结果。一些人谈到将宣传活动指向苏联宣传机器的集中运作，指向克里姆林宫在世界各地所实施、启发和鼓励的破坏活动的各个方面，以推翻苏联政权，从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们忘记了一些显著的事实，根据三十三年他们勤勉进行的这些活动的记录，已经证明了他们总体性的失败。最后，军事恫吓和侵略通常是实际扩张苏联所必需的。可能有人会说，中国是这种说法的一个例外，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是苏联体系事实上的一部分，将近些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主要归功于苏联的宣传或煽动，退一步说，是令人心痛地低估了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
任何一个民族直接谈论另一个民族的政治事务的尝试都是一个有疑问的过程，其间充满了误解和怨恨的可能性。当精神与传统迥异，政治词汇不是真正可以翻译时就更是如此。这种认识绝不会削弱“美国之音”的重要性。就其对俄国而言，其作用在于尽可能忠实地反映这个国家的气氛与态度，以便苏联公民对它们能形成公正的判断。但是这与催促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行动完全不同。我们也许对美国社会现实的观点对于苏联公民的含意有我们自己的期望或想法，美国的现实显然就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和能够触及他的意识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其他类似的证据中。我们可能认为根据这些证据我们知道自己将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将太过明确地，并且以这些事情作为给他指出应在他自己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行事的建议和激励的基础的话，我们将犯错误。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而非他的话语，在我们对他的问题与可能性不完全理解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相应的，我们的话语很容易表达与我们想要表达的完全不同的意思。
因为这些原因，美国能够在俄国国内发展方面施加的最重要影响将继续是榜样的感召力：什么样的影响——不仅是对别人的影响，而且还是对它自己的影响。这不是说现在占据公众之心的很多东西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诸如体力、军备、决心和与其他自由国家的团结。这并不是否认需要设计一项明智和灵活的外交政策的紧迫和压倒一切的必要性，依靠这个政策发挥世界各地的武装力量的作用并有效利用，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使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确信，他们的宏伟设计是一个徒劳而无法实现的计划，固执其中对解决他们的困境与难题没有希望。实际上，如果要避免战争、赢得时间，为了更有希望的武力活动，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必须作为当务之急。但是，如果不是通过预先做某事，比仅仅避免战争和帝国扩张的挫折做的更深、看得更远，赋予它们以意义和内容的话，它们只能保持在毫无结果的消极状态。对此，已有共识；但是“某事”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个我们催促于人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一个外部宣传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它首先是一个我们敦促自己的问题。它是一个美利坚民族自身的精神与意志的问题。我们试图传递给他人的任何信息只有在与我们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并且足以引人注目、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才能有效。因为，这个世界尽管物质上困难重重，它还是乐于认可并尊崇精神上的卓越甚于物质上的丰富。
我们的首要关注必须仍然是设法达到这种状态的民族品格。在使别人确信我们已经如此作为上不需要太过担心。国家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不能，也将不会被隐藏。梭罗（Thoreau）写道：“没有不能被驱散的疾病，就像黑暗一样，如果你让更强的光亮照于其上……如果我们使用的光亮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小的蜡烛，大多数的物体就会留下一个比它们本身更宽大的影子。”相反，只要我们使用的是一只光线强烈的蜡烛，我们可以肯定它的光线将穿透俄国房屋，最终发挥其作用，驱散笼罩那里的黑暗。甚至在西伯利亚的最深处，没有铁幕可以压制这样的消息——美国已经摆脱了分裂、困惑和怀疑的枷锁，迎来了一个希望与决心的新机会，正满怀热情、目标明确地着手完成其使命。
* * *
[1] 经编辑同意再版，from Foreign Affairs，XXIX，No.3（April，1951），351-70。外交关系协会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版权。
[2] A German of the Resistance：The Last Letters of Count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
第三部 分 格林内尔（Grinnell）演讲集
1 对沃尔格林演讲的反思
在三十三年前的这样一个春天，我去芝加哥大学作演讲，一共六讲——作为对我一年多前愉快地接受的邀请的回应。那时我还是一位政府官员——一位外交官员，确切地说——正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度过一个长假。这些演讲是我平生首次应邀发表的学术演讲。这些演讲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若干历史事件。因为那时我对美国外交史的无知程度比现在更甚，我主要利用自己二十四年的外交经验，努力从经验给我的教训出发考虑所讨论的那几个事件。
令人高兴的是——这些演讲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题名为《美国大外交》的小册子正式出版。这个小册子在美国通常似乎被作为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课程的课外读物使用。令我吃惊的是，我听说这本小册子仍在印刷出版。大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不得不随后在什么地方读它了——它让你快乐还是让你厌烦就不是我关心的问题了。
看过那本小册子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想起那些文章就其性质而言，既是分析性的也是批评性的。就这些演讲的分析性意义而言，我努力去发现，当每个美国政治家带我们到这些不同的国际事务中远足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就演讲的批评意义而论，在检查了这些知识和政治动机之后，与当时的现实情况相对照，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认为我们是反应性的；我也与我们所达到的结果相比较，依次来评估这种反应的充分性。
这种探究的结果并不十分令人鼓舞，我担心，它们使这个国家将其所能有效地投入远超其边界的冒险中去。
第一个演讲论述的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我发现在我们所说的参战的所有原因中，“没有太多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和“没有太多谨慎而又有条理地评估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发现一旦我们投入战争，在武装力量的方式上，我们不是受任何深思熟虑的概念——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为什么——的指导，而是受“大众情绪、政治压力和政府内部的阴谋”的指导。
就以在第二个演讲中讨论过的门户开放事件来说，我得出结论：在这个案例中，美国的公众舆论很容易被蒙蔽，将门户开放视为美国治国才能中的一个伟大的外交创新。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外交创新只是我们对所知甚少的情况做出的自命不凡而无用的姿态。
在第三个演讲中，我论述了从1900年到1950年这半个世纪中，我们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的结论是：这些关系反映了我们自己对待中国的一种好奇的，但是却根深蒂固的多愁善感。很显然，它起源于它给我们的一种愉悦，将我们自己视为那些不如我们幸运、不如我们先进的人们的高尚的保护者、恩人和师长。在这种自我沉溺中，我不禁看到了民族自恋的一种形式——集体的自我欣赏——对我来说，很多美国人都乐于此道。我认为，这种倾向只能掩盖内心深处、潜意识中的不安全感——一种使我们自己安心的需要——与我们自命不凡的外部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因此，在同一个演讲中，我转到我们对待日本的消极的和批判的态度。这些无疑是我们对中国屈尊俯就和关切保护态度的映像。我们对日本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似乎集中在当时日本在东北亚大陆上所占据的位置——尤其是在朝鲜和满洲。在法律和道德上，我们将对这些地方的占据视为错误。因为在法律与传统的意义上，这些地方不是日本的领土，却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不同意这一观点：指责我们正在努力将我们自己的守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标准适用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的环境中去。我认为，我们不能自命为他人的道德裁判，最好还是从活跃在那个地区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中找到一种稳定的权力均势——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道德平等的角度看，在他们中间很少能作出选择。在将日本从其在亚洲大陆占领的地方挖出去的努力中，我认为，我们忽略了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成功了，比起我们搬开日本人，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的很可能是我们更不希望的某种权力形式。这一点确实已经被证实了。
因此，值得回顾的是，我所谈论的演讲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发表的。我们早期缺乏对日本利益的理解；当我们不能提出有希望的替代方案时，我们坚持把日本人从他们的位置上搬走。作为对这一切的一种讽刺性的惩罚，我不禁看到，我们已处于朝鲜半岛这个不令人愉快的位置上。基于这个例子，我试图指出：我们在外交政策中的选择并不总是好与坏的选择，更多的是在大与小的恶之间做出取舍。
第四个演讲谈论的是我们所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也许还会记得，我们参加1917年战争的表面原因是德国人侵犯了我们的中立地位；我指出了参加战争来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的荒谬性——为了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而放弃中立地位的荒谬性。然后，我也不得不指出，当我们想方设法置身一个当下的国际争端之外时（就像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结果可能是前后矛盾的，可在这种情形——当我们被迫卷入其中——下，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为伟大的道德事业而战，我们文明所有的价值因此身陷险境。如果对抗帝国主义德国的战争真的是这样一种伟业（实际上，不是），那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被迫参加战争，应当自愿进入战争。但是，如果战争不是这样的伟业，那么我们不应使自己因我们的中立地位被破坏这样的琐碎的小事参战。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个在演讲中谈论的特殊的美国参与问题。我再一次批评了一旦我们参与其中，美国人就将冲突理想化的趋势。对于这场冲突，我们尽力保持超然物外。由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以及随后德国对我们宣战，我们才被迫卷入这场冲突。但是，我也强调我们的失败，实际上，我们拒绝承认：我们在那场冲突中取得的胜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抵押出去了。由于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的军力不足，只有在俄国的大量援助下，我们才有希望打败德国。对于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援助，注定要（实际上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目前德国和欧洲分裂和不稳定的局面，实际上反映出我们不能比1945年的俄国人更早到达中欧，这仅仅是部分代价。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军事努力的可能结果的可悲的局限——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强大到足以将这场战争引入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不会用我们的胜利所担保的和平与光荣的国际秩序的美梦欺骗自己。
* * *
芝加哥演讲中讨论的事件就说这么多。现在，让我说说在战后时期，我们在远东地区主要参与的活动。我从朝鲜说起。
请记住战争末期太平洋的局势。我认为正确的是，我们坚决拒绝允许俄国在占领战败的日本中扮演任何角色。但是，在朝鲜半岛，正如我们在中欧做的一样，我们以苏联军队在半岛的北部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而告终。我们在南部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两个强国之间没有就这个国家的未来达成协议。
战后初期，在确定美国对战败的日本人政策的过程中，麦克阿瑟将军是最具影响的人，似乎当初就设想了一个永久解除武装的、中立的日本。我自己的想法（我仍然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是，我们应当坚持这个原则。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在战后岁月里，日本将不能被作为美国的军事或海军基地，对俄国人来说，这一处置使其占得重大优势，作为对我们同意一个中立、非军事化的日本的回报，俄国可能会同意在整个朝鲜建立一个民选的，大概温和的政府。
但是，到1949年底，华盛顿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对我们所有的战后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于1947年冒昧提出的“遏制”概念，是针对我和其他人所相信的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政治扩张的一种危险而提出的——尤其是这一危险，受莫斯科鼓舞和控制的当地共产主义者，或许会在德国和日本被击败的工业城市获得控制地位。我不认为，其他了解苏联的人也不认为，苏联针对主要的西方大国或日本的军事进攻无关大碍。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政治危险，而不是一个军事危险。历史证明了这个结论。但是，出于一些我绝难理解的原因，到1949年，华盛顿的很多人——在五角大楼、白宫，甚至是国务院——似乎得出这一结论：在不久的将来，有一种苏联不受拘束的真正的危险，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直到今天，历史探究中最有趣的主题之一，就是在当时，为什么这一结论在华盛顿会变得如此流行。我反对这一结论，我的同事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也反对：但我们两人都没成功。我只能将此归因于美国人接受这一观念的困难：有一个政治威胁，尤其是来自一个军事强国，这个军事强国也不主要是一个军事威胁。尤其强有力的是，在军营中，似乎有直接得出这一结论的诱惑：由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领导者对我们怀有敌意，由于他们是全副武装的，并且严重挑战了我们的世界领导地位，因此，他们就像最近记忆中的纳粹，希望并倾向于同我们争战。因此针对他们的政策必须与1939年战争爆发前，应对纳粹所应有的政策模式一致。但是，这一观点无一可取之处。
无论如何，美国舆论的这种变化确实在我所说的时间发生了——1949年底和1950年初。它最早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美国军事和政治权势集团中成长起来的一种强烈的情绪：我们不能使日本非军事化——相反，我们必须无限期地在日本驻军，即使这意味着签署一个未征得俄国同意的单独的对日和约。1950年初，这一观点以很多方式公开显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大大缩减了在韩国的军事存在。俄国以容忍而非鼓励的方式对此作出了即时反应。为了将共产主义的统治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朝鲜进攻韩国。如果日本无限期地作为美国军事基地，如果没有对日一致的和平解决方案，如果在日本的局势中，莫斯科没有成功的机会，那么通过赔偿，莫斯科希望巩固它在朝鲜的军事—政治地位。无论如何，对此我们似乎没有给予太多的关心。
依我之见，这就是朝鲜战争的起源，其余的你们都知道。三年之后，5.4万名美国人伤亡，冲突结束了。但是，它是通过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僵局而中止的，很像我们之前的做法——仅仅是美国卷入的更深了。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我认为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我们美国人没有什么兴趣与俄国人谈判，找到解决那一地区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尤其是找到一种方案能够结束我们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我们为什么对此不感兴趣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认定莫斯科已下定决心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为了抵御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将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前哨。而且俄国已经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从国内政治的观点看，与魔鬼谈判和妥协也有失体面。
我想指出的第二点是：当俄国人以授权——或是默许——对朝鲜进攻作出回应的时候，我们绝不愿意，甚至不可能承认我们在日本所做的事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朝鲜所做的事之间的联系。反之，当朝鲜的进攻到来的时候，华盛顿的即时结论是：这实际上是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扩张计划的第一步，可以与1938年的慕尼黑危机相提并论。慕尼黑危机被认为是纳粹征服欧洲的第一步。波伦和我再一次反对这种解释；但是，我们的反对没有什么进展。这是流行的军事解释。
将这些牢记于心，让我的讨论转向战后时期我们的国家在远东事务中的另一个重大参与，这一参与延续了二十五年，而不是仅仅三年：越南战争。这里我必须假定，你们对我们打败越南共产主义者并在这个国家安插某种反共产主义的政府（他们实际上主要是民族主义者）的这场拖延的、昂贵的、不成功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幸的努力有一些记忆或了解。显然可悲的是，这些努力被误解了。在今天，它很显然被认为是美国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它提出了两大历史问题，今天，我们应当给予这两个问题以充分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起初是如何陷入这场困境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几乎从一开始就能明显地看出所做的努力不会取得成功，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十年多？
对于每一个问题，答案都是复杂的：我不想过分简化一个复杂的情势。但是我只会说：在起初陷入这场混乱的诸多原因中，华盛顿的如下判断起了重要的作用：俄国人，作为他们统治世界的计划的一部分，下决心对亚洲实施军事—政治征服。越南共产主义者在东南亚建立他们政权的努力，是这个假设的“计划”的一部分。
对我们为自己设计的情境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这一看法：胡志明（Ho Chi Minh）及其追随者只是俄国人的傀儡。因此，由他们推翻越南就等于是苏联的胜利。在华盛顿，对以下观点有着普遍的怀疑：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相比，这些越南马克思主义者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冲动的强烈驱动。
这两个假定都是错误的。苏联领导人没有征服世界的预设计划。他们的心理主要是防御性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莫斯科与胡志明当时在越南掌权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今天，我们知道，当时苏联与东南亚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关系疏远，只是建立了初步联系。胡志明主要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满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说辞，如果我们鼓励他这样做，他很有可能更愿意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和与我们的关系中维持某种平衡。
让我就我们的这一倾向稍加详述。我们的倾向是：坚持将它们视为是其他大国的盲目的傀儡，是比较弱小的集团或政权，它们与大国的关系实际上更加复杂，也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险恶。似乎有一种奇怪的美国倾向——始终寻找一个单一的外部邪恶中心，认为它是我们所有的麻烦的根源，而不是认为抵制我们目标和事业的有多重根源，这些根源相对独立。
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在一战期间，爱国的情感主义征服了我们国家，不幸的德国皇帝被看成是这个世界上一切邪恶与应遭谴责之事的根源。由于俄国共产主义者1917年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俄国带出战争，而且因为这对德国人有利，使我们感到不快。整个俄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都归功于德国皇帝。很多善良的人开始意识到，列宁及其同伙仅扮演了德国代理人的角色。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带到今天，我们会看到美国一些杰出人物非常不情愿相信，诸如尼加拉瓜或叙利亚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尽管他们口头上讲些粗浅的马克思主义，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独立的政治代理人，主要是按照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利益行动。他们不是盲目遵从莫斯科的指令和意识形态的压力。换句话说，在很多美国人眼中，罪恶是单数的。同时，美德却被仁慈地允许以复数形式出现。毫无疑问，我们美国人总是站在美德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