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对他的毕业学员可能还讲了哪些别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闻，这一点也不奇怪。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警告说，与德国的战争肯定会来临；而另一种说法是，他赞成可以把社会主义体制扩展到别的国家的进攻性战争。苏联人透露给德国人的说法是，斯大林谈到了与希特勒的新的妥协方案。像通常一样，事情的真相要比任何传闻都更加平淡无奇。根据1995年公开的斯大林讲话的原文，他的主题就像《真理报》报道的那样，是红军的改革、重组和重新装备。但讲话也包含了许多关于改革和红军实力的细节，这些都属于战争前夕不能公开的信息。斯大林还用批评的口吻提到了德国军队，不相信它像看上去那样战无不胜，认为如果在侵略和占领的旗帜下战斗的话，它的未来不会像它的过去那样成功。再说了，在斯大林还在试图让希特勒相信他的和平诚意的时候，公开这些讲话也是不明智的。
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像往常一样多次提议干杯。他说的一些祝酒词也被记录下来。例如，据季米特洛夫说，斯大林的“心情非常好”，并且说：“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政策同时也是备战的政策。没有进攻，也就没有防守。军队必须养成一种崇尚进攻的精神。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还有一个人记录的是斯大林说“好的防守意味着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根据官方的记录，斯大林还说：
和平政策是好事情。我们直到现在……采取的都是一种［基于］防御的路线……但是现在，当我们的军队经过重建，装备了大量现代战争装备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就必然要从防御转向进攻。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有攻击性。军事理论也必须从防御转向攻击性的行动。我们必须用一种崇尚进攻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训练、我们的宣传、我们的鼓动、我们的报刊。红军是一支现代的军队，而现代的军队是崇尚进攻的军队。
这番讲话是战斗的号令吗？是在号召 军队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吗？是向总参谋部发出的要求制订必要计划的信号吗？如果说在这种公开场合斯大林会表示出任何这样的意图，那是不可信的。而且，这次讲话中赞成进攻的内容与斯大林上一年在总结芬兰战争经验的统帅部会议上的秘密讲话并无不同。比较可信的是，斯大林想让他的年轻军官们明白，需要有一种崇尚进攻的精神，并且他很可能把他的即兴讲话看作在对德战争日益迫近的情况下鼓舞士气、增强自信的手段。但是，从计划和准备到挑起这样的战争那是一段很长的路。
在斯大林讲话之后，苏联加快了备战的步伐，但在规模和性质上还达不到在1941年夏率先发动打击所必需的要求。 [64] 在这方面，有些学者对如下事实做了过度解释：1941年5月24日，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与自己实际上所有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召开了一次三小时的会议。他们提出，这是一次决定对德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的会议。但是，这种看法只不过是由于后来没有公开任何有关会议的信息而被放大了的猜疑。不过，根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他有10天时间再没有跟他的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总参谋长朱可夫或任何一位将军见过面。 [65] 这不像是做出了重大决策、要对德国发动进攻的样子。5月24日的会议更有可能只是正在进行的防御性备战工作的一部分。
对于斯大林在苏德之间还保持和平的最后几个星期的所作所为，人们在事后提出的最为常见的批评，并不是他在准备发动进攻，而是他在德军入侵之前，拒绝下令让红军进入全面警戒状态。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斯大林尽量维持和平的政策表示支持，但又提出：“整个问题……在于，我们的这个政策必须要执行到什么时候。毕竟纳粹德国在苏联边界的备战实际上已经极为公开了，尤其是在最后的一个月；这正是我们应该迅速动员并下令边境各军区转入全面战争状态、构筑坚固且深入地下的防御工事的时候。” [66] 在华西列夫斯基的一次死后才公布的访谈中，他把问题理解为斯大林在1941年6月抵达了战争的卢比孔河 [67] ，但未能向前迈出艰难的下一步。 [68] 但朱可夫有着不同的看法：“华西列夫斯基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战争爆发前把所有兵力都部署在边境地区，那苏联在战争初期就被打败了，德国军队就能够实现他们的计划、在边境地区包围并消灭他们了……那样一来，希特勒的部队就可以加快战役的进程，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会在1941年的时候就陷落了。” [69] 罗科索夫斯基元 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主张，他说红军的主力根本不应当部署在边境地区，而应该部署在远离边界的苏联腹地。那样就可以避开德国人最初的毁灭性打击，就可以集中力量对进犯的德国国防军灵活地进行反击。 [70]
要对付“巴巴罗萨行动”，最好是采取某种机动的战略防御态势，对于这个观点，许多像辛西亚·罗伯茨那样的西方分析家已经有过详细的讨论了。红军是否有能力实施这样的战略，或者说这样的战略对苏联人而言结果是否会更好一些，也都是些推测而已。但是不管战略防御的观念有什么据说是内在固有的优点，它在当时苏军统帅部的理论体系中都没有任何地位。就像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的那样，“当时，我们的军事理论科学总的来说没有考虑战略防御中的那些深刻的问题，而是错误地认为战略防御不是那么重要”。 [71] 当德国人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进攻的时候，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做出的反应是，发布命令，执行早就制订好的进攻计划。甚至是在德军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的时候，红军优先选择的反制措施仍然是在可能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最终，红军也只是在不得不进行防御的时候，才懂得了防御战的好处，而在整个战争期间，流行的还是进攻理论。从战略方面来说，红军在东线实行的是全面的进攻战。只是在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中，红军临时采取过战略防御的态势，以便在发动大规模的反击之前化解德军坦克的强大攻势。
红军在1941～1942年的退却与失败在战后被净化成了神话，被说成是斯大林伟大计划的一部分，是为摧毁德军而采取的诱敌深入之计，几乎与当年沙皇的将军们在拿破仑战争中针对法国军队的做法如出一辙。在斯大林死后，人们开始对1941年6月22日的灾难进行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批判性研究。但是，新的神话认为，正是斯大林对进攻行动的偏爱，应该对红军在战争头几个月采取的灾难性进攻战术负责。事实上，在苏军统帅部，对进攻与反击的崇拜是一种共识。所以说，大家都对这种理论及其后果负有责任。
斯大林为了抵抗德国人的入侵而集中了大批军队。在苏联人看来，由这些军队的命运就可以估量出1941年6月22日这场悲剧的程度。截止到当年年底，红军在战斗中损失了200个师，伤亡人数超过了400万。44万军官中损失了142000人，其中将军有40人阵亡，44人被俘。 [72] 许多同时代的观察家都认为，经历过战火考验且战斗力强大的德国军队既然能够如此轻易地占领波兰和法国，他们在苏联也能取得类似的结果。有些人认为苏联人的表现可能会好一些。然而，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红军竟然挺过了德国人的沉重打击，然后就开始击退这场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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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Banac（ed.），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3，p.137.
[2] G.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99，pp.65-6；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1940-1941 （后文简写为DVP）vol.23，book 2，part 1，Moscow，1998，doc. 549。
[3] DVP 1940-1941，vol.23，book 2，part 1，doc. 564.
[4] Sovetsko-Ugoslavskie Otnosheniya，1917-1941 ，Moscow，1992，docs 303，304.
[5] Sovetsko-Ugoslavskie Otnosheniya，1917-1941 ，Moscow，1992，docs 305，307.
[6] DVP 1940-1941，vol.23，book 2，part 2，doc. 745.
[7] DVP 1940-1941，vol.23，book 2，part 2，doc. 746.
[8] Sovetsko-Ugoslavskie Otnosheniya ，doc. 320.
[9] N. N. Novikov，Vospominaniya Diplomata ，Moscow，1989，pp.78-9.
[10] 参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1 ，vol.1，pp.301-2 and 312-15中记录的米兰·加夫里洛维奇（Milan Gavrilovic）说的话，他在1940～1941年任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大使。
[11]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p.204.
[12] Nazi-Soviet Relations，1939-1941 ，Didier：New York，1948（后文简写为 NSR），p.324。克瑞伯斯后来成了希特勒的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另一位目击者的描述可参见H. C. Cassidy，Moscow Dateline，1941-1943 ，Riverside Press：Cambridge，Mass.，1943。进一步的详情可参见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pp.198-9。
[13]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Noveishei Istorii （RGANI）F.2，Op.1，D. 1. 政治局决议还任命日丹诺夫为斯大林在党内的副手。日丹诺夫所负责的宣传工作由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接替。
[14] NSR，p.336.
[15] 斯大林从1941年5月6日起开始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在1946年3月15日人民委员会改组为部长会议之后，他又继续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直至去世。人民委员会主席或部长会议主席作为苏联的政府首脑，通称为“总理”。——译者注
[16] NSR，p.344.
[17] J. Degras（ed.），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vol.3（1933-1941），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53，p.489.
[18] DVP 1940-1941，vol. 23，book 2，part 2，doc. 772.
[19] NSR，pp.330-2.
[20] DVP，1940-1941，vol.23，book 2，part 2 docs 814，823，828. 与这些会谈有关的是一个人们经常讲述的故事：舒伦堡实际上向杰卡诺佐夫警告过希特勒将要发动进攻，并要他把这个消息转告给斯大林。故事的来源之一是斯大林的贸易部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回忆录（Tak Bylo ，Moscow，1999，p.377）。杰卡诺佐夫的报告显示，这个故事毫无根据。实际上，因为舒伦堡的目的是要帮助改善苏德关系，如果他告诉杰卡诺佐夫他认为希特勒将会进攻苏联，那就非常奇怪了。另见Grand Delusion ，pp.211-17中格罗迪特斯基有关这一事件的论述。
[21] “Posetiteli Kremlevskogo Kabineta I. V. Stalina”，Istoricheskii Arkhiv ，no. 2，1996，p.47.
[22]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pp.181-6.
[23]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chap. 12.
[24] Vestnik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Del SSSR ，30/4/90，pp.77-8.
[25] 1941 god ，vol. 1，Moscow，1998，doc. 327.
[26] 1941 god ，vol. 2，docs 393，413，472，525，528.
[27]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vol. 1，book 2，Moscow，1995，doc. 201.
[28] 真名为Harro Schulze-Boysen（1909—1942），德国人，反法西斯的左翼组织成员，1942年8月31日与他的同为抵抗组织“红色乐团”成员的妻子Libertas Haas-Heye一同被捕，两人于同年12月22日在柏林被处死。——译者注
[29] 真名为Arvid Harnack（1901—1942），德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抵抗组织战士，1942年9月7日被捕，并于同年12月22日在柏林被处死。他的同为抵抗组织“红色乐团”成员的妻子，美裔文学史家和翻译家Mildred Fish也一同被捕，并被判六年监禁，但希特勒对这一判决不满，下令重审。Mildred Fish最终被判死刑，并在1943年2月16日被处死。——译者注
[30]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vol. 1，book 2，Moscow，1995，doc. 273. 这是一张表格，列出了这两个情报来源在1940年9月至1941年1月所发送的报告。
[31] Lubyanka：Stalin i NKVD-NKGB-GUKR “Smersh”，1939-1946 ，Moscow，2006，doc. 173.
[32]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pp.296-7.
[33] 1941 god ，vol.2，docs 488，513，514，566，567，590以及 Sovetsko-Yaponskaya Voina 1945 goda：Istoriya Voenno-Politicheskogo Protivoborstva Dvukh Derzhav v 30-40-e gody （在Russkii 系列档案中），Moscow，1997，docs 14，148，150，151，152，154.
[34] DVP 1940-1941，vol. 23，book 2，part 2，doc. 853.
[35] Vestnik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pp.76-7.
[36] B. Whaley，Codeword Barbarossa ，MIT Press：Cambridge，Mass.，1973，chap. 7以及 D. Murphy，What Stalin Knew：The Enigma of Barbarossa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5，chap. 17.
[37] 转引自A. Seaton，Stalin as Military Commander ，Combined Publishing：Conshohocken，PA，1998，p.154.
[38] L. Rotundo，“Stalin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41”，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4，1989，p.283.
[39] 1941 god ，vol. 2，doc. 550.
[40] 1941 god ，vol. 2，doc. 605.
[41] E. Mawdsley，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 ，Hodder Arnold：London，2005，p.34.
[42] 这段内容从下列著作中获益良多：J. Erickson，“Barbarossa：June 1941：Who Attacked Whom”，History Today ，July 2001；C. A. Roberts，“Planning for War：The Red Army and the Catastrophe of 1941” Europe-Asia Studies ，vol.8，no.47，1995；E. Mawdsley，“Crossing the Rubicon：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December 2003；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以及Rotundo，“Stalin”。
[43] “Zakluchitel” naya Rech’ Narodnogo Komissara Oborony Souza SSR Geroya i Marshala Sovetskogo Souza S. K. Timoshenko na Voennom Soveshchanii 31 Dekabrya 1940g’，p.12. 复印件见“沃尔科戈诺夫文件”。
[44] G. K. Zhukov，“Kharakter Sovremennoi Nastupatel” noi Operatsii’ in Nakanune Voiny：Materialy Soveshchaniya Vysshego Rukovodyashchego Sostava RKKA 23-31 Dekabrya ，Moscow，1993（在Russkii 系列档案中），pp.129-51。
[45] Mawdsley，“Crossing the Rubicon”，pp.826-7.
[46] J. Stalin，Works ，vol.12，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Moscow，1955，p.269.
[47] 1936年，斯大林告诉美国记者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在其他各国也会发生革命，但是只有当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者认为革命是可能或必要的时候，它才会到来。输出革命是胡说八道。每个国家，如果它想要的话，它就会产生自己的革命，而如果这样的意愿根本就不存在，那就不会发生革命。” Degras，Soviet ，p.166.
[48] M. Djilas，Wartime ，Secker & Warburg：London，1977，p.437. 然而，阿尔伯特·莱希斯指出，斯大林对吉拉斯（Djilas）讲的这番话并不总是能由苏联人的行动得到证实。红军多次撤出了它所占领的领土：丹麦、挪威、伊朗、中国的满洲地区及其他地区。参见Albert Resis，Stalin，the Politburo，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5-1946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no. 701，April 1998，p.25。
[49] 关于这一点参见 M. von Hagen，“Soviet Soldiers and Officers on the Eve of the German Invasion” in J. L. Wieczynski（ed.），Operation Barbarossa ，Charles，Schlacks：Salt Lake City，1993。
[50] 1941 god ，vol. 2，pp.557-571.
[51] 1941 god ，vol. 1，doc. 95.
[52] 1941 god ，vol. 1，doc. 117.
[53] 1941 god ，vol. 1，doc. 134.
[54] 1941 god ，vol. 1，doc. 315.
[55]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pp.121-4.
[56] M. V. Zakharov，General’nyi Shtab v Predvoennye Gody ，Moscow，1989，pp.220-4. 1972年去世的扎哈罗夫是在20世纪60年代写作这部书的。由于他的批判性的观点，以及由于他所参考的秘密材料，该书的出版延后了20年之久。2005年出版了这本书的新版。
[57] 1941 god ，vol.1，doc.224.
[58] Mawdsley，“Rubicon”.
[59] 1941 god ，vol. 2，doc.473.
[60] 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在其1989年在苏联出版的斯大林传记中，第一次提到了这份文件。沃尔科戈诺夫的根据是他在苏联军事档案中发现的一份三页的打印稿（“沃尔科戈诺夫文件”中的复印件在国会图书馆手稿部）。这份打印稿当时发表在《军史》杂志上（“Upryamye Fakty Nachala Voiny”，no. 2，1992）。但它的内容只是一份要长很多的手写文件中的一段（L. A. Bezymenskii，“O ‘Plane Zhukova’ ot 15 May 1941g”，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3，2000）。对于那些认为斯大林在1941年计划发动预防性战争和先发制人打击的那些人对该文件的使用情况，参见T. J. Uldricks，“The Icebreaker Controversy：Did Stalin Plan to Attack Hitler？”，Slavic Review ，vol.58，no.3，Fall 1999。
[61] 有各种各样的第三手的报告说，斯大林看到过或听人说过这份文件，但是所有这些消息来源的问题在于，它们在时间上都晚于知道文件本身的存在。在莫兹利的《越过卢比孔河》中有对这些不同消息来源的详细描述与讨论。
[62] Roberts，“Planning for War”，p.1320.
[63] A. 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 ，Pan Books：London，1964，p.132.
[64] 参见莫兹利《越过卢比孔河》中的讨论。
[65] “Posetiteli Kremlevskogo Kabineta I. V. Stalina”，Istoricheskii Arkhiv ，no. 2，1996，pp.48-9.
[66] A. M. 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81，p.84.
[67] 卢比孔河（Rubicon）在罗马共和国时代是罗马行省山南高卢与意大利本土之间的界河。当时为了防止发生内战，罗马法律规定行省的将领不得带领军队越过卢比孔河进入意大利本土，否则将视为叛乱。公元前49年，尤利乌斯·恺撒违反了该规定，率军渡河，挑起了内战，并最终赢得胜利。——译者注
[68] G. A. Kumanev，Ryadom so Stalinym ，Moscow，1999，p.233. 另参见 Mawdsley，“Rubicon”，pp.864-5。
[69] 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p.240. 朱可夫的评论是针对华西列夫斯基没有发表的一篇访谈而写的。
[70] K. K. Rokossovskii，Soldatskii Dolg ，Moscow，2002，pp.50-4. 在1968年出版的初版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中，这段话和其他许多内容一起都被删掉了。
[71] G. K. Zhukov，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10th edn，vol.1，Moscow，1990，p.289. 在前公开性时代的各种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这段话都被删去了。
[72] Mawdsley，Thunder ，pp.8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