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星期天快要 黎明的时候，德军入侵苏联的行动开始了。在1000英里的战线上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是152个德国师，负责支援的分别是北方的14个芬兰师和南方的14个罗马尼亚师。 [1] 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军队、西班牙的“蓝色师”、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小分队以及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国家招募的小股志愿部队，后来也加入了这支350万人的入侵大军。
入侵的军队组成了三个集群：北方集团军群从东普鲁士发起进攻，并沿波罗的海从陆路向列宁格勒推进；中央集团军群向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方向前进；南方集团军群则向乌克兰及其首府基辅方向前进（见地图4）。
在1940年12月18日的命令中，希特勒已经指出了这次入侵的战略目标：
德国国防军必须做好准备，一举击败苏联……装甲先头部队要通过大胆快速的纵深突破，摧毁驻守在苏联西部的（红）军大部，要防止还有战斗力的人员撤退到辽阔的苏联内地……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条大致沿伏尔加河到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的防御苏联的屏障。 [2]
地图4 “巴巴罗萨行动”，1941年6～12月
入侵的代号是“巴巴罗萨行动”，这是为了纪念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绰号“红胡子”）。他为了使基督教的圣地摆脱穆斯林的控制，领导了12世纪的十字军远征。希特勒在6月22日宣布，为了防止苏联人对第三帝国的袭击，他对苏联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进攻。 [3] 此后，纳粹宣传人员就把德国在苏联的战役说成是，为反对威胁着欧洲文明的邪恶的布尔什维克帝国而进行的防御性的十字军远征。
纳粹“巴巴罗萨行动”的意识形态框架，暗示着德国人打算在苏联进行的战争样式：毁灭与灭绝的战争。 [4] 不仅是红军，而且还有苏联的整个共产主义政权都要被摧毁。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纳粹认为，苏联是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是在犹太人控制下的共产主义政权。要摧毁这样的国家，就必须把管理这个苏维埃国家的犹太干部消灭干净。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还把苏联的各个斯拉夫民族说成是低于人类的低等种族，但德国人对斯拉夫人的态度与其说是要灭绝他们，不如说是要剥削他们。希特勒后来提到斯拉夫人时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指导原则是，只有当这些人在经济上可以为我们所用的时候，他们才有理由存在。”
希特勒想要对苏联发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和种族主义的战争，也被纳入为“巴巴罗萨行动”所做的军事准备。正如希特勒在1941年3月30日告诉他的将军们的那样，“对苏联的战争用不着骑士风度；这是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种族的斗争，因此，必须要用前所未有的无情与残酷来进行这场斗争”。 [5]
1941年3月，国防军与党卫军就别动队（Einsatzgruppen）的任务达成了一致：他们将跟在德国军队的后面进入苏联，消灭“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官员、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1941年5月13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命令，该命令实际上使德军士兵在苏联可能犯下的任何暴行都不会受到惩罚。几天后，国防军又发布了“在苏作战部队行为准则”：
1.布尔什维主义是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人民的死敌。德国的斗争针对的就是这种起破坏作用的意识形态及其支持者。
2.这种斗争需要对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游击队员、破坏分子以及犹太人采取无情而有力的措施，要彻底消除任何积极或消极的抵抗。
3.要对红军的所有人员，甚至战俘，保持高度的戒备与警惕，因为他们预计会采取奸诈的战斗方式。红军中的亚洲士兵尤其让人难以捉摸、阴险多变、冷酷无情。
6月6日，国防军发布了“关于处置政委的指导原则”。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它涉及政委即红军中政治军官的命运：这些人“不管是在战斗中被俘，还是仍然在抵抗，原则上应该用武器立即予以消灭”。
与苏联的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意识形态框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德国人自以为他们能够用闪电战一举摧毁红军。德国军方制订作战计划的那些人认为，红军在战前的大清洗中已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在芬兰战争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受到了意识形态的误导，对于斯大林政权的政治脆弱性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你们只需要在门上踹上一脚，整个腐朽的建筑就会轰然倒塌。”希特勒说。 [6] 苏联人完全没有料到在苏联会遇到顽强的抵抗，他们以为自己会被当作救星一般受到大部分苏联人的欢迎。
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头几天，希特勒预言的轻而易举的胜利似乎就要兑现了。德国空军一天就袭击了敌军的66个机场，摧毁了停在地面上的900架和在空中的另外300架苏联飞机。 [7] 德国人在几天内就掌握了整个交战地带的绝对的空中优势。7月3日，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将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就我而言，断言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就赢得了对苏联的战役并不为过。” [8] 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苏联人的伤亡就达到了75万，而且还损失了1万辆坦克和4000架飞机。德国人三个月不到就占领了基辅，包围了列宁格勒，打到了莫斯科的门口。 [9]
德国人采用的战术几乎跟他们在波兰和法国使用过的如出一辙。先由强大的装甲师组成密集的纵队突破敌人的防御，从后面包围苏联军队。随后是步兵师，其任务就是摧毁被包围的敌军并守住被占领的领土。在6月的明斯克包围战中，德国人俘虏了40万苏军。接着，在7月和9月，斯摩棱斯克（30万人被俘）和基辅（50万人被俘）又分别落入了德国人的包围圈。10月，在莫斯科附近的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包围战中，又有50万甚至更多的苏联士兵成了战俘（见地图5）。截止到1941年底，德国人已抓获了300万苏联战俘。到1942年2月的时候，这些战俘中有200万人死亡，主要是由于饥饿、疾病和虐待。另外，德国人会立即处死他们怀疑是共产党员的战俘。到东线战争结束的时候，有16万被俘的“政委”被德国人杀害。
注：德军与其他轴心国家队番号为斜体，PzGp表示装甲集群。
地图5 德军对苏军的包围，1941年
其他有许多苏联公民，尤其是犹太血统的苏 联公民，也遭到了跟苏联战俘同样的命运。被德国人屠杀的苏联犹太人大约有100万，大多是在1941～1942年。 [10] 这种集中的谋杀主要是党卫军的别动队干的。起初，别动队的任务是杀死体格强壮的犹太男人。但是在1941年8月，党卫军头子希姆莱（Himmler）下令，对整个犹太社区进行集体屠杀，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健康的还是生病的。这种政策变化的一个例证就是，1941年9月底，在基辅城外一条叫作巴比亚（Babi Yar）的沟里，有3万多名犹太人遭到枪杀。
从有选择地杀死犹太成年男子，到对所有犹太人进行集中谋杀，对于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学家们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11] 它似乎跟德国人对付游击队的策略有关。战争爆发后没过几天，苏联人就在入侵的德军后方开展了游击战。这些游击战常常是由正在撤退并试图冲出包围圈的红军小股部队发动的，或者是受他们的鼓励并得到他们帮助的。德国人对付游击战的办法就跟在希腊、南斯拉夫和波兰一样：烧毁村庄并处死那些被怀疑帮助游击队员的人。1941年9月，国防军发布命令说，每有一名德国人死于游击队的进攻，就要杀死50～100个“共产党分子”。
在国防军对付游击队的策略与党卫军的反犹运动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和游击队员，而所有的游击队员也都被当作犹太人。“犹太人是游击队员，游击队员是犹太人。”“犹太人只要是布尔什维克就是游击队员。”德国人的这些标语有双重目的：为对苏联犹太人的集中谋杀找借口；使那些用来对付游击队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严厉措施合法化。 [12] 例如，德国人诡称，巴比亚屠杀是为了报复苏联人，因为红军在撤出基辅的时候在市中心埋下的定时炸弹炸死了许多德国军官。
尽管德国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战争的形势并没有完全倒向他们一边。苏联人的防御并没有全都被摧毁。有些阵地不但守住了，而且还坚持战斗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在与德国占领下的波兰交界的布列斯特要塞，3000名苏军士兵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人。他们在2万名德军的攻击下，坚守了一个星期。敖德萨，苏联海军在黑海的主要港口，在1941年8～10月，面对罗马尼亚第4集 团军的进攻，坚守了将近10个星期。它的姐妹港塞瓦斯托波尔受到了更为猛烈的攻击，但直到1942年夏才落入敌手。虽然有数百万苏军士兵沦为俘虏，但也有数万名苏军士兵以个人、小组、排、营、旅和整师的形式杀出重围，重新加入了红军的大部队。 [13] 苏联人还发起了无数次反击，多次迫使德国人后退并重新部署。在基辅保卫战中，苏联人把德国人向东乌克兰的推进迟滞了近一个月之久，而1941年7～8月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战斗则把德国人向莫斯科的推进迟滞了两个月。在列宁格勒地区进行的凶猛的反击，挫败了希特勒占领苏联第二大城市并将其夷为平地的阴谋。
战斗之惨烈使得德国人不再像起初那样自以为可以轻松赢得战争了。到8月11日的时候，哈尔德将军开始产生了怀疑：“在战争开始时，我们估计与我们作战的敌人大概会有200个师，但现在已经有了360个。这些师按照我们的标准甚至都还没有武装和装备好，它们的战术指挥也不太令人满意。但它们上了战场。如果我们摧毁了一打，苏联人又会派来一打。” [14]
红军让德国人为他们的胜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在战争最初的三个星期当中，德国人伤亡了10万人，损失了17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还有950架飞机。到7月份，他们一天就伤亡7000人。到8月份，总的伤亡人数将近18万。 [15] 跟苏联人的巨大损失相比，这些当然算不了什么，但与德国人过去的损失相比，却要高得多。在1940年的整个西欧战役中，德国人总共只损失了15.6万人，其中死亡3万人。 [16] 关键是，德国国防军在苏联境内虽然进展神速，却没有能够实现其战略目标。列宁格勒遭到了围攻，但没有陷落。在南方，德国人虽然抵达了高加索和巴库油田的门户顿河畔的罗斯托夫，但也已精疲力竭，所以，到11月底的时候，该城市又被苏联人收复了。
在这场战争中，希特勒一击制胜的最后的机会就是占领莫斯科。1941年10月，德国人动用70多个师100万人、1700辆坦克、14000门火炮和近千架飞机，对苏联首都发起了进攻。在这次进攻中，中央集团军群打到了距离克里姆林宫不到20英里的地方，却再也无法前进了。12月5日，红军在莫斯科战线发起反攻，迫使德国人后退到距离该市40～50英里的地方。这是德国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首次重大失败。它标志着“巴巴罗萨行动”的破产，希特勒现在在东线面临的是长期的消耗战。正如战时的两位观察家对于事态的发展得出的结论那样，“对德国人而言，1941年的苏联战役是一次严重的战略失败”。 [17]
截止到1941年12月，欧洲战争已经演变成全球战争。在日本人于12月7日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在远东与德国的盟友杀得难分难解，而希特勒在12月11日对美宣战，也把美国卷入了欧洲战场。这就使美、英、苏自1941年夏开始逐渐形成的同盟关系最终确定了下来。面对这些新的情况，希特勒开始考虑，要把针对同盟国的全球战争打下去，他将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他的眼光逐渐落在了乌克兰、俄罗斯南部和高加索的石油、工业和原材料上。
斯大林对德军进攻的反应
关于斯大林对“巴巴罗萨行动”的反应，有一个常常讲起的故事说，他被德军的进攻弄得目瞪口呆、措手不及。他先是拒不相信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接着又陷入沮丧，直到在他的政治局同事的催促下才回过神来。与许多关于斯大林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是源自赫鲁晓夫1956年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秘密讲话：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前线遭受了最初的严重挫折和失败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了。他在当时的一次讲话中说过：“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列宁缔造的一切。”在那之后，斯大林实际上有很长时间没有指挥过军事行动，而且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在一些政治局委员去看他并告诉他说，必须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方的局势的时候，他才重新开始工作。 [18]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赫鲁晓夫在基辅，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这则故事，并且说贝利亚（Lavrentii Beria）告诉他，斯大林曾经一度放弃了领导工作并绝望地躲进了自己的别墅。 [19]
这件事的另一个版本是斯大林的贸易部部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出来的。按照米高扬的说法，政治局委员们跑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并告诉他们这位逃避责任的领导人，他们已经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他们要他把这个国防委员会领导起来。米高扬说，这次行动的鼓动者是贝利亚和莫洛托夫。 [20] 不过，就像罗伊·梅德韦杰夫和泽罗斯·梅德韦杰夫兄弟指出的那样，这是个最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在斯大林的核心圈子当中，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是属于最听话的那种人，他们没有胆量这么直截了当。 [21] 后来还有雅科夫·恰达耶夫（Yakov Chadaev）的证词，它大体上支持米高扬的说法，即各位政治局委员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去看他，并由莫洛托夫领头，要求他回去工作。然而，恰达耶夫讲的这件事并不是他亲身经历的，而是听来的。恰达耶夫在回忆斯大林在战争头几天的精神状态时的说法，给人的印象是，这位苏维埃 独裁者的行为极为矛盾：一方面是坚强而果断的，另一方面却又沉默寡言、犹豫动摇。 [22] 此外，在1982年的一次采访中，恰达耶夫在回答有关斯大林在战争头几个月的表现这个问题时说，“在危机的日子里，在前方形势危急的日子里，斯大林总的来说非常镇定，表现自信而沉着，并且非常忙碌”。 [23] 人们在回忆录中提供的其他证据还包括莫洛托夫在被问到在斯大林的乡间别墅这件事时的回答：“斯大林非常焦虑。他没有怨天尤人，但他有点失常。我不是说他失去自我控制了。他很受打击，但没有表现出来。他当时肯定很艰难。说他不痛苦那都是胡说。但对他的描写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像往常一样，还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来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丧失他的演说的才能。他当时表现怎样？就像斯大林应该表现的那样——沉着坚定。” [24] 根据朱可夫的说法，“斯大林本人意志坚强，他绝不是懦夫。只有一次我看到他有点消沉。那是在1941年6月22日的黎明，当时他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希望破灭了。在1941年6月22日之后，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都在坚定沉着地掌管着这个国家……” [25] 当政治局的另一位成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被问及在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有没有惊慌失措的时候，他回答道“这是撒谎”！ [26]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都是斯大林的死忠，而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是反叛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了反斯大林的斗争。朱可夫在战后遭到了斯大林的清洗，但在1957年又与赫鲁晓夫失和，然后就因为他在战争中的行为而受到赫鲁晓夫那帮人的指控。
要了解斯大林在得悉德国人入侵后个人有什么反应，最好的办法可能是了解他的同时代的证据，看看他在战争最初几天采取了哪些行动。根据他的会客日志，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斯大林跟苏联军政领导层的成员开过多次会议。 [27] 在战争头几天，斯大林需要做出许多决定。他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就颁布了20条不同的政令和命令。 [28] 6月23日，他成立了总司令部（Main Command）大本营（Stavka），这是个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任主席的政治军事混合机构，负责战争的战略指导。6月24日，他决定成立疏散委员会，以便组织人员和物资撤离交战区域，同时还决定成立苏联情报局（Sovinform），协调和指导战争中的宣传工作。 [29] 6月29日，斯大林给前线地区的党政机构下发紧急指示，命令他们要为保卫苏联的每一寸领土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红军的补给和后方地区要得到充分保护，所有贪生怕死、制造恐慌的人要立即受到军法审判。在敌占区要成立游击小分队；即使被迫撤退，也要实行焦土政策，不能把道路、铁路、工厂或 粮食留给敌人使用。这些指示构成了斯大林几天后对苏联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的基本内容。 [30]
6月22日上午5点45分，莫洛托夫在与舒伦堡会见后回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他带来了德国宣战的消息。 [31] 最初的决定之一就是由莫洛托夫而不是斯大林在中午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斯大林决定要等到形势明朗之后再亲自发表全国讲话。 [32]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讲话稿当场进行了大量修改。他从几个方面扩充了讲稿的内容。首先，莫洛托夫在开头要声明他是在代表斯大林发表讲话，然后在结束时要呼吁国家团结在斯大林的领导周围。其次，莫洛托夫要表明，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苏联都没有违反与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再次，莫洛托夫要强调一点：把战争强加于苏联的不是德国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而是已经奴役了法国、波兰、南斯拉夫、挪威、比利时、丹麦、荷兰、希腊等国的德国法西斯。最后，莫洛托夫要把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比作拿破仑的入侵，并号召人民进行卫国战争，保卫自己的祖国。虽然斯大林修改的内容很多，但讲话中最让人难忘的那几句——也就是讲话最后的结束语，它后来成了苏联的战争努力中的主要的宣传口号之一——似乎出自莫洛托夫本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必败。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33]
当天另一个早早地就来到斯大林办公室的人是第三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早上7点，我被紧急召见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所有其他人都表现出惊人的沉着、坚毅和自信……第三国际暂时不要采取任何公开的行动。各地的党组织正在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现在不要考虑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苏联人民正在进行一场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现在的问题是打败法西斯主义，它已经奴役了许多民族，而且还想奴役更多的民族。 [34]
当天进出斯大林办公室的还有副外交委员安德烈·维辛斯基，他是汇报外交方面的新情况的。他带来了一些好消息。麦斯基从伦敦发来电报说，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保证说，英国会继续战斗，伦敦决不会与德国单独媾和，不要理会赫斯之行所引发的谣言。艾登还告诉麦斯基说，丘吉尔会在当天晚上就德国入侵和英苏关系问题发表广播讲话。 [35] 丘吉尔的广播讲话想必给了斯大林很大的安慰：
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人像我那样始终在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而我对自己在这方面说过的话决不反悔。但这一切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相比，变得不重要了。过去连同它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愚行和所有的悲剧，都不再重要了……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彻底摧毁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改变这个目标……因此，接下来我们就要给予苏联和苏联人民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希特勒以为他对苏联的进攻会引起哪怕是一点点目标上的分歧，或者会使决心成为他的厄运的伟大的民主国家的努力有一点点放松，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他对苏联的入侵只不过是企图入侵不列颠诸岛的序幕……因此，苏联人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正像苏联人为自己的心灵和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这个地球上每一个地方的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 [36]
美国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在近一年来一直给英国提供大量的援助。在6月24日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宣布，对苏联也将采取这一政策。 [37] 7月12日，英国和苏联签订了在对德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协议，并保证任何一方都不会单独与希特勒进行停战或和平的谈判。 [38] 7月底，罗斯福派他的私人代表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到莫斯科，就美国为苏联战争努力提供援助与斯大林协商。 [39] 8月初，两国互换照会，使美国向苏联供应战争物资的承诺正式化了。 [40] 9月底，英国供应部部长贝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与罗斯福派驻伦敦的负责租借事务的官员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一起来到了莫斯科，就英美向苏联供应物资事宜签订了正式协议。 [41]
但是，事态的最重要的发展以及最重要的决策都是在军事战线上。在6月22日的头几个小时，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发布了一道命令，警告德军可能会发动突然袭击。边境地区的各个军区都接到命令，要求它们的部队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并在6月22日黎明前疏散飞机、做好伪装。指挥官们接到的命令同时还要求避免任何“挑衅行动”。在到克里姆林宫见过斯大林之后，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又在早上的7点15分下达了第二号命令，通报了德国人用飞机大炮对苏联发动袭击的情况，命令部队在德国 人已经越过边界的地方向他们发动进攻，但是在没有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不要擅自越过边界。早上的9点15分，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发布了第三号命令：要求红军的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发动进攻，包围并摧毁德军的北方集团军群；要求西南方面军进攻并包围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要求北方和南方方面军（分别驻守芬兰和罗马尼亚边界）继续保持防御态势。西方面军在协助西北方面军的攻击行动的同时，受命牵制中央集团军群沿华沙至明斯克一线的前进。 [42] 这道命令与战前制订的红军在一旦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的反攻计划基本一致。它表明，斯大林和统帅部认为红军完全有能力对付德国人的进攻并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包括对德国本土发起有效的反入侵。实际上，根据第三号命令，红军应该在两天内实现其在东普鲁士和波兰南部的初步目标。与这些期待相一致的是，朱可夫立即被派往基辅，监督西南战线的进攻行动——由于预计到德军主力会向乌克兰方向推进，大部分苏联军队都结集在那里。前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和苏联炮兵司令库利克（Kulik）被派去协助西方面军。 [43] 什捷缅科（Shtemenko）将军注意到了在这些最初的措施背后的那种沉着与自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有些紧张，但总参谋部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是有条不紊的。我们谁也没有怀疑希特勒的突袭战术只能给他带来暂时的优势。各位首长和他们的下级的行动，都像以往一样自信。” [44] 普通的苏联人对于胜利也都充满信心。在莫斯科，许多人都对德国人竟敢发动进攻感到惊讶，还有许多人纷纷加入军队和民兵。 [45]
总参谋部大大低估了德国人一开始发动的进攻的力度，这一点在苏军6月23～25日的反击没能取得任何重大进展而德国国防军却继续全线挺进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对于敌人一下子就把它预先部署在各个主要战略方向上的全部可以动用的兵力，投入到这样大规模的突然进攻，也就是对于此次进攻的总体性质，我们事先没有料到。不论是国防人民委员还是我自己或我的前任沙波什尼科夫和梅列茨科夫，以及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们，都没有料到敌人会集中那么多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并在第一天就把他们投入行动，以强大 的战斗集群向所有战略方向实施有力的楔形突击。 [46]
对斯大林而言，当有报告说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已经落到德国人手里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这一可怕的事实：并非一切都如同计划的那样。按照朱可夫的说法（他在西南方面军的反攻失败后回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在6月29日两次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并表达了他对西部战场形势变化的担忧。 [47] 到6月30日的时候，不但明斯克陷落了，而且苏联四个集团军的大半都已经被包围在白俄罗斯首府以西的地方，“［苏联的］西方面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48] 同一天，斯大林颁布法令，成立了由他自己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Gosudarstvennyi Komitet Oborony，GKO）。 [49]
成立国防委员会是斯大林在7月3日的广播讲话中宣布的。有报道说，斯大林的讲话迟疑不决、结结巴巴（他从来不是一个优秀的公开演讲者），但是就其内容来说——它被刊登在苏联当天的所有报纸上——它却展示了高超的技巧。斯大林在讲话中首先说“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斯大林强调了国家当前面临的危险，指出敌人已经占领了大片的苏联领土。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问道。“问题在于，德国是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它的军队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动员，那些调到苏联边境并用来进攻苏联的170个师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当时苏联军队还有待于动员并向边境集结。”苏德条约是个错误吗？不，斯大林说，它为国家赢得了备战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尽管德国人的突然进攻使他们暂时获得了军事上的好处，但在政治上，他们再一次暴露了自己是嗜血的侵略者。斯大林强调说，这是一场卫国战争，不仅保卫苏维埃体制，也保卫苏联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和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的生存。斯大林突出了反法西斯的主题，并且坚持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把欧洲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与英美联合起来的战争。斯大林语气急迫，但充满了自信。他并不认为德国军队不可战胜。他指出，他们只是在苏联才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同志们！我们的军队是数也数不清的。这一点，傲慢的敌人在付出代价之后会很快明白的。” [50] 民众对斯大林讲话的反应是复杂的，但总的来说是积极的，至少在莫斯科是这样。那里党和警方的报告都提到了它在提升士气和激发爱国热情方面的作用。 [51]
但是，在这些勇敢的言辞背后，战争的局势却变得越来越糟了。到7月中旬的时候，红军已经失去了28个师，还有70个师损失了一半的人员和装备，而德国人则全线突入苏联的纵深300～600公里。 [52]
应对灾难
斯大林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遇到过许多紧急情况：1917年的革命、内战，苏联农业的集体化、工业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抓捕内部敌人，战前的危机以及现在苏联防御计划的瓦解。他对最近的这次紧急情况的反应是具有代表性的：改组，清洗，人事变动，把越来越多的直接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里。
国防委员会，或者说GKO，是战争期间斯大林的决策体系的塔尖（见图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军政决策结构）。它作为斯大林领导的战时内阁，是一个政治机构，负责指导和掌控苏联所有方面的战争努力。它起初的成员有：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安全主管贝利亚、政治局成员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以及斯大林军中的老朋友伏罗希洛夫元帅。尽管党的政治局在战争期间仍然存在，并且在表面上还在运转，但它作为一个机构很少开会。国防委员会事实上取代了它的位置，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集体。人民委员会、政府各部以及国家的各计划机构都成了国防委员会的下属。
7月10日，总司令部大本营被改组为统帅部（High Command）大本营，斯大林任主席。8月8日，它被更名为最高统帅部（Supreme Command）大本营，而斯大林则成了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53] 在总参谋部的帮助下，大本营负责军事战略和重大军事行动的计划、准备和实施。
苏联战争组织的顶层是国防人民委员部（NKO）。斯大林在1941年7月19日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 [54] 国防人民委员部由炮兵部队、装甲部队、空降部队、防空部队、通讯部队、预备队，以及后勤、教育、军事情报与反情报、宣传——它是国防委员会的喉舌——等若干主管部门组成。 [55]
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军政决策结构
这次改组把对苏联整个战争努力的控制权与指导权 都正式统一到斯大林手里。相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其他军事领袖而言，斯大林对自己国家的战争努力的直接控制要更加全面而彻底。不过，他的精力实际上主要是放在军事决策上。对于国务活动的其他领域，他虽然也在监督而且还做出了许多决策，但他一般会把主动权交给他所信任的下级，由他们负责，例如贝利亚（国内安全）、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Nikolai Voznesenskii）（经济）、米高扬（军需物资）、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运输）。只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就跟在军事方面一样，具体事务继续由斯大林决策，而莫洛托夫依旧是斯大林最亲密的助手，他在战争期间跟这位苏联独裁者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这次对军队同样也进行了重大改组。7月10日，红军的五个“方面军”（北、西北、西、西南和南）减为三个由多个方面军组成的战略“方向”。伏罗希洛夫元帅被派去指挥“西北方向”，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西方方向”，布琼尼（Budennyi）元帅指挥“西南方向”。 [56] 7月15日，大本营发布命令，取消一年前刚刚组建的庞大的机械化军，把缩小编制的坦克师重新划拨给步兵师承担支援任务。命令各战略方向取消庞大而笨拙的集团军，代之以较小但更灵活、不超过5～6个师的野战集团军。命令还设想组建若干高度机动的骑兵小分队去袭击敌人的后方，破坏德国人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以及补给线。 [57]
7月16日，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政治宣传局被改组为红军总政治部（GPU）。同时，军队中重新开始采取军事委员（Military Commissar）制度。 [58] 这就意味着政治军官将再一次拥有否决指挥决定的权力，并担任各级武装力量的副指挥官。7月20日，鉴于形势的严重性，斯大林与新任红军总政治部部长列夫·麦赫利斯（Lev Mekhlis）将军给所有政治委员下发了一道指示，强调政治委员的特殊职责是维持军队的纪律和严厉处置扰乱军心、胆小怯战的人和逃兵。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军队绝不允许后退。政治委员要亲自负责，确保这一政策的执行。 [59] 这是斯大林下达的一连串的指示之一，它反映了斯大林当时认为，红军最初的失败和退却部分原因在于纪律涣散，尤其是在那些处于指挥岗位的人中间。7月17日，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部门，负责打击红军中的间谍和叛徒，并且有权当场处决逃兵。 [60] 8月16日，斯大林发布第270号命令，要求各部队处决怯战和临阵脱逃的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的指挥官要立即撤职，被包围的部队要战斗到最后一人。斯大林还极为严厉地宣布，从今以后，怯战者、逃兵和投敌者的家属有可能会被逮捕。 [61] 9月12日，斯大林命令前线指挥官成立“督战队”，阻止红军士兵向后方逃跑并清洗煽动恐慌和开小差的人。有趣的是，斯大林也规定，这些督战队的任务是要支援那些没有动摇也不害怕被包围的士兵。 [62]
斯大林决心对军队施以严厉的纪律，在明斯克遭遇惨败的西方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官不幸因此而遭到清洗。在那些被捕的人当中，为首的是西方方面军总司令迪米特里·巴甫洛夫（Dmitrii Pavlov）将军。在7月16日国防委员会宣布逮捕的决定中，斯大林表示，他是在给任何违反纪律的高级军官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 [63] 在7月初巴甫洛夫被逮捕的时候，他受到的指控是参与反苏阴谋，这跟1937年的图哈切夫斯基很相似，但是，军事法庭在7月22日判处他死刑时的罪名是怯战、制造恐慌、玩忽职守和擅自撤退。 [64] 另外一批遭到斯大林惩罚的高级指挥官是红军空军的高级军官，他们遭到逮捕并被指控应对1941年6月22日德国空军对苏联机场的毁灭性打击负责。在这些被逮捕的人当中还有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普图金（Ptukhin）、雷恰戈夫（Rychagov）和斯穆什科维奇（Smushkevich），这些将军都在1941年10月未经审判就被枪毙了。 [65] 前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也差点成为斯大林清洗的牺牲品，他因为巴甫洛夫在严刑拷打之下把他作为反苏阴谋的同谋者交代出来而遭到逮捕。不过，梅列茨科夫虽然受到了内务部的严刑审问，但还是被无罪释放并于9月被派回到他以前常去的列宁格勒，在那里担任大本营的代表，直到1945年被调往远东战场。 [66]
接替巴甫洛夫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的是叶廖缅科（A.I. Yeremenko）将军。在7月中旬各个方面军改组为各个战略方向时，叶廖缅科保留了他的指挥职务，但铁木辛哥被任命为“西方方向”（即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一线）的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是他的参谋长。 [67] 7月底，沙波什尼科夫被召回莫斯科，接替朱可夫的总参谋长一职。对 朱可夫的新的任命是，负责指挥布置在“西方方向”背后、莫斯科正面中央防区的两个预备集团军。 [68] 他要指挥一项新的重要行动，即参与对斯摩棱斯克地区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大反攻——就他而言，就是一次以叶尔尼亚（Yel’nya）市为中心的作战行动。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叶尔尼亚行动是我的第一次独立行动，是对我在这场与希特勒德国的大规模战争中的军事行动与战略能力的第一次考验”。 [69] 这次行动从8月中旬开始。到9月初的时候，朱可夫的部队已经占领了该市，并从德国人手里收复了大量领土。 [70] 在叶尔尼亚取得的成功被苏联报刊当作一场大胜而大加赞扬，而且外国记者还被安排去战场参观。 [71]
叶尔尼亚反攻是1941年夏红军在斯摩棱斯克地区采取的一系列复杂的军事行动之一。该市在7月中旬落入了德国人之手，但红军仍然在这一地区进行着顽强的战斗。对于苏联军队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堵住德军通往莫斯科的道路，而莫斯科离斯摩棱斯克只有不到200英里。不过，大本营并没有在斯摩棱斯克打防御战，它采取了进攻战略，发动了无数次对攻、反击和像在叶尔尼亚进行的那种反攻。这种战略在事后经常遭人诟病，但它也有它的成功之处。德国人被挡在斯摩棱斯克达两个月之久，而德国国防军遇到的困难也迫使希特勒推迟了向莫斯科进军的计划，分兵去攻打北方的列宁格勒和南方的基辅这些似乎更容易的目标。阻挡住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前进，并在某些地方迫使其后退，极大地提升了红军的士气。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例如，朱可夫10万人的部队在叶尔尼亚行动中伤亡了三分之一，而当德国人在9月底重新开始向莫斯科方向发动进攻的时候，红军就顶不住了，几个星期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占领的阵地又丢失了。 [72] 与德国人在斯摩棱斯克地区战斗了两个月，红军总共有50万人阵亡或失踪，25万人受伤。 [73]
除了延缓德国人的前进之外，苏军的这种攻势收效甚微，但在整个1941年夏天，东线战场到处都在反复进行这种代价高昂的反攻。这种战略现在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而人们提出的主要建议是：当时如果考虑采取防御战，那会更有效，代价也不会这样高；及时撤退要比坚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更明智。人们把矛头特别指向斯大林，指责他是红军1941夏进攻取向的幕后策划者。但是，注重进攻这种理论不是斯大林个人的创造或责任，而是红军战 略思想的传统与军事文化的一部分。斯大林信奉它，主要原因在于这种战略思想与风格契合于他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斯大林首先是个唯意志论者，相信人的意志和决心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他在军事上为红军制定的目标，就跟他在经济和政治上要求他的工业部门的管理者和党的干部达到的目标一样，是高标准、严要求。“没有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占的堡垒”——党的这句口号很对斯大林的心思。他总是诉诸这样一条普遍真理：在有了正确的政策以后（通常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组织和干部就“决定一切”。可惜的是，斯大林的军事指挥官们没有能力像他的那些负责经济与政治的干部们那样，满足他的必胜主义期待。大卫·格兰兹说过：“大本营完全没有弄明白自己军队的能力以及德国国防军的能力……它一开始就高估了前者而低估了后者。于是，大本营就给它的部队布置了不现实的任务；结果可想而知是灾难性的……大本营对于自己的军队能够做什么抱有错误的想法，这就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失败。” [74]
斯大林也完全抱有这些错误的观念，而且，作为最高统帅，他要对它们实际上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负有最终的责任。就如同A.J.P.泰勒所写的那样，斯大林对进攻理论的热衷，“使苏联军队遭受了比其他任何军队迄今知道的更大的灾难”。 [75] 还有许多次，正是斯大林本人坚决不允许后退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击的政策，造成了苏军的重大损失。这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41年9月在基辅发生的灾难。
由于最高统帅部把红军的大部分前线师连同大量的装甲力量都拨给了西南方面军，所以，在1941年6月22日以后，西南方面军在延缓德军的推进方面做得比在苏联中部和北部的友军要成功些。尽管如此，到8月初的时候，德国的南方集团军群还是逼近了基辅，斯大林的军事顾问们也开始告诫他，可能有必要撤出乌克兰的首府。 [76] 然而，斯大林和大本营在8月18日发布命令说，决不能让敌人占领基辅。 [77] 到8月底的时候，红军被迫后撤到沿第聂伯河的防线；这样一来，基辅现在就被暴露在一个很长而且脆弱的突出部的一端了。就在此时，希特勒把德军坦克部队的著名的指挥官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将军和他的第2装甲集团军调离了中央集团军群，并命令他向南从背后进攻西南方面军，威胁并包围在基辅及其周围的红军部队。大本营察觉到了敌人的这一着，但斯大林相信，由叶廖缅科指挥的新组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有能力解除这一威胁。8月24日，斯大林在跟叶廖缅科进行电报交流时问他，如果给他增派一些兵力，他是否能够摧毁古德里安这个“下流胚”。叶廖缅科回答道：“说到古德里安这个下流胚，没说的，我们一定尽力粉碎他，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 [78] 但到了9月2日，斯大林开始产生了怀疑，于是就给叶廖缅科发了下面这封电报：“大本营对你的工作还是感到不放心……必须要彻底粉碎古德里安和他的整个集群。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以前，你关于胜利的一切保证都没有任何价值。我们等待着你们粉碎古德里安集群的消息。” [79] 根据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9月7日，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请求允许把部分兵力撤退到杰斯纳河（Desna）一带，以保护他们的右翼、阻止古德里安的前进。华西列夫斯基和沙波什尼科夫带着这一建议去见斯大林，打算让他相信，早就该放弃基辅并撤退到第聂伯河东岸。“谈话是艰难的、毫不妥协的，”华西列夫斯基回忆道，“斯大林责备我们，说我们和［布琼尼元帅］一样，采取了尽可能不抵抗的路线——往后退而不是狠狠地打击敌人。” [80] 9月9日，斯大林终于下达了部分撤退的命令，但“只要一提到放弃基辅已经刻不容缓”，华西列夫斯基说，“斯大林就会大发雷霆，立刻失去自我控制。而我们显然也没有足够的意志去承受这种突然发作的暴怒，对于我们为这场正在迫近的惨败应该负有的责任也缺乏正确的理解。” [81] 9月10日，西南方向总司令布琼尼在与沙波什尼科夫通话时强调，叶廖缅科的部队未能完成他们的任务。他还说，如果没有增援，他将被迫下令撤退。 [82] 布琼尼要求沙波什尼科夫向最高统帅转达他的看法，但他在第二天直接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必要允许方面军全面撤退到后方……如果西南方面军的撤退再拖延下去，就有可能造成人员和大批物资的损失。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如果不可能考虑撤退，我要求允许把部队和装备撤离基辅地区，这样肯定能有助于西南方面军防止遭到包围。” [83] 当天晚些时候，斯大林在跟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Kirponos）将军通话时告诉他：“我们认为你的撤退的建议……是危险的……不要再想着后退了，要想着抵抗，而且只有抵抗。” [84] 斯大林当天还决定，撤掉布琼尼西南方向总司令的职务，由铁木辛哥接替他的位置。 [85] 9月13日，基尔波诺斯的参谋长向沙波什尼科夫报告说，离大溃败已经没几天了。斯大林震怒之下亲自口授了回信：“图皮科夫（Tupikov）少将给总参谋部发了一封惊慌失措的急电。而形势要求各级指挥官要保持格外清醒的头脑与克制。任何人都不应惊慌失措……前线的所有部队都必须明白，要义无反顾地顽强战斗。所有人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86] 尽管斯大林提出了这些告诫，但结局还是很快到来了。9月17日，大本营终于下令从基辅撤退到第聂伯河的东岸， [87] 但为时已晚，德国人在基辅东面的包围圈的钳子已经收紧了。苏联的4个集团军，总共43个师，都被包围了。在基辅战役中，西南方面军伤亡75万人，其中有超过60万人阵亡、被俘或失踪。 [88] 阵亡者也包括基尔波诺斯和图皮科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