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惨败的幸存者之一就是担任基尔波诺斯作战部部长的伊万·巴格拉米杨（Ivan Bagramyan）将军，他设法冲出了包围圈。巴格拉米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推测，斯大林之所以那么坚持要守住基辅，是因为他已经告诉罗斯福的特使哈利·霍普金斯，说红军有能力守住从基辅到莫斯科再到列宁格勒的防线。 [89] 在7月底的那次与霍普金斯的谈话中，斯大林显得信心十足，说德国人已经疲惫了，不再有进攻的劲头了。斯大林告诉霍普金斯说，在9月1日之后就会有连日大雨，德国人将无法展开重大的军事行动，因此，不管怎样，到10月1日的时候战线就会稳定下来。 [90] 但是在东线战场，一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到9月初的时候，斯大林告诉丘吉尔，敌人的生力军的到来，破坏了战线的稳定。他催促丘吉尔在巴尔干或者法国开辟第二战场，那样就可以从东线引开敌人30～40个师。这不是斯大林第一次呼吁英国开辟第二战场，但是这一次要比以前急迫得多。当丘吉尔通知他说在1941年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的时候，斯大林建议说，可以用船运送25～30个英国师到苏联参加战斗。 [91]
尽管这当中肯定有声誉方面的因素，因为基辅不仅是乌克兰的首府，也是历史上俄罗斯国家的诞生之地，但这次溃败的主要原因，就如华西列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斯大林低估了德国人合围的威胁，同时又高估了他自己的军队应对这一威胁的能力。 [92]
埃文·莫兹利曾经评论说，德国对基辅的合围是“他们在东线战争中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也是红军在军事上最大的一次灾难”。 [93] 但基辅战役对斯大林来说也不完全是灾难。它也让希特勒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根据华西列 夫斯基的说法是伤亡10万人和10个师）。 [94] 而且在古德里安忙于南方战事的时候，中央集团军群也无法再次向莫斯科推进。德国人在基辅取得胜利之后接着就开进了东乌克兰，进入克里米亚并朝高加索的门户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前进。德国人在1941年11月占领了罗斯托夫，但他们没能守住这个城市，而在克里米亚，严阵以待的塞瓦斯托波尔一直战斗到1942年的7月。
从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的观点来看，基辅事件表明，这位苏联军事领袖意志上的乐观主义并没有屈服于理智上的悲观主义。它还说明，斯大林可以多么容易地把他的期待强加于他的将军们，而他一旦主意已定，他们要使他接受他们的意见又是多么地困难。如果斯大林不学会更好地决策，或者不学会接受更好的建议，红军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实在是很小的。
列宁格勒战役
“巴巴罗萨行动”的最终命运是由1941年10～11月的莫斯科战役决定的，但当德国人最初入侵苏联的时候，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占领列宁格勒。 [95] 只有在北方集团军群占领了列宁格勒之后，德国人才能够集中兵力攻打莫斯科。起初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苏联在立陶宛边界的防御轻易就被突破了，大本营在6月23～24日试图对北方集团军群发动的反攻也失败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德国人就越过宽阔的战线向前推进了450公里，占领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大量领土。在那之后，德国人推进的速度就慢了下来，从7月份的每天5公里降到8月份的每天2.2公里和9月份的每天1.4公里。苏联人在8月中旬的时候又一次试图发动反攻，这次是在诺夫哥罗德附近的老鲁萨（Staraya Russa）地区。它也失败了，不过却迫使德国人从中央集团军群调兵支援北方集团军群，并补充他们不断增加的损失。斯大林对自己的前线指挥官的这次反攻计划的回复显示，他正在学习变得谨慎一些：
这次的行动计划……是不现实的。必须要考虑到你们现有的兵力，因此，你们必须分派［一次］有限的任务……你们提到的每天15公里的行动速度显然超出了你们的能力。经验表明，在我们发动进攻期间，敌人会在我们突击集团的前方故意后撤，造成假象，似乎进攻是轻而易举的。然后，敌人就会把他们的兵力重新部署到我们突击集团的两翼，目的是在随后包围它，切断它与主要战线的联系。因此，我命令你们，在进攻中不要向前推进得太远……准备工作要尽可能保密……这样敌人就不会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在行动一开始就发现我们的意图，也就不能瓦解我们的攻势了。 [96]
苏军在老鲁萨地区的反攻失利之后，德军又开始朝前推进。到9月初的时候，北方集团军群已经到达了列宁格勒的外围。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改变了主意，把莫斯科当成了他的主要目标。他没有决定一举拿下列宁格勒，而是决定包围这座城市，要把它饿屈服了。由于有芬兰军队的支援——他们不断地在列宁格勒以北发动进攻——德国人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拿下这座城市。9月22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关于列宁格勒的命令：“元首决定从地球上抹掉彼得堡这座城市。我不想在苏联失败之后还让这座庞大的定居点继续存在……我们建议严密封锁这座城市并用各种口径的炮火和持续的空中轰炸把它从地球上抹掉。” [97]
对斯大林而言，列宁格勒受到的威胁甚至比苏军在乌克兰的防线崩溃更为危险。如果列宁格勒失守，德国人从侧翼进攻莫斯科的通道就敞开了；苏联就会失去重要的国防生产中心；而且，让德国人夺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摇篮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也将是毁灭性的。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局势的担忧也反映在他与当地领导层之间棘手的关系上。列宁格勒党的负责人是政治局成员A.A.日丹诺夫。他对斯大林绝对忠诚，但他又是一个有才能而且精力充沛、具有首创精神的人。 [98] 在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他在列宁格勒成立了他自己的地方版的国防委员会。后来，在1941年8月20日，日丹诺夫成立了列宁格勒防务军事委员会，准备逐街逐屋地防御这座城市。但这件事没有跟斯大林商量，从而引起了他的不满。8月22日，他在与日丹诺夫的电报交流中说道：
1.你为了列宁格勒的防务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你必须明白，只有政府或政府的代表即大本营才可以成立军事委员会……
2.无论是伏罗希洛夫［西北方向司令］还是日丹诺夫都不在这个军事委员会中……这是不对的，甚至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这会让工人们以为日丹诺夫和伏罗希洛夫不相信能够守住列宁格勒，以为他们不再负责而被派去保卫其他地方了……
3.在你们关于成立军事委员会的法令中……你们提议通过选举产生［工人分队的］营级指挥官。这在组织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4.根据你们的法令……将专门由工人营来防守列宁格勒……我们认为，防守列宁格勒首先必须靠炮兵。
日丹诺夫回电说，该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力是有限的，他和伏罗希洛夫依旧在全面负责列宁格勒的防务。但斯大林重申，他们无权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并担心他们可能会再次心血来潮、违反正常的程序。日丹诺夫承认，选举指挥官的建议可能错了，但是已经有工人小分队用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取代了逃跑的指挥官。然而，斯大林坚持说，如果整个军队都这样做，那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 [99] 8月24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它自己关于成立列宁格勒防务军事委员会的决议，除其他人之外，成员也包括日丹诺夫和伏罗希洛夫。8月26日，国防委员会决定派遣一个强干的检查团到列宁格勒检查这座城市的防务，以及疏散工厂和人口的可行性。这个由莫洛托夫率领的检查团于8月27日抵达列宁格勒。两天后，它建议从该市撤离25万妇女和儿童，以及前线地区的另外6.6万人。它还强烈要求把9.6万德意志民族和拥有芬兰血统的人驱逐出这一地区。 [100]
除了对日丹诺夫和伏罗希洛夫之外，斯大林对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官M.M.波波夫（Popov）将军的表现也感到不满。8月29日，他发电报给在列宁格勒的莫洛托夫：
我担心由于愚蠢的疯狂而丢掉列宁格勒。波波夫和伏罗希洛夫都在做些什么？他们甚至不告诉我们他们针对危险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他们在忙着寻找撤退的路线。连我都能看出来这是他们唯一的目的……这是十足的农民式的听天由命。什么人哪！我真是搞不懂。你不认为在这个重要的方向上有人正在给德国人打开通道吗？而且是故意的？波波夫这个人怎么样？伏罗希洛夫在做什么？他是怎样帮助列宁格勒的？我写这些是因为我对列宁格勒的指挥官没有行动起来十分不安……回到莫斯科来。不要再耽搁了。 [101]
同一天，“西北方向”被取消了，而且西北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权也被合并了。9月5日，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新的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司令，波波夫担任他的参谋长。但伏罗希洛夫很快就被免去这一职务，大本营在9月11日任命朱可夫接替他的位置。 [102]
为了守住列宁格勒，朱可夫采取的办法是，下令发动了多次反击并推行严厉的纪律。9月17日，他发布了一道涉及列宁格勒南部防区防务的命令：“所有的指挥员、政工人员和士兵，在没有得到方面军或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书面命令的情况下，无论是谁放弃了指定防线，都要被就地枪决。”对于朱可夫的威胁，斯大林无论是就其精神还是措辞都完全赞同。9月20日，他写信给朱可夫和日丹诺夫，命令他们向当地的指挥官传达如下信息：
据说，在向列宁格勒推进的时候，德国无赖把老人、妇女和儿童……派到我们的部队中……请求布尔什维克放弃列宁格勒、恢复和平。
据说在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人认为不能用武器来对付这些人。我认为，如果在布尔什维克当中有这样的人，我们就必须要把他们消灭……因为他们惧怕德国法西斯。
我的回答是，不要感情用事，而要对敌人及其同伙——不管是生病的还是健康的——迎头痛击。战争是无情的，那些表现出软弱和动摇的……会遭到失败……
要从各个方面打击德国人及其走狗——不管他们是谁——而且对敌人要狠；不管他们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都一样。 [103]
到1941年9月底的时候，列宁格勒周围的战线已经稳定下来。这座城市几乎被完全包围，并遭到德国和芬兰军队（后来还有西班牙的“蓝色师”）的围攻，但仍然可以从空中和拉多加湖给它提供新的补给。伟大的列宁格勒之战开始了。有超过100万的苏军战士在列宁格勒地区的战斗中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在将近3年的围攻中，有64万平民死于饥饿，另有40万人在疏散过程中丧生或失踪。埃文·莫兹利指出，列宁格勒之围主要使妇女经受了折磨。大多数男性居民都加入了红军或者人民民兵。 [104] 德国人多次试图突破该市的防御，摧毁守卫者的抵抗意志，但再也没有取得像在1941年那样的成功。对于日丹诺夫和共产党来说，这次围困是个重大的考验。由于坚持把无情的纪律与对民众的动员结合起来，该市的平民团结一致，创造了英勇的列宁格勒传奇。 [105]
从战略方面来看，列宁格勒之围也困住了大量敌军（1941年德国国防军的三分之一），这有助于保卫莫斯科。特别重要的是在1941年11～12月的成功的季赫温（Tikhvin）反攻，它使德军从西北方向包围莫斯科的伎俩没有得逞。但是，斯大林与列宁格勒的同志们仍然时不时地会有摩擦。例如，斯大林在1941年12月1日与日丹诺夫的电报交流中开头便挖苦说：“非常奇怪的是，在列宁格勒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日丹诺夫同志没有觉得有必要跟我们交流情况。如果莫斯科人不把你叫到电报机跟前，日丹诺夫同志很可能就会把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忘得一干二净……人们可能会以为，日丹诺夫同志的列宁格勒不是在苏联，而是在太平洋上。”这段引文说明，在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的关系中，无疑存在着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竞争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在一心考虑如何守住莫斯科。就像他在同一封电报中后来又对日丹诺夫说的那样：“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但每一天，即使是每一个小时也是宝贵的。敌人正在把他们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莫斯科正面。现在对于其他所有战场——包括你们战场——来说，都是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好机会。” [106]
斯大林拯救莫斯科
莫斯科战役是从斯大林遭遇的两次大败开始的。10月初，德国人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包围了苏联的7个集团军。这对于守卫着通往莫斯科通道的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们在这两个地方损失了64个步兵师、11个坦克旅和50个炮兵团。 [107] 人员损失的数量达到了100万，其中有将近70万被德国人俘虏。大卫·格兰兹说，“红军在10月的大败……几乎在每个方面都超过了6、8、9月的那些”。 [108] 这次溃败的部分原因在于德国人的数量优势。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力量有100万人、1700辆坦克和突击炮、1.4万门大炮和迫击炮、950架飞机。这在数量上了超过了苏联3个方面军防御力量的总和：80万人、6808门大炮和迫击炮、782辆坦克和545架飞机。 [109] 8月和9月的反攻也消耗和削弱了苏军的力量，而且他们在那之后，一直没有时间挖好掩体并建立多梯次的防御。跟以往一样，苏联人在作战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但原因也许很简单，那就是德国人在作战和调动方面更成功，正是这一点，连同其在人力与物力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获得了胜利。不管怎么说，德国人的成功意味着苏联首都眼下受到了直接的威胁。 [110]
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战况，斯大林在10月5日把朱可夫从列宁格勒召回到莫斯科，并在10月10日让他指挥新的西方方面军。 [111] 大本营10月5日下令在莫斯科的东面组建10个预备队集团军。 [112] 在莫斯科战役中，有将近100个师被调到这一战线的中央防区，其中包括来自远东的9个师，因为斯大林认为，日本人在这个阶段不可能与德国人一起进攻苏联。 [113]
苏联人虽然集结了这些兵力，但仍然制订了计划，对苏联首都进行部分疏散。这些计划是从10月15日开始执行的。首批被疏散到古比雪夫（Kuibyshev）的——它位于莫斯科东南500英里的伏尔加河畔——包括外国的外交官和记者、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的大部被撤到位于莫斯科与古比雪夫中点的阿尔扎马斯（Arzamas）。贝利亚接到命令，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安放炸弹，把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都炸掉。 [114] 这些都是预防措施，不是料到莫斯科一定会落入德国人之手，但它们把各区的居民搞得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居民们开始自行逃离首都。莫斯科共产党负责人谢尔巴科夫（A. A. Shcherbakov）10月17日的广播讲话稳定了人们的紧张情绪。他在讲话中向市民保证，斯大林仍然留在首都。国防委员会10月19日的决定进一步稳定了形势，该决定宣布，对被围困的莫斯科实行宵禁，并由贝利亚的内务部负责城市的安全。 [115] 那种所谓的“仓皇大逃亡”， [116] 尽管是有的，但面对德国人对自己首都的日益迫近的威胁，绝大部分普通的莫斯科市民依然是毫不动摇的。 [117] 在1941年10～11月，苏联首都的防御力量中有5个志愿师。他们几乎没有受过训练，装备也很差，在前线与德国人的战斗中伤亡比例非常高。另外还有50万莫斯科地区的平民在这座城市的前面帮助修筑防御工事。
在朱可夫负责首都城市的防务时，计划是守住穿过莫斯科以西75英里处莫扎伊斯克（Mozhaisk）的防线。但朱可夫还计划把防御阵地向后收缩，离这座城市更近些。 [118] 到10月底的时候，德国人已经突破或绕开了莫扎伊斯克的防线。他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同时也在从西北和西南包围莫斯科。到11月初的时候，德国国防军距离苏联首都已经不到50英里了，但就是无法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斯大林为拯救莫斯科做出了他自己也许是决定性的贡献。当时是一年一度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的庆祝活动。按照传统，在庆祝的时候要由党的领导人发表讲话，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仪式。据朱可夫说，斯大林在11月1日的时候问他，前线的形势是否允许照常举行节日庆祝活动。朱可夫回答说，德国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119] 但由于存在德国轰炸的危险，传统的周年纪念日前夕的集会要在地下，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举行。
斯大林随机应变，而且表现极为优异。由于敌人已经兵临莫斯科城外，所以对于危险的严重性，他几乎无法否认。实际上，他坦率地承认了大片的领土已经落入德国人之手。但是，斯大林指出，德国国防军的闪击战略失败了。他问到，为什么“闪电战”在西欧取得了成功而在苏联却没有。斯大林说，有三个原因。第一，希特勒没能把英国和美国拉过去建立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第二，德国人本来指望苏联的国内阵线会发生动摇，指望阶级的和族群的分歧会导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迅速解体。第三，德国人低估了红军的实力及其保持士气并有效地保卫祖国的能力。至于他所说的红军的“暂时的挫折”，斯大林集中谈了两个原因：一是在欧洲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二是缺少坦克。接着他又谈到了“希特勒那帮侵略者”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斯大林说，他们不是像他们所宣称的国家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而是帝国主义者。实际上，“希特勒政权是俄国在沙皇统治时期存在过的反动政权的翻版。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匪徒就跟沙皇政权一样，一心想要压制工人、知识分子和各民族的权利。他们跟沙皇政权一样，一心想要对犹太人进行中世纪式的大屠杀。希特勒匪徒的政党是敌视民主自由的政党，是企图回到中世纪并进行［反闪米特的］‘黑一百’ [120] 式的大屠杀的政党”。斯大林强调说，“德国侵略者想要对苏联的各个民族进行一场灭绝战争”。他还特别指出了对“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的灭绝主义威胁。斯大林反驳了纳粹把希特勒与拿破仑相提并论的说法，认为这样说也许是想到那位法国皇帝在被迫从俄国撤退之前实际占领过莫斯科。按照斯大林的看法，“拿破仑是在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他所依靠的是进步力量，而希特勒……依靠的是反动势力，与之斗争的是进步力量”。这种说法是斯大林如下观点的一部分，即德国的后方是不稳定的，它遭到了来自德国以及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进步力量的反抗。但是，斯大林认为，真正决定希特勒命运的是美英苏同盟。它作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同盟，将会赢得这场决定性的“引擎之战”：“在引擎生产方面具有压倒优势的一方将会赢得这场战争。”斯大林在讲话结束时把与希特勒的斗争定义为一场正义的战争，一场不仅为了解放苏联还要解放“欧洲被奴役的各个民族”的斗争。 [121]
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向参加红场阅兵的部队发表了讲话。斯大林告诉他们说形势严峻，但苏维埃政权在过去曾经遭遇过甚至更严峻的困境：
记得在1918年，当时我们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我们国家有四分之三……在外国干涉军的手中。乌克兰、高加索、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都暂时失去了。我们没有盟友，我们没有红军……缺少食物和武器……有14个国家在向我们进攻。但我们没有泄气、没有灰心。我们在战火中铸就了红军并把我们的家园变成了军营。伟大的列宁精神使我们充满了力量……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把干涉军打得落荒而逃，收复了失去的领土并取得了胜利。
斯大林在最后又一次谈到了爱国主义，回顾了俄罗斯人在过去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而进行的斗争：
一项伟大的解放使命现在要由你们去完成。一定要配得上这项使命……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他打败了瑞典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imitry Donskoy）［他打败了鞑靼人］、库兹马·米宁（Kurma Minin）和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Dimitry Pozharsky）［他们把波兰人赶出了莫斯科］、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和米哈伊尔·库图佐夫（Mikhail Kutuzov）［俄国将军，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的男子汉形象，在这场战争中激励着你们。愿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成为你们的指路明星。 [122]
对于这些演讲中的典型的俄罗斯爱国主义内容，后来有许多评论。例如亚历山大·沃思所写的“斯大林的神圣的俄罗斯演讲”。不过，就像沃思也提到的那样，斯大林所举的那些爱国人物并无新意。他很久以来一直都把自己视为民族主义者、国家的建设者与保卫者。而且尽管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主题特别明显，但由于他也多次提到了苏维埃体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各民族的友谊，这个主题也就不显得刺耳了。这些演讲中真正引人注意的是根本没有提到苏联共产党。列宁是提到了，但也只是把他当作俄罗斯英雄的先贤祠中的一员，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斯大林并不是抛弃了苏联共产党；远远不是这样，党依然是全国范围的战争动员的重要工具。但是，在斯大林的讲话中没有提到党，这也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他谋求爱国主义的团结，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忠诚的普通共产党员。
斯大林的讲话被登在了苏联的报刊上，而且还以传单的形式分发给军队。这些讲话经过翻译之后，又用德文、意大利文、芬兰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和西班牙文印了几百万份传单用于前线的宣传战。 [123] 在讲话发表后的数天内，苏联军队的书信检查人员检查了数百万封市民与前线之间的往来信件，并且报告说，民众的情绪有了极大的提升。 [124] 内务部从列宁格勒报告说：“劳动人民对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和11月7日他在红场发表的声明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工人、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斯大林同志的讲话鼓舞了人心，让大家对眼前战争的形势看得更清楚了。苏联用之不竭的物资储备和兵力是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保证。斯大林谈到的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会加速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失败。” [125] 要精确地评估斯大林对于莫斯科战役的胜利所做的贡献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它对于胜负也许的确产生了影响。
11月中旬，德国人重新开始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并在许多地方都推进到了可以看见市中心的范围之内。苏军的防御被压垮了，但一些关键阵地，例如莫斯科西南的图拉市（Tula），还是守住了。形势非常危急，直到大本营用预备队堵上了缺口并阻止了德军的前进。这些预备队原来是准备被用作先头部队进行大反攻的，现在只能提前承担防御任务。到12月初，德国人对莫斯科的攻势逐渐停了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德国人的部队精疲力竭、德国国防军的供应链太长导致后勤保障困难、冬季天气严寒，这些都有影响，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苏军大本营的人力储备。这些人力储备不仅防守首都绰绰有余，还可以发动进攻，而朱可夫现在就准备反攻了。
反攻
11月30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提交了在莫斯科正面实施反攻的计划。五天后，行动开始了（见地图6）。朱可夫的计划是，向从南北两翼包抄莫斯科的敌军发动进攻，并把他们赶出苏联首都。在反攻的前一天晚上，斯大林的情绪非常高。他在1941年12月3日告诉波兰流亡政府的领导人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ladyslaw Sikorski）说，“俄罗斯人到柏林去过两次了，现在将是第三次”。 [126]
地图6 苏军在莫斯科的反攻，1941年12月
到12月中旬，德国人被迫从莫斯科全线后撤了100～200英里。12月16日，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陆军元帅请求希特勒允许他们进行防御性的退却。希特勒拒绝了，并在12月18日发布了“坚守”命令，禁止后退并坚决要求阻止苏军的前进， [127] ——也许正是这一举措使得德国国防军没有全线崩溃。结果，苏联人的反攻被遏止了，其大部被牵制在莫斯科与斯摩棱斯克一线。
当德国人在构筑他们的防御阵地的时候，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也在考虑又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整个东线发动总反攻。这次行动的战略目标是：包围中央集团军群，夺回斯摩棱斯克；歼灭北方集团军群，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迫使南方集团军群退回乌克兰，缓解塞瓦斯托波尔的压力，夺回克里米亚。这也就是要使德国国防军失去战斗力，从而在一次战略行动中一击致命，赢得战争——实际上，它也就是个倒过来的“巴巴罗萨行动”。这个宏大的计划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并准备的，现在还不清楚， [128] 但苏联人似乎在12月中旬就开始制订计划并发布预备命令的。与此同时，这次总反攻的一些前期行动也开始了，虽然主要行动要到1942年的1月才开始。
人们通常把这项宏大的计划归功于斯大林。例如，约翰·埃里克森就把它称为“斯大林的第一次战略反攻”。考虑到斯大林对于大型计划的偏好以及苏联报刊在成功进行莫斯科反攻——这是德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重大失败——时表现出来的必胜信念，不难想象是斯大林策划并推动了这样一个计划。不过，除了回忆录中的一些在此之后必是因此之故（post hoc ）的说法之外， [129] 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斯大林的将军们不同意战略反攻的想法。这个行动非常符合红军崇尚进攻的军事理论，它使红军有机会一雪前耻、夺回战略主动权，而且一旦成功还可以一举粉碎德国人的入侵行动。
在12月16日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谈话中，斯大林对于即将开始的行动充满了信心：
现在我们处在转折关头。德国军队已经精疲力竭。它的指挥官们本来希望在冬季来临之前结束这场战争，因而并没有为冬季战役做好必要的准备。德军现在缺衣少食，士气低落。他们开始觉得难以为继了。与此同时，苏联却准备了大量的援兵，并在近几个星期投入了作战。这就使前线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反击逐渐发展成了反攻。我们打算在整个冬季都采取同样的做法……在这波攻势中我们会前进多远，这还很难说，但无论如何，在春季之前我们会一直采取这样的路线……在各个战线上，我们都在前进，而且还会继续前进。 [130]
艾登在莫斯科是要谈判英苏同盟及战后合作问题。斯大林在1941年9月底与贝弗布鲁克和哈里曼讨论时，曾经谈到需要就战后同盟及战后世界问题达成协议。随后，他在与丘吉尔的通信中再次提出了这些问题。丘吉尔同意派艾登到莫斯科广泛地交换意见。当艾登抵达莫斯科之后，他发现苏联人的建议要比英国人预期的苛刻得多。斯大林说，英苏之间要达成两个协议，一个是关于战争期间军事上的互相援助，另一个是关于如何处理战后问题。第二个协议将附有一份关于战后重新划分欧洲各国边界的秘密议定书。根据苏联拟定的议定书草案，苏联将维持1941年已有的边界（也就是说，包括波罗的海各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以及芬兰在1940年3月割让的领土）。为了补偿波兰在东部省份失去的领土，将把它的西部边界向德国境内移动。芬兰要把皮特萨默（Petsamo）地区割让给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奥地利将重新成为独立国家。作为对土耳其保持中立的回报，它将得到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以及保加利亚的某些领土，也许还有叙利亚的某些领土。为了削弱德国，将解除它的武装并把它肢解成若干较小的政治单位。英国将与比利时和荷兰结盟，并在西欧建立军事基地，而苏联将在芬兰和罗马尼亚建立军事基地。最后，将会在欧洲建立一个战后的军事同盟来保卫和平。 [131]
与斯大林1945年在东欧实际获得的势力范围相比，这些建议实在不算过分，这实质上也就是要恢复欧洲原来的状况、惩罚敌国（首先是德国）、进一步巩固英国和苏联的安全。不过，斯大林在与艾登的会谈中也明确表示，他当下优先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英国承认苏联根据苏德条约已经得到的领土。他告诉艾登：“现在对于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在将来的和平会议上，我们会不会为了我们的西部边界问题而与英国发生冲突。” [132]
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再过几个月，战争似乎就可能结束了，只是战争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现在还说不准。由于斯大林对于在短期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信心十足，所以他试图在战争结束之前尽量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艾登没有同意斯大林的要求，他说他还需要跟丘吉尔及内阁商量，而且这还涉及美国人的利益。艾登在1941年12月22日就离开了莫斯科，但英国人直到1942年4月才正式答复斯大林的建议。他们讲了一大堆关于战时和战后合作的安慰性的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话，却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对苏联人提出的要求也没有予以实质性的承认。4月22日，斯大林写信给丘吉尔，建议派莫洛托夫到伦敦讨论苏联与英国的立场分歧。 [133] 5月22日，莫洛托夫抵达伦敦。他遵照指示毫不妥协地再次表达了苏联的立场。后来，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莫洛托夫突然同意了英国人签订战时同盟条约的提议，而该条约对于战后合作只有一些模糊的承诺。莫洛托夫最初曾经认为英国人的提议——他用电报发给了莫斯科——只是一个“空洞的声明”，应当拒绝。然而，5月24日，斯大林下令改变策略：
我们已经收到艾登递交给你的条约草案。我们没有把它看作空洞的声明，而是把它当作一份很有意义的文件。它没有提到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但这也许不是坏事，因为这使我们可以自由行事。边境地区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国某些地方的边境地区的安全保障问题，将由武力来决定。 [134]
促使斯大林改变策略的原因在于国内不断恶化的战争形势。他在12月的时候曾经在展望如何安排战后的世界格局，而现在，他考虑的重点是，巩固英苏同盟并获得英美的承诺——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缓解东线的压力。斯大林在进入1942年的时候曾经满怀对胜利的信心。1月初，大本营重新部署了兵力并准备发动反攻来摧毁德军在整个东线的阵地。1月10日，斯大林给他的指挥官们下达了下面这份指示：
红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德国法西斯的部队，接下来就到了反攻并把德国侵略者赶向西方的时候了。为了阻止我们的前进，德国人开始了防御战……德国人希望靠防御战把我们拖到春季，到那时候他们就可以调集自己的兵力，再次向红军发动攻势……
我们的任务是不给德国人喘息的机会，要不停地把他们向西驱赶，迫使他们在春季来临之前耗尽自己的预备队。到那时我们将会有大批预备队的生力军，而德国人却没有了预备队，这样就会确保在1942年彻底打败纳粹的军队。 [135]
苏军的反攻取得了一些局部战果，但没能实现它所提出的任何重大目标。到2月的时候，反攻的势头开始减弱了。2月23日，也就是红军建军24周年纪念日，斯大林向所有部队下达了“节日命令”。该命令在政治方面的主题是，红军正在进行的“不是一场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是一场卫国战争，一场解放战争，一场正义的战争”。斯大林还强调说，苏联的目的并不是要灭绝德国人民或摧毁德国这个国家：“历史的经验表明，希特勒这种人长久不了，但德意志人民和德意志国家依然存在。”斯大林特别指出，苏维埃国家和红军是反对种族主义的，红军之所以要消灭入侵者，“不是因为他们的德意志血统，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奴役我们的祖国”。在军事上，斯大林是乐观而自信的。他说，苏联人现在掌握了主动权，“红军打退野蛮的敌人……离红旗再次飘扬在整个苏联大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但他没有预言会在1942年取得胜利，而是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战争将取决于“一些永远在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稳定、军队的士气、士兵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 [136] ，而所有这些都表明，这场战争会在中期而非短期内取得胜利。
1942年3月，苏军的多路出击由于春季道路的泥泞而陷入了困境。4月，大本营停止了进攻，并要求红军转入防御。但苏联人当时已经在制订计划并准备在1942年夏季再次发动反攻。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已经尝到了1941年12月莫斯科胜利的甜头，所以他们决心再一次夺取战略主动权，迫使德国人转入防御。然而，希特勒也有他自己的打算。德国国防军也在制订计划，准备在苏联再来一次闪电战。
截止到1941年底，红军在战斗中损失了将近200个师，伤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430万；在1942年初的劳而无功的反攻中也损失了许多人和许多师。但苏维埃政权在希特勒的毁灭战中挺了过来，而且抵挡住了德国侵略者，然后还迫使他们后退了。斯大林相信，战争的形势将会继续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转变。但是，对苏维埃体制和斯大林军事领导能力的最大考验尚未到来。
* * *
[1] D. M. Glantz and J. House，When Titans Clashed：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Lawrence，Kansas，1995，p.31.
[2] D. Glantz，Barbarossa：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 1941 ，Tempus Publishing：Stroud，2001，p.234.
[3] 1941 god ，vol.2，Moscow，1998，doc. 612.
[4] 布格（H. Boog）等人所著的《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四卷 《进攻苏联》（vol.4 of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larendon Press：Oxford，1998）详细讨论了德国为进攻苏联所做的准备工作。除非另加说明，这一部分中的材料都来自该卷。
[5] J. Keegan，The Second World War ，Arrow Books：London，1989，p.186.
[6] A. Clark，Barbarossa：The Russian-German Conflict，1941-1945 ，Phoenix：London，1996，p.43.
[7] Ye.N. Kul’kov，“Napadeniye Germanii na SSSR” in Mirovye Voiny XX Veka ，vol.3，Moscow，2002，p.138.
[8] M.U. Myagkov（ed.），Mirovye Voiny XX Veka ，vol.4，Moscow，2002，doc. 199.
[9] Glantz，Barbarossa ，p.55.
[10] L. Dobroszycki and J.S. Gurock（eds），The Holocaust in the Soviet Union ，M. E. Sharpe：New York，1993.
[11] 参见J. Matthaus，“Operation Barbarossa and the Onset of the Holocaust” in C. Browning，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Lincoln，NB 2004以及D. Cesarini（ed.），The Final Solution ，Routledge：London 1994.中J. Förster，C. Streit，O. Bartov，C. Browning的文章。
[12] C. Streit，“Partisans-Resistance-Prisoners of War” in J. L. Wieczynski（ed.），Operation Barbarossa ，Charles，Schlacks：Salt Lake City，1993.
[13]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的小说《生者与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 ，Raduga Publishers：Moscow，1989）对苏联士兵是如何杀出重围的有生动的描述。
[14] Myagkov，Mirovye .
[15] G. A. Kumanev，“The USSR’s Degree of Defense Readiness and the Suddenness of the Nazi Attack” in Wieczynski（ed.），Barbarossa ；M. N. Ramanichev，“Nevidannoye Ispytaniye” in G. N. Sevost’yanov（ed.），Voina i Obshchestvo，1941-1945 ，vol.1，Moscow，2004.
[16] A. Werth，Russia at War ，Pan Books：London，1964，p.249.
[17] W. E. D. Allen and P. Muratoff，The Russian Campaigns of 1941-1943 ，Penguin Books：London，1944，p.53.
[18] Khrushchev Remembers ，Sphere Books：London 1971 pp.5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