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正在计划1942年在苏联再次发动闪电战，其范围及目标将与“巴巴罗萨行动”大为不同。尽管德国国防军在1941年取得了多次重大胜利，但他们也遭到了红军的重创，已无力在东线多路突击，发动战略反攻。截止到1942年3月，德国人已有130万人死亡、受伤、失踪或被俘，大约占他们东线兵力的35%。162个师中只有8个师满员，需要补充62.5万人。德国人的机动性也受到严重削弱，他们损失了4万辆卡车、4万辆摩托车、近3万节火车车厢和2000辆坦克。德国国防军其他的运输工具是役畜（主要是马），而这些役畜也已经在敌方的行动中损失了18万匹，只补充了2万匹。 [1]
希特勒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在某个单独的战场发动攻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南方和对石油的追求上。高加索山脉南部的巴库油田供应着苏联将近90%的燃料。希特勒的盘算是，拿下这些油田，让苏联人得不到石油，同时增加德国及其轴心国盟友的补给，减少德国国防军对罗马尼亚易受攻击的普洛耶什蒂油井的依赖。其实，希特勒在苏德战争之前已经在担心他的石油补给了。他在1941年1月的时候就说过：“现在是空中力量的时代，苏联可以将罗马尼亚的油田变成浓烟滚滚的废墟……而轴心国的生命恰恰就取决于这些油田。” [2] 希特勒对美国参战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感到不安。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被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形势逆转的关键。希特勒担心，英美如果进攻法国，就会给他的“欧洲堡垒”带来威胁。虽然那样的进攻要等到1944年，但在1942年初，它看上去却好像只需要再过几个月而不是几年。如果英美进攻法国，那就意味着德国要在欧洲大陆两线作战，所以希特勒非常迫切地想在转向西方对付英国人和美国人之前，先跟斯大林算账。而且从长远来看，希特勒也需要有在多个战场——在大西洋、地中海、北非、中东以及欧洲的西部和东部——与同盟国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的资源。 [3]
1942年4月5日的第41号“元首命令”说明了德国人1942年夏季攻势的目标：
要集中所有可以动用的军队参加南方的这次重大行动，目标是在顿河前方摧毁敌军，夺取高加索油田并越过高加索山脉。 [4]
与1941年不同的是，希特勒并没有一定指望要在1942年赢得东线的战争。他的目标是，给予红军毁灭性的打击，摧毁它在顿河地区和顿涅茨盆地的军队，夺取石油和苏联在乌克兰、俄罗斯南部以及外高加索的其他经济资源的控制权。那样一来，在短期内就有可能取得胜利，但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发动长期的全球战争的资源与阵地。
希特勒的将军们也都赞成他的资源驱动的战略观点，但是他们认为，在行动中要优先考虑摧毁红军。这次战役的计划是：占领顿巴斯（Donbas）和顿河以西的所有领土；包围并摧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军队；沿顿河两岸建立防线。在把红军稳稳地装进口袋之后，德国人就可以渡过罗斯托夫南部的顿河向库班河（Kuban）、高加索和巴库前进了（见地图7）。
地图7 “蓝色行动”计划，1942年4月
正是这一计划使得1942年的秋季出现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的一个弯曲处，伏尔加河在此距离顿河大弯曲处的最东端不到50英里。从守住顿河防线的角度来看，德国人占领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伏尔加河西岸的关键阵地极为重要。这可以使他们在这两条大河之间构筑起防御性的陆桥（landbridge）。斯大林格勒也是一个大的工业中心，而且还守卫着从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沿伏尔加河溯流而上运往俄罗斯北部的石油运输线。根据希特勒的第41号命令，“必须竭尽全力打到斯大林格勒，或者至少也要把该市置于重炮的火力范围之内，这样才可以使它无法再作为工业或交通中心发挥作用”。 [5] 但命令没有明确说要占领这座城市。
计划中的这次战役代号为“蓝色行动”，负责实施的是南方集团军群，包括第6、17集团军、第1、4装甲集团军，以及在克里米亚的第11集 团军。负责支援的是数量庞大的轴心国军队，包括匈牙利的第2集团军、意大利的第8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的第3和第4集团军。总共89个师，包括9个装甲师，近200万人。 [6]
在主要战役开始之前，德国人先着手采取行动占领了克里米亚。实际上，他们曾经在1941年占领过克里米亚全境，但红军为了缓解遭到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守军的压力，采取了一连串的反制行动，结果，德国人在1942年初失去了对刻赤（Kerch）半岛的控制权。 [7] 德国的第11集 团军在5月8日开始了它的重新夺回刻赤半岛的战役。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就摧毁了苏联的3个集团军总共21个师，俘虏了17万人。
在这次大败之后，斯大林和大本营对克里米亚方面军指挥官们的表现提出了全面的批评。在一份日期为1942年6月4日、发给整个红军高级指挥官的文件中，克里米亚方面军的领导层受到了批评：首先，他们没有理解现代战争的本质；其次，他们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控制；最后，没有严格执行大本营的命令。文件还宣布，把该方面军实际上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免职并降级。降级的人包括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Kozlov）将军、红军总政治部部长列夫·麦赫利斯（他是大本营派往克里米亚的代表）。麦赫利斯不仅丢掉了他在总政治局的职位，还丢掉了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位，并从一级集团军政委降为军政委。在德国国防军进攻刻赤半岛的最初几天，当这位政委发电报给莫斯科指责科兹洛夫将军为应对德军进攻所采取的措施时，斯大林对麦赫利斯就显然感到不满了。斯大林在回电中对他进行了严厉斥责：
你的立场很奇怪，好像你是个局外人、对克里米亚方面的事务没有责任似的。这种立场可能比较省事，但它十分丢人。你不是个局外人……而是大本营派去的负有责任的代表，对方面军所有的成败都负有责任，并且有义务当场纠正指挥上的错误。 [8]
还有一次斯大林发电报给科兹洛夫说：“你是方面军的司令员，麦赫利斯不是。麦赫利斯必须协助你。要是他没有，你就必须报告。” [9] 这件事的总的教训在大本营6月4日的文件中说得很清楚：所有的指挥官都应当“准确掌握现代战争的本质”，理解“各兵种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并且要“永远杜绝有害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他们不应当把自己局限于发号施令，而是要更多地下到部队，下到各集团军和各师，去帮助自己的下级执行命令。我们的全体指挥人员、政委和政治军官要彻底清除各级指挥官当中不守纪律的那部分人”。 [10]
德国人把红军赶出了刻赤半岛，从而最终打通了强攻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攻击是在6月2日开始的，首先是大规模的空中轰炸和炮击。在长达一个月的围攻中，德国空军出动的飞机超过了2.3万架次，对这座城市投放了2万吨炸弹。德国人还从列宁格勒战场调来了他们的重炮，可以发射1吨、1.5吨甚至7吨重的炮弹。在经过步兵和两栖协同作战的多次突击之后，塞瓦斯托波尔在7月初陷落了。苏军有数万人阵亡，另有9.5万人被俘。德国人方面也伤亡了7.5万人，其中阵亡2.5万人。德国人取得了胜利，但塞瓦斯托波尔守军的战斗也令人敬畏，他们为红军从1941年6月在布列斯特开始的英勇的保卫战增添了新的传奇与传统，他们的事迹现在传遍了敖德萨、斯摩棱斯克、列宁格勒、图拉和莫斯科。 [11]
哈尔科夫惨败
与此同时，在东乌克兰也有重大的行动展开。不过，抢先动手的不是德国人，而是苏联人。5月12日，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意在夺回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不幸的是，在苏联人发动进攻的时候，当地德军刚好也在集结和动员，为“蓝色行动”做准备。德国人的第6集 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进行了有效的防御，接着又发动了毁灭性的反击。苏联人不仅没能夺回哈尔科夫，参加这次行动的三个集团军还被德国人包围而且大部分都被摧毁了。5月28日，战役结束。苏军伤亡将近28万人，其中有17万人阵亡、失踪或被俘。红军还损失了大约650辆坦克和将近5000门火炮。 [12]
哈尔科夫惨败后来也被说成斯大林的罪过。领头指控的还是赫鲁晓夫，他当时是实施哈尔科夫行动的西南战略方向的政治委员。赫鲁晓夫在1956年声称，他曾经要求斯大林批准在苏军还没有被德国人包围之前取消这次行动。 [13] 赫鲁晓夫对事态发展的说法被正式写进了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官方历史，当时他还是苏联的领导人。 [14] 但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断然否认了赫鲁晓夫的说法，并认为责任在于西南战略方向的领导层。他说，是他们力主采取的这次行动，然后又在战役进程方面误导了斯大林。 [15] 作为参加这次行动的一名集团军指挥官，莫斯卡连科（K. S. Moskalenko）元帅也认为责任在于当地领导层。在他看来，西南战略方向的领导层低估了对手，夸大了他们自己军队的能力。 [16] 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苏联官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对这件事的这种新的解释起到了重要作用， [17] 尽管华西列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赞成朱可夫和莫斯卡连科关于事态发展的看法，但也肯定赫鲁晓夫讲的他曾经试图劝说斯大林取消整个行动是确有其事。华西列夫斯基还说，大本营本来可以给西南战略方向提供更多的帮助。 [18] 时任西南战略方向参谋长的巴格拉米扬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同意最后这一点。他觉得主要的问题在于，大本营当时为这次行动提供的资源不足。 [19]
在6月26日给西南战略方向的信件中，斯大林对哈尔科夫的失败做出了自己的裁定。他宣布解除巴格拉米扬的参谋长职务，因为他未能向大本营提供清楚而准确的情报，这“不仅导致哈尔科夫行动功败垂成，而且接着还损失了18～20个师”。斯大林认为，这次“惨败”赶得上沙皇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失败之一了。他指出，犯错误的不仅仅是巴格拉米扬，还有赫鲁晓夫和西南方向的总司令铁木辛哥。“如果我把这次惨败的情况全都告诉人民……我恐怕他们会非常严厉地处置你们。”不过，斯大林对待这帮有罪的人还是手软的。巴格拉米扬虽然从战略方向级的参谋长降到了集团军级的参谋长，但他后来又被起用了，成为整个战争中苏军的高级指挥官之一。他也是指挥由多个集团军组成的方面军的仅有的两位非斯拉夫人之一（他是亚美尼亚人，另一位是犹太人）。 [20] 所谓的“替罪羊”再也没有其他人了；实际上，许多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后来在苏联统帅部中都身居要职，例如安东诺夫（A. I. Antonov）将军，他从1942年12月开始，成了斯大林的副总参谋长。1942年7月，铁木辛哥被调到了列宁格勒，担任西北方面军的司令。这可以被看作惩罚或降级，但同样可能的是，它是把铁木辛哥送回到他在苏芬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地方。 [21]
斯大林对西南战略方向领导层的处理是宽大的。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克里米亚方面军司令部的各个责任人都被降了级。这或许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哈尔科夫惨败是集体的责任，大本营和最高统帅本人也有份。在这方面，西南战略方向1942年3～4月向大本营提交的各种建议和报告非常能够说明问题。 [22] 这些文件表明，西南方向的领导层在建议采取这次行动的时候，对取胜充满了信心，而且目标很高。他们不仅想重新夺回哈尔科夫，还要打到第聂伯河。在战役过程中，即使形势变得很明朗了，德国人要比预计的强大得多，红军取得的战果也远低于行动的预期，但西南方向的领导层在向莫斯科汇报时，仍然表示乐观。
制订这样的计划而且这样乐观的并非只有西南战略方向， [23] 这反映了斯大林和大本营对于1942年春季红军在东线战场的前景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只要重新发动进攻就可以在年底之前把德军赶出苏联。哈尔科夫战役只不过是斯大林和大本营在1942年春批准的若干雄心勃勃的进攻行动之一。在克里米亚，只是由于德军在5月8日抢先发动了进攻才阻止了红军的进一步进攻行动。5月初，西北方面军开始攻击被紧紧包围在杰米杨斯克（Demyansk）地区的德军。5月中旬，列宁格勒方面军开始行动，解救被围困在卢邦（Lyubon）地区的苏军。在中央防区，红军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也在计划向勒热夫（Rzhev）、维亚济马和奥廖尔（Orel）方向发动进攻。 [24]
可以认为，不是斯大林或西南方向领导层的指挥失误，而是大本营崇尚进攻的战略思维才是哈尔科夫惨败的根源。回忆录中的互相指责，以及普遍相信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所说的苏联统帅部在1942年春的内部争论，掩盖了哈尔科夫惨败的这种更深层次的原因。按照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说法，大本营计划1942年在夏季之前基本上都保持防御态势。这样一来，哈尔科夫行动就被说成不幸偏离了这一基本方向、斯大林偏好进攻和铁木辛哥为在自己的防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而进行游说的结果了。 [25] “难道我们就一味防守、干等着德国人先发动进攻吗？”朱可夫引用斯大林的话说。 [26] 毫无疑问，斯大林一向都非常热衷于进攻，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所说的大本营的基本方针是战略防御，这很难令人信服。例如，按照朱可夫的说法，他赞成采取防御态势，但也强烈主张早日对维亚济马和勒热夫地区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只是由于哈尔科夫行动，他的这一建议才被否决了。这说明，大本营内部的争论在于，在哪里部署兵力和发动进攻，而不在于是否继续保持防御态势。朱可夫随后的自我表白证实了上述理解：如果再多拨给他一些兵力，那他的维亚济马—勒热夫计划——该计划实际上在1942年的7～8月以各种形式付诸实施了——就可以改变莫斯科正面中央防区的整个战略形势了。 [27] 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大本营内部争论的说法同样也是矛盾的。他说，当时的决定是：“在进行战略防御的同时，在几个防区采取局部的攻击行动。在斯大林看来，这样可以巩固冬季战役的成果，改善我们部队的作战形势，有助于我们继续掌握战略主动权并粉碎纳粹在1942年夏季的新的进攻计划。当时以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可以为红军在夏季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个战线上发动甚至更大的进攻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28] 这听起来倒像是个轰隆隆的进攻计划，而不是战略防御。在总参谋部制订1942年春季计划的文件中所反映出来的观念也是这样。这些文件设想了华西列夫斯基提到的那些局部行动，但是在这些局部行动之后接着就是规模更大的进攻，并在1942年底推进到苏联的西部边界；然后红军才开始防御。 [29] 在一封日期为1942年3月14日的给丘吉尔的电报中，斯大林提出了这种进攻性的战略观点：“即使偶尔有一些挫折，但我完全有信心通过我们部队的齐心协力，最终打败共同的敌人，并于1942年在抗击希特勒的战场上迎来决定性的转折。” [30] 在公开场合，斯大林在1942年5月1日的“节日命令”中，把战争的当前阶段定义为“从希特勒匪徒手中解放苏联领土的阶段”。他号召红军：“让1942年成为德国法西斯军队最终溃败的一年，成为从希特勒那帮无赖手中解放苏联领土的一年！” [31]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它跟大本营在1942年春季制订计划时对德军主攻方向的判断有关。当时尽管有准确的情报说，德军会主攻南方，目标是夺取对苏联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但这个情报并不是最终的。距离莫斯科不到100英里、拥有70个师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才是斯大林和大本营的心腹之患。 [32] 斯大林虽然没有排除德军在南方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但他认为，那主要是为了从侧翼进攻莫斯科。重中之重是要守住那些对于莫斯科的安全至关重要的正面防区，所以，要把大本营的预备队部署在合适的地点。认为希特勒的首要目标是占领莫斯科，这种看法在整个1942年的战役中都是主流。而且德国人组织的代号为“克里姆林宫行动”的欺骗战让苏联人对此更加深信不已，他们用一些精心设计的假象，让人以为他们是在准备进攻苏联首都。 [33] 1942年11月——此时德国人正在南方长驱直入——斯大林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25周年的讲话中，否认德国人的夏季攻势首先是要控制石油，而是坚持认为德国人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要从东面包抄莫斯科，然后从背后夹击苏联首都。“总之，德国人夏季攻势的主要目标是，包围莫斯科并在今年结束战争。” [34]
事态的实际进程打乱了斯大林和大本营的如意算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红军在哈尔科夫和其他地方发动的进攻失败了，不仅如此，这些进攻还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并用光了大本营的预备队。当德国人真的发起进攻的时候，目标却是斯大林格勒和巴库，而不是莫斯科。红军与德国国防军之间在1942年的决战不是发生在莫斯科的正面，而是在斯大林格勒。
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
1942年6月28日，“蓝色行动”开始了， [35] 而且进展迅速。到7月底的时候，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整个顿巴斯和大部分顿河地区，并开始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进发。德国统帅部就像1941年夏一样，很快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7月6日，哈尔德写道，“我们高估了敌人的实力，这次进攻彻底粉碎了他们”。7月20日，希特勒告诉哈尔德：“苏联完了。”哈尔德回答说：“我必须承认看来是这样。”8月底，德国人抵达了伏尔加河，并包围了斯大林格勒。在南方，德军也已经来到高加索的山脚下，占领了麦库普（Maikop）油田，而且还威胁着位于车臣格罗兹尼的另一处油田。1942年8月21日，德国人的旗帜插上了高加索的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的山顶（见地图8）。 [36]
地图8 德军在南方的推进，1942年夏季
在7～8月，德国人俘虏了62.5万苏军，缴获或摧毁了7000辆坦克、6000门火炮和400多架飞机。德军的伤亡也很惨重，仅在8月份就有大约20万人伤亡。红军损失惨重，但没有1941年夏季那么大，因为苏联人在那以后学会了撤退，变得较为善于跳出包围圈了。德国人的纵深突破和大包围战略要想奏效，前提是敌军选择固守而不是摆脱包围。 [37] 尽管斯大林和大本营总的来说还在坚持“绝不退却”的政策，但相比于以前，他们会比较主动地下令后撤。在损失越来越大、人力储备消耗殆尽的情况下，苏联统帅部也急于保存实力。在这段时期，斯大林与前线指挥官进行了多次联系，询问被围部队的命运，要求知道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他们跳出包围圈。 [38] 不过，在德国人看来，之所以抓到的俘虏相对减少了，是由于苏联人的实力不济和全线退却，而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策略。这种错误的印象对于1942年7月重新调整“蓝色行动”的战略方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按照原来的设想，“蓝色行动”是一次联合的协同作战，要分阶段实现其诸多目标。首先是控制顿河和伏尔加河，然后主要是向南推进到高加索。然而，南方集团军群在7月9日分成了两支单独的部队：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博克（von Bock）负责由第6集 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和各轴心国军队组成的B集团军群。其任务是从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沿沃罗涅日（Voronezh）方向向东攻击，然后折向东南，向顿河大弯曲地带推进。A集团军群司令由陆军元帅威廉·李斯特（Wilhelm List）率领，下辖第17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任务是占领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并向巴库推进。7月13日，博克由于作战意见不合而被希特勒解除职务。取代他的是陆军元帅冯·魏克斯（von Weichs）男爵。同一天，第4装甲集团军被从B集团军群调拨到A集团军群，参加南方战役。10天后，也就是7月23日，希特勒发布了第45号命令：“在一场持续了三个多星期的战役中，我为东部战场南翼列出的各个目标大部分都已实现”。在克里米亚第11集团军的支援下，A集团军群现在的任务是，摧毁罗斯托夫以南的敌人，然后“占领黑海的整个东海岸”并推进到巴库。留给B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向前推进到斯大林格勒，击溃集结在那里的敌军，占领这座城市，截断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陆上交通”。 [39]
希特勒决定在南方攻势中分头出击，同时追求两个战略目标，占领巴库和斯大林格勒，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如果德国国防军把它的兵力与资源集中用于斯大林格勒或者巴库，那它还有可能实现这两个目标当中的一个，但它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同时追求两个目标的程度。不过希特勒当时并不这么看。德国人在7月23～24日重新占领了罗斯托夫，只是进一步证实了他的乐观是正确的。
德国军队现在准备发动他们在外高加索地区的战役。但是，就像德国武装力量统帅部的作战部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将军大约在7月底写的那样，“高加索战役的命运将会在斯大林格勒决定”。这是因为，当德国人向巴库推进的时候，为了防止苏军从侧翼对其发动反击，需要在顿河及伏尔加河河畔建立防御屏障，而斯大林格勒正是其中的枢轴。希特勒相信这可以做到。当德国的第6集 团军在将近8月底到达斯大林格勒的外围的时候，这位元首估计，完全可以一举拿下这座城市。
斯大林对“蓝色行动”的反应受到了这样的看法的影响，即他仍然相信莫斯科是德军在1942年的主要目标。德国人在南方的进攻起初也印证了他的判断，因为他们进攻的目标沃罗涅日离莫斯科要比离斯大林格勒更近。如果德国人突破了这个地方，首都与南方的交通就会受到威胁。这座城市在7月7日落到了德国人手里，但也是在红军在沃罗涅日地区连续几个星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之后才陷落的。大本营认为这些行动意义重大，这从他们决定成立沃罗涅日方面军并任命总参谋部最能干的军官之一尼古拉·瓦图金（Nikolai Vatutin）将军来指挥它就可以看出来。 [40] 红军在1942年夏季持续发动进攻的另一个地方是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这些行动是由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在加里宁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支援下实施的。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些行动除了说如果拨给它们更多的兵力也许就成功了之外，别的几乎什么也没说。他把这件事说成是他的地位日渐下降的又一例证，因为他在优先考虑哈尔科夫行动这个问题上竟敢与斯大林争辩。事实上，大本营对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的行动极为重视，而且在南方的苏军阵地正在崩溃因而急需增援的情况下，还另外拨给了朱可夫相当数量的兵力。 [41]
虽然苏联报刊对沃罗涅日的战斗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报道——至少在斯大林格勒成为关注焦点之前——但对勒热夫和维亚济马的报道很少。不过，在总参谋部每天的战况报告中，关于这两个地方军事行动的内容都很多，这说明大本营即使是在形势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也仍然坚持进攻战略。 [42]
再往南去，采取进攻行动的可能性有限，因为铁木辛哥的西南方面军的实力在哈尔科夫惨败之后遭到了削弱。在7月初德国人的进攻突然转向南方的时候，铁木辛哥的防线瓦解了，大本营被迫下令向顿河方向撤退。 [43] 对斯大林格勒的威胁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于是，大本营在7月12日下令成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44] 这只是把铁木辛哥的西南方面军换了个名字，不过也增加了三个预备集团军 [45] ——第62、63、64集团军——它们本来就被部署在斯大林格勒进行防御。铁木辛哥总计下辖38个师，兵力有50多万人，包括1000辆坦克和将近750架飞机。 [46] 但铁木辛哥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岗位上没呆多久。7月22日，戈尔多夫（V. N. Gordov）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 [47] 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他已经在6月26日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在他的多次战区之行中第一次来到了斯大林格勒。 [48] 在战役期间，斯大林派过若干军政要员到斯大林格勒，对局势进行实地指导与汇报，华西列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把大本营的代表派往形势严峻的前线地区，这在当时是斯大林惯用的做法，只不过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这种做法的频率和力度都加大了。
在俄罗斯和苏联的史学著作中，1942年7月17日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所谓的“200天战火”开始的“官方”日期。 [49] 在那之后，德国第6集 团军的部队就跟红军的第62、64集团军在奇尔河（River Chir）交上了火。苏军很快就被赶回到他们沿顿河南岸的主要防线，而且敌人有打过顿河的危险。这使得斯大林忧心忡忡。7月23日，他在给南高加索方面军、北高加索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命令中说：
如果德国人成功搭起浮桥，渡过顿河，并能把坦克和大炮调到顿河南岸，那就会对［你们］几个方面军构成严重威胁。如果德国人无法搭建到南岸的浮桥，他们就只能派步兵过河，这对我们就不会构成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在顿河南岸的部队以及我们的航空兵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让德国人建造浮桥渡过顿河。如果他们真的成功了，那就要用我们所有的炮火和空中力量来摧毁他们。 [50]
没过几天，大批德军就突破到顿河南岸，并向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快速推进。最严重的是，罗斯托夫在7月底失守了。这一事件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罗斯托夫是通往高加索地区的门户，它的陷落意味着德国人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库班这个在顿河与高加索山脉之间最富裕的农业区了。同样重要的是罗斯托夫的失守对苏联士气的影响。这座城市起初在1941年11月就被德国人占领了，但几天后红军又把她重新夺了回来。在庆祝的时候，收复罗斯托夫曾经被说成这场战争的伟大的转折点，是苏军不断掀起的反攻的一部分，而莫斯科正面战场的胜利则是反攻的高潮。现在罗斯托夫再次陷落，而且德国人夺回这座城市如此容易，这就与红军和红海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般的、持久的保卫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51]
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发布了第227号命令，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一步也不后退！”该命令在报纸上没有公开，但原文被分发给所有苏联军队。前线张贴着印刷的副本，军官们也对他们的士兵宣读了这份命令。在1942年夏季，“一步也不后退！”很快就成为苏联报刊的主要口号，无数的文章和社论都在向广大居民传播它的主题思想。
命令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当前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
敌人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并正在突入苏联的腹地，侵占新的地区，破坏和毁灭我们的城镇和村庄，强奸、抢劫和杀害苏联人民。在沃罗涅日地区，在顿河，在南方通往北高加索的门户，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德国占领军正在扑向斯大林格勒，扑向伏尔加河，企图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库班和北高加索，以及它们的石油和粮食资源。
但是，斯大林说，红军没能尽到它对国家的责任：
南方方面军的部队惊慌失措，没有经过认真的抵抗，也没有得到莫斯科的命令，就放弃了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sk），这让他们的旗帜因此而蒙羞。我国的人民对红军……正在失去信心……并咒骂他们，因为他们任由我们的人民遭受德国压迫者的凌辱，而自己却向东方逃跑。
在指出到当时为止的损失程度的同时，斯大林还强调说，“继续后退意味着我们国家和我们自己的毁灭。我们每放弃一点点领土都会极大地增强敌人的力量而严重地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斯大林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停止后退：
一步也不后退！现在这必须成为我们首要的战斗口号。为了守住每一块阵地，每一米苏联领土，为了尽最大努力去牢牢守住每一小块苏联的土地，必须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斯大林说，为了执行这一政策，需要铁的纪律，尤其是对于军官和政委，如果他们擅自后退，会被当作叛徒论处。命令还特别要求对那些违反纪律的人要成立惩戒营（penal battalions），并且还要求在动摇的部队后面布置督战队。惩戒营将会被派到前线最危险的区域，其成员将获得赎罪的机会；而督战队则会枪毙制造恐慌和临阵脱逃的人。 [52]
第227号命令其实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它的紧迫的语气反映出斯大林对那年夏季越来越多的失败和损失的焦虑。铁的纪律、严厉的惩罚、没有命令决不允许后退，这些都是斯大林从战争一开始就一直在强调的。建议成立惩戒营被斯大林说成是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但事实上，它只不过是恢复了苏联早期的做法，把违反纪律的人编入惩戒部队进行监禁并换了个说法。1942～1945年共有大约600个这样的惩戒部队成立，有大约43万人在里面服役。就像斯大林命令的那样，分配给这些部队的，都是像在前线突击敌军阵地这样的困难而危险的任务，因此，他们的伤亡比例常常达到50%。 [53] 虽然在许多战场上都已经有了督战队，但是在第227号命令发布之后，督战队的数量与活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根据内务部的总结报告说，在第227号命令发布之后成立了193个督战队。从8月1日到10月15日，这些督战队拘押了140755人。在这些人当中，有3980人被逮捕，1189人被枪毙，2961人被送往惩戒营或惩戒连，131094人被送回了原单位。 [54]
第227号命令得到了前线战士的支持，它使得士气有了令人欣慰的提升。 [55] 实际上，新的纪律制度的主要之点不在于惩罚违反纪律的人，而是要警告意志不坚定的人，并让那些忠于职守的人放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在他们身边作战的人如果违反纪律，就会被抓起来并受到严厉处置。斯大林需要英雄远甚于需要内务部报告的被枪毙的叛国者的数字。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去支持那些愿意为这项事业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56]
光靠惩罚的威胁还不够，还要靠对爱国精神的呼吁。自从开战以来，对祖国的责任一直是苏联政治动员的主题，但在亚历山大·沃思所谓的“1942年的黑色夏季”，这种呼吁变得更突出了，因为1941年大溃败的可怕一幕在当时似乎又要重演了。民众希望的破灭加剧了这段时期的危机气氛。官方的宣传强化的是下面这种乐观的态度。6月21日，红军的主要报纸《红星报》（Krasnaya Zvezda ）发表社论指出，“1942年的德国军队在防守方面仍然是顽强的，但已经丧失了它以前所有的那种进攻欲望……德国人要想发动像去年夏天那样的攻势是不可能的”。第二天，苏联情报局发表声明，回顾了战争第一年的情况。它安慰读者说，“1942年的德国军队不比一年前了……德国军队不可能再发动类似于去年那种规模的进攻了”。同一天，《真理报》的社论说：“1942年将会是德国人最终被打败的一年，是我们最终赢得胜利的一年。” [57] 随着德军在南方的快速推进，多数人对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而它所引起的幻灭感又加剧了那年夏天的强烈的危机气氛。不过，苏联的宣传很快就改弦易辙了，开始强调形势的严峻和危险。7月19日，《红星报》把南方的局势比作1941年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战役。 [58] 报刊上满是反德的仇恨宣传，鼓励苏联士兵尽可能多地消灭德国人，否则他们的家人、朋友和祖国将会遭遇灭顶之灾。 [59] 在第227号命令下达之后，主要的口号变成了“一步也不后退！”和“要么胜利，要么死亡！” [60]
为祖国而献身的呼吁所针对的目标群体主要是苏联的军官团。对苏联的战争努力来说，没有哪个群体比它更具有献身精神或更为重要了。战争期间的阵亡军官有100万人，另有100万人因伤残而退役。1942年7月30日，斯大林新设了专门颁发给军官的勋章：库图佐夫勋章、涅夫斯基勋章和苏沃洛夫勋章。第二天，《红星报》在社论中号召读者“像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那样忠于祖国”。 [61] 苏联报刊也开始大量刊登文章，宣传军官们在维持纪律方面的特殊作用和他们的专业技能及职业精神之于胜利的重要意义。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军官们都配发了新的有肩章和金色镶边（那得要专门从英国进口）的特别的制服。 [62] 接着，在1943年1月“ofitser” [63] 这个术语又普遍恢复使用了。1942年10月9日——也就是斯大林格勒鏖战正酣的时候——发布的政令取消了政委制度，从而结束了军官与政治官员双重指挥的制度。之所以采取这种激进的措施，据说理由是军官们已经在战争中证明了他们对祖国的忠诚，而双重指挥却在妨碍着他们进一步开展军事以及政治的领导工作。取代政治委员制度的是一些新的组织，它们专门负责军队内部的宣传工作，而几个最有经验的政委则被调任军事指挥岗位。 [64] 军队并不是普遍都欢迎这条政令，尤其是在政委们当中。许多人觉得当时不是取消政治委员制度的时候，那样做会对维持前线纪律产生不好的影响；其他人觉得政委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主要问题在于军官们的能力不够，而不是政治官员对于指挥决策的干预。 [65]
虽然苏联报刊在越来越多地颂扬革命前的爱国主义英雄事迹，但1917年之后的历史也没有被忽视。内战的主题变得尤为突出，并随着德军逼近斯大林格勒而显得特别切合。人们到处都在把斯大林1918年成功保卫察里津，与即将到来的拯救斯大林格勒之战相提并论。这座城市的守军发誓，要像他们内战中卓越的先辈那样建立功勋。正像亚历山大·沃思——他当时是《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所写的那样，苏联的宣传尽管以爱国主义为主，但“苏维埃思想从来没有太多地失去光芒……在1942年的危难时期，‘苏维埃’与‘俄罗斯’的联合只是呈现出一种与早先或后来不一样的模式”。 [66]
就斯大林而言，他在1942年的夏季越来越意识到，决战即将到来。8月初，大本营决定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分为二，分成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令人费解的是，斯大林格勒本身被划归东南方面军负责的范围，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却被沿顿河部署在该市的北面和西面。叶廖缅科被任命为东南方面军司令，而戈尔多夫将军则指挥新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67] 为了加强斯大林格勒守军的协同作战，叶廖缅科在8月9日被任命为两个方面军的总司令。在宣布这一新的指挥结构的命令中，斯大林要求叶廖缅科和戈尔多夫一定要记住，“守住斯大林格勒并打败敌人……对整个苏联战场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最高统帅部命令你们，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并摧毁敌人，要竭尽全力，不怕牺牲”。 [68]
丘吉尔在莫斯科
当德国人逼近斯大林格勒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也在8月抵达了莫斯科并带来了一些坏消息：1942年不可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紧接着，丘吉尔又宣布，由于损失巨大，英国将暂停为从北冰洋到苏联的补给船只护航，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意味着眼下德军对东部战线的压力不可能得到缓解。
自从开战以来，斯大林就一直在强烈要求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第三国际在英国、美国和同盟国的其他国家也曾经发起过大规模的运动，要求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莫洛托夫在1942年5～6月访问伦敦和华盛顿时，其主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得到英美对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结果才有了6月12日的英苏联合公报。公报声明，英苏之间“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一紧迫的任务已经达成了充分的理解”。 [69] 同一天发表的苏美联合公报也重复了这一声明。 [70] 在这两份应斯大林的坚决要求而签署的联合公报中 [71] 的这种措辞，让人对1942年真的会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充满了期待。6月13日的《真理报》社论热情地赞扬了这一声明，认为它极大地巩固了反希特勒的同盟，并且号召将1942年变成“最终打败希特勒匪徒”的一年。 [72] 6月18日，莫洛托夫在向最高苏维埃汇报他的英美之行的成果时说，该声明“对苏联人民有着伟大的意义，因为开辟第二战场会对我们战场上的希特勒军队构成无法解决的困难。我们希望我们共同的敌人很快就会充分感受到三大国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所带来的压力”。按照官方的记录，当时人们对他的讲话报以经久而热烈的掌声。 [73] 然而，莫洛托夫在私下里对第二战场的前景却是比较悲观的。英国在同意发表联合声明的同时就已经做出了解释：虽然他们“在为1942年8月或9月的登陆行动做准备……但我们……在这件事上不能给出任何承诺。但是，只要条件合适，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执行我们的计划”。丘吉尔在与莫洛托夫的谈话中也已经明确地告诉他，最多只会登陆6个师，接着在1943年的时候会发动规模要大得多的进攻。莫洛托夫在他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认为，“英国政府没有保证在今年开辟第二战场，只是说——而且也是有保留的——它在准备一次试探性的登陆作战”。 [74]
在莫洛托夫递交这份报告的时候，斯大林对于1942年在军事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仍然抱有希望，虽说在哈尔科夫和克里米亚遇到了一些挫折。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有关第二战场的承诺都是受欢迎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会变成现实，这样一来，东线的德国国防军因为要向西线抽调兵力就不得不后撤；在最糟的情况下，这样的威胁会使希特勒有所顾忌，不敢从西欧抽调太多的兵力。无论如何，斯大林相信，公开承诺开辟第二战场会给西方政府带来更多的政治压力，迫使它们着手进行这样的行动。然而，到7月中旬，东线的局势急转直下。在斯大林看来，要想保持军事实力的均衡，第二战场现在已是至关重要。随着德国人在南方的不断推进，苏联人劝说西方盟国兑现开辟第二战场诺言的外交努力也变得更加急迫了。 [75] 7月23日，斯大林亲自写信给丘吉尔说，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恐怕事态正在朝不好的方向发展。考虑到苏德战场的局势，我要特别强调，苏联政府不能容忍把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一事拖延到1943年”。 [76] 丘吉尔在回信时建议当面会谈，届时他可以把英美1942年军事行动的计划告诉斯大林。斯大林同意与丘吉尔见面，但要求首相到莫斯科来，因为局势严峻，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总参谋部人员都不可能离开首都。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