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同盟国阵营中的观察家们，很快就领会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重大意义。在英国，苏联人的胜利在新闻界被称赞为拯救了欧洲文明。 [136] 巴内特·诺弗（Barnet Nover）在1943年2月2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把斯大林格勒之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当时的协约国并为之带来胜利的那些伟大的战役相提并论：“斯大林格勒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相当于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和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加在一起所起的作用。”
按照《纽约时报》1943年2月4日社论的说法：
斯大林格勒是这次战争中代价最高也最顽强的战场。那里进行的殊死战斗也许最终会成为这次漫长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之一……在战争的强度、破坏性和残酷程度方面，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无与伦比的。它让欧洲的两支最大的军队都投入了它们的全部力量，它与世上曾经有过的生死大冲撞相比毫不逊色。
当时苏联人自己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重要意义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这次战役当然也被称颂为伟大的胜利， [137] 但没有人做出必胜主义的断言，说战争已经打赢了。苏联最高统帅部知道，尽管这次胜利很伟大，但它远远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要求，没有击溃东线的德军。而且，这次胜利对于苏联人来说，赢得也非常艰难，他们的伤亡要远远超过公开承认的数字。在德国人的南方战役中，苏联人的伤亡大约是250万人。这已经超过了1941年的惊人损失，更不用说1942年在东线的其他地方还损失了几十万人。此外，斯大林和大本营还相信，决定性的战役，也就是与中央集团军群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呢。通往柏林的道路是在沿斯摩棱斯克、明斯克和华沙这条相对较短的中轴线上。如果这条路线还由依然十分强大的德军盘踞着，那就不能对胜利盲目乐观。
随着大本营的冬季攻势在1943年的春季陷入了停顿，它也在考虑接下来该如何行动。在经过3月和4月的多次会议和协商之后，一个共识形成了，即红军应该在最近的将来保持防御态势。斯大林之所以愿意支持采取防御态势，看来是受到了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第一，对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的行动感到失望。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在一些防御地段实际上还被迫后撤了，尤其是在哈尔科夫地区。第二，大本营缺少立即发动进攻行动所必需的预备队。在3月1日的时候，大本营手头只有4个预备集团军，尽管到当月月底的时候，数量增加到了10个。 [138] 第三，可以确定，德国人的下一个目标显然是苏军防线的中部与南部战场结合处的库尔斯克镇附近的突出部。这说明，也许先要防备并承受住德军的进攻，然后再发动反攻。最初提出这一战略的是朱可夫，他在4月8日写信给斯大林说：
敌人在1942～1943年的冬季攻势中已经遭受重创，他们在春季之前显然没有能力组建足够多的预备队发动新的攻势，夺取高加索地区，推进到伏尔加河以便对莫斯科形成合围。由于预备队有限，敌人会被迫……在一个较为狭窄的战线上发起进攻，并严格地分阶段实现其夺取莫斯科的首要目标。敌人目前与我们的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交锋使我相信，敌人会以这些方面军为主要的打击对象，目的是在这里击垮我们，以便获得可以自由调动并尽可能近地从侧翼进攻莫斯科的地盘。在开始阶段，敌人很可能会大举进攻……兵分两路包围库尔斯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如果我们的部队发动先发制人的预防性进攻，我觉得这是不明智的。用防御来消耗敌人并摧毁他们的坦克对我们更有利。随后，通过投入预备队的生力军，我们应当全力进攻，彻底摧毁敌军主力。 [139]
朱可夫突出了莫斯科受到的威胁并主张在后面的阶段全力进攻，这对斯大林立刻起到了作用。根据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什捷缅科的说法，由于朱可夫的建议，斯大林放弃了他一贯坚持的“不要因为对敌人的预判而头脑发热”的原则。 [140] 他下令全面了解各方面军指挥官的意见。当他们的看法大体上跟朱可夫的一样时，他就同意准备在库尔斯克地区打一场防御战。与这种看法相一致的是，斯大林1943年5月1日的“节日命令”的主题是，要巩固冬季战役中取得的成果。 [141]
认为库尔斯克会成为德国国防军的下一个目标，这一预判得到了有关德国人的意图和准备工作的情报的证实。 [142] 事实上，在5月期间有一些不太成熟的报告说德国人即将发动进攻，大本营因此向它的各个方面军的指挥官发出了一系列的警报。这种进攻没有成为现实，于是，最高统帅部中就有人认为它不会发生，认为红军需要首先采取行动。现在又回去指挥沃罗涅日方面军的瓦图金将军就是一个进攻的鼓吹者。“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会坐失良机。”据说他曾经这样告诉华西列夫斯基。“敌人不会采取行动的。很快就到秋季了，我们的计划要落空了。我们要率先开始行动。我们完全有力量这么做。” [143]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设法说服了斯大林，要他静观其变，等待德国人发动进攻，但这位最高统帅对防御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红军能否经受住坦克的全力进攻感到担心。6月，让形势变得更加紧张的是，从丘吉尔和罗斯福那里传来消息说，虽然地中海的军事行动还在继续，但1943年肯定不可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 [144]
德军在7月4～5日对库尔斯克发动了进攻。 [145] 他们的计划是，由中央集团军群和重建的南方集团军群联合发动进攻，夹击库尔斯克突出部。陷入包围的苏军将会被摧毁，德国人的防线将会被缩短并得到巩固。实际上，德国人设想的是一次战略性的防御战役，通过打击红军来重新赢得中央地段的主动权，从而至少让德国国防军能够暂时挺过东线的战争。
希特勒投入战斗的有18个步兵师、3个摩托化师和17个装甲师，还有他的大量新型虎式和豹式坦克，苏联人的武库中没有什么能够在火力方面超过这些坦克的。德国人的进攻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并在7月11～12日的坦克大战中达到了高潮。这次坦克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坦克战，双方都损失了几百辆坦克。红军抗住了德国人的进攻，这意味着他们赢得了这场防御战，而大本营现在转入了进攻模式（见地图12）。德国人被迫从库尔斯克地区后撤，接着又在东线的其他一些地方发动了进攻。7月24日，斯大林公开宣布，“可以认为，德国人的夏季攻势计划彻底失败了……事实证明，在夏季攻势中，德国人总是胜利、苏军总是被迫后撤的传说是错误的”。 [146] 很快，苏联人的反击就发展成总攻。德国国防军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沿着宽阔的战线被赶回到第聂伯河。在红军最初收复的城市当中，包括8月初收复的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Belgorod）。莫斯科为此鸣炮120响，这是在这场战争余下的日子里斯大林下令进行的300次这样的鸣炮中的首次。这就像亚历山大·沃思说的，胜利鸣炮的时代开始了。 [147] 这段时期也是斯大林开始经常发布命令，庆祝苏联人打胜仗并给取得胜利的指挥官们颁发勋章的时候。8月，哈尔科夫被收复，接着就是9月的斯摩棱斯克和11月的基辅。到1943年底的时候，德国人在1941～1942年占领的地方已经有一半被红军解放了。在1943年11月的讲话中，斯大林在总结这一年的战斗时把它说成“战争进程中的根本转折点”，它意味着纳粹德国现在面临着军事与政治的溃败。
地图12 库尔斯克战役，1943年7月
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
在库尔斯克的这场胜利有两个主要的设计师，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他们与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一起，在1943年春说服了斯大林，让他相信在战略上暂停进攻的好处。在库尔斯克战役期间，华西列夫斯基被派去协调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而朱可夫则负责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与此同时，斯大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让方面军指挥官做出重大的作战决定，而他自己在选择最佳的行动路线时也会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例如，根据什捷缅科的回忆，斯大林认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对于应该在何时从防御转入进攻，各方面军指挥官要比大本营更能做出合适的判断。 [148]
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关系说明，苏联统帅部内部的关系在1942～1943年变得比较开明了。现在人们常说，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变得比较愿意倾听专业的军事建议并接受他的将军们的判断了。这种说法源自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以及其他人的回忆录。它是想说明，当斯大林开始听从他的将军们的建议的时候，红军也就开始打胜仗了。这幅由斯大林的将军们描绘的、带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吹嘘的画面，只有部分是真实的。事实上，斯大林一直在听取并常常采纳他的最高统帅部的建议。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是由于他听取得更多，建议也更恰当，而他在采纳这些建议时也处理得更好了。从战争一开始，不仅是斯大林，苏联的将军们一下子也要学习许多东西，只是在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之后，他们才变成了更优秀的指挥官，而他也才变成了更好的统帅。再说了，虽然错误会被失败放大，但也容易被胜利掩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统帅部又犯了一些错误，在军事上又遭受了多次挫折，但这些都没有带来什么大的灾难，在历史上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可以说，是胜利而不是别的改变了斯大林与他的将军们的关系，并在他的权力与他们的职业素养之间达到了比较平衡的状态。与此同时，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掌控全局，并一如既往地不但加强他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也在加强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与斯大林是否跟他的将军们一样智慧或愚蠢这个问题相比，有一点更需要澄清。正像西蒙·西贝格·蒙特菲奥在其对斯大林政治宫廷生活的描述中非常有力的说明的那样， [149] 这位苏联独裁者的权力之所以如此持久，他的核心圈子的忠诚与稳定是原因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末直到50年代初，统治着党和国家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集团有着明显的连续性。斯大林的最亲密的助手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贝利亚、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和赫鲁晓夫——都害怕他，都被他镇住了，都被他控制和操纵了，但他们又都被他的魅力吸引住了，被他对他们的个人需要和他们家人的需要的关注打动了。结果就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的领导集团，在任何情况下都紧紧地抱在一起。在这个小集团中，对斯大林的不忠从来都不是问题，即使是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在他的最亲密的军事助手当中，也营造了类似的凝聚力和忠诚感，并且采用了许多相同的手段确保这种凝聚力和忠诚感。例如，在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中，他对斯大林个人领导品质的描写充满了溢美之词，尤其是在与朱可夫相比的时候（罗科索夫斯基与朱可夫经常意见不合）。他写道，“最高统帅的关心千金难买。那种慈祥的、父亲般的语调给人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150] 无独有偶，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讲述了在莫斯科战役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即斯大林想要把他提升为将军。他推辞了，但要求提升他的某些副手。斯大林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全都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得到了晋升。“对我们的这种关心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华西列夫斯基写道，“我曾经提到过斯大林有可能非常易怒和粗暴，但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他在如此严峻的时候还对他的下级这么关心。”斯大林的作战部长什捷缅科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的一个故事表明，斯大林不仅富有魅力，而且也非常爱恶作剧。有一次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短会，后来他由于粗心把一些重要的地图忘在那了。当他回头去拿的时候，斯大林假装说没有，这些地图一定是丢了。在什捷缅科坚持说他肯定是把它们忘在那了的时候，斯大林才把它们拿了出来，并对他说，“给你吧。不要再把它们忘了……你讲真话是件好事”。 [151] 不过，在正常情况下，斯大林对待他的统帅部成员是有礼貌的、尊重的。在许多记录下来的斯大林与他的前方指挥官的谈话中，尽管有时候也有一些尖刻的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在谈话中，包括在遭遇重大军事失败时的谈话中，都是就事论事、形式得体的，而且他很少会忘记祝福他的军官们成功完成任务。还有一件事也是明显的：斯大林一般不会只是因为失败就惩罚他的指挥官，或者把他们当作替罪羊。在1941年清洗了巴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和红军空军的将军们之后，苏联统帅部就安定了下来，保持着明显的连续性，即使是在1941～1942年的多次惨败和近乎战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除了那些被俘或阵亡的之外，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的将军们几乎都在高级指挥岗位上工作。依大卫·格兰兹看来：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红军的指挥系统要稳定得多，因指挥系统混乱所造成的损失也要比以前人们假定的少得多。不仅在1942年11月之后是这样，在战争的头18个月也是如此。此外，在红军的各个方面军、主力集团军、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中，在它的最为庞大的承担支援任务的队伍如空军、炮兵和防空兵中，指挥系统也十分稳定……还有一点更重要，在1941年和1942年指挥系统的不稳定最严重的时候，斯大林仍然能够发现和培养那些关键性的指挥官，他们将在战争的后两年领导红军取得胜利……总之，在1945年5月领导红军取得胜利的那些元帅和将军，在1941年6月22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都已经是担任重要指挥职务的将军或上校了。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军官在1941年和1942年期间在德国国防军的手里接受了教育、幸存下来并成功地成为红军在1945年取得胜利的指挥官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 [152]
只要他的将军们忠诚、守纪律并且具有适当的才干，斯大林就会继续听从他们的意见。对于红军的所有高级军官来说，前两者是司空见惯的品质。如果他们不忠于斯大林和党，不衷心拥护苏维埃体制，就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级别。任何怀疑都被战前大清洗的经历以及1941年对巴甫洛夫等人以儆效尤的惩罚给消除了。在能力方面，斯大林的要求较为宽松一些，他会不止一次地让那些忠于他的人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他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如果事实证明他们是不称职的，那么即便是再忠心的老朋友也会被解除职务并放到一个比较稳妥的位置上。
在这些强调忠诚与纪律的不可侵犯的体系内，斯大林是如何能够在红军上层激发出相当多的才干与创造力的，这一点甚至更值得注意。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以身作则，重视吸取经验，重视试验，强调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红军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组织。战斗与指挥中的经验教训得到了仔细而全面的搜集，并通过文件和培训来进行传播。对红军的指挥系统和兵力配置也在不断地进行检讨和改革。例如，在1941年夏被取消的庞大的机械化军，在1942年又重建成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另外还组建了空军集团军和作为进攻的先头部队的“突击”集团军。“近卫军”这个经过战斗考验的称号，不仅被用于师及师以下的单位，还用于集团军。各“方面军”的名称和防线的划分，都在根据战争局势的需要而变化。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由多个方面军进行的综合的、协同的进攻行动已成为常规。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也越来越鼓励红军军官去大胆冒险并自行决策，尤其是在进攻的时候。对军事理论的检讨一直在进行。进攻依然是优先考虑的选择，但对进攻行动的构想、准备和实施变得比以往更有经验了。为提高武装部队宣传工作的成效而付出的努力，一如既往地深入细致。当然，不能认为所有的这种革新与干劲都是斯大林的功劳，但他的确在主持着这个使之成为可能的体制与文化。要是没有他的同意，什么也不可能发生。斯大林对于红军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还做出了一项非常具体的贡献：他把补给与储备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因为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补给与储备是属于那种决定了对德斗争结果的“永远在起作用的因素”。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无论是在西方人还是苏联人的回忆录中，斯大林战争领导工作中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在物质基础的组织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红军凭借着这些物质基础才得以战胜了德国国防军。
在取得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之后，斯大林的军事地位也有了彻底的转变。1943年3月，他被授予了苏联元帅的头衔。在失败得以避免、胜利已经在望的情况下，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开始扩大到军事事务的领域，是不会引起什么争议的。于是，自1943年初，有关斯大林是战略天才的神话就逐渐出现在了苏联报刊中。但新的头衔比宣传和政治迷信更能说明问题。它充分反映了自从1941年6月以来，斯大林在军事能力上的发展以及他与自己的将军们建立起来的建设性的关系。尤其是，新头衔代表了这样的现实：斯大林的最高统帅地位、他在军事决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他在苏联战争机器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
胜利的经济基础
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斯大林的领导、将军们的指挥才能、德国人犯的错误、充满爱国精神的动员、英雄事迹、严厉的纪律以及许多的运气。但是，为所有这些因素发挥作用奠定基础的，则是在经济和组织工作上的巨大成就。 [153]
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的时候，德国人已经占领了苏联欧洲部分的一半——超过1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其中的8000万人口，或者说苏联总人口的40%。被占领地区拥有将近50%的苏联耕地和70%的生铁产量，60%的煤炭和钢，40%的电力。然而，截止到1942年底，苏联步枪的年产量与1941年相比提高了4倍（达到了近600万支），而坦克和大炮的年产量增加了5倍，分别达到了2.45万辆和28.7万门。飞机的产量从8200架上升到2.17万架。这些成就不仅证明了苏联经济的动员强度，也证明了在1941～1942年把大批工厂搬迁到苏联东部的了不起的成就。在斯大林首批颁布的战时政令中，有一个就是下令成立疏散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41年夏组织转移到东方的大型工厂就超过了1500个。随同这些工厂和机器一起去的还有几十万工人。动用的卡车有几万辆，通过铁路运送的疏散货物多达150万节车皮。1942年夏又进行了规模较小的疏散，当时有150个大型工厂撤离了顿河和伏尔加河地区。除了搬迁工厂之外，苏联人在战争期间还新建了3500座工厂，它们中大多数都是用来生产武器的。
在人力方面，到1941年底的时候，原来的500万红军已被德国人消灭殆尽。但是，苏联人已经备战了10多年，接受过基本军事训练的平民有1400万人。一旦战争爆发，苏联当局就能够征召500万名预备役人员，所以，红军的数量到1941年底的时候达到了800万人。这个数字在1942年又增加到了1100万，尽管这一年有相当大的伤亡。在斯大林格勒反攻期间，红军仅仅为“天王星行动”就可以集结起一支由齐装满员的90个师的生力军组成的进攻力量。应当注意的是，红军的“人力”包括100万苏联妇女，她们当中有一半在前线服役并承担各种战斗任务。
苏联在战争期间对其人力物力的动员非常成功，这是因为斯大林还是与他无关？是集权的、命令式的斯大林主义国家经济生产了这些战时物资，还是决策方面的分权和引入市场经济的成分才使得这样的表现成为可能？是计划工作在战时起到了作用，还是临时发挥与个人的主动精神造成了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异？更好的体制和更好的领导能否有更好的表现？争论还在继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斯大林也可以用他的权力做出糟糕的决策，从而扰乱生产、损害经济的实际表现。他不仅没有这样做，还把大部分战时经济的管理工作都交给了他的经济专家去处理。他自己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实现某些紧迫的目标，才进行干预，而且通常只限于维持军需补给的优先性，即使是以平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与此有关的一个争议就是西方援助对苏联战争努力的贡献。1941～1945年，苏联战时经济所需要的物资大约有10%是由苏联的西方盟友提供的。例如，美国依据租借计划提供了36万辆卡车、4.3万辆吉普车、2000辆机车和1.1万节铁路车厢。这使得红军有比德国人更大的机动性，而且远不像他们那样依赖于马拉的运输工具。从水路运来的加拿大和美国的食品，养活了苏联三分之一的战时人口。澳大利亚提供的数千件羊皮大衣，让红军在其冬季战役中可以保暖。苏联人总是在抱怨西方未能兑现其提供物资的承诺，而且在战争初期还把这些指责公开化了，但是，总的来说，苏联人对西方的支持还是非常感激的。在报刊上，各种物资援助的协议都处在显著的位置，许多西方的个人援助也是这样。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苏联当局开始把接收物资援助的情况全都对它的公民公开了。 [154] 这些援助大部分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到达的，因此，其作用主要在于推动了胜利而不是避免了失败。另外，就像马克·哈里森说的那样，苏联在1942年中期的领土和经济损失意味着它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有的援助，包括西方在1941～1942年送来的为数很少的援助，都非常关键。 [155] 在政治上与西方的结盟对于苏联士气的提升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就意味着苏联对轴心国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苏联人所谓的反希特勒同盟还代表着和平的未来是有希望的。斯大林在他的战时讲话中很巧妙地利用了民众对和平的希望与期待。实际上，在取得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的胜利之后，斯大林就开始把自己对英美盟友的担心与失望抛在一边了。他欣然接受了这样一种想法：在战争结束之后，要有一个和平时期的“伟大的同盟”来保卫战后世界，要有一个新的安全秩序，而苏联将会承担起塑造和管理这个新秩序的重要角色。
* * *
[1] B. Wegner，“Th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1942-1943” in H. Boog et al.（eds），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6，Clarendon Press：Oxford 2001. 这是对希特勒1942年战役最好的记述。另见同一作者的“The Road to Defeat：The German Campaigns in Russia，1941-1943”，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13，no.1，March 1990.
[2] J.S.A. Hayward，Stopped at Stalingrad：The Luftwaffe and Hitler’s Defeat in the East，1942-1943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Lawrence，Kansas，1998，p.4
[3] 关于希特勒发动1942年战役的动机，参见 J. Hayward，“Hitler’s Quest for Oil：The Impact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on Military Strategy，1941-1942”，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18，no. 4，December 1995。
[4] H. R. Trevor-Roper，Hitler’s War Directives，1939-1945 ，Sidgwick & Jackson：London，1964，p.117.
[5] H. R. Trevor-Roper，Hitler’s War Directives，1939-1945 ，Sidgwick & Jackson：London，1964，p.119.
[6] G. Jukes，Stalingrad：The Turning Point ，Ballantine Books：New York，1968.
[7] 关于苏军在刻赤半岛的军事行动，参见E. Mawdsley，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 ，Hodder Arnold：London，2005，pp.136-41。
[8] A. M. 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81，p.159. 这份文件全文的复印件可见于“沃尔科戈诺夫文件”。
[9] P. P. Chevela，“Novye Ispytaniya”，in V.A. Zolotarev et al.（eds），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 1941-1945 ，vol. 1，Moscow，1998，p.332.
[10] 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 ，p.161. 大本营6月4日文件的全文可见于“沃尔科戈诺夫文件”。
[11] 对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生动描述可见于A. Werth，Russia at War ，Pan Books：London，1964，pp.363-9。
[12] D. M. Glantz，Kharkov 1942：Anatomy of a Military Disaster through Soviet Eyes ，Ian Allan Publishing：Shepperton，Surrey，1998. 这本极有价值的书不仅详细叙述了这次战役，而且还对苏联人有关这次战役的讨论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同时里面还收录了大本营的许多重要的文件。
[13] Khrushchev Remembers ，Sphere Books：London，1971，pp.536-7.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旧话重提并做了详细说明（pp.160-7）。
[14] Glantz，Kharkov ，1942，p.240.
[15] The Memoirs of Marshal Zhukov ，Jonathan Cape：London，1971，p.368.
[16] K. S. Moskalenko，Na Ugo-Zapadnom Napravlenii ，vol.1，2nd edn，Moscow，1975，pp.168-213.
[17] Glantz，Kharkov ，1942，p.241.
[18] 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 ，pp.163-4.
[19] I. Kh. Bagramyan，Tak Shli My k Pobede ，Moscow，1998，pp.305-53.
[20] Glantz，Kharkov ，1942，pp.224-5. 原来的俄文文件的复印件可见于“沃尔科戈诺夫文件”。
[21] Glantz，Kharkov ，1942，pp.275-9叙述了参加哈尔科夫行动的高级指挥官后来的事业。铁木辛哥被任命为7月12日新成立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但几天后又免去了他的这一职务并把他派往列宁格勒。大本营的有关命令可见于“沃尔科戈诺夫文件”。
[22] Glantz，Kharkov ，1942，pp.252-72.
[23] 在1942年春季，前线指挥官似乎都在不断地向大本营建议要求发动进攻，前提是他们可以另外得到兵力。参见M. N. Ramanichev，“Nevidannoe Ispytaniye”，in G. N. Sevast’yanov（ed.），Voina i Obshchestvo，1941-1945 ，vol. 1，Moscow，2004，p.88。
[24] D. Glantz，Colossus Reborn：The Red Army at War，1941-1943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Lawrence，Kansas，2005，p.30ff.
[25] 铁木辛哥死于1970年，也就是在朱可夫回忆录出版后不久、华西列夫斯基回忆录出版的三年前。
[26] Zhukov，Memoirs ，p.366.
[27] Zhukov，Memoirs ，p.275.
[28] 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 ，p.157.
[29] Chevela，“Novye Ispytaniya”，pp.325-7. 另见Ramanichev，“Nevidannoe Ispytaniye”。
[30]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tlee，Roosevelt and Truman，1941-45 ，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58，doc.36，p.41.
[31] J. Stalin，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 ，Hutchinson：London，1943，pp.32，34.
[32] A. M. Samsonov，Stalingradskaya Bitva ，4th edn，Moscow，1989，p.52.
[33] 参见E. F. Ziemke and M. E. Bauer，Moscow to Stalingrad：Decision in the East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US Army：Washington DC，1987，pp.328-30。
[34] Stalin，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p.38.
[35] 在参与行动的一名军官携带“蓝色行动”计划在敌方地区发生坠机事故之后，行动的代号改为“不伦瑞克”（Braunschweig）。
[36] 过去都认为登上厄尔布鲁兹山标志着德军向高加索地区推进的最远端，但是在2003年10月，有报道说，在还往南边的迪迦拉镇（Digara）发现了许多德军士兵的尸骸。T. Parfitt，“Graves Mark Peak of Nazis’ Reach”，The Times ，6/10/03.
[37] 参见 Ziemke and Bauer，Moscow to Stalingrad ，pp.343-4，510-12。
[38] 例如，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2 ，Moscow，1996（Russkii Arkhiv series），doc.379。
[39] Trevor-Roper，War Directives ，pp.129-30. 进一步参见 G. Jukes，Hitler’s Stalingrad Decis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85，pp.36-46。
[40] Stalingradskaya Bitva ，2 vols，vol 1，Moscow，2002，pp.160，169.
[41]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1942 ，doc.359，423. Also：V.V. Beshanov，God 1942-‘Uchebnyi’ ，Minsk，2002，pp.300ff.
[42] 根据苏军总参谋部每天简报所做的大量摘要可见于Stalingradskaya Bitva 。这些文献中除了大本营的命令、方面军和集团军的报告和其他许多文件之外，还包括许多苏联报刊文章的影印件。
[43] Ziemke and Bauer，Moscow to Stalingrad ，p.343.
[44] Stalingradskaya Bitva ，vol. 1，p.184.
[45] 前身为第7、5集团军和第1预备集团军，它们在1942年6月被部署在斯大林格勒，并在1942年7月9日被分别重新定名为第62、63、64集团军。Stalingrad，1942-1943：Stalingradskaya Bitva v Dokumenakh ，Moscow，1995，docs 67，68，72.
[46] Beshanov，God 1942 p.473.
[47] Volkogonov Papers.
[48] 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 ，p.177.
[49] Khronika Ognennykh Dnei，17 Iulya 1942-2 Fevralya 1943 ，Volgograd 2002. 这一日期源自苏军总参谋部1943年提交的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研究报告。它把这次战役的防御阶段分成四个：①7月17日～8月17日，在距离斯大林格勒较远的地方进行的保卫战；②8月17日～9月2日，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进行的第二阶段的保卫战；③9月2～13日，争夺斯大林格勒范围内的防线；④9月14日～11月19日是这次战役的街道战阶段。这次战役的进攻阶段从苏方的观点来看，是在1942年11月19日；当时发动了反攻，把德国的第6集 团军困在了斯大林格勒市内。参见L. Rotundo（ed.），Battle for Stalingrad：The 1943 Soviet General Staff Study ，Pergamon-Brassey’s：London，1989，pp.12-13。
[50] Stalingrad，1942-1943 ，doc.95.
[51] Werth，Russia at War ，pp.375-6.
[52] 第227号命令的全文英译收录于G. Roberts，Victory at Stalingrad：The Battle That Changed History ，Pearson/Longman：London，2002。
[53] Glantz，Colossus Reborn ，pp.570-9.
[54] Stalingradskaya Epopeya ，Moscow，2000，doc.50.
[55] Stalingradskaya Epopeya ，Moscow，2000，docs 28-9，31-3. 这些是内务部关于军队对第227号命令反应的报告。在内务部看来，这条命令在甄别异议方面也发挥了作用，那些对该命令持批评意见的人或者持其他“反苏维埃”观点的人遭到了逮捕。
[56] 关于东线战场上的纪律的作用，参见J. Barber and M. Harrison，“Patriotic War，1941-1945” in R. G. Suny（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6。
[57] A. Werth，The Year of Stalingrad ，Hamish Hamilton：London，1946，pp.97-8.
[58] “Na Uge”，Krasnaya Zvezda ，19/7/42.
[59] Werth，Year of Stalingrad ，pp.80-1，130-3，170-1.
[60] 例如，“Stoiko Zashchishchat” Rodnuyu Zemlu’，Krasnaya Zvezda ，30/7/42。
[61] “Postoyat za Rodinu kak Suvorov，Kutuzov，Alexandr Nevskii”，Krasnaya Zvezda ，31/7/42.
[62] Werth，Russia at War ，pp.382-94.
[63] 即“军官”。——译者注
[64] “Ob Ustanovlenii Polnogo Edinonachaliya I Uprazdnenii Instituta Voennykh Komissarov v Krasnoi Armii”，Krasnaya Zvezda ，10/10/42.
[65] Stalingradskaya Epopeya ，docs 49，51，53.
[66] Werth，Year of Stalingrad p.82.
[67] Stalingrad，1942-1943 ，docs 1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