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斯大林就把与希特勒的这场战争不仅仅看作军事斗争，也看作政治与外交的较量。战争的胜负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不仅仅取决于战场，还取决于各方结成的政治同盟。对斯大林来说，与英美结成的“伟大的同盟”既是军事同盟，同样也是政治同盟。直到1943年中期，斯大林在“伟大的同盟”范围内的外交工作的重点，一直都集中在确保希特勒以及英美国内的反共分子分裂苏联与西方同盟的阴谋不能得逞。在1941年11月的讲话中，斯大林详细分析了德国人的意图——利用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和革命的恐惧心理拉拢他们加入反苏同盟。 [1] 1942年6月，苏联情报局就苏德战争第一年的情况发表了一份声明，突出了苏联在避免政治孤立以及成功打造与西方盟友的同盟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2] 因为政府的所有重要声明都是经过斯大林严格审查的，所以，苏联情报局的看法无疑也反映了他自己的看法。但是，正如斯大林1942年10月在与麦斯基大使就赫斯事件交换意见时所表明的那样，他仍然担心，要是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胜出，那英国人就会打算与德国单独媾和。正是由于有这样的顾虑，苏联人才拼命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施压，要求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这种施压不仅带有军事目的，也带有政治目的。那就是要让西方盟友把他们的部队投入到血腥的战斗中，从而确保他们在对德战争中战斗到底。即使是在遭遇失败的最阴暗的日子里，斯大林依然认为，只要苏联挺过德国人一开始的军事打击，只要保住与英美的同盟关系，这场战争迟早是会打赢的。
但斯大林有没有想过别的生存策略呢——比如说，与德国单独讲和？曾经有许多传闻和报告声称，在战争期间，斯大林企图诱使希特勒达成和平协议。有一连串的传闻说，斯大林在1941年夏通过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伊万·斯塔米诺夫（Ivan Stamenov）发出过和平试探。 [3] 不过，根据负责此次接触的内务部官员巴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的说法，斯塔米诺夫是苏联特工，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暗中利用他在轴心国阵营散布假情报。 [4] 还有一个传闻是说，1941年秋，德国人逼近了莫斯科，斯大林感到惶恐不安，所以就认真地考虑有条件地投降。但是，这样的说法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危机期间的表现不一致，与他为坚决挫败德国人对苏联首都的威胁而制订的计划及所做的准备也不一致。 [5] 正如苏多普拉托夫的中肯的评论那样，“斯大林和领导层清楚，在一场如此残酷而且史无前例的战争中，任何投降的尝试都会自动葬送领导层管理这个国家的能力”。 [6]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是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和战争中的老兵，他在《大元帅》一书中复制了那些暗示斯大林在1942年初试图与希特勒单独媾和的文件。 [7] 在这些传说中的文件当中，有一份由斯大林签名、日期为1942年2月19日的建议。它要求立即停战，接着德国军队要撤出苏联，然后苏德将共同对以英美为代表的“国际犹太人”开战。 [8] 事实上，斯大林在1942年2月正在考虑在这一年的年底之前打败德国，这说明那份文件是公然伪造的荒诞不经的东西。
这些不同的故事显然是想抹黑斯大林以及苏联的战争表现。如果不是因为甚至连严肃的学者也对这样的臆想感兴趣，这些故事几乎不值一提。例如，沃伊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在他的经典之作《苏联的冷战之路》中就详细地推测道，在1942～1943年，斯大林打算利用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的胜利，与希特勒好好做一笔交易。 [9] 马斯特尼在20世纪70年代所写的这些内容，是在重复战争期间有关苏联与德国1943年夏季在中立国瑞典举行和谈的传闻。事实上，莫斯科当时是如此急于反驳这些传闻，以至于苏联的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甚至发表了两份单独的声明，否认苏联在与德国进行非官方的和谈。 [10] 1943年10月的美、英、苏外交部长莫斯科会议，就轴心国的任何和谈接洽方面的情报共享达成了一致。苏联方面始终坚持，与轴心国谈判的唯一基础就是它们要无条件投降。1943年10月30日，在庆祝这次会议结束的晚宴上，斯大林告诉美国新任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他可以肯定英国人和美国人认为“苏联人准备与德国单独媾和，而他希望他们已经明白，苏联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11] 按照此次会议达成的协议，11月12日，莫洛托夫给哈里曼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说德国的一个企业家群体的所谓的代表，在跟苏联驻斯德哥尔摩的使馆接触。这个企业家群体据说与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关系密切，而后者是赞成与苏联单独媾和的。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断然回绝了这次接触，并拒绝进行任何进一步的会谈。 [12] 在冷战开始的日子里，这些关于苏联与德国于1943年夏季在瑞典进行和谈的传闻，又再次出现了。 [13] 但是，当时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些传闻，而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也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实际上，斯大林在胜利在望的时候，哪怕是考虑这样做，都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在事实已经证明以往希特勒是如此背信弃义的情况下，要是认为斯大林为了跟希特勒单独媾和，会冒“伟大的同盟”破裂的危险，这同样也很难让人相信。如果与希特勒议和，面对在苏联国内引发的抗议，苏联的任何政权，哪怕是斯大林的政权，难道还能够存在下去吗？
事实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与德国停战是斯大林最不可能考虑的。斯大林带着重拾的信心，期盼着胜利，并开始把他在“伟大的同盟”范围内优先考虑的重点从战争方面的问题转移到战后的和平上。早在1941年秋，斯大林就开始考虑苏联的战争目标以及战后世界的格局。在当年的12月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多次会晤中，为了解决欧洲的边界问题以及维护战后的安全，他提出了一个范围很广的计划。在他的各项要求中，最主要的是恢复苏联在1941年6月的边界以及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包括在芬兰和罗马尼亚的军事基地。1942年1月，斯大林下令成立一个由莫洛托夫主持的外交文件筹备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部内部的一个委员会——负责检查战后的所有议题：边界、战后的经济政治秩序、欧洲的和平与安全组织。该委员会召开了一些会议，也形成了一些材料和报告，但它的研究没有走得太远，这也许是因为随着1942年战争形势的恶化，斯大林对战后问题不太关注了。 [14] 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随着胜利再一次向他招手，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于解决若干战后问题又重新产生了兴趣。丘吉尔和罗斯福也不像1941～1942年的时候那样了，他们现在急于在战后世界问题上先行达成某些协议。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表明，德国人在东线战场肯定会被打败，而苏联则会从战争中崛起，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实力的天平摆向了莫斯科，而伦敦和华盛顿则沦为“伟大的同盟”内部的扈从。对于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事迹，同盟国世界中的如潮美誉也提升了苏联的地位。 [15] 就斯大林而言，他很乐意探讨与英美结为和平时期的“伟大的同盟”的可能性。三巨头对和平谈论得越多，他们就越是可能在战争时期紧密合作。斯大林认为，战后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保持团结，要比让他们团结起来——也许还会与卷土重来的德国联合起来——反对他好得多。和平时期的“伟大的同盟”将会为苏联提供一个框架，借以实现自己在安全方面的目标，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并为修复战争创伤赢得必要的时间。
但是，这种外交视角怎么能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政治视角及意识形态视角一致起来呢？说起来有点自相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他在1943年5月决定解散第三国际。
解散第三国际
解散第三国际在斯大林个人的议事日程上已经有好些日子了。1941年4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晚间演出之后告诉季米特洛夫，他认为各国共产党应该独立于第三国际，应该把精力放在自己国家的问题上而不是放在国际革命上。第三国际，斯大林说，是在预计会发生国际革命的情况下成立的，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它已经变成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基础上谋求发展的障碍。 [16]
尽管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但既然斯大林说了，那人们就要赶快行动。于是，季米特洛夫和他在第三国际执委会里的同志们就开始讨论，怎样去改革第三国际，使之为成员党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然而，斯大林并没有继续按照这样的想法去做，他有可能在考虑的计划也因为1941年6月战争的爆发给打断了。但在两年之后，斯大林又旧话重提，并通过莫洛托夫告诉季米特洛夫说，要解散第三国际。 [17] 第三国际执委会随即讨论了解散问题，而且还与一些外国共产党进行了协商。对于拟议中的解散该组织，有些人表示遗憾，但没有人表示反对。实际上，讨论的总的看法是，解散第三国际将会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向前迈出的积极的一步。 [18] 1943年5月22日，《真理报》公布了解散第三国际的决议。决议强调，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刻的差异，这就需要各国共产党采取不同的战略和策略。战争使这些差异变得更加明显，而第三国际，不管怎么样，也已渐渐地允许各国共产党自行决定自己的政策了。 [19] 到6月8日为止，决议得到了31个国家的分支组织的赞成。两天之后，该组织被正式解散。 [20]
斯大林密切参与了解散第三国际的内部审议，并就决议内容与协商程序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了建议。斯大林起初建议季米特洛夫不要搞得太仓促，但后来又在还没有全部收到外国共产党的回复的情况下，就催促他公布有关解散的决议。 [21] 1943年5月21日，斯大林召开了在战时难得召开的苏联政治局会议，讨论第三国际的命运。那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解散第三国际的主要缘由是，在战争期间，从一个单一的国际中心无法指导所有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在各国共产党面临着极为不同的任务的时候：在有些国家是要设法打败他们的政府，在其他国家是要为胜利而工作。政治局决议指出，这样做也是为了不给敌人以口实，说各国共产党的活动是受外国指使的。 [22] 决议的内容显然是以斯大林在会上的讲话为基础的，它跟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记录的斯大林的讲话差不多。对于解散第三国际的积极影响，斯大林显得充满信心：“现在走的这一步，肯定会使共产党作为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变得更加强大，同时，还会加强人民大众的国际主义精神，而苏联则是人民大众的根据地。” [23] 在5月28日发表的有关建议解散第三国际的声明中，斯大林也显得很乐观。在回答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哈罗德·金（Harold King）的书面提问时，斯大林说，解散第三国际是件好事，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它可以戳穿希特勒关于莫斯科想要使其他国家“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第二，它揭露了这样的不实之词，即共产党人不是在为他们自己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而是听命于外国人。第三，它可以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促进各种进步力量的团结，而“不管属于什么政党或有着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24] 第四，它可以促进所有热爱自由的民族的国际团结，并为“未来建立各国的伙伴关系”铺平道路。斯大林的结论是，这四点合在一起，就会进一步巩固反希特勒的“伟大的同盟”。 [25]
但是，斯大林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特殊的时刻——1943年5月——来解散第三国际呢？这很可能是受前一个月的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的影响：苏联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由于卡廷危机而变得严峻起来。危机的起因是，德国宣布它在当时还处于德国国防军占领下的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数千处波兰军官战俘的大型尸坑。莫斯科在回应时声称，这是纳粹的宣传伎俩，一定是德国人自己而不是像柏林所说的苏联内务部，枪杀了这些波兰人。然而，波兰流亡政府赞成德国人提出的建议，即成立独立的医学委员会对这些尸坑进行检查，以便弄清楚这些战俘是怎么死的。苏联人被激怒了，《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发表了措辞强烈的社论，指责波兰流亡者是希特勒的同伙。 [26] 4月21日，斯大林给丘吉尔和罗斯福发去了一封抗议电报，强烈谴责波兰人对苏联的诽谤。 [27] 四天后，苏联与伦敦的波兰人断绝了外交关系。
卡廷危机 [28] 与1939～1940年的事态发展有关：1939年9月，红军入侵波兰东部；随后，苏联当局俘虏并囚禁了数万名波兰战俘。在这些战俘当中，有许多人只被关押了很短的时间，其余的大部分也都根据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的战时同盟条约的规定，在1941年6月之后被释放了。截止到1941年10月，苏联人从监狱或被关押的地方释放了大约40万波兰公民。然而，仍然有2万多军官和政府官员不见踪影。波兰人强烈要求苏联当局说明他们在什么地方。甚至波兰首相西科尔斯基将军以及在苏联招募的一支波兰军队的指挥官安德斯（W. Anders）将军也向斯大林打听这件事。但斯大林坚持说，他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一定是设法离开了苏联。
实际上，在1940年3月5日政治局正式通过了批准处决的决定之后，失踪的战俘已经被内务部枪杀了。 [29] 这一决定既让人想一探究竟，又让人不寒而栗。它也暴露了斯大林政权的许多阴暗面。在俘虏波兰战俘的时候，目的并不是要谋杀他们，而是要把他们与新合并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居民隔离开来，并把他们改造成能接受在波兰东部建立的苏维埃新秩序的人。但是，内务部在战俘营所做的改变信仰的工作收效甚微，因此，苏联人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战俘中的“资产阶级”军官是顽固的阶级敌人，必须把他们清除掉。于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就在3月初给政治局写了报告，建议由内务部对这些战俘立即进行审讯，然后处决。政治局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苏联人担心，对芬兰的战争可能会升级为更加广泛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倔强的波兰人就会成为甚至更大的安全隐患。集体处决是在1940年3～4月执行的，而且不仅仅是在卡廷，还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其他许多地方。与此同时，被处决的战俘的家人也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详细地谈论过这个可怕的决定，但他对由之引发的难堪及并发症一定极为懊悔。德国的国际医学委员会非常准确地发现，这些战俘是在1940年春被内务部枪杀的。在红军收复了斯摩棱斯克的时候，苏联人不得不策划了一次掩人耳目的行动，试图让世人相信德国人才是罪魁祸首。苏联人的伎俩之一就是在1944年1月邀请了一群美国记者参观卡廷大屠杀的现场。在被邀请的人当中就包括凯瑟琳·哈里曼（Kathleen Harriman），她是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女儿。1944年1月28日，凯瑟琳写信给她的姐姐玛丽，讲述了她的斯摩棱斯克之行：
卡廷森林原来是个稀稀拉拉的小松树林。我们被领着观看了一位年长的苏联医生的工作——他看上去像个厨师长，戴着白色的尖顶帽子，系着白色的工作裙，戴着橡胶手套。他饶有兴趣地把仔细摆放在餐碟里准备检查的波兰人的大脑切片拿给我们看。后来我们又开始一个一个地看了七座尸坑。我们看到的尸体和尸体的残肢一定有好几千。它们腐烂的程度不同，但都一样的难闻（幸亏我感冒了，所以不太像其他人那样为恶臭所困扰）。有些尸体在1943年春天德国人一开始提出他们的说法后，曾经被他们挖出来过。这些尸体被一摞一摞整齐地堆放着，大约有6～8具尸体深。其他坑里的尸体都被胡乱地放在一起。我们在那的时候，穿着军队制服的人一直在照常继续挖掘。不知怎的，我并不羡慕他们！最让人感兴趣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每个波兰人都是从脑后被枪杀的，而且只用了一颗子弹。有些尸体的双手被绑在背后，而所有这些都是德国人的典型做法。接着我们又被带进了验尸帐篷。帐篷里又热又不通风，臭气熏天。有数不清的尸体正在进行查验，每具尸体都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我们也亲眼看了几个……我个人特别惊讶的是，这些尸体竟然如此完整。许多尸体的头发还在。我甚至还认得出他们的内脏，而且在他们的大腿上还有比较完好的红色的“结实的”肉……你知道，德国人说苏联人在1940年后期杀死了这些波兰人，而苏联人说这些波兰人是直到1941年秋季才被杀死的，因此在时间上很不一致。尽管德国人撕开了这些波兰人的口袋，但他们还是遗漏了一些手写的文件。在我正在观看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封信，上面注明的日期是1941年夏，这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据。 [30]
卡廷危机的另一个并发症就是它对波兰共产党或者波兰工人党——照当时的称呼——的影响。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波兰共产党正试图通过谈判建立广泛的民族阵线，包括与跟伦敦流亡政府有联系的波兰地下军（Polish Home Army）团结起来，抵抗德国对波兰的占领。由于波兰共产党被要求服从流亡政府、反对苏联对波兰的领土要求、断绝他们与第三国际的联系，谈判于1943年4月底破裂。 [31] 5月7日，也就是莫洛托夫对季米特洛夫说要解散第三国际的前一天，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娅（Wanda Wasilewska），波兰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会见了斯大林——据推测是汇报与地下军谈判失败的事情。 [32] 很可能正是这个新情况促使斯大林解散了第三国际，这样一来，波兰民族主义者就没有理由再说波兰共产党不是爱国者而是苏联的代理人了。
斯大林解散第三国际一般被看作对英国和美国的一种姿态， [33] 是要表明他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不会在欧洲谋求革命或者由共产党接管。斯大林想向“伟大的同盟”的伙伴们表明自己的诚意，这当然有可能是真的，但更可能的是，他想在卡廷危机之后重新赢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波兰是苏联西部边界的最重要的国家，所以，从准备争夺战后在波兰的政治影响力这一背景来看，就可以看出一个更直接也更简单的动机：解散第三国际是为了增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战略上的挑战性。在波兰，以及在整个欧洲，共产党正通过建立反法西斯民族阵线来谋求影响力和政治权力。民族阵线将领导反对纳粹占领的抵抗运动，然后争取在战后实行进步的政策。换句话说，欧洲的共产党要像苏联人那样，把自己彻底打造成激进的爱国者，不仅献身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样也致力于自己国家的民族利益。到战争中期，随着共产党的复兴并立足于战前人民阵线反法西斯政治主张的基础之上，这种突出爱国精神的彻底改造的过程，在许多国家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解散第三国际远远不是为了在外交上迁就“伟大的同盟”，而是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对苏联的西方盟友提出了挑战。对于“伟大的同盟”，无论是战争时期的还是和平时期的，斯大林都坚决维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相信还可能或者应当回到欧洲战前的政治格局。对于欧洲的政治状况会由于这场战争而发生怎样的变化，斯大林此时还不能确定，但他意识到很有可能会发生某种根本性的转变，所以他想让他的共产党盟友占据牢固的阵地，以便在政治上一旦出现什么机会的时候就可以抓住它们。
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斯普里亚诺指出，解散第三国际还有一个重要意义： [34] 斯大林的声望与神话现在是如此牢固，以至于他不再需要一个像第三国际这样的机构作为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中介了。从现在起，他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与国外共产党领袖的面对面的会谈，来亲自指导共产主义运动在战略与政策上的总的方针路线。长期以来，斯大林虽然一直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支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他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制于第三国际的集体组织形式，受制于其他许多共产党领袖在公众当中的声望。例如，季米特洛夫是1933年国会纵火案审判中的英雄，并被广泛视为第三国际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一政治主张的化身。在私下里斯大林本人直接控制着季米特洛夫，但是在公开场合，这位第三国际领导人看起来还像是一个相当独立而且充满魅力的人物。其他的一些共产党领袖也是如此，例如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托雷兹（Maurice Thorez）、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美国共产党的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和英国共产党的哈利·波立特（Harry Pollitt）。但苏联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意味着斯大林现在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第三国际解散的时候，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成了斯大林的党。
1943年6月，第三国际作为一个机构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它的许多成员组织依然像以往一样运转，那些为从事地下活动和游击斗争的共产党提供物资和经费的组织尤其如此。 [35] 季米特洛夫被调到了新的“国际情报局”，它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机构的一个下属部门，在战后又变成了该党的国际局。季米特洛夫的情报局要向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提供情报和对国际问题的分析，要与外国共产党建立并保持联系。1944年底，情报局开始发行机密简报《对外政策问题》（Voprosy Vneshnei Politiki ）。关于苏联的发展中的国际关系观点，1943年6月开始出版的双周刊《战争与工人阶级》（Voina i Rabochii Klass ）提供了比较公开的说法。在政治局创办这份杂志的时候，它的内容不是按照苏联报刊检查制度的正常程序， [36] 而是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直接审查。它部分地是第三国际的期刊《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的替代物，但主要还是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公开的机关刊物，其内容大多依据内部简报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内部报告。它里面的文章在苏联和共产党的报刊上被广泛转载，并被视为——这完全正确——是对莫斯科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战后世界的计划的观点的权威表述。
为和平做准备
《战争与工人阶级》的出现，表明斯大林对战后世界的准备与谋划越来越感兴趣了。他在1943年的夏季做出决定，用两个新委员会来取代外交文件筹备委员会：伏罗希洛夫元帅负责的停战条件委员会和李维诺夫领导的和平条约与战后秩序委员会，后者于1943年夏被从驻美大使的位置上召回。由于苏联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运动失败而失宠的麦斯基，也被从伦敦召回并被安排负责赔偿委员会。 [37] 斯大林任命李维诺夫负责关键的委员会是有深意的，尤其是鉴于李维诺夫与1939年取代他成为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长期存在私人的竞争关系。 [38] 在斯大林的外交官当中，李维诺夫知识最渊博，经验最丰富。斯大林需要他的能力与专长。李维诺夫还是一个坚决主张与英美合作的人，而且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劝说斯大林要完善三方机制，从而把苏联与西方的合作制度化。1943年5月，在从美国回来以后，李维诺夫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撰写了关于“美国的政策”的长篇报告。在这份文件中，他认为苏联应当“加入一个由美、英、苏组成的委员会，讨论共同与欧洲轴心国斗争所引起的一般军事、政治问题”。李维诺夫说，这样的委员会能够使苏联人对英美的战略计划产生影响，并改变西方国家的政治舆论。 [39] 李维诺夫关于成立同盟国军政委员会的建议似乎对斯大林起到了作用。8月22日，他在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信中说：
鉴于在与正在脱离德国的各国政府的谈判中涉及的种种问题……我认为，成立一个由三国代表组成的军政委员会的时机已经成熟。时至今日，事情一直是这样的：美国和英国相互之间达成一致意见，而苏联只是作为第三方在一旁被动地等待把两个大国之间的一致意见通知它。我必须说，这种局面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40]
在1943年夏季盟军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刺激下，斯大林以同样的口吻写了几封短信给罗斯福和丘吉尔，这是第一封。墨索里尼辞职了，由君主主义者巴多格里奥（Badoglio）元帅领导的新政府正在跟英国和美国就停战条件进行谈判。斯大林关心的是，苏联应该参与意大利的投降谈判以及那里的同盟国占领政权。在斯大林看来，得到一份协议是明智的。协议将有助于苏联人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占领的敌方领土上的影响力，而作为交换，西方盟友也会在红军即将占领的地方获得大小相当的影响力。但罗斯福，尤其是丘吉尔，却另有打算：他们想保住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因而坚持认为，在意大利的占领政权将由他们在那里的军事指挥官负责。结果，在同盟国对被占领的意大利的管理方面，苏联实际上没有任何发言权。在同盟国管制委员会中，以及在后来的咨询委员会中，苏联也有代表参加，但他们即使有权力，也很少。 [41] 从长远来看，英美在意大利占领问题上的做法适得其反，因为它为红军1944～1945年在东欧各轴心国的占领政权开了一个先例：斯大林可以利用在意大利确立的模式，把西方在苏联军事占领地区的影响力降到最低。
不过，斯大林在1943年的时候并没有料到意大利的情况最终会变得对他有利，所以，他把副外交人民委员安德烈·维辛斯基派到意大利咨询委员会工作，尽量扩大苏联对占领政权的影响力。但是，没过几个月，苏联人就得出结论，认为意大利的三方咨询机制是在浪费时间。1944年3月，斯大林决定绕过同盟国内部的安排，在三巨头中第一个与巴多格里奥政府（它现在在与意大利境内的德国人作战，因而成了与同盟国共同作战的国家）建立事实上的外交关系。在《真理报》的头版发表的关于“意大利问题”的长篇社论，在阐述苏联承认巴多格里奥政府的理由的时候，提到了英美在意大利实行的单方面政策；它还认为，这样做对于加强反法西斯斗争是必要的。 [42] 为了提高苏联在巴多格里奥政府中的影响力，斯大林同时还命令陶里亚蒂，放弃意大利共产党反对与这位君主主义者领导的联合政府合作的立场。斯大林告诉陶里亚蒂：
两大阵营的存在（一方是巴多格里奥与国王，另一方是反法西斯的各党派）正在削弱意大利人民的力量。这对英国人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希望在地中海有一个孱弱的意大利 [43] ……为了加强对德国人的战争，为了在这个国家实行民主化，为了把意大利人民团结起来……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巴多格里奥政府。在反对德国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意大利的斗争中，意大利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44]
斯大林的盘算是，一方面利用意大利共产党来提升他在意大利的外交及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要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基础，来提升共产党在该国的影响力。斯大林认为共产党要想在意大利掌权是不太可能的，因而他在对德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坚决反对任何这一类的冒险。 [45] 至于法国，他采取的政治及外交策略也与此类似。1944年3月，法国共产党接到的指示说，“党必须成为民族的领导力量，要作为一个能够代表国家的政党表达自己的抱负，要不仅能够说服和争取自己的追随者，而且还要能够说服和争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46] 斯大林对戴高乐（de Gaulle）的评价不高，但是在1944年10月，他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起，承认了这位将军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的临时政府。1944年11月，就在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托雷兹即将回到被解放的法国之前，斯大林与他举行了会晤。斯大林敦促他支持戴高乐政府，寻找政治盟友，不要让共产党陷于孤立。他甚至建议法国抵抗运动更名为“复兴阵线”，建议法国共产党应该以“复兴工业、给失业者提供工作、捍卫民主制度、惩罚那些破坏民主的人”作为它的纲领。 [47]
对于同盟国在意大利的占领政权，斯大林在1943年夏季之所以努力争取一种各方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即将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会晤。一段时间以来，罗斯福一直在试图说服斯大林与他见面，而且还在1943年5月派美国的前驻苏大使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Davies）带信给莫斯科，就会谈的时间地点提出了建议。 [48] 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在打败德国人在库尔斯克发动的夏季攻势之前，他不想考虑此事的细节。直到9月份，双方才就会谈的时间地点达成了一致。到这个时候，会谈已经扩大到包括丘吉尔在内，并且还商定，作为三巨头德黑兰会议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将于1943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美、英、苏外交部长会议。
三国外交部长莫斯科会议
在筹备莫斯科会议 [49] 的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提交了许多准备讨论的议项。英国人想要讨论：意大利和巴尔干问题；建立同盟国内部磋商机制；共同承担欧洲的责任（这与各自承担责任相反）；波兰问题；大国与小国之间就战后问题的协议；战后对德国以及其他轴心国的处置问题；对南斯拉夫游击运动的政策；成立法国临时政府；在东欧成立联邦；伊朗；战后与苏联的经济合作。在美国人的议程上有：建立国际安全组织；如何处置敌国；战后重建；如何检查在战争过程中引起的政治经济问题。作为回应，苏联只提出了一项议题：“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战争的措施”。虽然苏联人对于讨论西方盟国提出的问题是有准备的，但他们还是要求英国人和美国人拿出他们的具体提案。莫斯科还坚持这次会议只是预备性的，只能讨论随后要提交三国政府考虑的提案草案。 [50] 苏联人如此回应西方在议程方面的建议表明，在莫斯科看来，英美的目的是要转移对第二战场的注意力，并试探苏联人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与德国的未来有关的问题上的立场。 [51] 苏联人的谈判态度不是个好兆头，但英国人与美国人的提案也促使苏联人做出很大的努力，来澄清他们在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上的立场。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内部拿出了大量介绍基本情况的文件和意见书，这些都奠定了苏联在此次会议上的立场的基础。 [52] 李维诺夫是这种内部讨论的一个重要撰稿人，为莫洛托夫起草了许多文件。与某些苏联分析家的建议不同，李维诺夫的建议坚决限于三国合作的背景之内，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了苏联的特殊利益，或者轻易屈服于西方的立场。实际上，他的文稿的主题之一就是认为下面这种做法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在一个全权的国际组织框架范围内，把世界划分为独立的安全区，从而阻止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内部讨论的其他撰稿人，特别是那些有在第三国际工作背景的人，不太相信英国和美国；他们强调的是苏联与西方的差异性而不是一致性。但是没有任何人直接质疑三国合作的可取性和可行性。这样一种广泛的共识只能来自苏联的最高决策层，来自斯大林，而这种支持三国合作的精神也注入了会议本身。结果，苏联人与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了坦率而友好的协商，并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协议，远远超出了当初把这次会议当作德黑兰的预备会议的想法。
参加在斯皮里多诺娃宫举行的这次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由莫洛托夫为首，李维诺夫是他的副手。代表大不列颠的是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代表美国的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斯大林没有出席，但莫洛托夫、李维诺夫和苏联代表团的其他主要成员把会议的议程都向他做了简要而全面的汇报。 [53] 10月18日，也就是会议开始的前一天，给斯大林送来的一份文件概要地阐明了苏联在提交讨论的各种问题上的立场。 [54] 在会议期间，斯大林两次会见了艾登，跟赫尔也会见了一次。10月30日，他还主持了庆祝会议结束的晚宴。
从10月27日他与艾登的谈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当时他跟预料的一样，敦促外交大臣开辟第二战场，并且强调说，如果西方不能用实质性的威胁来迫使希特勒分兵，那苏联就再也无力对德国人发动任何较大的攻势了。 [55]
在这次会议上，西方两强再次保证，他们将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时间是在1944年春。关于说服土耳其加入对德战争的必要性也达成了一致，而且讨论了苏联提出的在中立国瑞典设立同盟国空军基地的建议。科德尔·赫尔优先考虑的是，就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以取代名声扫地的“国际联盟”达成协议。会议为此发表了一则宣言。在苏联的倡议下，与会各方同意，将就拟议中的新的安全组织进一步举行三方磋商。另一个重要的决定是，采纳英国的建议，成立由三大国组成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其最初的任务是检查德国的停战条件。在这次会议上，就德国的未来达成的唯一具体的一致是，宣布奥地利将从第三帝国分离出去，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中，在解除德国的武装，使其非军事化、去纳粹化、民主化和对德国进行肢解的必要性上，三国外交部长显然有着广泛的共识。达成共识的还有，纳粹的主要领导人将会作为战犯受到审判。 [56]
在会议结束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三国承诺“在战争结束后，将继续保持目前这种在战争组织上的协作与配合”，并且在联合公报的最后还特别指出，“这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氛围贯串在这次会议的所有工作中”。 [57] 这些看法绝不仅仅是宣传中的夸大其词。会议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是三方在战后世界的谋划中进行广泛合作的开端。在公开场合，苏联人对会议大加称颂，认为它将开启长期而稳定的和平时期，而这种和平的保证就是三巨头的合作。 [58] 在内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通知其外交人员说，这次会议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生命中的大事”，对这件大事，“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好好研究……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就会议决议的落实问题提出建议”。 [59] 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是一样满怀热情。英国人对莫洛托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尤为感动，所有人都认为莫洛托夫的表现极为出色。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艾登甚至提议将来所有的三国外交部长会议都由莫洛托夫主持。 [60] 艾登一回到伦敦就在下院说：“我还没有遇到过比莫洛托夫先生更能干、更有耐心、更有判断力的主席，而且我必须得说，正是他对冗长而复杂的议程的巧妙处理，我们才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 [61] 赫尔在美国国会说，关于成立新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宣言意味着，“势力范围、结盟、均势或任何其他的特殊安排，都不再必要了。而在不幸的过去，各国都竭力通过这些安排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或增进自身的利益”。 [62] 哈里曼大使的判断是，这次会议“十分接近于在英国人和我们之间的讨论中存在的那种亲密关系”，而他在美国大使馆的副手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也认为，它“标志着那个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充满责任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又回来了”。 [63]
在1943年11月6日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讲话中——对公众来说，这样的讲话现在成了一年一度的阐明苏联军事与外交政策的相当重要的大事——斯大林表达了他对这次会议的总的看法。在这个题为“反希特勒同盟的加强与法西斯集团的瓦解”的讲话中，斯大林在其中的一节说道：
同盟国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快到了。同盟国之间的联系及其军队的军事合作，尽管受到了敌人的阻挠，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不断加强与巩固。在这方面，这次莫斯科会议做出的历史性决定……就是有力的证明……现在，我们联合起来的各个国家都下定了决心，共同打击敌人，而这会使我们获得最终的胜利。
尽管提到了“伟大的同盟”的未来，但斯大林优先考虑的还是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便把相当一部分德军吸引到西线，减轻东线苏军取胜的难度。斯大林在他的讲话中着重提到了同盟国在北非、地中海和意大利的军事行动，以及对德国工业区持续的空中轰炸造成的影响。他还特地赞扬了西方对苏联的物资援助，说这些物资对苏军取得夏季战役的成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讲话结束时，他批评同盟国在南欧的军事行动还不是第二战场，而只有开辟第二战场，才会进一步加强同盟国的军事合作并加快战胜纳粹德国的进程。 [64] 正如德黑兰会议将要表明的那样，在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系中，开辟第二战场仍然是他的首要目标。“现在要决定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是否会帮助我们，”在去德黑兰的途中，据说斯大林是这样说的。 [65]
德黑兰会议
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会晤是在德黑兰举行的，因为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坚持要求，会议的地点要选在一个能够让他通过电话和电报与莫斯科总参谋部保持直接联系的地方。据斯大林的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将军说，在前往德黑兰的途中（乘火车到巴库，然后改乘飞机），他每天必须向斯大林汇报三次前线战况。在整个会议期间，什捷缅科要继续向斯大林汇报，而这位苏联领导人也在继续核准他的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用电报发给他的军事命令。 [66]
1941年8月，为推翻德黑兰的亲德政府、保障通往苏联南部的物资运输路线的安全，英国和苏联的军队采取了军事行动，并在此后一直占领着伊朗。到1943年，英国和苏联的军队已经正式撤出了伊朗首都，但是那里的同盟国士兵仍然随处可见。苏联大使馆被认为是举行此次会议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罗斯福与斯大林一起住在苏联大使馆，而丘吉尔则下榻在附近的英国公使馆。
关于这次德黑兰会议有许多故事：有的说德国人阴谋绑架或暗杀三巨头；有的说苏联人暗中监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行动；有的说安卡拉英国大使馆的间谍把整个会议记录的副本都提供给了柏林。 [67] 但真正重要的是，在德黑兰会议上所说的和所决定的，在未来岁月里对数百万人的生命造成的影响。
斯大林在德黑兰的第一场会谈是1943年11月28日与罗斯福的会谈。根据斯大林的译员之一瓦列金·别列什科夫的说法，会谈是在靠近主会议厅的一个房间里进行的，而且为了保证座位的安排要考虑到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这位苏联领导人还费了不少心思。 [68] 由于这是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初次见面，它就更多地成了一次社交拜访。在会谈开始的时候，罗斯福先询问了东线的局势，并说他打算把30～40个师的敌人从斯大林的军队那里引走。斯大林自然表示感激，并对美国在给远离美洲大陆3000英里之外的200万军队提供支持时面临的后勤困难表示同情。罗斯福然后说他打算跟斯大林谈谈战后问题，包括与苏联的贸易问题。斯大林说，在战后，苏联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大市场。罗斯福表示同意，并特别指出，美国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很大，而这些原材料可以由苏联供应。接着双方就中国人的战斗素质交换了意见。对于这一点，他们都认为，尽管中国人是优秀的武士，但像蒋介石这种人对他们的领导很拙劣。在谈到戴高乐和法国人时，双方的想法显然就更一致了。根据斯大林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