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戴高乐不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认为自己能够代表真正的法兰西，而他当然是代表不了的。戴高乐并不理解有两个法兰西：一个是作为符号的法兰西，这是他所代表的；一个是真实的法兰西，它在通过拉瓦勒（Laval）、贝当（Pétain）等人帮助德国人。戴高乐与真实的法兰西没有关系，这个真实的法兰西必须为它对德国人的帮助而受到惩罚。
罗斯福有着类似的看法，而且两人还一致认为，在战后有必要检查法国殖民地的状况。对于美国人提出的成立一个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国际委员会的想法，斯大林也表示赞同，但他与罗斯福都认为，他们最好不要跟丘吉尔提印度问题，因为这是那位英国领导人的痛处。罗斯福建议，印度不适合搞议会制度，采取某种从底层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体制也许会更好。对此，斯大林说，“这就意味着要走革命的道路。在印度，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没有哪种势力或集团可以领导这个国家”。但斯大林同意罗斯福所说的，那些像他们那样对印度问题的看法比较公允的人，更能够对其进行客观的检查。 [69]
在当天晚些时候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罗斯福与斯大林继续保持着他们之间已经达成的默契。三巨头第一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1944年渡过英吉利海峡入侵法国的计划。实际上，斯大林与罗斯福在联手对付丘吉尔。他们坚持认为，“霸王行动”——这是该计划的代号——在1944年的英美军事行动中，绝对是头等大事。斯大林在这次讨论中与罗斯福站在了一边，他从情报中了解得很清楚，对于是优先考虑“霸王行动”还是继续在地中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英美之间一直存在争议。丘吉尔原则上同意“霸王行动”，但他对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防御牢固的法国海岸是否明智感到怀疑，因而更赞成进攻轴心国的“软肋”。 [70] “霸王行动”与丘吉尔的围绕意大利和巴尔干展开军事行动的地中海战略存在着矛盾，斯大林支持“霸王行动”，他这是在追求苏联一贯主张的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目标。他希望西方对这个问题的拖延有个明确的结果。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还做了一个重大声明，那就是宣布，在德国投降之后，苏联将加入远东的对日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其实算不上是个惊喜，因为在早先的莫斯科会议上，斯大林曾经对哈里曼和赫尔透露过他的想法。但是，它仍然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未来军事承诺，而这样的承诺是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一直想从苏联人那里得到的。 [71]
在当晚的三方宴会上，斯大林主要提到了战后德国的命运问题。据当时在德黑兰担任美方译员的波伦说：
关于德国，斯大林元帅似乎认为，无论是总统还是丘吉尔所建议的旨在征服和控制德国的措施全都不够……他似乎对德国人民改过自新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信心，而且他还严厉谴责了德国工人在对苏战争中的态度……他说希特勒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但从根本上来说，还不够聪明，缺少文化，用原始的方法去解决政治及其他问题。他不同意总统关于希特勒精神错乱的看法。他强调说，只有能力很强的人，才有可能做到希特勒在使德国人民团结一致方面所做到的一切，不管我们对于这些做法怎么想。
斯大林还对罗斯福1943年1月宣布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斯大林和丘吉尔随后也接受了这个原则——的效用表示怀疑，理由是，这会使德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同盟国。 [72] 晚宴后，斯大林与丘吉尔就德国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他告诉丘吉尔说，“他认为德国完全有可能从这次战争中恢复过来，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发动新的战争。他担心德国人的民族主义。在凡尔赛会议之后，和平好像是有了保障，但德国很快就卷土重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防止德国发动新的战争。他确信它会卷土重来”。当丘吉尔问起德国人需要多长时间卷土重来的时候，斯大林说15～20年。斯大林赞成丘吉尔提出的至少要保持世界50年不受德国威胁的想法，但是又认为首相提出的那些措施，即解除武装、经济管制和领土变化还远远不够。根据在德黑兰后来的那些谈判以及有关这次特别谈话的报告来判断，对于丘吉尔想象中的被削弱和管制的德国，斯大林主要反对的是，首相提出的肢解德国的措施还是有限的——主要是让普鲁士脱离德意志的其他部分——而这对于斯大林来说远远不够。丘吉尔也跟斯大林提到了波兰问题，斯大林对此没有多谈，只是说他愿意讨论这个国家的战后边界问题，包括用德国的领土来补偿波兰。 [73]
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前，斯大林在11月29日再次会晤了罗斯福。这次会谈的主题是罗斯福关于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计划。斯大林了解这位总统的看法，因为罗斯福在1942年年中已经向莫洛托夫提出了他的想法，要把各大国组成一支致力于维护和平的国际警察力量。当时在听说了罗斯福的建议之后，斯大林立即在1942年6月1日发电报给在华盛顿的莫洛托夫，说总统“的在战后保护和平的想法绝对在理。毫无疑问，如果英、美、苏不建立起一支防止侵略的联合军事力量，要维持和平是不可能的。请告诉罗斯福……［他］是绝对正确的，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他的立场”。 [74] 在德黑兰，罗斯福向斯大林介绍了有关国际组织的计划的基本内容。该国际组织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个由所有“联合起来的国家”组成的总的组织；一个由10～11个国家组成的执委会；一个由三巨头加上中国组成的警察委员会。欧洲的小国不会喜欢这样的组织，斯大林评论说（指中国扮演的角色），并且建议说可以成立两个组织，一个负责欧洲，一个负责远东。罗斯福指出这个建议跟丘吉尔提出的差不多，但又补充说，美国国会永远不会同意加入只由欧洲人组成的组织。斯大林问，如果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成立了，美国会不会把它的部队派到欧洲来？罗斯福说，不一定。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侵略，美国会提供船只和飞机，但军队可以由英国和苏联来出。罗斯福问斯大林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位苏联领导人就开始说，在先一天的晚宴上，丘吉尔说过德国在战后不会很快恢复它的实力的。斯大林不同意，他认为德国在15～20年内就能够东山再起，然后就可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为了防止这样的侵略战争，各大国必须占领德国国内和德国周围的一些战略要地。日本也是这样，新的国际组织必须有权占领这些战略要地。罗斯福说，“他百分之百地同意斯大林元帅的看法”。 [75]
在德黑兰，斯大林之所以对德国问题这么重视，有一个重要的背景，虽然这个背景还不太为人所知。当时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内部，对于德国战后的命运刚刚开始认真地计划；这些计划的要点是，由同盟国对德国实行长期的军事占领并肢解德国。与此同时，苏联人也担心德国人要求重新统一的压力，所以就想使德国长期处于被削弱的状况。斯大林打算占领战略要地的想法，是苏联针对德国问题的内部讨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76]
斯大林与罗斯福的谈话因为他要出席接受“斯大林格勒之剑”的仪式而中断了。“斯大林格勒之剑”是乔治六世国王为纪念这个英雄城市的市民而赠送的礼物。像往常一样，在这样的场合乐队要演奏“国际歌”（它在这时仍然是苏联的国歌）和“天佑吾王”。在这位苏联独裁者与英国首相就英苏关系彼此说了一番客套话之后，斯大林从丘吉尔那里接过了这把剑，在亲吻后把它交给了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差点把它掉下来。仪式上的这个小插曲在同盟国的报刊上没有报道。
第二次全体会议继续讨论了“霸王行动”。斯大林在若干相关问题上向丘吉尔施压：在进攻法国的日期问题上（这样苏联人就知道了他们的处境，以便做相应的计划）；在负责此次行动的英美联军最高统帅的任命问题上（在斯大林看来，这对于该计划的顺利进行是必需的）；在“霸王行动”与西方盟国计划中的其他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说了一句带刺的话——他“想要知道英国人对‘霸王行动’是否有信心，还是只是为了让苏联人宽心才说说而已”。他与丘吉尔交流时的尖锐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77]
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日，丘吉尔与斯大林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对于“霸王行动”依然有些犹豫，理由是，他不能肯定，如果在法国有大量德军的话，这次进攻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但斯大林坚持说，红军在指望着同盟国入侵法国北部，所以他现在就必须弄清楚，这项计划是否会继续执行。如果它真的继续执行，那红军就能从多路发动攻势，把德军牵制在东线。 [78] 在接下来的三方午餐会上，罗斯福宣布，已经同意在1944年5月实施“霸王行动”，同时对法国南部发动支援性的进攻。随着有关第二战场的问题有了最终的决定，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交谈也变得非常友好了。丘吉尔先说，苏联有权得到不冻港。于是，斯大林就借机提出土耳其对黑海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并说有必要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管理制度修改得对苏联有利一些。斯大林还提到，要得到远东不冻的出海口，包括满洲的大连港和亚瑟港 [79] ，它们是沙俄在19世纪租借的，但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后又被转让给了日本。丘吉尔回答时再次说，“苏联得要有不冻港”。接着他又继续说，“世界的方向必须集中掌握在那些心满意足因而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的国家手中……我们三个正是这样的国家。主要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相互间达成一致之后，我们就能够认为自己心满意足了”。 [80]
在第二天他们继续就各种政治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在午餐过程中，他们对丘吉尔最为看重的说服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参战的计划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斯大林持怀疑的态度，但他承诺，如果土耳其参战会引发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的话，苏联会向保加利亚宣战。这使丘吉尔感到相当满意，他对斯大林的承诺表示感谢。在关于芬兰的讨论中，丘吉尔对苏联有关列宁格勒安全方面的需要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希望苏联在战后不会吞并芬兰。斯大林回答说，他相信会有一个独立的芬兰，但是为了苏联的利益将会对领土进行调整，而且芬兰人应该为战争的损失支付赔偿。丘吉尔提醒斯大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句布尔什维克口号——“不割地，不赔款”——但这位苏联领导人挖苦说：“我告诉过你，我已经成了一个守旧派了。”
午餐过后，在正式的全体会议上，很快就对如何分配意大利海军船只和商船达成了友善的协议，丘吉尔和罗斯福答应尽快把船给斯大林送去。下一个要讨论的主题也就是波兰问题有点棘手。丘吉尔和罗斯福向斯大林建议苏联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外交关系。斯大林坚持说，只要波兰流亡者继续与德国人合作，这件事就不可能。关于领土问题，斯大林赞成用德国的领土来补偿波兰的想法，但又坚持要求东部边界必须是1939年确立的边界，也就是说，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是被合并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当艾登表示那就是指“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线”时，斯大林说，他怎么叫它都行。莫洛托夫插话说，他们现在都称它“寇松线”，而在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所确定的人种界线与苏联人提出的苏波边界线之间，并没有多少区别。不过，斯大林也承认在寇松线以东的任何波兰人占多数的地方都可以划归波兰。
三巨头在德黑兰讨论的最后一个主题是肢解德国。“德国问题”是罗斯福提出的。斯大林问他怎么想。罗斯福说，“肢解德国”。“我们也希望这样。”斯大林插话说。丘吉尔也说他赞成把德国分成几个部分，但当斯大林问到他对这样的计划的主张时，这位英国领导人解释说，他认为相比于该国的其他部分而言，普鲁士必须受到更严厉的处置。他还解释说，他赞成由德国南部诸省成立一个多瑙河联盟，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将来德国又要求重新统一。根据此次讨论的英方记录，斯大林的看法是：
最好还是把德国的各个部族割裂、分散开来。当然，不管把他们拆散到什么程度，他们也会要求统一。他们总是想要重新统一。他从这一点上看出了巨大的危险，而为了消除这种危险，必须采取各种经济措施，在必要时也可以动用武力。这是维持和平的唯一方法。但是，如果我们让德国人建立一个大的联合体，那就一定会有麻烦。我们务必要使他们分开……没有任何措施可以不让一个追求重新统一的运动存在。德国人总是想要重新统一，想要复仇。我们有必要让自己保持足够强大，以便在他们再次发动战争的时候击败他们。
丘吉尔问斯大林是否赞成把欧洲分裂成若干小国。斯大林回答说，不是欧洲，只是德国。罗斯福说，德国在分成107个公国的时候曾经是比较安全的。但丘吉尔坚持他的看法，认为分成5个或6个较大的部分更好。斯大林再次说，“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拆散德国，这样她就不可能再联合起来了”。他还建议把这件事交给由三国代表组成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处理，这个委员会是为了检查德国投降和占领的条件而在莫斯科会议上成立的。
就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丘吉尔又再次提到波兰边界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正式的方案，说东部可以以寇松线为界，西部以奥得河为界。斯大林说：“苏联人在波罗的海没有不冻港。因此，苏联人需要哥尼斯堡和梅梅尔 [81] 的不冻港……苏联人需要一小块德国的地方。如果英国人同意把这块地方转让给我们，那我们就会同意丘吉尔提出的方案。”丘吉尔说，他会研究这个非常有趣的建议。 [82]
1943年12月7日，三巨头在德黑兰举行会议这件事被公之于众，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坐在会议建筑前的著名照片被刊登在同盟国的报刊上。以三位领导人的名义发表的联合公报说：
我们决心，我们三个国家将会在战争中以及在随后的和平中共同努力。关于战争，我们军方的参谋人员参与了我们的圆桌会议，而且我们已经共同商定了摧毁德国军队的计划。对于即将从东、西、南各个方向展开的军事行动的范围和时间安排，我们已经完全达成一致……关于和平，我们确信，我们的密切合作将会赢得持久的和平……我们带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也在事实上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83]
苏联报刊在报道时对德黑兰会议成果的褒扬甚至超过了莫斯科会议。根据《消息报》的报道，德黑兰会议的各项决议，“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命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真理报》则说，会议的宣言“不仅预示着胜利，而且预示着持久而稳定的和平”。 [84] 斯大林还亲自费心把塔斯社报道的标题从中性的“苏美英政府首脑会议”改为“同盟国三强领导人会议”。 [85]
12月10日，一份总结德黑兰会议的历次讨论的文件给斯大林准备好了。斯大林的秘书们总是非常仔细地把他的谈话汇编成准确的记录，他们的总结跟苏联官方的德黑兰会议记录也非常一致。但是，斯大林用笔所做的修改和评注表明，他对这份文件读得很仔细，因此，它可以被看作他认为他自己在德黑兰曾经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录。
至于丘吉尔有关波兰边界的建议，这份总结文件重复了斯大林提出的接受它的条件：以同意把梅梅尔和哥尼斯堡转让给苏联为前提。关于土耳其，该文件援引斯大林说的，“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大国不应当被关在黑海里面，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管理制度”。至于斯大林有关肢解德国的看法，该文件说：
斯大林同志宣布，至于削弱德国这个目标，苏联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对她进行肢解。斯大林同志积极支持罗斯福的计划，但还没有决定要把德国分裂成几个国家。他反对丘吉尔的计划，反对在把德国分裂之后再创立一个像多瑙河联邦这样的不稳定的新国家。斯大林同志说，赞成奥地利和匈牙利成为单独的国家。
关于战后国际安全组织问题，该文件概括了罗斯福的观点，并记下了斯大林的反提案：成立两个机构，一个负责欧洲，一个负责远东。斯大林对文件的这一部分做了修改，并且说他并不反对罗斯福的提案， [86] 但对他有关战略要地的观点的总结则没有改动：“斯大林同志指出，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本身还不够。必须成立一个有权占领战略要地的组织，以防德日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87]
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
陪同丘吉尔前往德黑兰的是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布鲁克对斯大林在德黑兰的表现的评价是：“在他的任何讲话中，他从来没有犯过战略性的错误；他有着敏锐而可靠的洞察力，因而也从来没有错过局势中所有隐含的东西。” [88] 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金（King）上将的判断是，“斯大林很清楚他来德黑兰想要什么，而且他得到了”。 [89] 布鲁克还评论说，“斯大林让罗斯福总统任由他的摆布”。 [90] 罗斯福本人则认为，斯大林睿智、敏锐、幽默而且性格强硬。总统在私下里对哈利·霍普金斯说，斯大林比预想的难对付得多，但他仍然相信，如果苏联的权利和领土要求得到适当的承认，还是可以把这位苏联领导人争取过来加入战后的和平合作的。 [91] 丘吉尔的判断更加谨慎，但即使是他也在1944年1月写道，“我们从内心里对斯大林产生了新的信任感”。 [92]
对于斯大林而言，德黑兰会议的最重大的成果是有关“霸王行动”的协议。在军事上，他不再认为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有那么重要了，但是，让他的西方盟友分担对德战争的陆上重担依然重要。如果苏联被战争拖垮了，以至于无力赢得和平，那胜利可就实在是得不偿失。英美在欧洲大陆驻军还符合斯大林的这一想法：为了遏制德国，同盟国要对德国进行长期的军事占领。在德国问题上，罗斯福与斯大林的一致之处在于，想要一种惩罚性的和平，包括彻底肢解这个国家。丘吉尔还有点顾虑，但即使是他也同意，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严厉的措施是必要的。在波兰问题上，斯大林对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热情支持表示欢迎，因为把波兰的边界西移，就可以使苏德条约所确定的苏波边界合法化了。罗斯福有关国际安全的想法，有望使苏联在战后世界的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丘吉尔关于苏联有权得到不冻的出海口的观点，对于改变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管理制度来说也是个好兆头。在私人层面上，斯大林与罗斯福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跟丘吉尔一度有些摩擦，但到会议结束的时候，两人又恢复了友好。
但是，斯大林对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真实想法和感觉如何呢？这跟大多数有关斯大林内心世界的问题一道，免不了要靠猜测了，因为他很少流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斯大林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私人方面都极为随和，但就像斯普里亚诺指出的那样，他“很善于跟与他谈话的人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在与西方其他许多政治人物会谈的时候，这一招也是屡试不爽。另外，丘吉尔和罗斯福是他在战争期间遇到过的唯一在各方面都与他对等的两个人。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次跟与他权力地位相当的人打交道一定也是件快事，只要他们尊重他而他也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把斯大林与丘吉尔以及与罗斯福隔开的当然是意识形态的鸿沟。但即使是那道鸿沟也没有当初看起来那么宽。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丘吉尔，特别是罗斯福，都被描绘成他们各自国家中统治阶级的进步阶层的代表，是真心实意想要与苏联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和平时期开创共同事业的领导人。当然，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政策是出于自我利益，但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切政治活动的最终驱动力都是现实的或想象的物质利益。斯大林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行动者，而这些是他判断别人并与之建立联系的条件。这并不是说，纯粹私人的因素对他来说不重要。苏联的政治文化，尤其是斯大林自己的管理模式，是以个人和团体的信任、忠诚以及友谊作为润滑剂的。斯大林也是个非常相信历史人物的作用的人。在1931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曾经提出，伟大的个人是那些能够正确地理解新的条件并知道怎样去改变这些条件的人。 [93] 在同一次采访中，斯大林还谦虚地认为，他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与彼得大帝或伟大的列宁无法相比；但是，不难发现，斯大林也像希特勒一样，把自己看作一个秉承天命的人。只是与希特勒不一样的是，斯大林不是个自大狂，而且他乐于跟其他两个秉承天命的人——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起成为历史的中心人物，只要这样做依然符合他的目的与利益。
德黑兰会议两个星期后，对于苏联的越来越明朗的战争目标，查尔斯·波伦起草了一份被人广为引用的总结评估：
要拆散德国并使之保持这样的状态。不允许东欧、东南欧和中欧的各国把自己组成任何联邦或联合体。要剥夺法国的殖民地和境外的战略基地，而且不允许她保持相当规模的军事编制。波兰和意大利将大致保持它们现有的领土规模，但是，是否会允许它们无论哪个保持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还不能肯定。结果就是，苏联会成为欧洲大陆唯一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欧洲其他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将无能为力。 [94]
波伦的评估不可谓不公正，虽然它夸大了斯大林对除恢复1941年的苏联边界之外的各种战争目标的固执程度。但是波伦的总结漏掉了斯大林想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苏联的目标是要通过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合作来实现的，因而，关于英美在其利益范围方面的目标，将会有平等交换。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急于实现的目标不仅有战略上的，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借助于社会经济的突变，借助于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发展，这位苏联领导人企图统治的欧洲将焕然一新。斯大林非常想把“伟大的同盟”继续维持到未来的某个时候，但这个目标跟他对欧洲政治进行根本改造的想法是有冲突的。在斯大林看来，和平时代的“伟大的同盟”与整个欧洲开始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是没有任何矛盾的。但丘吉尔和罗斯福并不这么看。他们对战后世界的态度受到这样一种看法的支配：在民主的基础上，并且按照英美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重建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就可以用反法西斯的团结之类的辞令来掩盖苏联与西方在战后世界的看法上的根本分歧。但是，随着胜利的临近，在苏联与西方的同盟内部，这种紧张和矛盾的状况就开始不断加剧，并对斯大林有关和平时代的“伟大的同盟”的想法提出了挑战。
* * *
[1] J. Stalin，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 ，Hutchinson：London，1943，p.12.
[2] “Politicheskiye i Voennye Itogi Goda Otechestvennoi Voiny”，Izvestiya ，23/6/42.
[3] D. Volkogonov，Stalin：Triumph and Tragedy ，Phoenix Press：London，2000，pp.412-13.
[4] P. Sudoplatov，Special Tasks ，Warner Books：London，1995，pp.145-7. 另参见对苏多普拉托夫的采访“Stalin Had No Intention of Surrendering”，New Times ，no.15，1992。
[5] 在1965年接受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采访时，科涅夫元帅回忆说，在莫斯科战役期间，斯大林如此紧张，以至于他用第三人称说：“斯大林同志不是叛徒。斯大林同志是诚实的人。斯大林同志会采取一切手段来纠正这种局势。”这些话据认为是斯大林在一次与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电话通话中说的。参见K. 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Razmyshleniya o I.V.Staline ，Moscow，1990，p.351。
[6] Sudoplatov，Special Tasks ，pp.147-8.
[7] 参见〔俄〕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何宏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95～398页。——译者注
[8] V. Karpov，Generalissimus ，vol.1，Moscow，2003，pp.458-62.
[9] V. Mastny，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York，1979，pp.73-85. 另参见马斯特尼下面的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进行了更详细的推测，但没有任何作用，“Stalin and the Prospects of a Separate Peace in World War II”，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1972。
[10] Vneshnyaya Politika Sovetskogo Souza v period Otechestvennoi Voiny ，vol.1，Moscow，1944，pp.395-6.
[11] Harriman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s Division，Container 170，Chronological File，29-31/10/43. 赫尔关于这些话的版本是，斯大林“接着就先对过去一直散布谣言说苏联和德国可能和解的那些人进行了讽刺挖苦。临了他还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嘲弄了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建议把这种谣言全部消灭掉”。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vol.1，p.687.
[12] Harriman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s Division，Container 170，Chronological File，29-31/10/43. 赫尔关于这些话的版本是，斯大林“接着就先对过去一直散布谣言说苏联和德国可能和解的那些人进行了讽刺挖苦。临了他还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嘲弄了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建议把这种谣言全部消灭掉”。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vol.1，cf.8-17/11/43.
[13] W. H. McNeill，America，Britain and Russia：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1941-194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53，p.324.
[14] G. P. Kynin and I. Laufer（eds），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vol.1，Moscow，1996，docs 15，18，38.
[15] 参见W. F. Kimball，“Stalingrad：A Chance for Choices”，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60，January，1996。
[16] I. Banac（ed.），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3，pp.155-6.
[17] I. Banac（ed.），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3，p.270.
[18] Komintern i Vtoraya Mirovaya Voina ，vol.2，Moscow，1998，docs 134，136，137. 记录了第三国际执委会讨论解散问题的那些文件的英文译文可见于A. Dallin and F. I. Firsov（eds），Dimitrov & Stalin，1934-1943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0，docs 51，52，53。含有各国共产党对解散第三国际的回复的文件资料可见于Comintern archives in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Sotsial’no-Politicheskoi Istorii（RGASPI）F.495，Op.18，D.1340，Ll.105-81。
[19] J. Degras（ed.），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19-1943 ，vol.3，Frank Cass：London，1971，pp.476-9.
[20] J. Degras（ed.），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19-1943 ，vol.3，Frank Cass：London，1971，pp.480-1；Komintern i Vtoraya Mirovaya Voina ，doc. 143.
[21] Dimitrov diary pp.271-7. 斯大林之所以催促季米特洛夫可能是由于有报纸报道说第三国际即将被解散。
[22] RGASPI，F.7，Op.3，D.1042 L.58.
[23] Dimitrov diary，pp.275-6.
[24] 斯大林提到“宗教信仰”预示着苏联政策的重大转变，即与苏联的东正教进行广泛的战时合作。对斯大林战争期间的宗教政策以及在其与宗教领袖合作的愿望背后之动机的详细检查，可见于S. Merritt Miner，Stalin’s Holy War：Religion，Nationalism and Alliance Politics，1941-1945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Chapel Hill NC，2003.
[25] Stalin，Great Patriotic War ，pp.61-2.
[26] “‘Otvet SSSR Pol’skim Posobnikam Gitlera”，Izvestiya 27/4/43；“Protiv Polskikh Soobshchnikov Gitlera”，Pravda ，28/4/43.
[27]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lee，Roosevelt and Truman，1941-1945 ，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58，doc. 150，pp.120-1.
[28] 我对卡廷事件的详细研究见于“Stalin and the Katyn Massacre”，in G. Roberts（ed.），Stalin：His Times and Ours ，IAREES：Dublin，2005。我的文章以及在本书中有关的概述都主要是基于两本源自俄罗斯或苏联档案的文件集：Katyn’：Plenniki Neob’yavlennoi Voiny ，Moscow，1997和Katyn’：Mart 1940g.-Sentyabr ’ 2000g ，Moscow，2001。另见G. Sanford，“The Katyn Massacre and Polish-Soviet Relations，1941-1943”，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21，no.1，2006。
[29] 翻译成英文的相关文献在互联网上普遍可以获得，例如http：//www.katyn.org。
[30] Harriman Papers c.171，cf.22-31/1/44. 1944年1月25日，哈里曼的父亲，也就是埃夫里尔，向华盛顿报告说，凯瑟琳和一名使馆工作人员从斯摩棱斯克回来了，“尽管还不能最终确定，但是从一般的证据来看，凯瑟琳和这名使馆工作人员都相信，大屠杀很可能是德国人干的”。Harriman Papers，c.187（Katyn Forest Massacre File）.
[31] A. Polonsky and B. Drukier，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st Rule in Poland ，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1980，pp.7-8.
[32] “Posetiteli Kremlevskogo Kabineta I. V. Stalina：1942-1943”，Istoricheskii Arkhiv ，no.3，1996，p.66.
[33] N. Lebedeva and M. Narinksy，“Dissolution of the Comintern in 1943”，International Affairs ，no.8，1994.
[34] P. Spriano，Stalin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sts ，Verso：London，1985，chap.16.
[35] G. M. Adibekov，E. N. Shakhnazarov and K. K. Shirinya，Organizatsionnaya Struktura Kominterna，1919-1943 ，Moscow，1997，pp.233-41.
[36] RGASPI，F.17，Op.3，D.1047，Ll.63-4. 这份刊物的名称在战后改成了《新时代》，它不仅在俄国还在法国、德国、英国发行。该刊物名义上是由苏联的工会出版的，这样斯大林就可以在合适的时候拒绝为它的内容承担责任。
[37]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p.665.
[38] 关于李维诺夫在这场战争的作用，参见G. Roberts，“Litvinov’s Lost Peace，1941-1946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4，no.2，Spring 2002.
[39]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AVPRF）F.06，Op.5，Pap.28，D.327，Ll.5-28. 这是莫洛托夫批阅过的李维诺夫文件的档案复印件，里面到处都是下划线和评注，说明莫洛托夫对李维诺夫的观点有质疑。这份文件（加上莫洛托夫的批注）发表在Vestnik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Del SSSR ，no.7，1990，pp.55-63。其英文译文可见于A. Perlmutter，FDR and Stalin：A Not So Grand Alliance，1943-1945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Columbia，1993，pp.230-46。
[40] Stalin’s Correspondence ，doc.174，p.149.
[41] M. Gat，“The Soviet Factor in British Policy towards Italy，1943-1945 ”，Historian ，vol. 1，no. 4，August 1988.
[42] “Ital yanskii Vopros”，Pravda ，30/3/44.
[4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如加特（Gat）在“苏联对英国的意大利政策的影响”中所说的那样，正是苏联和共产党人在意大利构成的挑战，使得英国人放弃了他们统治这个国家的目标，并转而支持它的独立。
[44] Dimitrov diary，p.304.
[45] 关于苏联对意大利的政策，参见 O. V. Serova，Italiya i Antigitlerovskaya Koalitsiya，1943-1945 ，Moscow，1973 以及 S. Pons，“Stalin，Togliatti，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3，no.2，Spring 2001。
[46] Dimitrov diary，p.305.
[47] “Anglichane i Amerikantsy khotyat vezde sozdat reaktsionnye pravitel’stva”，Istochnik ，no.4，1995. 该文件的英文译文可见于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Documentary Reader ，1999，pp.81-6。
[48] E. Kimball MacLean，“Joseph E. Davies and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1941-1943”，Diplomatic History ，vol.4，no.1，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