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历史记录中，1944年是取得“十大胜利”的一年。这段英勇故事的原作者是斯大林，他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27周年的讲话中用对敌人的10次“毁灭性打击”来描述1944年在军事上取得的进展。这是斯大林在其战时讲话中运用叙事技巧的优秀例证——这些讲话以一系列战役和军事行动的故事的形式，有代表性地分析了战争的进程。在这一次所提到的事件有：
1.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1月）
2.包围在乌克兰西南部的德军，红军进入罗马尼亚（2～3月）
3.解放敖德萨，摧毁在克里米亚的德军（4～5月）
4.在维堡打败芬兰（这为该国在1944年9月的投降铺平了道路）（6月）
5.解放白俄罗斯（6～7月）
6.苏联军队进入波兰（7月）
7.占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8～9月）
8.解放立陶宛和爱沙尼亚（9月）
9.解放贝尔格莱德，苏军进入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0月）
10.击败芬兰北部和挪威北部的德军（10月）
（见地图13a和地图13b）
除了歌颂红军的军事成就之外，斯大林这次讲话的重要之处还在于它发出了信号，要在苏联的宣传中恢复共产主义的维度。在先前的历次讲话中，尤其是在1941年11月的那些讲话中，斯大林都坚定地把这次抵抗德国的卫国战争置于苏联人保卫祖国的传统之中。现在他强调，“十月革命中诞生的社会主义体制赋予了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军队伟大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当斯大林谈到苏联人民的功绩时，他指的不是俄罗斯人或者其他族群，而是使用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些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的阶级范畴，他们中的每一个——工人在工业方面，农民在农业方面，知识分子在思想和组织方面——都被看作在战争时期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是，在斯大林关于苏联的爱国主义的定义中，他把战争时期的斗争中的阶级和民族的维度糅合到了一起：
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力量，就在于这种爱国主义的基础不是种族偏见或民族主义偏见，而是人民对自己的苏维埃祖国的耿耿忠心与献身精神，以及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兄弟般的合作关系。在苏维埃爱国主义中，各族人民的民族传统与苏联所有劳动者共同的切身利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苏维埃爱国主义没有造成分裂，相反，它把我国的各个民族和各种民族特性都融入一个统一而充满友爱的家庭之中。
注：德军及其他轴心国军队用斜体表示。
地图13a 苏军军事行动，1944年
注：德军及其他轴心国军队用斜体表示。
地图13b 苏军军事行动，1944年
在斯大林1944年11月的讲话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用很长的篇幅表示，支持“伟大的同盟”在战后继续发挥作用。“苏英美同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斯大林说，“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当战争胜利的时候，这个同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得“新的侵略和新的战争不再发生，即使不能永远也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再发生”。新的战争危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历史表明，德国在二三十年内不可避免地会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并构成新的侵略威胁。防止这种威胁的办法是，创立一种国际安全组织，它可以使用必要的武力去保卫和平、对付侵略性的国家构成的任何威胁。该新组织的核心将会是那些在这次对德战争中承担重任的大国，而这些大国因此在战后也需要保持它们的团结与合作。 [1]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斯大林宣称需要一个能够有效替代“国际联盟”的组织，这样说是对1944年8～9月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成果的一种回应——这次会议是为讨论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外交部部长会议上曾经宣布的建立新的国际安全组织的计划而召开的。苏方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准备工作在1944年初就开始了。起初，在苏联的内部讨论中，关键人物是李维诺夫。他作为和平条约与战后秩序委员会的主席，给自己的上司莫洛托夫撰写了一系列报告，以回应英美有关战后安全问题的提议，并概要地表达了他自己对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看法。李维诺夫认为，它应该有一个由各大国组成的委员会来领导，该委员会的运作要以一致同意的决策为基础，并以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为首要责任。关键是，李维诺夫认为，应该用大国间的一系列双边承诺与协议，来支持这个起领导作用的委员会的运作。他在这里提出的理由是，“国际联盟”的经验表明，相比于遵守涉及集体安全的一般性承诺，各大国更可能遵守彼此间具体的协议。李维诺夫还倡议成立一系列的地区性分支组织，从而形成体系，把世界划分成若干单独的区域，分别由各大国负责并维护安全。实际上，李维诺夫解决战后安全问题的办法是美、英、苏的共同统治，是把世界划分为各大国的势力范围。李维诺夫的打算是，在英、美、苏各自的利益区域中，不仅给予它们权力，还赋予它们责任，从而建立良性的势力范围，推动维护和平与安全。在李维诺夫看来，为明确各大国的主要行动范围而对全球进行划分，还可以使英、美、苏的竞争性的并且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利益，彼此分隔开来。 [2]
李维诺夫的想法对于苏联确定其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立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他的最根本的建议——新组织的基础是大国对整个世界的划分——并没有出现在下发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中。苏联领导层还回避了建立地区性分支组织的看法，说这件事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3] 驻日本大使雅科夫·马利克（Yakov Malik）在参与苏联内部讨论的文稿中指出了个中的原因：把世界划分成各个责任区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导致苏联在远东遭到排斥或者被边缘化。马利克进一步指出，在以地区为基础的组织中，英国人可以加入四个区（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美国人三个（欧洲、亚洲和美洲），而苏联只在两个区（欧洲和亚洲）有资格加入。 [4]
在这些讨论中，最后拍板的当然是斯大林。7月底8月初，莫洛托夫向他呈交了一系列备忘录，说明苏方打算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谈判中采取的基本立场。 [5] 在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这一系列备忘录中，一个最让人感兴趣的细节是，苏联在法国加入后来成为联合安理会这个组织的资格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在苏联早先的内部文献资料中，并没有确定法国作为理事会的成员，组成理事会的大国只有中国、英国、美国和苏联。然而，在苏联人给他们去敦巴顿橡树园的代表团的最后指示中，法国却被列为未来安理会的成员。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内部，对于作为一个大国的法国的未来地位，一直存在争议。有些人，比如李维诺夫，主张削弱法国，赞成苏联在战后与英国结盟，而其他人则主张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以反制英国。苏联在法国的安理会成员资格问题上的立场的变化，很可能反映了这种内部争论的消长。但是，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提出的理由仅仅是为了与美国人步调一致，因为他们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同意在安理会中为法国保留一个位置。 [6]
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是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他已于1943年夏接替李维诺夫担任新的驻美大使。由于苏联尚未加入远东战争，而且莫斯科不愿放弃自己的中立立场，去参加与中国有关的任何正式会谈——中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但没有被卷入欧洲战场——这就让会议的安排复杂化了。解决的办法是把会议分成两个阶段。在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的第一阶段，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阶段，美、英、苏三国代表团讨论拟议中的战后安全组织问题。在苏联人于28日离开后，中国人再跟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起进行单独的但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次要的讨论。 [7]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像战时的所有会议一样，也是秘密进行的，但新闻界不可避免地会听到一些风声。这次会议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对于日后成为联合国的那个组织的基本设想，同盟国内部也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一致。 [8] 但是，要达成完全的、最终的一致，还要克服两点争议。一是该组织创始成员国的资格的问题。苏联人希望把它限于在战争期间曾经作为“联合国”同盟的一部分战斗的那些国家。他们反对把联合国的成员资格给予那些中立国——按照莫斯科的观点，这些中立国在战争期间有许多都是帮助和支持轴心国的。二是在涉及集体安全行动协议时的各大国一致同意的问题。苏联人坚持认为，安理会的所有决议都应该得到各大国的一致同意。关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苏联的内部报告写道，大国对安理会决议的否决权问题，“是在会上讨论得最艰难的问题”。葛罗米柯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明确表示，苏联人要等到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会同意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 [9] 英方和美方的立场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将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但是，如果某个大国直接卷入了争端，那它就没有否决权。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罗斯福呼吁斯大林降低要求，但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不为所动，而是坚持要彻底地、始终如一地执行一致同意的原则。他认为该原则对于维护大国的团结至关重要，而大国的团结对于防止未来的侵略又必不可少。 [10]
由于在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上未能最终达成一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结果稍稍有点令人沮丧，在新闻界也出现了大量有关同盟国内部不和的猜测。在1944年11月的讲话中，斯大林坦率地谈到了这种猜测：
有人说，三大国之间在某些关于安全的问题上有分歧。分歧当然是有的，而且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会出现分歧……令人惊讶的不是存在分歧，而是分歧是如此之少，而且它们通常都是由三大国本着团结一致、协调行动的精神解决的。重要的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这些分歧并没有超出为了三大国的团结而可以容忍的范围。 [11]
斯大林在私下里说的也跟这个非常相似。1944年10月9日，在与共产党控制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的讨论中，他对他们说：“三国同盟是建立在以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的妥协的基础上的，这就是在目标和看法上存在某些分歧的根源。不过，相对于对德战争和在欧洲建立一套新的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都是次要的。像任何妥协一样，这个同盟的内部在某些方面也有冲突，［但是］……还没有出现任何足以破坏这个同盟的基本性质的威胁。至于当前的具体的事态发展，每个同盟国都有自己的观点。” [12]
在德黑兰会议后的那一年，斯大林对“伟大的同盟”依然热情不减，而且他仍然认为，战后世界将是个什么样子，要由英、美、苏三方的谈判来决定。这种热情的动力在于，斯大林依然担心德国在战后会东山再起。尽管1944年莫斯科频频传来庆祝胜利的礼炮声，但苏德战场的战斗依然激烈，依然必须要靠自己去赢得每场战役的胜利。正如亚历山大·沃思指出的那样，“1944年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但这些胜利几乎都来之不易”。 [13] 红军正在赢得战争，正在向柏林挺进，但是，苏联平民和军队的损失也在不断增加。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由于苏联需要长时间的和平来进行重建，“伟大的同盟”继续长期存在的重要性没有减小，反而加大了。
“巴格拉季昂行动”
1944年，苏联最大的军事行动是“巴格拉季昂行动”，这是斯大林用拿破仑战争中的一位格鲁吉亚英雄的名字来命名的。该计划的目的是包围并摧毁中央集团军群——德国国防军在东线最后的未受损失的主力——并把德军赶出白俄罗斯。苏联在1944年初就开始制订当年夏季战役的计划了；到4月中期，总参谋部确定了基本战略：此次战役是要解放苏联仍处于德军占领下的剩余的四分之一领土。 [14] 这一目标是斯大林在1944年5月1日的“节日命令”中宣布的：“现在的问题是，要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我们所有的领土，恢复从黑海到巴伦支海的全部苏联国界。” [15]
同以往一样，在1944年5月31日最终的行动计划确定之前，总参谋部与方面军级的指挥官也进行了广泛的商讨。苏联人的设想是，对中央集团军群发动一次雄心勃勃而又复杂的多路进攻。主要的进攻力量包括第1、2、3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第1乌克兰方面军。这四个方面军配有240万人、5200辆坦克、36000门火炮、5300架军用飞机。他们在人数上对德国人占有2比1的优势，坦克是6倍，飞机和火炮是4倍。 [16] 担负支援任务的是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方面军，它们既要牵制北方集团军群，同时还要争取实现诸如打击芬兰使之退出战争的次要目标。行动开始时，将由列宁格勒方面军在6月初向维堡挺进，接着在白俄罗斯发动突袭，然后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向利沃夫（Lvov）方向前进，目的是防止敌军从南方向中央地段调动。
苏联的“巴格拉季昂行动”计划是与英美在法国开辟期待已久的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紧密协同的。4月初，苏联人得到了有关“D日” [17] 的大致日期的消息。4月18日，斯大林发电报给罗斯福和丘吉尔说，“按照在德黑兰达成的一致，红军将会在同期发动一场新的攻势，以最大限度地支援英美军队的行动”。 [18] 自德黑兰会议以来，对于德国人的战斗序列以及德国国防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与防御有关的军事技术，同盟国大幅提高了情报共享的程度。苏联人还与英国人密切合作，制订了一个欺骗计划，让德国人误以为英苏即将联合进攻挪威。 [19] 这个代号为“保镖”的假行动，是苏联人精心设计而且非常成功的欺骗性战役的一部分，目的是转移德国人对计划在白俄罗斯采取的行动的注意力。1944年6月6日，当“霸王行动”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发电报给丘吉尔和罗斯福表示祝贺并通知他们说，按照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苏军很快会在“战线的某个关键地段”发动夏季攻势。 [20] 在公开场合，斯大林对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简直是赞不绝口。6月13日，他告诉《真理报》的记者说，进攻法国是“我们同盟国的光辉胜利。不得不承认，这次行动就其构想的开阔、规模的宏大和实施的巧妙来说，在战争史上还没有类似的先例……这件事将作为一项最杰出的成就载入史册”。 [21]
白俄罗斯是苏联对德国人开展游击战的主要中心。截止到1944年夏季，有多达14万的游击队员组成了大约200个小分队在德国国防军的防线背后活动。6月19～20日，这些游击队对德国人的交通系统、参谋机构和机场发动了一轮袭击。6月21～22日，他们还充当前方观察员，引导苏联飞机对德国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6月23日，苏联人发起了主要的地面进攻，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500英里的战线上，红军的进攻撕开了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并迅速向明斯克靠拢。苏联人在7月初收复了白俄罗斯的首府。1941年6月红军在明斯克的惨败现在倒了个个儿，10万德军被围困在该市的东部。7月13日，红军收复了立陶宛的首府维尔纽斯（Vilnius）。7月中期，由科涅夫（Konev）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开始向西乌克兰首府利沃夫前进，它在7月27日被红军占领（参见地图14）。
从6月22日到7月4日，中央集团军群损失了25个师30多万人，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又损失了10万人。 [22] 到7月底的时候，它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然而，摧毁中央集团军群的代价也不菲。参加“巴格拉季昂行动”的四个主要的方面军，在解放白俄罗斯的战役中伤亡了75万人。 [23] 但是，不可否认，苏联人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到此次行动结束的时候，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又回到了苏联人的手里；芬兰也快要停止抵抗了；红军已突入波罗的海国家的腹地；而在南方，他们也在向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挺进。约翰·埃里克森甚至认为，“当苏军粉碎了中央集团军群的时候，他们取得了自己在东线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对于东线的德军来说，这是一场大得难以置信的惨败，比斯大林格勒的还要大”。 [24] 在斯大林格勒，苏联人胜利的象征是图像新闻片中第6集 团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陆军元帅投降的连续镜头。而在这次“巴格拉季昂行动”中，投降的象征是这样的情景：1944年7月17日，5.7万名德国战俘在他们的将军带领下，列队走过莫斯科的大街。
苏联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到1944年中期，德国国防军的实力已经受到了削弱，同时也是由于红军在人员和物资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这使得苏联人在计划以及实施进攻行动的时候，不用再担心失败，甚至也不用害怕遭到德国人的大规模反击。对于苏联人在东线取得的这些胜利，西方盟国的贡献所起到的作用，在1944年也越来越重要。斯大林在他的“五一讲话”中称赞了“美国和英国，它们守住了在意大利对抗德国人的战线，牵制着相当一部分的德军，给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战略原材料和武器装备，对德国的军事目标进行了系统的轰炸从而削弱了后者的军事实力”。6月11日，塔斯社发表声明，详细列出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给苏联运来的武器、原材料、工业设备和粮食。 [25] 在苏联情报局纪念苏德战争爆发三周年的声明中，同盟国给苏联提供的物资也是个突出的内容。 [26] 斯大林在自己的1944年11月的讲话中，估计法国的第二战场牵制的德军多达75个师，而没有这样的支援，红军“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粉碎德军的抵抗并把它们赶出苏联的领土”。 [27]
地图14 “巴格拉季昂行动”
“巴格拉季昂行动”证明了苏联人的作战技巧达到了新的高度。到1944年的时候，斯大林和大本营最终懂得，战争不可能一击制胜，所以他们必须在一段时期内集中力量争取实现一个战略目标。斯大林特别注意把“巴格拉季昂行动”当作重点优先考虑。正如华西列夫斯基所写的那样，“斯大林一直在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上”。 [28] 到1944年的时候，斯大林对自己军队的能力已经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吸取了教训，知道在进攻作战中起初的目标不要定得太高，这样做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对于“巴格拉季昂行动”，各方面军起初的推进速度不允许超过50英里，这样可以更好地巩固所占领的较小的地区，让德国人无法逃出包围圈。 [29] 要想顺利实施“巴格拉季昂行动”，关键在于各方面军的协同配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朱可夫被派去协调白俄罗斯第1、2方面军，华西列夫斯基被派去协调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后来，在协调的同时，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还被授予了对这些方面军的指挥权。 [30] 与在比较绝望的时期不同的是，在计划和准备这次行动的过程中，斯大林与他的将军们之间以及大本营与方面军的指挥官之间的关系，是相对融洽的。通常存在的关于战略战术的分歧，以及关于资源分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牢骚，都被纳入一个一致的、共同的目标之下。在“巴格拉季昂行动”计划的制订与实施方面，斯大林的干涉与以往相比，既比较节制，也比较宽松。所有战略决策的决定权虽然仍然掌握在斯大林的手里，但对于作战方面的许多事情，他已经学会了把它们交给自己的统帅部，而把他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士气和战斗意愿、补给问题以及红军中政治军官的工作上。在实施军事行动时的这种集体负责和权力下放的工作方法，使斯大林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处理“伟大的同盟”内部的某些紧迫的政治问题。
华沙起义 [31]
“巴格拉季昂行动”的目标是解放白俄罗斯，但是，中央集团军群的瓦解和红军的快速推进使得苏军抵达了东普鲁士的边境并进入了波兰的中部和南部。到7月底的时候，红军正从几个方向向波兰首都华沙靠拢。红军向西的迅猛突击，提出了在白俄罗斯解放之后未来的进攻方向问题。7月19日，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占领东普鲁士，或者至少把它与德国本土分割开来。7月27日，在大本营与斯大林一起召开的会议上，对朱可夫的建议连同其他的一些想法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东普鲁士是块硬骨头，至少在没有周密准备的情况下是啃不动的。相对来说，占领华沙的可能性更大。于是会议就决定，从多个地点渡过维斯瓦河，集中向波兰首都方向发动进攻。 [32] 华沙战役的荣誉交给了波兰第1集 团军——当时估计，红军在8月初就可以攻下华沙——该集团军组建于1943年7月，它是从1939～1940年被驱逐到苏联的波兰公民中招募的。其领导层是亲共的，而且它的军官许多都是苏联人。到1944年7月，它的总兵力大约是2万人，隶属于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它的任务是渡过就在华沙南边的维斯瓦河。
当红军碰到德国人在华沙地区构筑的牢固的防御工事的时候，苏联人的计划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德国国防军受到了重创但还没有丧失战斗力，而且德国人很快就从东线其他地段以及西欧调来了若干师，恢复了中央集团军群的实力。华沙是柏林的屏障，是德国人要守住的战略要地。随着德国人稳定住自己的防御阵地，苏联人进攻的势头也就减弱了。苏联的士兵感到累了，他们的供应线现在拉长到了几百英里，而且由于红军空军要搬到更靠前的机场因而中断了行动，这就让德国空军又重新赢得了某种程度的主动权。尽管如此，苏联人还是设法在维斯瓦河西岸建立了一些据点，并在河的东岸也已推进到华沙郊区的普拉加（Praga）。但是，红军要守住它的前沿阵地是很困难的；在苏联的第2坦克集团军受到六个德国师——其中有五个是装甲师——的猛攻之后，红军被迫撤离了普拉加。波兰第1集 团军的伤亡也很大，它数次企图渡过维斯瓦河在西岸建立桥头堡，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负责华沙作战的是大本营派往这一地段担任协调工作的朱可夫，以及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8月6日，他们向斯大林报告说，华沙地区的敌军实力强大，必须抽调一些预备队师加入行动。 [33] 8月8日，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向斯大林呈交了一份攻占华沙的详细计划，内容涉及保证进攻部队侧翼的安全、巩固现有的维斯瓦河西岸的阵地、增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他们估计，这次行动可以在8月25日开始。 [34] 斯大林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敌人在华沙地区采取的反制行动使得苏联人要到9月中旬才能准备好对这座城市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尽管在整个8月份和9月初，局部的进攻行动仍在继续。 [35] 但是，跟先前一样，由于遭到德国人的有力抵抗，红军大举渡过维斯瓦河并向华沙前进的努力收效甚微。10月初，苏联人的进攻最终被取消了。直到1945年1月，红军才对华沙重新发起进攻（见地图15）。
苏联人本来指望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波兰首都的。在希望落空之后，他们调整了部署，准备再次对它发起进攻。这一次苏联人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但是，由于在准备和发起进攻上花费的时间比预想的长了许多，所以，到真正开始进攻的时候，德国人在通往华沙的各条道路上的阵地甚至更加牢固了。9月的这次进攻的失败使得红军迅速占领华沙的希望破灭了。
为了在1944年的夏季夺取华沙，苏联人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只是运气太差。另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说法是：在红军抵达维斯瓦河以后，它就故意停止了进攻，好让德国人有时间去镇压市内的民众起义。 [36] 这次起义是在8月1日开始的，它是由波兰地下军——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的游击队武装——策划的。波兰游击队员也像苏联人一样，估计华沙很快就会被红军轻易拿下。起义的目的是，在红军到来之前从德国人手里解放这座城市并掌握控制权。 [37]
这种说法有许多漏洞——比如说，红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主动放松过夺取华沙的努力。这种说法也没有考虑到德国国防军在被逐出白俄罗斯之后已经恢复了实力，没有考虑到红军的长期连续作战所面临的困难。至于斯大林的动机和盘算，那种认为在德国人消灭波兰地下军的时候他只是袖手旁观的看法，完全不着边际。相反，起义让斯大林更加决心尽快夺取华沙。当8月1日起义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根本没有想到它会失败；实际上，德国人的阵地正在瓦解，这表明它是有可能成功的。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次起义的反苏的政治意图很快就明朗了，这就使得红军尽快夺取华沙控制权的要求越发迫切了。可能有人会认为，斯大林担心与波兰地下军发生冲突，所以就乐得让德国人去镇压华沙的地下军了。但是，自从红军1944年初越过战前波兰的国境线以来，它就一直在跟地下军打交道，有时是合作，也常常有冲突，但从军事观点来看，几千名波兰游击队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构成过重大的威胁或麻烦。 [38] 1944年8月底，罗科索夫斯基在一次不准公开发表的采访中对亚历山大·沃思说：“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即使有能力这样做也不会拿下华沙？那种认为我们不管怎么说都害怕地下军的说法完全荒谬透顶。” [39] 实际上，当地领导这次起义的波兰人自己对事情正是这样看的。正如切哈努夫斯基写的那样：
地图15 苏军向华沙的推进，1944年夏季
地下军的将军们坚定地相信，由于华沙在战略上和军事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苏联人非常想尽快占领它……另外，他们还认为，苏联人之所以急于拿下华沙，是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摆出一副真正的“波兰首都的拯救者”的样子，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 [40]
在波兰历史学家尤金纽什·图拉钦斯基有关起义动机的讨论中，他认为之所以策划起义，与其说是预计到苏军会占领华沙，不如说是想迫使斯大林优先考虑占领这座城市而不是绕过它。 [41] 如果说起义的领导者是这样考虑的，那他们还不是太错。起义的确使斯大林夺取这座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了，问题在于他没有能力做到。当然，斯大林本来可以命令红军集中所有可以动用的兵力去夺取华沙，但即使是那样，也不一定就会很快拿下这座城市，因为重新部署来自其他方面军的部队需要时间，而且这样做会损害到莫斯科所考虑的跟强攻华沙一样重要的其他作战目标。最重要的是，苏联人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他们认为，他们在华沙地区的军队足以在数日内而不是数周内拿下这座城市。
这绝不是要否认斯大林对地下军、对起义、对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反共反苏的政治立场有明显的敌意，因为所有这些都威胁到他的计划——使波兰在战后成为一个对苏友好的国家。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反对苏联及共产主义的影响，如果起义挫败并削弱了他们，那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就更好了。不过，如果仔细看一看斯大林这段时期对波兰的政策，那就会发现，只要能够维护苏联的利益并确保苏联战后在波兰的政治影响力，他并不是不愿意与地下军及波兰流亡政府和解。起义最终使他确信，这样的安排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仍然愿意与那些准备跟地下军及流亡政府分道扬镳的波兰政治家达成协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8月1日起义开始的时候，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Stanislaw Mikolajczyk）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签订恢复外交关系的苏波协议。米柯瓦依契克之所以到莫斯科去，部分原因是丘吉尔和罗斯福敦促苏联人与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外交关系。关键问题是，要就波兰战后边界的划分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达成的相互理解是，波兰的东部边界将沿寇松线（它跟苏联与德国在1939年9月划分的界线非常接近），并用在西部获得的德国的土地来补偿它的领土损失。但在德黑兰会议上，他们并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协议。关于拟议中的苏波边界，还有许多细节有待谈判。
1944年1月，伦敦的波兰人发表了一则声明，指出有传闻说红军进入了波兰境内，并重申了他们对已经解放的领土的管辖权。 [42] 有争议的领土是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1月11日，莫斯科回应了波兰的声明，宣布这两个地方的领土已经在1939年自愿加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声明还说，苏联支持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波兰，一个在东边以寇松线为界西边以从德国重新获得的“波兰自古以来的土地”为界的波兰。另外，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苏联愿意把任何以波兰居民占多数的地区转让给波兰。 [43]
这并不是苏联人初次申明他们支持波兰成为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已经有过许多这样的公开声明，包括由斯大林本人做出的公开声明。在苏联有关波兰战后前景的内部讨论中，恢复波兰的独立成了主流意见 [44] 。莫斯科坚持认为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应该属于苏联，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公开提出用德国的土地来补偿波兰却是个新动向，尽管苏联人私下里在许多场合都表示过支持这样的做法。 [45] 波兰流亡政府的声明虽然是批评性的，但还是为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留有余地的，而莫斯科承诺就寇松线所涉及的种族问题的细节进行谈判，也是一种积极的和解姿态。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有关波兰问题的温和而积极的声明，而且对于莫斯科的美国和英国大使来说，也是如此。当莫洛托夫问哈里曼对这份声明的看法的时候，大使回答说，“作为表达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的声明，它的语气是十分友好的”。 [46]
1月15日，伦敦的波兰人答复苏联人，重申了他们对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权利要求，并再次表达了他们与苏联在对德斗争中合作的愿望。这对苏联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们在两天后发表了反驳声明，强调指出对于他们而言，关键问题是要承认寇松线作为波苏边界。 [47] 在预先把声明给英美大使看的时候，莫洛托夫表示，苏联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莫斯科愿意与伦敦的波兰人谈判，但前提是必须改组他们的政府，必须把反苏分子清理出去。 [48] 在1月18日与哈里曼及英国大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进行进一步会谈时，莫洛托夫解释说，他认为改组后的波兰政府要把生活在英、美、苏以及那些在波兰国内积极抵抗德国人的波兰人都包括在内。 [49]
承认寇松线、改组流亡政府，这些都是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他们与两位大使的会谈中以及斯大林在他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通信中反复说到的。伦敦的波兰人拒绝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斯大林对此毫不掩饰他的恼怒。1944年3月3日，在哈里曼拜见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不耐烦地问他说，“又是这些波兰人。那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吗？” [50] 作为中间人，丘吉尔努力想让双方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协议。但斯大林并不领情，他认为他是在白费工夫；他甚至指责这位英国首相在制造威胁，想迫使苏联人按照对苏联不利的条件来解决波兰问题。 [51] 在2月29日与克拉克·科尔的会谈中，斯大林对英国人提出的妥协方案不屑一顾，并重申他要的是改组波兰流亡政府和接受寇松线。英国大使报告说，“这次乏味而令人气恼的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任何讨论都是徒劳的”。 [52]
在斯大林与莫洛托夫有关波兰问题的声明中，始终有一个积极的内容：他们考虑的改组后的政府，是打算包括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理米柯瓦依契克在内的。要在获得解放的波兰成立苏联人可以与之合作而且基础广泛的政府，作为波兰战前最大政党波兰农民党的领袖，米柯瓦依契克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纽带。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斯大林才顶住了波兰共产党的压力——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完全以左翼同盟为基础的波兰临时政府。 [53] 一个左翼的政府固然很值得期待，但它不够强大，无法有效地统治依然是坚定的民族主义分子的那部分波兰人，尽管共产党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盟友战争时期在政治上已有所发展。当斯大林在1944年7月22日最终同意由共产党和他们的盟友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时候，部分原因在于，他需要有一个机构来管理被红军解放的波兰领土。他在7月23日就是这样向丘吉尔和罗斯福解释这一决定的。虽然斯大林说，他并没有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当作“波兰政府”，但他强调，它可能会成为“由各种民主力量组成的波兰临时政府的核心”。一个把米柯瓦依契克包括在内的改组政府依然是可能的，但绕过他的危险也是存在的。在同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还说，如果这位波兰领导人像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直建议的那样来到莫斯科，他不会拒绝接见他。 [54]
斯大林解决波兰问题的方式得到了奥斯卡·朗格 [55] 的支持，这位美籍波兰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1944年1月向苏联人提出了一个方案，重建一个以伦敦的波兰人、莫斯科和波兰国内亲苏的波兰人，以及英美的波兰移民群体中独立的波兰裔政治人物为基础的波兰政府。1944年春，朗格与亲苏的美籍波兰裔天主教牧师斯坦尼斯瓦夫·奥勒曼斯基（Stanislaw Orlemanski）一起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 [56] 斯大林与这两位调解人的会谈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会谈披露了他对波苏关系的战略思考。斯大林想要的是一个友好的波兰，有一个包括他的共产党盟友在内的偏左的政府，但是，他也希望波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希望它足够强大，并加入由波罗的海国家组成的预防德国未来威胁的长期同盟。
长期以来，苏联人的宣传一直突出这样一个观念：与希特勒的战争是全体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这个传统的敌人的斗争。早在1941年8月，苏联人就成立了一个泛斯拉夫人委员会，并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体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后来不仅是在苏联，还在别的同盟国也召开过许多这样的大会。 [57] 这是莫斯科自然会采用的一种策略，因为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都是斯拉夫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苏联。斯大林在1943年开始采取措施，要成立一个由这些斯拉夫国家组成的正式的政治与外交同盟。1943年12月，苏联与爱德华·贝奈斯（Eduard Benes）总统领导的捷克流亡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这份于12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包括一份为第三国加入条约而准备的议定书——一则特意以帮助达成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三方协定为目标的条款。 [58] 当时，斯大林刚刚从德黑兰回来不久。在与贝奈斯的谈话中，他明显表现出对德国在战后会再次构成威胁的担心。在12月18日斯大林与这位捷克总统的会谈中，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有两个国家会对和平构成威胁：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就是德国。“德意志人是一个非常强大而有天赋的民族，他们在战后很快就会恢复过来。从德黑兰会议来看，［他］得到的印象是，所有的盟国全都有这样的看法。”在12月22日为贝奈斯最后举行的招待会上，斯大林提到了“斯拉夫人战后合作的必要性”，并且强调，“到现在为止，在分化斯拉夫人、拉拢某些斯拉夫人来反对其他斯拉夫人然后再掉过头来对付他们方面，德国人一直干得不错。从现在起，斯拉夫人必须联合起来”。 [59]
1944年4月28日，斯大林在与奥勒曼斯基神父交谈时，又一次谈到了斯拉夫人的团结这个话题：
德国大概在15年内就能够恢复过来。所以，我们必须不仅要考虑如何去结束这场战争……还要考虑20年后德国复苏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苏联与波兰结盟是绝对必要的，这样才能够阻止德国人再次成为侵略者……［他］可以以格伦沃尔德 [60] 战役 [61] 为例，在那次战役中，各个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抗击德意志的“圣剑骑士团”。联合起来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当时打败了德意志人……我们应该在广泛的基础上重新采取格伦沃尔德政策。这是他的梦想。 [62]
在5月17日与朗格的谈话中，斯大林强调说，苏联需要一个强大的波兰，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付德国未来的侵略活动。斯大林还明确表示，他反对像《凡尔赛和约》那样的“三心二意的”惩罚性和约。如果再那样做的话，15年后还会发生战争。斯大林告诉朗格说，必须要有50年的时间不让德国强大起来。由于他是在跟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谈话，所以他借这个机会指出，英国和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会赞成摧毁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因为这样做就帮他们消灭了两个贸易对手。 [63]
在斯大林所设想的斯拉夫同盟中，第三个伙伴是南斯拉夫。跟波兰不同的是，在南斯拉夫的游击队中，主导力量是铁托元帅领导的共产党。即使是在1944年，情况也很明显：在战后南斯拉夫的政治游戏中，铁托的共产党会成为主角。但是，对于共产党在战后的前景，斯大林要比铁托悲观。据说他在1944年9月告诫铁托：“要小心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是很强大的。”“斯大林同志，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非常孱弱。”铁托回答道。 [64] 1945年4月，斯大林警告铁托说，德国很快就会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如果给他们12～15年时间，那他们又会站起来。所以，斯拉夫人的团结很重要。战争快要结束了。我们会在15～20年的时间里恢复过来，然后，我们就要对付下一次战争了。” [65]
至于战后的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的政策是充当中间人，促成铁托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达成协议，包括准备继续实行君主制。在南斯拉夫也像在波兰一样，斯大林优先考虑的方案是改组流亡政府，其次是让流亡政府与他自己的支持者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能够包容广泛的政治主张的临时政府。不过，就波兰而言，到1944年7月底米柯瓦依契克来到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的耐心已经消磨殆尽了。
8月3日，斯大林与米柯瓦依契克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在会谈开始的时候，米柯瓦依契克提出了三个准备讨论的问题：在对德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就被解放的波兰领土的管理问题苏联人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达成的协议；波苏边界问题。米柯瓦依契克提到，在华沙已经爆发起义，他希望能够很快到波兰首都去，成立一个把伦敦的波兰流亡者的各党派与波兰共产党的各党派联合起来的政府。斯大林回答说，他所提出的那些在政治上和实践中都很重要，但是，要想成立一个联合的临时政府，米柯瓦依契克就得跟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协商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会谈中，这位苏联领导人又反复谈到了这一点。当米柯瓦依契克提到地下军在波兰的角色时，斯大林指出，它的部队实力很弱，枪都很少，就更不用说大炮、坦克和飞机了。当米柯瓦依契克建议应该把地下军武装起来的时候，斯大林回答说，对于苏联解放波兰的战役，最有效的帮助是成立联合政府。当会谈转向边界问题时，斯大林重申了苏联的立场，说波兰东边应该以寇松线为界，西边以奥得河为界；波兰将得到但泽，但柯尼斯堡将归苏联。针对波兰人对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和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提出的领土要求，斯大林说，“按照列宁主义思想，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而他“不想冒犯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或波兰人”。他继续指出，苏联的领土损失将是最多的，因为它打算放弃曾经属于俄罗斯帝国的那部分波兰领土。斯大林还再次谈到了斯拉夫人的团结这个话题，并且再次拿格伦沃尔德战役打比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第一次联合起来……他们就打败了日耳曼人。后来俄罗斯人与波兰人发生了争执。17世纪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ksei Mikhailovich）的统治下，有个名叫奥登-纳斯契金（Ordin-Nashchekin）的外交大臣，他建议与波兰人联合起来，并因此而被解职。现在，有必要回到这条道路上去。这场战争给了我们的人民太多的教训。”在会谈结束的时候，米柯瓦依契克问斯大林，按照他的设想，边界问题怎么解决。斯大林回答说，这个问题要跟波兰联合政府进行谈判——这是再一次暗示他准备与米柯瓦依契克合作。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