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给艾登发去了一份报告，对米柯瓦依契克与斯大林的会谈做了非常积极的评价：
尽管会谈有时是紧张而直接的，但会谈的气氛自始至终都是友好的……苏方没有反过来提出任何指责……斯大林的大“智慧”和显而易见的积极的姿态以及他的乐于倾听，给波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感到米柯瓦依契克的坦率与开明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使他感到惊讶。 [67]
米柯瓦依契克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各位领导人的会谈就没有这么成功了。使谈判陷入僵局的是，这位波兰总理坚持新的临时政府要以他的流亡政府为基础，同时还坚持由地下军收编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68] 就在米柯瓦依契克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的时候，丘吉尔与斯大林通过电报相互交换了意见，要为华沙起义提供援助。8月4日，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英国打算在该城的西南区空投60吨的装备和弹药。在斯大林第二天给丘吉尔的回复中，他对地下军能否夺取华沙表示怀疑，因为守卫华沙的德军有四个师。 [69]
8月8日，斯大林把他与米柯瓦依契克会谈的情况写信告诉了丘吉尔：“它使我相信，他对波兰国内的形势还不够了解。同时，我还有这样一个印象：米柯瓦依契克并不反对把波兰人联合起来。”虽然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与米柯瓦依契克之间的谈判并不成功，但这些谈判也起到了作用，斯大林告诉丘吉尔说，因为它们提供了一次交换看法的机会。这是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与米柯瓦依契克之间的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我们祝愿事情会朝好的方向发展”，斯大林最后说。 [70]
在米柯瓦依契克8月9日与斯大林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这位波兰总理提出了苏联为华沙起义提供援助的问题。斯大林回答说，他认为这次起义“是不现实的，因为起义者连枪都没有，而光是普拉加地区的德军就有三个坦克师，更不用说步兵师了。德国人会轻而易举地杀死所有波兰人”。斯大林解释说，红军本来已经推进到距离华沙不到几公里远的地方，但德国人后来调来了增援部队。斯大林说，红军会继续进攻并夺取华沙，但这需要时间。他愿意为起义者提供军火，但又担心它们会落到德国人手里，于是他就问米柯瓦依契克，是否有安全的地点可用来空投枪支。在得到保证说有这样的地点之后，斯大林答应会给罗科索夫斯基必要的命令，并尽一切可能来提供援助。会谈临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再次表示，他担心德国战后会卷土重来。他强调说，波兰与苏联需要建立同盟以应对这一威胁。 [71]
米柯瓦依契克于次日离开了莫斯科。根据哈里曼的说法，他离开苏联首都时，“对问题得到解决的可能性所抱的希望比来时要大。他对自己受到的热情款待和他与斯大林及莫洛托夫的坦率的讨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谈中，斯大林同意了在华沙空投武器……斯大林告诉他说，他本来估计在8月6日可以拿下华沙，但是，由于敌人调来四个新的坦克师和其他两个师守住了（维斯瓦河东岸）的据点，拿下这座城市的计划就被耽搁了下来，但他相信，这些新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72]
但是，由于在向华沙起义提供援助的问题上，同盟国内部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波苏关系有可能好转的上述所有迹象也都化为了泡影。英国人在8月初就已经利用他们在意大利的基地向华沙起义者空运补给。8月13日，美国人决定利用从英国起飞的飞机空投物资，但那需要在返回之前降落在苏联的机场补充燃料。8月14日，哈里曼向莫洛托夫转交了着陆和补充燃料的请求。第二天，来自副外交人民委员安德烈·维辛斯基的回复让英国人和美国人感到极为震惊。维辛斯基宣布，苏联人不会与美国人合作给华沙空投物资，因为“在华沙发生的把华沙居民卷入其中的暴动，完全是一些冒险家所为，苏联政府不会对其施以援手”。 [73] 在当天晚些时候与哈里曼及克拉克·科尔的面对面的会谈中，维辛斯基还是同样地冷酷无情。他指出，苏联人曾经给华沙起义者派去了一名联络官，但他已经被杀害了。 [74] 第二天，维辛斯基阐明了苏联的立场：他们不会与英美合作空投物资，但他们也不反对他们这样做。 [75]
苏联人对华沙起义的态度的消极转向，似乎是由西方媒体的报道引起的。这些报道说，地下军的行动本来是与红军商量好的，但红军现在拒绝帮助这些起义者。8月12日，塔斯社以激烈的言辞否认了上述报道，并指责伦敦的波兰人应当为这场由于德国人对起义的加紧镇压而正在华沙上演的悲剧负责。 [76] 8月16日，斯大林在给丘吉尔的信中指出：在会见了米柯瓦依契克之后，他已经下令向华沙空投物资，但是空降到这座城市的联络官已经被德国人抓获并杀害了：
现在，在对华沙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华沙行动是一场鲁莽而可怕的赌博，它使华沙居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苏军的各个指挥部事先得到了有关华沙行动的消息，如果波兰人跟它们保持联系，事情就不至于这样了。事情发展到现在的这种地步，苏军的指挥部决定，它们必须与华沙的这次冒险脱离关系。 [77]
8月17日，斯大林拒绝接见哈里曼和克拉克·科尔，而是委托莫洛托夫转达他的强硬立场：苏联不会给华沙的起义者提供任何物资。 [78] 哈里曼被这几次跟苏联人打的交道激怒了，他向华盛顿报告说：“我最近跟维辛斯基尤其是今天晚上跟莫洛托夫的会谈使我认为，这些人狂妄自大，以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和所有国家”。 [79] 哈里曼的情绪也传染给了美国大使馆的其他人。8月17日，哈里曼的私人助理米克尔约翰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这真是一场冷血的谋杀，但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真相大白的时候，它肯定会作为战争中最为臭名昭著的行为之一而载入史册。在他们所有文明的外表下面，这里的那些大权在握的人，都只是一帮狡诈而冷酷的恶棍和凶手。他们在这件事中清清楚楚地露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已经毫无疑问了。 [80]
对苏联人来说，华沙起义也是件牵动人感情的事情。他们损失了几百万士兵才到达华沙，而要把波兰从德国人手里解放过来还要再付出50万人的伤亡；他们并不喜欢别人说，是他们鼓动了这次起义然后又抛弃了这些华沙人让他们去送死。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即红军正在准备向波兰首都再次发动进攻，而且苏联人估计，用不了几天，华沙就会落到他们手里，这就使任何为起义提供物资的问题多余了。
8月2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共同呼吁斯大林给华沙空投补给，哪怕是为了平息一下世界的舆论也好。8月22日，斯大林答复说：
少数追逐权力的罪犯在华沙发动了这场冒险活动，这一点迟早会真相大白……从军事角度来看，形势……对红军和波兰人都极为不利。虽然如此，苏联军队……还是在尽其所能地击退希特勒匪帮的出击，并采取别的办法，准备在华沙附近发动一次新的大规模进攻。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红军会不遗余力地打垮华沙的敌人并为波兰人解放华沙。这是给予纳粹做斗争的波兰人最好的、实际上也是最有效的帮助。 [81]
然而，到9月份的时候，苏联人开始担心这件事对公共关系造成的影响了。9月9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向英国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调查是谁负责发动这次起义的、为什么没有跟苏联统帅部协调好。在给起义者提供物资的问题上，备忘录也宣布改变政策。它指出，苏联人已经进行了几次空投，但是这些空投的食品和军火每次都落到了德国人手里。不过，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坚持这样做，那苏联人也会合作并提供方便。 [82]
9月中旬，苏联人也加快了自己给华沙空投补给的步伐；与此同时，苏军也对这座城市发起了进攻。从9月14日至10月1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向华沙出动了飞机2243架次，空投了156门迫击炮、505门反坦克炮、2667支冲锋枪和步枪、300万发子弹、42000颗手榴弹、500公斤药品和113吨食品。 [83] 与之相比，英国在8、9月份提供的补给有1344支手枪和左轮手枪、3855支自动手枪、380支轻机枪、237支火箭筒、13门迫击炮、130支步枪、14000颗手榴弹、3000颗反坦克手榴弹、8.5吨塑性炸药、450万发子弹和45吨食品。 [84] 虽然苏联人声称，他们的低空空投要比皇家空军的高空空投更加精确也更有效，但大部分物资还是落到了德国人手里。
到9月底的时候，同盟国内部又恢复了和谐。哈里曼也发电报给罗斯福说，他已经“跟斯大林进行了一次比较令人满意的谈话……斯大林第一次对起义者表示了同情”。 [85]
除德国人之外，华沙起义对有关各方来说都是一场不幸。对于华沙的波兰人来说，它是一场灾难。地下军大约死亡了2万人，另外还有好几千人受伤，而在交火中死亡的平民有15万～20万人。当起义在10月2日最终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德国人也结束了他们在对地下军采取军事行动期间进行的爆破活动——当时他们把整个市中心都夷为了平地，并把幸存下来的居民赶到了集中营。对于波兰流亡政府而言，起义的失败意味着它对战后波兰政治的影响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力量遭到了削弱，这让得到苏联帮助的左翼共产党人从中受益，但是，由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红军盟友没有给起义提供足够的帮助，人们还是难以消除自己的怀疑。有人责怪红军没有更快地占领华沙，责怪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们的苏联盟友姑息退让，没有把他们与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在“伟大的同盟”内部，有关这次起义的分歧在外交上造成的损害是有限的、暂时的，但在后来，这次关于华沙起义的分歧最终被认为是苏联与西方交恶的重要转折点，是冷战最初的预兆。在冷战期间，围绕华沙起义而相互指责成了东、西方意识形态论战的试金石之一。西方指责红军拒绝为起义提供及时的援助，而苏联人指责反共的地下军的鲁莽与冒险主义。无论哪一方都没有花多少时间与精力去指责德国，而德国才是这一事件的真正的元凶。但是，如果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对苏联公民的集中杀害相比，镇压华沙起义只不过是德国人所犯下的又一暴行。
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百分比协定
虽然事后在历史上引起关注的是华沙起义这一戏剧性的事件，但在当时，它只不过是斯大林排得满满的军事政治议程中众多的议项之一。波兰并不是红军在1944年夏唯一进攻的国家。8月20日，红军开始大举进攻罗马尼亚，并由此引发了它的国内危机和政变，推翻了亲德政府，使该国站到了战争中同盟国的一边。8月31日，红军开进了该国首都布加勒斯特。没过几天，罗马尼亚代表团就抵达了莫斯科进行停战谈判，并在9月12日签署了停战协定。由于泛斯拉夫的情感与民众的亲苏倾向，保加利亚在苏德战争期间一直在形式上保持中立，虽然它对于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给予了许多实质性的支持，并履行其轴心国义务，对英美宣战。然而，苏联在9月5日对保加利亚宣战。这一次在保加利亚国内也发生了政变。政变是由亲共的“祖国阵线”领导的。到9月9日，保加利亚已经停止了针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并在9月26日结束了对英美的战争状态。10月28日，保加利亚人在莫斯科签署了停战协定。保加利亚像罗马尼亚一样也在这场战争中改弦易辙，为红军在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敞开了大门。当时，铁托的游击队已经解放了南斯拉夫的大部分领土，但红军还是在9月底发动了一场战役并占领了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在斯洛伐克，8月底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起义。跟华沙一样，起义者也向苏联人请求援助，但不幸的是，红军被阻隔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另一侧无法前进，因而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起义遭到了德国人的镇压。红军直到1945年5月才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匈牙利也请求和平，但德国人接管了这个国家，并使苏联人直到1945年1～2月份才占领了布达佩斯。 [86]
1944年10月丘吉尔的第二次莫斯科之行和臭名昭著的“百分比协定”，就是以这一连串的事件为背景的。10月9日，丘吉尔抵达莫斯科，并径直前往克里姆林宫，在那里与斯大林见面并共进晚餐。 [87] 丘吉尔对这次会面的著名的描述可见于他在1954年发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最后一卷：
当时机会不错，所以我就［对斯大林］说：“让我们把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定了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里也有自己的利益和各种派遣团体以及代理机构。我们不要为了一些枝节问题而互相误解。就英国和苏联而言，如果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则一半对一半，怎么样？”我乘着正在翻译这段话的时间，在半张纸上写下了：
罗马尼亚
苏联 90%
其他国家 10%
希腊
英国 90%
（与美国一致）
苏联 10%
南斯拉夫 50%～50%
匈牙利 50%～50%
保加利亚
苏联 75%
其他国家 25%
我把字条递给斯大林，他当时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他的蓝色铅笔在纸上打了个大大的勾，然后把字条递回给我们。一切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写下来还要快……在这之后沉默了好长一阵子。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命运攸关的问题上，我们用这种似乎很草率的态度，不至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吧？让咱们把字条烧掉算了。”“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 [88]
这个故事很有趣，只是跟丘吉尔的许多故事一样，虚饰太多。 [89] 丘吉尔突出的是这一时刻的戏剧性，而英国大使的报告却接近于喜剧：
［丘吉尔］写了一份他所说的“淘气文件”（naughty document），列出了巴尔干各国的名单和各大国在这些国家中利益的比例。他说如果美国人看到他写这份文件的方式是多么简陋，他们会感到震惊的。斯大林元帅是个很实际的人，他并没有感情用事，尽管艾登先生是个坏蛋。他并没有跟他的内阁或议会商量。 [90]
苏联方面的记录比较郑重其事，它说丘吉尔宣称，“他本来准备了一张表。在这张表中表达的想法如果用外交语言表达的话，可能会更好，因为，例如，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人会对把欧洲划分为各个势力范围感到不快”。后来，丘吉尔在会谈中又提起了这个话题，说他“已经准备了一份相当卑鄙而粗暴的文件，来说明苏联与英国在罗马尼亚、希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的划分”。斯大林回答说，“英国想在保加利亚占25%，这跟表中的其他数字不协调。他……认为有必要改一改，苏联在保加利亚占90%，英国10%”。接着会谈就转到其他问题上去了，但斯大林后来又再次说，关于保加利亚的比例应当修改。他还同意由莫洛托夫和艾登就这件事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91]
艾登与莫洛托夫在10月10～11日的会谈中讨论了所谓的百分比协定，并且一致同意把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影响力比例调整为80对20，苏联占优。 [92] 从这两次讨论的记录来看，艾登和莫洛托夫在他们有关势力范围百分比协定的谈判中，对自己老板的想法显然并不太了解，或者说，根本就不了解。到了最后，他们的会谈就成了对各国在同盟国管制委员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意见交换——打算成立这些委员会是为了监督对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军事占领。实际上，丘吉尔与斯大林拟定的百分比，最终就表现为英国和苏联在这些管制委员会中各自的控制权的多少。这在当时基本上是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讨论，因为苏联人是或者将会是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唯一的军事占领者，而意大利的先例已经确立了同盟国在各轴心国占领政权的模式：控制权主要取决于占领该国的同盟国的武装力量，而同盟国管制委员会则起顾问和咨询机构的作用。
尽管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丘吉尔提出的方案大肆渲染，但在他与斯大林接下来几个月的大量通信中，或者是在未来的雅尔塔及波茨坦的面对面的会谈中——除一次之外——几乎没有提到过百分比协定。 [93]
在流行的历史神话中，百分比协定被描绘成英国与苏联的肆无忌惮的瓜分行为；右翼评论家指责它是丘吉尔把东欧出卖给了斯大林，而左翼评论家则把它说成是斯大林背叛了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革命。实际上，丘吉尔与斯大林有关势力范围的讨论只对一个国家事关重大，那就是希腊。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确保英国在希腊的行动不会受到干涉，是丘吉尔最最优先考虑的重点。丘吉尔担心的是希腊会被“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下属的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EAM）接管，这是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组织，它已经控制了在与德国占领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获得的该国广大地区。丘吉尔想要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是这样一个保证，即苏联不会插手希腊事务，并且会约束当地的共产党。丘吉尔在百分比协定中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甚至在他拿出他的淘气文件之前，斯大林就已经“同意英国在希腊必须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94]
斯大林欣然同意放弃希腊，这是苏联既定政策的反映。早在1943年夏天，苏联的决策者们就已经开始把希腊置于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势力范围之内。在为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交部长会议准备的苏联内部的情况简介中，特别提到了英国在希腊的利益的重要性，包括英国与希腊流亡政府的牢固关系。另一方面，苏联的利益在于把莫斯科的影响力扩展到巴尔干地区的各个斯拉夫国家。 [95] 这些都被伊万·麦斯基写进了他于1944年1月呈交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备忘录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苏联的战后前景。关于希腊，它写道：
苏联在希腊的利益相比于在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利益来说，要少许多。与此相反，希腊对于英国来说却利害攸关。因此，对于希腊，苏联应特别谨慎。如果作为民主国家的希腊也像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希望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那我们没有理由让它不要这样做。然而，如果签订希腊与苏联的双边条约引发了与英国的龃龉，可以试着解决这个麻烦的办法是，签订英、希、苏三方互助条约（就像伊朗的情况）。 [96]
1944年夏，在苏联把军事代表团派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军队中去的时候，代表团的军官们得到的指示是，不要干预希腊的内部事务。 [97] 当英国军队在1944年12月试图解除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并因此在雅典激起了武装反抗的时候，斯大林拒绝支持希腊的共产党。季米特洛夫问过莫洛托夫，“为了反抗英国的武装干涉”，希腊的同志有没有可能得到援助。答复是，“我们的希腊朋友不要指望从［莫斯科］这里得到积极的援助”。 [98] 1945年1月，斯大林亲自对季米特洛夫通报了希腊事态的发展：
我建议过不要在希腊发起这次战斗……他们做的事自己应付不了。他们显然是在指望红军打到爱琴海。我们不可能那样做。我们也不可能把我们的军队派到希腊。希腊人的行动很愚蠢。 [99]
在苏联的决策层，居于支配地位的假设是，希腊过去是并仍将是英国的势力范围。1944年11月，李维诺夫写了一份报告，“论苏联与英国合作的前景与基础”。报告设想英国和苏联在战后把欧洲划分成若干个安全区，并把希腊与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一起划入英国的范围。 [100] 在“三巨头”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前夕，葛罗米柯大使写了一份情况简介，分析了雅典最近的事态发展，并着重提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反对希腊的进步力量尤其是共产党掌权。葛罗米柯指出，这就提出了大国对小国内部事务的干涉问题。但是，他建议苏联方面在希腊问题上除了表示他们对进步人士的同情外，不要采取任何主动行动。 [101]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1945年2月8日的全体会议期间提出了希腊问题。当同盟国赞成在南斯拉夫成立联合政府的时候，他想知道在希腊发生了什么。不过，斯大林又补充说：
他决不是想要批评英国在希腊的政策……丘吉尔打断了斯大林的话，他说他十分感激苏方在希腊事件期间的克制……斯大林继续说，他希望丘吉尔简单地告诉他们，在希腊发生了什么。
在听了丘吉尔的解释之后，斯大林有礼貌地再次说，他并不是想要干涉希腊的内部事务，他只是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102]
丘吉尔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认为，百分比协定把希腊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了出来。 [103] 然而，斯大林并没有打算把这个国家共产主义化，也没有打算参与某项政治工程来实现这一目的。正如他在1944年10月14日与丘吉尔的会谈中告诉他的那样，“苏联没有打算在欧洲组织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 [104] 那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根本的政治变革，尤其是，如果这种变革对苏联的利益有利的话。但是在希腊，就像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他认为这样的变革可以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方式发生。在苏联占领的或者可以直接施加影响的各个国家中，斯大林会努力推动变革。在像希腊这样属于西方同盟国占领和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他对当地共产党的建议是，要跟英国人和美国人合作——特别是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要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
人们在后来虽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势力范围协定上，但当时在莫斯科，它绝不是讨论得最多的话题。斯大林和丘吉尔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波兰问题上，它也是丘吉尔在10月9日的会议上提出的头一个议题。当时他建议，应该把在开罗的米柯瓦依契克再邀请到莫斯科。这位波兰领导人真的到了莫斯科，而斯大林和丘吉尔也在10月13日跟他进行了会谈，但这次商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斯大林想要米柯瓦依契克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合作，以便成立一个经过改组的波兰临时政府，并承认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国界线。米柯瓦依契克所能开出的最好的条件是不包括利沃夫的寇松线，而且那还只是作为波兰与苏联在举行最终的边界谈判之前的划界线。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强调指出，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割成不同的部分。 [105] 米柯瓦依契克然后又会见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贝鲁特向他开出的条件是，在改组的波兰政府中获得四分之一的部长职位。斯大林又把这一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一，而且还包括总理的位置。 [106] 丘吉尔也会见了贝鲁特，并且被他的才智吸引住了，但他未必就相信斯大林所说的这个波兰人不是共产党。 [107] 斯大林对米柯瓦依契克渐渐失去了耐心，这从10月16日他对丘吉尔说的，这个波兰人“对红军解放波兰没有一句感谢的话……他认为苏联人是替他服务的” [108] 就可以看出来。与此同时，米柯瓦依契克也开始考虑，这样的交易是波兰流亡者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好的结果。实际上，在未能说服他的同事们相信苏联人提出的条件的好处之后，他在1944年11月底辞去了流亡政府的总理职务。
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商讨的诸多其他议题中，还包括土耳其和修改有关黑海海峡控制权的《蒙特勒公约》问题。这个问题是在10月9日的会谈中提出的。斯大林告诉丘吉尔说，“按照《蒙特勒公约》，土耳其对黑海海峡拥有全部的权利，而苏联只拥有很少的权利……讨论修改《蒙特勒公约》问题是必要的，这个公约根本不适合当前的形势”。丘吉尔再次说他赞成苏联拥有不冻的出海口，但是又问斯大林到底是怎么想的。斯大林没能说出他对《蒙特勒公约》具体想怎么修改，但他成功地促使丘吉尔同意，有必要做出修改。 [109] 根据英方对这次讨论的记录，斯大林还说：
让苏联继续听命于土耳其，这极不可能。土耳其可以关闭黑海海峡，阻挠苏联的进出口甚至是她的防务。要是给予西班牙或者埃及关闭苏伊士运河的权利，英国怎么办呢？或者要是某个南美国家有权关闭巴拿马运河，美国政府会说什么呢？ [110]
在10月17日的最后会谈中，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德国的未来交换了看法。斯大林再次表示，他担心德国会卷土重来。他还明确表示，他优先考虑的是肢解这个国家。当丘吉尔问他是否赞成由东欧各国成立联邦以防止德国的侵略的时候，斯大林做了一个有趣的回答。苏联的领导层认为：
在战争结束之后最初的三四年当中，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氛围。这些国家的人民首先想要的是组织自己的民族生活……希特勒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民族感情，这在南斯拉夫就可以看出来……那里的每个民族都要求自治。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感情将会是这种要求不受干预地过一种充分的民族生活的愿望。在上一次战争之后，成立了几个没有什么基础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已经破产了。现在存在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强迫各个小的民族联合起来。要让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甚至是捷克人和波兰人找到共同语言，那是很困难的。因此，考虑这样的联合是行不通的，尽管在将来不排除这种联合的可能性。 [111]
斯大林在这里不够坦率。反对东欧国家成立联邦或邦联是苏联一贯坚持的立场，而它这样做是担心这种联合会带有某种反苏的性质，甚至会使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布尔什维克俄国周围建立的防疫封锁线死灰复燃。 [112] 斯大林的这番话还说明，他在这段时期越来越重视种族问题，所以，只要有可能，他就会优先考虑种族的统一。所以他才会赞成把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还给罗马尼亚，因为在这个地区，虽说作为少数民族的匈牙利人也不少，但主要的居民还是罗马尼亚人。 [113] 至于苏联自身的不同种族的整合，基于上述看法，斯大林在1945年通过谈判使捷克斯洛伐克把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地区转让给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在经济上或战略上都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斯大林后来解释说：
俄国人在13世纪的时候失去了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地区，从那时候起，他们就一直梦想着收复它。由于我们的正确的政策，我们成功地收复了斯拉夫人即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所有土地，实现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古老的梦想。 [114]
在丘吉尔的莫斯科之行结束时，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提到，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了看法，并在有关波兰问题以及成立南斯拉夫联合政府问题的各项谈判中取得了进展。 [115] 这对于英国首相11天的访问来说，可不算多。但这些会谈一直非常友好，没有丘吉尔与斯大林先前的谈判中，如1942年在莫斯科、1943年在德黑兰，不时出现的那种敌意。当丘吉尔在10月19日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赠给他一只纪念花瓶，上面有一幅画，标题十分恰当：“猎熊之弓。”在英国首相到访的整个过程中，斯大林的情绪都很好，而且还同意到英国大使馆赴宴——这是他第一次出席那里的宴会。 [116] 斯大林还陪同丘吉尔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演出。正是在这里，美国大使的女儿凯瑟琳·哈里曼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10月16日，她写信给她的朋友帕梅拉·丘吉尔（Pamela Churchill）［当时她嫁给了温斯顿的儿子兰多夫（Randolph）］：
斯大林自从开战以来就没来过这座剧院，而且和一个外国人一起来就更令人惊奇了。在幕间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个由莫洛托夫主持的宴会……为每个人都祝了酒。斯大林特别逗笑，当时莫洛托夫站起来举杯为斯大林祝酒并说了句惯常用的短语，“我们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在干杯之后回了句，“我以为他会对我说点新鲜的！”莫洛托夫摆出一副郁闷的样子回答说，“它永远是个好的说法”——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埃夫里尔说，斯大林特别高兴。他的确很风趣，看起来他似乎很乐于招待首相。 [117]
在政治方面，百分比协定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丘吉尔之所以愿意就这样一个范围广泛的协定进行谈判，并且对重大的利益做了划分，一定是想从心理上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对于斯大林的盘算来说同样重要的是，罗斯福对英国首相的莫斯科之行的反应暴露出英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丘吉尔动身前往苏联首都的前一天晚上，罗斯福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允许哈里曼大使观察会谈的议程。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在这次全球性的战争中，不夸张地说，没有什么问题——不管是军事的还是政治的——跟美国没有利害关系。我坚定地相信，我们三个，而且也只有我们三个，能够找到解决这些未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理解丘吉尔先生要求会谈的愿望，我还是更愿意把您与首相即将举行的这次会谈视为我们三个会谈的预备工作”。这一点对斯大林来说用不着动脑筋。他知道在“伟大的同盟”中，西方那一半的力量在哪儿。于是，他回信让罗斯福放心：这次会谈是丘吉尔的主意，而他将会向他通报这次会谈的进展。 [118] 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介入有点不快，或者说假装有点不快，所以他在他们第一次会谈中就对丘吉尔这样说了。他指出，美国总统在为自己要求太多的权利，而给英国和苏联的却太少了——不管怎么说，英国与苏联还有一个正式的同盟条约绑在一起，而苏联与美国却没有。为了缓和气氛，丘吉尔开玩笑说，他们将讨论敦巴顿橡树园的谈判，但是不告诉罗斯福！ [119]
斯大林与戴高乐
下一个拜会斯大林的重要的外国人是戴高乐将军，他于1944年12月初抵达了莫斯科。斯大林在德黑兰的时候很轻视戴高乐，而在戴高乐访问莫斯科两个月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他也没有太客气。在2月4日与罗斯福的会谈中，斯大林说：
戴高乐没有完全弄明白法国的位置。为了解放法国，美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都在流血。法国人被打败了，现在只有八个师。就这样，戴高乐还想让法国拥有跟美国、英国和苏联同样的权利。 [120]
在2月5日的雅尔塔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宣布反对法国参与对被占领德国的管制。他说，“要忘记过去是不可能的。在这次战争中，法国对敌人敞开了大门。这让盟军在欧洲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就是我们不可能把法国放到跟三个伟大的同盟国同一水平的原因”。 [121]
但是在1944年12月与戴高乐面对面地在一起的时候，斯大林却施展了他的个人魅力，表示他完全理解法国的立场与愿望。在12月2日与戴高乐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说，他赞成法国恢复大国的地位。 [122] 斯大林并不完全是言不由衷。1944年4月，法国共产党加入了戴高乐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然后还同意加入这位将军当时领导的临时政府。一方面，苏联人对自由法国的空军诺曼底团所做的贡献也表示诚挚的谢意，这个团参加了东线的一些最惨烈的空战。另一方面，莫斯科又怀疑，戴高乐作为保守主义者，具有反共反苏的倾向。 [123]
戴高乐的莫斯科之行是他主动要求的。 [124] 他的目的是提高获得解放的法国的地位，签订一份跟1942年的《英苏同盟条约》类似的法苏条约。斯大林很高兴签订这样一份条约，只是他首先要确保丘吉尔和罗斯福不会反对。 [125] 斯大林也决定，对于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要努力从戴高乐那里得到一些支持。莫洛托夫对法国外交部部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建议，法国应该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互派代表。出于这个原因，在12月6日斯大林与戴高乐的第二次会谈中，波兰问题就显得很突出了。在波兰问题上，斯大林在为苏联的立场辩护的时候提醒戴高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寇松线得到过法国总理克里蒙梭（Clemenceau）的支持。斯大林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波兰两次被用来作为德国入侵俄国的走廊。斯大林还为苏联在华沙起义问题上的做法进行了辩解。他说在红军打到波兰首都的时候，它的进攻已经深入了600公里，它的炮弹必须要用船从400公里之外运抵前线。 [126]
在12月8日他们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中，戴高乐提出了德国问题。对于他最关心的话题即需要防止德国坐大，斯大林变得兴奋起来。他告诉这位将军，他认为英国人会对德国采取强硬的路线。当戴高乐建议说从《凡尔赛和约》的经验来看英国奉行惩罚性和约的时间不会太长时，斯大林告诉他，这一次拆除德国的工业设备会行得通，而且英国人也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法国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关系问题也被提了出来。斯大林答应戴高乐签订一个协议。丘吉尔曾经向斯大林提出，可以让英国加入进来，签订一个三方条约，而不只是法苏的双边条约。戴高乐不希望这样；他想要与斯大林签订一个与英苏条约类似的双边条约。斯大林说，如果戴高乐同意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互派官方代表，那他就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法国帮我们一个忙，我们也会帮他们一个忙。”斯大林告诉这位将军说。在会谈结束的时候，戴高乐又谈到了波兰问题，并对苏联的立场表示深切的同情。至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他说法国人已经建议与波兰人互派代表。 [127]
12月9日，皮杜尔告诉莫洛托夫说，作为对法苏条约的回报，戴高乐愿意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互派代表。不过，莫洛托夫还要法国以戴高乐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之间的通信的形式，就此发表一份声明。这就相当于对卢布林政府予以外交上的承认，而苏联人当时自己也没有正式这样做。皮杜尔告诉莫洛托夫，这个建议是无法接受的。 [128] 在当天晚上为法国代表团举行的告别晚宴上，双方似乎又继续进行了讨论。也许是为了给谈判增添一点气氛，斯大林向戴高乐建议说，他们应该“拿出机枪把这些外交官都干掉！” [129] 不过，这种严厉的行动没有必要了，法国与苏联第二天就签订了互助条约。 [130] 法国人如其所愿不用发表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互派代表的声明，并且可以把这个交易作为一个互派低级别代表的决定告诉英国人和美国人。 [131] 另外，斯大林又告诉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是个来之不易的让步，而且他还大骂戴高乐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 [132]
正像可以预计的那样，苏联报刊对戴高乐的来访进行了大量报道，并称赞法苏条约是法苏关系发展中的里程碑。苏联对该条约的公开评论特别提到了它对于消除德国威胁的重要意义——不仅在当时，而且也在未来。《消息报》的一篇社论写道：“这个敌人不仅仅是现在的希特勒军队——他们将被彻底打败——这个敌人还是梦想着称霸世界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它总是在不断地滋生出像俾斯麦、威廉和希特勒这样的人。” [133]
在波兰问题上，苏联向法国施压的潜在原因在1945年1月4日就可以看出来了。当时莫斯科宣布，它正式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波兰的临时政府。 [134] 这份声明表明，苏联已不可能再与伦敦的波兰流亡者就成立波兰联合政府一事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了，尽管它并没有排除与米柯瓦依契克等人谈判的可能性。随着红军即将开始重新向华沙进军，斯大林显然已经决定，通过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那帮听话的人来谋求他在波兰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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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viet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atriotic War：Documents and Materials ，vol.2，Hutchinson：London，1945，pp.25-33.
[2]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AVPRF）F.06，Op.6，Pap.3，D.133-4.可进一步参见G. Roberts，“Litvinov’s Lost Peace，1941-1946”，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4，no.2，Spring 2002.
[3] “Sovetskii Souz i OON：Direktivy Politburo TsK VKP（b）Sovetskoi Delegatsii na Konferentsii v Dumbarton-Okse 1944g.”，Istoricheskii Arkhiv ，no.4，1995，pp.52-8.
[4] AVPRF F.06，Op.6，Pap.3，D.134，Ll.44-50.
[5] AVPRF F.06，Op.6，Pap.3，D.135.
[6] AVPRF F.06，Op.6，Pap.3，L.33.苏联就战后法国地位问题的内部讨论，可参见S. Pons，“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ge of Wars：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in S. Pons and A. Romano（eds），Russia in the Age of War，1914-1945 ，Feltrinelli：Milan，2000。
[7]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讨论的概况可参见W. H. McNeill，America，Britain and Russia：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1941-194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53，pp.501-11。此次会议的苏方记录可参见Konferentsiya Predstavitelei SSSR，SSha i Velikobritanii v Dumbarton-Okse ，Moscow，1984。在1944年8月12日递交给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中，苏联阐明了自己对于新的国际组织的立场。参见前面提到的那卷文献中 doc.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