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高乐离开莫斯科之后，斯大林下一个重大的外交任务就是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第二次举行“三巨头”会议，这是罗斯福的主意。他原本是希望1944年9月在苏格兰举行这次会议的，但斯大林由于军务缠身没有同意。后来他就建议，把地点定在黑海的某个港口，这样一来，讨厌坐飞机的斯大林就可以坐火车到黑海海滨。然而，这个时候美国又在进行总统选举，所以就决定把会议延期到1945年1月罗斯福第四任总统就职仪式之后。雅尔塔作为会议地点也最终达成了一致。 [1]
雅尔塔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三方会议，要弄清楚斯大林在会议前夕的心绪与想法，可以有两个信息来源：一是直接检查苏联外交部门为此次会议准备的材料；二是分析斯大林1945年1月私下的某些重要言论。
苏联外交部门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材料不像为1943年的莫斯科外交部部长会议准备的那样全面和系统，这一点非常令人奇怪。这很可能是因为，苏联到这个时候在大多数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定型，而一些补充的议题则由1943年成立的各种内部的政策与计划委员会负责。雅尔塔会议跟德黑兰会议一样，也没有固定的、正式的议程。而斯大林十分熟悉自己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点，可以断定他什么也不会白送给英国和美国。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跟自己的领袖一样，在雅尔塔会议的预备阶段，也都把精力放在德国问题上。首先是伏罗希洛夫领导的停战委员会的工作。顾名思义，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制定有关德国和其他轴心国投降条件的政策。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外交部部长会议上成立的三国欧洲顾问委员会也在进行磋商和谈判。欧洲顾问委员会设在伦敦，莫斯科驻英国大使费多尔·古谢夫（Fedor Gusev）任委员会的苏方代表。截止到1944年底，在欧洲顾问委员会内部已经达成一致的有：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把该国划分为美、英、苏军事占领区；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协调占领期间的同盟国政策。另外还达成一致的有，把柏林划分成同盟国的各个单独的占领区域——虽然柏林事实上处于拟议中的苏联在德国东部的占领区腹地。1944年11月，法国加入欧洲顾问委员会，而且后来在占领德国和柏林时也分到了一份。在苏联为占领德国所做的准备工作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它假设，这种占领将会是长期的，并且只有与英国和美国合作才有可能做到并维持下去。 [2] 伊万·麦斯基领导的赔偿委员会体现了苏联对德政策工作的第二部 分。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苏联毫无疑问会得到德国的赔偿；鉴于德国的侵略所造成的损失的程度，几乎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麦斯基的委员会就是要制定政策，决定要支付给苏联多少赔偿以及以什么形式来支付赔偿。问题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于赔偿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担心又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由于无力支付赔偿，德国就向国外借贷来支付债务的利息，接着就赖账。为了不引起这方面的反对，苏联的建议是，赔偿是以实物而非货币的形式，也就是说，没收德国的工厂和机器设备，而该国剩余的工业然后每年要向苏联供应货物。对于这种赔偿方式，麦斯基和苏联的一个理由是，这也有助于削弱德国重整军备的能力。 [3]
苏联对德政策工作的第三部 分跟肢解德国有关，这个议题属于李维诺夫的和平条约与战后秩序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战后肢解德国的政策斯大林已经讲过多次，特别是在他与丘吉尔的会谈和通信中。因此，毫不奇怪，李维诺夫的委员会在1943年和1944年花了大量时间，讨论肢解德国的各种方案。至于要把德国肢解成多少国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到了1945年1月，李维诺夫提出最多要分成七个——普鲁士、汉诺威、威斯特伐利亚、维滕贝格、巴登、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他认为，在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讨论中，这应该成为苏联的谈判立场。这其中潜在的假设仍然是：只有与英美合作，才能执行这样一种极端的政策——其实质就是要使德国回到19世纪，它当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4]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的一段时期，李维诺夫还构想了某些更为宏大的主题。1944年11月，他为莫洛托夫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英合作的前景与可能的基础”。 [5] 按照李维诺夫的看法，战后英苏合作的根本在于遏制德国和维护欧洲的和平。然而，由于苏联打败了德国，由于法国和意大利的衰落，这次战争也产生了一个危险的后遗症——力量失衡。但是，通过划分英国和苏联在欧洲的安全范围，这个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李维诺夫的具体建议是，苏联的安全区最大可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各国（但希腊除外）和土耳其。英国的安全区将包括西欧，而挪威、丹麦、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则构成一个中立区。根据李维诺夫的看法：
这种划界将意味着，英国必须答应不与我安全区范围内的国家结成特别亲密的关系，或者是签订任何违背我们意志的协议。而且它还要保证，不在那里设立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的军事基地。对于属于英国的范围，我们也可以做出相应的承诺，但法国除外——它必须有权加入针对德国的英苏条约。
李维诺夫把这样一个英苏条约的前景与英国输掉其与美国人展开的全球权力斗争联系在一起。他相信，这种斗争会促使伦敦巩固其在欧洲大陆的地位。1945年1月11日，在为“论集团与势力范围问题”而给莫洛托夫所做的说明中，李维诺夫又谈到了战后的英苏合作问题。 [6] 他再次建议，把欧洲划分为英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并指出牵涉美国人的三方会谈并不排除双边安排以及大国间的协议。李维诺夫还对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的不仅要把欧洲而且还要把全世界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的观点做了评论。李维诺夫说，这个建议太疯狂、太不现实了，不值得认真讨论。李维诺夫特别嘲笑了李普曼的由北美和南美、英国和英联邦以及西欧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利益共同体的想法。李维诺夫不明白，美国有什么理由加入英苏安全区的讨论，特别是鉴于美国报刊和公众舆论对国家集团与势力范围的想法的反感。李维诺夫还指出，在反对把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人故意忘记了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范围。李维诺夫的结论是，任何有关英苏欧洲安全区的协议，都应该是双边达成一致的结果，而不应取决于未来的国际安全组织确立的地区性结构。
李维诺夫提出的办法的问题在于，英国人并没有给出任何暗示说，在势力范围协议问题上，他们愿意比模糊而有限的百分比协定更进一步。此外，对于势力范围问题，美国的反对在“伟大的同盟”内部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李维诺夫主张的这种大交易不是个切合实际的建议。他的建议也没有排除苏联与西方在势力范围的安排上达成默契，而那实际上也就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45年的时候奉行的政策。问题在于，苏联与西方各自的势力范围的界限与性质依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双方之间就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误解和摩擦。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在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斯大林试图在战后的欧洲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斯大林并不认为他的意识形态政策与他的安全政策是无法相容的，但伦敦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开始把苏联和共产主义在战后欧洲的政治发展看作威胁，看作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 [7] [8] 。
李维诺夫并不是唯一沉湎于宏大构想的人。早在1944年1月，麦斯基就给莫洛托夫呈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阐述了他对即将来临的和平及战后秩序可能具有的特点的看法。 [9] 麦斯基的出发点是，莫斯科的战后目标是维持大约30～50年的长期和平。在这段时间内，苏联的安全将是有保障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必须采取若干政策。苏联要以1941年6月已经存在的边界为边界；芬兰和罗马尼亚要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并且允许苏联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法国和波兰将恢复独立，但不能让这两个国家强大到足以对苏联的欧洲部分构成威胁。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当作苏联的重要盟友来支持，要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签订互助条约。对于德国，不仅必须要从军事上削弱它，还要从意识形态和经济上解除它的武装，目的是要让这个国家在30～50年内不至于造成危害。苏联希望日本战败，但是如果能在和平会议上实现自己的领土要求（得到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它就不想卷入远东战争。由于欧洲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麦斯基没有预见到战后会跟英国或美国产生任何尖锐的冲突。麦斯基认为，美国在战后会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扩张性的帝国，而英国则会成为一个保守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兴趣在于维持现状。这就意味着英苏之间的战后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战后的稳定对于这两个国家都很重要。苏联人也需要英国保持强大，以制衡美国。至于苏美关系，前景同样光明。美苏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而在华盛顿与大不列颠存在帝国竞争的背景下，它很想使莫斯科保持中立。总的来说，苏联没有理由不能与英国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在这份备忘录中，麦斯基讲到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对苏联现行政策及观点的解释。最具创新性的一点是，他提倡建立长期的英苏同盟，这跟李维诺夫关于英苏之间就欧洲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协议的主张相类似。在麦斯基是驻伦敦大使而李维诺夫是外交人民委员的时候，他俩曾经有过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在战争期间，他们依然联系紧密。公正地说，两人都可算得上是亲英分子（李维诺夫的妻子是英国人），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对英国的对外政策采取强硬的观点。与李维诺夫不同的是，麦斯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维度及其对英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加敏感。与苏联的其他分析家一样，麦斯基也察觉到英美的国内政治中存在反动与进步两股潮流，并意识到了如果对苏联人希望在欧洲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抱有敌意的那部分人占据上风的话，有可能带来的困难。
在苏联的外交官当中，未来的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当时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1944年7月14日，葛罗米柯向莫洛托夫呈交了一份题为《论苏美关系问题》的长篇文件。 [10] 关于战争时期苏美关系的缓和及其持久性这个主题，莫洛托夫收到过许多这样的信件，这是其中之一。 [11] 对于苏美关系，葛罗米柯的看法总的来说是积极的。他认为，罗斯福采取的与苏联合作的政策在国会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以及在公众中，都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至于对罗斯福政策的反对意见，他特别提到了新闻界和天主教会中反动的、反共产主义的那帮人的影响。葛罗米柯指出，在美国有2300万天主教徒，其中有500万是波兰裔美国人。葛罗米柯还特别提到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革命和苏维埃化的恐惧，尤其是在东欧。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苏美之间会在战后继续合作。为了参与欧洲和国际事务，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已被抛弃了。在对付德国的威胁、确保长期的和平方面，美国与苏联有着共同的利益。为了说明苏美会在战后继续合作，葛罗米柯还提出了经贸方面的重要原因，并且得出结论说，“虽然不时地会有一些困难冒出来……但毫无疑问，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继续合作的条件依然是存在的……这两个国家之间在战后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战争时期形成的并仍在形成的关系”。
在10天后给莫洛托夫的另一封信中，葛罗米柯分析了在194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哈利·杜鲁门取代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成为罗斯福的竞选伙伴的原因。在葛罗米柯看来，华莱士之所以被取代，是因为他过于激进，以至于不但得罪了民主党中和由民主党参、众议员组成的“南方人集团”中的右翼保守主义分子，还得罪了商界。但是，葛罗米柯最后认为，就对外政策而言，杜鲁门“一直在支持罗斯福。他是个主张美国与其盟国合作的人。他支持与苏联合作。他对德黑兰和莫斯科会议有着积极的评价”。 [12]
作为驻美大使，葛罗米柯要负责向莫斯科报告在雅尔塔会议上很可能会提出的那些议题的情况。葛罗米柯在自己的文件中提出了可能有争议的若干议题，如波兰、希腊、南斯拉夫、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角色。对于苏联人在保护自己在这些范围内的利益时所应采取的策略，他也提出了建议。但是在葛罗米柯的分析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认为存在不可克服的或不能通过达成协议来解决的困难。关于波兰，他认为罗斯福最终会承认卢布林临时政府。关于希腊，他说苏联人不应卷入英国人与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共产党游击队之间的斗争，而是应该表明自己对进步人士的同情。关于南斯拉夫，他认为从英国人和美国人那里，可以得到更多对铁托的支持。作为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对有关否决权的争议尤其感兴趣。这是他唯一主张对其采取强硬路线的议题：苏联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弃一致同意的决策原则；如果没有否决权，苏联就可能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以及在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中，被英美以多数票击败。 [13]
葛罗米柯、李维诺夫和麦斯基在说的和建议的，并不一定就是斯大林在思考的。但是，在斯大林的苏联，讨论的条件都是受到极大限制的，而且通常都是由这位苏联独裁者亲自确定的。即使是像李维诺夫这样一位有独立性的人物，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不该说的就不说。这三位中层的决策者跟以后的历史学家们一样，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要通过解读斯大林的公开讲话、领会苏联媒体都在说些什么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机密情报，来绞尽脑汁地猜测斯大林的想法。他们比这些历史学家有一个优势，那就是都直接跟斯大林打过交道，跟他们的顶头上司莫洛托夫就更是如此了。要紧跟伟大领袖的想法，在这方面，莫洛托夫一直值得信赖。就李维诺夫而言，他与斯大林的直接接触曾经非常多，但在这场战争期间变得非常少了，这是因为他受到了自己的长期竞争对手莫洛托夫的孤立。麦斯基在战争期间与斯大林仍然有一些直接交往，尤其是在他从伦敦被召回莫斯科之后。葛罗米柯与斯大林的直接接触比较有限，但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冉冉升起的新星之一，而且与莫洛托夫的关系很好。总之，可以合理地认为，葛罗米柯、李维诺夫和麦斯基对战后世界的构想，不会是个人的奇思妙想，而是反映了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内部谈话中最高决策层的语言和措辞。他们的文件告诉我们，至少在外交界，苏联人认为未来三个国家是可以继续长期合作的。他们对待雅尔塔会议的态度也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
关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前夕的想法，更直接的证据来自1945年1月他与铁托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团的几次谈话。代表团的团长是安德里亚·赫布兰（Andrija Hebrang），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在1月9日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晤中，他主要谈到了巴尔干问题。赫布兰简要地向斯大林描述了南斯拉夫的各种领土要求。斯大林表示同情，但是说领土的转让应基于种族原则，如果加入南斯拉夫的要求来自当地的居民自己，那就最好了。当赫布兰提到对希腊的马其顿和萨罗尼加（Saloniki）的要求时，斯大林警告说，南斯拉夫是在制造与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希腊的不和，看来是打算与整个世界为敌了，这样做没有太大的意义。斯大林还劝说南斯拉夫不要想把保加利亚合并到他们的联邦。他说，把这两个国家平等地联合起来的同盟会更好。关于希腊危机，斯大林特别指出，英国人曾经担心红军会开进这个国家。那样的话，就会在那里造成极为不同的形势，但是，斯大林告诉赫布兰说，在希腊，要是没有海军，什么也干不成。“当英国人看到红军并没有打算开进希腊的时候，他们很是惊讶。他们无法理解禁止军队沿着分开的路线行动的战略。红军的战略是以沿相互会合的路线的行动为基础的。”关于南斯拉夫政府问题，斯大林说，铁托宣布成立临时政府的时机还不成熟。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会承认它的，苏联人也因为波兰的同样问题而无暇他顾。斯大林还强烈建议南斯拉夫人，不要让丘吉尔有任何借口在他们国家干他在希腊正在干的事情。斯大林要求他们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要与莫斯科商量，因为这些决定有可能把苏联人置于“愚蠢的境地”。在这次讨论中，斯大林最后说：
对于资产阶级政客，你们必须得小心。他们是……非常容易因为小事就怀恨在心的，得罪不起。你们必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如果听任情绪的支配，那你们就输了。列宁在他那个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会把各种力量都联合起来。列宁认为所有人都会攻击我们……而结果证明，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反对我们，就会有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跟我们站在一起。列宁认为，不可能通过与资产阶级的一派结盟来与另一派做斗争。但我们做到了；我们不是被情绪牵着走，而是遵从理性、分析和计算。 [14]
斯大林在第二天与季米特洛夫谈起这次会谈时说，他不喜欢南斯拉夫人做事的方式，尽管看起来赫布兰本人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15] 赫布兰在1月11日给铁托的电报中，简要地汇报了这次会谈的结果，并特别指出，斯大林认为“在对外政策上必须考虑得再周到一些。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巩固胜利的成果。必须避免对邻国提出重大的要求，以免恶化它们与我们的关系或者发生冲突”。 [16]
1月28日，赫布兰与斯大林进一步举行了会谈。这一次，保加利亚代表团也参加了，而且它的一个成员，共产党员克拉耶夫（V. Kolarev），还对斯大林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看法做了一些记录。这次会谈的主要目的是要讨论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斯大林重申了他的看法，即这两个国家的联合应当是渐进的、公正的。斯大林从更普遍的角度讲：
资本主义世界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集团，民主派和法西斯派。苏联利用这一点来打击对斯拉夫人来说最危险的（国家）——德国。但是，即使是在德国被打败之后，也仍然会有战争或侵略的危险。德国是个大国，有着庞大的工业、强大的组织、雇员和传统，对于自己的失败，它永远也不会甘心，所以对于斯拉夫人来说，它仍然是危险的，因为它把斯拉夫人看作敌人。帝国主义的威胁也可能来自其他方面。
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这两个敌对阵营的腐朽和相互毁灭。这对于社会主义在欧洲的胜利是有利的。但是我们必须忘掉这样的想法，即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只有通过苏维埃的统治。它可以表现为其他某些政治制度，例如民主制、议会共和制，甚至是立宪君主制。 [17]
这次会谈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中进行的。关于斯大林在此次会谈中所讲的内容，在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里有另外一个版本：
德国会被打垮，但是德国人是个坚强的民族，有大量的骨干，他们会再次站起来的。各个斯拉夫民族在下次他们企图攻击他们的时候，不应该再措手不及了。而在将来，这种攻击是很有可能发生的，甚至是肯定会发生的。旧的斯拉夫主义（Slavophilism）表达的是沙俄征服其他斯拉夫民族这个目的。我们的斯拉夫主义完全不同，它是要把各个斯拉夫民族平等地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自己的生存与未来……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身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法西斯，另一派是民主派。我们之所以与民主派结成同盟，是因为阻止希特勒的统治跟后者也有利害关系，因为那个野蛮的国家会迫使工人阶级走投无路，从而去推翻资本主义本身。我们目前与一派结盟反对另一派，但是在将来，我们也可能结盟来反对前面一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我们假定苏维埃形式是唯一可以导向社会主义的形式的时候，我们也许是错的。实际上，事实证明，苏维埃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也许还有其他形式，比如说民主共和国，甚至在某些条件下立宪君主制也可以。 [18]
斯大林有关资本主义分为两派的讲话常常被理解为，这意味着他相信，与资本主义民主派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两段引文表明，在斯大林头脑中正在考虑的，实际上是德国会构成长期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斯拉夫人必须团结起来。斯大林向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同志传递的信息是，斯拉夫人只能依靠自己去对付德国人，不能指望与资本主义民主派永远结为同盟：他希望与英美的“伟大的同盟”会持续下去，但它也许不会。同样，现在看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方面，斯大林当时显然是在主张一种温和的政治进程，要把重点放在渐进的改革上，而不是放在像1917年俄国革命那样的剧变上。再过两三年，斯大林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依然如此；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渐进的政治战略被认为行不通的时候，他才采取更为好斗的、“左倾”的政治主张，并且放任南斯拉夫和欧洲其他共产党的激进倾向。
但是，随着雅尔塔会议的临近，三国合作的前景似乎是一片光明。不管是斯大林的外交战略，还是他的政治战略，都看不出有跟英美发生重大冲突的迹象，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会。舞台已经搭好了。在这个舞台上，斯大林要与丘吉尔和罗斯福进行认真的谈判，以解决当前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并为建立和平时期的长久的“伟大的同盟”打下基础。
克里米亚会议
雅尔塔会议，或者像苏联人所说的克里米亚会议，总的来说，要比德黑兰会议更隆重。与会代表团更庞大，而且其中有许多关键人员。例如，陪同斯大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莫洛托夫、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古谢夫和麦斯基。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增加了，而且还产生了比德黑兰会议上更多的决议。在先前的“三巨头”会议上，讨论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的问题；而在雅尔塔会议上，这三位领导人都紧紧围绕即将浮出水面的战后秩序问题。
会议的环境有点儿虚幻，那是黑海疗养胜地雅尔塔镇上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豪华的利瓦迪亚宫（Livadia Palace），有50个房间。它在德国人占领克里米亚期间，曾经遭到他们的严重破坏，但苏联人对这座宫殿做了尽可能的修缮。在这里举行会议有一个麻烦，盥洗室太少，这让美国代表团很是不满。 [19] 设施不完善对“三巨头”也有影响。陪同她父亲参加这次会议的凯瑟琳·哈里曼写信给帕梅拉·丘吉尔说，有一天，在会间休息的时候，斯大林急匆匆地走出了会议厅去找厕所：
乔叔被领到一间盥洗室，但很快又出来了，因为它没有厕所。当时首相正占着最靠近的另外一间，所以我们大使馆的一个小伙子就赶紧领着斯大林下来，到别的最靠近的厕所。斯大林的内务部将军们在忙乱中跟他分开了。于是就引发了混乱，大家都挤作一团，窃窃私语。我想，他们是以为美国人耍了花招，在搞绑架什么的。几分钟后，乔叔泰然自若地出现在了门口，于是又恢复了秩序！ [20]
如同在德黑兰会议上一样，“三巨头”之间除了有三方的全体会议之外，也有双边的会谈。1945年2月4日，斯大林先跟丘吉尔举行了会谈。当时无论是苏联军队还是西方军队，都打到了德国境内。两位领导人就那里的战事进展情况简短地交换了意见。 [21] 接着斯大林就会见了罗斯福，并与总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交谈。在交谈中，他们两人就像在德黑兰一样，继续挑戴高乐的毛病。 [22] 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当天下午的5点开始的，斯大林请罗斯福宣布会议开始。罗斯福在宣布会议开始时说，与会者彼此已经有了良好的理解，因此在会议的讨论中要坦诚相待。然后，这次全体会议就开始交换有关各个战场的局势的情报与看法。 [23]
在2月5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进行了雅尔塔会议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德国的未来。斯大林竭力要求对肢解德国一事做出明确的承诺。“我们大家显然都赞成肢解德国。”他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说。“但是，有必要把它变成正式的决议。斯大林同志他建议在今天的会议上形成这样的决议。”在提到1944年10月他在莫斯科与丘吉尔的讨论时，斯大林强调说，当时由于罗斯福不在，所以不可能就肢解德国一事形成决议，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决议的时机难道还没有成熟吗？”在谈话继续进行的时候，斯大林打断了丘吉尔的话并问道：“什么时候把肢解德国这个问题摆在新的德国人民面前？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并不在投降的条件中。也许应该在有关投降的条件中加上有关肢解德国的条款？”罗斯福建议，把这件事交给三位外交部长，他们要负责起草一个计划，来研究有关方案。对此，斯大林回应说，虽然可以接受这个“折中的建议”，但“必须坦白地说，我们认为肢解德国是必要的，我们大家都赞成这样做”。斯大林继续说，“决议的第二点是，在有关投降的条件中必须包括肢解德国，但不用指出（分割成）多少部分。斯大林同志希望，要让看到无条件投降的条款的各个集团的人，都知道这个肢解德国的决议。这些人，不管他们是将军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知道德国会被肢解，这对于同盟国来说意义重大。在斯大林同志看来，丘吉尔想把肢解德国这件事不告诉德国的上层集团似乎是冒险的。应该事先挑明这一点。如果它的军事集团或者政府不仅签署了在伦敦（由欧洲顾问委员会）起草的投降条款，而且还签署了有关肢解德国的条款，以便使全体居民遵守它，那对我们同盟国来说，会是有利的。那样一来，全体居民就会对肢解比较容易接受了”。
最后，斯大林承认，过早地提前公布肢解德国的决议是不明智的，但他仍然强烈要求明确同盟国的立场，并把肢解德国的决议写进有关投降的条款中。
斯大林同志进一步说，对于第一点，可以形成一个决议：“肢解德国并成立一个委员会制订具体的肢解计划。”第二点的决议是：“在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中增加一款关于肢解德国的内容，但不提它会被分割成多少部分。” [24]
讨论接着就转入在德国是否也应该给法国一个占领区的问题。斯大林反对这一动议，他认为不应该给法国；如果决定给法国一个占领区，那其他同盟国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表示，将从自己占领的领土中划出一部分作为法国人的占领区之后，斯大林的态度才有所缓和。但他仍然反对让法国参加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虽然英国人争辩说，允许法国人有占领区却不让他们参加同盟国管制委员会是不符合逻辑的。斯大林显然是不想再纠缠于此事了，于是就转入战争赔偿这个较为轻松的话题。他宣布说，麦斯基——当时就坐在他的身边——将代表苏联做出说明。这把麦斯基弄得有点措手不及。他对斯大林低声说，关于苏联的赔偿要求，他们还要再提出个数字。当时坐在斯大林另一侧的莫洛托夫也加入了这个碰头会，于是就当场决定索取100亿而不是50亿美元的赔偿——较低的数字是雅尔塔会议前在苏联的内部讨论中提出来的。 [25]
麦斯基按照要求对苏联赔偿计划的原则做了概要的说明。第一，德国将用实物而不是货币来支付赔偿。第二，德国支付赔偿的形式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一次性地从其国民财富中取走工厂、机器、汽车和工具，然后再每年输送货物。第三，通过赔偿在经济上解除德国的武装，使之只保留战前重工业的20%。第四，赔偿要在10年中付清。第五，为了落实赔偿政策，德国经济要由英、美、苏进行长期的严格管制。第六，德国要通过赔偿来补偿所有受到德国侵害的同盟国。适用的原则是，受损失最多的得到的赔偿也最多，尽管不可能全部赔偿。在谈到给苏联的赔偿数字时，麦斯基比较谨慎，他说至少要100亿美元。他在最后建议成立一个由英、美、苏三方组成的赔偿委员会，并在莫斯科开会商讨这一计划的细节。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丘吉尔和罗斯福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人怀疑试图从德国索取赔偿是否明智，但他们都同意成立赔偿委员会。在这次全体会议结束的时候，丘吉尔讽刺说，他认为赔偿计划应该基于这样的原则，即“各方依据它们的需要，而在德国方面则依据她的（支付）能力”。斯大林回答说，他“宁可选择另一个原则：每一方都依据他们应该得到的”。 [26] 苏联赔偿计划的主要内容都被写进了这次会议的最后的议定书中，但是，在丘吉尔的一再坚持下，对于数额依然没有明确。它只是提到200亿美元的总数（苏联人得到一半），但也只是作为赔偿委员会讨论的基础。
在2月6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三巨头”讨论了各大国在拟议中的联合国组织中的表决权问题。斯大林强调说，商定的程序必须要设计得可以避免各大国间的分歧，目的是建立一个至少确保50年和平的组织。首次讨论没有结果，但是，表决权的问题后来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得到了妥善解决，采取的原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至今还保留的大国否决权。达成一致的还有，凡是在当月月底之前对德宣战的国家，都将受邀参加旧金山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这是丘吉尔为了让土耳其出席而特意采取的手段（安卡拉在1945年2月23日对德宣战）——但不包括爱尔兰那样的中立国，英国首相认为它们没有像它们应该做到的那样跟同盟国合作。 [27]
在2月6日的会议上，丘吉尔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议题：波兰问题，特别是承认亲苏的“卢布林派”作为波兰临时政府的问题（这个名称不恰当，因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此时已经迁到华沙）。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都想用一个能代表波兰民意又具有广泛基础的临时政府来取代所谓的卢布林政府。斯大林在回应时坚决维护苏联的波兰政策。他指出，重建一个强大、独立然而友好的波兰，对于苏联的安全来说，是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他还提出，“新的华沙政府……的民主基础并不比——比如说——戴高乐政府少”。 [28] 丘吉尔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在全体波兰人民当中，支持它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29]
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罗斯福给斯大林写了个短笺，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承认卢布林政府，并建议由生活在国内的波兰人和生活在国外的波兰人——包括在伦敦的像米柯瓦依契克这样的前流亡政府成员——组成一个新政府。 [30] 作为回应，在2月7日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苏联人拿出了一份关于波兰问题的提案，主要有三点：①承认寇松线；②波兰西部沿奥得河和尼斯河一线为界；③扩大卢布林政府，把国外波兰人中的“民主领袖”吸收进来。 [31] 这个提案实质上是苏联人一年多来一直在推行的那种立场的变体。提案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而且“三巨头”以及艾登、莫洛托夫和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他已经接替赫尔担任美国国务卿）这三位外交部部长在几次全体会议上都在讨论——三位外交部部长除了参加全体会议之外还单独举行了会谈。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波兰现在的临时政府”“要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改组，要吸收国内外波兰人当中的民主领袖。这个新的政府因此应当被称为‘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承认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但它与德国接壤的西部边界的细节，还有待于在将来的和平会议上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对于已经解放的南斯拉夫的政府构成，事实证明，达成一致要容易地多。决议很快就形成了：由铁托与南斯拉夫的流亡政治家们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同样令人愉快的是有关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讨论，这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在2月8日的双边会谈中考虑的主题。 [32] 达成的协议有，苏联将废除1941年4月的《苏日中立条约》，并在打败德国两到三个月后加入远东战争。苏联得到的回报是，收回俄罗斯帝国在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中因战败而输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归还南萨哈林岛，把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把中国的亚瑟港作为海军基地租借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把附近的大连港国际化，并保障苏联在该港的利益；成立中苏联合公司，保障莫斯科横贯满洲的铁路运输权利。在这一协议中，唯一的限制性条款是，与中国有关的特许权还必须跟中国人进行谈判，并得到他们的同意。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罗斯福都没有预见到在这方面会遇到大的困难，他们两人都以为中国人会对苏联参战千恩万谢，任何交易都不成问题。
1945年2月11日，“三巨头”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并同意在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公报。商定公报的内容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这份声明在同一天就以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名义发表了。它宣布了“三巨头”在德国、联合国、波兰和南斯拉夫诸问题上的政策。它还包括一份《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该宣言要求英苏美摧毁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最后，三位领导人承诺继续保持战时的团结，并为牢固而持久的和平创造条件。除了这份政策声明之外，还有一份秘密的议定书，列出了“三巨头”在这次会议上做出的不想公开的各项决议，例如跟苏联加入远东战争有关的决议。 [33]
对于雅尔塔会议的成果，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在几乎每一项政策议题上，苏联的立场都占了上风。这一次，“三巨头”相处得依然不错，而事实证明，斯大林还是像在德黑兰会议上一样，是个有力的谈判者。对西方的要求做出的唯一重大的让步是《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但是，在苏联人对这份文件的解释中，突出的是其反法西斯主义的而非民主主义的性质。不管怎么说，斯大林相信，他在欧洲各地的共产党盟友会成为宣言提到的有着广泛基础的联合政府的一部分，并在随后的选举中有出色的表现。苏联的报刊对这次会议的报道像意料中的那样充满了喜悦。 [34] 麦斯基为莫洛托夫起草的、发给苏联的各个大使馆的机密电报的最后结论是：“总的来说，此次会议的气氛是友好的。它给人的感觉是，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在努力达成一致。我们对会议的评价是非常积极的，特别是在波兰和南斯拉夫问题上，以及在赔偿问题上。” [35] 在一封给苏联驻瑞典大使亚历山大·柯伦泰（Alexandra Kollantai）的私人信件中，麦斯基写道，“克里米亚会议非常有趣。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在总体上的影响力以及斯大林个人的影响力都极其强大。会议的决议有75%都是我们的决定……‘三巨头’的合作现在非常紧密。德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无论是在这场战争中还是在此之后”。 [36]
然而，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还不到六个星期，斯大林就对自己与西方盟友的关系感到忧虑了。1945年3月底，在为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又一次提到，斯拉夫人在面临德国的威胁时，需要团结起来。但他在说起英国和美国在这一事业中的作用时，明显是悲观的：
我们是新的斯拉夫主义和列宁主义者（Slavophile-Leninists）、斯拉夫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者（Slavophile-Bolsheviks）、共产主义者，我们支持斯拉夫各民族的团结与结盟。我们认为，不论政治和社会的差异如何，不论社会和种族的差异如何，所有斯拉夫人都必须彼此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人。斯拉夫人的历史教导我们，要保卫斯拉夫民族，他们之间就必须结成同盟。拿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来说，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斯拉夫人。德国人想要奴役斯拉夫人。谁因为这些战争受的苦最多？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是斯拉夫的各个民族受的苦最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塞尔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
现在我们在痛揍德国人，许多人认为德国人永远不会再威胁到我们了。不是这么回事。我恨德国人，但这种仇恨不应当蒙蔽了我们对德国人的判断。德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有非常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组织者，有优秀的、当然也是勇敢的士兵。要想消灭德国人是不可能的，他们会继续存在。我们在跟德国人战斗，并且一直要战斗到底。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盟国会竭力拯救德国人，会与他们达成协议。我们对待德国人会毫不留情，但我们的盟国对他们会手下留情。因此，我们斯拉夫人必须要做好准备，防止德国人卷土重来。正因为这样，我们这些新的斯拉夫主义和列宁主义者才如此执着地呼吁各个斯拉夫民族的团结。有人说，我们想要把苏维埃体制强加于各个斯拉夫民族。这是空话。我们并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苏维埃体制不可能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输出国外；有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假如保加利亚人不想在那里建立苏维埃体制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在那里建立。但我们不想那样做。在与斯拉夫各国保持友好的情况下，我们想要的是真正的民主政府。 [37]
斯大林提到他的盟友会对德国人手下留情，这说明，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抵制肢解德国的政策令他感到失望。雅尔塔会议之后，斯大林重新评估了他自己的立场，并由于西方人不愿意而放弃了肢解德国的想法。3月24日，莫洛托夫打电报给古谢夫——在伦敦的三国肢解委员会的苏方代表——说莫斯科没有考虑把雅尔塔决议与肢解德国捆绑在一起。这是为了答复古谢夫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说，英国人正在提议把肢解德国降格为许多可能的政策选项之一。古谢夫自然指出，这让人感到不满，因为它破坏了在雅尔塔达成的肢解德国的原则性协议。然而，莫洛托夫给古谢夫的指示是，对英国人的建议不要提任何反对意见。他解释说，英美正试图把肢解德国的罪名强加在苏联头上。 [38] 斯大林显然已经决定，如果不准备实行肢解的政策，那他也就不会因为再三要求这样做而承担罪名。因此，斯大林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都只提到一个统一的德国，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非军事化的、去纳粹化的、民主化的但不是被肢解的德国。
令斯大林担忧的另一个原因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后，与波兰的关系变得严峻起来。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决定，由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克拉克·赫尔组成一个波兰委员会，来落实有关改组卢布林政府和成立新的波兰临时政府的决议。2月23日，该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了它的首次会议。会议起初非常友好，但在随后的几次会谈中，讨论沦为针对程序问题的长时间的争吵。 [39] 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是，扩大所谓的卢布林政府，把波兰的其他政治领袖吸收进来。苏联人还坚持认为，只有接受了雅尔塔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的波兰人，才能在新政府任职。这就排除了米柯瓦依契克这样的政治家，因为他们拒绝承认，至少在没有进行进一步谈判的情况下不会承认，以寇松线作为波苏边界。就英国人和美国人而言，他们情愿把雅尔塔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的宣言理解为成立一个全新的临时政府，所以，他们就竭力为自己所支持的亲西方的波兰政治家铺平谈判的道路。到4月初的时候，委员会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罗斯福呼吁斯大林打破僵局，但这位苏联领导人不为所动。他下定了决心，波兰要有一个对苏友好的政府。他明确表示，继续进行谈判的唯一前提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接受莫斯科对雅尔塔协议的理解。如果接受了，斯大林告诉罗斯福说，“波兰问题在短期内就可以得到解决”。 [40] 此时另一个遭遇政府危机的国家是罗马尼亚。 [41] 1945年2月底，副外交人民委员安德烈·维辛斯基来到了布加勒斯特，要求成立一个以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阵线”为基础的新政府。应维辛斯基的要求，从罗马尼亚国内的这个最新的危机中，就产生了该国自1944年夏季投降以来的第四个政府。苏联人相信，他们在罗马尼亚的行动是有节制的，是为了稳定其国内的形势，保证落实停战协议的条款，并使该国为还在进行的对德战争做出最大的贡献。在奉行这一温和路线的时候，让苏联人为难的是，他们在该国的共产党盟友不断要求更为坚决的干预，而与此同时，罗马尼亚的政治家们也在阴谋争取英美的外交支持。令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抗议说，维辛斯基的干预违背了《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莫洛托夫在回应时指出，罗马尼亚政府并没有执行停战协定的条款，也没有采取行动清除该国的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 [42] 虽然苏联的情报工作使斯大林相当清楚罗马尼亚的事态发展，但他并没有直接卷入这场争端。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