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东欧的目标
但是，对于波兰、罗马尼亚以及被红军解放、征服和占领的其他东欧国家，斯大林的长远目标是什么呢？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多次否认他的目标是革命或者强制推行共产主义体制。他在私下里向自己的共产党支持者们传递的信息也基本上如此。例如，1944年4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发了下面这封电报：
我们把南斯拉夫看作苏联的盟友，把保加利亚看作苏联的敌人的盟友。在将来，我们希望保加利亚脱离德国人并成为苏联的盟友。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希望南斯拉夫成为我们在东南欧的主要依靠。我们认为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并没有计划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苏维埃化，而是相反，准备跟民主的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保持交往，它们会成为苏联的盟友。 [44]
斯大林优先考虑的是在东欧建立对苏友好的政权，但他也想沿苏联的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地理的和意识形态的缓冲区，通过维持一个毗邻的、友好的政治空间，来保障苏联的领土安全。该政治空间的性质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来定义的，并被贴上了“新民主主义”的标签。1945年10月发表在苏联共产党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Bol’shevik ）上的《民主体制在被解放欧洲各国中的发展》是一篇内容广泛的文章，它可以使人对苏联人有关“新民主主义”的想法有很好的了解。 [45]
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斯大林把这场战争命名为解放斗争——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的崩溃、恢复各国的独立与主权、用民主秩序来取代纳粹在欧洲的“新秩序”——这就决定了苏联与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的目标。这样的目标赋予共产党人的角色是：领导反法西斯“民族阵线”的爱国者，以及努力在自己的国家建立新的民主秩序的民主主义者。在新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统治下，以前掌权的那些人，尤其是跟法西斯主义有联系的，将会被赶下台，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政治作用及影响力将处于支配地位。土地要被重新分配，许多企业也会被国有化。国家，包括军队，将被民主化并置于工人阶级的控制之下。种族分歧将消融在具有苏联特色的民族友谊之中，种族差异将得到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也将得到保护。
不用说，这些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和外交上都跟苏联保持一致。这篇文章对苏联在这种社会经济转型与民主化的进程中的作用也非常坦率。实际上，它认为，在东欧——红军在那里有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阵线的斗争的条件——新民主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最完备的形式。另外，摆脱了法西斯统治的西欧各国，却没有在通往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同样取得长足的进步。这是因为英国和美国对以前掌权的反动派姑息迁就，使得他们还在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对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什么也没有说，甚至没有提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但它实际上也不需要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就开始形成了关于人民民主的过渡政权的思想。它的一个重要模式就是内战时期的西班牙，当时，共产党人加入了左翼的共和政府，并试图建立一个激进的反法西斯政权，在进行反对佛朗哥的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对西班牙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改革。通过土地的重新分配和工业的国家管制，对共和派控制下的西班牙实行的激进改革，被西班牙共产党及其在莫斯科第三国际中的导师们，看作为未来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进一步前进打下了基础。 [46]
在苏联的报刊中，在《战争与工人阶级》［1945年更名为《新时代》（Novoe Vremya ）］中，以及在1944年底开始发行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密简报《对外政策问题》中，可以发现许多跟《布尔什维克》上的这篇文章相类似的观点和分析。 [47]
在1945～1946年，斯大林在与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一系列秘密会谈中阐明了他的观点。1945年3月，他告诉铁托：“现在，即使是在英国的君主制下，社会主义也是可能的。不是在所有地方都需要革命……是的，甚至是在英国国王的统治下，社会主义也是可能的。”当时，有一位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成员插话说，在南斯拉夫，已经有了一个苏维埃政府，因为共产党掌握了所有的重要职位。斯大林反驳说，“不，你们的政府不是苏维埃——你们拥有的是介于戴高乐的法国与苏联之间的某种东西”。 [48] 在1946年5月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交谈中，斯大林详细地解释了他对“新民主主义”的看法：
在波兰，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你们那里也不需要。在苏联，如果我们没有战争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我们有强有力的对手……沙皇、地主，以及来自国外的俄裔资本家的强大支持。为了战胜这些势力，就有必要利用政权的力量，并且依靠全体人民，那就是说，专政。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你们的资本家和地主因为与德国人有联系而受到很大的连累，不用费多大的事就可以把他们解决了。他们不能小瞧了爱国精神。这种“罪恶”他们是不能犯的。清除波兰的资本家和地主无疑得到过红军的帮助。那就是你们没有基础在波兰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在波兰建立的制度是民主制度，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它没有先例……你们的民主制度是特殊的。你们没有大资本家阶级。你们在100天内就对工业实行了国有化，而英国人在过去100年内一直在为此而斗争。不要照抄西方的民主制度。让他们来抄你们的。你们在波兰、南斯拉夫以及部分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这种民主制度，是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它在拉近你们跟社会主义的距离，但是又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苏维埃体制。列宁从来没有说过，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外就没有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了。他承认，利用像议会制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基础是可以到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的。 [49]
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Clement Gottwald）说，斯大林在1946年7月告诉他：
经验表明，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也教导说，通向苏维埃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止一条，在某些条件下，别的道路也是可行的……实际上，在打败希特勒德国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代价那么高，但在一些国家中，它也摧毁了统治阶级——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就出现了许多的可能性和向社会主义运动敞开的道路。 [50]
1946年8月，斯大林在与他的波兰盟友的另一次谈话中，再次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对波兰不合适这个话题：
波兰是不是一定要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条路呢？不，不一定。没有必要。不仅如此，如果走这条路，还会有害。对于波兰来说，就跟对东欧其他国家一样，由于这场战争，一条更容易、更少流血的发展道路已经敞开了，这是一条社会经济改革的道路。由于这场战争，在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其他东欧国家已经建立了新的民主政权，一种特殊的民主政权……一种更为复杂的民主政权。它不仅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有影响，对经济生活也有影响。这种民主政权已经在进行经济改革。例如，在波兰，新的民主政府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大工业的国有化。这就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完全足够的基础，甚至用不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于这场战争，共产党改变了它的观点，改变了它的纲领。 [51]
1946年9月，斯大林建议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成立“劳工党”：
你们要在最低纲领的基础上把工人阶级与其他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最高纲领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在本质上，这个党将是共产主义政党，但是，你们会拥有更加广泛的基础，在现阶段有一个更好的伪装。这会有助于你们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实现社会主义——不用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与我们的革命相比，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和形式……你们不要害怕被指责为机会主义。这不是机会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当前的形势结合起来。 [52]
斯大林的这些话表明，他正在积极反思苏联模式的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普遍有效性。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新奇或让人意外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调整它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观点与看法。在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的时候，共产党人的预期是，沿着布尔什维克武装暴动的路线进行的革命很快就会横扫整个欧洲。当这种革命并没有发生的时候，人们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这种战略和策略进行了反思，并使之适应于这样一个目标，即加强共产党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作用与影响力。起初，这是一种策略上的调整，被看作在资本主义重新陷入革命危机的时候，为最终夺取政权所做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但革命耽搁得越久，加强共产党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政治力量的政策，就越来越成了目的本身。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要把与法西斯主义做斗争放在首位，第三国际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优点有了更为积极的看法，并且认为反法西斯的民主政权可以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起到过渡作用。从那里到战时有着广泛基础的反法西斯民族阵线的策略，再到战后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政权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上只有短短的一步之遥。 [53]
但是，新民主主义在何种程度上是个终点，在何种程度上又是个起点呢？在新民主主义之后又向什么过渡，何时并怎样过渡呢？如果不借助于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像苏联那样，共产党人又能通过什么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呢？在斯大林与波兰人的一次交谈中，他提醒他们说，苏联不再是专政国家，而是苏维埃民主国家（就像1936年苏联的新宪法宣称的那样）。根据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 [54] 的说法，斯大林在1945年告诉他，党要在匈牙利掌握全部权力还须再等10～15年。 [55] 因此，看来斯大林考虑的是长期而缓慢地过渡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这种过渡将会是和平的，是通过民主改革而不是革命剧变来实现的。但是，在这些过渡政权中，西式的民主——议会制、多党制、竞选制、反对党制——是否会存在以及会存在多久，还不清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已经60多岁了，不可能指望活着看到人民民主试验的长期结果了。他的战略观点的模糊性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
结果，人民民主成了一场短命的试验。斯大林支持的这些新政权都没能长期保持其民主的性质。到1947～1948年，“人民民主”已经变成了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苏联的那种体制的同义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东欧上台的有着广泛基础的民族阵线都已名存实亡。爱德华·马克揭示了促使斯大林的想法和考虑的重点骤然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即与这位苏联领导人的预期相反，新民主主义未能在东欧证明自己是一种受到民众拥戴的政权形式。马克认为，斯大林满怀期望，基于民众对新民主主义的支持和赞同，他的“渐进的革命”会在东欧取得成功；而且他还预计，共产党会在自由而开放的选举中赢得他们的领导地位。 [56] 这就是斯大林战后初期与东欧的各位共产党领导人谈话的要领。这些谈话更多涉及的是当下的政治策略，而不是对人民民主制度本质的深入思考。很显然，斯大林相信，如果有了正确的政策、正确的策略和足够的意志力，共产党就会战胜他们的政治对手，并得到绝大多数民众对新民主主义这种激进的政权的支持。在斯大林对丘吉尔1946年3月“铁幕演说”的回应中，他公开表达了对于人民民主制度这一蓝图以及对于共产党政治前景的信心。在谴责了丘吉尔是个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和战争贩子之后，斯大林接着就说：
当丘吉尔先生提到共产党在东欧的影响力在不断提高的时候，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接近于真相的。但必须注意的是，他说得不太准确。共产党影响力的增加不仅仅是在东欧，在以前几乎所有受法西斯统治……或曾经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共产党影响力的提高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共产党的影响力之所以提高了，是因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欧洲的日子里，共产党已经证明了他们是值得信赖的、无畏的、为了各民族的自由而勇于自我牺牲的反抗法西斯政权的战士……普通民众有他们自己的看法，知道怎样去维护自身的利益。正是他们……在英国击败了丘吉尔先生以及他的政党……正是他们……孤立了反动派以及鼓吹与欧洲法西斯主义合作的人，并且选择了左翼的民主党派。正是他们……得出了结论：共产党完全应该得到人民的信任。这就是共产党在欧洲影响力提高的原因。 [57]
就像下面这张在1946年5月《对外政策问题》上公布的党员总数表所表明的那样，斯大林相信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在不断增强，这绝不是一厢情愿： [58]
续表
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战后的突出表现，同样体现在战后的选举结果中。就拿东欧的数据来说：在保加利亚1945年11月的选举中，共产党领导的“祖国阵线”得到了88%的选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946年5月赢得了38%的选票；在匈牙利，共产党在1945年11月只努力赢得了17%的选票，但在1947年8月的选举中增加到22%，而且由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集团在议会中获得了66%的席位；在1947年1月的波兰选举中，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团得到了80%的选票；1946年11月，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集团得到了80%的选票；1945年11月，在南斯拉夫，90%的选民投票支持共产党的“人民阵线”——那是因为反对派抵制选举，所以没有别的候选人。 [59]
但是，共产党取得的进展还不够牢固或深入，没有达到斯大林关于战后欧洲在苏联的影响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设想。尽管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甚至匈牙利的选举中赢得漂亮——即使有些粗暴——但在三个对于苏联的安全最为重要的国家，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只是通过大肆操纵选举、暴力和恫吓才成为多数。斯大林的战后政治战略还有个问题，即他希望建立的这些相对开明的人民民主政权在东欧缺乏牢固的民主传统可使之植根其中。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东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史，主要是威权主义、煽动性的民族主义政治以及反共镇压的历史。这种政治史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东欧的共产党——还要把捷克斯洛伐克的除外——几乎没有搞民主政治的经验，也不太想采取民主政治的方式。斯大林本人对于民主政治的粗暴看法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缺陷。他在对东欧共产党人宣讲新民主主义优点的同时，又教导他们说，为了孤立和排挤他们的对手并最大限度地强化自己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有必要采取无情的手段。特别让斯大林感到恼火的是，东欧共产党的对手们总在试图让英国和美国掺和进来，从而使他们的内部斗争与纠纷国际化。对斯大林来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任何干涉或介入都是无法接受的。他把东欧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除他之外，任何大国都不能多管闲事。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战败国逃脱了具有苏联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命运，那就是芬兰。该国领导人坚决不请美国人和英国人为自己调停，而是依靠他们自己的政治资源来对付苏联的占领政权，对付他们与芬兰共产党联盟中的伙伴。即使芬兰没有被共产党控制，斯大林也没有理由担心它会滑向西方。在冷战爆发的时候，他也甘愿让这个国家保持严格的中立。 [60]
斯大林担心西方人染指他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而与这种担心逐渐纠结在一起的还有恐惧：由于苏联与英美的关系在1946～1947年不断恶化，在西方正在形成一个反共集团。尽管共产党在东欧放弃新民主主义的时间各不相同，而且受国内事态的进程影响非常大，但1947年冷战的爆发，最终还是促使斯大林彻底改变了他在这个地区的战略与策略。随着“伟大的同盟”的瓦解，斯大林做出了抉择，要牢牢控制住东欧，使之一致对外，严防西方侵入他认为对苏联的安全绝对生死攸关的政治空间和地理空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在战略上和政治上有两个目标。第一，维持与英国和美国的“伟大的同盟”，维持大国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对于遏制由于德国的东山再起所带来的长期威胁是必要的。第二，建立过渡性的人民民主政权，在欧洲追求意识形态方面的长远目标——这也是一种政治手段，这些友好的政权使苏联在西部边界有了缓冲区。斯大林没有看到，这两个战略目标之间的内在是相互矛盾的。他相信西方的利益集团是支持和平时期的“伟大的同盟”的。他认为，人民民主眼下对英美的西式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构成威胁，而且因为这场战争，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国家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得这两个国家与苏联的模式以及人民民主的模式更接近了。斯大林还准备承认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其利益范围内的支配地位，并约束西欧的共产党人，鼓励他们追求一种较为温和的人民民主的蓝图。而这种蓝图强调的是，要把战后重建和维持民族统一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但是，在斯大林的政治生涯中，这不是他第一次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想法与算计错误地投射到别人的身上。战后，他在“伟大的同盟”中的伙伴们渐渐地把德国看作与共产主义做斗争的盟友，而不是潜在的威胁，因此也就无须继续与苏联人结盟了。对于完全被排除在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之外，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不甘心，尤其是当斯大林借助大量的西方共产党组织，明显在插手他们在西欧的势力范围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影响力以及苏联的影响力在战后欧洲的崛起，被他们看作眼前的威胁，而不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他们把人民民主视为阴谋诡计，并预计斯大林的战后政策会有急剧的转变，从而威胁到他们最为至关重要的利益。这是个与自行应验的预言 [61] 有关的经典案例：针对察觉到的威胁，西方采取的过度防卫行动与反应，引发了逆反应：在东欧，苏联与共产主义集团受到了严密控制；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以好斗的姿态发出了挑战——这恰恰是伦敦和华盛顿一向害怕的事情。
战后与西方的政治斗争并非斯大林情愿做出的选择，却是个他准备迎接的挑战，否则苏联就会丧失对东欧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而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在付出那么高的代价才赢得了对希特勒的战争之后，斯大林并不想失去和平，即使那意味着要进行一场危险的冷战。
* * *
[1] D. S. Clemens，Yal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70，pp.63-73. 尽管这本书比较早而且作者也无法获得苏联的机密材料，但这本书仍然是对雅尔塔会议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总体研究。
[2] 苏方有关停战委员会的记录有：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AVPRF）F.0511，Op.1，Dd.1-4以及 EAC：AVPRF F.0425，Op.1，Dd.1-5，11-12。这些以及其他档案资料中有许多文件都重印在G. Kynin and J. Laufer（eds），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vol.1，Moscow，1996中。依据西方资料对欧洲顾问委员会有关德国的工作的分析，可参见 T. Sharp，The Wartime Alliance and the Zonal Division of Germany ，Clarendon Press：Oxford，1975以及 D. J. Nelson，Wartime Origins of the Berlin Dilem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Tuscaloosa，1978。参与者的叙述，可参见P. E. Mosley，The Kremlin in World Politics ，Vintage Books：New York，1960，chaps，5-6。
[3] 有关麦斯基的委员会的工作，可参见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docs 114，129，136，138，137，142。
[4]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docs 64，65，91，92，141.
[5] 我所依据的是下列文献中对这份文件的概述和引用：S. Pons，“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ge of Wars：The Impact of World War Ⅱ 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S. Pons and A. Romano（eds），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1914-1945 ，Feltrinelli：Milan，2000；A. M. Filitov，“Problems of Post-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Ⅱ” in F. Gori and S.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1953 ，Macmillan：London，1996；V. O. 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rking Paper，no.13，1995；以及 A. M. Filitov，“V Kommissiyakh Narkomindela” in O. A. Rzheshevskii（ed.），Vtoraya Mirovaya Voina Moscow，1995。
[6]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doc.140.
[7] K. Hamilton，“The Quest for a Modus Vivendi：The Daubian Satellites in Anglo-Soviet Relations 1945-6”，FCO Historical Branch Occasional Papers ，no.4，April 1992，p.6.
[8] 这里使用的“生存空间”一词原文是Lebensraum ，它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造的一个词，后来成为德国的扩张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的重要口号。——译者注
[9]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doc.79.
[10]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39-1945 ，Moscow，2004，doc.244. 另见 Pechatnov，Big Three ，pp.6-9。
[11] 另见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39-1945 ，Moscow，2004，doc.81以及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 vo Vremya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1941-1945 ，vol.1，Moscow，1984，doc.131。这个文件的档案副本可见于AVPRF，F.06，Op.4，Pap.22，D.232，Ll.1-11。另见AVPRF，F.06，Pap.22，D.235，Ll.118-20。
[12]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 （2004），doc.246.
[13] AVPRF，F.06，Op.7a，D.5，Ll.7-22. 古谢夫（Ll.23-28）也向莫斯科做了简要的报告，但他像往常一样，几乎没有表态，也没有提出多少自己的看法。对古谢夫作为苏联驻伦敦大使的作用的研究，可参见V. V. Sokolov，“Posol SSSR F. T. Gusev v Londone v 1943-1946 godax”，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4，2005。
[14]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1944-1953 ，vol.1，Moscow，1997，doc.37. 这一文件中相关部分的译文可见于G. P. Murashko and A. F. Noskova，“Stalin and the National-Territorial Controversies in Eastern Europe，1945-1947（Part 1）”，Cold War History ，vol.1，no.3，2001。
[15] I. Banac（ed.），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933-1949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3，pp.352-3.
[16] Otnosheniya Rossii（SSSR）s Yugoslaviei，1941-1945gg ，Moscow，1998，doc.517.
[17] 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Documentary Reader ，1999，p.130.
[18] Dimitrov diary，pp.357-8.
[19] Clemens，Yalta ，p.114.
[20] 凯瑟琳·哈里曼给帕梅拉·丘吉尔的信的日期是1945年2月7日，现存于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帕梅拉·哈里曼书信中。感谢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允许我查阅他母亲的书信。
[21] Krymskaya Konferentsiya ，doc.3.
[22] Krymskaya Konferentsiya ，doc.4. 斯大林对戴高乐的批评从公布的文件中删去了，但可以在档案记录中看到：AVPRF F.06，Op.7a，D.7，L.30。
[23] Krymskaya Konferentsiya ，doc.5. 在这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丘吉尔提出了德国的未来问题，“如果它有未来的话”。斯大林回应说，德国的未来还是“有一点（some）的”。然而，这个修饰性的小品词“some”（kakoe-libo ）在公布的文件中被删掉了（AVPRF F.06，Op.7a，D.7，L.12）。雅尔塔会议上的这些全体会议的苏方记录的英文译文，可参见The Tehran，Yalta and Potsdam Conferences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69。
[24] AVPRF F.06，Op.7a，D.7，Ll.21-26. 这里引用的斯大林的话在苏联公布的记录中全都删去了，Krymskaya Konferentsiya ，doc.6。关于肢解问题的讨论的英方和美方记录，可见于PRO CAB 99/31，pp.119-20以及FRUS：Yalta，pp.611-15，624-7。
[25] 麦斯基在其1945年2月5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个小插曲，该日记被重印于O. A. Rzheshevskii（ed.），Stalin i Cherchill ’，Moscow，2004，doc.175。在麦斯基对雅尔塔会议的回忆中，没有提到这个小插曲，并且对自己在会议中的作用相当轻描淡写。参见I. M. Maiskii，Vospominaniya Sovetskogo Diplomata ，Moscow，1987，pp.747-64。
[26] Krymskaya Konferentsiya ，doc.6.
[27] 关于爱尔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的问题，可参见B. Girvin，The Emergency：Neutral Ireland，1939-1945 ，Macmillan：London，2005。
[28] AVPRF F.06，Op.7a，D.7，L.33. 这里引用的斯大林的话在公布的苏方记录中被删掉了。
[29] Krymskaya Konferentsiya ，doc.8.
[30]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tlee，Roosevelt and Truman，1941-1945 ，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58，doc.266，pp.187-9.
[31] Krymskaya Konferentsiya ，doc.10.
[32] Krymskaya Konferentsiya ，doc.12.
[33] Krymskaya Konferentsiya ，docs 25，28.
[34] “Istoricheskie Resheniya Krymskoi Konferentsii”，Pravda ，13/2/45；“Krymskaya Konferentsiya Rukovoditelei Trekh Souznykh Derzhav”，Izvestiya ，13/2/45.
[35]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doc.144.
[36] Ivan Mikhailovich Maiskii：Izbrannaya Perepiska s Rossiiskimi Korrespondentami ，vol.2，Moscow，2005，doc.550.
[37] Diary of V. A. Malyshev，published in Istochnik ，no.5，1997，p.128.
[38]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docs 146-54.
[39] 波兰委员会的历次讨论的美方记录可见于Harriman Papers in Containers 177-8，chronological files for February-March 1945。关于2月23日第一次会议的苏方记录可见于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 （2004），doc.274.
[40] Stalin’s Correspondence ，docs 284，289，pp.201-13.
[41] 关于1945年2月的罗马尼亚危机，参见A. J. Rieber，“The Crack in the Plaster：Crisis in Roman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no.76，March，2004。关于这次危机的许多苏联文件都可见于Tri Vizita A. Ya Vyshinskogo v Bukharest，1944-1946 ，Moscow，1998。
[42]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39-1945 （2004），docs 275，276，278，279，280，283，284.
[43] Gosudarstvennyi Arkhiv Rossiiskoi Federatsii，F.9401 Op.2，D.93-7.
[44] 转引自V. Volkov，“The Soviet Leadership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in N. Naimark and L. Gibianskii（ed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1944-1949 ，Westview Press：Boulder Col.，1997，p.56。
[45] F. Oleshchuk，“Razvitiye Demokratii v Osvobozhdyonnykh Stranakh Evropy”，Bol’shevik ，nos 19-20，October 1945.
[46] 参见G. Roberts，“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in C. Leitz（ed.），Spai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Berghahn Books：Oxford，1999。
[47] 例如，Voprosy Vneshnei Politiki ：“O Polozhenii v Bolgarii”，no.10，15/5/45；“O Vnutripoliticheskom Polozhenii Vengrii”，no.19，1/10/45；“O Vnutripoliticheskom Polozhenii Finlyandii”，no.20，15/10/45；以及“K Sovremennomu Vnutripolitcheskomu Polozheniu Rumynii”，no.22，15/11/45。全都可见于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Sotsial’no-Politicheskoi Istorii（RGASPI），F.17，Op.128，D.12。
[48] M. Djilas，Wartime ，Secker & Warburg：London，1980，p.437.
[49]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1944-1953 ，doc.151.
[50]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1944-1953 ，p.579，n.3.
[51]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1944-1953 ，doc.169.
[52] 转引自 V. 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Stalin，the Bul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inform”，in Gori and Pons（eds），Soviet Union and Europe ，p.284。
[53] 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策略，参见K. McDermott and J. Agnew，The Comintern ，Macmillan：London，1996，chap.4。
[54] Mátyás Rákosi（1892—1971），1945～1956年先后担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译者注
[55] W. O. McCagg，Stalin Embattled，1943-1948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Detroit，1978，p.26. 这本书是早期对斯大林新民主主义政策的重要研究成果。
[56] E. Mark，Revolution by Degrees：Stalin’s National-Front Strategy for Europe，1941-194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31，2001. 另见N. M. Naimark，“Post-Soviet Russian Historiography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Soviet Bloc”，Kritika ，vol.5，no.3，Summer，2004。对于斯大林战后在东欧的政治战略，我的看法强调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在其短期存在中的真实性。我的这一看法与伏洛克蒂娜（T. V. Volokitina）及其俄罗斯科学院斯拉夫文化研究所的同事们的看法相似。伏洛克蒂娜的研究小组编辑并出版的这些文件可见于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 以及 Sovetskii Faktor v Vostochnoi Evrope 。这一小组继续整理并出版的一卷文件是Moskva i Vostochnaya Evropa，1949-1953 ，Moscow，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