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红军重新开始向柏林推进。在被称为“维斯瓦河—奥得河行动”的攻势中，苏联军队横扫波兰，进入了东普鲁士和德国东部。到1945年2月这次攻势进入尾声的时候，红军的先头部队距离德国首都已经不到50英里了。“维斯瓦河—奥得河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发动的规模最大的单次攻势。参加这次行动的两个主力方面军调集了220万士兵，拥有的坦克和飞机的数量比红军在1942年5月拥有的总和还要多，分别是4500辆和5000架。步兵的比例是7比1，坦克超过7倍，空中力量和火炮超过20倍。在这样的优势下，红军每天以15～20英里的速度推进，抓获的俘虏共计147000人，有50多个德国师被摧毁或近乎摧毁（见地图16）。 [1]
“维斯瓦河—奥得河行动”的计划工作在1944年秋就开始了，当时正是红军夺取华沙失败之后中央地段进攻行动的间隙期。总参谋部的考虑是，在士兵疲惫、供给线过长的情况下，与其继续进攻，不如重新部署并利用这段时间准备一次大的攻势。与此同时，两翼也将发起进攻行动——南方是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北方是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方向——目的是把德军调离华沙至柏林的中轴线。总参谋部的计划是，新年期间的行动分两个阶段，总共持续45天，最终是要夺取柏林。尽管按照总参谋部的设想，从行动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将是一种无缝过渡，但实际情况是，向柏林发起最后进攻的决定，要等到这次行动的进展经过评估之后才会做出。 [2]
地图16 “维斯瓦河—奥得河行动”，1945年1～2月
实施这一行动的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担负支援任务的是白俄罗斯第2、3方面军。负责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是科涅夫元帅。朱可夫在1944年11月接替了原来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在中央地段推进并夺取柏林，这是斯大林觉得应该给予他的副最高统帅朱可夫的责任和荣誉。罗科索夫斯基被调到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但斯大林向他保证，这不是前线的次要地段，而是这次主要攻势的一部分。“如果你和科涅夫不能前进，”斯大林告诉他说，“朱可夫也不能。” [3]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对于事态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次要的。他是大本营在波罗的海第1、2方面军的协调人，而由于他不在莫斯科，他的总参谋长的角色就被他的副手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取代了。而正是安东诺夫在1945年2月陪同斯大林参加了雅尔塔会议。这些并不能说明华西列夫斯基已经失宠（尽管斯大林对他的将军们的兴趣的确有增有减），毋宁说是斯大林看重华西列夫斯基在前线的一些困难地段的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已经安排他调到远东，负责即将对满洲日军发起的突击。然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犹太人）司令琼雅克霍夫斯基（Chernyakhovskii）将军1945年2月的死亡打乱了斯大林的计划。华西列夫斯基接替了他的位置，因而在苏联最终征服德国方面，开始起到了未曾料到的作用。
“维斯瓦河—奥得河行动”的基本计划是，控制并占领这两条分别位于波兰东部和德国东部的大河之间的领土。罗科索夫斯基的任务是穿过波兰北部，向但泽方向前进。在南方，科涅夫要向布雷斯劳和重要的工业区西里西亚前进——斯大林之所以急于占领西里西亚，除了战略上的原因之外，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对科涅夫说这一地区是“金子”，并指示他要小心，不要损坏了它的工业资源。） [4] 朱可夫的任务是占领华沙，然后向波兹南接着再向柏林挺进。琼雅克霍夫斯基的目标是摧毁东普鲁士的强大的德军，占领柯尼斯堡，与罗科索夫斯基合兵一处，一起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推进。由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不在莫斯科，大本营负责协调此次有多个方面军参与的合成攻势的是斯大林。这也是他首次承担这样的角色，他得到了安东诺夫和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将军的大力协助。
关于“维斯瓦河—奥得河行动”开始的时间，存在一些小小的争议。丘吉尔在1945年1月6日写信给斯大林，问自己能否期待苏联人在波兰发动一场攻势，以缓解1944年12月德国人在阿登地区的反攻（所谓的“突出部战役”）对西线造成的压力。斯大林在第二天答复说，虽然天气不好，但苏军还是会早一点发动攻势。丘吉尔自然是十分感激，而在1945年2月的“节日命令”中，斯大林也夸耀“维斯瓦河—奥得河行动”帮助西线保住了胜利。 [5] 然而，这次行动似乎本来就定在1月8～10日开始的，但因天气不好而推迟了。 [6] 因而，斯大林有可能是卖了个顺水人情。另外，科涅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他的方面军原定于1月20日发动进攻，但在1月9日，安东诺夫要求他加紧备战，并尽快发动进攻。 [7]
科涅夫是在1月12日开始进攻的。14日，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朱可夫和科涅夫进展迅速。1月17日，华沙落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之手，而科涅夫也在19日占领了克拉科夫。到当月月底的时候，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军队已经抵达了预定目标——奥得河一线。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运气就差了一点。1月20日，他接到命令把他的右翼向北开进东普鲁士，帮助琼雅克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向柯尼斯堡方向推进。结果，罗科索夫斯基自己向奥得河北段推进的速度就慢了下来，而他的左翼由于朱可夫的部队在中央地段的快速推进也留下了一个缺口。 [8] 这就把朱可夫向柏林的推进暴露于驻扎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德国北部省份，邻近东普鲁士）的强大的德国国防军的反击之下。起初，无论是朱可夫还是大本营对此都不以为意。当朱可夫和科涅夫在1月底建议继续进攻，以便在2月中旬拿下柏林的时候，斯大林表示同意，并在他出席雅尔塔会议期间仍然支持这样的计划。然而，到2月中旬，情况已经变得明朗了：对付波美拉尼亚威胁的唯一有把握的做法是，把相当一部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兵力派去支援罗科索夫斯基在该地区的行动。这就意味着朱可夫迅速夺取柏林的希望化为了泡影。与此同时，科涅夫在南方的推进也慢了下来。他的军队在2月初深入到奥得河以西的下西里西亚（Lower Silesia），但是进展缓慢，而且保护科涅夫左翼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也陷入了困境。苏联人的这些巨大攻势在整个战线上都遇到了如今已经熟知的那些困难：士兵疲惫、补给匮乏、后勤难以为继。到2月底的时候，“维斯瓦河—奥得河行动”结束了，虽然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还在进行猛烈的战斗。
在红军一连串的过于乐观但都已出了差错的宏大计划中，1945年2月未能打到柏林是最后一个。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一与敌人接触，苏联的战略计划就无法执行了。但是，说斯大林和大本营尽力了却未能拿下柏林，这一点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的。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放弃了早日夺取柏林的可能性。因为他不想加剧苏联与西方同盟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2月4～11日雅尔塔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此外，两翼推进，也就是说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丹麦而不是柏林方向进军，还可以捞到政治上的好处。 [9] 这样的猜测得不到文件的证明：只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立即攻下柏林的想法才被放弃了。在苏联与西方的同盟范围内，这段时期的关系也不十分紧张。另外一种观点是由崔可夫将军在其196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出的。崔可夫作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英雄，当时是第8近卫集团军（由第62集 团军更名而来）司令，在向柏林推进的过程中与朱可夫一起供职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崔可夫声称，朱可夫想在2月份拿下柏林，但斯大林否定了他的计划。朱可夫以及其他许多有关的长官都反驳了崔可夫的说法，并且坚持认为，之所以推迟向柏林的推进，是由于后勤出现了问题，以及在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强大的德军的威胁。 [10] 崔可夫在其随后几版的回忆录中，删掉了这些令人不快的段落，并默认了官方的说法：1945年2月不可能拿下柏林。 [11]
关于苏联人在1945年初的战略决策，这些不同的观点提出了这样一个议题——斯大林对军事形势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从这段时期他与西方军政领导人的交流中，可以看出某些端倪。1944年12月中，斯大林与哈里曼大使就东线和西线的军事形势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哈里曼把英美在西线进攻行动的计划告诉了斯大林，并问红军在东线会发动什么样的进攻来支援他们。虽然大本营的“维斯瓦河—奥得河行动”的计划进展顺利，但斯大林对于苏联的意图还是不愿明说。他宽慰哈里曼说，苏联很快就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是他又强调说，红军的优势在于空中力量和大炮，而不是部队的数量，而要有效发挥这些武器的作用，就需要有好天气。由于天气还是不好，“苏联人认为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是不明智的。”斯大林说。不过，南方地段的前景要好一些。他邀请英国人和美国人加入到向维也纳的推进。 [12] 这次会谈就在德国人的阿登反攻之前，而这次反攻使西方盟军也不太可能早早越过莱茵河。英美在军事上的困境对于苏联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即将发动的攻势中不再那么雄心勃勃了，因为这次攻势是以大量德军被牵制在西线战场为基础的。在1945年1月15日斯大林与英国皇家空军特德（Tedder）上将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想法。这位苏联领导人在谈话中焦急地询问了有关德国人声称的他们在阿登行动中使得西方盟军在最少2个月最多6个月的时间内无法继续进攻的情况。特德当时是作为西线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特使来到莫斯科的。他的任务是设法了解苏联人的战略计划。斯大林把苏军刚刚开始的攻势告诉了特德，并且说苏军的目标是打到奥得河，而他还不能肯定，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他还说，由于天气原因（即春季多雨、道路泥泞），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东线会逐渐停止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斯大林认为，战争要等到夏季才会结束，而且很可能是因为到那时候德国人会在挨饿。他继续说：
德国人能够生产出大量的土豆，但是，在他看来，要打一场持久的战争，他们需要谷物（而谷物是搞不到的）……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德国人是节俭的，有忍耐力的。他们都是些死脑筋。实际上，他们不应该再在阿登发动反攻了；那样做很愚蠢。在他看来，即使是现在，德国人也一定在从西线调集兵力。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在东线就抵挡不住。红军目前的攻势那么猛，在东线当地不可能再来回运送预备队。 [13]
从这两次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斯大林对于苏军进攻行动的前景的看法，是比较谨慎的。他没有预计德军会早早崩溃，也没有暗示说在短期内就可以拿下柏林。什捷缅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也值得注意。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不能认为拿下柏林就打败德国了。德国人在匈牙利、西欧、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还有强大的兵力，而且人们在纷纷传说，希特勒要撤到“阿尔卑斯堡垒”，事实证明，那是块非常难啃的骨头。 [14]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安东诺夫将军在2月4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向“三巨头”呈交了一份报告，说明苏军在这次攻势中的进展情况。他竭力强调这次攻势是应西方盟国的多次请求而提前发动的；而且他还特别指出，德军已从西线大量调往东线，防守柏林的部队也已调往奥得河一线。安东诺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盟国应该在2月中旬发动进攻，而且应该采取措施阻止德军把兵力调往东线。在随后的讨论中，斯大林表示，苏联人提前发动了攻势，这样做大大超过了他们在德黑兰承诺的与西方盟国协调军事行动的义务。他还暗示他期待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回报。 [15]
根据美方有关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记录，斯大林当时说“他觉得最好由（军队的）参谋人员来讨论对德军的夏季攻势问题，因为他不能肯定战争会在夏季之前结束”。在与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长们讨论的过程中，安东诺夫非常明确地说，他认为目前苏军的攻势会由于春天的天气而中断，因为这种天气会让道路无法通行，因而要等到夏季才能重新开始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16] 苏联人对柏林有什么样的意图，在这个问题上，安东诺夫有可能与斯大林一起在欺骗西方盟友；但更合理的假设是，他们两人实际上都认为红军会逐渐停止进攻，因为不管怎么说，苏军在1942年、1943年和1944年的进攻行动中都是这样的：先是在冬季发动进攻，并且进展顺利，接着在春季，势头就减弱了，必须要等到夏季才能重新开始。
红军在2月中旬向柏林进军受阻，这一定加重了斯大林对于军事事态发展的可能进程的相对悲观的情绪。在2月23日红军建军27周年的“节日命令”中，斯大林公开表示的对于军事形势的看法是比较谨慎的。当然，斯大林高度赞扬了他的士兵们所取得的成就——能够如此迅速地从维斯瓦河推进到奥得河。但他没有宣布最终胜利的时间表，只是说快了。他还提醒人们，正因为到了最后关头，战斗才会很艰难：
彻底打败德军的时候到了。但是，胜利是从来不会自动到手的，它是要通过艰苦的战斗和不懈的努力取得的。已经注定要灭亡的敌人还在把他们最后的兵力投入战斗，拼死抵抗，以图逃脱严厉的惩罚。他们正在使用并且还将使用最极端、最卑鄙的斗争手段。因此，必须记住，我们的胜利越是临近，我们就越是要提高警惕，我们对敌人的打击就越是要有力。 [17]
3月，当红军打败了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的德军之后，斯大林很可能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紧迫的政治事务上了，例如在重建波兰政府以及罗马尼亚政府危机这些问题上与西方的争论。3月底，斯大林接到艾森豪威尔的来信，通知他有关英美的战略计划。艾森豪威尔告诉斯大林说，自己眼下的目标是要摧毁防守鲁尔区的德国军队。然后他会向爱尔福特、德累斯顿和莱比锡方向推进，并在那里与苏军会合。西方军队有可能会把雷根斯堡—林茨（Regensburg-Linz）方向作为次要的推进路线，目的是挫败德国人在该国南部建立据点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想最后了解一下斯大林的计划，以便使东、西两线的对德行动能够协同起来。 [18]
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信是由哈里曼、英国大使克拉克·赫尔和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迪恩（Deane）将军在3月31日晚送到他的办公室的。在他们离开20分钟后，斯大林召见了朱可夫、安东诺夫和什捷缅科，有可能是就信件的内容咨询他们的意见。 [19] 第二天，斯大林答复了艾森豪威尔。他告诉这位美军司令说，西方与苏联的战略计划是一致的。他同意苏军和西方军队在爱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会合的计划，并且说红军会把该方向作为主攻方向。至于柏林，斯大林说，它“已经失去了它以前在战略上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正在考虑只调拨次要兵力进攻柏林”。斯大林告诉艾森豪威尔，苏军的主要攻势会在5月的下半个月开始，同时会把南方的林茨和维也纳作为次要的打击方向，如果形势没有发生变化的话。 [20] 4月2日，斯大林与朱可夫、安东诺夫以及什捷缅科再次召开会议，科涅夫也参加了。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四位将军在4月3日又回来开了一个较短的会议。 [21] 同一天，斯大林签发了给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命令。朱可夫的任务是发起进攻、占领柏林，并在行动开始后的12～15天内抵达易北河（苏联与西方已达成一致，以这条河作为他们在德国的军事分界线）。科涅夫的任务是击溃柏林以南的德军并在10～12天内推进到德累斯顿，然后考虑进攻莱比锡。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以柏林东南大约50英里处的吕本（Lubben）为界，并从4月15日起开始生效——这就意味着从16日开始将兵分两路发动进攻。 [22] 因此，基本的计划是，朱可夫直扑德国首都，并从北面包围这座城市，而科涅夫的军队则从南面包围这座城市。支援的任务交给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它将在4月20日向柏林发起进攻，目的是保护朱可夫的右翼，防止德军从北面发动反击（见地图17）。 [23]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艾森豪威尔受到了斯大林的误导：柏林才是苏军的首要目标，才是这位苏联独裁者一心要抢在西方盟友之前占领的目标。然而，这并不一定就是斯大林的想法。关于柏林行动，他在1948年与当时的美国大使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有过争论。史密斯在战时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柏林是次要目标，因此才只派朱可夫的军队去夺取德国的首都。但是，朱可夫被德军挡住了前进的道路，所以，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就不得不帮助他摆脱困境。这就把柏林从一个次要目标转变成首要目标。斯大林甚至气得要立即跟史密斯一起去查看军事档案，把他有关柏林行动的命令拿给他看。斯大林还说，既然柏林位于苏联在德国的占领区范围之内——这已经达成协议——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战略上来说，由红军去夺取这座城市都是正确的。 [24]
地图17 “柏林行动”，1945年4月
斯大林有关事态发展的说法与军事行动的进程大体上是一致的。按照原定的计划，将由朱可夫的军队去单独攻占柏林，但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进展更为迅速，而且在4月17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机会，使科涅夫的某些部队可以转而从南面进攻柏林。 [25] 当苏联士兵奋勇前进、登上了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帝国大厦废墟顶端并插上红旗的时候，希特勒在自己的地堡中自杀了。让斯大林感到高兴的是，1945年4月30日在帝国大厦顶上插上红旗的三名士兵一个是格鲁吉亚人，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是乌克兰人。后来，苏联摄影师叶甫根尼·卡尔德（Yevgeni Chaldei）用另外两名士兵再现了这一场景，目的是制造一幅红军占领柏林的圣像一般的照片，就跟美军士兵几个月前在硫磺岛的山顶上扶住星条旗的一样。
胜利来之不易。红军遭受的伤亡人数达到了30万，其中包括在最后强攻柏林时牺牲的近8万人。代价最为惨重的战斗发生在通往柏林的各个入口处，而不是在市里面。因此，那里没有发生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或1945年2月在布达佩斯那样的全面的街垒战——红军是在经过长期而残酷的战斗之后才拿下布达佩斯的。 [26]
除了大量的伤亡之外（德军的损失甚至比苏军还要高），相当一部分苏军士兵的暴行和抢掠也给红军胜利进军柏林蒙上了阴影。红军强暴行为的数量之多尤其令人震惊。对于这种罪行，人们的估计从几万到百万出头不等。 [27] 真实的数字很可能介于两者之间，而绝大多数的强暴行为都是发生在大柏林市，因为这座城市到1945年的时候基本上只剩下妇女了。 [28] 大规模强暴的受害者不仅是柏林人。在维也纳发生的强暴行为有可能多达7万～10万起。 [29] 在匈牙利，估计有5万～20万起。 [30] 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被解放的国家，都有妇女遭到过红军士兵的强暴，只是数量要少很多。
对于所发生的暴行的程度，斯大林当时是不是完全知道，现在要弄清楚这一点很困难，但他当时对自己那些人的行为是有所了解的，而且还为此辩解过。1945年3月，他告诉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说：
大家都在赞扬我们红军，是的，它应该得到这样的赞扬。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客人将来不会对红军感到失望。问题在于，红军现在有将近1200万人。这些人远远不是天使。战争已经使得这些人的心肠变硬了。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战斗中跋涉了2000公里，从斯大林格勒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中部。他们一路上见到了太多的让人悲伤的事情，见到了太多的暴行。因此，如果我们的人在你们的国家行为不当，不要感到奇怪。我们知道，有些没什么头脑的士兵的行为是丢人的，他们纠缠并侮辱姑娘和妇女。让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现在就知道这一点，这样他们对红军的赞扬就不会变成失望了。 [31]
1945年4月，在跟铁托和南斯拉夫的同志们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斯大林说得就更直白了：
你们当然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你们明白人的灵魂、人的心理是个多么复杂的东西？那么，好吧，想象一下，一个人从斯大林格勒打到了贝尔格莱德，离开了自己遭到蹂躏的故土有几千公里，跨过了自己同志和最亲爱的人的尸体。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反应？在有过如此可怕的经历之后，他找女人有那么糟糕吗？你们把红军想得太完美了。而它并不完美，也不可能是完美的……重要的是它在跟德国人战斗…… [32]
但斯大林的纵容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德国所剩无几的宝贵的经济基础设施由于红军的横冲直撞而遭到破坏的时候，因为这些基础设施是苏联人希望得到的赏金，是要付给他们的战争赔偿的一部分。斯大林决定发出停止报复的信号。1945年4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抨击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这位作家在战争期间之所以出了名，是因为他的强有力的反德仇恨宣传，其中大部分是发表在红军的《红星报》上。在“爱伦堡同志把问题简单化了”的标题下，苏联主管宣传的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夫（Georgii Aleksandrov）写道：把所有德国人都看成一样，这是错误的；必须要把希特勒和纳粹分子与德国人民区分开来。亚历山德罗夫说，苏联人民对德国人并没有敌意，如果说苏联人民敌视德国人，那倒是在帮纳粹宣传的忙，因为这种宣传正在企图破坏苏联与西方的同盟关系。 [33] 没有醒悟过来的爱伦堡私下里写信给亚历山德罗夫说：
读到您的文章，任何人都可能得出结论说，我一直在鼓吹彻底消灭德国人民。而实质上，我从来没有发出过任何这样的号召，是德国人的宣传把它归咎于我的。不设法澄清这个误解，我连一行字也写不出来……遭到挑战的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和国际主义者的正直。对我来说，种族主义理论是个让人深恶痛绝的东西。 [34]
尽管红军强暴妇女的行为骇人听闻，但不应当夸大这些行为对那个时代的民众与政治的影响。在1945年的时候，红军在同盟国中几乎到处都受人敬仰，他们被当作拯救欧洲使之摆脱纳粹野蛮统治的救星。它与凶残的敌人打了一场野蛮的战争，但多数人民对此是感激而不是批评的。公众关注的不是纳粹宣传人员对大量强暴行为的谴责——这些宣传人员甚至在红军进入德国之前就在预言这样的事情了——而是新闻片中党卫军的灭绝营和灭绝营中可怜的幸存者的镜头。这些幸存者是被苏联人在1945年初横扫波兰时“解放”的。1944年7月，红军在马伊达内克（Majdenak）占领了第一座纳粹死亡集中营。1945年1月底，红军又占领了奥斯威辛，然后是贝乌热茨（Belzec）、海乌姆诺（Chelmno）、索比堡（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的集中营，它们无疑是人类生存史上最黑暗的死亡之所。
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无疑是他个人取得伟大成功的时候，但他从来不感到满足，所以，当哈里曼祝贺他红军攻占柏林的时候，他提醒这位大使，“沙皇亚历山大到过巴黎”。 [35]
5月7日，德国人终于投降了，虽然朱可夫直到第二天才签署了柏林有条件投降的协议。结果，欧洲胜利日在苏联庆祝时要比在英国和美国迟一天。亚历山大·沃思回忆1945年在莫斯科的这一情景时说：
在莫斯科，5月9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聚集在红场上的两三百万人所表现出来的由衷的欢乐……我以前在莫斯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在街上又唱又跳；所有的官兵都在拥抱、亲吻……他们都陶醉在幸福中。在民兵的宽容的目光下，年轻的男人们甚至对着莫斯科酒店的墙壁撒尿，淌得宽敞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在莫斯科，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莫斯科的拘谨与压抑第一次被一扫而空。当天晚上，我还见到了我曾经见过的最壮观的烟火表演。 [36]
在宣布取得这场伟大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强调说，打败希特勒意味着自由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他还指出，德国人曾经想要肢解苏联，把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国以及其他地区分离出去。 [37] 斯大林在这里提到了这场战争对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曾经构成的威胁，这与他紧接着关于这场战争的另一次公开讲话明显不同，他在那次讲话中特别突出了俄罗斯人民为胜利做出的贡献。1945年5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军队招待会上，斯大林提议为苏联人民但“首先是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斯大林接着说：
我首先要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因为，在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各个民族中，他们是最杰出的……我要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民族，而且是因为他们有判断力，社会政治的判断力，还有忍耐力。我们的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1941～1942年的时候陷入了绝境……其他民族的人民可能会说：去死吧，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再组织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将与德国达成和平协议，并且会让我们休息一下……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那样做，没有寻求妥协，他们对我们的政府表现出无条件的信任。我再说一遍，我们犯了错误，我们的军队不得不后撤，事态眼看就要失控了……但是俄罗斯人民有信心，他们坚持不懈，等待并希望我们控制住局面。为了俄罗斯人民对我们政府的这种信任，我们要大声地说一句，谢谢你们。 [38]
虽然后来人们议论纷纷，但在当时，斯大林单独突出俄罗斯人在战争努力中的作用，几乎没有引起批评。在战争期间，俄罗斯人是这个苏维埃国家的忠实后盾，这是不需要证明的。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斯大林就一直在称道俄罗斯人的道义与政治品质，这从他此次的公开认可中可见一斑。战时宣传在利用苏维埃爱国主义主题的同时，通常还利用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主题。在苏联人1944年1月采用的新国歌（取代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歌”）中，关键性的句子是：
伟大的俄罗斯把各个自由的共和国
永远联合成牢不可破的联盟
万岁！各族人民的意志创立的
统一而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6月24日，朱可夫骑着马指挥了红场上的庆祝胜利的阅兵仪式。斯大林在列宁陵墓的顶上检阅了这次阅兵，数千面德军军旗堆积在他的面前。当天晚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招待会，招待2500名将军和军官，但是，他向他们传达的信息却有点儿出人意料。在他的祝酒词中——在报纸上发表了——斯大林表扬的不是他的将军，而是数百万普通的人民，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小齿轮，正是依靠他们，他和他的元帅们才赢得了战争。 [39]
从罗斯福到杜鲁门
胜利日那天，聚集在美国使馆外的人群呼喊的一个口号是，“乌拉，罗斯福”。但这位总统其实在一个月前就去世了。1945年4月13日凌晨，哈里曼打电话给莫洛托夫，告诉他罗斯福去世的消息，莫洛托夫立即赶往美国大使馆吊唁，当时已是凌晨3点。按照哈里曼的说法，莫洛托夫“看上去非常激动。他停留了一会儿，谈起了罗斯福总统在这场战争中以及在对和平的谋划中起到的作用，谈到了斯大林元帅和全体苏联人民对他的敬意以及斯大林元帅对他访问雅尔塔曾经是多么重视”。关于新总统哈利·杜鲁门，莫洛托夫表示对他有信心，因为是罗斯福选他做副总统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莫洛托夫说话这么诚恳。”哈里曼在他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评论道。 [40]
哈里曼在当天晚些时候拜会了斯大林：“当我进入斯大林元帅办公室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显然对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深感悲伤。他默默地招呼我并站着握住我的手，大概过了有半分钟的时间才请我坐下。”哈里曼告诉斯大林，他来看他是因为他觉得，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于罗斯福去世后的美国局势有些问题要问。然而斯大林表示，他相信美国的政策不会有任何变化。“罗斯福总统去世了，但他的事业一定会继续下去，”斯大林告诉哈里曼，“我们会全力支持杜鲁门总统的。”哈里曼在回应时建议，为了给杜鲁门铺平道路并安慰美国的公众舆论，斯大林应该派莫洛托夫到美国会见新总统，并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这是哈里曼的私人建议，但斯大林当场就同意：如果接到正式的邀请，他就派莫洛托夫到美国去。 [41] 苏方关于此次谈话的报告跟哈里曼的说法非常相似，但它里面讲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细节：斯大林特地问起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是否会“变软”。当哈里曼回答说政策不可能改变的时候，斯大林说，苏联对日本的政策还跟以前一样，也就是说还按照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 [42]
在对哈里曼表示慰问之外，斯大林当天还写信给杜鲁门，对罗斯福的去世表示“深为惋惜”，而且还说，他相信战时的合作关系将来会继续下去。 [43] 斯大林还安排莫斯科电台广播了给艾琳娜·罗斯福的私人吊唁信。信中称这位总统是“热爱自由的国家反对共同的敌人的伟大的组织者，是主张维护整个世界安全的领袖”。 [44] 4月15日，莫洛托夫和他的所有副外交人民委员（生病的李维诺夫除外）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及武装力量的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罗斯福的追悼会。 [45]
在莫洛托夫到美国去的前一天晚上，安德烈·葛罗米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通过电报报告了他对新总统的评价。他说，在美国，人们普遍都认为杜鲁门是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他会继续奉行已故总统的内外政策，包括继续与苏联合作。但在电报的最后，葛罗米柯也提出警告：“在与苏联合作的政策上他会继续走多远，他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孤立主义的反苏集团的影响，现在还很难说。”葛罗米柯最后说，莫洛托夫与杜鲁门即将举行的会谈将会使该问题水落石出。 [46]
莫洛托夫于4月22日和23日在美国跟杜鲁门举行了两次会谈。杜鲁门与莫洛托夫的初次见面有一段有点儿出名的历史。根据杜鲁门1955年出版的回忆录的说法，在第二次会谈结束的时候，莫洛托夫无意中说漏了嘴：“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据说杜鲁门对此的回答是：“照你们的协议去做就不会有人那样对你说话了。”不过，对于莫洛托夫与杜鲁门的谈话，无论是美方的记录还是苏方的记录，都没有提到这种据说有过的尖刻的对话。 [47] 因此，看来是杜鲁门为了给他的回忆录增添点儿趣味而使用了一些带有冷战色彩的修辞术，以显示他从自己就任总统伊始就对苏联人说话强硬。也有可能这种据说有过的与莫洛托夫的对话，并非来自杜鲁门的回忆，而是媒体对据说在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的小道消息。根据卡尔·马扎尼1952年出版的关于冷战起源的书中的说法，“华盛顿的小道消息说，莫洛托夫愤然离开了杜鲁门。据对外关系方面的记者埃德加·A.莫勒说，莫洛托夫说，‘以前从来没有人像这样对我说话’”。 [48]
莫洛托夫与杜鲁门在这两次会议上的确发生过争吵，而争吵所围绕的就是波兰战后政府问题。在这方面，同盟国内部一直存在分歧。一方是苏联人，他们坚持自己对《雅尔塔协定》的理解——扩大并改组华沙现存的亲共政权。另一方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坚持认为《雅尔塔协定》的意思是，必须在波兰成立一个新政府，而且现政权的成员在组建新政府的谈判中，也不要指望得到任何特殊待遇。在根据雅尔塔会议而在莫斯科成立的波兰委员会中，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在美国，莫洛托夫不仅与杜鲁门，而且还在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及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的会谈中继续着这种争论。莫洛托夫对这些谈判很恼火，这从在旧金山发生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当时他不让他的译员巴甫洛夫与他的英国同行比对翻译记录。 [49]
尽管在波兰问题上存在争议，但莫洛托夫从这两次会谈中得到的对杜鲁门的印象远远不是负面的。4月22日的第一次会谈是非常友好的。在会谈结束的时候，杜鲁门建议干杯，他说既然他们两个的想法相似，他也想要会见斯大林并希望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一天访问美国。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在第一次会谈中，关键性的一点是，当莫洛托夫问总统是否知道雅尔塔会议上有关苏联加入远东战争的协议时的杜鲁门的回答。杜鲁门当时回答说，他完全支持雅尔塔的决议。莫洛托夫感谢他做出如此明确的答复，并说他将把他的答复汇报给斯大林。在他们举行第二次会谈的时候，杜鲁门的决策圈中有人建议采取强硬路线。 [50] 受其影响，杜鲁门在波兰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比他在第一次与莫洛托夫会谈时要坚定得多的立场。但是，这位总统的意见，包括他在4月18日直接给斯大林的信中的看法，只是重申了英美以前的立场。 [51] 对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来说，重要的不是杜鲁门试图在波兰问题上向他们施压——这是可以预见到的——而是他坚定地继续奉行罗斯福的与苏联合作的政策，并且支持现存的各项协议。
杜鲁门对莫洛托夫的强硬没起到什么作用。对于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波兰问题达成的协议，斯大林坚持苏联人的理解。他毫不含糊地说，莫斯科不会允许在华沙成立一个对苏联不友好的政府。4月23日，斯大林写信给杜鲁门说：
您显然不同意苏联有权在波兰谋求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苏联政府是不可能接受在波兰存在一个对苏联怀有敌意的政府的……我不知道在希腊是否成立了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或者比利时政府是否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在成立这些政府的时候，没有人跟苏联商量过，苏联也没有说过它有权干预这些事情，因为它知道比利时和希腊对于英国的安全是多么重要。我无法理解，在讨论波兰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不也试着去考虑一下苏联在安全方面的利益。 [52]
在波兰问题上，杜鲁门先停止了争论。当欧洲战事结束的时候，他决定派哈利·霍普金斯——他是罗斯福所信赖的密友而且也特别受苏联人的欢迎——到莫斯科去为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牵线搭桥。 [53] 5月25日，霍普金斯抵达苏联首都，并在第二天与斯大林开始了一连串的会谈。他告诉斯大林，美国的公众舆论对美苏关系近来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对在波兰问题上未能执行《雅尔塔协定》感到不安。但霍普金斯向斯大林保证，杜鲁门打算继续执行罗斯福的政策，与苏联合作。斯大林在回应时用了一个他最喜欢用的辩论策略，也就是归罪于第三方。他说，问题在于尽管苏联想要在波兰成立一个友好的政府，但英国企图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布尔什维克防疫线。在这次会谈临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表达了这样一个相当偏执的看法，即希特勒没死，而是藏在某个地方，也许已经乘潜艇逃到日本了。事实上，苏联军方和医学界的权威此时已经进行了调查和尸检。结果证明，希特勒及戈培尔一家都已经自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斯大林仍然怀疑这些证据是有意布置的，是为了隐瞒这位纳粹独裁者逃出柏林的事实。 [54]
在5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把自己对苏美关系感到不满的地方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霍普金斯。除了在波兰问题上的争议之外，让斯大林感到愤懑的还有，美国人设法为阿根廷争取到了联合国的成员资格，而苏联人认为，它在战时虽然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在跟德国人合作。接着，法国又加入了同盟国要求德国赔偿的谈判，这也是斯大林所反对的。还有就是德国刚刚投降，美国就一下子停运了给苏联的租借物资。对于德国的舰队和商船，斯大林也很想分一份，但他又怀疑英国人和美国人可能会反对。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的语气后来又变得缓和了一些。他告诉霍普金斯，美国是个有着全球利益的世界性大国，而他也因此认可美国人有权介入对波兰问题的解决。斯大林承认苏联在波兰采取了单边行动，但他也要求霍普金斯理解苏联这样做的苦衷。至于未来，斯大林提议，可以从英国人和美国人支持的政治家中，选择四到五位，在重组的波兰政府中担任部长。因为有了斯大林的这一建议，在波兰问题上的争议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在1945年6月达成的协议中规定，将对共产党主导的波兰临时政府进行重组，吸收四位亲西方的内阁部长，这其中包括米柯瓦依契克——他成了左派总理、社会党人爱德华·奥索布卡-莫拉夫斯基（Edward Osobka-Morawski）手下的两位副总理之一（另一位是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这个重组的政府在7月5日得到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承认。
霍普金斯与斯大林会谈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苏联加入远东战争问题。霍普金斯想要了解红军的备战情况，尤其是苏联拟定的参战日期。在5月28日的第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告诉霍普金斯，红军准备在8月8日发动进攻——这跟《雅尔塔协定》是一致的。该协定规定，苏联将在欧洲战事结束后两到三个月内对日宣战。不过，执行《雅尔塔协定》有个附带条件，即中国要同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同意把满洲的港口和铁路设施转让给苏联。斯大林告诉霍普金斯，在苏军顺利地秘密调往远东之前，他不想开始与中国人谈判。他还明确地对霍普金斯说，他认为应该跟德国一样，战后对日本也要共同占领，并把它分成美、英、苏三个军事占领区。对于如何处置日本，斯大林的态度跟他对德国的态度相似，也就是说，他赞成惩罚性的和平：
斯大林元帅说，像目前的这种战争100年只能发生一次，所以，最好要利用它彻底打败日本，并抑制它的军事潜力，这样就可以保证50～60年的和平。
霍普金斯在到莫斯科完成自己的最后一次使命的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他于1946年1月去世），但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与斯大林的会谈为化解有关波兰问题的争议铺平了道路，并使得苏美关系中其他许多方面的不满，能够得到公开的讨论。双方都表示，愿意按照罗斯福奠定的合作传统继续交往。雅尔塔会议上三国之间的成功合作，巩固了苏联与其战时盟友的关系，而这一幕在波茨坦又要重演了。
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波茨坦会议之前，事态的发展充满希望，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同这一点。有些人喜欢强调“伟大的同盟”内部在这段时期的差异与分歧。这样的理解常常反映了冷战在后来产生的影响，以及像杜鲁门和丘吉尔这些冷战的主要人物施加的影响——他们后来都试图撇清自己与雅尔塔及波茨坦合作精神的关联。冷战爆发后，苏联方面也同样试图撇清与“伟大的同盟”的关联，但是，斯大林当时对于与西方的关系却非常乐观，而且前往波茨坦的苏联代表团也相信，为了实现战后的安全与持久的和平，英、美、苏三国的合作对于大家来说，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