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独裁者当中，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残忍与有罪的名声，只有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可与之相比。然而，当他在1953年3月去世的时候，人们却都在悼念他。在莫斯科，哭泣的人群挤满了街道，而且苏联各地的民众也表现出极大的悲痛。 [1] 在斯大林的国葬仪式上，党的领导人依次向他们已逝的领袖致悼词，语气之恭敬让人觉得逝者是一位圣人，而不是谋杀了许多人的凶手。“斯大林这个不朽的名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苏联人民和所有进步人士的心中，”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宣称，“他为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的幸福而奋斗的伟大事迹永垂不朽！” [2] 这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感到惊讶的。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20年，对他的个人崇拜在苏联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按照个人崇拜的神话，斯大林不但是这个苏维埃国家的伟大舵手，是领导他的国家在战争时期走向胜利、在和平时期成为超级大国的政治天才，而且还是“人民之父”。 [3] 他是如标语所说的“当代的列宁”，因而，与这种地位相称的是，斯大林的遗体也与那位苏维埃国家缔造者的遗体并排安放在其红场的陵墓中。
但斯大林的声誉在苏联很快就开始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仅仅三年之后，即1956年的2月，苏联的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就痛斥个人崇拜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歪曲，并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暴君：他处死自己的同志，大批杀害自己的军事指挥官，致使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二连三地遭遇惨败。 [4]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的，但是没过几个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就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公开批判。 [5] 在1961年党的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再次抨击了斯大林。这次是公开的，而且跟他一起抨击斯大林的还有许多其他发言的人。大会投票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的陵墓。在就这一决定进行辩论的时候，有一位代表声称，她“征求了伊里奇的意见，他好像就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说：斯大林在身旁令我感到不快，他给党造成的伤害太多了”。 [6] 斯大林的遗体很快就被从列宁身旁迁走了，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的一座不起眼的坟墓里。
在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之后，新的苏联领导层觉得，有必要部分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因为赫鲁晓夫的批判招来了危险的质疑：党为什么没能约束斯大林的独裁，苏联军政精英中的其他人是否也应该对他的错误行为负有责任？在后赫鲁晓夫时代，斯大林继续受到批判，但是，人们在对他做出负面评价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成就，尤其是他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7]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对斯大林的谴责与批判进入了新的阶段。但这一次，对斯大林的批判是与更普遍地拒斥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最初发起这场反斯大林运动的是改革派共产党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他鼓励对苏联的过去进行批判性的讨论，以此作为武器来对付政治变革中的对手。 [8] 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给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注入新的活力，而他的改革纲领却极大地破坏了这种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并使之在1991年轰然倒塌。到当年年底的时候，这个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也辞去了当时已经名存实亡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总统职务，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成了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领导人。在叶利钦时代，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而党和国家档案的公开，则为这种讨论提供了新的燃料——这些档案首次披露了有关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手段与机制的种种细节。
人们可能预计，在20世纪90年代，斯大林在俄罗斯的名声会沦落到与希特勒在德国同样的地步：虽然他会继续受到新斯大林主义信徒的崇拜，但总的裁定将会是，他对苏联和世界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从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强行过渡到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物质上的剥夺，使得斯大林及其时代的吸引力似乎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9] 在历史学家当中，谴责和批判斯大林的比比皆是，但是对于他统治的时期，不但有反对的，也有辩护的，特别是有些人认为，他在粉碎纳粹分子将其种族主义帝国强加于苏联和欧洲的企图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到了21世纪初，随着前克格勃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上台，斯大林在俄罗斯比他去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受人关注。在莫斯科的书店里，摆满了对他的生平与影响进行争论的大部头书籍。斯大林的密友们死后出版的回忆录，或者是他们的子女对往事的追忆，都属于畅销书之列。 [10] 俄罗斯的电视没完没了地播放着有关斯大林及其核心圈子的纪录片。邮局卖的明信片上印有斯大林崇拜的经典画作与图案，而红场上的货摊和报亭也在出售用他的形象做装饰的汗衫和其他纪念品。
在他去世50周年的时候，俄罗斯的公众舆论对斯大林的追捧虽然远远无法与个人崇拜的时代相比，但他的声望仍在不断攀升。在2003年2～3月对俄罗斯联邦1600名成年人的民意调查中，53%的人总体上赞成斯大林，不赞成的只有33%。在接受民意调查的人当中，有20%的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同时还有差不多同样比例的人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强硬的领导人”才能统治这个国家。只有27%的调查对象认为，他是“残忍的没有人性的暴君，应该对数百万人的死亡负责”；而差不多同样比例的人认为，还不了解有关他的全部真相。 [11]
在西方，政治领域和历史领域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也呈现出相似的轨迹。当他在1953年去世的时候，虽然当时冷战正处于高潮，但报纸上对斯大林去世的报道仍然是充满敬意的，讣告也大多是公允的。在这段时间，斯大林仍然被看作一个相对仁慈的独裁者，甚至是一个善于治国的人， [12] 而对“乔大叔” [13] 的深情记忆也还萦回在公众的意识中：这位伟大的战争领袖带领他的人民战胜了希特勒，并帮助欧洲摆脱了纳粹的暴行。
同样，斯大林对自己的数百万公民的死亡负有责任，这也绝不是什么秘密。在苏联农业强制集体化期间，农民被流放或饿死；在追查“人民的敌人”期间，党和国家的官员遭到清洗；少数民族被指控在战时与纳粹合作；回国的苏联战俘被怀疑怯战、叛变和泄露机密。不过，仍然有评论者发现，在斯大林的生平与事业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伊萨克·多伊彻是第一批严肃的斯大林传记作者之一，他认为斯大林使用了野蛮的手段来消除苏联的落后与野蛮。“斯大林的真正的历史成就的关键在于，”多伊彻在1953年这位独裁者刚刚去世的时候写道，“在他出生的时候，俄国还在用木犁耕地，而在他离开的时候，她已经有了原子反应堆。” [14] 应当注意的是，多伊彻曾经是斯大林的主要对手托洛茨基（Trotsky，1940年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谋杀）的追随者，所以，从个人来讲，他并不同情这位共产党的独裁者。
虽然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秘密讲话”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得以公开，但其复制品早已偷偷地传到了西方， [15] 并很快成为西方有关斯大林时代的史学著作中的关键内容。但是，对于赫鲁晓夫的做法，即把共产党过去的所有罪责都归于斯大林和对他的个人崇拜，许多西方历史学家都持怀疑的态度。赫鲁晓夫本人就是斯大林核心圈子中的一员，他与现在许多他认为应该受到谴责的政策与事件都有牵连。而当对赫鲁晓夫也出现了不太严重的个人崇拜的时候，事情也就明显了，那就是要用一套神话来取代另一套神话。 [16]
20世纪60年代，虽然西方历史学家并不支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但苏联人有关其统治的讨论恢复了平衡，并且提出了新的证据和看法。苏联军事回忆录的贡献特别有价值。 [17] 在1956年之后，这些回忆录主要是在附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在战争时期的表现的批判。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回忆录的作者们就可以对斯大林的作用自由地进行比较正面的描述，并纠正秘密讲话中简单化的并且往往是不可信的断言了——例如，说斯大林是靠地球仪来制订作战计划的！ [18]
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许多关于斯大林的生平以及影响的讨论都是围绕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展开的。斯大林的一生由若干个很不相同的阶段构成：沙俄时代的非法的政治活动；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夺权和随后的内战；20世纪20年代党内争夺领导权的斗争；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与集体化运动；20世纪40～50年代与西方的冷战。但是，他一生的中心事件还是苏联人所说的伟大的卫国战争。 [19] 战争使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和他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所创立和塑造的体制，都经受了极大的考验。“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祖国经历过的最残酷、最艰难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对我们的苏维埃体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共产党的考验”，斯大林在1946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说。 [20]
红军从1941年德军入侵的毁灭性打击中恢复过来并在1945年胜利进军柏林，这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辉煌的战绩。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把共产主义带到了东欧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并为共产主义体制和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来源。在接下来的40年里，苏维埃体制一直被看作一个可以替代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切实可行的选项，一种可以在冷战期间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进行有效竞争的国家形式。实际上，在20世纪50～60年代，当苏联的挑战处于顶峰的时候，在许多人看来，斯大林所想象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最终会成为现实。 [21]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共产主义体制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但它对于苏联人民来说是个巨大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有70000座苏联城市和村镇变成了废墟，有600万栋房屋、98000座农场、32000个工厂、82000所学校、43000个图书馆、6000所医院以及成千上万英里的公路和铁路被毁。 [22] 至于伤亡人数，在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苏联的官方数字是700万人死亡，后来这一数字又上升到“2000万以上”。在后苏联时代，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据说高达3500万，但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数字是大约2500万，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平民。 [23]
对于这场战争对苏联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斯大林究竟负有多大责任？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战时表现的批评，主要是认为他应该对1941年6月22日的灾难负责——当时，德国人对苏联成功发起了突然袭击，他们的军队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西方的许多历史学家也都抓住了这个主题，并且更进一步，对有争议的1939～1941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行了批评。
苏德条约
在希特勒1939年9月入侵波兰的时候，他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因为他知道，虽然他在西方可能会与英法开战，但他在东方的侧翼是安全的：根据1939年8月23日他与斯大林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会保持中立。斯大林之所以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换取一个秘密协定，以保证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在新的欧洲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与希特勒达成的这桩交易，是直到最后时刻才临时做出的、充满戏剧性的决定。就在苏联政策陡然发生转变的几天前，斯大林还一直在与英法就结成军事同盟一事进行谈判，但他担心伦敦和巴黎在做手脚，以便挑起苏德战争，好让纳粹与共产党在东线殊死相搏，而它们却乐得袖手旁观。斯大林之所以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是为了扭转局势，让西方诸强自食其果，从而使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有腾挪的空间。 [24]
战争爆发后，斯大林采取行动占领了波兰东部，这是条约划分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在斯大林的清单上，接下来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波罗的海国家，芬兰也在其中。波罗的海各国同意了苏联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并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但芬兰人拒绝了。于是，在1939年11月底，苏联红军入侵芬兰。斯大林本来估计会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但事与愿违，与芬兰的战争进展缓慢，而且苏联在外交上和军事上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英国和法国开始集结一支远征军开赴芬兰，目的是以“冬季战争”为借口，占领瑞典北部的铁矿场。这对斯大林来说是最为危险的，因为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会插手，以保护对它的战争经济来说不可或缺的原料，而苏联也会被拖进更大的欧战泥潭。芬兰人也担心战争升级，于是便要求和解。根据1940年3月签订的和约，芬兰对苏联的领土要求做出了让步，但它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是独立的。
在与芬兰交战期间，唯一在外交上支持苏联的国家便是德国，这是1939～1940年苏德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广泛合作的一种表现。但到了1940年夏，由于相互猜忌以及认为苏德之间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战争，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同盟开始破裂了。不过，斯大林此时仍然相信，战争可能而且会被延迟到1942年。正是这个错误的估计使得他直到最后时刻才放手进行战争动员。只是在希特勒的军队潮水般地越过苏联边界的时候，斯大林才最终不得不相信，战争真的来临了。
有关斯大林与希特勒的条约的争议，根本上是关于这一邪恶同盟的成本与收益的争论。一方认为：斯大林在1939年8月拒绝与英法结成反德同盟，从而为纳粹占领大半个欧洲大陆提供了方便，而这一错误决定的代价就是1941年6月22日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德国入侵苏联的险些得逞。另一方则认为：苏联在1939年还没有做好与德国开战的准备，而且除了希特勒之外，斯大林也从这份条约中得到了若干战略上的好处，从而使苏联人赢得了准备防御的时间——这一点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有关斯大林与希特勒条约的争论发生了新的转向。有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开始提出，1941年6月的灾难的根本原因不是斯大林努力与希特勒保持和平，而是他在准备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25] 根据这种看法，苏联之所以会在一开始受到挫折，主要是因为红军的部署是着眼于进攻而不是防御。与其说苏联军队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还不如说是在他们自己准备进攻德军的途中受到了打击。这种解释的新意在于它利用了俄罗斯档案中的新证据，包括1940～1941年的苏联战争计划，而这些计划表明，红军当时的确在打算对德国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斯大林为什么想要进攻德国，人们给出的分析却几乎都是老生常谈。在20世纪的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反共产主义的评论家一直在大谈所谓的“战争与革命的结合”。 [26] 这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正在阴谋挑起新的世界大战，它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在整个欧洲引发革命动荡。纳粹宣传人员捡起了这个主题，宣称德国对苏联的入侵是针对苏联即将发起的进攻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他们还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为了保卫文明的基督教欧洲免遭亚洲布尔什维克匪徒的蹂躏而进行的圣战。
事实上，斯大林非但没有策划战争与革命的阴谋，而且重大的军事冲突恰恰是他最为担心的。战争提供了机会，斯大林在这些机会来临时当然会抓住它们，但战争也带来了更大的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激发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但接着就发生了俄国内战。而在内战中，共产主义的敌人几乎成功地扼杀了刚刚诞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内战中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就包括那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它们为俄国的反共产主义军队提供援助，实行经济与政治封锁，建立免疫线，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蔓延。布尔什维克们设法挺过了俄国内战，并在20世纪20年代打破了国际上的孤立，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一直担心再次出现一心想摧毁苏维埃社会主义体制的资本主义大同盟。到20世纪40年代初，苏联强大了许多，斯大林也相信红军有能力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但是，卷入一场战争并对抗由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联合阵线，这种梦魇一般的情形仍然挥之不去。斯大林在1940年和1941年的时候，对于甚至连像英德再次结成同盟这种极端的情况，也没有认为是不可能的。鉴于这方面的原因，尽管斯大林的一些军事指挥官极力主张，准备对德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但这位苏联独裁者本人认为这样的行动有可能挑起一场时机尚未成熟的战争，而他决定把赌注全部压在与希特勒维持和平的可能性上。
作为战争领袖的斯大林
与苏德条约的争议一同成为历史讨论持续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领导作用。斯大林是战争期间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同时也是政府首脑和共产党领袖。他签发了给武装力量的所有重大指示和命令。他发表的讲话和声明成了宣告苏联军事战略与政治目标的重要里程碑，而且在激发民众士气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斯大林代表国家参加了与苏联的战时盟友英国和美国举行的峰会， [27] 并且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以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有定期的通信联系。 [28] 在1939年之前，除了兄弟共产党之外，斯大林很少接待外国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陆续来访的显要、外交官、政治家和军人所熟悉的人物。在苏联战争时期的宣传中，斯大林被描绘成该国团结一致与德国人进行斗争的坚强核心与象征。战争后期，在苏联报刊上充满了对斯大林军事天才的溢美之词；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被授予了“大元帅”的头衔，也就是最高级别的将军，这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 [29]
对于外界的观察家来说，在苏联的战争努力中，斯大林既是核心又是关键。多伊彻1948年的斯大林传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这样一种看法：
许多在战争期间到过克里姆林宫的同盟国的来访者，看到那么多的事情，无论巨细，无论是军事的、政治的还是外交的，最后都要由斯大林定夺，都感到非常惊讶。他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总司令，自己的国防部长，自己的军需官，自己的后勤部长，自己的外交部长，甚至是他自己的礼宾司司长……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他度过了四年的战争——他真是个忍耐力强、坚毅、敏锐的奇才，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30]
60年之后，俄罗斯的原始资料所提供的新证据充分证实了多伊彻的评价。现在，这些原始资料可以使我们详细地了解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政策、决定与活动。在斯大林的会客日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人到过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他们停留了多长时间。 [31] 我们可以查阅送到斯大林办公室的数千份军事、政治、外交方面的报告与简报。关于斯大林战争期间在政治、外交方面的会谈，包括那些与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他对他们一般来说都是最坦率的——我们有几乎完整的记录。我们有斯大林与自己的前线军事指挥官的电话电报交流的副本。我们有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助手的回忆录和日记。尽管这些新证据还很不完整，有关斯大林最隐秘的想法与考虑的证据仍然有限， [32] 但现在我们对斯大林在苏联的战争努力中的详细行为以及他在军事、政治方面提出构想并做出决策的背景，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1943～1945年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很可能是外国人当中与斯大林直接打交道最多的。在1981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对斯大林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是这样评价的：
作为战争领袖，斯大林……很受民众的爱戴，他这个人能够把苏联团结在一起，这毫无疑问……我认为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斯大林死后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能够让我改变这个看法的……我想强调的是，我对作为国家在危难时期的领袖的斯大林抱有崇高的敬意，这种危难时期属于那种一个人就可以造成很大不同的历史时刻。这绝不会减少我对他的残酷行为的反感；但是，我必须向你说明，他另外还有建设性的一面。 [33]
就在同一次采访中，哈里曼还对斯大林的品质做了简要而迷人的描述。在他眼里，正是这些品质使得斯大林能够成为一个如此得力的战争领袖。在哈里曼看来，斯大林思想敏锐，但绝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个精明圆滑、注重实际的人，他知道怎样利用权力杠杆取得满意的效果。斯大林喜欢在谈判中直来直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软硬兼施；尽管如此，他作为个人还是非常随和的。在社交场合，斯大林对每个人都会表示关心，会跟每个人干杯，但他不像他的某些副手，他从来不会喝醉或失去自我控制。哈里曼尤其竭力否认斯大林是个偏执狂（而不只是“非常多疑”）或者“十足的官僚”：
他理解细节和对细节施加影响的能力都非常强。他对整个战争机器的需要非常敏感……在与他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他对情况极为了解。他对于他认为很重要的那种类型的装备非常熟悉。他知道他所需要的枪炮的口径，知道他的道路和桥梁可以承载的坦克重量，知道他需要用来制造飞机的金属类型的细节。这些都不是官僚的特点，而是一个有着超强能力与精力的战争领袖的特点。 [34]
擅长交际的斯大林，精于业务的斯大林，谈判得力的斯大林，尤其是，坚定而注重实际行动的斯大林——在那些战争期间与这位苏联独裁者共事过的人的报告中，也反复出现了哈里曼谈到的这些主题。
在历史学家当中，从事后的角度对斯大林得出的判断性意见比较复杂，但即使是他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认为，这场战争在他的人生与事业中是一个非常具有建设性的阶段。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尽管斯大林的统治总体上是极其可怕的，但他作为独裁者的缺点成了他作为战争领袖的优点。例如，理查德·奥弗里在他的经典之作《同盟国为什么赢了》中，对斯大林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斯大林用强大的意志影响着苏联的战争努力，激发起周围人们的斗志并给他们指出努力的方向。在此过程中，他要求他的受到围困的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而他们也做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他为中心形成的个人崇拜，使他在战时具备了这样的号召力。很难想象，当时的其他任何苏联领导人能够让全体人民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斯大林崇拜对于苏联的战争努力来说是必需的，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对战时体制的残酷性的揭露不应该使我们无视这样的事实：为了胜利，斯大林对苏联的掌控可能利大于弊。 [35]
除了他的最亲密的政治伙伴之外， [36] 在战争期间跟斯大林接触最深、最频繁的一群人是他的统帅部成员。斯大林的将军们的记述，详尽地描绘了一幅这位苏联独裁者战争期间日常活动的图景。 [37] 当时已经60多岁的斯大林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每天工作12～15个小时，对他的下级的要求也一样。他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每天要向他汇报三次战略形势。他要求汇报准确无误，而且他能够迅速发现其中前后矛盾和错误的地方。他对于事实、姓名和面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乐于倾听意见，但要求提出意见的人紧扣主题、简明扼要。
不过，苏联的军事回忆录主要关注的不是斯大林的个人能力，而是他作为最高统帅、作为军事领袖的表现。正像休厄林·比亚勒指出的那样，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斯大林对宏观战略的洞察力以及他在技术、战术细节上对苏联战争努力的掌控。 [38] 可是，对于他的将军们来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指挥艺术，是他指导大战役和掌控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在这方面，苏联的军事回忆录指出了斯大林犯过的许多错误：考虑不周且代价巨大的进攻计划、在面临敌军包围时拒绝下令实行战略撤退，以及重大战役中的指挥失误。对斯大林的另外一些指责是：对前线军事行动的过度干预、在危急关头失去镇定以及把别人当作自己错误的替罪羊。尤其是有人批评斯大林肆意挥霍人力物力，以至于苏联为了战胜德国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在东线战争中，苏联人摧毁了600多个师的敌军（除了德国人之外，还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芬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西班牙人）。仅仅德军在东线的伤亡就达到了1000万人（占他们的战争伤亡总数的75%），其中死亡人数占300万，而希特勒的轴心国盟军损失了100万人。苏联红军击毁的敌军坦克有48000辆，火炮167000门，飞机77000架。 [39] 但苏联军队的损失是德军的两到三倍。例如，苏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16000万，其中阵亡达800万。 [40]
在战争中担任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的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ii Zhukov）元帅，坚决反对这样的看法，即这位苏军最高统帅对人力物力肆意浪费。他说，投入的军队本来可以少一点，而伤亡也可以少一点，这样的话事后说起来很容易，但在战场上，情况极为复杂、瞬息万变。 [41] 可以证明的是，红军的伤亡大部分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苏联军队在战争开始的灾难性的几个月中蒙受了大量损失，有几百万人被德军包围并俘虏，他们中大部分后来都死于纳粹的囚禁。其次，在战争的后半程，大规模的进攻作战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受到攻击的敌军顽强而且十分娴熟地一路撤回德国。即使到了1945年4月，德国国防军在柏林战役期间仍然能够给红军造成80000人阵亡的损失。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斯大林对于把自己的数百万公民送上战场赴死有过丝毫的悔意，即便如此，他也不是没有感情的。他严严实实地戴着发号施令的面罩，无情地追逐胜利，但他对德国人的仇恨显而易见，而且希特勒在东线的毁灭战也的的确确让他感到震惊：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共产主义体制，把苏联城市夷为平地，屠杀或奴役成百上千万的苏联公民。“如果德国人想要一场灭绝性的战争，那他们会得到的。”斯大林在1941年11月警告说。 [42] 在战争中，斯大林始终主张对德国要实行惩罚性的和平，这种和平要能够确保防止出现另一个希特勒。虽然他一贯主张，要区分纳粹的战争罪与整个德国人民的战争罪，但他对敌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而只是适时地约束一下自己军队复仇的欲望，以适应自己的政治或经济目标。对于他的儿子雅可夫的死亡——他在战争中死于德国人的囚禁——他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感情，但丧子之痛把他和他的那些失去亲人的同胞们团结在了一起。
1945年3月，在对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讲话中，斯大林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德国和德国人的憎恨：
现在我们在痛揍德国人，而许多人都认为德国人永远没有能力再对我们构成威胁了。事情不是这样的。我憎恨德国人。但这不应当蒙蔽一个人对德国人的判断。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非常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当然还包括优秀而勇敢的士兵。要消灭德国人是不可能的，他们还会存在下去。我们在跟德国人战斗，并且要战斗到底。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的盟友会尽力拯救德国人，会跟他们达成协议。我们对德国人不会心慈手软，但我们的盟友会。所以我们斯拉夫人必须做好准备，防止德国人再次起来侵略我们。 [43]
对斯大林的战争领导作用批评得最厉害的人之一，就是他的“公开性”传记作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mitrii Volkogonov）将军。沃尔科戈诺夫于1945年参加苏联红军，在军队宣传部门工作了20年，后来成为苏联军史研究所所长。沃尔科戈诺夫凭借自己的背景与职位，能够广泛地接触到苏联的军事、政治和情报档案，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 [44] 他在1989年出版的斯大林传记，被普遍认为是苏联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 严肃的、真正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位苏联独裁者的传记。沃尔科戈诺夫对作为战争领袖的斯大林所下的结论是，他“不是在无数的书籍、电影、诗歌、专著和故事中所描绘的那种天才的军事领袖”，“他没有任何职业的军事技能”，而“只是通过血迹斑斑的试错才有了战略智慧”。但沃尔科戈诺夫也没有否认斯大林作为战争领袖的积极方面，尤其是这位苏联领导人能够认识到“军事斗争对经济、社会、技术、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和民族的这所有其他非军事因素的深刻的依赖性”。 [45]
自从沃尔科戈诺夫的书出版以来，苏联军事历史学家中的观点已经转向了支持斯大林，虽然仍然有许多作者认为，是斯大林的将军们赢得了战争，而且如果没有他的领导，胜利的代价会小得多。 [46]
对于斯大林在战争中的表现进行详细的重构与解读是本书最重要的主题，同时本书还要检查那种持续的批评与反批评是否有令人信服的根据，不过，一些总的观点现在可以表述如下。
斯大林不是将军，但他的确拥有战场统帅和在战区工作的经验，虽说不是在前线。在俄国内战期间，他担任过政治委员，也就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负责红军补给的筹集与保障。这项工作使他参与了高层的军事决策。在内战中，斯大林最有名的行动就是他在1918年成功保卫察里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个城市后来为了纪念他而在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作为位于苏联南部伏尔加河畔的重要据点，察里津守卫着从高加索通往莫斯科的食品与燃料补给线。在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一直保持着对军事事务的兴趣，并始终在批评他所谓的内战时期的思维方式。他坚持认为，红军不应当沉湎于昔日的荣耀，而是必须不断实现自身理论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对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领袖角色影响特别突出的，是他在1919～1920年的失败和近乎惨败的经历。在内战最危急的时刻，布尔什维克被反革命的白军从四面八方团团围困，几乎无法守住他们所控制的该国中部地区。斯大林还目睹了1920年红军向华沙的进军遭到了毕苏斯基（Pilsudski）将军的阻击，目睹了波兰军队的胜利反攻使得苏联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输给了刚刚成立的波兰国（Polish State）。 [47] 在谈到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凡的必胜信念时，应当考虑到他所经历的这些重大挫折。斯大林的必胜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是在德国人占领了他的半个国家并包围了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时候。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承担起了将军的角色，但他跟丘吉尔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目睹这场军事斗争。他也不像希特勒，想到靠近前线的地方去指导军事行动。他只到战区短暂视察过一次。他宁愿在自己的想象中，在克里姆林宫自己办公室的范围内或者在莫斯科近郊自己的乡间别墅中行使最高指挥权。
任何批评斯大林指挥失误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也常常不顾自己的职业军事顾问的建议，准确地理解问题，特别是在军事行动与士气、政治以及心理之类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就如沃尔科戈诺夫所写的那样，斯大林的“思考更注重全局，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在军事指挥上要高于他人”。 [48]
不应当认为所有针对斯大林的批评都要么是准确的，要么是真实的。斯大林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按照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的建议行事，因此，错误的责任也应当被分摊。认为事后可以发现的那些错误在当时也可以得到纠正的看法并不明智。在当时往往没有任何人具备避免重大失误所需要的那种知识与洞察力。苏联军事回忆录的作者们就跟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扶手椅将军（armchair generals）一样，也没能抵挡住在事后把战役重打一遍的诱惑。在这个时候要取胜当然容易得多，而且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最后，虽然从苏联军事回忆录中搜集并引用对斯大林的批判性评论会比较容易，但这样做会歪曲这些评论所表达的主要看法：他是个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在战争的进程中改善自己工作的领袖。他在战争中的两个最亲密的军事助手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Alexander Vasilevskii）元帅和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无疑就抱着这样的看法。
在东线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都是苏军的总参谋长，他参与了红军所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计划与指挥工作。他天天都跟斯大林接触，要么是当面，要么是通电话；而且他还常常作为最高统帅的私人代表被派往前线。在其197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华西列夫斯基把斯大林在战争中的领导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争的头几个月，当时他“在军事行动与战略上明显缺乏训练”；第二个阶段是1942年9月以后，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激战正酣，他开始听取并接受专业的建议与指导，结果“很好地掌握了作战行动的准备与实施方面的所有问题”。总而言之，华西列夫斯基深信：
斯大林，特别是战争后期的斯大林，在战略指挥方面是最强、最杰出的。他在监督前线与国家的所有战争努力方面做得很成功……我认为，斯大林在苏联军队的战略进攻期间显示了一名苏联将军应有的所有基本品质……作为最高统帅，斯大林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要求都极为严格，但又非常公正。他的指示和命令向前线指挥官们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教会了他们怎样去熟练应对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 [49]
华西列夫斯基被普遍认为是红军作战行动背后的智囊之一，而朱可夫则通常被视为红军最伟大的前线将领。1941年秋，他成功地指挥了莫斯科保卫战，这是东线战争中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在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和1945年的柏林战役中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1942年8月起，他担任了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并在1945年6月指挥了红场的胜利阅兵。他被认为是一个坚定、固执、冷酷无情的指挥官，是少数敢于在军事问题上直接挑战斯大林的判断力并在随后的争吵中坚持自己立场的苏军将领之一。朱可夫在战后失去了斯大林的欢心，并被降级安置在一个地区性的军事指挥岗位上。在斯大林死后，朱可夫出山担任了国防部长，但后来又与赫鲁晓夫失和，并在1957年被迫辞职。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朱可夫又一次东山再起，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的重大战役的开创性成果。 [50]
朱可夫在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突出了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能力：
斯大林真的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吗？真的对我们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吗？真的是战略、战术原则方面的专家吗？……斯大林精通方面军和方面军集群作战行动的组织技巧，并能在透彻理解错综复杂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熟练地指导它们……他有一种本领，能够抓住战略形势中的主要联系，进而组织对敌军的抵抗，并实施重大的攻击行动。他的确是一位优秀的最高统帅。当然，斯大林并不了解所有的细节，而部队和各级指挥系统对于这些细节却必须非常注意，这样才能为方面军或方面军集群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这些他也用不着知道……斯大林的优点在于他能够正确地评估军事专家提供的建议，然后再概要地以指示、命令和条例的形式，立即把它们下发给部队作为实际的指导。 [51]
由于这两位元帅跟斯大林的关系都非常紧密，他们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很有才干的最高统帅，几乎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他们是他任命和提拔的。他们是苏联的忠实的仆人。他们都真心信仰共产主义，赞成斯大林崇拜，并且都曾经分享过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胜利的荣光。尤其是，在斯大林1937～1938年对苏联军队的血腥清洗中，他们都是幸存者。
斯大林的恐怖
斯大林战前对苏联武装力量的清洗是以戏剧性的方式开始的。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M.N.Tukhachevskii）元帅遭到逮捕，并受到叛国和勾结纳粹德国、阴谋推翻苏联政府的指控。1935年被斯大林晋升为元帅的图哈切夫斯基，是红军中最具革新意识和最雄辩的战略理论家，也是红军现代化与重新装备的有力倡导者与组织者。 [52] 与图哈切夫斯基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七位高级将领。6月，所有遭到指控的人都受到了秘密审判，被判有罪并被枪决。苏联媒体公布了对他们的裁定及判决结果。这次审判后不到十天，又有980名军官遭到逮捕。 [53] 到大清洗结束的时候，被开除出武装力量的军官有34000人。他们中最后恢复原职的大约有11500人，而大多数人则被处决或死于监禁。 [54] 在死亡的人当中，有3位元帅，16位将军，15位海军将领，264名上校，107名少校，71名中尉。损失最多的军官是政治委员，他们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大清洗中丢掉了性命。 [55]
斯大林死后，大清洗受到了苏联军政领导人的否定，它的受害者也被宣布无罪并恢复名誉。 [56] 随后，人们就大清洗对红军的军事表现，尤其是在对德战争初期的军事表现所造成的影响展开了争论。在那些遭到清洗的人当中，有一部分是苏联军官中最有经验和最有才干的。有人提出，大清洗阻碍了军队的革新精神、主动性和独立性，它还导致红军及其统帅部完全从属于斯大林的意志，从而付出了数百万苏联公民生命的代价——这些人之所以死去，就是因为这位苏联独裁者在军事上不受约束的错误与误判。
假如斯大林的目的是要吓唬他的统帅部，那他肯定是做到了：即使是在1941年的大灾难面前，他的将军们也丝毫没有挑战过斯大林的权威，在他把军事失败归咎于不称职的指挥官并枪毙了他们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异议。 [57] 可是，如果说斯大林支配的统帅部里都是些战战兢兢地接替了他们遭到清洗的前任的沾满鲜血的位置的人，那是要误导人的。当他们取得了战斗经验并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之后，斯大林的战时指挥官们都表现得非常优秀，并且与这位苏联独裁者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合作关系，而他们也在这种合作中展示了自己的主动精神、敏锐的眼光和非常强的独立性。他们的那些遭到清洗的同事在这样的形势下是否会做得更好，那还不一定。可以肯定的是，遭到清洗的那些军官是清白的，而且大清洗意味着，恰恰是在苏联军队大量扩军备战的时候，指挥人才却遭受了严重损失。国防开支从1932～1933年占国家预算的10%增加到1939年的25%，军队数量也从不足100万人增加到400多万人。 [58] 到1941年的时候，红军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装备最全面的军队，而且军队的重新装备、重新训练和重新组织的过程一直持续到当年的下半年与德国的战争爆发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