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茨坦，斯大林告诉杜鲁门说，到8月中旬的时候，他就会准备好进攻日本了。这让杜鲁门很是高兴。“我得到了我为此而来的东西，”他在7月18日对他的妻子说，“斯大林在8月15日参战，没有附加条件……我要说我们现在要提前一年结束战争了，想想那些不会被杀死的孩子吧。那是件重要的事。” [113] 关于7月18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英方的记录是：“苏联显然打算在8月8日之后不久就进攻日本。［元帅（即斯大林）认为可能要在两个星期后。］” [114] 在7月24日与英国和美国的各位参谋长讨论的时候，安东诺夫说，苏军“准备在8月的下半月采取军事行动”。 [115] 苏联的军事计划和在远东的备战工作（这些工作当时还没有完成），以及斯大林和安东诺夫关于红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向他们的西方盟友给出的保守估计（既是出于安全原因也是考虑到诸如天气之类的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这些都跟苏联人在雅尔塔的承诺（打败德国2～3个月后参战）相一致。
在波茨坦，对于苏联参加远东战争这件事，尽管安东诺夫与他的西方同行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讨论，但它在会议的政治交流中，几乎根本没提。斯大林没什么可说的：政治交易已经达成了，而攻击行动的计划和备战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有可能提出过战后对日本的占领问题，但在苏联没有直接参战之前，美国人显然是不会赞成给苏联一个占领区的。在波茨坦，斯大林和安东诺夫两人都坚持一点，即苏联参战的条件是要与中国结盟，而且那要写进在雅尔塔达成的协定中。但是，这不是个绝对必要的前提。如果中国不承认斯大林对大连和亚瑟港的要求，那红军就只好夺取它们。对杜鲁门来说，让问题变得复杂化的是，到了在波茨坦召开会议的时候，美国人对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兴趣正在减退。在军事上，苏联参战不再像曾经的那样被认为至关重要了。7月17日原子弹的试验成功，以及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本正在准备求和，这些都强化了上述看法。从杜鲁门对待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美国人在远东问题上对苏联人态度的变化。这是一份由英、中、美联合发表的公开声明，要求日本要么无条件投降，要么面临“迅速而彻底的毁灭”。在美国人最初的宣言草案中，签署国也包括苏联，而且在英、中、美的武库中加上了“苏联的巨大军事力量”。 [116] 但是，在7月26日拜恩斯给莫洛托夫送去的新的宣言文本中，这些话都被删掉了。 [117] 苏联人立即着手起草了他们自己的宣言草案，其内容如下：
结为同盟的美、中、英、苏各民主国家的政府认为，现在该是必须向日本表明他们的态度的时候了。
八年前，日本向中国发动了进攻，并在此后对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战争。后来，日本又背信弃义，袭击了美国和英国，从而在太平洋开始了一场强盗战争。而且这一次日本使用了跟它在40年前进攻俄国一样的背信弃义的突然袭击。
投身于战争的日本，企图利用希特勒在欧洲的侵略活动所造成的局势。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和美英军队的英勇斗争，打乱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掠夺计划。
跟西方的希特勒德国一样，好战的日本给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带来了而且还将带来无数的灾难。尽管德国已经战败，欧洲的战争也已结束，但在远东，日本还在拖延着这场血腥的战争。各国人民的灾难和战争的受害者仍在增加，尽管把战争继续拖延下去已毫无意义。这种局面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全世界的人民都热切地期盼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美国、中国、英国和苏联，认为它们有责任挺身而出，共同采取决定性的措施，结束这场战争。
日本应该明白，继续抵抗毫无意义，只能使日本人民自己面临最大的危险。日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18]
就在午夜之前，苏联人打电话给美国代表团，要求他们再等三天公布这份宣言。然而，15分钟后，苏联人得到通知说，它已经发给新闻界了。 [119] 随后美方对之所以没有跟苏联人商量的解释是，因为苏联仍然处在中立状态，它是不会想加入这样的声明的。这是个相当缺乏说服力的借口。斯大林在7月28日的全体会议上表明了他的不满，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说英美政府要发表劝降声明”。 [120] 即便如此，在苏联向日本发动进攻之前，斯大林还是没有放弃公开表明同盟国的团结一致这个想法。他向杜鲁门建议，由英美发表声明，邀请苏联加入远东战争。杜鲁门在回应时建议说，1943年10月发表的关于普遍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以及当时尚未批准的《联合国宪章》，为苏联的参战提供了足够多的正式理由。 [121]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这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当苏联人真的在8月8日宣战的时候，他们使用的借口是，日本未能依照《波茨坦宣言》的要求去做，以此来说明他们行动的正当性。 [122]
大卫·霍洛韦概括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对于评估斯大林远东政策的重大意义：
斯大林政策的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对于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他坚持要努力得到同盟国的同意。当罗斯福在雅尔塔同意了他参战的政治条件时……他非常高兴。他非常希望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协定》上签字。为了作为中国的盟友参战，他努力及时与中国签订条约。他为《波茨坦宣言》准备了另外一份由他自己还有他的盟友签署的宣言。他要求杜鲁门公开邀请苏联参战；而在该要求被婉言拒绝后，他还是把苏联的参战说成是为了响应同盟国的求助。 [123]
当斯大林从波茨坦返回莫斯科的时候，他收到了华西列夫斯基的日期为8月3日的报告，告诉他说远东的各个方面军到8月5日的时候可以做好行动的准备。华西列夫斯基建议，发起进攻的时间不能迟于8月9～10日；他向斯大林指出，8月6～10日的天气晴好。7日，斯大林和安东诺夫向华西列夫斯基下达命令，要求他在8月的8～9日发起进攻。 [124] 这个命令是在还没有跟中国签订条约的情况下下达的。实际上，在最终下达开战命令之前，斯大林甚至都没考虑要与宋子文再见一次。斯大林显然已经决定，先向日本发动进攻，以后再与中国签订同盟条约。有人说，促使斯大林采取行动的决定性原因，是8月6日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他担心在苏联参战并把它在满洲、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想要得到的一切弄到手之前，日本就投降了。对于美国的原子弹计划，斯大林从他遍布美国的情报机构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这些情报机构已经渗透到曼哈顿计划的最高层。 [125] 在波茨坦，当杜鲁门在7月24日告诉他有关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时，他不可能感到特别意外。据杜鲁门说，斯大林对这一消息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西方其他人的回忆录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据苏联的一些传记作者说，斯大林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十分强烈，他把它看作美国人玩弄核讹诈的开始，而他为了反制这种核讹诈，要大大加快苏联人自己的原子弹计划。 [126]
在原子弹被用于轰炸日本之前，斯大林不大可能意识到它作为一种新式武器的重要意义。尽管原子弹在广岛显示出来的威力也许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因此而决定尽快参战，但同样可能的是，他已经厌倦了与中国人的没完没了的乏味的谈判，于是就决定给蒋介石来点震撼，促使他签订协议。苏联人的参战对中国人果然奏效，他们很快就同意了莫斯科的条件，并在8月14日签订了同盟条约——也就在这一天，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份中苏条约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反日性；依据它的条款，斯大林得到了他在满洲想要得到的大部分东西，但没能完全得到大连的控制权。 [127]
在苏联对日宣战的当天，斯大林跟哈里曼有过一次谈话。当时大使问斯大林，他认为轰炸广岛会起到什么作用。斯大林回答说，他认为这可能给了日本人一个借口，用一个会同意投降的政府来取代他们的现政府。在这次交谈中，斯大林后来还说，原子弹将“意味着战争和侵略者的终结。但是这个秘密必须得好好守着”。斯大林还告诉哈里曼说，苏联科学家一直在致力于相同的计划，但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德国人也没有，他们的实验室已经被苏联人夺来了。当哈里曼说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共同研究的并且动用了庞大的装置来做试验的时候，斯大林说那一定花了很多钱。哈里曼表示同意，他说花了20亿美元，而且，丘吉尔在鼓励实施这一计划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丘吉尔是个伟大的革新者，执着而且无所畏惧，”斯大林回答道。 [128]
这次与哈里曼的交流表明，斯大林有点儿低估了广岛原子弹产生的直接影响，但他对于这种新式武器的潜在的长期意义并不迟钝。实际上，在8月20日那一天，也就是那次谈话后不久，斯大林就签发了一道命令，授权实施一个大规模的高度优先的计划：制造苏联的原子弹。负责这项计划的是拉夫连季·贝利亚，他被授予全权获得所需的各种资源，以便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研发任务。 [129]
虽然原子弹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并没有低估苏联的军事介入对于迅速结束远东战争的作用。8月10日，他告诉宋子文，日本已经宣布它将有条件投降。“日本在准备投降，”斯大林说，“由于所有同盟国的共同努力……日本想要有条件投降，但对于我们来说，它必须无条件投降。” [130] 后来，在一个不同的场合，斯大林告诉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决定这场战争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军队”。 [131] 斯大林的这一评价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支持。现在人们的共识是，光有原子弹并不能撼动日本人，使之很快就投降认输。苏联人的进攻进一步造成的震撼同样重要，也许更重要。苏联人进攻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它还使日本人想要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从而避免无条件投降的耻辱的最后希望破灭了。 [132]
满洲战役在许多方面都代表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艺术的高峰。在一场联合了装甲兵、步兵、密切的空中支援和空投的军事行动中，红军的任务是越过5000公里宽的边界发起进攻，突破纵深300～800公里，并在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展开军事行动。就马林诺夫斯基的外贝尔加方面军而言，这意味着要穿越干旱的沙漠，翻过高山，渡过难以逾越的河流。到日本在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苏联人已经突破到满洲中部，并把关东军分割成数块。战争又持续了几天，在满洲和萨哈林岛及千岛群岛都是如此，而在千岛群岛，战斗一直持续到8月底。苏军所受的损失头一次相对来说比较轻：伤亡36500人，其中死亡12000人。日军的伤亡要高得多，死亡人数多达80000，有50万人成了俘虏。
从政治的角度看，在苏联的远东战争中，最为有趣的插曲是，斯大林企图获得日本本土北海道的北半部的占领权。 [133] 8月16日，斯大林写信给杜鲁门，建议由红军来接受日本人在北海道北部的投降，并且说这样做“对于苏联的公众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在1919～1921年，日本人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如果苏联军队在日本本土没有占领任何地方，那苏联的公众舆论会感到十分不满”。如果说美国人先前还曾经考虑过在日本给苏联人一块占领区，那他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打算。8月18日，杜鲁门给斯大林回信说，在日本本土的所有主要岛屿，包括北海道，都将由美国人来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在伤害之外再添侮辱的是，杜鲁门还要求斯大林同意美国在千岛群岛建立空、海军基地。斯大林四天没有回音；在此期间，他必须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是否撤销苏军进攻北海道的命令。8月22日，斯大林答复杜鲁门，默认了他拒绝苏联占领北海道北部的请求，但也表示，“我和我的同事没有料到你会做出那样的答复”。然后，斯大林拒绝了杜鲁门在千岛群岛建立基地的请求。他不满地说，这种要求“是向被征服国家或者是无力保护其某些领土的同盟国提出的……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告诉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都无法理解，对苏联怎么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作为对这最后一封信的回应，杜鲁门迅速撤退了。他说，他只是想在千岛群岛的某个岛屿获得着陆权，从而使美军占领日本方便一些。这似乎让斯大林感到满意了，他同意了杜鲁门的请求，并且说他“对于在我们的通信中产生的误解已经得到消除感到很高兴”。 [134]
杜鲁门拒绝给予苏联对日本的占领权，这刺痛了斯大林，但斯大林显然还是决定退后一步，避免在北海道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也许是，在萨哈林和千岛群岛的作战已经表明，日本人还有能力负隅顽抗，而且为了不让红旗插上北海道，也许还会这样。但是，在斯大林的盘算中，更为重要的很可能是，要优先考虑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斯大林仍然希望在和平时期继续维持“伟大的同盟”；只有那样，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让苏联在战后对日本的占领中扮演实质性的角色。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斯大林给杜鲁门发了贺电，庆祝美国及其人民的辉煌胜利。同一天，斯大林对他的人民发表了讲话，并试图向他们说明苏联介入远东战争的理由。斯大林告诉他们说，日本不仅仅是法西斯侵略集团的成员，而且在过去曾经多次进攻俄国，并企图在远东遏制俄国。由于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已经收复，苏联有了直接进入太平洋的通道，而且还有了防止日本在将来发动侵略的必要的基地。“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已经为这一天等待了40年。”斯大林说。 [135]
尽管斯大林大谈爱国主义感情和战略上的自我利益，但“奇怪的是，他那天的广播讲话给人留下的却是一种奇怪的、不满意的印象”，亚历山大·沃思回忆道。 [136] 焰火表演和游行活动也进行了，却没有庆祝欧洲胜利时的那种普遍的热情与轻松。苏联与日本的战争是斯大林的战争，不是苏联人民的战争。对于远东的事态发展，他们也许更愿意听其自然，更愿意轮到西方的盟友来承受重负与伤亡。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民经受了史无前例的国家创伤，他们为了胜利已经竭尽全力。但是，与西方的冷战正在逐渐浮出水面，由此引发的外交领域的钩心斗角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紧张关系，与苏联人民对和平的期待一道，都是斯大林在战后所要面临的复杂的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 * *
[1] S. Bialer（ed.），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Ⅱ ，Souvenir Press：London，1970，p.617，n.22. 除下文引用的那些之外，我所利用的有关“维斯瓦河—奥得河”行动的其他参考资料还有 A. 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 ，Pan Books：London，1964，part 8，chap.1；J. Erickson，The Road to Berlin ，Weidenfeld & Nicolson：London，1983，chap.7；D. M. Glantz and J. House，When Titans Clashed：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Lawrence，Kansas，1995，pp.241-50；以及 E. Mawdsley，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 ，Hodder Arnold：London，2005，chap.13.
[2] S. M. Shtemenko，“In the General Staff”，in Bialer，Stalin ，pp.472、472-480，以及Shtemenko，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 ，1941-1945，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70，chap.13.
[3] K. Rokossovsky，A Soldier’s Duty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70，p.267.
[4] I. Konev，Year of Victory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69，pp.5，67-8.
[5] Werth，Russia at War ，pp.849-850.
[6] 有关这一看法，主要参见V. N. Kisilev，“Padeniye Berlina”（p.256），in G. N. Sevost’yanov，Voina I Obshchestvo，1941-1945 ，vol.1，Moscow，2004。
[7] Konev，Year of Victory ，p.14.
[8] Rokossovsky，Soldier’s Duty ，pp.281-2.
[9] V. Mastny，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9，pp.242-3.
[10] 有关崔可夫与朱可夫之间的对话可参见Bialer，Stalin ，pp.500-15。
[11] 例如：V. I. Chuikov，Konets Tret’ego Reikha ，Moscow，1973 以及同一作者的 Ot Stalingrada do Berlina ，Moscow，1980。
[12] Harriman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s Division，Container 175，Chronological File 15-20/12/44. 此次谈话的俄文版见于Sovetsko-Amerikanskiye Otnosheniya vo Vremya Velikoi Otechistvennoi Voiny，1941-1945 ，vol.2，Moscow，1984，doc.164。
[13] Harriman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s Division，c176，cf 11-16-1/45.
[14] Shtemenko，Soviet General Staff ，p.307.
[15] The Tehran，Yalta and Potsdam Conferences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69，pp.54-65.
[1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55，pp.580，597，645-6.
[17] I. Stalin，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Sovetskogo Souza ，Moscow，1946，p.158.
[18] 转引自 C. Ryan，The Last Battle ，New English Library：London，1968，p.142。
[19] “Posetiteli Kremlevskogo Kabineta I. V. Stalina：1944-1946”，Istoricheskii Arkhiv ，no.4，1996，p.96.
[20] 斯大林回信的原文可见于O. A. Rzheshevskii，“Poslednii Shturm：Zhukov ili Konev”，Mir Istorii ，http：//gpw.tellur.ru。
[21] “Posetiteli Kremlevskogo Kabineta I. V. Stalina”，1996，p.96. 在这份文献中提到4月1日是这次会议开始的日期。然而，根据会客日志的记载，斯大林在当天像往常一样，只是见了安东诺夫和什捷缅科（两个小时，在晚上）。
[22] Konev，Year of Victory ，pp.87-8.
[23] Rokossovsky，Soldier’s Duty ，p.316.
[24]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45-1948 ，Moscow，2004，doc.287.
[25] Konev，Year of Victory ，pp.104-108. 什捷缅科在他的回忆录（Soviet General Staff ，p.320）中说，斯大林划分界线的决定是为了在科涅夫与朱可夫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看看谁会首先到达柏林。“让首先突破进去的人拿下柏林”，什捷缅科引用斯大林的话说。在有关柏林行动的权威文献中，有许多都接受了这一引文以及它的主旨。然而，无论是科涅夫还是朱可夫在回忆录中都没有这样说过。
[26] 关于柏林战役，可以参见上文引用过的莫兹利、埃里克森和瑞安（Ryan）的论述。另可参见A. Read and D. Fisher，The Fall of Berlin ，Pimlico：London，1993，2002；A. Beevor，Berlin：The Downfall 1945 ，Viking：London，2002以及J. Erickson，“Poslednii Shturm：The Soviet Drive to Berlin，1945” in G. Bennett（ed.），The End of the War in Europe 1945 ，HMSO：London，1996。
[27] 对红军在德国的强暴行为的最客观的和最权威的记述可见于N. M. 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95。
[28] Ryan，Last Battle ，p.23.
[29] G. Bischof，Austria in the First Cold War，1945-1955 ，Macmillan：London，1995，pp.30-4.
[30] M. Mevius，Agents of Moscow：The Hun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Origins of Socialist Patriotism，1941-195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5，pp.60-3.
[31] V. A. Malyshev diary entry，28/3/45 Istochnik ，no.5，1995，pp.127-8.
[32] 转引自 R. Overy，Russia’s War ，Penguin Books：London，1998，pp.261-2。
[33] G. Aleksandrov，“Tovarishch Ehrenburg Uproshchaet”，Pravda ，14/4/1945. 这篇文章特别是为了回应爱伦堡4月11日发表在《红星报》上的一篇题为“Khvatit！”（即“抓”、“抢”、“夺”）的文章。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也发表在《红星报》上。
[34] I. Ehrenburg，The War，1941-1945 ，MacGibbon & Kee：London，1964，p.177.
[35] W. Averell Harriman，America and Russia in a Changing World ，Doubleday：New York，1971，p.44.
[36] Werth，Russia at War ，pp.867-8.
[37] I. Stalin，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Sovetskogo Souza ，Moscow，1946，pp.170-1.
[38] 这段引文摘自公开发表的斯大林祝酒词的速记记录，参见V. A. Nevezhin，Zastol’nye Rechi Stalina ，Moscow-St Petersburg，2003，doc.107。在这篇祝酒词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参见doc.108）之前，斯大林对速记的内容进行了编辑和修改。虽然做了许多修改，但并没有改变斯大林讲话的基本意思。
[39] V. A. Nevezhin，Zastol’nye Rechi Stalina ，Moscow-St Petersburg，2003，doc.111.
[40] Harriman Papers，c.178，cf.10-13/4/45.
[41] Harriman Papers，c.178，cf.10-13/4/45.
[42]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84） ，vol.2，doc.219.
[43]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tlee，Roosevelt and Truman，1941-1945 ，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58，doc.291，p.214.
[44] 转引自V. O. Pechatnov，“Stalin i Ruzvel’t” in G. N. Sevost’yanov（ed.），Voina I Obshchestvo，1941-1945 ，vol.1，Moscow，2004，p.418。佩恰特诺夫没有照广播讲话来引用这段内容，但我认为本来就是这样。
[45] Harriman Papers，c.178，cf. 14-16/4/45.
[46]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 （1984），vol.2，doc.224.
[47]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AVPRF）F.6，Op.7b，Pap.60，D.1，Ll.6-8，11-1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5，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DC，1967，pp.237-41. 我仔细检查过整个这小插曲，参见G. Roberts，“Sexing up the Cold War：New Evidence on the Molotov-Truman Talks of April 1945”，Cold War History ，vol.4，no.3，April 2004。这篇文章中有莫洛托夫与杜鲁门会谈的苏方报告的译文。
[48] C. Marzani，We Can Be Friends：Origins of the Cold War ，Topical Book Publishers：New York，1952，p.187.
[49] A. H. Birse，Memoirs of an Interpreter ，Michael Joseph：London，1967，p.200.
[50] D. S. Clemens，“Averell Harriman，John Deane，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and the ‘Reversal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April 1945’，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14，no.2，1992以及 W. D. Miscamble，“Anthony Eden and the Truman-Molotov Conversations，April 1945”，Diplomatic History ，Spring 1978.
[51]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tlee，Roosevelt and Truman，1941-1945 ，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58，doc.293，pp.215-17.
[52]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tlee，Roosevelt and Truman，1941-1945 ，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58，doc.298，p.220.
[53] 有关霍普金斯使命的这一部分是以已经发表的他与斯大林会谈的报告为基础的。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1945 ，vol.1，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60，pp.21-63。霍普金斯与斯大林在6月6日会谈的报告也可见于R. E. Sherwood，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L.Hopkins ，vol.2，Eyre & Spottiswoode：London，1949，pp.900-2。苏方也公布了5月26日和28日的会谈报告，但这些报告与美方的报告实质上并无不同。参见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 （1984），vol.2，docs 258，260。
[54] 参见L. Bezymenski，The Death of Adolf Hitler：Unknown Document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Michael Joseph：London，1968。另见S. M. Shtemenko，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 ，vol.2，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86，pp.424-6。斯大林声称希特勒还活着的这番话在苏联公布的他与霍普金斯的会谈报告中被删掉了［参见Sovetsko-Amerikanskiye Otnosheniya （1984），doc.258］，但里面的省略号暗示了它的存在。
[55] The Memoirs of Marshal Zhukov ，Jonathan Cape：London，1971，p.668.
[56] C. L. Mee，Meeting at Potsdam ，André Deutsch：London，1975，pp.40，283. 根据（1991年）波茨坦的旅游手册的介绍，这是按照会议前同盟国内部的协议用鲜花布置成红星图案的。
[57] 转引自 Mastny，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p.293。
[58] 转引自 M. Trachtenberg，A Constructed Peace：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1945-196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J，1999，p.37。
[59] 转引自V. Berezhkov，History in the Making：Memoirs of World War Ⅱ Diplomacy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83，p.458。
[60] Birse，Memoirs of an Interpreter ，p.208.
[61] The Tehran，Yalta and Potsdam Conferences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69，p.265.
[62] Berlinskaya （Potsdamskaya ）Konferentsiya Rukovoditelei Trekh Souznykh Derzhav-SSSR，SShA i Velikobritanii ，Moscow，1984，doc.2. 苏方关于波茨坦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的英文译文可见于The Tehran，Yalta and Potsdam Conferences ，但在这卷文件中公布的内容并不完整，苏方有关波茨坦的其他会谈的记录只有俄文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这次会谈没有美方的记录，这显然是因为斯大林关于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这番话使得该报告的安全级别很高而且会永久存档。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1945 ，vol.1，p.43。
[63]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1，vol.1，HMSO：London，1984，pp.386-90.我没有听说过有此次会谈的苏方记录。
[64] Berlinskaya （Potsdamskaya ）Konferentsiya ，doc.3.
[65] 参见苏联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的回忆录“Ot Yalty do Postdama” in A. M. Samsonov（ed.），9 Maya 1945 goda ，Moscow，1970。
[66] The Tehran，Yalta and Potsdam Conferences ，p.173.
[67] AVPRF F.07，Op.10-12，Pap.49，D.2，L.20. 在公布的苏方会议记录中，斯大林的这番话被删掉了。参见Berlinskaya （Potsdamskaya ）Konferentsiya ，p.152。
[68] N. V. Kochkin，“SSSR，Angliya，SShA i ‘Turetskii Krizis’ 1945-1947gg”，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3，2002.
[69] Berlinskaya （Potsdamskaya ）Konferentsiya ，doc.63.
[70] Berlinskaya （Potsdamskaya ）Konferentsiya ，doc.63，p.149.
[71] 这次交流的细节如下。1945年6月9日，葛罗米柯与斯特蒂纽斯以及美国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哈罗德·斯塔森举行了会谈。在会谈时，美方表示支持苏联管理托管地的愿望。6月20日，葛罗米柯写信给斯特蒂纽斯，确认了会谈的内容，并建议在此次会议结束前，进一步进行商讨。6月23日，斯特蒂纽斯给葛罗米柯回信，确认美国“在原则上支持苏联提出的应当考虑［苏联］作为［托管管理方的］可能性”。然而，斯特蒂纽斯指出，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并没有为在旧金山会议上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做好准备。葛罗米柯在1945年7月20日的波茨坦会议上跟美国的新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提出了这件事，然而，拜恩斯说，他一点也不清楚葛罗米柯与斯特蒂纽斯之间交流的情况，而且他还强调说，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政策。参见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 （2004），docs 324，326，342。
[72] Berlinskaya （Potsdamskaya ）Konferentsiya pp.131-4，442，461；docs 50，107，155.
[73] AVPRF，F.0431/1，Op.1，Pap.5，D.33，Ll.1-30；AVPRF F.0431/1，Op.1，D.1，Ll.1-16.另见S. Mazov，“The USSR and the Former Italian Colonies，1945-1950”，Cold War History ，vol.3，no.3，April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