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斯大林预计“伟大的同盟”会有伟大的未来。波茨坦的成功为外交部长理事会的首次会议开了个好头——该理事会是“三巨头”为战后的和约谈判而成立的机构，其首项任务就是起草各个次要轴心国的和约，如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苏联人为外交部长理事会做好了准备；他们相信在雅尔塔和波茨坦表现出来的三方合作精神会继续保持，相信与“伟大的同盟”中的伙伴的谈判，会使苏联在外交上有进一步的收获。 [1]
但是，导致“伟大的同盟”最终破裂的那种紧张与纷争，其苗头早在1945年夏就已出现了。当时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给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亲苏政府以外交承认。1945年5月，斯大林开始向丘吉尔和杜鲁门游说，希望西方承认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但是没起作用。 [2] 伦敦和华盛顿认为，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控制的联合政府既不民主，对西方的利益也没有好处。在波茨坦的时候这件事情被一带而过：英美只是承诺，会把它纳入所有次要轴心国加入联合国的一揽子问题予以考虑。然而，在波茨坦会议之后，苏联与西方的政策产生了尖锐的分歧。 [3] 1945年8月8日，莫斯科承认了由彼特鲁·格罗查（Petru Groza）领导的罗马尼亚政府，并且在几天后宣布，它将在保加利亚8月26日举行选举之后承认其政权。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回应中明确表示，他们要等到举行了自由选举之后才会承认格罗查政府。这促使罗马尼亚的米哈伊尔国王要求格罗查辞职，理由是，该国只有在拥有一个得到承认的民主政权之后，才能与同盟国谈判和约问题。格罗查在莫斯科的强硬支持下，拒绝了国王一再提出的要求。斯大林计划与罗马尼亚建立军事同盟，并决定牢牢地控制住这个国家。在保加利亚，事态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当时，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延期选举，而反对派也发出威胁，要抵制选举。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莫斯科屈服了，并在8月25日同意选举延期举行。之所以说莫斯科当时屈服了，是因为上述决定是仓促做出的，甚至连保加利亚共产党也被搞得措手不及。 [4] 季米特洛夫在自己的8月24日的日记中说，保加利亚外交部部长请求选举延期的做法是“蛮横无理的”“让人愤慨的”和“投降主义的”。 [5] 几天后，斯大林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解释说，延期选举的决定是个小小的让步，重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改变政府的构成。接着斯大林又告诫保加利亚人说，需要设计出一种选举制度，以有助于独立的反对派的存在。他还要求他们应该尽力实现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正常化。 [6]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看来没有受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国内事态的干扰，但对于英美干涉其势力范围，他想必是非常反感的，而且这件事看起来也肯定影响到了他对1945年9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上发生的事情的看法。那次会议起初气氛很友好，但很快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最初引发争议的是，苏联在意大利与南斯拉夫有关迪里雅斯特（Trieste）地区的争端中支持铁托——这一种族与领土的争端导致铁托的游击队在1945年5月与赶去占领该地区的西方盟军发生了军事冲突。 [7] 于是，西方就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托管意大利前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利亚（利比亚西部）的要求。斯大林严令莫洛托夫要争取到托管权，于是，莫洛托夫在9月15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热切的恳求：
苏联政府认为，对于苏联人民来说，的黎波里塔利亚的未来具有首要的意义，他们必须坚持自己对该地区的托管请求。苏联政府之所以主张其积极参与处置意大利殖民地的权利，是因为意大利曾经攻打过苏联，并给它带来了巨大损失……苏联版图辽阔，从最东方一直绵延到西方。它在北方有出海口；它在南方也要有出海口，尤其是因为它现在获得了使用远东的大连港和亚瑟港的权利……英国不应当垄断地中海的交通。苏联迫切需要为自己的商船在地中海提供基地。世界贸易是会发展的，而苏联希望能够分享这种发展……对于建立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政府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热切希望把这些经验运用于的黎波里塔利亚。他们并不打算在的黎波里塔利亚开始实行苏维埃体制。他们会采取措施推行民主的管理体制。 [8]
在苏联人这方面，美国人在1945年6月的旧金山会议上已经答应把意大利的殖民地分给他们一份，还需要谈判的只不过是些实际的问题。但是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上，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准备把的黎波里塔利亚或意大利的任何其他殖民地交给苏联控制的意思。在谈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甚至还要强硬。他们明确表示，在举行有西方观察员监督的自由而公平的选举之前，不会承认这两个政府。苏联人在准备这次会议的时候，已经想到过这个问题。他们决定采取两个策略：第一，提出希腊局势问题。处于英国管制下的该国正在陷入内战，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与伦敦支持的君主主义分子以及保守主义分子发生了冲突。第二，把意大利的和约问题与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的和约问题捆绑在一起，如果与意大利签订和约，那么，西方也要给予另外那些国家以外交承认。苏联人的盘算是，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急于与他们的意大利盟友签订和约，这样就可以促使他们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问题上做出让步。结果不能如其所愿，那斯大林就准备面对与次要轴心国的多边和谈破裂这个事实了。“同盟国有可能撇开我们，单独与意大利签订和约”，斯大林写信给在伦敦的莫洛托夫说。“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有先例可循了，就有机会轮到我们撇开同盟国跟自己的卫星国签订和约了。如果说这样一来就意味着现在这次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在没有就重大议题形成决议的情况下就收场了，那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也不要害怕。” [9]
当斯大林在9月21日命令突然改变谈判策略的时候，他认为外交部部长理事会可能会无果而终的推测就成了一个自行应验的预言。斯大林觉得，莫洛托夫在谈判中过于退让，尤其是在参加外交部部长理事会讨论的资格这个程序性问题上。在波茨坦成立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的时候，它主要是作为一个三方机构，而中国人和法国人仅仅是在讨论跟自身直接有关的议题时才可以参加。例如，由于法国与意大利曾经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它就有权参加有关意大利和约的谈判，但是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问题上，它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了。然而，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本着合作的精神，同意让法国人和中国人参加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的所有讨论。 [10] 中国人，尤其是法国人，如预料中的那样，总的来说站在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一边，积极参与理事会的讨论，这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非常恼火。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收回他同意中国人和法国人参与外交部部长理事会所有讨论的决定，并回到波茨坦的方案，主要进行三方谈判。 [11]
9月22日，莫洛托夫向英国外交部部长欧内斯特·贝文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转告了斯大林的决定。 [12] 莫洛托夫非常坦率地表示，他是在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办事，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决定越过这位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直接向苏联独裁者呼吁。杜鲁门和艾德礼也都给斯大林发了电报，呼吁打破僵局。但斯大林坚持认为，要按照波茨坦会议上有关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组织原则的决议去做。“我认为，如果我们允许外交部部长理事会有片刻的权利取消柏林会议的决议，那就表示我们不赞成这些决议。”斯大林告诉艾德礼。 [13] 既然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愿意重返波茨坦的原则，外交部部长理事会实际上就结束了，虽说对于法国人和中国人有资格参加的一些议题又继续讨论了几天。
斯大林之所以阻挠，是因为他对西方拒绝承认他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仆从政权非常不满，特别是，他自己一直在遵守他在1944年10月对丘吉尔做出的承诺，没有干涉希腊事务。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上，苏联人做出了一个温和的决定，对希腊的事态发展提出了抗议，说他们不会“为该国的政治局势承担任何道义责任”。 [14] 但总体上他们还是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并希望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东欧问题上也同样如此。“美国政府为什么，”怒气冲冲的莫洛托夫问拜恩斯，“只是想在选举之前改革罗马尼亚的政府，而不是希腊的政府？看来美国不想干涉希腊的英国人，却要干涉罗马尼亚的苏联人。” [15]
实际上，贝文和拜恩斯是准备让苏联人在东欧有很多自由行事的空间的，但是，若要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完全排斥西方的影响，他们是不准备接受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大国的标志是其普遍的地缘政治利益与权利，而不是只在自己的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力。 [16] 这一点在合乎斯大林自己需要的时候，也正是他所采用的大国标准。他对远东和谈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了回报在领土问题上获得的诸多让步，苏联在1945年8月加入了远东战争，但是，斯大林还希望在战后对日本的占领中也有自己的一份。8月21日，美国成立了远东顾问委员会（FEAC），以协助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苏联人应邀加入其中，但是希望按照在欧洲的做法成立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ACC）。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上，苏联人提出动议，要求立即成立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 [17] 按照会议的决议，这个同盟国管制委员会将拥有广泛的权力（跟在德国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所行使的那些相似），但斯大林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表明，他准备接受一种像在意大利那样的占领政权。在那种占领政权中，该委员会的作用只限于给驻日美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提供咨询。同样地，虽然决议要求苏联派兵驻守东京，但斯大林没有真的希望美国人会给予这样的让步。 [18]
关于战后对日本的占领，斯大林的目标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尽管如此，他对于这些目标还是极为看重的。这一点在他回应拜恩斯的建议——就德国解除武装及非军事化签订一份为期25年的条约——时显而易见。莫洛托夫对拜恩斯的建议很感兴趣， [19] 但斯大林的回答是否定的。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拜恩斯的建议目的在于，“第一，分散我们对远东的注意力，在那里，美国扮演着日本未来的朋友的角色，并因此还制造了一种印象：那里的一切都很好；第二，得到苏联的正式认可，让美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跟苏联同样的作用，而这样一来，美国从此就可以跟英国联手控制欧洲的未来了；第三，贬低苏联与欧洲各国业已达成的同盟条约；第四，破坏苏联将来与罗马尼亚、芬兰等国签订同盟条约的计划。” [20] 尽管斯大林说了这一大堆的不满的话，但是他并没有一下子就拒绝拜恩斯的建议，而是指示莫洛托夫提出建议，作为签订反德条约的前提条件，在苏美之间也应同时签订一份反日条约。
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的讨论中，自始至终的一个主题是：苏联人相信，它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战胜国，其权利没有得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应有的尊重，英美甚至还从中作梗。由此带来的屈辱感在1945年9月23日莫洛托夫对贝文所说的话中得到了概要的表达：
希特勒曾经把苏联看作一个劣等国家，看作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苏联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自己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优秀。他们并不希望被视为劣等种族。他想要国务卿记住，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必须基于平等原则。在他看来，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发生了冲突。在战争期间，我们曾经有过争吵，但我们还是设法达成了和解，虽然苏联当时正在遭受巨大的损失。在那时，苏联是有人需要的。但是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阁下的政府似乎改变了他们的态度。那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苏联了吗？如果是那样，很显然，这种政策非但不能使我们走到一起，还会使我们分道扬镳，结果造成很大的麻烦。 [21]
斯大林感到特别不满的是，苏联对远东战争做出的贡献没有得到美国足够的承认。“苏联政府作为主权国家是有自尊的，”他在10月25日的会谈中告诉哈里曼大使，“麦克阿瑟做出的决定没有哪个会传达给它。事实上，苏联已经变成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卫星国。这种角色它是不可能接受的。它没有被当作一个盟友来对待。在远东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苏联都不会成为美国的卫星国。” [22]
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的谈判最终破裂了。10月2日，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会议结束了。对于会议的失败，莫洛托夫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试图编造一个尽可能积极的解释。他说，会议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还是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不错，在程序问题上是发生过争论，但是通过回到成立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的波茨坦决议，它可以得到解决。莫洛托夫最后说，“在刚刚过去的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了胜利者，并在国际关系中获得了恰当的地位。这是红军与全体苏联人民付出的巨大努力的结果……也是苏联与西方盟国这些年来并肩前进、成功合作的结果。苏联代表团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希望我们大家努力加强同盟国之间的协作”。 [23] 在莫洛托夫返回莫斯科之后，他与贝文又互致了公开信，感谢他在伦敦的殷勤款待，并表示尽管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还是希望英苏之间的合作会继续下去。 [24] 不过，在私下里，苏联人对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不安。由外交人民委员部起草的一份内部简报强调指出，在怀有敌意的英美报刊的帮助下，西方正在竭力破坏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决议。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受到了严厉指责，因为它允许反动的共和党分子朝着反苏的方向影响其对外政策。英国的工党也被指责为在维护英帝国利益方面比保守党还要保守。这份文件的结论是，外交部部长理事会见证了，“由某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对苏联在战争期间的对外政策上取得的进展，在战后发动的首次外交进攻的失败。英国人和美国人可能会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进一步施压，但我们完全有可能保卫和巩固苏联在对外政策领域的阵地。我们必须根据苏联利益的要求，展现出我们的灵活、机智、坚定与执着”。 [25]
在11月14日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会谈中，斯大林对自己的西方盟友公开表示了不满：
不要相信在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分歧。他们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他们的情报人员在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地从事反对我们的活动……他们的特务在到处散布消息，说现在随时都会跟我们爆发战争。他们是在胡说；我完全可以肯定，绝不会发生战争。他们没有能力对我们发动战争。他们的军队已经被和平鼓动解除了武装……决定过去这场战争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军队。他们的情报活动的目标是这样的：首先，他们在试图恫吓我们，想要迫使我们在有关日本、巴尔干和赔偿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其次，［他们想要］把我们与我们的盟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拆散开来……再过30年左右，他们是不是想再来一场战争，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尤其是美国。它在大洋的彼岸，对战争的后果毫不在乎。他们放过德国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放过侵略者的人就是想要另一场战争。 [26]
与私下里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这种敌对情绪相反的是，公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对“伟大的同盟”的未来充满信心。当莫洛托夫在11月6日发表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28周年讲话的时候，他强调，虽然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的失败令人担忧，但在过去，英美苏同盟也曾经有过分歧，而这些分歧都被克服了。 [27] 甚至斯大林也向哥穆尔卡暗示，苏美之间将会签订协议，而且在11月底拜恩斯提议举行三方会谈以解决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上出现的问题时，这位苏联领导人也欣然同意了。从事态的这种新的发展中，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他采取的强硬的谈判策略已经取得了成功。12月9日，他写信给他的核心圈子，分析了自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以来，对外政策方面的事态发展。他告诉他们说，在有关法国人和中国人参加与他们无关的讨论这件事的斗争中，坚持原则赢得了胜利。在巴尔干问题上，类似的政策也取得了胜利；这一点表现在，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它在1945年11月举行了投票）延期举行的选举中，共产党都取得了成功。斯大林最后的结论是：在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能对恫吓有丝毫让步；在接下来与他们进行谈判的时候，还要采取坚定不移地坚持原则的做法。 [28]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斯大林与西方的谈判中，他并不像对自己的副手们要求的那样，总是毫不退让。哈里曼在10月底曾经看望了当时正在黑海度假的斯大林。在与这位大使讨论有关日本问题以及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上程序问题的争议时，斯大林有进有退，非常灵活。 [29]
在贝文和拜恩斯抵达莫斯科参加三国外交部部长会议时，斯大林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会议是在12月16～26日在斯皮里多诺娃宫举行的，莫斯科召开这一类的会议往往都是在那里。虽然斯大林总是在对他的同志们强调，在谈判中采取强硬的策略是如何如何好，但此次会议非常具有建设性，它因此也成了苏联与西方有关战后和约的谈判中的一次突破。实际上，苏联人是把这次会议视为重返“三巨头”时光的一次机会，并准备在若干问题上做出妥协。苏联人如愿以偿地给法国和中国参加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设置了限制，但他们反过来也同意召开更大范围的和平会议，以考虑起草次要轴心国的和约问题。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问题上，僵局也打破了：各方都同意吸收反对派政治家，从而扩大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日本的占领政权仍然由美国控制，但苏联有关该国的种种要求也得到了满足：远东顾问委员会被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远东委员会以及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 [30] 斯大林也做出了贡献，他作为东道主举办了会议晚宴，并且还分别两次会见了贝文和拜恩斯。拜恩斯在不久后曾经回忆说，“那晚［在宴会上］我与大元帅的谈话，跟在早些时候的两次会见中的谈话一样，非常坦诚友好，令人鼓舞”。 [31] 在12月24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拜恩斯趁机建议签订有关解除德国武装的条约。斯大林回答说，可以签订这样的条约，但对日本也要签订一个类似的协议。 [32] 在同一天与贝文的会谈中，斯大林急切地想要讨论苏联对的黎波里塔利亚的托管问题。他抱怨说，如果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上就同意他的要求，“不列颠也不会失去什么，因为她在世界各地有的是基地，甚至比美国的还多。难道就不能也考虑一下苏联政府的利益吗？”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后来还说，“按照他对形势的理解，联合王国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拥有了印度及其在印度洋上的一切，美国拥有了中国和日本，苏联却一无所有”。 [33]
斯大林在12月23日给杜鲁门的信中表示，他对会议取得的进展十分满意，对未来与美国的关系充满了信心。 [34] 斯大林对他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盟友则坚持说，他做出的让步非常小，而且在莫斯科达成的各项协议也是削弱敌对势力的一次机会。“主要是，要打击反对派的士气，”斯大林在1月7日告诉来访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莫斯科会议关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决议，对这两个国家的反对派已经起到了削弱作用。” [35] 另外，对于会议有关改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决议，苏联人也的确在努力落实，至少是以一种可以安抚英国人和美国人情绪的方式。 [36] 莫洛托夫对这次会议的总的评价是，“我们在有关欧洲和远东的若干重要问题上都设法形成了决议，而且还设法维持并发展了三国之间在战争中形成的合作关系”。 [37]
在莫斯科会议上，斯大林和苏联人暗示，他们想要重启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并在“伟大的同盟”框架范围内，就欧洲各国签订和约的条件进行谈判。就莫洛托夫而言，他在未来几个月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签订和约的条件进行谈判。这项工作不仅进展缓慢，而且单调乏味，让这位外交人民委员十分沮丧。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于1946年4～5月在巴黎再次召开会议，并在三个星期的时间内总共进行了18次谈判，在6～7月又进行了24次。然后就是在1946年7～10月召开了巴黎和会；曾经与欧洲轴心国交战过的21个国家齐聚一堂，讨论由外交部长理事会准备好的和约草案。不出所料，事实证明，要想在巴黎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在以苏联为首的集团和由西方国家结成的同盟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不得不在11～12月在纽约又举行了一次为期六周的会议来解决突出的分歧，所以，直到1947年2月才最终签订了与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和约。 [38]
莫洛托夫是严格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办事的。他采取了一种不妥协的谈判立场，拒绝在任何被认为是对苏联的利益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39] 程序问题的争吵没完没了。因为莫洛托夫坚决认为，所有问题都必须得到“三巨头”的一致同意。许多争论都是剑拔弩张，并且还透露给了公众，而媒体对巴黎和会的密集报道也加剧了分歧的两极对立。实质上，许多争论都与意大利的和约有关，这份和约的内容要比其他和约的长三倍。苏联人想要的是赔偿、一份公平的战利品和按照有利于南斯拉夫的方式解决迪里雅斯特的领土争端。莫洛托夫还坚持要求苏联对的黎波里塔利亚的托管权。另一个对莫斯科有着重要意义的议题是，英美军队撤出意大利。这是苏联1945～1946年抗议美国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群时提出的要求之一。莫洛托夫在1946年5月愤愤不平地对拜恩斯抗议说：
世界上没有哪个角落看不到美国。在冰岛、希腊、意大利、土耳其、中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地方，到处都是美国的空军基地，而在太平洋上，美国的空、海军基地甚至更多。美国不顾冰岛政府的抗议，继续在那里驻军，在中国也是；而苏联军队已经撤离了中国和其他外国领土。这显然是一种真正的扩张主义，它表明某些美国人正在努力推行帝国主义政策。 [40]
莫洛托夫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对拜恩斯讲这番话的。斯大林教会了自己的外交部部长运用象征手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巴黎和会期间，有过一次阅兵，莫洛托夫也出席了，但当他发现自己跟许多小国的代表一起坐在第二排的时候便愤然离开了。“你做得绝对正确，”斯大林对他说，“不管是大事小事，都必须维护苏联的尊严。”正像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评论的那样，这件事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它说明斯大林在多么积极地维护和提升苏联刚刚赢得的大国形象”。 [41]
斯大林认为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的谈判工作干得不错，他还表扬了他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苏联媒体对和约的签订也表示欢迎，但又把它们说成是与英美国内竭力破坏战后民主和平的反动势力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 [42] 自从伦敦的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失败以来，认为西方的反动势力正在抬头的看法，在苏联公开的和内部的讲话中，成了一个发展中的主题。斯大林对丘吉尔1946年3月的“铁幕”演说的公开反驳，助长了苏联人分析中的这种倾向。斯大林把丘吉尔的演说与西方反苏势力的增长以及新的战争威胁联系在一起。在一份由苏联驻美大使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诺维科夫（N. V. Novikov，他的前任葛罗米柯已经到联合国任职）在1946年9月起草的文件中，该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诺维科夫是出席巴黎和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莫洛托夫当时要他编纂一份有关美国对外政策主要动态的综合报告。诺维科夫的主要论点是，在反动势力的影响下，美国正在争夺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诺维科夫说，美国人已经放弃了罗斯福的“三巨头”合作政策，他们正在努力削弱苏联的地位，因为它是他们的霸权主义计划的主要障碍。在美国国内，鉴于与苏联有可能发生战争，一场邪恶的反苏运动正在进行。 [43]
人们常常把诺维科夫的报告与1946年2月由美国驻莫斯科代理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撰写的一份有名得多的报道相提并论。那份要不然就会湮没无闻的外交文件之所以名声大噪，是因为凯南于1947年7月在《外交事务》这份在美国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某某”的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在这篇可以说是诺维科夫报告的镜像的文章中，凯南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弥赛亚似的扩张主义国家；并认为对于这个国家，只能巧妙地利用对抗力量来加以遏制。 [44] 凯南的分析被普遍认为启动了美国1946～1947年对外政策的冷战进程。诺维科夫的文件对苏联方面没有这样的影响力。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里面根本就没有原创性的东西：在同一时期的苏联报刊和为苏联领导层撰写的其他机密简报中，可以找到它的所有不同成分。诺维科夫报告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对苏美关系的未来抱着彻底的悲观态度。这种态度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看法，也说明在巴黎和会上毫无结果地争吵了几个月之后，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的谈判已经陷入最低谷。不过，到莫洛托夫于1946年11月来到纽约参加接下来的一次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气氛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好转。莫洛托夫参观了罗斯福位于海德公园的住所；也许是受这次朝圣之旅的激励，他跟杜鲁门和拜恩斯进行了几次非常轻松友好的交谈。在他与杜鲁门的谈话中，莫洛托夫重温了雅尔塔和波茨坦那种讲求实际的氛围，而那种氛围对于战时的谈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45] 在纽约的外交部部长理事会谈判期间，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达成协议：“为了把和约这件事最终结束掉，我建议你对拜恩斯做出所有可能的让步。” [46]
凯南匿名发表的文章没有使用“冷战”这个词，但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为此在报纸上所写的一系列回应文章，后来在结集出版的时候，用了《冷战》这个书名。正是李普曼出版的这本书使得冷战成了一个大众化的概念，成了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在战后日趋紧张的一个缩影。李普曼认为，苏联与西方的关系之所以日趋紧张，原因在于斯大林军事力量的扩张，而不是他的意识形态冲动。 [47]
1946年的战争恐慌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密苏里的富尔顿发表了“铁幕”演说。这次演说尽管被认为是首次宣布了冷战，但其实它并没有使用“冷战”这个词，而且它对于苏联也绝不是一概敌视的。丘吉尔的演说实际上是以“和平砥柱”为题的，而且他提到，要把1942年的《英苏同盟条约》延长20～50年（贝文在1945年12月已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建议）。“我们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与苏联相互帮助、相互合作。”丘吉尔说。后来，丘吉尔表示“对英勇的苏联人民和我的战时同志斯大林元帅极为钦佩和尊敬。英国……对所有苏联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与善意，决心不顾众多的分歧与抵制，坚持不懈地建立持久的友谊。苏联人需要消除德国侵略的一切隐患，以维护自己西部边境地区的安全，对此我们表示理解。我们欢迎苏联在世界上的领袖国家中得到其应有的位置。我们欢迎她的旗帜飘扬在海洋上”。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对历史的描述中，人们关注的中心都是下面这段话：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Stettin）到亚得里亚海的迪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在它的后面，有所有中、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都位于我必须称之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不仅常常受到来自苏联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的高度的、有些情况下还愈演愈烈的控制……共产党……已被抬高到与其数量远不相称的显赫的掌权地位，而且到处都在谋求获得极权主义的控制权。
丘吉尔还谈到了西欧的共产主义威胁，并特别强调了对苏联的土耳其、伊朗和远东政策感到不安。丘吉尔从中得出的教训是，西方的民主国家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坚决维护自己的原则。丘吉尔告诉自己的听众，苏联人决不会尊重弱者。他还拿放纵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绥靖政策做比较。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对苏联必须要有“透彻的理解”。 [48]
丘吉尔不再是英国的首相了，但作为西方的政治领袖，他无疑还拥有很高的地位。实际上，这位前首相是由杜鲁门（密苏里州是他的家乡）邀请到富尔顿的。美国总统与他分享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讲坛，丘吉尔在那里发表了这篇演说并获得了一个荣誉学位。3月11日，苏联做出了首次回应，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敌意的社论。第二天，在《消息报》上也发表了一篇同样充满敌意的文章，作者是苏联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叶甫盖尼·塔尔列（Evgenii Tarle）。这两篇文章都对丘吉尔的演说做了很长的概述和摘引，包括关于“铁幕”的那段令人不快的话。正如塔尔列指出的那样，“铁幕”这个概念，曾经在战争中被戈培尔用来描述红军解放东欧、使之脱离德国的占领。 [49] 3月14日，斯大林加入了这场争吵，《真理报》发表了对他的长篇采访。就像所有这类的文章一样，问和答都是由这位苏联独裁者亲自精心组织的。据斯大林说，丘吉尔是在企图挑起新的战争，是在鼓吹由英语国家主宰世界。斯大林没有提到“铁幕”，但他毫不掩饰地维护苏联对东欧的那些友好政权的权利，因为这些国家先前曾为德国入侵苏联提供了跳板。最后，斯大林旧话重提，说到丘吉尔多年前在干涉俄国内战的反布尔什维克同盟中扮演的角色，并且承诺，如果“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再次向‘东欧’进军”，他们“会跟过去一样，再次遭到痛击”。 [50]
当人们正在为富尔顿演讲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沃思在结束了芬兰之行后回到了苏联，他“发现，‘下一场战争’的传闻把人们搞得人心惶惶”。 [51] 就像沃思所写的那样，富尔顿事件在苏联引起了名副其实的惊慌，它是走向冷战的一个重要的心理转折点。使危机气氛进一步加剧的是，1946年苏联与西方发生的其他一连串冲突，其中包括当年春季苏联从伊朗撤军的危机，以及夏季苏联与土耳其在黑海海峡问题上的冲突。
伊朗危机源自英国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该国的占领。 [52] 英苏军队在1941年8月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家，目的是消除德国对伊朗政府的影响，保护石油供应，保障通往苏联的供应线的安全。在一份于1942年1月与伊朗签订的条约中，英国人和苏联人同意，在对德战争结束六个月后撤出他们的军队。后来，在莫斯科的请求下，英国又对该条约进行了重新解释，说撤军的时间是在对日战争结束之后，最后期限为1946年3月2日。认为斯大林就没有打算过要撤出苏联军队，这种说法毫无证据；但是，有两方面的原因加剧了事情的复杂性，并使苏联人未能完全履行协议。首先是莫斯科想要跟德黑兰签订协议，开发伊朗北部的油田。其次是1945年在伊朗的阿塞拜疆省出现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要求自治，要求与自己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同胞们建立联系。这次独立运动让斯大林感兴趣的是，一方面，只要对他的利益有利，他是倾向于支持种族自治与统一的；另一方面，它为扩大苏联在伊朗的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可能性。在1946年3月撤军的最后期限快要到来的时候，莫斯科宣布，由于伊朗部分地区的局势不稳，他们将只撤出自己的部分军队。私下里，苏联人继续努力与伊朗人谈判签订石油协议。然而，伊朗人却已经在同时把苏联撤军一事提交给了联合国，并且在1946年3月商定的最后期限已过之后再次把此事提交给联合国。莫斯科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命令葛罗米柯不参加联合国的讨论。理由是，这件事是苏联与伊朗之间的双边谈判。到4月初的时候，莫斯科与德黑兰事实上已经解决了这些主要的问题，而所有苏联军队也都在5月初撤出了伊朗。苏联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石油特许权，只是后来伊朗人又违背了诺言，德黑兰的议会拒绝批准该项协议。实际上，伊朗危机并没有那么严重，当时的新闻报道把它夸大了，后来，研究冷战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寻找苏联战后扩张主义的证据时，再次把它给夸大了。
1946年5月，斯大林给阿塞拜疆自治运动的共产党领导人写了一封信，透露了内情，说明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必须那样做，要撤出苏联军队：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留在伊朗了，主要是因为苏联军队在伊朗的存在，削弱了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基础。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我们说，如果苏联军队可以留在伊朗，那英国军队为什么不能留在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希腊呢，还有，美国军队为什么不能留在中国、冰岛和丹麦呢。所以，为了不让英国人和美国人抓住把柄，为了在各殖民地放手发动解放运动，从而使我们的解放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我们决定从伊朗和中国撤军。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对此，你作为一个革命者，肯定会理解的。 [53]
斯大林把地缘政治的考虑与意识形态的追求结合在一起，这是他在这一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尽管这两种成分在同一次讲话中如此简洁地联系在一起并不常见。
在苏联与土耳其的危机中，也存在种族的成分和民族主义的成分，但主要原因还是斯大林一直坚持的一个战略要求：对黑海海峡的控制权。在战争期间，苏联就多次对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表示不满——该公约让土耳其获得了对黑海海峡的完全控制权——而且斯大林喜欢拿美国和英国对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来做比较。1945年夏，苏联人开始对土耳其施压，包括要求把卡尔斯和阿尔达汗这两个地区归还给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当这件事在伦敦被提交给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的时候，莫洛托夫对贝文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不但曾经准备把黑海海峡而且曾经打算把君士坦丁堡本身让给苏联人控制。 [54] 1945年12月，斯大林向贝文再次提出了苏联的要求，但是说，“所有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的传闻都是胡说”。 [55] 1946年4月，斯大林告诉新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我已经向杜鲁门总统保证而且也已经公开声明，苏联决不打算进攻土耳其……但土耳其是个弱国，而苏联十分清楚由外国控制黑海海峡的危险性。土耳其不够强大，不能保护海峡。土耳其政府对我们不友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才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基地。这件事事关我们自身的安全。” [56]
黑海海峡“危机”始于1946年8月7日，当时苏联向土耳其政府递交了修改《蒙特勒公约》的外交照会。在对战争期间土耳其对黑海海峡的管理提出批评之后，照会建议黑海海峡：①对商业运输永久开放；②对黑海国家的军舰永久开放；③对非黑海国家的军舰关闭，特殊情况除外；④由土耳其和其他黑海国家控制；⑤由苏联和土耳其共同保卫。意味深长的是，照会对归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汗的要求只字未提。 [57]
8月的外交照会是以美、英、苏现存的要求修改《蒙特勒公约》的提议为基础的，《消息报》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温和的示好文章也强调了这一点。 [58] 在苏联提出的建议中，前三点的确跟美国1945年11月就修改《蒙特勒公约》问题发出的外交照会很相似。 [59] 然而，对于莫斯科认为黑海海峡的管理制度是专属于黑海国家的关切这一主张，美国在1946年8月19日提出了质疑，并要求召开修改《蒙特勒公约》的多边会议。两天后，英国对莫斯科表达了类似的看法。8月22日，土耳其在给莫斯科的答复中重复了英美的观点，并且还声明说，苏联共同保卫黑海海峡的要求与维护土耳其的主权与安全不一致。 [60] 9月24日，莫斯科以备忘录的形式做出了回应，重申了黑海国家对黑海海峡的特殊权利，并否认苏联的建议威胁或破坏了土耳其的主权或安全 [61]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10月9日、土耳其人在10月18日分别重申了他们的立场。 [62]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僵局。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外交途径，是举行《蒙特勒公约》的多边会议，但那对于莫斯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苏联的观点过去都是并且仍然是：从根本上来说，黑海海峡的管理体制是黑海国家的事情；苏联与土耳其之间的直接谈判应当优先于任何多边会议。 [63]
对于斯大林当时在黑海海峡问题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准备走多远，现在人们提出了一些推测。有人认为，只是因为西方为土耳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才避免了苏联的进攻。虽说作为对安卡拉施压的一种手段，斯大林很有可能会在苏土边界炫耀武力，但要是认为他为此就准备与土耳其开战，这种看法有点牵强。 [64] 最终，莫斯科对土耳其最后发出的照会并未做出回复，这次有关黑海海峡的外交“危机”也就逐渐平息了。
伊朗和土耳其这两起事件表明，斯大林对于战略利益是准备全力争取的，但是不会以断绝与英美的关系为代价。斯大林一心想避免“伟大的同盟”发生分裂，不想通过周边地区的冲突引发这样的分裂。作为格鲁吉亚人，苏联的黑海基地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他一贯非常重视对石油之类的重要经济资源的控制。但是，对他来说，欧洲的总体局势要重要得多，而且他依然认为，无论是为了保护他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还是为了避免在西欧形成敌对的反苏集团，在“伟大的同盟”范围内的谈判都是最好的途径。除了在富尔顿演说之后在抨击丘吉尔时说了一些过分的话之外，斯大林的公开讲话一直都在释放这样一种信息：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可以缓和的，在“伟大的同盟”范围内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和平与安全是可以维持的。
1946年3月，美联社记者埃迪·吉尔摩（Eddie Gilmore）向斯大林提到了“战争的危险”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没有哪个国家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想要发动新的战争，那只不过是一些政治集团策划的煽动性宣传。1946年9月，亚历山大·沃思向斯大林提了同样的问题。他被告知，苏联领导人不相信存在新的战争危险。就在同一次采访中，斯大林还否认美国和英国在对苏联发动资本主义的包围；而且他还肯定地说，自己相信与西方的和平共存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沃思问斯大林，他是否认为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对和平构成了威胁，斯大林回答说：“我认为原子弹没有某些政客想的那么厉害。原子弹可以用来吓唬胆小鬼，但它们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因为要实现这一目的，这样的炸弹是不够的。”10月，联合通讯社的休·贝利（Hugh Bailey）再次问到了这些问题。当被问起他是否同意拜恩斯最近所说的苏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的时候，斯大林回答说不。当被问起他是否认为有关和约的谈判会取得成功的时候，斯大林说他希望如此。关于战争的危险，斯大林重复了他的看法，即“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应该对目前这种人心惶惶的局面负责。他还说，对于他们想要挑起新的战争的行径必须进行揭露和遏制。斯大林的所有这些回答都是以书面形式对记者们书面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不过，1946年12月，斯大林同意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进行现场采访。罗斯福当然很想知道，在他父亲去世之后，美苏之间的友好合作是否减弱了。斯大林回答说，苏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持续改善，但在两国政府之间出现了一些误解。不过，斯大林认为关系不会进一步地恶化，也不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因为这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新的战争威胁是不现实的。”斯大林说。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