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斯大林又给了另一个人现场采访的机会，这次是共和党政治家哈罗德·斯塔森。这一次，斯大林还是很乐观的。他向斯塔森指出，尽管经济体制不同，但苏联与美国在战争期间曾经有过合作，而它们在和平时期也没有理由不能继续那样的合作。为了支持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和平共存的信念，他还援引了列宁的教导。当斯塔森指出，斯大林在战前曾经谈到过“资本主义包围圈”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回答说，他过去从来没有否认过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只是说过存在来自像德国这类国家的实际威胁。斯大林告诉斯塔森，每一方都说自己的社会制度好，而哪一种更好，将会由历史来决定。同时，双方应该停止煽动性的宣传与谩骂。他和罗斯福就从来没有骂过对方是“极权主义者”或者“垄断资本家”。“我不是搞宣传的，”斯大林说，“我是干事情的。” [66] 采访的内容经过两人商定之后被发表在5月8日也就是欧战结束两周年的《真理报》上。从上下文可以看出，它表现了斯大林回归“伟大的同盟”的那种精神的决心。然而，到了这个时候，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正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中，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3月对美国国会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
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
总统的这次演说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杜鲁门主义”。演说在名义上是为了说服国会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财政援助。杜鲁门在自己的演说中既没有提到苏联人，也没有提到共产党，但他的讲话针对的是谁，那是毫无疑问的：
近来，各种极权主义政权……被强加在许多国家的人民头上……美国政府多次对高压和恫吓进行了抗议……在世界历史的目前这一关头，几乎所有民族都必须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它的特点是自由的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的选举、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是以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的。它靠的是恐怖与压迫、遭到管制的报刊与广播、受到操纵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我相信，美国必须采取的政策是，支持热爱自由的各个民族，他们正在反抗企图使他们屈服的、武装起来的少数派或者是外来的压力。我相信，我们必须帮助热爱自由的各个民族，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安排他们自己的命运。 [67]
对苏联人而言，杜鲁门的演说比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更具挑衅性。杜鲁门跟丘吉尔不同，他在掌权，而且还建议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政权一个在与起义的共产党交战，一个正因为黑海海峡问题与苏联发生冲突。但是，苏联人的反应却是出乎意料的温和。3月14日，《真理报》刊登了塔斯社对杜鲁门演说的报道。这篇报道的注意力集中在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提案上，而没有抓住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特征。第二天，该报的社论对杜鲁门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他打着保卫自由的旗号推行美国的扩张主义。一个星期之后，《新时代》发表社论说，杜鲁门的演说宣布了一种基于武力与强权的对外政策。 [68] 但是，斯大林本人还没有做出回击。也许他认为，与在任的美国总统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辩是不明智的，而且杜鲁门的演讲不管怎么说，并没有直接提到苏联。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注意力转向了别的地方。在杜鲁门发表演说的前两天，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了。在解决了各个次要轴心国的问题之后，理事会转而开始处理德国及奥地利的和约问题。这次的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持续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看得出来的成果。不过，在公开场合，苏联人却高度评价了理事会的工作，并反驳了种种认为它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说法。 [69] 苏联人的另外一个示好的迹象是，他们利用这次会议讨论了英国人的提议，即把1942年的《英苏同盟条约》的有效期从20年延长到50年。在1947年1月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陆军元帅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与他进一步讨论了这个由贝文在1945年12月提出的想法。作为此次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的附带议题，苏联人向英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个新的英苏条约草案。 [70]
4月15日，斯大林会见了接替拜恩斯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并对此次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进行了非常友好的讨论。马歇尔将军曾经是美国陆军参谋长，斯大林打了个他可以理解的比方，说此次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就像是“初次交战和火力侦察。在与会各方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才有可能达成妥协。现在的这次会议可能不会取得任何重大成果，但是不要失望。下次就会有成果了。在所有的主要问题上——民主化、政治组织、经济统一以及赔偿——都有可能达成妥协。只要有耐心，不失望”。 [71]
斯大林与马歇尔的谈话以及与斯塔森的谈话彼此相隔不过几天。这表明，他当时是乐观的。与次要轴心国的和约已经在2月份完成了，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和约现在也进展顺利。斯大林想要的那种和平时期的“伟大的同盟”，事实证明，要比他在战争结束时希望的更成问题，更难以捉摸；但是，两年过去了，它虽说有点破旧，但还完好无损。不过，斯大林很快就不会再像这样去积极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了，他将采用一种几乎是杜鲁门主义的镜像的冷战言辞与政策。导致这种陡然的政策变化的关键事件，就是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回应。 [72]
所谓的“马歇尔计划”，是由这位美国国务卿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的。 [73] 马歇尔计划基本上是个大规模援助计划，它建议美国为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提供资金，这些资金将由欧洲人自己去协调分配。英国和法国采纳了马歇尔的建议，它们的外交部部长于6月19日在巴黎举行了会谈，并邀请苏联到那里参加三方会议，讨论由美国的援助支持的欧洲协同复兴计划。
对于事态的这些新的发展，苏联人的回应是混乱的。一开始，报刊上的文章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马歇尔计划是跟杜鲁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美国干涉欧洲事务的工具。 [74] 然而，到了6月21日，政治局又赞成积极回应英法的提议了：召开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苏联领导层也在秘密考虑它所收到的有关马歇尔计划的意义的建议。最早提出建议的是驻华盛顿大使诺维科夫。他在6月9日的电报中说，“在美国人的这个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准备反对我们的西欧集团的轮廓”。 [75] 在6月24日再次发来的急电中，诺维科夫肯定地说，“对马歇尔计划的仔细分析表明，它最终无非是要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为了使欧洲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从属于美国，为了建立一个反苏集团，以前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不协调。马歇尔计划不同，它打算采取更为彻底的行动，以便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76] 还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杰出的苏联经济学家、曾经长期在斯大林核心圈子的边缘发挥影响的尤金·瓦尔加（Eugene Varga），在被征求对马歇尔计划的看法时认为，该计划主要是为解决美国战后遇到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欧洲对它的出口需求不足。该计划打算给欧洲人提供资金，以便使他们能够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瓦尔加还指出，如果苏联退出，不参与这个计划，那只会使美国对欧洲的统治来得更加容易，使德国经济的未来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而如果计划失败，反动派又可以归咎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77]
瓦尔加的分析暗示，给苏联集团的国家提供贷款和资助也许对美国人有利。莫斯科曾经一直都希望美国人能够提供大规模的贷款来帮助苏联的战后重建， [78] 而马歇尔计划可以提供接受这种资金的框架。另外，诺维科夫和其他人所指出的政治上的种种不利之处也是存在的。马歇尔计划是威胁还是机遇？对于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斯大林抱着一种开放的、等等看的态度。参加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会谈的苏联代表团得到的指示是：①搞清楚美国提供什么援助；②阻止任何有干涉受援国内部事务之虞的举措；③确保对德国问题的讨论仍然是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的专属权利。 [79]
1947年6月底7月初，英、法、苏在巴黎召开了有关马歇尔计划的会议。 [80] 莫洛托夫抵达时带了一大群技术顾问，这表明莫斯科对于这些谈判是认真的。从莫洛托夫讲话的摘要来看，他明确表示苏联反对由中央机构协调的计划，而是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的需要拿出一份清单，交给各个专门的委员会，然后再交给美国人。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坚持主张，计划应该是高度协调的，而且这也是马歇尔自己的愿望。谈判很快就陷入僵局。7月2日，莫洛托夫向会议提出了他的最后声明：
美国经济援助问题……已经……成了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借口，以便坚持要求创设一个凌驾于欧洲各国之上并介入欧洲各国内部事务的新组织。……通往国际合作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以在拥有平等权利的各国之间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为基础……另一条……是以一个或几个强国对其他国家的支配为基础，后者因此而丧失独立，沦为某种意义的从属国家。
在与苏联人的谈判破裂之后，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欧洲各国发出了参加巴黎会议的邀请，会上将成立一个监督马歇尔援助的组织。7月5日，苏联人对此做出了回应，他们给欧洲各国的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说明自己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分歧。 [81] 同一天，他们给自己在东欧的共产党盟友发了电报，通知他们说，出于策略上的原因，他们不反对其他国家参加这次由英法倡议召开的会议：
一些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因为苏联已经决定不参加而正在考虑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我们认为，更好的做法不是拒绝，而是派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这样才能在会上揭露英法的计划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才可以在会上不让这个计划以一致同意的方式得以通过，然后就尽可能多地带着其他国家的代表一起退出这次会议。 [82]
然而，对于这种策略，两天后莫斯科就改变了主意，他们又发了一封电报，建议抵制参加会议，因为在某些东欧国家中的“朋友们”（也就是当地共产党）已经宣布抵制此次会议。问题在于，急于获得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援助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宣布，它将参加这次会议。斯大林亲自出面“说服”捷克斯洛伐克人改变他们的决定。7月9日，在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会谈中，他解释说，马歇尔计划的贷款是很不确定的，是在被用作借口，以便组建西方集团，孤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苏联来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这次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关系重大：“如果你们去巴黎，那你们就表明你们想一起参与孤立苏联的行动。所有的斯拉夫国家都拒绝了，甚至阿尔巴尼亚也不怕拒绝，所以，我们相信你们也会撤销你们的决定。” [83] 不用说，捷克斯洛伐克连同所有苏联集团的国家（也包括芬兰），都抵制参与对马歇尔计划的商讨。
除了抵制这次大会之外，苏联人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马歇尔计划的宣传攻势。1947年9月，副外交部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的发言中谴责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实质上不过是杜鲁门主义的变种……实施马歇尔计划意味着把欧洲各国置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之下，意味着对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该计划企图把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把敌视东欧民主国家的利益尤其是苏联的利益的几个欧洲国家组成一个集团。 [84]
对斯大林而言，马歇尔计划是战后苏美关系危机的起点。它表明，如果苏联人想要保住自己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那与美国人的合作就不再可能。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预示着西方反苏集团的形成，而斯大林则试图通过巩固苏联与共产主义在东欧的阵地来与之抗衡。现在，决定斯大林的战后欧洲议程的，不是维持“伟大的同盟”，而是把苏联集团与外界隔离开来，使之不要受到颠覆性的影响。
共产党情报局与冷战
在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的成立大会上，斯大林的新态度揭开了面纱。 [85] 成立一个组织来接替第三国际，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促使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与其说是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不如说是莫斯科想要更直接地控制欧洲各国的共产党。 [86] 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1947年5月被排挤出本国的执政联盟，而他们却未把此事通知苏联人。 [87] 这就解释了共产党情报局在构成上的独特之处：它是由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加上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组成的。在波兰秘密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批评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改良主义政治观念”与“议会幻想”。带头批评的是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铁托派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南斯拉夫人很久以来就一直在鼓吹共产主义运动要采取更富有斗争精神的左倾路线。南斯拉夫人在成立共产党情报局方面所起的作用，从该组织的总部被设在贝尔格莱德就可见一斑了。 [88]
除了要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一种“左倾”的政治战略、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制度之外，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还给斯大林公布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方面的重大决定提供了机会。他在这次大会上的代言人是前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日丹诺夫的讲话整整准备了一个夏天，并按照斯大林的意见数易其稿。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就在于他初次提出了战后世界已经分裂成“两大阵营”的观念。 [89] 而在此之前，苏联人都是说，在战后世界的政治中，有两种倾向或两种路线。例如，在1946年11月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29周年的讲话中，日丹诺夫说巴黎和会证明了“在战后政策方面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苏联采取的政策，它是要……巩固和平、防止侵略……另一种……则为扩张和侵略势力敞开了道路”。 [90] 一年之后，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日丹诺夫提出了后来人们所谓的“两大阵营理论”：
离战争结束越久，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两种基本取向就越是突出，与此相应的是两个基本阵营……的区分：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在帝国主义阵营中，主要的领导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目标是要加强帝国主义，准备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并给予反动派和反民主的、主张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和运动以全面的支持。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帝国主义阵营准备依靠各国的反动派和反民主分子，并且支持以前在战争中的敌人来反对自己以前在战争中的盟友。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构成了另一个阵营，其主要支柱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其他各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该阵营的目标就是与新的战争威胁和帝国主义的扩张做斗争，巩固民主制度，清除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势力。 [91]
日丹诺夫的讲话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方针急剧“左转”的信号。在西欧，共产党放弃了支持国家统一和参与本国战后重建的政策。对共产主义运动早期革命观点的回归——即使不是在实际上也是在言辞上——取代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经倡导的改良主义战略。 [92] 在东欧，共产党的政策也发生了同样急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召开之后，“共产党化”（communisation）的步伐，也就是确立共产党的一党管制，开始加快了。这一过程涉及共产党对所有政府管理杠杆的控制、对媒体的国家管制、解散和镇压反对党、左翼政党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强行合并而失去独立性（因此就有了这样奇特的现象：在人民民主政权中，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常常被称作工人党和社会党）。共产党权力的扩大为东欧的“苏联化”提供了跳板。这就意味着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强加于东欧各国：由国家所有并控制的经济；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集体化的农业；共产主义体制对市民社会的极权主义侵扰。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即对本国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和模仿战前斯大林政权的政治恐怖主义，例如清洗、逮捕、公审和处决，“斯大林化”的成分也开始引入了。
东欧的共产党化、苏联化和斯大林化，并不都是同时或者按照一个单一的时间表来进行的。即使是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召开之前，把人民民主政权改造成完全仿照苏联模式的共产党政权的过程，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几个国家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和东德，这种趋势也很明显。这种趋势最不明显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有着议会民主传统的东欧国家——而那里的共产党和他们的社会党盟友在1946年的选举中曾经赢得过多数。但1948年2月的布拉格政府危机导致自由派和中间派的政党被剥夺了权力，捷克斯洛伐克在联合的人民民主制度方面的实验结束了。 [93]
日丹诺夫提出两大阵营理论，标志着“伟大的同盟”的最终解体和冷战的开始。像杜鲁门一样，斯大林决定：外交和妥协的时代结束了，该是靠他的权力资源来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成果的时候了。
1947年11月，斯大林在与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托雷兹（Maurice Thorez）的讨论中，总结了他自战争以来走过的政治历程。斯大林跟托雷兹的上一次谈话是在1944年12月，就在这位法国人结束莫斯科的战时流亡生活回国之前。当时斯大林曾经敦促托雷兹要与戴高乐合作，努力恢复法国的经济，巩固该国的民主政权。相反，到了1947年11月，斯大林的想法却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共产党当时有没有可能夺取政权——虽然他也同意托雷兹的看法，认为那行不通，因为英美在法国驻扎了军队。当然，如果红军打到巴黎那形势就不一样了，斯大林告诉托雷兹说——后者也热情地表示同意。斯大林还想知道法国共产党是否有武器装备；他主动提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由苏联为他们提供。“一个党如果不想在敌人面前束手就擒，就必须要有武器和组织。共产党可能会遭到进攻，那他们就应该还击。各种各样的局面都可能出现。” [94] 这与其说是个严肃的建议，不如说是斯大林在扮演具有斗争精神的布尔什维克；但是，这也的确表明，他觉得自己当时卷入的与西方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斗争并没有被想象成一场即将来临的军事冲突。正像斯大林在共产党情报局大会上的二号代言人马林科夫（G. M. Malenkov）说的那样，帝国主义者想要发动战争是一回事，他们有没有能力这样做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95] 实际上，对斯大林而言，发动冷战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保卫苏联的利益，也是要让西方的战争贩子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破产。即使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冷战处于高潮、欧洲出现分裂并形成不同的武装阵营而且冲突愈演愈烈的时候，斯大林仍然在争取他视之为自己遗产的持久和平。
* * *
[1]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AVPRF）F.0431/1，Op.1，Dd 1-4. 这些都是苏联为外交部部长理事会所做的准备的档案文件，包括政治局给代表团的指示。基于这些以及其他档案文件对苏联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上的立场的分析，参见G. A. Agafonova，“Diplomaticheskii Krizis na Londonskoi Sessii SMID” in I. V. Gaiduk and N. I. Egorova（eds），Stalin i Kholodnaya Voina ，Moscow，1997。可进一步参见J. Knight，“Russia’s Search for Peace：The London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1945”，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13，1978。
[2]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tlee，Roosevelt and Truman，1941-1945 ，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58，doc.476，p.361.
[3] 参见L. E. Davis，The Cold War Begins：Soviet-American Conflict over Easter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J，1974，chap.9。
[4] 导致苏联决定延期选举的一些纸质文件可见于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1944-1953 ，vol.1，Moscow，1997，docs 85，87，90，91，92。决定选举延期属于根据与保加利亚的停战协议成立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该同盟国管制委员会是由苏联人控制的，这一决定是由别留佐夫（Biruzov）将军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做出的。英国在同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联络官马尔科姆·麦金塔（Malcolm Mackintosh）回忆说是斯大林从莫斯科亲自打来了电话。他还说，“别留佐夫和他的同僚紧张得要命，接电话的那个军官实际上晕倒了。但斯大林的命令得到了执行，喜气洋洋的保加利亚人走上街头，他们相信西方大国已经迫使苏联人做出了让步”。M. Mackintosh，Eastern Europe 1945-1946：The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 in Bulgaria’ FCO Historical Branch Occasional Papers ，no.4，1992. 同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主席的回忆录，对整个事件只是草草带过。S. S. Biruzov，Sovetskii Soldat na Balkanakh ，Moscow，1963.
[5] I. Banac（ed.），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933-1949 ，Yale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93，pp.379-80.
[6] I. Banac（ed.），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933-1949 ，Yale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93，p.381，and 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Documentary Reader ，1999，pp.247-9.
[7] 关于迪里雅斯特危机，参见R. S. Dinardo，“Glimpse of an Old War Order：Reconsidering the Trieste Crisis of 1945”，Diplomatic History ，vol.21，no.3，1997；L. Ya Gibianskii，“Stalin i Triestskoe Protivostoyanie 1945g.” in Gaiduk and Egorova Stalin ；and G. Valdevit，“The Search for Symmetry：A Tentative View of Trieste，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in F. Gori and Silvio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1953 ，Macmillan：London，1996。
[8]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hereafter：DBPO），series 1，vol.2，HMSO：London，1985，p.177. 苏联有关托管问题的政策可参见S. Mazov，“The USSR and the Former Italian Colonies，1945-1950”，Cold War History ，vol.3，no.3，April 2003。有关回顾可参见S. Kelly，Cold War in the Desert：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talian Colonies，1945-1950 ，Macmillan：London，2000。
[9] 转引自V. O. Pechatnov，“The 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 to Break Your Will...”：Foreign Policy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talin and Molotov and Other Politburo Members，September 1945-December 194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rking Paper no.26，1999，p.2。这篇重要文章的俄文版可见于Istochnik ，nos 2 & 3，1999。
[10] Sessiya Soveta Ministrov Inostrannykh Del v Londone 11 Sentyabrya-2 Oktyabrya 1945 goda：Stenograficheskiye Zapisi Zasedanii ，AVPRF F.0431/1，Op.1，D.5，L.3.
[11] Pechatnov，“Allies ”，p.4. 应当注意的是，在9月20日的会议上，也就是在斯大林指示回到波茨坦的协议、只有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各方才能参加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的讨论之前，莫洛托夫自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通情达理的理由是，由五国外交部部长来讨论所有问题要花很多时间。Stenograficheskiye Zapisi Zasedanii ，L.41.
[12] AVPRF F.0431/1，Op.11，D.18，Ll.32-39. 这些文件发表在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45-1948 ，Moscow，2004，docs 13-14。
[13] Stalin’s Correspondence ，doc.512，p.378.
[14] Stenograficheskiye Zapisi Zasedanii ，L.8.
[15] AVPRF F.0431/1，Op.11，D.18，L.24. 这份文件发表在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45-1948 ，doc.9。
[16] 参见K. Hamilton，“The Quest for a Modus Vivendi ：The Danubian Satellites in Anglo-Soviet Relations 1945-1946”，FCO Historical Branch Occasional Papers ，no.4，1992；E. Mark，“American 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6”，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68，no.2，September 1981；and E. Mark，“Charles E. Bohlen and the Acceptable Limits of Soviet Hegemony in Eastern Europe”，Diplomatic History ，vol.3，no.3，Summer 1979。
[17] Stenograficheskiye Zapisi Zasedanii ，L.57.
[18] AVPRF F.0431/1，Op.1，D.1，Ll.6-7，15.
[19] AVPRF F.0431/1，Op.11. D.18，Ll.25-27；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45-1948 ，doc.10.
[20] Pechatnovq，“Allies ”，p.5. 强调标志是另加的。
[21] DBPO，doc.108，p.317.
[22] 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 ，pp.264-5.
[23] “V. M. Molotov’s Press Conference”，Soviet News ，5/10/45.
[24] Vneshnyaya Politika Sovetskogo Souza，1945 god ，Moscow，1949，p.81.
[25] AVPRF F.0431/1，Op.1，D.26，Ll.22-4.
[26] 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 ，p.272.
[27] “Report by V. M. Molotov”，Soviet News ，8/11/45.
[28] Politb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1945-1953 ，Moscow，2002，doc.177. 这一文件的译文可见于R. B. Levering et al.，Deb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Rowman & Littlefield：Lanham，Maryland，2002，pp.155-6。
[29] 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 ，pp.254-69.
[30] 莫斯科会议决议的内容可见于www.yale.edu/lawweb/avalon/decade/decade19.htm。
[31] J. F. Byrnes，Speaking Frankly ，Harper & Brothers：New York，1947，p.118.
[32] G. P. Kynin and J. Laufer（eds），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vol.2，Moscow，2000，doc.71.
[33] DBPO，doc.340，p.868.
[34] Stalin’s Correspondence ，doc.384，pp.280-1.
[35]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 ，doc.127. 这一文件的英文译文可见于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 ，pp.281-6。
[36] 例如，关于落实莫斯科会议在罗马尼亚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的文件，可见于Tri Vizita A. Ya. Vyshinskogo v Bukharest，1944-1946 ，Moscow，1998。
[37] 转引自 Levering et al.，Debating ，p.114。
[38] 关于外交部部长理事会在巴黎召开的历次会议的苏方记录可见于AVPRF F.431/II Op.2，Dd.1-2。巴黎和会苏方记录的打印稿有1200页，可见于AVPRF F.432，Op.1，Dd.1-4，会议的主要议程也都已公布在报刊上。和约的俄文原文可见于Vneshnyaya Politika Sovetskogo Souza，1947 god，Moscow，1952，pp.64-360。
[39]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在这些谈判期间的通信，可参见Pechatnov，“Allies ”。对莫洛托夫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谈判中的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D. Watson，Molotov：A Biography ，Palgrave Macmillan：London，2005，chap.13。
[40]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doc.114. 关于苏联在1945～1946年反对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的运动，参见C. Kennedy-Pipe，Stalin’s Cold War：Soviet Strategies in Europe，1943-1956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Manchester，1995，pp.101-9。
[41] Pechatnov，“Allies ”，p.20.
[42] “Mirnye Dogovory s Byvshimi Souznikami Germanii”，Pravda ，16/2/47；“Vazhnyi Shag na Puti Ukrepleniya Mira i Bezopasnosti”，Izvestiya ，16/2/47；“K Podpisanniu Mirnykh Dogovorov s Byvshimi Souznikami Germanii”，Novoe Vremya ，no.7，14/2/47.
[43]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45-1948 ，doc.138. 这一文件的译文和评论可见于“冷战中的苏联一方”专题论文集Diplomatic History ，vol.15，no.4，Fall 1991。另参见K. M. Jensen（ed.），Origins of the Cold War：The Novikov，Kennan and Roberts “Long Telegrams” of 1946 ，Washington DC，1991。
[44] 凯南的文章很容易看到，这篇文章连同许多评论都可见于C. Gati（ed.），Caging the Bear：Containment and the Cold War ，Bobbs-Merrill：Indianapolis，1974。这本文集中有一篇纪念凯南文章发表25周年的对他的访谈，他认为他的文章被错误地解读了。
[45] C. Gati（ed.），Caging the Bear：Containment and the Cold War ，Bobbs-Merrill：Indianapolis，1974，docs 144，145，148，151，152.
[46] Pechatnov，“Allies ”，p.21.
[47] W. Lippmann，The Cold War：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 ，Hamish Hamilton：London，1947.
[48] 丘吉尔演讲的全文：www.historyguide.org/europe/churchill.html。
[49] Pravda ，11/3/46（后一页有丘吉尔演讲的详细内容）；E. Tarle，“Po Povodu Rechi Cherchilliya”，Izvestiya ，12/3/41（第4页有关于丘吉尔演讲的报告）。
[50] I. Stalin，Sochineniya ，vol.16，Moscow，1997，pp.26-30. 英文译文参见W. LaFeber（ed.），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John Wiley & Sons：New York，1971，doc.37。
[51] A. Werth，Russia：The Postwar Years ，Robert Hale：London，1971，p.112.
[52] 关于伊朗危机，参见B. R.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J，1980；F. S. Raine，“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 in Iran，1945”，Cold War History ，vol.2，no.2，October 2001；N. I. Yegorova，The “Iran Crisis” of 1945-1946：A View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15，May 1996；S. Savrankaya and V. Zubok，“Cold War in the Caucasus：Notes and Documents from a Conference”，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s 14-15；and “From the Baku Archives”，idem. nos 12-13；R. K. Ramazani，“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Azerbaijan and the Kurdish People’s Republic：Their Rise and Fall” in T. T. Hammond（ed.），The Anatomy of Communist Takeov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75；以及 S. L. McFarland，“A Peripheral View of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The Crises in Iran，1941-1947”，Diplomatic History ，vol.4，no.4，Fall 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