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24日，朱可夫在红场的胜利阅兵中宣称：“我们之所以赢得胜利，是因为我们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个伟大的领袖和天才的指挥官领导着我们，他就是苏联元帅——斯大林！” [1] 四天之后的一道政令宣布，斯大林被晋升为大元帅；他成了自拿破仑战争中沙皇的伟大的指挥官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以来，第一个获此头衔的人。不过，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告诉丘吉尔，希望他继续称自己为元帅。斯大林也不喜欢大元帅制服，所以，每当他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都仍旧会穿着他的元帅制服。但大元帅的称号还在继续使用。“如果说我们打败了希特勒主义，”苏联主管宣传的亚历山德洛夫（G. F. Aleksandrov）1946年1月在纪念列宁的会议上说，“那是因为苏联人民有最伟大的总司令斯大林大元帅领导着我们。” [2]
斯大林对于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种过度的个人崇拜，通常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极为自信，认为神化他的形象在政治上是有用的；但是，与某些独裁者不同，他并没有妄想实际就是这样。正如他在责备自己的试图利用家庭声望的儿子瓦西里时说过的那句有名的话一样：“你不是斯大林，我也不是斯大林。斯大林是苏维埃政权。斯大林是报纸上的和画成各种肖像的那个人，不是你，甚至也不是我！” [3] 但是，在对纳粹德国取得伟大的胜利之后一段时期，斯大林禁不住相信了他自己的宣传。例如，1947年3月，他允许出版他与拉辛（Razin）上校的通信。后者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官，曾经写信问过，列宁对19世纪德意志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赞扬是否还正确。斯大林回答说：列宁不是军事方面的专家（当然，他的继任者就不同了）；而且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克劳塞维茨的战略理论已经过时了。斯大林没有接受拉辛信中的那些表示崇拜的话，而是说，信中对他名字的歌颂让他感到不舒服，但他在回信的结尾又含蓄地把自己跟过去那些能够理解“反攻”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的伟大的军事指挥家相提并论。 [4]
“反攻”这个概念指的是，顶住敌人的进攻，然后发动大规模的反击，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在战后初期苏联讨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军事教训时的重要看法之一；它有助于为红军在战争头几年的失利和挫折辩解。在斯大林与拉辛的通信出版后，反攻的概念在苏联的战争叙事中获得了更为牢固的地位。它掩盖了苏联在1941～1942年的军事溃败，它把红军的失败和退却说成为了消耗敌人而精心设计的一种战略的一部分。 [5]
1951年，随着一本名为《斯大林与苏联的武装力量》的书的出版，对斯大林军事天才的迷信也达到了顶峰。该书作者是这位苏联独裁者的老友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元帅。在与伟大的卫国战争相关的那一部分中，苏联在军事上的成功都被归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结论是，在这场战争中，红军的胜利代表着斯大林主义的军事科学的胜利，代表着伟大的斯大林的领导才能的胜利。 [6]
斯大林的将军们一贯忠心耿耿，他们默认了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受到贬抑。朱可夫就是其中之一。他愉快地加入对斯大林的大合唱，却不愿多谈自己作为副统帅的贡献与成就。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朱可夫还是星光灿烂，并于1945～1946年担任了驻德苏军司令。1946年3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并被任命为苏联陆军总司令。但是在回国后不久，他就成了阴谋的牺牲品。他受到指控，说他突出自己在战争中的作用，把所有重大的进攻行动，包括那些跟他没有关系的进攻行动，都归功于自己。 [7] 对于那些正在战后红军的层级体系中谋取地位的将军们来说，朱可夫的新的指挥权侵犯了他们的地盘，这就使得他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使他的名誉进一步受到损害的是，1946年4月，红军的前空军司令，同时也是朱可夫好友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诺维奇·诺维科夫（A. A. Novikov）将军的被捕。 [8] 诺维科夫的被捕是所谓的“飞行员事件”的一部分，这是在指控战争期间战斗机质量低劣之后对苏联航空业的一次清洗。朱可夫与此没有直接的关系，他的巨大的声望和战争期间为斯大林所做的工作，意味着他不太可能会像诺维科夫那样遭到囚禁。但他在1946年6月被降为敖德萨军区司令，然后又在1947年2月被取消了候补中央委员资格，理由是他有反党情绪。 [9] 后者促使他写信给斯大林，要求见面并澄清正在到处散布的对他的诋毁。几天后，朱可夫又低三下四地给那位苏联领导人写了一封道歉信，承认他在战争期间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统帅部同事打交道时自高自大、没有分寸、不尊重他人。尽管朱可夫在信中最后请求恢复对他的信任， [10] 但斯大林甚至连信都没回。朱可夫依旧处于流放之中，并在1948年被调任级别更低的乌拉尔军区司令。在1949年有一幅招贴画，画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那里面看不到朱可夫——在策划斯大林格勒的大反攻。不过，他还保留着元帅军衔，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初有平反的迹象。1951年6月，朱可夫陪同莫洛托夫参加了一个访问波兰的友好代表团，在华沙发表了有关波苏团结的讲话，其中大谈斯大林作为军政领袖的种种美德。 [11] 1952年，朱可夫又恢复了候补中央委员资格。但是，其他的苏联将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46年12月，戈尔多夫将军（他在1942年指挥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与他在伏尔加军区的参谋长雷巴琴科（Rybalchenko）将军在交谈中说的一些对斯大林不满的话被录了下来。两人都被逮捕，后来又被枪毙了。 [12]
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不忠的迹象，都会被斯大林无情地抛弃，战后对朱可夫就是这样。这样做显然带有杀一儆百的意思：如果因为对斯大林不敬，连这位独裁者的副最高统帅、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拯救者、波兰的解放者、柏林的征服者、1945年胜利大阅兵的领导者都可能失宠，那这种事也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但问题并不只是在于要让这些将军们知趣一点；斯大林还必须对军队在战后的角色做出界定，要肯定它跟以前一样重要，但又不能威胁到他或共产党对苏联社会的统治。在1946年2月红军建军28周年时颁布的法令中，他就做了这样的界定。斯大林一开始先赞扬了红军取得的胜利和做出的牺牲，但接着他就指出，如果没有苏联人民的全力支持，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红军在和平时期的首要任务，斯大林说，是要保卫国家的和平重建，帮助苏联恢复其经济和军事力量。虽然他在结束时用了一句常说的口号，“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但总体上，他所传递的信息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对于军队而言，它不能沉湎于战争的荣光中，也没有权利在苏联社会中要求特殊的地位。 [13]
为了把武装力量完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斯大林进一步发出了信号：他保留了国防人民委员一职并任命了一名政治委员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将军为他的副手。1947年，布尔加宁接替斯大林担任国防部长并被提升为元帅。1949年，伏罗希洛夫元帅继任国防部长，但依然由布尔加宁主管国防工业。 [14]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斯大林都是以军人的面貌出现的，这是他不断变化的公共身份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把他的形象塑造成国际政治家。在战后，斯大林没有出席过任何国际会议，但他还在接待从外国陆续来访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并与他们直接进行谈判。在战后初期，他在外交招待会上和签约仪式上都非常引人注目，而且还就对外事务问题接受过多次采访。以战后外交家的面貌示人的斯大林，其最突出的一点是，他跟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关系非常紧密。尽管斯大林常说，他衷心希望能够在战后与英美继续合作，但他与东欧共产党盟友的接连不断的会谈、合影、发表公报，则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伟大的同盟”的地位正在下降，而新出现的苏联集团的地位正在上升。
斯大林在战后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对外政策的决策上，因此，他心甘情愿由其他人来负责经济的日常管理。斯大林继续按照他在战时的做法，不干涉经济事务，这就使得战后的经济管理显得非常有条不紊。他有权干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了不干预；发达的委员会制度、各种行政管理程序和专家治国的高度合理性，取代了他的个人意志与任性。随着战前的那种由清洗和恐怖所引发的持续危机、紧急状态以及动荡被照章办事、职业化和不断发展的官僚政治所取代，苏联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斯大林的克制中获益良多。在这种新的经济秩序中，由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国家官员构成的中间阶层在持续扩大，并确立了自己在苏维埃体制中的地位，成为支持斯大林战后政权并维护其稳定的重要力量。 [15]
虽然斯大林本人在战后考虑的重点是军事和外交，但这个国家的重点是重建和向和平时期的社会经济体制过渡。苏联国内在战后所发生的这些变化，目的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化，这对于一个不仅因战争而饱受蹂躏和精神创伤，而且还在20世纪20～30年代，因为接连实行全国紧急状态而经受了数十年动荡的国家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任务。
1945年10月，斯大林到黑海度假。这是战后多次长假中的第一次，这些长假意味着他在每年的年底有长达五个月的时间不在莫斯科。 [16] 斯大林此时已经66岁，战争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即使是在度假的时候，也仍然在努力工作，但其强度与战时无法相比。斯大林的新的工作安排意味着他的下属会获得更多的代表权，但这也给了他更多的时间和闲暇来监督他们代表他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斯大林在战后与他的政治局同事的关系，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跟他们说话时的语气不尊重。按照传统的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他一直就粗鲁、强硬、没有礼貌，但现在他责备他的同志时，是以一种恃强凌弱的方式，就好像高级管理人员对待表现不佳的低级职员一样。这正如亚历山大·沃思所写的那样，到20世纪40年代末，斯大林作为“愤怒的老人”就大名在外了。斯大林战后与政治局同事的通信充分证实了这种说法，那里面满是对自己同志的褊狭的奚落。 [17]
战后重建 [18]
1945年秋，斯大林不在莫斯科，这意味着要由莫洛托夫来发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28周年的讲话。莫洛托夫讲话的主题之一就是战争的影响。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毁掉了1710座城镇和7万个村庄，600万幢建筑成为废墟，31850座工厂被毁或遭到损坏，98000个集体农庄成为废墟或者被洗劫一空，2500万人无家可归。 [19] 尽管这些数字极为恐怖，但它们实际上并不足以说明战争对这个国家的破坏有多大以及重建的担子有多重。根据马克·哈里森的计算，这场战争使苏联付出的代价是大约25%的实物资产和大约14%的战前人口。 [20] 莫洛托夫在他的讲话中没有提到伤亡人数，但苏联官方的数据是死亡700万人。事实上，仅仅是苏联军队的死亡人数就要高于这个数字，而且还有1500万～1600万的平民死亡人数也要算进去。那些遭受肉体或精神创伤的人数也有几千万。
使战后重建工作更加复杂的是，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那些于1939～1940年才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西部边境地区，当局面临的任务不仅是要完成因为战争而中断的苏联化进程，而且还要镇压数万名民族主义游击队员的叛乱。例如，在西乌克兰，从1945年至1951年，被反共游击队杀死的苏联军队干部和党的干部据估计有35000人，而在立陶宛，有多达10万人参加了抵制恢复共产党政权的斗争。 [21] 以牙还牙的苏联当局，杀死、囚禁、驱逐了数万名反抗者。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那些忠诚但受到怀疑的少数民族也继续成为迫害和驱逐的对象。在战争期间，内务部曾把200万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哥萨克人、车臣人和其他突厥民族流放到苏联东部的内陆地区。理由是这些少数民族集体通敌。但流放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停止。在战后被流放的数十万人当中，包括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芬兰人、希腊人、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 [22] 波兰与苏联之间的边界变动也造成了另外一次被迫的大规模种族迁移，使得200万波兰人离开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而50万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则移向相反的方向。 [23]
当局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让数百万退伍老兵重新融入苏联社会。在1945～1948年，复员的苏联军人有800万。必须要为所有人提供新的住房和工作，要把他们吸收到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在那些所谓的前线归来的老兵（frontoviki）当中，有许多都是共产党员，因为在战争期间军队中有600万人加入了共产党，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三分之二的共产党员都是战时新加入的。战后的党员更加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在白领职业中比以前更具有代表性，只是在党的组织中还是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党员的数量也只从占总数的14.5%增加到18.3%。在战后，年轻且受过教育的、以男性为主的前线归来的老兵，逐渐在党的组织和党的生活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24] 这种代际更替的一个结果是，党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不那么激进了，而是更倾向于尊重管理与技术的专家，并把自己的角色界定为对国家及经济管理者进行监督，而不是像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从民粹主义立场去控制政府官员。苏共领导层对于共产党员的这种“非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并不是完全欢迎的。他们采取措施，发动过无数次意识形态教育来抵制这种倾向，但是，非政治化却是符合斯大林自己在战后的领导方式的变化的。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身上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战争时期的这样一种经验：让个人和群体有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去因地制宜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用不同的方式去实现规定的目标。 [25]
1945年6月，复员工作先从入伍时间最长的那些人开始。截止到1945年底，复员的军人有将近500万。老兵们得到了新衣服、遣散费、免费食物和免费乘坐交通工具回家。退伍人员有权得到他们以前从事的工作，但是也有几十万人到了别的地方定居，包括有许多农民搬到了城镇，因而加剧了城市的住房短缺和对工作岗位的需求。
1945年9月正式宣布结束军事紧急状态，各种权力都被交还给国民政府和民事法庭。9月4日，国防委员会被撤销，其经济职能被移交给人民委员会。在委员会范围内，随着许多负责不同经济领域的部门的成立，各种结构性的改变与重组在1947年达到了高潮。 [26] 1946年3月，人民委员会被更名为部，人民委员更名为部长。这一改变是由1946年3月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批准的，这也是自1944年以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主持会议的是斯大林，他是这样来解释这次更名的：
人民委员这个名称……反映的是那种不稳定的时期、内战时期、革命分化时期……这个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这场战争表明，我们的社会秩序是非常牢固的，再使用这个名称就不相称了。与之相关联的是那种社会秩序不稳定的时期，当时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还没有正常化……现在到了该把人民委员改成部长的时候了。人民是完全会理解的，因为这里那里到处都是人民委员。它把人民给搞糊涂了。天知道谁的级别更高。（会场上一片笑声。） [27]
1945年10月发布了选举最高苏维埃的政令。选举是在1946年2月举行的；一个月后，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召开了大会并采纳了新的五年计划。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把经济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这个最初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虽然它是靠长期的压低生活水平和维持严格的劳动纪律才取得的。战时配给制直到1947年12月才取消。当局还同时开始了货币改革；改革使卢布急剧贬值，在过度需求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之前吸收了经济领域的过剩现金。
这个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是1946～1947年的饥荒和粮食危机。苏联在1946年夏季遭遇干旱和歉收，接着又是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季之一。在战争期间根据《租借法案》为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食物的粮食供给在1945年就停止了，当时即将可以到手的只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少量援助。在从德国和以前的其他敌国得到的战争赔偿中，也几乎没有粮食。结果，据估计，有100万～150万苏联人（主要是农民）死于饥饿或者由饥荒引起的疾病。
正如唐纳德·菲尔泽指出的那样，战后初期的贫困对于斯大林政权的巩固反而起到了似非而是的作用。一方面，日复一日的竭力求生把所有的人都搞得精疲力竭，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或精力去发动有组织的社会抗议，因而当战后过上更健康、富裕、自由的生活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们也就消极地接受了。另一方面，当形势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真的有所好转的时候，好转的功劳又在某种程度上被归于这个政权，因而人们普遍相信，正常化看来终于实现了。 [28]
1946年的选举
政治“正常化”最重要的举措是举行最高苏维埃的选举。这次选举使共产党又回到了关注的中心，并让人民有机会对现政权在战争期间的表现发表看法。虽然这些都是单一政党和单一候选人的选举，只有共产党或它的被提名人参加竞选，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选人，但“选举的气氛”，据埃琳娜·朱布科娃（Elena Zubkova）说，“就像是全国性的假日”，因而“证明，人民对当局的信任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 [29]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在101717686名登记选民中，投票率为99.7%。在这些选民当中，818955人划掉了选票上提名的候选人，结果投了反对票。在波罗的海各国，投弃权票和反对票的人加起来的数量要高得多，在立陶宛达到了10%。如果可以自由竞选的话，在整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持不同政见的人的比例肯定会高出许多，但现有的有关公共舆论的证据表明，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民众对斯大林政权的支持率的确是非常高的。斯大林已经带领国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尽管战后重建的任务艰巨，但苏联人民对未来还是乐观的。在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普遍抱有希望，希望斯大林政权会像战时一样继续实行宽松的文化政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荒唐的，但经年累月的宣传已经对民众的意识产生了影响。普通民众往往把他当作神灵来崇拜，或者把他看作一个慈祥的威权主义人物。 [30]
1946年2月9日，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活动达到了高潮，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对他的莫斯科选区的选民们发表了讲话，场面极其壮观。与努力重新加强并坚持共产党的作用相一致的是，斯大林在讲话的开头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正统观点，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经济矛盾。不过，由于这场战争把法西斯国家置于与英、美这样的热爱自由的国家相对立的地位，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的解放色彩，而且这一性质又因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介入以及它与西方建立的同盟而得到强化。斯大林非常重视这场战争对苏维埃社会体制的考验；他认为这种考验表明，“苏维埃社会体制是真正得到群众拥护的体制，是发自人民内心的，因而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斯大林说，战争还证明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苏维埃体制是成功的；在这样的国家中，各族人民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关系。至于共产党，斯大林突出了战前它在这个国家的备战方面发挥的作用：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修筑了国防工事。至于未来，斯大林着重提到了新的五年计划在生产方面的各项目标，但也强调，要努力提高群众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最后，他谈到了共产党与“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关系。斯大林说，在过去，共产党对无党派人士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现在，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都是牢固的苏维埃社会体制中的一员：“他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集体中，为壮大我国的力量而并肩战斗。他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与强大……一同战斗，一同流血牺牲。他们一同战胜了我国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一个在党，而另一个不在。但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别。重要的是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 [31]
反西方运动
斯大林的选举讲话非常具有代表性，它充分显示了他对于苏维埃体制的力量与未来的信心。在斯大林的主要副手们的选举讲话中，也表现出类似的想法。 [32] 然而，在战后初期苏联人讲话中的另外一个想法对于未来来说，苗头就不太妙了——他们认为苏联为赢得这场战争所发挥的作用没有得到别的国家的足够的认可，而且这些国家正在企图剥夺苏联的胜利果实。对于这些问题，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他是斯大林在党内的副手）在选举中说的话最为直白：“胜利的果实从胜利者的手中滑掉，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有过。但我们不应当这样……我们必须首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的各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记住，只有我们强大了，我们的朋友才会尊重我们。”斯大林手下主管意识形态的安德烈·日丹诺夫在他的选举讲话中警告说，“即使是在爱好和平的国家中，也有一小撮敌视苏联的反动分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政策……感到满意。是的，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33] 在1946年11月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讲话中，日丹诺夫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还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报刊对待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方式：
人们在看报时会奇怪，苏联人怎么变得这么快。当我们在战场上流血的时候，他们钦佩我们的勇气、勇敢、高昂的士气和无限的爱国热情。而现在，当我们希望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行使我们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我们大肆诋毁和谩骂，开始污蔑和辱骂我们，同时却又说我们秉性多疑、让人无法容忍。 [34]
日丹诺夫在公开场合的这些讲话，跟苏联内部讨论中说得一样尖锐。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苏联情报局，作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准备了一系列关于自己及西方同行活动的报告。按照苏联情报局的说法，现在战争结束了，苏联的对外宣传也遇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西方的反动派正在发动大规模的诋毁共产党的运动。这场反苏运动得到了英美情报部门的支持与赞助，劳工运动中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在其中的影响尤其恶劣。 [35] 在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方面的机密刊物《对外政策问题》中——该刊物是在1944年底开始出版的——也可以明显看出类似的主题。连篇累牍的文章都在强调，西方国家的反动派又开始露头了，而且势力还在增加。这些文章还提出，亲苏与反苏力量之间的斗争也在发展，尤其是在欧洲劳工运动的内部。在《新时代》（战后由《战争与工人阶级》更名而来）及别的苏联报刊中，也可以见到非常类似的分析。1946年3月，斯大林亲自加入了这场论战。他在为回应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而发表的一篇长文中，把这位英国的前首相描绘成一个鼓吹对苏战争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反动分子。 [36] 在这些激烈的辩论中，苏联人民为己方鼓劲几乎是不用动员的。这就像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兹德涅克·姆林纳日（Zdenek Mlynar）在回忆战后在苏联的学习时光时说的那样：
最根本的信念是，苏联在战争期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它也因此应该得到所有国家的特别的尊重。这些人把任何批评都看作对死者的侮辱。在这方面，他们与政府是一条心，不管他们在别的问题上对它持怎样批评的态度。 [37]
在苏联国内，不断增加的对西方的怨恨与怀疑，在文化与政治上就表现为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鼓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隐藏在这场运动背后的是斯大林的傲慢，他觉得胜利应该给予苏联在战后世界中应有的位置。斯大林所期望的承认与让步，要远远多于他从“伟大的同盟”伙伴那里的实际所得。特别让斯大林感到恼怒的是，苏联被排除在战后对日本的占领之外，而且对于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英美看来也不打算遵守它们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做出的承诺。于是，在战后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谈判中，斯大林也摆出了强硬的姿态；他的亲密助手们如果有任何对西方“奴颜婢膝”的迹象，就会受到训斥。在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长期受苦受难的莫洛托夫，他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多，犯错误的机会也最多。例如，1945年11月，因为莫洛托夫允许在苏联发表丘吉尔的讲话，斯大林批评他说：
我认为发表丘吉尔称颂苏联和斯大林的讲话是错误的。丘吉尔需要用这些颂辞来减轻他的犯罪感并掩饰他对苏联的敌意，尤其是要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和他的那些来自工党的门徒们是英美法反苏集团的组织者。我们发表这一类的讲话，只是在给这些先生们帮忙。我们现在有相当多的高级官员一得到丘吉尔、杜鲁门、拜恩斯的夸奖就愚蠢地欣喜若狂……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危险的，因为它扩大了外国人在本国的影响。必须与对外国人的奴颜婢膝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发表这一类的讲话，我们就只能培养奴才和摇尾乞怜的人。苏联的领导者用不着外国人的夸奖，这一点不用我说。就我自己而言，这类夸奖只会让我心烦。 [38]
就像有些人暗示的那样，像这样的发作也许是斯大林为控制自己的政治局同事、重申自己在战后对他们的支配权而有意为之的。然而，斯大林的气愤看上去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说斯大林感受到莫洛托夫等人的威胁，这种说法不太可信。战争巩固了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的独裁权力，而他对于苏联的胜利所起到的作用，则使他在政治上处于无可撼动的地位。在反对对西方的奴性的运动中，如果说斯大林有什么考虑的话，那就是他对于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接触给苏联社会带来的影响的确是有顾忌的。战争以及“伟大的同盟”使苏联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受到了非常大的外来影响，而且人们还热切地期待这些影响在和平时期会延续下去。例如，1944年夏，苏联作家弗塞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Vsevolod Vyshnevksii）就描绘了一幅战后文化共存的生动画面：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生活会变得非常愉快。从我们的经历中会诞生出一种伟大的文学。与西方也会有大量的交往与接触。每个人喜欢什么就可以读什么。会有交换的学生，而且到国外旅行对于苏联公民来说也会容易了。 [39]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对于苏维埃体制以及他自己的权力充满了自信，但那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在战前的看法——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也不意味着他不再害怕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的负面影响了。这些担心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从被纳粹占领的欧洲遣返的苏联公民和战俘进行的严厉处置。所有被遣返的人都被要求到中转营（transit camps）报到，以便接受内务部的甄别。在大约400万被遣返的人当中，有2660013人是平民，有1539475人当过战俘。在这些人当中，遣送回家的有2427906人，重新回到部队的有801152人，送进国防部劳动营的有608095人，被发现犯有某种罪行或过失并被移交内务部门接受惩罚的有272867人，被作为接待人员留在中转营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遣返工作最终结束的有89468人。 [40]
甄别的目的是要挖出叛徒与间谍，这是真正要担心的事情，因为在战争期间有100万苏联公民在轴心国的军队服役，有一半是以军人身份，其余的则是作为平民辅助人员。甄别就是要确保，被德国人俘虏的那些人或者是被作为奴隶劳工强征的那些人，没有太轻易地屈服。就高级军官而言，他们只有在受伤且无法继续战斗的情况下，被俘才是可以接受的。 [41] 但中转营的主要目的不是惩罚叛徒，而是要试探从国外回来的公民的忠诚度。
日丹诺夫主义
1946年夏，斯大林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运动发生了新的、急剧的转向。当时，党的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一则通告，抨击以列宁格勒为活动中心的月刊《星》（Zvezda ）和《列宁格勒》（Leningrad ），因为它们发表的作品“培养的是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奴性，而这是与苏联人民格格不入的”。两天后，也就是在8月16日，日丹诺夫对苏联作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发表了讲话，谴责讽刺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Mikhail Zoshchenko）和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左琴科之所以被公开羞辱，是因为他把苏联人民描写成“游手好闲、道德沦丧而且普遍愚昧野蛮的人”。阿赫玛托娃则被指责为个人主义者，“集修女与娼妓于一身”。不用说，这两位作家很快就被他们的协会开除了；《星》的编辑部遭到整顿，《列宁格勒》这份杂志也一并被查封。1946年9月，中央委员会颁布了有关思想正确的电影的法令。这些电影中包括谢尔盖·爱森斯坦的《恐怖的伊万 第二集 》。它之所以遭到批评，是因为它对这位令人恐惧的沙皇在俄国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做了错误的描写。这种文化清洗此后又被扩大到戏剧界和音乐界。1948年2月，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因为其作品中与苏联音乐风格不一致（un-Soviet）的形式主义而遭到批判。一年之后，苏联的戏剧评论家们受到抨击，他们这群人被认为没有爱国精神。发动这些抨击的主阵地之一，就是中央委员会中由日丹诺夫领导的那个部门所出版的一份新刊物——《文化与生活》（Kul’tura i Zhizn ’）。 [42]
文化政策上的这种转向虽然被称为日丹诺夫主义，但它是由斯大林发起和策划的：这方面的所有重要的公开讲话，都是由他审查和修改的。在日丹诺夫1946年8月的一篇经过修改的发言稿中，可以明显看出斯大林的意图：
我们文学界的一些人，开始不把自己看作老师而是看作学生了，［而且］……还沾染了对平庸的外国文学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习气。难道这种充满奴性的人会变成我们苏维埃的爱国者吗？苏维埃的爱国者们正在建设苏维埃体制，而这种体制要比任何资产阶级体制都要更高级、更好上百倍。在狭隘平庸的西方文学面前卑躬屈膝……会成为我们苏维埃的先锋文学吗？ [43]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在1947年5月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与苏联作家协会的其他一些官员去看斯大林，表面上是关于版税的支付问题，但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在爱国主义方面的教育还不够。“拿我们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科学研究人员、教授和医生来说，他们完全没有培养起对苏维埃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对外国文化有一种错误的崇拜心理……这种落后的传统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在外国人面前，在那些一钱不值的家伙面前，太低三下四了。” [44]
因为这种据说的奴性而受到抨击的不仅仅是艺术家。1947年有过一场公开的讨论，讨论的是主管宣传的亚历山德洛夫写的一本关于西方哲学史的书。他被指控低估了俄罗斯在哲学史上的贡献，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与西方传统的决裂。日丹诺夫在自己为这场讨论所写的文稿中特别提到，正是斯大林本人使人们注意到该书的缺陷。（日丹诺夫没有解释：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这本书在1946年出版时还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在1947年受到抨击的另外一个苏联知识分子是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他的罪过在于出版了一本书，并在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的性质已经由于这场战争而发生了根本改变，尤其是国家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管理，这些变化预示着西方国家会逐渐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型。在1946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瓦尔加的观点与斯大林自己的想法完全一致。斯大林认为，战后在欧洲可以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和和平的政治斗争来实现人民民主制度。但是在1947年，冷战的气氛越来越浓，这就为瓦尔加在共产党和苏联学术界中坚持强硬路线的对手们提供了攻击其论著的机会。最终，瓦尔加被迫放弃了他的异端观点，而他的研究所及其出版的刊物也被查封了。 [45]
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对西方有害影响的运动，还另外采取了“荣誉法庭”这种别具一格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最初的受害者是医学家尼娜·克留耶娃（Nina Kliueva）和她的丈夫格里高利·罗斯金（Grigorii Roskin）。1946年夏，新任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随后，克留耶娃和罗斯金准备让人把他们有关恶性肿瘤治疗的手稿的复印件带给美国医生。1947年初，这件事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在他的提议下，政府通过了一项决定，在苏维埃国家的整个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目的是审查官员和职员反爱国、反国家和反社会的行为。在卫生部审查克留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荣誉法庭上，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与外国人分享苏联的医学科学秘密的做法是否正确。日丹诺夫在其向法庭表达的意见中强调，这两位科学家是擅自做主的，没有跟有关部门协商。 [46]
克留耶娃和罗斯金没有被判刑。所谓的荣誉法庭的意义在于，对于与外国人交往的种种危险进行公开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们的“审判”，实际上就是有800人参加的公开的大会。）为了反复强调这一点，中央委员会给党员发了一份机密通告，即“关于克留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该文件批判了“对外来事物的奴性”，强烈要求“要用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来教育苏联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警告要反对“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 [47]
在所谓的李森科事件中，爱国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也显而易见。 [48] 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是专门研究植物学的苏联生物学家，他相信获得性特征可以被遗传并因此而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他的观点使他与苏联的遗传学家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主张，遗传是基因的功能，不是环境影响或者对自然的科学操控的结果。苏联生物学界内部这两派的长期争论在1948年4月发生了新的转向，当时在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尤里·日丹诺夫（Yuri Zhdanov）——他是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发表了批判李森科观点的报告。李森科写信向斯大林申诉。结果，李森科的立场得到了官方的支持，《真理报》公布了1948年7～8月召开的一次阐述李森科的观点、驳斥批评他的那些遗传学家们的观点的大会记录。李森科也许是个蹩脚的科学家，但他在政治上极为敏感。他煞费苦心地用“苏联的”科学与“西方的”科学、“唯物主义的、进步的、爱国的”生物学与“反动的、教条的、外国的”生物学这些对立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李森科胜了，因为斯大林支持他的观点并且严厉训斥了在遗传与遗传学争论中表达了自己看法的尤里·日丹诺夫。“在党内，我们绝没有个人的意见或个人的观点，”斯大林告诉他说，“只有党的观点。” [49] 斯大林支持李森科的观点，那是因为这些观点诉诸的是苏维埃爱国主义，因为这些观点符合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哲学，即认为自然界是可以通过人类的积极干预而得到彻底改造的。依照这种现代主义观点，苏联报刊在1948年10月宣布了“斯大林主义的改造自然的伟大计划”。这是一个大规模地种草植树、开挖44000个新水库的工程。“资本主义，”《真理报》的社论说，“不仅不能够有计划地改造自然，而且还阻碍了对它的财富的开发利用。”
斯大林在自己的1946年的选举讲话中曾经说过，他“相信，如果给予我们的科学家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他们很快就会赶上甚至超过国外科学的成就”。两年之后，公开讲话中的这种调子已经变成了必胜主义的断言：苏联的——实际上也就是俄罗斯的——科学成就已经超过了西方。“在整个历史上，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用杰出的发现和发明丰富了自己国家和全世界的技术”，《真理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在1949年1月声称。这番话是在苏联科学院的一次有关俄罗斯科学史的会议上说的。同月，《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 Pravda ，共青团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飞机是俄罗斯的发明》的文章。据它的作者说：
没有哪个领域俄罗斯人民没有在其中开辟出新的道路。波波夫（A. S. Popov）发明了无线电。洛德金（A. N. Lodygin）造出了白炽灯泡。波祖诺夫（I. I. Pozunov）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切拉帕诺夫父子（Cherepanov）发明的第一台机车行驶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农奴费多尔·布利诺夫（Fedor Blinov）架着一架比空气重的飞机飞翔在俄罗斯的上空，这架飞机是由天才的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莫扎伊斯基（Aleksandr Fedorovich Mozhaiskii）设计并完成的，比莱特兄弟的还要早21年。 [50]
这段引文表明，在苏联战后的爱国运动中，存在强烈的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的成分。斯大林的官方肖像也按照这种倾向去掉了格鲁吉亚血统在他身上留下的所有痕迹。例如，斯大林在战后穿着全套军服的标准像就是仿照一位杰出的俄罗斯探险家和地理学家的照片。 [51] 斯大林还一如既往地特别看重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将他们视为抵御西方的堡垒。1947年，在普希金逝世110周年的时候，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1947年9月，斯大林在纪念莫斯科建城800周年的贺词中说：“莫斯科的伟大不仅在于三次解放了我们的国家，使之免遭外国的压迫，免遭蒙古人的奴役，免遭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入侵以及法国人的侵犯。莫斯科的伟大首先在于，它是把分裂的俄罗斯统一成一个单独的、拥有一个政府和一个联合的领导层的国家的基础。” [52] 1950年，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的文章，为俄罗斯语言的特殊的优越性辩护。 [53]
镇压又来了
随着苏联与西方关系的恶化，日丹诺夫主义的强度也加大了。反西方运动最初是因为斯大林对英美感到不满、担心苏联社会受西方影响的渗透而引发的。1946～1947年的对文化界的清洗，是因为莫斯科害怕西方国家不断增长的反苏势力会威胁到“伟大的同盟”的未来。苏联与俄罗斯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的滋长，与冷战在1947～1948年的爆发以及与西方的意识形态论战也有关系。最后，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冷战冲突达到高潮的时候，苏联的国内政治发生了明显的恐外转向。公民们被禁止与外国人接触；在莫斯科工作的西方记者要接受严苛的审查；即使是对苏联官员来说，到国外旅行也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开始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以防泄露国家机密。这实际上是再度陷入了苏联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过的那种孤立主义与受围心态（siege mentality）。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发动了新一轮的审判、逮捕和镇压。战后斯大林恐怖的规模与1937～1938年叶卓夫时代的规模和力度是无法相比的，但它对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本来希望胜利会带来一个解放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