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层，最有名的事件就是1949年的所谓的“列宁格勒事件”。 [54] 它是指对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层的清洗，罪名是：它疏远中央委员会并经营自己的恩赐网络。卷入这起事件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与列宁格勒领导层有私交的他，之所以受到严厉指责，是因为他给部长会议提供误导性信息和丢失国家机密文件。很快，对被告的指控就升级为宣布他们参与间谍活动。1949年的8月和10月，列宁格勒的领导层和沃兹涅先斯基先后被捕。在一年后于列宁格勒进行的秘密审判中，所有人都被判有罪，然后就被处决了。镇压活动扩大到列宁格勒地区的中级官员，结果有200多人被判死刑、监禁或流放。
斯大林这次清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一点依然让人弄不明白，但看来他当时真的被列宁格勒领导层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激怒了，于是就杀鸡儆猴，让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不要企图擅自做主。也有可能是斯大林对于从列宁格勒人那里不断送来的提案和计划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想要按照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内的民族政党的路线建立一个俄罗斯共产党。对于这样的做法，苏联共产党一直是反对的，因为这样做有怂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危险。斯大林对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完全支持的，前提是，它们要处于他的严格控制之下。 [55] 就沃兹涅先斯基这件事而言，斯大林做出牺牲他的决定，这其中含有极多的任性成分。在经济事务上，沃兹涅先斯基作为斯大林“主要的讲真话的人”之一，已经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当斯大林认定沃兹涅先斯基由于提供误导性信息而辜负了这种信任时，他就被开除出党并移交安全人员，尽管他令人同情地发誓永远忠诚。 [56]
说斯大林相信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人真的是间谍和叛徒，这很不可能。相反，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一样，斯大林倒是很可能认为，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他们和其他人也许会倒向敌对阵营。为这种幻想火上浇油的是与西方的冷战，以及西方情报机构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在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这样的活动是与当地人武装抵制苏联的统治密切配合的。 [57]
惧怕西方的渗透，这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JAFC）的清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苏联人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成立的若干反法西斯组织之一。 [58] 它的工作就是号召苏联国内外的犹太人支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著名的演员和导演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而且它里面有许多杰出的苏联犹太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该委员会在莫斯科组织公开的集会，赞助意第绪语出版物，在国外募捐，努力突出遭到纳粹攻击的犹太人的困境。在苏联国内，它努力促进犹太人的文化与认同感，揭露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进行游说。委员会的成员通过自己在国外的活动与众多犹太人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其中也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建立以色列国而做出的努力。在战后，米霍埃尔斯支持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发展成一个进步的犹太人组织，在国外开展支援苏联的运动。然而，在共产党的党组织内部，各种要求在战后取消该委员会的决定却被列入了议程。党的官僚们（apparatchiks）抱怨说，尽管该组织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的民族主义倾向与犹太复国主义倾向太明显了。批评者认为，该委员会突出的是苏联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诸如俄罗斯人等其他民族的文化；而且它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也不充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有力地驳斥了这些指责，强调了他们对苏维埃的忠诚。然而，米霍埃尔斯于1948年1月在明斯克被害——表面上是由于一起交通事故，但实际上很可能是苏联安全人员一手策划的。 [59] 1948年3月，事态发展愈发不妙。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V. S. Abakumov）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说，“作为具有亲美倾向的活跃的民族主义分子，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各位领导人实质上是在从事民族主义的反苏运动”。在提供了有关这个所谓的运动的各方面细节之后，阿巴库莫夫最后提到，他的安全部从最近被捕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当中已经揪出了许多英美间谍。 [60]
虽然自己的安全主管发出了可怕的警报，但斯大林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解散该委员会。有些分析家提出，直到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去世时为止，该委员会一直受到他的保护。但其他人则强调斯大林本人在战后与犹太复国运动的同盟所起到的限制作用。 [61]
苏联在战后与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国建立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尽管这里面含有某些对落到纳粹手里的欧洲犹太人的不幸遭遇的同情成分，但苏联人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苏联人是不信任的，他们认为它过多地受到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影响，因此，他们就把犹太复国运动视为一种可以在中东抗衡西方影响的有效工具。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莫斯科优先考虑的选择是，成立一个尊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利益的独立的多民族国家。但事到临头，苏联人又准备赞成把巴勒斯坦分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个国家。安德烈·葛罗米柯1947年5月宣布苏联立场的联合国发言，几乎是犹太复国运动的教科书式的宣传：
在过去的这场战争期间，犹太人民经受了罕见的不幸与苦难……在希特勒匪徒占领的地方，犹太人几乎完全被灭绝了……在幸存下来的欧洲犹太人中，许多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园和自己的生计……过去的经验……表明，没有哪个西欧国家能够为犹太人民提供足够的帮助，以维护他们的权利与生存……正是因为这个……不愉快的事实……犹太人才一心想要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不考虑这一点，或者否认犹太人民拥有实现这一愿望的权利，那是不公正的。 [62]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接着它就很快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9月，特拉维夫的第一任大使抵达了莫斯科。戈尔达·梅耶森［Golda Meyerson，更多被称为戈尔达·梅厄（Golda Meir），她后来成了以色列的总理］在9月12日向国内报告说，在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的时候，曾经有2万人在莫斯科的一个犹太教堂里举行庆祝活动。10月6日，梅耶森报告说，在岁首节（Rosh Hashanah，犹太新年）这一天，一大群一大群的人涌入了莫斯科的犹太大教堂，她在大街上都能听到里面传来的雷鸣般的欢呼声和希伯来语的“叫喊声”。她的其他一些报告也证明，以色列大使馆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接触在不断加深。 [63] 很有可能正是这些新的情况最终使斯大林转而反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赞成独立的政治活动。唯一可以展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活动，是那些得到苏维埃国家支持和赞助的活动。1948年11月，政治局最终决定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理由是，它是反苏宣传的中心，经常向外国情报机构传递反苏情报。 [64] 尽管该决定特别说明“还不到逮捕人的时候”，但没过多久，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就都被抓了起来。1952年春季和夏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15名官员和活动家受到了秘密审判。在那些被指控从事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间谍活动的人当中，有前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他倒霉就倒霉在自己在战后被任命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负责人，而从个人来讲，他其实是主张撤销这个委员会的。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在其政治生涯中曾经担任过一段时期的第三国际的工会负责人。他在审判中翻了供，对强加于他的各项罪名拒不接受。洛佐夫斯基的地位和雄辩对主持审判的法官亚历山大·切普佐夫（Alexander Cheptsov）起到了作用，他企图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重新调查。即使是在他迫于压力判处洛佐夫斯基和另外12人死刑之后（其中有一名被告在监禁期间已经死亡，而另一名被告在被判有罪并被流放5年之后又判了3年半的劳改），切普佐夫还是允许他们上诉，请求从宽处理——这对于斯大林政权中的法官来说，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65]
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家当中，有一个人相对来说只受到了轻微的惩罚，她就是莫洛托夫的妻子，犹太人波林娜·热姆丘任娜（Polina Zhemchuzhina）。她是在1949年1月与其他人一起被捕的，但苏联调查人员最终决定，把她的案子与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人物的审判分开来。她所受到的惩罚就是在哈萨克斯坦流放了一段时期。在把有关开除她党籍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的时候，莫洛托夫有意回避了；但他很快就公开认错 [66] 并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与她离了婚。（两人直到斯大林死后才重新结合。）莫洛托夫受到的惩罚是在1949年3月被解除了外交部部长职务，但这更多的只是一种平行调动。在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上，他仍然起着核心作用，而且还被任命为政治局外交委员会的负责人。接替莫洛托夫担任外交部部长的是以前的副外交部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他经常向他的前任征求建议和了解情况。在这段时间，莫洛托夫被分派的任务中除了其他重要的任务之外，还要准备出版斯大林与丘吉尔、罗斯福、杜鲁门和艾德礼的战时通信。 [67]
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清洗和镇压的同时，苏联国内还开展了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rootless cosmopolitanism）运动。运动的主题是，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苏联的爱国主义以及对俄罗斯文化的尊重结合起来。虽然这次反世界主义运动不是特别针对犹太人的，但它有反闪米特的含义，而且是发生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恶意宣传的背景下——这种宣传随着1953年苏联与以色列的断交而达到了高潮。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其所谓的与西方帝国主义相勾结在苏联国内从事破坏活动与间谍活动的运动，很快就蔓延到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1952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14名前领导人，包括其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ph Slansky），在布拉格受到公开审判，罪名是参与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联系的反国家阴谋。在14名被告当中，连同斯兰斯基在内有11个是犹太人。有三名被告被判终身监禁，其余包括斯兰斯基在内的都被处决了。 [68]
至于斯大林个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是件一直有争议的事情，但可以获得的证据都指向了泽罗斯·梅德韦杰夫（Zhores Medvedev）的结论：与其说他歧视犹太人，不如说他在政治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民族主义运动怀有敌意，他认为它们对他的权力构成了威胁。 [69] 苏联在名义上反对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对犹太人的歧视，而且斯大林曾经多次公开表示过这样的意思。在他出生的格鲁吉亚没有犹太人区，而且那里的主要传统是同化犹太人，这也是斯大林在苏联上台时赞成的政策。斯大林周围有许多官员都是犹太人，或者他们的妻子是犹太人，而且他自己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处于高潮的时候，依然在宴请犹太作家和艺术家。1952年12月，斯大林对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讲话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越是成功，我们的敌人就越是企图对我们搞破坏。由于我们所取得的伟大的成功，我们的人民已经忘记了这一点，变得自满、缺乏思考和自大了。
每一个犹太民族主义分子都是美国情报机构的特务。犹太民族主义分子认为，他们的民族是由美国拯救的（在那里，他们可以发财，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等等）。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人情。
在医生当中，有许多犹太民族主义分子。 [70]
正像这段引文所显示的那样，斯大林在政治上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敌意，往往呈现出种族特点：某些犹太人由于其政治观点而被归于敌人一类，但所有犹太人由于自己的种族身份也都成了政治可疑分子——除非能够证明不是这样。这在斯大林提到的“医生事件”中显而易见，它是斯大林的安全警察刚刚挫败的一起神秘的阴谋活动。
所谓“医生事件”——有人也许愿意称之为阴谋 [71] ——始于1951年7月，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高级侦查员留明（M. D. Ryumin）中校写信给斯大林，声称雅科夫·埃廷格尔（Yakov Etinger）医生——“一位顽固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已经供认，他在1945年曾经以看病为掩护，谋杀了深受爱戴的政治局成员谢尔巴科夫。留明还说，埃廷格尔与其他许多医生共同参与了一起更广泛的恐怖主义阴谋活动。关键是，留明声称他的上司阿巴库莫夫在审讯埃廷格尔期间插手并结束了这个案子。（实际上，埃廷格尔已于1951年3月在被留明审讯期间死亡了，所以，有可能是留明为了掩饰自身的过错而指控了阿巴库莫夫。）
于是，斯大林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马林科夫负责，来调查留明的指控。阿巴库莫夫的前任，国家安全部部长贝利亚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阿巴库莫夫有罪。1951年7月13日，中央委员会给各级党组织下发了一封“保密”信，宣布阿巴库莫夫由于没有对埃廷格尔的供状进行调查，已被解除职务并开除党籍。这封信进一步指出，阿巴库莫夫在1951年1月就已经逮捕了犹太反苏青年组织的成员，但他对政府隐瞒了他们的恐怖主义阴谋。阿巴库莫夫很快被逮捕，他的安全部遭到清洗，有4万多人丢掉了他们的工作。
1951年11月，国家安全官员又向中央委员会呈交了关于“医生事件”的报告，声称1948年死于心脏衰竭的日丹诺夫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是一场医生阴谋的牺牲品。一年之后，“阴谋”说全面升级为阴谋理论。1952年12月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下发通告说，有一帮医生在为英美情报机构工作，他们已经策划了阴谋，准备利用为党政领导治疗的机会，缩短他们的生命。在受到指控的医生当中，只有少数是犹太人，而且这个被中央委员会揭露出来的、想象中的阴谋，也是被说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然而，《真理报》于1953年1月向苏联公众披露这一阴谋的时候，却使该事件带有了明显的反犹倾向。《真理报》上的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是经过斯大林修改的。它声称，这些医生是美国情报人员，是通过一个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招募的，他们从米霍埃尔斯——“那个有名的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那里接受指令，要暗杀苏联的领导人。 [72]
在1952～1953年，有数百名苏联医生被捕，其核心是37名医生及其妻子，其中有17名犹太人，他（她）们被说成针对苏联高层领导的阴谋活动的首要分子。幸运的是，所有人都活了下来，并在斯大林死后被宣布无罪。被处死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以及因列宁格勒事件而受到株连的那些人也得到了平反。
乔纳森·布伦特（Jonathan Brent）和弗拉基米尔·纳乌莫夫（Vladimir Naumov）认为，“医生阴谋是斯大林最后策划的严重罪行”， [73] 他们描绘了一个大阴谋，这个阴谋的目的是造成剧烈的冲突，以便在冲突中把这位苏联独裁者的所有敌人一网打尽。换句话说，斯大林是想再次上演20世纪30年代的“大恐怖”，只是这一次他会把这项工作做彻底。布伦特和纳乌莫夫大肆渲染斯大林作为一个大阴谋家的能力：“斯大林就是在旷野中未曾现身的戈多（Godot） [74] 。我们等待，我们猜测，我们归结了种种动机，收到了种种难以捉摸的消息，但到头来他还是不愿现身，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直接把他理解为一个‘人’。” [75] 这种描述赋予了斯大林他从来不曾有过的诡秘与深谋远虑。实际上，列宁格勒事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事件和医生事件所揭示的是，斯大林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倾向于相信存在反对其政权的犯罪阴谋，以及他的政治多疑症对他自己政权的正常运转的影响。镇压使人民因为害怕而变得被动和顺从，但也导致这一体系中的一些最有才干、最为忠诚的人被谋杀或囚禁。例如，1952年12月，斯大林解除了一直担任其私人秘书的波斯科列贝舍夫（A. N. Poskrebyshev）的职务，理由是“把机密文件泄露了”，而且他还让人逮捕了自己的贴身警卫。斯大林的最后的受害者之一是伊万·麦斯基，他被当成外国间谍而于1953年2月19日被捕，在监狱里关了两年。
总的来说，如果把战后的种族驱逐、西部边境地区的平叛运动以及对归国的战俘和被强征的劳工的审查都算上，苏联战后的镇压活动的规模还是很大的。苏维埃政权很可能还关押了大量的犯了罪的公民，虽然斯大林在1945年因为庆祝胜利而赦免了100万普通罪犯。 [76] 政治犯没有得到赦免，但在战后因为所谓的反革命罪而遭到逮捕的人数大大地减少了。1946年，被判犯有政治罪行的人数是123294人，在1952年只有28800人。在1946年有2896名政治犯被处死，而在1952年是1612人。 [77] 相比之下，在20世纪30年代被逮捕的有数百万人，由于政治原因被处死的有几十万人。
尽管有列宁格勒事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事件和医生事件，战后的苏维埃政权还是在发生转变，不再以清洗和恐怖作为体制的基础了。这一分析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外国间谍及其破坏活动极端恐惧的时候，被逮捕的也只有几百人。此外，与这种相对有限的镇压活动相一致的是，日丹诺夫主义的某些极端的方面也得到了纠正。被称为“娼妓加修女”的诗人阿赫玛托娃得到了平反，而且得到允许又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了。在文学界和戏剧界，人们集体反对过度的政治化，并重新肯定了描写人类生活的戏剧性和复杂性的价值。正如蒂莫西·邓莫尔（Timothy Dunmore）所说的那样，在斯大林死后备受称赞的文化解冻，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就开始了，虽说当时还有些犹豫。 [78] 在古拉格，也就是由贝利亚的内务部管理的庞大的惩戒性的劳改体系，情况差不多也是这样。到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由于经济的刺激而形成了一种趋势，即把做苦役的囚犯转变为平民劳动力。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古拉格的大门被撬开了，整个体系也很快被废除了，但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古拉格就已经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 [79]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预示着从斯大林时代晚期向后斯大林时代过渡的，是195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自1939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也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最后一次。 [80] 根据党的条例，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每三年召开一次。在战争期间不可能召开这样的大会，但是在1947年或1948年有过这样的计划，主要的议程是制定新的党纲和修改党的章程。大会之所以被推迟了，也许是因为负责起草新党纲的日丹诺夫病倒并去世了。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斯大林有更为迫切的事情需要考虑，例如列宁格勒事件和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所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件事就从他的议程上给取消了。直到1951年12月，政治局才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通过决议，在来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议程中保留了讨论党的章程，但修订党纲的打算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讨论1951～1955年的五年计划。主要的政治报告交给了马林科夫而不是斯大林，这一点意味深长。陈述五年计划的任务交给了萨布洛夫（M. Z. Saburov），他接替了沃兹涅先斯基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务；修订党的条例这项任务被委托给了尼基塔·赫鲁晓夫，他已于1949年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的任务是致大会开幕词，伏罗希洛夫致闭幕词。
斯大林之所以不在主要的发言人名单上，也许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到大会召开的时候，他将近73岁，距离那次夺去他生命的发病只有6个月。当他出现在大会上的时候，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但他只是在讨论时短短地说了几句，问候了外国共产党的兄弟代表团。 [81] 不过，对于大会的筹备工作，斯大林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在大会召开的前夕，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主要论述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各种经济规律的作用，其内容晦涩难懂，尽管如此，这次大会还是对斯大林的观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大会上所有较为重要的讲话都是经过斯大林审查和修改的。他对马林科夫的报告特别关心。报告几易其稿，而且经过了这位苏联独裁者的仔细修改。非常有趣的是，马林科夫的报告也呈交给所有其他的政治局成员来征求意见。当然，最后拍板的是斯大林，但马林科夫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整个苏联领导层集体研究的产物。马林科夫的讲话并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它讲的主要是战争结束以来的国际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持续不断的危机，以及苏联为争取持久和平而进行的斗争。
实际上，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对党的条例的修改。党的名称从“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成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被取消了，斯大林成为党的若干第一书记之一（赫鲁晓夫也是）。政治局被中央主席团取代了，这是一个比其前身更大的机构，有25个正式成员和11个候补成员——只不过在这次大会之后，在中央主席团当中又设立了一个人数较少的常务委员会（Buro）。基层党组织的会议被规范化了，目的是给党内注入民主的成分，加强普通党员对官员的控制。 [82]
斯大林希望通过这些变化来达到什么目的，这一点还不是十分清楚，但在这次大会之后于1952年10月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解释说，这些改变是一种手段，目的是给党的高层领导注入年轻的新鲜血液。他还特别强调了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并对莫洛托夫和长期担任贸易部部长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进行了人身攻击，说他们是胆小鬼和投降派。虽然这两个人都还继续担任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但他们的政治地位都下降了，并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当中，被排除在这位独裁者的核心圈子之外。 [83]
可以把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指责，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记载的他对自己政治局同志的一段被广泛引用的话联系起来：“你们就像小猫一样瞎了眼，要是没有我，帝国主义者就会把你们掐死。” [84] 如果斯大林真的说过并且相信这一点，那他就只能怪他自己了。在培养了一个消极苟安的领导层之后，斯大林找不到一个明显可以接班的人；而且他对自己的同事能不能做到用集体领导来代替对他的个人崇拜，几乎没有信心。不过，事实证明，没有了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也完全行得通，而他重建的战后政权在他死后还会延续近40年之久。
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国内背景，对于他对战后世界做出的反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苏联在战争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成了欧洲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同时在签订战后和约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战争给苏联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精神创伤；它的西部边境地区为反对重新实行苏联的统治而发生了叛乱；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对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认同感提出了挑战，加剧了事情的复杂性。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斯大林的“伟大的同盟”的伙伴们却不准备满足苏联的安全需要，也不打算把他认为苏联为获得胜利而应该得到的奖赏给他，这让斯大林极为失望。
斯大林对未来充满了疑虑。于是，他一方面想把外国的影响挡在国门之外，另一方面又采取了更为尖锐的对外政策。1947年冷战爆发，这证实了斯大林最担心的事情，所以他在国内外两条战线上都加强了苏联的反西方运动。但是，国际政治的两极对立和“伟大的同盟”的破裂，又带来了其他的危险；于是，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时候，斯大林就开始从冷战冲突中退却，并谋求重新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但国际形势依然紧张，而且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没有任何放松。斯大林认定，社会主义体制越是强大，它的敌人反对它的斗争就越是激烈。在这样的想法驱动下，他在战后对党和国家的官员的镇压在20世纪5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
对于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会加剧的看法，苏联领导层的其他成员是不太相信的。因此，斯大林一死，他们就抛弃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信条。但是，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顶用的是他的看法与偏好。在国内政治方面就跟在对外政策方面一样，斯大林是大元帅。在苏联领导层当中，他的那些手下争权夺位，钩心斗角，维护各自的部门利益；而主要的政策路线则由斯大林来定，所有的重大决定也要由他来做。 [85]
战争大大地巩固了斯大林的权力。在国内，他仍然没有受到挑战，也不可挑战。但在国外，情况就不同了。在国际舞台上，他遇到了美国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还有正在形成的西方反苏集团。由于国内形势错综复杂，这些威胁在斯大林的头脑里被放大了。虽然如此，斯大林还是想争取与西方达成妥协，那样就可以早日结束冷战，并与他从前的盟友建立持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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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skva Poslevoennaya，1945-1947 ，Moscow，2000，doc.18.
[2] 转引自A. Werth，Russia：The Postwar Years ，Robert Hale：London，1971，p.81。
[3] 转引自S. Sebag Montefiore，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Weidenfeld & Nicolson：London，2003，p.4。
[4] 拉辛的信和斯大林的回信可见于 P. M. Kober，“Clausewitz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Line：A Pronouncement by Stalin”，Military Affairs ，vol.13，no.2，Summer 1949。拉辛由于对克劳塞维茨的肯定的赞扬而遭到逮捕和监禁。不过在后来，斯大林给他恢复了名誉，他又继续从事军事战略史的研究工作。参见R. Medvedev，“Generalissimo Stalin，General Clausewitz and Colonel Razin” in R. and Z. Medvedev，The Unknown Stalin ，The Overlook Press：Woodstock NY，2004。
[5] M. P. Gallagher，The Soviet History of World War Ⅱ ，Frederick A. Praeger：New York，1963. 尤其是第三章 。
[6] K. E. Voroshilov，Stalin i Vooruzhennye Sily SSSR ，Moscow，1951，p.129. 这本书是伏罗希洛夫战后对他战前关于同一话题的诸多文章的续篇。
[7] Georgii Zhukov ，Moscow，2001，doc.3.
[8] 参见B. V. Sokolov，Georgii Zhukov ，Moscow，2004，pp.478ff. and O. P. Chaney，Zhukov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London，1996，chap.13。
[9]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Noveishei Istorii（RGANI）F.2，Op.1，D.11，Ll.2-3.
[10] Georgii Zhukov ，docs 6，8.
[11] Georgii Zhukov ，docs 11-12.
[12] E. Radzinsky，Stalin ，Hodder & Stoughton：London，1997，pp.502-3. 斯大林窃听苏联军政领导人的谈话是常例。
[13] I. V. Stalin，Sochineniya ，vol.16，Moscow，1997，pp.17-20.
[14] Politb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1945-1953 ，Moscow，2002，doc.58.
[15] 参见J. Eric Duskin，Stalinist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a New Elite，1945-1953 ，Palgrave：London，2001，and Y. Gorlizki and O. Khlevniuk，Cold Peace：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1945-195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4。
[16] 斯大林战后度假的日期可见于Politburo TsK VKP （b ）i Sovet Ministrov，SSSR ，doc.299。
[17] Werth，Russia ，p.283. 这些文件的出处同上，里面包括斯大林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些给政治局成员的信。有关斯大林与政治局的关系，参见N. M. Naimark，“Cold War Studies and New Archival Materials on Stalin”，Russian Review ，no.61，January 2002.
[18] 对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回顾，参见J. N. Hazard，“The Soviet Government Organizes for Reconstruction”，Journal of Politics ，vol.8，no.3，August 1946；S. Fitzpatrick，“Postwar Soviet Society：The ‘Return to Normalcy’，1945-1953” in S. J. Linz（ed.），The Impact of World War Ⅱ on the Soviet Union ，Rowman & Allanheld，1985；and E. Zubkova，“The Soviet Regime and Soviet Society in the Postwar Years”，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vol.2，no.1，2004。
[19] 莫洛托夫1945年11月讲话的译文可见于Soviet News ，8/11/45。
[20] M. Harrison，Accounting for War：Soviet Production，Employment and the Defence Burden，1940-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6，pp.141，159-61.
[21] J. Burds，The Early Cold War in Soviet West Ukraine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no.1505，January 2001，p.8，and A. J. Rieber，“Civil Wars in the Soviet Union”，Kritika ，vol.4，no.1，Winter 2003，p.160.有关内务部平叛活动的许多文件可见于Lubyanka：Stalin i NKVD-NKGB-GUKR “Smersh”，1939-1946 ，Moscow，2006。
[22] Stalinskie Deportatsii，1928-1953：Dokumenty ，Moscow，2005，pp.789-98（苏联驱逐行动表）。
[23] 参见T. Snyder，“‘To Resolve the Ukrainian Problem Once and for All’：The Ethnic Cleansing of Ukrainians in Poland，1943-1947”，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1，no.2. Spring 1999。
[24] 对于他们战后在西乌克兰实际作用的研究，参见A. Weiner，Making Sense of War：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Fate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J，2001。另见M. Edele “Soviet Veterans as an Entitlement Group，1945-1955”，Slavic Review ，vol.65，no.1，2006。
[25] 有关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时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参见C. S. Kaplan，“The Impact of World War Ⅱ on the Party” in Linz，Impact and S. Pons，“Stalinism and Party Organization（1933-1948）” in J. Channon（ed.），Politics，Society and Stalinism in the USSR ，Macmillan：London，1998。
[26] Gorlizki and Khlevniuk，Cold Peace ，pp.52-7.
[27] RGANI F.2，Op.1，D.28，Ll.23-4. 上一次的共产党中央全会是在1944年1月，主题是把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级别从“全联盟”改为“加盟共和国”。这一神秘变化的理由是，各共和国在战争期间的发展以及发挥其独立作用的需要。结果，唯一具体的成果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度有了自己的外交部，虽然在政治和政策方面它们仍然严格地从属于中央的外交人民委员部。RGANI F.2，Op.1，Dd.3-4.
[28] D. Filtzer，Soviet Workers and Late Stali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2，p.13.
[29] E. Zubkova，Russia after the War ，M. E. Sharpe：New York，1998，p.74.
[30] E. Zubkova，Russia after the War ，M. E. Sharpe：New York，1998，p.74.，尤其是第8章 。一系列有关战后苏联民众态度的文献可见于Sovetskaya Zhizn’ 1945-1953 ，Moscow，2003。Moskva Poslevoennaya，1945-1947 中有许多关于战后，包括这次选举期间的莫斯科公众舆论的文件。
[31] Stalin，Sochineniya ，pp.5-16. 讲话的英文译文可见于J. P. Morray，From Yalta to Disarmament ，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61，App endix B。
[32] 对选举活动中的这些讲话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A. Resis，Stalin，the Politburo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1945-1946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no. 701，April 1988 and D. Allen，“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1945-1946：The View from Moscow”，SIPS Paper，University of Birmingham，1986。
[33] Werth，Russia ，pp.84，88.
[34] Zhdanov’s speech in Soviet News ，9/11/46.
[35] RGASPI F.17，Op.125，Dd.296，315，386，387，388. 基于苏联情报局的这些档案而进行的详细讨论，可参见V. Pechatnov，“Exercise in Frustration：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in the Early Cold War，1945-1947”，Cold War History ，vol.1，no.2，January 2001。
[36] Stalin，Sochineniya ，pp.25-30. 斯大林回应丘吉尔的文章的英文译文可见于LaFeber（ed.），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doc.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