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五年，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像个万花筒，充满了各种看似矛盾的成分。“伟大的同盟”在1947年的解体使人们普遍担心，冷战很快就会发展成为“热战”。斯大林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也警告说，要提防西方战争贩子，特别是“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的邪恶活动。但是，他也认为，战争的危险没有那么大，而且他还坚持说，共产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存的。随着冷战的加剧，斯大林把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结合成了一个受到牢牢控制的集团。但是，当铁托的南斯拉夫在1948年脱离共产主义阵营的时候，他的权威遇到了重大挑战。尽管欧洲在20世纪40年代末分成了不同的冷战集团——欧洲大陆因此被分隔了40年——但斯大林依然在设法缓和这种对立，设法找到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苏联在1949年试验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研制威力更大的氢弹。与此同时，苏联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要求裁军并废除核武器。1950年，朝鲜为了把国家统一在金日成的共产主义政权领导之下，向韩国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与支持，但是当美国出面干涉、支持韩国的时候，他为了不与美国人发生正面冲突就很快退却了。
在这些全然不同的事件中，有一个统一的主题，那就是斯大林在努力控制冷战的后果。在斯大林看来，为了维护苏联的安全，为了维护共产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的利益，冷战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又担心，如果冲突升级，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即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联手。对斯大林来说，解决德国问题，也就是如何抑制或制服德国在欧洲的力量与攻击性，是苏联战后安全的关键，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他在战后一再回到这个问题，包括在1952年最后一次努力想要达成一个协议，使德国保持中立、实现和平，为此甚至不惜以牺牲共产党控制的东德为代价。
斯大林与铁托的决裂
斯大林与铁托在1948年的决裂，表面上是关于莫斯科对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与控制是否正当的问题——因为南斯拉夫对这种正当性提出了挑战，它主张自己的国家利益高于苏联的利益。这当然只是20世纪50年代铁托的支持者们对这次争端的说法。他们把南斯拉夫维护自身权利的行动描绘成一个小国与俄国大熊之间的对抗。但是，更加仔细的审视表明，事情的原委要比这个更加复杂。斯大林对待铁托的方式，既与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内部关系的管理有关，同样也与他担心和西方的冷战不断加剧有关。
有两方面的事态发展促使这种分裂提前发生了。首先是为建立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之间的联邦而采取的各种举措——该计划与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巴尔干联邦的想法有关，而后者又牵涉到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于1947年12月宣布成立的临时政府。其次是南斯拉夫想要控制同样作为苏联集团成员的阿尔巴尼亚，包括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以支援希腊内战中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斗争。 [1] 斯大林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这样的计划，但他很希望在计划的制订与执行方面能够与他商量。特别让他感到恼怒的是，前第三国际领导人、现已回到自己祖国保加利亚的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在1948年1月擅自发表了关于计划中的保加利亚-希腊-南斯拉夫联邦的公开讲话。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会见了由季米特洛夫和铁托的代表爱德华·卡德尔率领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从有关此次会谈的各种记录来看，斯大林主要考虑的显然是成立巴尔干共产主义联邦的时机还不成熟，那样做反而会给西方的反动分子留下口实，促使他们联合成一个反苏集团。斯大林向南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指出，美国快要进行选举了（他指的是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而他们的行动可能会使一个更加反动的而不是现存的美国政府赢得胜利。至于希腊，斯大林认为，游击队的斗争没有什么希望，至少暂时是这样，而且英国人和美国人会以此作为借口在该国设立军事基地。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反对在阿尔巴尼亚部署南斯拉夫军队。斯大林向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传递的信息是：慢慢来，每一步都要跟莫斯科商量，而且要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复杂性。 [2]
苏联人指望南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跟“老板”会谈之后会听从指挥，但是，一贯忠心耿耿的季米特洛夫是这样做了，而铁托却没有。1948年3月1日，南斯拉夫政治局做出决定，不按照苏联人的意志，而是按照在他们看来合乎南斯拉夫国家利益的方式去做。铁托并不想断然与斯大林公开决裂，但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南斯拉夫领导层当中的亲苏派把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莫斯科。斯大林进行了报复。他下令准备从政治和思想上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而且还从南斯拉夫撤回了苏联的军事和民用技术人员及顾问。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铁托写了一封信，指责南斯拉夫从事反苏活动。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指控犯了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们的政治路线也被与斯大林的主要敌人托洛茨基的相提并论。伤害之外再添侮辱的是，南斯拉夫人还被指责在他们的外交部里窝藏了一名英国间谍。 [3]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这封信也传给了欧洲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尽管南斯拉夫人一再否认苏联人提出的指控，并声明他们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但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通信的言辞还是一步一步地变得尖锐起来。事态已经无法挽回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于1948年6月在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二次会议上被开除了。共产党情报局有关开除的决议保留了这样一种希望，即只要南斯拉夫更换了新的领导层就可以重返该组织； [4] 但是争端在继续升级。在思想论战最为激烈的时候，“铁托派”被斯大林的支持者们指控为想在南斯拉夫复辟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间谍。欧洲各地的共产主义团体，也对铁托派的异端分子进行了围剿。 [5] 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有许多共产党上层领导被揭发出来，成了所谓的“民族主义分子”“间谍”和“右倾主义者”。在这些受害者当中，也包括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在被指控为偏离正统共产主义路线的民族主义分子之后，他在1948年底丢掉了自己在党内的职位，后来又遭到逮捕和监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的命运就更加不幸了，他们在1952年受到了公审，并在这次最终的羞辱之后，以反共变节的罪名被处死了。
随着与铁托的决裂愈演愈烈，东欧所有执政的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政策和领导层都受到了苏联的严格审查。1948年，苏联共产党的国际部给斯大林起草了若干报告，批判东欧共产党的思想与政治错误。这些报告的主旨是，批判偏离共产主义思想的民族主义倾向，批判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背离。 [6]
反铁托运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约束和团结共产主义集团，而且也在于使斯大林的领导地位绝对化。在冷战所造成的比以往更加严峻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绝不允许再发生像南斯拉夫那样的造反行为。
德国问题
巩固苏联和共产党在东欧的地位，这是斯大林冷战战略的内容之一，另外一点就是要用更具攻击性的方式来解决德国问题。斯大林最具戏剧性的行动是在1948年6月对西柏林实行的陆上封锁。为此，英国人和美国人发起了有名的空运，给在德国首都西部被苏联人分割开来的几个区提供物资。虽然冷战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如同一部戏剧一样，但斯大林的目标很平常，那就是迫使西方国家就德国的未来恢复与苏联的谈判。
“伟大的同盟”在战争期间曾经达成一致，把德国划分成几个军事占领区。出于象征的以及政治的原因，这其中也包括首都柏林，尽管它位于德国东部苏联占领区的腹地（见地图19）。各个国家的占领区和在柏林给它划分的区域将由它们自行控制，而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在整个德国协调落实“4D”，即非军事化、裁军、去纳粹化和民主化 [7] 。在战争期间，斯大林曾经强烈要求第五个D，即肢解（dismemberment）德国，但在遭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阻挠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一政策，而是欣然接受了另外一种未来图景——使德国成为一个统一但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
地图19 德国在战后的划分
斯大林在战后德国问题上采取的政治策略，是他试图在欧洲实现人民民主制度这个更普遍的计划的变体。他希望德国在战后逐渐变成一个反法西斯的左翼民主国家，一个将会由包括斯大林的共产党盟友在内的各党派联合执政的国家。虽然斯大林对于在德国实现人民民主制度抱着乐观的态度，但他也不能保证，德国未来的政治状况会一定合乎自己的心愿。不过，对于自己占领区中的事态发展他是可以控制的。在那里，苏联占领当局与东德共产党一起，实行了人民民主制度，目的是一旦重新统一，就可以把他们的模式推广到德国的其他地方。 [8] 斯大林有关德国的经济目标是，执行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决议，向苏联支付价值1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这些赔偿对于苏联的战后重建来说至关重要。
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的政治经济目标使他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了冲突。他们不主张赔偿，因为斯大林希望，这些赔偿不仅要由他自己的占领区支付，也要由西方国家的占领区支付。在西方人看来，战争赔偿会妨碍德国经济的复苏，而德国经济的复苏又被看作战后欧洲经济普遍复苏的中心。而且，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不想让统一的德国落到共产党和苏联人的手里。因此，尽管斯大林赞成德国的统一——虽说前提是必须符合苏联的利益——但英国人和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从政治和经济上分割德国，并保留对西方占领区命运的控制权。随着苏联和西方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分歧越来越大，双方的不信任也在加剧。美国人曾经建议，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就德国长期裁军和非军事化问题签订一个条约，而莫斯科的回应明显反映出他们的不信任——虽然斯大林对于这个想法肯定是欢迎的，因为他经常说，他相信德国必定会卷土重来、再次构成威胁。这个建议起初是由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 拜恩斯于1945年9月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伦敦会议上提出的。当他在1945年12月会见斯大林的时候又再次提了出来。1946年4月，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巴黎会议上，他拿出了一个正式提案，建议签订《关于德国裁军及非军事化的25年条约》。 [9] 当莫洛托夫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在苏联外交部内部正在对所谓的“拜恩斯计划”进行仔细的讨论。从苏联报刊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次讨论的主要看法是，拜恩斯计划是一个手段，目的是提前确保同盟国占领德国的尚未成熟的结局。讨论还认为，西方是要用拜恩斯计划来取代对“4D”的充分落实。 [10] 当莫洛托夫在7月份回到巴黎参加外交部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他告诉拜恩斯说，拟议中的条约不“符合确保各国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因此，他坚持要求，在德国问题上，要完全执行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决议。 [11] 这样的答复激怒了拜恩斯；他坚持说，他的计划正是想要表达苏联对战后安全的关切。但莫洛托夫仍然不为所动，并在随后有关拜恩斯计划的讨论中采取了同样强硬的立场。
除了这些有关拜恩斯计划的对话之外，直到1947年3～4月的莫斯科会议为止，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上没有对德国问题再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在莫斯科，苏联人竭力想就成立德国中央政府一事达成协议。这既是私下里的也是公开的优先选择——苏联人为这次会议准备的内部文件，以及斯大林在1947年1月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一次长时间的会谈，都表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告诉他们说，要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结果可能很困难，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更希望看到一个孱弱的德国，那样他们就可以从经济上主宰它，并把它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另外，斯大林又对德国的政治前景表示乐观。在苏联占领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最近已经合并成立了社会统一党（Socialist Unity Party）。斯大林指望它能够扩展到西德，他表示，就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一个少数党也可以迅速获得支持然后赢得政权。 [12]
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莫斯科会议上，大部分讨论都是围绕战争赔偿问题，而且还涉及对在雅尔塔和波茨坦达成的有关德国向苏联支付战争赔偿的协议的理解和重新谈判。对苏联人而言，自然是多多益善，而西方人则希望不要由他们的占领区来支付赔偿。另一个主要的议题是成立德国中央政府。西方代表提出，在政治统一之前，首先得把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弄清楚。西方列强还主张，德国中央政府只拥有相对较弱的权力，大部分决策权要下放给德国的各个行政区。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个政策，是要把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尽量排除在德国之外。当斯大林在1947年4月15日会见已经接替拜恩斯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的时候，这位苏联领导人提出，德国的政治统一必须先于经济统一；而且他还解释了，他为什么更倾向于一个统一的德国，而不是某种形式的联邦：
同盟国不要再犯拿破仑那样的错误，当时他在德意志成立了许多国家……这样去肢解德意志的结果是……统一德意志这种想法就成了德意志沙文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手中的武器，催生了俾斯麦和普法战争等。 [13]
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外交部部长理事会莫斯科会议是很成问题的，几个星期的讨论完全没有什么成效。正如马歇尔的一个顾问在会后的简短评论那样，“低估在莫斯科的失败的程度和重要性是错误的。就德国问题而言，此次会议是以与会者的分歧比在波茨坦时的进一步扩大而告终的”。 [14] 然而，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讨论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这也是副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在4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主旨。此外，在4月24日会议结束的时候，莫洛托夫也说到，艰难的预备工作已经完成了，他期待着下一轮的谈判。《真理报》有关会议成果的社论重复了这一论调，并再次表示，德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仍然在于落实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决议。 [15]
6个月后，也就是在1947年的11～12月，外交部部长理事会再次在伦敦召开了会议，继续讨论与德国签订和约的条件，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国际气候已经大大恶化了。7月，苏联人拒绝参与马歇尔计划；9月，他们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并提出了两个阵营理论——这是对杜鲁门主义在全球发动保卫自由世界运动的正面回击。在到伦敦去之前的两个星期，莫洛托夫发表了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30周年的讲话。这篇讲话对西方列强充满了敌意，它指责英国和美国正在利用遍布世界各地的空、海军基地来包围苏联。“很显然，”莫洛托夫说，“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并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准备侵略。” [16] 在伦敦的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上，莫洛托夫仍然这样说，并且他还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声称，战后世界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是民主的和平，要么是帝国主义的和平。 [17] 所以，在伦敦召开的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也就毫不奇怪了。苏联关于成立德国中央政府的提案也遭到了西方人的抵制。西方人要求，首先应该就新政权的经济原则达成一致。那就意味着在波茨坦达成的赔偿协议要发生根本的改变，而这是莫斯科所不愿接受的。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于12月15日结束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要再次召开理事会会议的计划。 [18] 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希望就德国统一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在1948年3月会见东德共产党领导人的时候，斯大林敦促他们制定一部德国宪法，并支持在西德就此展开广泛的讨论。斯大林把这步棋看作既是对英美竭力从经济上收买西德居民的反击，同时也是德国统一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必须要引领全体人民参与到宪法讨论中来。这样就会形成实现德国统一的心理基础。” [19]
1948年，西方国家开始采取行动，强行把德国分割成东西两半。6月7日，英、法、美在伦敦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他们打算在西方占领区成立一个联邦制的德意志国家。 [20] 几天后，西方占领区发行了一种新货币，此举有破坏东德十分脆弱的由苏联支持的货币的危险。这些事件促使苏联在6月底封锁了西柏林。尽管西方称之为“封锁”，但苏联人只是对进入柏林西部几个区的陆上通道采取了一系列有限的限制措施，并没有禁止从苏联占领区给西柏林输送物资——这些物资仍然在流入该市——空中通道也没有禁止，因此才有了著名的空运。 [21] 斯大林施压的目的，是想迫使西方各国撤销它们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公报，重返外交部部长理事会的谈判桌。斯大林1948年8月在与英、法、美各国大使的两次交谈中对此直言不讳， [22] 而且他还在1949年1月公开表明了这一立场。当时他表示同意一位西方记者的如下说法：如果西方答应为解决德国问题再次召开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那么就会解除封锁。 [23]
1949年5月，在同意于当月的月底在巴黎再次召开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之后，封锁解除了。出席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是维辛斯基，他于1949年3月取代了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部长职务。维辛斯基的基本主张是，回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各项协议，包括恢复四强对德国的管制。在现在看来，苏联人当时对这次会议取得某些进展还是抱有希望的，但外交部部长理事会在6月20日结束的时候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24] 1949年9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同时还召开了西德议会。10月，斯大林做出回应，在东部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他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一贯奉行的政策是一个统一的德国。现在，他将不得不与更为根深蒂固的东德共产党地方政权打交道，不得不处理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即不仅要与西方列强，还要与两个德国政府进行有关德国未来的谈判。
封锁柏林的策略最终反而使斯大林引火烧身。它让西方的反苏评论家找到了理由，把他描绘成一个侵略者，而且它也对德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了不良影响——本来，苏联人和他们的东德盟友凭借其主张的一个统一的德国，正在努力争取德国的公众舆论。斯大林既低估了给西柏林空运补给的可能性，也低估了西方继续实施其成立西德国家的计划的决心。
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于1949年4月成立的时候，斯大林一直担心的西方反苏集团终于有了一种比较明确的形式。在美国于1949年1月宣布即将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时候，莫斯科曾经发表声明，把拟议中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马歇尔计划以及英美不仅要确立其对欧洲的统治，还要确立其对整个世界的统治的计划联系起来。1949年3月，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约文本公布的时候，苏联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谴责该组织是一个针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攻击性的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还被说成违背了英苏及法苏的战时同盟条约，因为这些条约都禁止签约国加入矛头指向对方的同盟。针对西方有关苏联的指责——苏联自己与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的共同防御条约（都是在1949年签订的）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东方一样也对西方构成了威胁——该声明在回应时指出，这些条约都明确表示，是为了防止德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1949年7月，苏联人对意大利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们声称，意大利人违背了他们在和平条约中关于不加入威胁到其他签约国（例如苏联）的任何组织的承诺。 [25] 尽管多次提出抗议，但莫斯科并没有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视为当下的军事威胁。正像斯大林在1949年年中据说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说的那样：
没有哪个国家有实力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即使只从这一点来看，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力量正在壮大，人民比以前更强大了。如果帝国主义分子想要发动世界大战，那就得准备至少20年。如果各国人民不想要战争，那就决不会有战争。和平会维持多久，那要取决于我们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以及形势会如何发展……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长久地保卫和平。但谁能保证不会出现几个疯子呢？ [26]
除了疯子之外，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西方集团在政治上的联合，而不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同盟开战的当下可能性。 [27] 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一种更让人不安的可能性出现了：西德的重新武装并加入西方的防御体系。对于这种危险的事态发展，斯大林的回应是，再次呼吁对德国实行非军事化，呼吁召开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就和平条约举行谈判。1952年3月，莫斯科在德国问题上采取了新的重大举措。它给西方列强公开发出了一份外交照会，阐述了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基本原则。这份通常被称为“斯大林照会”的文件，实际上是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如果说有谁是它的主要起草人的话，那就是莫洛托夫。他与维辛斯基紧密合作，准备了照会的草案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在苏联的这份照会中，最重要的表述是，德国的和平条约只能与一个“能表达德国人民意志”的全德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这就为有关全德选举的谈判打开了大门，而这样的选举也正是西方在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中的关键要求。但是苏联的这份照会接着又明确表示，与全德政府的谈判，不论该政府的政治观点如何，最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热爱和平的德国”，而那就意味着要保证德国的中立和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 [28] 虽然莫斯科希望共产党和他们的盟友在全德选举中能有好的表现，但亲西方的政治家将会赢得选举，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这样一来，苏联人可以拿得出的筹码似乎就是准备放弃对东德的控制权，只要德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够保持中立、不结盟和不构成威胁。对于这个建议斯大林是当真的呢，抑或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宣传伎俩，好让容易上当受骗的德国人以为他是真心希望德国统一呢？这是当时人们感到疑惑的问题，也是历史学家此后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有些历史学家认为，1952年3月的苏联照会应该就其字面意义来理解：它只是重申，斯大林将会奉行支持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如果条件可以接受的话。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则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苏联档案提供的证据，而这些证据表明，莫斯科当时主要着眼于这样一种举措的宣传意义。 [29]
与该争论有关的最为重要的证据之一是，斯大林1952年4月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会谈记录。这些会谈是发生在西方3月25日拒绝苏联照会之后。西方的反建议是，先举行全德选举，然后再与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可以自行决定该国在外交政策方面跟谁结盟包括德国是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德国政府进行和平条约的谈判。莫斯科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苏联政策的总的目标就是要防止德国的重新武装和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3月照会即便是个宣传伎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对这一阴谋也不知情。4月1日，在他们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中，他们想要了解和平条约的前景如何、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何时召开，以及他们应该为全德选举做怎样的准备。斯大林没有正面回答，但是第二天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对他的采访，他说当前是实现德国统一的良机。 [30] 4月7日，斯大林再次会见了东德人，并且答复了他们有关德国前景的问题。他告诉他们：
在德国问题上，不管我们提出什么建议，西方列强都不会同意，而且它们也不会撤出西德。认为美国人会做出让步或者会接受和平条约草案将是错误的。美国人需要在西德驻军以便保持对西欧的控制。他们说这些军队是针对我们的。实际上，这些军队之所以留下来，是为了控制欧洲。美国人正在拉拢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他们会建立西德军队……在西德，一个独立的国家正在形成。所以你们必须建立你们自己的国家。应该把西德与东德的分界线看作国界线，并且不是一般的国界线，而是一条危险的国界线。加强这条国界线的安全是必要的。处于安全第一线的是德国人，第二线的就是苏联军队。
依据这条证据，可以合理地认为：虽然斯大林在3月照会中关于德国统一的建议是真心的，但他认为该建议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不很大——这一预感得到了证实：西方很快就拒绝了他的建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苏联人争取德国统一的运动就到此为止了。当4月7日的会谈临近结束，德国人问斯大林他们是否应该改变其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政策时，斯大林做了否定的回答：“必须继续进行宣传，要求德国的统一。这对于教育西德人民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这是你们手中的武器，你们必须始终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我们也会继续提出建议，以便揭露美国人的用心。” [31]
4月9日，莫斯科发布了另外一条照会，照会指出，有可能在合适的条件下在最近的将来举行全德选举。 [32] 照会发布之后，苏联人与西方列强又进行了几次公开对话。由于苏联人坚持先就德国在冷战中保持中立的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再举行全德选举，这就使对话在这里被卡住了。斯大林也许有过放弃东德的准备，但那样做代价太大，而他愿意尽一切可能来巩固苏联在整个德意志的地位。1952年9月，他对中国的总理周恩来抱怨说，“美国不愿意支持德国统一。他们对德国进行了掠夺；如果西德和东德统一了，那要想再对德国进行掠夺，就不可能了。这就是美国不希望德国统一的原因”。 [33]
在德国问题上，如果西方对斯大林最后主动提出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事情会变得怎样就很难说了。那也许会使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某个时候就统一了，而且冷战在欧洲造成的紧张关系也就会大为缓解。另外，那样做也有可能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德国会长期保持中立或者被解除武装。正如西方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20世纪50年代常常对苏联人指出的那样，西德加入西方集团对莫斯科也有好处。就像老话所说的那样：北约的成立是为了让美国人进来，苏联人出去，德国人倒下！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继他之后的苏联领导人，都没有这样乐观。他们对德国问题的看法是由自己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经历所塑造的，是由自己对一个强大且具有侵略性的德国卷土重来的恐惧所塑造的。
斯大林的和平运动
即使冷战正酣，通过复活“伟大的同盟”来抑制德国的想法在莫斯科仍然有它的吸引力，而且对斯大林来说尤其如此，他对放弃战后与西方合作的计划一直心有不甘。1949年1月，当一位美国记者问他，是否愿意与杜鲁门会见并讨论“和平条约”即美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斯大林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34] 几个月后，在9月份的联合国会议上，维辛斯基建议，英、中、法、苏、美五大国应该签订一份巩固和平的条约。 [35] 维辛斯基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被他自己同时提出的一个要求给搞砸了：他要求联合国谴责英美两国是战争贩子。但是，签订和平条约只是苏联战后初期在联合国提出的若干个这一类的动议之一。1946年，苏联建议禁止所有核武器。1947年，苏联人支持联合国的禁止煽动战争的决议。1948年，他们呼吁把五大国的常规武装力量削减三分之一。 [36] 在1952年10月的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把所有这些政策归结到了一起；当时他提到了“禁止煽动战争……禁止核武器和细菌武器、进一步削减各大国的武装力量、在各大国之间签订和平条约、发展各国间的贸易、恢复单一的国际市场，以及本着巩固和平的精神而采取的其他类似的措施”。 [37]
苏联提出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和平倡议有着更广泛的背景，那就是由共产党在西方发起的大规模的和平运动。苏联和共产党的和平鼓动早在战后初期就开始了，莫斯科最初担心的是丘吉尔和西方其他“战争贩子”的影响。但是这次运动采取了更为明确的形式，它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连续召开了多次世界和平大会，西方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这次和平运动取得胜利的高潮是“斯德哥尔摩呼吁”：1950年3月在瑞典首都发起的请愿活动，呼吁禁止使用核武器。为了支持这一呼吁，活动大约征集了5.6亿人的签名。签名者大多来自苏联集团，包括共产党中国，但西欧和北美的签名者也有几千万。
对于这些“和平建议”，斯大林有多当真呢？他真的相信“伟大的同盟”可能在表面上有所恢复吗？抑或他只是在玩弄宣传的伎俩？在马歇尔·舒尔曼（Marshall Shulman）对斯大林时代晚期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中， [38] 他提出，与共产党发起的所有诸如此类的运动一样，斯大林的目的也具有多个维度，具有强权政治的、宣传的与意识形态的（或理论的）多个方面。就强权政治的方面而言，和平运动的目的是要从政治上对西方各国国内施压，以阻挠或扰乱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来对付苏联的计划。他特别强调了莫斯科对法国和意大利可以施加的政治影响力，因为那里的共产党规模很大。在英国，共产党是个小党，但它在劳工运动中也不是没有影响。甚至美国的政治形势也不是没有希望。1948年5月，斯大林与亨利·华莱士互致公开信——华莱士在1940～1945年担任过罗斯福的副总统，此时正以“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的旗号作为第三党在总统竞选中向杜鲁门发起挑战。斯大林欢迎华莱士提出的建议，认为它们是为克服美苏关系中的困难而进行讨论的良好基础。他还说，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并不排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之间争端的可能性。 [39]
在宣传方面，苏联的和平运动主要是想表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个热爱和平的国家。这种提升自我形象的做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苏联领导层率先开始谈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存。这种做法含有不信任（cynical）与耍手腕的成分，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即苏联采取的是本质上热爱和平的政策。和平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强化了苏联人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的自我概念。在苏联人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与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战争。 [40] 斯大林在自己的最后一部重要理论著作、1952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中的经济问题》中，也就这个话题发表了看法。书中有一节，标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斯大林在那里重申了苏联的传统信条，即资本主义内部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写道：美国在战后从经济上主宰了资本主义世界，不过他相信，英国和法国，以及恢复元气的德国和日本，最终会对美国的地位提出挑战。至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斯大林不同意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必然会比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更大或更尖锐的说法。在这里，他又一次用上了苏联的传统信条，即资本主义者（至少是明智的资本主义者）认为与苏联开战更危险，因为如果在这样的战争中战败，就有可能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运动的作用是，开展一场有着广泛基础的运动，通过防止特定的战争来维持和平。就像斯大林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和平运动来普遍地消灭战争，是不可能的，但是它可以防止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的战争，从而维持特定的和平。 [41]
斯大林绕来绕去讲的这些道理有四个方面的要点：重申了苏联的传统信条，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战争不可避免；鼓励继续采取政治行动主义（political activism），推动和平运动；不相信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能够永远保持霸主地位；虽然冷战中的关系高度紧张，但他拒不同意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对斯大林来说，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一件严肃的事；这个运动对于部分地缓和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的好战倾向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它可以保护苏联免受西方阵营中的极端反苏派的攻击——他们希望通过牺牲苏联来解决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斯大林绝不是要依靠和平运动来保卫苏联；对此，他有更为传统的手段可以使用。
斯大林的战争机器
随着冷战的加剧，斯大林叫停了苏联武装力量的战后复员工作。截止到20世纪40年代，苏联武装力量的数量已经稳定在将近300万（1945年是1100万），175个师（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有500个师）。然而，1948～1955年，苏联武装力量的规模却翻了一番，而且东欧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军队数量也增加了——到1953年为止，超过了100万。仅仅波兰就有40万军队，由出生于波兰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领导，他在1949年10月被任命为波兰国防部长。驻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苏联军队也得到了加强，并且计划建立一支东德军队。1951年1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召开了苏东集团的秘密会议，讨论对咄咄逼人的北约和德国的重新武装采取反制措施。苏联的国防开支增加了20%，并且在1951～1955年的五年计划中，为国防生产提供的经费与物资增加了2.5倍。1951年初，苏联的部长会议成立了一个监管军工综合企业的新机构，并由最新得到斯大林庇护的尼古拉·布尔加宁元帅负责。两年后，为了使空、海军的规模及能力有实质性的提高，苏联还制订了各种雄心勃勃的计划。 [42]
这些措施不是为短期内的，甚至也不是为中期内的战争准备的。相反，这是对正在出现的西方集团的长期威胁（尤其是德国的重新武装）所做的预防性反应，是一种手段，用来打消美国利用军事力量的威胁来获得政治上的让步或赢得外交上的优势的任何企图。
苏联国防工业的重中之重是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斯大林在1945年8月就让他的内务部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负责启动了这一计划。1949年8月29日，苏联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还进行过另外两次试验，都是在1951年。到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时候，苏联人拥有大约50～100颗原子弹（以此来对抗美国人手中的近千颗原子弹）。在斯大林死后，苏联又进行了多次核试验，生产了数千颗原子弹，而且莫斯科也不再羞于公开宣扬和吹嘘苏联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成就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他们本来应该庆祝的让世界大吃一惊的第一次核试验，莫斯科却闭口不谈。在西方，人们本来预计，苏联人虽然成功窃取了西方的原子弹秘密，但是要研制出原子弹，还要花费许多年。事实上，苏联核试验的消息是由杜鲁门在9月23日透露给世人的。第二天，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发表声明，宣布苏联从1947年开始就已经拥有了原子弹，而最近的爆炸跟矿山、运河、道路、水电站之类的基础建设工作所必需的“大规模爆破”有关。 [43] 苏联人这样遮遮掩掩可能是因为他们做事一向喜欢偷偷摸摸，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想太多地刺激美国人。它还可能跟维辛斯基即将在联合国代表苏联发表讲话，建议裁减军备、禁止核武器和控制原子能有关。实际上，维辛斯基于1949年11月23日在联合国宣称，跟美国的进攻性核试验相反，苏联的那些核试验是和平的，因为它们是打算用来削平高山和使河流改道的。一位表示怀疑的美国作者称这个说法是，“曾经通过国际组织发表的最荒谬的讲话之一”。 [44]
那么，在斯大林的战后军事政治图景中，原子弹究竟有什么位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困难在于，就像大卫·霍洛韦指出的那样，“斯大林在1946～1953年有关原子弹的事情说得很少，而他的确说过的也是故意要制造一种特别的印象”。 [45] 斯大林希望传递的这种印象就是，原子弹并不像某些把它造出来的人以为的那样重要。斯大林在1945年11月开始贬低原子弹的重要性，当时他告诉哥穆尔卡说，“决定战争结果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军队”。他后来也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例如，在1952年7月，他告诉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彼得·纳尼（Pietro Nenni）：在技术上，美国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实力，但是在人力资本上没有。“美国光是摧毁莫斯科还不够，正如我们光是摧毁纽约还不够一样。要想占领莫斯科、占领纽约，那得需要军队。” [46]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斯大林对自己说的话不是当真的；而这样理解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研制氢弹之前，美国并没有能力用原子弹去毁灭苏联。美国人最多只能造成像德国人1941年入侵苏联时那样的破坏。这就意味着苏联会留有大举反攻的实力，因为20世纪40年代的原子武器虽然可以用来对付城市，却不能用来有效地对付分散的军队。另外，虽然斯大林并不把原子弹看作那种凭自身就足以赢得战争的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低估拥有原子弹的重要性。他对盟军战争期间对德国和日本的战略轰炸的作用有着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也知道，原子武器可能在未来给这类行动带来质的差别。在斯大林的战后防卫计划中，他最优先考虑的是苏联空军。1948年7月，空军成为与陆军和海军同等地位的军种，而且斯大林还大力推进加强防空能力、研制远程战略轰炸机以及成立火箭部队。根据一份原始资料，在1947年4月的一次与军队领导人和火箭科学家的会议中，斯大林说，“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类机器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呢？对于那个喜欢嚷嚷的小店主哈利·杜鲁门，它们可是件管用的紧身衣。我们必须继续干，同志们。制造出能够飞越大西洋的火箭，这对我们十分重要。” [47] 很可能这又是一个事后杜撰的故事，但也不难想象斯大林会这样说。
大卫·霍洛韦，《斯大林与原子弹》这部经典之作的作者，把情况概括如下：
原子弹在战后的军事政策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斯大林最优先考虑的是抵御原子弹的攻击以及苏联核武器运载工具的研制。不过，他并不认为原子弹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武器……他把原子弹看作一种用来对付后方目标的战略武器，而不是把它看作用来对付地面部队或海上力量的有效砝码……斯大林并不认为原子弹预示着一场军事革命的到来。苏联的军事战略主要是吸取了对德战争的经验。苏联的战争观念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48]
斯大林对原子武器的作用的看法不走极端，这有两方面的深远影响。第一，他没有让美国人对原子弹的垄断影响他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对原子弹的畏惧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1946年的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的处置，也没有把他吓得不敢在1947年宣布冷战或者在1948年不敢挑起柏林危机。第二，苏联方面所有有关禁止核武器的建议并不仅仅是宣传。即使是在苏联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以后，斯大林也完全愿意就控制和限制核武器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对斯大林而言，原子弹是他新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但苏联在战后之所以采取防御态势，靠的不是原子弹，而是该国有抵挡住北约进攻，然后从陆上入侵西欧来发动反攻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