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在欧洲，斯大林谋求的是和平以及解决德国问题。在与美国的军事竞争中，他的政策是反应性的、克制的。尽管他有时也炫耀武力，但他经常而且一直谈论的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存。这种形式的克制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
这场战争是从1950年6月朝鲜进攻韩国开始的。到夏季结束的时候，共产党政权已经控制了该国的大部分领土。不过，韩国人还是设法守住了该国东南釜山港周围的一隅之地，这就为美国人赢得了替他们出面干涉的时间。美国人发起了一连串的反攻，阻止并打退了朝鲜人的推进。9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实施了两栖作战行动，从侧翼包围了朝鲜的军队并收复了韩国的首都首尔。麦克阿瑟的军队向北推进并越过了标志两国国界的北纬38°线，这下轮到朝鲜人后退了。到11月的时候，麦克阿瑟已经逼近了朝中边界，只是由于大批中共“志愿军”的介入才挽救了朝鲜政权，使之免遭彻底的失败。到1951年7月，战事沿北纬38°线陷入僵局，和谈开始，并在两年后签订了停战协定，军事行动结束，尽管这两个国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依然处于理论上的战争状态（见地图20）。
地图20 朝鲜战争，1950～1953年
朝鲜冲突的根源在于该国在战后的划分。 [49] 朝鲜直到1945年为止都是日本的殖民地。当日本在1945年8月投降的时候，该国被苏联和美国沿北纬38°线分成了两半。就像德国的情况一样，这样做原本是为了举行选举并实现该国的重新统一，但当苏美军队于1948～1949年撤出朝鲜的时候，他们留下了两个政府、两个国家：一个是北部金日成领导的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政权，一个是南部李承晚领导的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权。两位领导人都是野心勃勃，要把该国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即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双方都以入侵来威胁对方，而且在边界也发生过多次的小规模军事冲突。最终是金日成在说服斯大林支持他的进攻计划后首先发动了进攻。
对斯大林来说，朝鲜战争是个非常严重的误判；其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在中国的帮助下，金日成的政权幸存了下来。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苏联人正在抵制联合国，以抗议该组织将共产党中国拒之门外；这就让美国人趁机促成了一项决议：授权以联合国的名义介入朝鲜战争。于是，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也就与美国人和韩国人一起在朝鲜作战了。在西方，斯大林被视为挑起这场战争的人，而朝鲜的进攻则被看作苏联在远东采取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战争破坏了和平运动的努力，使得苏联解决欧洲问题的种种尝试变得更加复杂，而且还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开始实施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计划。对于斯大林来说，这场战争本身的代价也是很高的，而且还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它可以被说成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合围而断然采取的行动，但那样的说法即使是在共产主义圈子内部也是空洞无力的。尤其是，朝鲜战争使东西方关系中的信任、信心和善意几乎荡然无存。
要理解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的失败，就必须从他在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观点来看待局势。从战略上来看，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的朝鲜对斯大林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可以成为防止日本的威胁卷土重来的前哨基地。斯大林预计，日本会与德国一样东山再起并再次走上侵略的道路。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为了防止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在苏联驻同盟国日本管制委员会的代表被派往东京的时候，他所得到的最主要的指示就是，要确保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并消除它的军工潜力。 [50] 当1950年与中国的新的共产党政府重新谈判中苏条约的时候，该条约依然是以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为指针的。 [51]
苏美有关日本和约谈判的破裂，加剧了斯大林对日本的担心。1946年6月，美国人建议就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签订条约——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远东的拜恩斯计划。就像与之类似的德国条约一样，这个建议也遭到了苏联人的拒绝，理由是，它没有就日本保持和平提供任何长期的保证。美国方面渐渐地绕开同盟国管制委员会，想要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宣布，日本将会成为远东的反共堡垒。 [52] 事态发展的这些新情况就跟在德国问题上的那些差不多，而在斯大林的头脑中，预计中的德国与日本的卷土重来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把整个朝鲜并入苏联集团这个想法就很诱人了，尤其是在艾奇逊已划定的战略边界似乎包括了日本却排除了朝鲜的情况下。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在斯大林看来，朝鲜事态的发展是共产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遍扩张的一部分。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对斯大林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朝鲜局势的看法影响特别大。首先，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在其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搏斗中的前景曾经表示过怀疑，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还一度继续主张，在中国成立由进步力量组成的国民政府。但是，在共产党的军事胜利以及国民党中国在冷战中与美国结盟的双重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并开始更加积极地支持毛泽东。1947年6月，他邀请毛泽东到莫斯科会谈。毛泽东未能成行，表面理由是中国的战争形势瞬息万变（这个借口也许让斯大林想起了，当年他不想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会面的时候，也经常这样说）。但是，在这两人之间建立起了长期的通信联系，而且在1949年1月，斯大林还派政治局成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中国与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领导层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53] 1949年12月，也就是在毛泽东于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月后，他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就新的中苏同盟条约进行谈判。在12月16日他们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告诉毛泽东说，中国在军事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威胁：“日本还没有爬起来，因而还不准备战争；美国尽管在叫嚣战争，但实际上最怕战争；欧洲也害怕战争；实际上，没有人要跟中国打仗，除非金日成决定入侵中国！” [54] 斯大林还忠告毛泽东，要避免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要花时间去巩固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
然而，尽管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建议是要谨慎，但他从中国的形势发展中得出了两个激进的结论。第一，就像他告诉1949年夏季来访的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的那样，“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和东亚”。 [55] 第二，美国要么是不愿意，要么是没有能力干涉，以阻止共产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如此，正如凯瑟琳·韦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指出的那样，斯大林对于在朝鲜挑起军事冲突还是有些迟疑的，而且在战争真的爆发的时候，他就后退了，没有采取任何会引发与美国的重大冲突的措施。 [56]
1949年3月，金日成开始向斯大林强烈要求允许对韩国发动进攻。他试图说服这位苏联领导人，进攻会得到南方人民的欢迎，会得到已经在那里战斗的共产党游击部队的支援。斯大林告诉他：
你们不要向南前进。首先，朝鲜人民军的部队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其次，在南方还驻扎着美国的部队……最后，不要忘了，有关北纬38°线的协议实际上是苏美之间的协议。如果我们这一方破坏了协议，那就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人会介入……如果对手有侵略的野心，那它迟早会发动侵略的。遇到这样的进攻，那就是你们发动反击的好机会。到那个时候，你们的行动就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
1949年6月，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了朝鲜。9月，金日成建议对南部发动一次有限的进攻，以巩固朝鲜边界沿线的防御阵地。斯大林进行了认真的考虑，但最后还是否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很难把这样的进攻限制在边界的某个地段，而且它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国际纠纷。然而，1950年1月，对于这样的进攻的可行性，斯大林的想法开始改变了，因此，当他在3月再次会见金日成的时候，他就准备同意发动进攻了，前提是这个想法要得到中国人的支持。斯大林解释说，他之所以改变主意，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意味着毛泽东将会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为朝鲜人提供帮助。其次，中苏同盟条约意味着美国人不太可能会干预，而且美国国内的情绪无论如何也是反对干预的，苏联人拥有原子弹使得这种情绪更强烈了。但是斯大林也向金日成挑明了，他“不要指望苏联会直接参与这场战争，因为苏联需要应付别的地方尤其是在西方的严重挑战……苏联不准备直接介入朝鲜事务，特别是在美国人真的冒险向朝鲜派遣部队的情况下”。
在与斯大林见面之后，金日成又在5月来到了北京，想要获得毛泽东对他的行动计划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金日成在这一时期的计划仍然是发动局部的攻势，这些局部的行动日后会发展成更全面的攻势。然而，这一计划发生了变化。在得到斯大林的首肯之后，朝鲜人发动了全面进攻，越过了北纬38°线。在战争开始后，斯大林急于要在美国人有机会干预之前就让韩国获得“解放”。当美国人在9月成功发起反攻的时候，事实证明，斯大林的预感是有先见之明的。10月，斯大林呼吁毛泽东派遣中国军队入朝支援金。毛泽东起先拒绝了，于是，斯大林又给他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说明中国干预的合理性。斯大林指出，中国同志曾经多次承诺在必要的时候出面干预；而且斯大林还对这样的想法表示不屑，即中国出面干预会挑起与美国的更大范围的冲突。他告诉毛泽东，美国“目前不愿发动大的战争”。斯大林承认，美国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有可能被拖进一场大的战争，但他又认为，苏联和中国对此不应当感到害怕，因为“我们加起来要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显示出需要认真对待的军事实力。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开始吧，而不要等到几年后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成为美国的帮手的时候，不要等到美国和日本有李承晚统治下的整个朝鲜作为现成的桥头堡的时候”。在这番话中，有不少是虚张声势的，因为，在中国人依旧不为所动的时候，斯大林就指示金日成准备撤出了。不过，中国人真的出手干预了。他们发动了反攻，迫使麦克阿瑟的军队退到了北纬38°线以南。斯大林为朝鲜和中国提供了军需物资的援助，但没有直接参战，尽管苏联飞行员的确也在北纬38°线以北参加过空战。在仍然有可能谋取军事利益的时候，斯大林是赞成把战争打下去的，但是到了1951年中期，他已经承认，有必要进行停战谈判了。 [57]
1952年8月，周恩来来到了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在与中国总理的交谈中，斯大林尽量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战争局势。“战争在触动美国人的神经，”他告诉周恩来，“朝鲜的这场战争已经暴露出美国人的弱点。24个国家的军队不可能把朝鲜的这场战争长期打下去，因为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在这件事上也不可能指望取得成功。”这是在失败面前的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大话。他还以同样的语气继续说道：
美国人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之后。毕竟他们的实力主要在于空中力量和原子弹……美国不可能打败小小的朝鲜。在跟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要坚定……已经两年了，美国还是不能征服小小的朝鲜……他们想要征服世界，却连小小的朝鲜也征服不了。这些美国人打仗真是不行。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之后，他们已经失去了从事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他们在把希望寄托在原子弹和空中力量上。但靠它们是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要赢得战争需要步兵，而他们没有步兵；他们现有的步兵又不经打。他们现在在跟小小的朝鲜作战，而美国国内的人民已经在哭泣了。如果他们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会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也许每个人都会哭泣吧。 [58]
也许斯大林对于这套说辞是相信的，但这套说辞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美国人不是唯一在朝鲜无法获得胜利的人。不管斯大林怎样不承认核武器的因素，但他小心翼翼，不愿直接介入朝鲜的冲突，肯定是顾忌美国在原子弹上的优势。另外，受到国际社会压力，要求结束其军事冒险并接受和平妥协的正是苏联人、中国人和朝鲜人。当1953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伤亡人数达到了千万级，朝鲜人又回到了他们开始发动进攻的地方，韩国的独立由于大批美军的存在而得到了保障，日本在美国的东亚战略阵地中确立了自己的支柱地位。斯大林与中国人有关这场战争的分歧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怨恨，而这种怨恨又促使中苏同盟在20世纪50年代末突然破裂。 [59] 斯大林的最后的战争是他最为惨重的失败之一。
最后的时光
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享年74岁。关于他的死亡有许多阴谋说。但事实很简单，他在3月2日突发脑溢血并于三日后死亡。 [60] 一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天，他都非常忙碌，并保持着对事态发展的充分掌控。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的会客日志中，有许多次会见的记录。1952年12月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有一位美国记者问他对美国艾森豪威尔新政府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这位记者说，苏美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个国家是可以和平地生活的。他谴责了冷战，并对与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包括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能性表示欢迎。 [61]
在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印度大使梅农（K. P. S. Mennon）是最后一批见到他的外国人之一。他是在1953年2月17日晚上被召见到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只持续了半个小时，但对这位大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了很长的一段内容，思考他与这位伟人会见的意义。他回顾了别人有关斯大林的说法。战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E. Davies）认为：“他的举止亲切，不拘小节……他给我的印象是诚挚而谦逊。”还有温斯顿·丘吉尔：“斯大林总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睿智、冷静、对事情不抱幻想……是个讲话直截了当甚至有点生硬的人……带有那种能够化解问题的幽默感，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梅农来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斯大林的“朴素、精明和无情”：
他的一切都很朴素——他的衣着、房间、举止、说话的方式……这是一个靠他的意志……为共产主义保住了苏联、为世界保住了共产主义的人；要是没有他，无论是苏联还是共产主义都抵挡不了希特勒的进攻。这是一个不仅在他自己的国家，而且被世界各地的无数人民都当作“一切进步人士的领袖和导师”的人；他的肖像在每一个俄罗斯家庭都占据着圣像的位置；在苏联，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所有的听众都会起立鼓掌欢呼，经久不息；迄今为止，过度的赞扬对他来说就如同水溅在鸭背上一样不起作用，没有留下炫耀或装腔作势的痕迹。伏尔泰在流亡多年后重返巴黎的时候，受到了一群崇拜者的欢迎。当有朋友问他对于成为人民的偶像是否感到高兴的时候，他回答说，“是的，可是当我的头颅出现在断头台上的时候，也会有同样多的人来”。斯大林也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这样的想法。这令我想到他的第二个品质……他的精明，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他说话的时候，同样也表现在他沉默的时候。他谢绝参与我们有关解决朝鲜问题甚至是一般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也许他觉得他已经到了只考虑根本问题，而把细节问题交给自己心腹部下的阶段……他的无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两次提到道德说教对恶人毫无作用。甘地说的“心灵的转变”对斯大林毫无意义。当斯大林引用农夫拒绝感化狼的隐喻时，他指的也许正是甘地执着于对道德因素的考虑。我打电报给我的政府说，这代表着斯大林哲学的本质。 [62]
富有魅力而又能打消人的戒备之心，坦诚相待却又神秘难测，充满吸引力却又让人感到不安——直到最后，斯大林都在向世人展示他的多副面孔。
* * *
[1] L. Gibianskii，“The Soviet-Yugoslav Split and the Cominform” in N. Naimark and L. Gibianskii（eds），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1944-1949 ，Westview Press：Boulder Col.，1997. 吉比安斯基已经用英语、俄语和其他语言发表了许多论述斯大林与铁托决裂的文章，并且负责出版了苏联档案中的许多珍贵文献。
[2] “Na Poroge Pervogo Raskola v ‘Sotsialisticheskom Lagere’”，Istoricheskii Arkhiv ，no.4，1997；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Documentary Reader ，September 1999，pp.408-19；I. Banac（ed.），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1933-1949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3，pp.436-41.
[3] “Sekretnaya Sovetsko-Ugoslavskaya Perepiska 1948 goda”，Voprosy Istorii ，nos 4-5，1992.
[4] G. Procacci（ed.），The Cominform：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1947/1948/1949 ，Feltrinelli：Milan，2004，pp.611-21.
[5] A. B. Ulam，Titoism and the Cominfor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ss.，1952，chap.5.
[6]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1944-1953 ，vol.1，Moscow，1997，docs 267，269，272，274，289；Sovetskii Faktor v Vostochnoi Evrope，1944-1953 ，vol.1，Moscow，1999，docs 209-12.
[7] 这四个词在英文中都以字母“d”开头。——译者注
[8] W. Loth，Stalin’s Unwanted Children：The Soviet Union，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Palgrave：London，1998，chap.1.
[9] B. Ruhm von Oppen（ed.），Documents on Germany under Occupation，1945-195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5，pp.128-31.
[10] G. P. Kynin and J. Laufer（eds），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vol.2，Moscow，2000，docs 121-3，126-8，137. 另见 R. B. Levering et al.（eds），Deb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Rowman & Littlefield：Lanham，Maryland，2002，doc.2，pp.157-9。
[11] “V. M. Molotov’s Statement on the American Draft Treaty for the Disarmament and Demilitarisation of Germany”，Soviet News ，11/7/46. 莫洛托夫和拜恩斯在外交部部长理事会会议上的这段对话的记录可见于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 F.431/II Op.2，D.3，Ll.149-58。
[12] G. P. Kynin and J. Laufer（eds），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vol.3，Moscow，2003，doc.35.
[13]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45-1948 ，Moscow，2004，doc.185. 1947年1月，斯大林在会见东德共产党时提出了同样的理由。
[14] E. S. Mason，“Reflections on the Moscow Conference”，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vol.1，no.3，September 1947，p.475. 不过，梅森也认为，尽管很难，但关于在统一的德国成立某种形式的自由民主政权这个问题，还是有可能与苏联人达成一致的。从西方的角度对此次会议的进一步分析，参见A. Deighton，The Impossible Peace：Britain，the Division of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Clarendon Press：Oxford，1990，chap.6。
[15] Vneshnyaya Politika Sovetskogo Souza 1947 god ，part 1，Moscow，1952，pp.377-83，534；“K Itogam Soveshchaniya Ministrov Inostrannykh Del”，Pravda ，27/4/47. 与莫斯科会议有关的苏联档案材料许多都可见于Kynin and Laufer（eds），SSSR i Germanskii Vopros ，vol.3。苏联报纸对此次会议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报道；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苏联人公开说的与他们私下里说的并无太大的区别。
[16] V. M. Molotov，Problems of Foreign Policy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Moscow，1949，p.488.
[17] V. M. Molotov，Problems of Foreign Policy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Moscow，1949，pp.503-9.
[18] Deighton，Impossible Peace ，chap.8.
[19] 1948年3月26日斯大林与社会统一党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可见于 Istoricheskii Arkhiv ，no.2，2002，pp.9-25。
[20] Von Oppen，Documents ，pp.286-90. 关于伦敦联合公报的背景，参见M. Trachtenberg，A Constructed Peace：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1945-196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J，1999，pp.78-91。
[21] W. Stivers，“The Incomplete Blockade：Soviet Zone Supply of West Berlin，1948-1949”，Diplomatic History ，vol.21，no.4，Fall 1997. 关于苏联的总的政策，参见M. M. Narinskii，“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Berlin Crisis” in F. Gori and S.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1953 ，Macmillan：London，1996。
[22]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45-1948 ，docs 281，287.
[23] 转引自C. Kennedy-Pipe，Stalin’s Cold Wa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Manchester，1995，pp.127-8。
[24] M. D. Shulman，Stalin’s Foreign Policy Reapprais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ss.，1963，pp.73-5. 在斯大林时代晚期的苏联对外政策方面，这本书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文本。同样具有持久价值的是W. Taubman，Stalin’s American Policy：From Entente to D étente to Cold War ，W. W. Norton：New York，1982。
[25] Vneshnyaya Politika Sovetskogo Souza 1949 god ，Moscow，1953，pp.46-71，88-94，120-2.
[26] 转引自D. Holloway，Stalin & The Bomb：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56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94，p.264。
[27] 参见V. Mastny，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Soviet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1949-195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35，March 2002 以及 N. I. Egorova，“Evropeiskaya Bezopastnost” i “ugroza” NATO v Otsenkakh Stalinskogo Rukovodstva’ in V. Gaiduk，N. I. Egorova and A. O. Chubar’yan（eds），Stalinskoe Desyatiletie Kholodnoi Voiny ，Moscow，1999。
[28] Otnosheniya SSSR s GDR，1919-1955gg ，Moscow，1974，doc.114.
[29] 在所谓的“斯大林照会”问题上的历史争论可见于A. Phillips，Soviet Policy Reconsidered：The Postwar Decade ，Greenwood Press：New York，1986；R. Steininger，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Stalin Note of 1952，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0；V.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6；J. Zarusky（ed.），Die Stalin-Note vom 10.Marz 1952 ，Munich，2002；R. van Dijk，The Stalin Note Debate：Myth or Missed Opportunity for German Unificatio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14，May 1996；G. Wettig’s，“The Soviet Union and Germany in the Late Stalin Period，1950-1953” in Gori and Pons，Soviet Union and “Stalin and German Reunification：Archival Evidence 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Spring 1952”，Historical Journal ，vol.37，no.2，1994；W. Loth，“The Origins of Stalin’s Note of 10 March 1952”，Cold War History ，vol.4，no.2，January 2004；A. M. Filitov’s，“Stalinskaya Diplomatiya i Germanskii Vopros：poslednii god” in Stalinskoe Desyatiletie Kholodnoi Voiny and “Nota 10 Marta 1952 goda：Prodolzhaushchayasya Diskussiya” in B. M. Tupolev，Rossiya i Germaniya ，Moscow 2004；J. Laufer，“Die Stalin-Note vom 10.Marz 1952 im Lichte neuer Quellen”，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anuary 2004。
[30] Stalin，Sochineniya ，p.224.
[31] 斯大林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1952年4月1日和4月7日的会谈记录公布在Istochnik ，no.3，2003，引文摘自第122、125页。这些文件的译文可见于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网站。
[32] Otnosheniya SSSR s GDR，1919-1955gg ，doc.118. 这份文件是由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起草，斯大林修改的。参见Politburo TsK VKP （b ）i Sovet Ministrov SSSR，1945-1953 ，Moscow，2002，doc.119。
[33] 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 ，pp.523-4.
[34] Stalin，Sochineniya ，vol.16，Moscow，1997，pp.98-9.
[35] Vneshnyaya Politika Sovetskogo Souza 1949 god ，pp.441ff.
[36] B. Ponomaryov et al.（eds），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1945-1970 ，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73.
[37] 在马林科夫最初起草的报告中还包括这样的建议：在英、法、苏、美之间签订一份5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召开国际大会并发表有关和平及相关事务的宣言。但整个这部分内容都被斯大林删去了，并用所引用的这些话替代了出现在目录中的一节长得多的内容。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Sotsial’no-Politicheskoi Istorii（RGASPI）F.592，Op.1，D.6 L.25.
[38] Shulman，Stalin’s Foreign Policy .
[39] Stalin，Sochineniya ，pp.94-5.
[40] 参见F. S. Burin，“The Communist Doctrine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Wa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7，no.2，June 1963。
[41] J. Stalin，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Moscow，1952，pp.37-41. 关于出版这本著作的背景，参见E. Pollack，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on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no.33，July 2001。
[42] 关于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重整军备，参见Holloway，Stalin & the Bomb chaps 11-12；Mastny，NATO ，Y. Gorlizki and O. Khlevniuk，Cold Peace：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1945-195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4，pp.97-101；M.A. Evangelista，“Stalin’s Postwar Army Reappraised” in S. M. Lynn-Jones et al.（eds），Soviet Military Policy ，MIT Press：Cambridge Mass.，1989；N. Simonov，Voenno-Promyshlennyi Kompleks SSSR v 1920-1950-e gody ，Moscow，1996，chap.5；and 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 ，pp.492-7。
[43] Vneshnyaya Politika Sovetskogo Souza 1949 god ，pp.162-3. 这次讲话的译文可见于Holloway，Stalin & the Bomb ，pp.265-6。
[44] B. G. Bechhoefer，Postwar Negotiations for Arms Control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 DC，1961，p.134.以较为同情的态度论述苏联在裁军、武器控制及核问题上的政策的，参见J. P. Morray，From Yalta to Disarmament ，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61。
[45] Holloway，Stalin & the Bomb ，p.253.
[46] Holloway，Stalin & the Bomb ，p.242.
[47] Holloway，Stalin & the Bomb ，p.247.
[48] Holloway，Stalin & the Bomb ，p.250. 关于斯大林对原子弹的看法的另一种分析，参见V. M. Zubok，“Stalin and the Nuclear Age” in J. L. Gaddis et al.（eds），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9。
[49] 关于苏联战后初期对朝鲜的政策，参见E. van Ree，Socialism in One Zone：Stalin’s Policy in Korea 1945-1947 ，Berg：Oxford，1989。
[50]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45-1948 ，doc.68.
[51] 1945年和1950年的中苏条约的文本可见于R. L. Garthoff（ed.），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Frederick A. Praeger：New York，1966，Appendices A & B。
[52] Ponomaryov et al.，History ，chap.19.
[53] 对米高扬的谈话以及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通信的苏方记录可见于Sovetsko-Kitaiskie Otnosheniya，1946-1950 ，2 vols，Moscow，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