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军队的大清洗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列宁格勒共产党负责人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1934年12月被暗杀之后，许多党员就因为被怀疑卷入刺杀苏联领导人的阴谋而遭到逮捕。 [59] 20世纪30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领导成员接二连三地受到政治公审，他们被指控为间谍、破坏分子和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家。 [60] 接着就进入了叶卓夫时代（Yezhovshchina）——这是以斯大林的安全主管尼古拉·叶卓夫（Nikolai Yezhov）的名字来命名的——大肆追查所谓的“内部敌人”，导致大批党和国家的官员遭到逮捕并被处决。这些事件现在被统称为“大恐怖”（Great Terror）——这段时期斯大林频频采取政治镇压和暴力手段，数百万人遭到逮捕，数万人被枪杀，大部分是在1937～1938年。 [61]
关于“大恐怖”，无论是其程度之深还是牵连之广，都是到很久以后才为人所知的，但对“人民的敌人”的追查是没有任何秘密的。那种恐怖是公开的、群众参与的事件，它鼓励大家检举揭发任何被怀疑为政治异端分子、经济破坏分子或者参与外国政府阴谋的人。人们普遍相信，被镇压的人是有罪的，这种想法激发了群众对镇压活动的热情，而越来越多的国际威胁和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之后，越发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想法。苏联社会似乎真的处于外部和内部敌人的包围之中。 [62]
可是，斯大林相信的是什么？他发动大恐怖并清洗他的统帅部的动机是什么？这是有关斯大林及其政权本质的核心问题。
总的来说，在历史学家当中有两派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利用大恐怖来巩固他的独裁地位和权力系统。这一看法倾向于用斯大林的某种个性特征，例如偏执多疑、睚眦必报、施虐狂、嗜血成性、权力欲，来解释他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把恐怖看作一种必要的措施，以保卫苏维埃体制、防止内部颠覆与外部威胁可能形成的危险勾结。后一种解读往往与对斯大林的如下看法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强调，他是个空想家，一个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他对自己有关阶级敌人的宣传信以为真了。
对斯大林的这两种分析并不是完全不能相容的。要实行这种恐怖，要下令处死自己的几十万公民并把数百万人投入监狱，斯大林需要这样做的心理驱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是由他的心理特性或者纯粹个人的野心所驱使的。同样，虽然斯大林真的相信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但他还是逐渐把苏维埃体制的利益与巩固自己的个人权力当成了一回事，因而利用大恐怖来达到这一目的。
不过，关于斯大林的动机，最关键之处也许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在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旨是阶级斗争，即互不相容的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固有的对抗性关系。对抗性的阶级之间的这种冲突，不仅被视为国家范围内的斗争，也是国际范围内的斗争。斯大林对这种阶级冲突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强调在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动荡国际化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在加剧。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苏联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阴谋的众矢之的，是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具有威胁的替代性社会体制，因而必须通过间谍活动、蓄意破坏和针对其共产党领导人的谋杀来颠覆它。
在1937年2～3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关于国家层面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启示录式的幻觉达到了顶峰：
外国特务的破坏活动和扰乱性的间谍活动，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不仅是经济的，还有行政的和党的组织……外国特务，包括托洛茨基分子，不仅渗透到了基层组织，还渗透到了某些重要的岗位……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圈，外国特务就会把破坏分子、密探、反党分子和谋杀者派到我们内部，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们必须砸烂并抛弃那种过时的理论：它认为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阶级斗争也将逐渐熄灭，它认为随着我们的成功，阶级敌人也会越来越老实……相反，我们越是前进，越是成功，被打败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就会变得越恼羞成怒，就会迅速采取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就会给苏联带来更多的损害，就会采取更加疯狂的斗争手段…… [63]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斯大林都经常重复这一主题，这表明他真的相信他在开展一场真正的反对资本主义颠覆苏维埃体制的斗争。根据斯大林最亲密的政治助手莫洛托夫的回忆，“大恐怖”的目标是在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到来之前，清除暗藏的第五纵队。 [64]
这样说来，斯大林是不太可能真的相信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将领的荒唐的叛国罪罪名的，但军队中有这样一个反对他领导的阴谋，未必就不可能。图哈切夫斯基是个非常强硬的人，他在重整军备、战略思维以及军政关系方面的观点并不总是与斯大林的合拍。图哈切夫斯基与他的顶头上司、国防人民委员和斯大林的长期密友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也有私人矛盾，而当时红军与共产党的关系紧张，这使得军队在发生严重危机时的政治忠诚被打上了问号。 [65]
作为斯大林备战工作的一部分，军队和共产党中靠不住的那些人，显然并不是他唯一要打击的对象。生活在苏联边境地区的许多族群都被认为是那种一旦发生战争就可能背叛的人。在西部边境有乌克兰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在近东有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伊朗人，在远东有中国人和朝鲜人。“大恐怖”的内容之一就是种族清洗，生活在边境地区的有几十万人遭到逮捕、驱逐和处决。有人估计，在叶卓夫时代，这样的少数民族成员在被捕的人当中占到了五分之一、在处决的人当中占到了三分之一。 [66] 另外还有人估计，在1936～1938年，有80万非俄罗斯人被流放到苏联的中亚地区。虽然在1939年的时候，对党员、国家官员和军官的大镇压终于结束了，但斯大林对边境居民的种族与政治清洗仍在继续。在苏联1939年入侵波兰东部之后，有40万波兰人遭到逮捕、驱逐或处决。在被枪杀的人当中有2万名波兰战俘，他们就是著名的1940年4～5月“卡廷大屠杀”中的受害者。 [67] 红军在1940年夏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国，导致几十万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遭到驱逐。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担心少数民族与敌人合作，斯大林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的种族清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有200万少数民族的成员——伏尔加河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车臣人和其他外高加索居民——被流放到苏联内地。 [68]
苏维埃爱国主义
斯大林针对其边境居民的战争，与其说表现了个性上的偏执狂特征，不如说表现了政治上的偏执狂特征——害怕民族主义的分离主义在战争中可能对苏联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对于多种族的苏联居民中的分离主义倾向或背叛的倾向，镇压并不是斯大林唯一的武器。他的另一个策略就是调整苏维埃国家的形象，把它描绘成俄罗斯反对外国剥削与占领的爱国卫士。这并不需要放弃苏维埃国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不需要放弃它的革命的国际主义，更不需要放弃它的社会主义目标。相反，它意味着斯大林以及苏维埃体制，在共产主义之外又采用了一种爱国主义身份。这种调整的标签之一是“民族的布尔什维主义”， [69] 另一个是“革命的爱国主义”。 [70] 斯大林自己的说法只是“苏维埃爱国主义”，它是指公民对苏维埃社会主义体制以及对代表和维护苏联各民族传统与文化的苏维埃国家的双重忠诚。多民族的苏联，“在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在形式上是民族的”，斯大林宣称，它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除了要促进无产阶级的文化与传统之外，还要促进民族的文化与传统。把这种双重的忠诚与身份整合并组织起来的力量，就是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党。
斯大林完全适合成为寄望于苏联公民的多重身份与忠诚的化身。作为格鲁吉亚人，他喜欢夸示当地的传统，但又欣然接受了俄罗斯的文化、语言和身份。他出身低微，是鞋匠的儿子，这使他获得了庶民的阶级身份，但他像数百万其他人一样，得益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作为边境地区的居民，他支持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苏维埃国家，这样的国家会保卫苏联的所有民族。总之，斯大林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工人、共产主义者和苏维埃爱国者。 [71]
用爱国主义来调整共产党与他自己的形象，这种做法的端倪出现在斯大林的一次被广为援引的讲话中。那是在1931年2月发表的关于迫切需要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讲话，他在其中把各种阶级与政治的主题同爱国的主题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除了别的之外，古老俄国的历史还在于她因为自己的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大汗、土耳其老爷、瑞典的封建统治者、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日本的领主都来打她。所有的人都因为她的落后而打她。军事落后、文化落后、政府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他们之所以打她，是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而又不用受到惩罚。你们要记住革命前的诗人说过的话：“你是穷困的，你是富饶的，你是强大的，你是软弱的，俄罗斯母亲”……剥削者的法则是这样的：打击落后的国家，那是因为你软弱，所以你就是错的，所以你就该挨打，就该受奴役……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50～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消除这种差距。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就会被压垮。这是在苏联工人和农民面前我们应该尽到的责任。 [72]
与列宁一道，斯大林曾经是苏联民族政策的设计师。 [73] 在1917年之前，斯大林针对所谓的民族问题，写过一份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分析报告， [74] 并在革命之后担任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75] 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相信工人阶级超越并战胜国家界限的团结，他们在原则上都反对民族主义的排外性。不过，他们也承认民族感情具有持久的号召力，承认在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斗争中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可以利用本地的文化与传统。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进行了调整，以便充分考虑到促进苏联各民族和族群的语言文化的民族性这一计划，同时还要争取苏联各民族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团结。在1922年正式通过的苏联第一部 宪法是高度集权的，但在理论上又是联邦主义的，并且在表面上是以各民族共和国的志愿联合为基础的。
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有两个要点：一是“本地化”，即任命少数民族的成员在他们本地担任官职；二是在苏联各民族当中，包括一些在苏维埃时代以前没有任何明显民族特性的民族当中，促进语言文化的民族性。但是，在本地化和促进民族文化的政策方面，有一部分人口没有被包括在内，那就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的人口比苏联其余所有民族加起来还要多。列宁和斯大林担心，由于俄罗斯人的数量和文化素养，他们会统治其他民族，因此，鼓励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可能会放纵沙文主义倾向。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于俄罗斯人的态度陡然发生了改变，不仅给俄罗斯人特有的爱国主义恢复了名誉，而且布尔什维克英雄人物的万神庙还接纳了革命前的俄罗斯爱国英雄。在这个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中，俄罗斯人现在被描绘成各族人民历史性聚会的核心群体。在文化方面，俄罗斯人在苏联的各个同等民族中被认为是第一位的，是苏联“各族人民友谊”的纽带。在政治方面，俄罗斯人被认为是最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和苏维埃国家的群体。
在革命前，布尔什维克曾经发起过反对沙皇俄罗斯化政策的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末，俄语又恢复了它在教育、军队和政府中的统治地位，而俄罗斯的音乐、文学和民俗则构成了新发明的苏联文化传统的支柱。 [76] 在造成斯大林民族政策发生“俄罗斯转向”的众多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随着战争的临近，为了把苏联或许有上百个的民族团结起来，当时的人们认为实行某种程度的俄罗斯化是必要的。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呼吁也被认为是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手段，而大部分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都是在俄罗斯进行的。尤其是，斯大林看到，那种把俄罗斯过去的奋斗与苏联现在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民粹主义的历史叙事，在政治上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就像斯大林1937年11月在伏罗希洛夫乡间别墅的一次私人聚会上发表的祝酒词中所说的那样：
俄国的沙皇们做过许多坏事。他们掠夺并奴役人民。他们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发动战争、侵占领土。但他们也做了一件好事：他们把各个不同的民族结合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我们继承了这个大国。我们布尔什维克人是首批不是为了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组成这个大国的所有伟大民族的利益而把他们结合成大国并巩固这个大国的人。 [77]
斯大林把苏维埃国家想象成俄罗斯的这样一种事业的继承者，即争取获得可以保护自己的各族人民的力量，这在外国威胁、国际危机、战争临近的动荡气氛中有着明显的实用性。当战争在1941年来临的时候，斯大林就能够动员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尤其是其中的俄罗斯人加入卫国战争，举国抵抗刚刚全线入侵的外国侵略者。就像斯大林在1941年9月告诉哈里曼的那样，“我们知道人民不会为了世界革命而战，也不会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战，但也许他们愿意为了俄罗斯而战”。 [78] 在像苏德之间这种势均力敌的战争中，斯大林能够唤起对苏维埃体制的信仰之外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的忠诚，这一点极为重要。与此同时，在宣传这种能够把苏联的各个民族及其人民团结起来的、独特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斯大林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认为斯拉夫人有比较广泛的一致之处因而应当休戚与共的看法，以及斯大林为了与未来的德国威胁做斗争而寻求与斯拉夫国家建立同盟的努力，也使俄罗斯民族主义与苏维埃爱国主义得到了补充。 [79]
斯大林赋予俄罗斯的这种新的爱国主义特性，跟战后所发生的一切有着重要的关联。在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之后，斯大林指望得到的公正的回报是，扩大苏联的权力与影响，包括实现沙皇时代对外政策的传统目标：黑海海峡的控制权和适合外洋海军的不冻港。但是，斯大林的野心被他打败希特勒时的“伟大的同盟”中的两个伙伴英国和美国给挫败了。它们认为，苏联在黑海、地中海以及太平洋的扩张，对它们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政治利益构成了威胁。1945年12月，斯大林对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抱怨：“按照他对形势的理解，联合王国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拥有了印度及其在印度洋上的一切，美国拥有了中国和日本，但苏联一无所有。” [80]
不过，斯大林最重要的战略利益在于苏联向中欧、东欧的扩张，所以，他就做出了让步，不与西方列强在边缘地区发生冲突。他拒绝为希腊共产党的起义提供支援，收回了对黑海海峡控制权的要求，对于英美拒绝把战败的意大利的北非殖民地分给他一份的结果也默然接受了。但是，曾经的盟友还在继续损害苏联爱国主义的自尊心和声望，这使得斯大林战后的对外、对内政策转向了公开的排外主义。
首次公开披露斯大林战后政策新动向的，是主管意识形态的A.A.日丹诺夫（Zhdanov）在1946年8月的一次讲话，他批评了苏联的报刊和作家在西方文学和文化面前的奴性。这次讲话开始了所谓的日丹诺夫主义（Zhdanovshchina）——一场反对西方影响、赞美苏联科学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的意识形态运动。斯大林对日丹诺夫的讲话做了大量的修改，而这场运动本身也是按照他的命令进行的。 [81] 在私下里，斯大林已经批评过自己核心圈子里的“自由主义”和对西方的“奴性思想”，他还催促自己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与英美的外交谈判中不要做任何让步。 [82] 1947年，斯大林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谈到了他的新电影《恐怖的伊万》，并建议他说：
沙皇伊凡是一个伟大而且明智的统治者……恐怖的伊万的智慧在于，他代表那种民族的观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他的国家，从而保护了这个国家不受外国的影响……彼得一世也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但他与外国人的关系太随便了，把接受外国影响的大门开得太大了，并让这个国家德意志化了，叶卡捷琳娜更是如此。在那之后……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是真正的俄国人的宫廷吗？尼古拉一世的宫廷是真正的俄国人的宫廷吗？不是的，它们是德意志人的宫廷。 [83]
冷战
日丹诺夫主义的出现与发展，本质上是与正在形成的苏联与西方的冷战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冷战要到1947年才开始，但在斯大林与他的“伟大的同盟”的伙伴们之间，几乎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开始有了裂隙。虽然在外交方面斯大林与西方有许多争端——关于波兰，关于日本的占领体制，关于原子能的控制——但他最担心的是意识形态战线的新动向。在战争期间，西方报刊把苏联、苏联红军以及斯大林的领导作为楷模加以颂扬，而苏联的斯大林崇拜实际上在英、美以及同盟国阵营中的其他国家也有所表现。但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令斯大林的宣传主管们不满的是，他们发现西方报刊开始了一场广泛的反苏运动。苏联人相信，这次运动跟战后在英国、美国和西欧再次抬头的政治反共潮是有联系的，而这种反共潮预示着西方对外政策的反苏转向。 [84] 最早显露出这种不祥之兆的，是丘吉尔1946年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Fulton）发表的“铁幕”演说。尽管丘吉尔也说到需要跟苏联继续合作，但他的主题是要发动反共的圣战。丘吉尔当时已经不再是英国的首相了，但斯大林仍然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谴责丘吉尔是冥顽不化的反共分子和战争贩子。 [85] 不过，在斯大林就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公开发表的看法中，他总体上还是比较克制的，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了存在合作共存的可能性。斯大林在公开场合之所以仍然保持温和与节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不想与西方冷战，而是希望就战后和解问题与英美进行谈判。他在1947年4月告诉来访的共和党政治家哈罗德·斯塔森（Harold Stassen）：
德国和美国的经济体制相同，但它们之间仍然发生了战争。美国与苏联的经济体制不同，但它们在战争中并肩战斗、相互协作。如果两种不同的体制可以在战争中相互合作，那它们为什么不能在和平时期相互合作呢？ [86]
正如阿尔伯特·莱希斯说过的那样，“尽管斯大林犯下了无数罪行，但有一个罪名的指控失实，那就是把发动后来所谓‘冷战’的责任归咎于他一个人。事实上，他没有计划过这种事，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87] 但是，斯大林自己的行动与野心的确对冷战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红军占领了半个欧洲，斯大林也决心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邻国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当时，整个大陆的政治形势对各国共产党极为有利，这使得斯大林开始憧憬一个实行人民民主制的欧洲，一个由诸多左翼政权组成的、受苏联和共产主义影响的欧洲。斯大林并不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规划与战后跟“伟大的同盟”中的伙伴们继续合作，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对利益进行公平合理的划分是不相容的。 [88] 他的确也想到过将来有可能与西方列强发生战争，但他认为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是在胡说；我完全可以肯定，绝不会发生战争。他们［英国人和美国人］没有能力对我们发动战争”，1945年11月斯大林对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说，“再过30年左右，他们是不是想再来一场战争，那是另外一回事。” [89]
除了在东欧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斯大林在战后优先考虑的还有经济重建与战后安全方面的安排——尤其是将来对德国的遏制——以及缓和与英美的关系，以实现长期的互惠互利。冷战打乱了他的所有计划。冷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西方把斯大林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野心视为苏联与共产主义无限扩张的前兆。因此，英美抵制在他们看来是斯大林在东欧建立苏联霸权的企图，这反过来又使得斯大林担心他以前的盟友正在试图收回他在战争中得来的好处。
西方领导人指责苏联的扩张主义，而斯大林则抗议英美的全球政策（globalism）。斯大林不能理解，西方为什么要对苏联在欧洲的行动如此紧张，而他认为这些行动是合情合理的、防御性的和有限的。他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确信的东西也蒙蔽了他：他确信，战后欧洲的左倾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但是，斯大林也是十分现实的、实用主义的，他看得出，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跟西方进行公开较量，他很可能会成为输家。随着“伟大的同盟”的解体与冷战的日益迫近，他开始选择关上苏联和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大门，让它们免受西方的影响。在国内，斯大林又打出了爱国牌，这次它带有一种比20世纪30年代更为突出的恐惧并排斥外国事物的特点。在国际舞台上，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旗帜变成了保卫欧洲国家的民族独立、摆脱英美的统治。
冷战是在1947年爆发的。这一年的3月，杜鲁门（Harry Truman）宣布要在世界范围内与共产主义的侵略扩张做斗争，6月，他启动了“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战后的政治、经济重建。斯大林则以在东欧强制推行共产党和苏联的彻底管制作为回应。他还通过日丹诺夫1947年9月的讲话宣布，战后国际政治中两大对立的潮流已经固化并分裂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代表着帝国主义、反动与战争，另一个阵营代表着社会主义、民主与进步。 [90]
不过，即使是在相互宣布冷战之后，斯大林仍然希望能够避免与西方决裂，因而他继续敞开着谈判与妥协的大门。他特别担心的是德国的威胁卷土重来。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被划分成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区。斯大林担心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区会成为反苏集团的重要基地，这促使他挑起了冷战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即1948～1949年的柏林空运。柏林在1945年也被划分了，但它位于德国东部苏联占领区的腹地。为了逼迫西方人就德国的未来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斯大林切断了他们在柏林各区的陆路补给线。但是，西方人通过给西柏林空运补给挫败了他的企图，使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而且柏林危机还适得其反地加快了事态的进程，结果在1949年5月独立的西德国家成立了，之前一个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签订了——该组织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政治同盟，旨在保护西欧免受苏联的攻击或威胁。
苏联在德国事务上的失败只是斯大林在冷战中的许多失算之一。代价最高也最为危险的失算是朝鲜战争。在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怂恿下，斯大林同意在1950年6月对韩国发动进攻。起初一切进展顺利；朝鲜军队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占领了韩国的大部分领土。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在联合国的名义下进行的军事干预，很快就使得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金日成的军队被赶回到北部，而且共产党中国的不情愿的介入才使得他的政权免遭灭顶之灾。这使得斯大林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而这场战争本身最终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代价也是极高的。
事态发展的某些积极方面抵消了国外的这些挫折。斯大林巩固了他对东欧的控制，尽管他的权力受到了铁托的挑战，从而导致1948年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斯拉夫的决裂，而它此前一直是苏联最忠诚的盟友。1949年8月，苏联试验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上台掌权。更重要的是，尽管国际气氛十分紧张，但苏联并没有与西方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且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斯大林为了争取赢得政治上的主动权，还发起了一场国际和平运动。
无论多少国外的挑战都不会威胁到斯大林在国内的地位。他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功使自己拥有了无可置疑的也难以撼动的领袖地位，而民众对他的个人崇拜在荒谬性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斯大林战后的国内政策常常被说成是对共产主义“正统”与“常态”的回归。这种说法有些道理。斯大林在战争期间调整了他的统治模式，以适应当时的形势。他承认在军事、文化及经济事务上需要更加灵活，并准备允许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更为多样的意见。以“伟大的同盟”为背景，他打开了国家的大门，接受外来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作为他的主要权力工具的共产党，都不太适应在和平时期继续采取这种领导风格，而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也促使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法上回归正统。但战争已经改变了一切，斯大林掌管的这种体制也不同以往了。尽管现在的共产主义体制在合法性上有了新的来源，那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但它也必须解决民众对未来的一系列的新的期待。数百万战争中的退伍老兵必须融入党和国家的体制。民族主义魔仆也不可能被轻而易举地再装回到瓶子里。对俄罗斯民族感情的动员有助于赢得战争，但它也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其他族群中激发了与之对立的各种民族主义情绪。必须要跟这些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斗争，不管是借助于政治手段还是镇压。 [91]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最为突出的功绩是，他改变了他的领导风格和他所控制的这个体制的运转方式。他在战争结束时的权力与威望意味着他可以有许多选择，但在国内外所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形势下，倒退到强势的共产党威权主义统治似乎成了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冷战的悲剧在于，它刺激了斯大林加强他的个人专制，而不是继续探索建立那种在战争期间隐约可见的、更加多元的政治体制的可能性。也许是斯大林个人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别的选择，但他在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与创造性表明相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他并没有再采取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大规模的恐怖手段，相反，政治镇压的总体水平下降了许多。斯大林的战后政治体制是一种过渡体制，其终点是在他1953年死后出现的较为宽松的苏联政治秩序。
1945年，年龄加上战争中超负荷工作的影响，在斯大林身上开始显露出来。此后他每年都有几个月在自己位于黑海海滨的乡间别墅度假。 [92] 他不再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过问，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外事务和为督促其手下而进行的适当干预上。对于斯大林的战后体制，有一种说法是，它是新的家长式专制统治。像他的沙皇前辈或任何其他强横的独裁者一样，斯大林通过他的家长式专制统治控制着国家，而国家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的所有物。在战前以及战争期间，他是通过自己做出的无数决定和对政府日常活动的严密监管来行使他的“所有权”的。在战后的日子里，他变得比较克制了。他把大量的政府工作交给了由他的政治局同事领导的各种委员会来处理，这使得党政事务的处理变得有序多了，但因为没有人想要得罪这位“老板”，工作中的官僚化与因循守旧的习气也非常严重。还有，尽管斯大林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并显得越来越喜欢突发奇想，但他在战后的领导工作还是要比以前现代和理性得多。 [93]
1952年10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38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斯大林在会上甚至都没有操心去发表最主要的政治报告，而是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了政治局成员格奥尔吉·马林科夫（Georgii Malenkov）。 [94] 他本人对大会的介入只限于一些简要的谈话，包括与来访的兄弟代表团的谈话。很有意思的是，他又一次捡起了爱国主义这个主题：
以前，资产阶级被认为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权利与独立的守卫者……现在，再也没有“国家原则”的迹象了。资产阶级现在会为了美元而出卖国家的权利与独立。国家独立与国家主权这面旗帜已经被抛弃了。如果你们想要成为你们国家的爱国者，如果你们想要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毫无疑问，这面大旗必须由你们这些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们扛起来，继续前进。 [95]
俄罗斯有句古话——这句话常常被认为是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说的——“胜利者不受审判”。斯大林的理解要比他的沙皇前辈更深。他在1946年2月的讲话中这样说：
他们说胜利者不受审判，说他们不应当受到批评或者约束。这种说法是错的。胜利者可以而且必须受到审判，他们可以而且必须受到批评与检查。这样做不仅对工作有好处，而且对胜利者自己也有好处；那样就会少一些自以为是，多一些谦虚谨慎。 [96]
需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是斯大林的公开和私下的讲话中都反复出现的主题，但他也知道，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唯一真正重要的评判是他自己的评判。即使是在苏联之外，大多数人，至少是那些站在胜利者一方的人，在战争刚刚结束时的判断都是：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斯大林的胜利是值得的。对欧洲文明的野蛮威胁被挫败了，而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件好事。冷战还没有真正开始，许多人都希望斯大林的独裁统治逐渐变成一种比较温和的政治体制，一种配得上苏联人民的牺牲、配得上对纳粹德国的伟大胜利的政治体制。冷战的爆发与斯大林为了巩固共产党的威权主义统治而放弃了战时的自由化政策，使得这些希望破灭了。
但是，在苏联和西方关于这场战争的讨论中，斯大林仍然处于一种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位置。对某些人来说，斯大林是胜利的原因；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溃败的原因。在战争领袖当中，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也被认为是最糟糕的。他的胜利之路是可怕的，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他创造了一种镇压与恐怖的体制，屠杀了数百万人，但也许它是唯一可以赢得那场与希特勒大搏斗的体制。
* * *
[1] C. Merridale，Night of Stone：Death and Memory in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 ，Penguin Books：London，2002，pp.257-63.
[2] 转引自J. Brent and V. P.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The Plot against the Jewish Doctors，1948-1953 ，HarperCollins：New York，2003，p.328。在文献中有一个普遍的假设：葬礼上那些歌颂斯大林的悼词并不算过分恭维，因为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他的追随者们也已经开始疏远他了。然而，那种解读无法得到苏维埃报刊上发表的悼词原文或者有关葬礼过程与讲话的影片的证实。
[3] 参见R. H. McNeal，Stalin：Man and Ruler ，Macmillan Press：London，1998。这部著名的斯大林传记突出了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
[4] 许多出版物都重印了这份报告，包括《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一版：Khrushchev Remembers ，Sphere Books：London，1971，pp.503-62。
[5] 这份决议规避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激烈批评，意在控制秘密报告在党内引发的议论。秘密报告没有公布，但在整个苏维埃联盟的党的会议上都宣读了。参见P. Jones，“From Stalinism to Post-Stalinism：Demythologising Stalin，1953-1956”，in H. Shukman（ed.），Redefining Stalinism ，Frank Cass：London，2003。
[6] 转引自J. Brooks，Thank You，Comrade Stalin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J，2000，p.241。
[7] 关于1956年之后针对斯大林的讨论的发展情况，参见S. F. Cohen，“The Stalin Question since Stalin”，in his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85。
[8] 参见R. W. Davies，Soviet History in the Glasnost Revolution ，Macmillan：London，1989；A. Nove，Glasnost’ in Action ，Unwin Hyman：London，1989；and W. Laqueur，Stalin：The Glasnost Revelations ，Scribners：New York，1990。
[9] 对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变的非常尖锐的批评性观点，参见S. F. Cohen，Failed Crusade：America and the Tragedy of Post-Communist Russia ，Norton：New York，2000。
[10] 例如 F. Chuev，Sto sorok besed s Molotovym ，Moscow，1991（用英文出版的是 Molotov Remembers ，ed. A. Resis，Ivan R. Dee：Chicago，1993）；L. Kaganovich，Pamyatnyye Zapiski ，Moscow，1996；A. Mikoyan，Tak Bylo ，Moscow，1999；A. Malenkov，O Moyom Ottse Georgii Malenkove ，Moscow，1992；以及 S. Beria，Beria，My Father：Inside Stalin’s Kremlin ，Duckworth：London，2001。
[11] “More Than Half of All Russians Positive About Stalin”，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Newsline ，5/3/03.转引自 M. Harrison，“Stalin and Our Times”，in G. Roberts（ed.），Stalin-His Times and Ours ，IAREES：Dublin，2005，p.67。
[12] 参见 A. J. P. Taylor，“Is Stalin a Statesman？” reprinted in his Europe：Grandeur and Decline ，Penguin Books：London，1967。
[13] “Uncle Joe”是二战时在美国和英国流行的斯大林的外号。——译者注
[14] I. Deutscher，Russia after Stalin ，pb edition，Jonathan Cape：London，1969，p.55.
[15] 尽管没有公布，但这篇报告在苏联各地的党的会议上都宣读过。美国国务院在1956年6月公布了这一报告的原文。参见The Anti-Stalin Campaig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6，pp.1-2。
[16] 人们比较熟悉的赫鲁晓夫个人崇拜的一个例子，是把他塑造成1942年11月红军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而这次战役被普遍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转折点。从侧翼包围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集 团军的计划，当时一直被归于斯大林的军事天才。现在，这一功劳被归于战役期间在斯大林格勒担任政治委员的赫鲁晓夫和作为这一地区的前线指挥官之一的安德烈·叶廖缅科（A. I. Yeremenko）元帅。事实上，尽管斯大林格勒的反攻有许多策划者，但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在他们里面级别并不很高。认为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在最初策划反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这种说法是在1957年提出的，并且后者在于196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A. I. Yeremenko，Stalingrad ，Moscow，1961，pp.325-37.）也重复了这一说法。其他的决策参与者起初对此保持沉默，但在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之后，叶廖缅科的说法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和质疑。参见 Stalingradskaya Epopeya ，Moscow，1968。
[17] 对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苏联军事回忆录的全面搜集与摘录，可见于S. Bialer（ed.），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Souvenir Press：New York，1969。主要以这些回忆录为基础的著作以及随后出版的回忆录有：A. Seaton，Stalin as a Military Commander ，Combined Publishing：Pennsylvania，1998；H. Shukman（ed.），Stalin’s Generals ，Phoenix Press：London，1997；以及A. Axell，Stalin’s War through the Eyes of his Commanders ，Arms and Armour Press：London，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