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涉足外交领域，1939年8月的苏德条约不 是第一次，但是他自20世纪20年代执政以来最重要、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夕，苏联与纳粹德国宣布化解它们之间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来一直存在的敌意，两国签订条约，承诺互不侵犯、保持中立以及通过磋商来友好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事态的这种非同寻常的转变最初的公开迹象是，纳粹德国在1939年8月21日宣布，纳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即将飞往莫斯科，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8月23日，里宾特洛甫抵达苏联首都，双方在当天晚些时候达成了协议。8月24日，《真理报》（Pravda ）和《消息报》（Izvestiya ）刊登了有关条约的新闻，并在头版配发了那张现已臭名昭著的照片：苏联的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签署条约，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在一旁注视着。
“这条坏消息就像爆炸一样在世界上传开了”，温斯顿·丘吉尔写道。“毫无疑问，德国人的这一手干得很漂亮”，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欧洲的局势给搅乱了。”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威廉·夏勒（William L. Shirer）道出了许多人的感受，他回忆说，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并“感到战争现在是无法避免了”。 [1]
人们之所以感到震惊和意外，是因为在此前的六个月，斯大林一直在与英法谈判建立反希特勒的同盟。这些谈判在1939年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开始了，德国对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威胁也推动了谈判。4月，苏联人建议在英、法、苏之间建立全面的三国同盟，也就是军事同盟，它可以保证欧洲的安全、反对德国的进一步扩张，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希特勒开战。到7月底，有关同盟的政治条件已经达成了，谈判转入到最后阶段，开始在莫斯科进行军事方面的会谈。
三国同盟的谈判虽然是秘密进行的，但谈判的内容几乎没有不被泄露给新闻界的。当英法联合军事代表团在8月10日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它受到了恰如其分的公开而隆重的欢迎。会谈是在沙皇的富丽堂皇的斯皮里多诺娃宫（Spiridonovka Palace）举行的。人们对谈判本来抱着很高的希望：成立三国同盟；让希特勒不敢把与波兰在但泽及“波兰走廊”问题上的争端变成一场新的欧洲大战。但几天后，军事谈判破裂，并在8月21日无限期休会，而且注定是不会再重新开始了。 [2]
谈判之所以破裂，表面上是因为苏联要求英国和法国保证，一旦与德国爆发战争，波兰和罗马尼亚要允许红军借道它们的领土。问题在于，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两个专制的反共国家，都与苏联存在领土争端。它们害怕苏联的介入并不亚于担心德国的入侵，因而并不愿意在万一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给予红军自动过境的权利。但苏联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军事计划要依赖于经由波兰和罗马尼亚来向前推进，以击退德国人的进攻，所以他们现在就必须知道，它们站在哪一边。对苏联人来说，与英法的三国同盟，意味着为了共同对抗德国，首先要有协调一致的军事计划。如果达不成这样的军事协议，就无从在政治上结成反希特勒的阵线，因为希特勒是不会被任何外交协议吓得不敢发动战争的——或许苏联人就是这么想的。
除了苏联军队借道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促使莫斯科决定停止三国同盟谈判：斯大林不相信英法真的会与希特勒开战；实际上，他担心它们是在玩弄手腕，好让他去为它们打仗。就像斯大林后来告诉丘吉尔的那样，他“当时的印象是：这些谈判并不是诚心的，只不过是为了吓唬吓唬希特勒；到头来，西方列强还是会与希特勒妥协”。 [3] 还有一次，斯大林指责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根本就不喜欢，也不相信苏联人”。他还强调说，“如果［我］不能与英国结盟，那么［我］也不应当被孤零零地晾在一边，那样一来，只会在战争结束时成为胜利者的牺牲品”。 [4]
当斯大林终止三国同盟谈判的时候，他也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尽管在几天后他就与希特勒签订了条约。几个月以来，德国人一直在暗示，他们可以提供比 英法更好的条件。8月初，德国人的主动示好达到了高潮。当时，里宾特洛甫告诉苏联驻柏林外交代表格奥尔吉·阿斯塔科夫（Georgii Astakhov）：“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在我们双方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不能解决。” [5] 直到此时为止，斯大林一直都没有让里宾特洛甫看到任何希望，阿斯塔科夫也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怎样去答复德方与他接触的人做出的越来越慷慨的承诺。德国人显然是在企图搅黄三国同盟谈判，而斯大林尽管不相信英国人和法国人，但更不相信希特勒。斯大林自己就是个理论家（ideologue），他并不认为希特勒狂热的反共理论只是说说而已。他毫不怀疑这位纳粹独裁者只要有可能，就会把他在《我的奋斗》中鼓吹的德国向苏联扩张的计划付诸实施。斯大林也担心，未能建立三国同盟，会让英国和德国钻了空子，达成默契来对付苏联。然而，到6月底的时候，三国同盟谈判已经拖了好几个月。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即将举行的军事谈判的拖延表明，伦敦和巴黎想把谈判继续拖下去，它们妄想只是用英、法、苏作势要结成同盟来吓唬希特勒，使其不敢进攻波兰。所以，英法联合军事代表团没有乘飞机飞往莫斯科，而是乘船慢吞吞地驶向了列宁格勒，而且在他们抵达的时候，也没带来任何详细的、准备共同应对对德战争的战略计划。
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为希特勒可能会被这种谈判吓得不敢动手了，但斯大林没有这么自信。他更相信自己得到的情报：希特勒很快就要进攻波兰了。在三国同盟计划失败和波兰战争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德国人主动提出谈判，这是要认真考虑的。于是，阿斯塔科夫得到指示，去摸清楚德国人的提议到底是什么。在此过程中，当德国人同意签订一份特别的议定书，来划分苏联与德国对外政策利益的时候，转折点出现了。在8月20日给斯大林的私人急电中，希特勒极力要求让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就议定书进行谈判。他还指出，“德国与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变得无法容忍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斯大林在第二天做出答复，同意里宾特洛甫来访：
我希望《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标志着我们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一个明确的改善。我们两国的人民需要彼此之间保持和平。德国政府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为消除两国之间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和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6]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接待了里宾特洛甫，并展示了所有那些他后来在外交界出了名的敏锐、魅力与才智。里宾特洛甫主动提出要调停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对此，斯大林回答说：他不怕日本人，如果他们喜欢战争，那他们会有的，当然，保持和平要好得多！他向里宾特洛甫打听墨索里尼对于苏德条约的态度并想知道土耳其人在搞什么名堂。斯大林认为，尽管英国的军事实力不行，但它在发动战争方面诡计多端，而且法国陆军也还是仍然值得重视的。他建议为希特勒的健康干杯，并告诉里宾特洛甫，他知道“德意志民族是多么热爱他们的元首”。当里宾特洛甫即将离开的时候，斯大林告诉他，“苏联政府对新条约非常重视。他以自己的名誉担保，苏联决不会背叛自己的伙伴”。 [7]
但是，斯大林与里宾特洛甫达成了什么协议？新的苏德伙伴关系的实质是什么？这份互不侵犯条约的公开内容，除了明显缺少在德国或苏联侵犯第三方的情况下协议就废止的条款外，与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缔结的其他互不侵犯条约没什么不同。省略了这一条款，那就暗示着，条约根本上就是一份誓约，即苏联在即将开始的德国与波兰的战争中将保持中立。反过来，斯大林也得到了希特勒的承诺：德国会对苏联保持友好，德国不会侵犯苏联。但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这份公开条约所附的“秘密议定书”提供的东西。该秘密议定书的第一条就明确说明，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条沿那雷夫河（Narew）、维斯瓦河（Vistula）和桑河（San）把波兰划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德国的势力范围，并且说，“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对于双方的利益是否更可取、这样一个国家的边界如何确定，这个问题只能随着政治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做出明确的决定。”这份短短的议定书的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把注意力转向了苏联人对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兴趣——它是罗马尼亚的领土，莫斯科声称它是在1918年从俄国“偷”走的——而德国方面则放弃在这一争议地区的任何利益。 [8]
关于波罗的海各国，德国人满足了苏联人原先在三国同盟谈判中向英国人和法国人提出的要求，即在被认为对列宁格勒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为了保护苏联人的战略阵地，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可以自由行事。当初在三国同盟谈判中，“自由行事”的意思是指：莫斯科有权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便使波罗的海各国免遭纳粹的颠覆；莫斯科可以依照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灵活应对，以抗击德国入侵波罗的海国家，而无须顾及波罗的海地区居民本身可能的要求。但是，对于自己刚刚从德国人那里获得的在波罗的海地区势力范围内的行动自由，斯大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来行使这种自由，这还不太清楚。他是会占领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呢，还是会寻求别的手段来保证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呢？斯大林对波兰的政策同样也不太确定。对于苏联在波兰东部的势力范围，德国人的确同意了不会染指，但这种承诺的实际意义及后果如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一个重要的未知数：德国与波兰战争的进程，以及英法对希特勒进攻波兰的反应。1939年8月，波兰还显得不会那么轻易地就被德国人的入侵击垮。英国和法国也保证说会保卫波兰，但是人们——至少是斯大林——并没有排除出现新的姑息养奸的“慕尼黑协定”从而把波兰出卖给希特勒的可能性。那样一来，苏联在波兰东部的势力范围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在形势变得更加明朗之前，斯大林决定小心行事，让苏联在因波兰问题而引起的、不断加剧的国际危机中保持中立，并且克制着不急于谋求苏联在波兰及波罗的海地区方面的利益，甚至对于重启与英法的谈判仍然敞开着大门。
斯大林的这种观望的态度，从他的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那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1939年8月31日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他提议正式批准苏德条约。在莫洛托夫的讲话中，最意味深长的一点是，他虽然宣布苏联在欧洲政治中不结盟，也就是说苏联现在不会加入反希特勒的同盟，但德国一方也不能再结盟。实际上，莫洛托夫特别想要说明的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是三国同盟谈判失败的原因，而是结果。这就暗示，相比于与英法的结盟而言，与希特勒的协议是次优的选择。他为互不侵犯条约辩护的理由是，它缩小了欧洲对苏联可能怀有敌意的国家的范围，挫败了一些人的阴谋，这些人想让苏联与德国互相争斗，以挑起“新的大规模的杀戮，各国之间的新的大屠杀”。 [9] 莫洛托夫这是在重复斯大林于1939年3月在苏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英法对外政策的批评。按照斯大林的说法：
不干涉政策意味着纵容侵略，放纵战争……不干涉政策说明有些人非常不愿意去阻止侵略者的邪恶行径，比如说，不去阻止日本对中国也许还要对苏联发动的战争，不去阻止德国……对苏联发动战争，甚至私下里还怂恿它们这样做，好让它们彼此削弱和消耗，然后在它们变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再精神抖擞地登场——当然了，是“为了和平的利益”而登场的——并对已经虚弱不堪的交战各方强横地规定条件。 [10]
在斯大林签订苏德条约的时候，他是在效仿西方的绥靖分子吗？斯大林是“战争与革命”的信徒，认为挑起新的世界大战会推动那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席卷欧洲的革命剧变的到来吗？当时的许多反共评论家就是这么想的，而这种关于斯大林的目的的看法，也得到了那些力图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说成不是希特勒的而是斯大林的阴谋历史学家的响应。这类作品中的一个关键文本，是据说由斯大林在1939年8月19日对政治局发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把欧洲“苏维埃化”的前景说成是他打算通过签订苏德条约挑起的长期战争的结果。 [11] 问题是，那次“讲话”是杜撰的。不仅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讲话，而且政治局在这一天有没有开过会也是可疑的（它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很少开会）。就像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尔盖·斯拉奇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从来就没有发表过这篇讲话”。 [12]
所谓的斯大林讲话，最初是在1939年11月底的法国报纸上出现的。它的发表显然是一种黑色宣传，意在败坏斯大林的名声，并离间苏德关系。文本的内容明显就是假的，例如，它告诉人们，斯大林讲他已经——在8月19日——与希特勒达成了协议，得到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根本没太当回事，尽管斯大林本人很愤怒，并发表声明谴责所报道的讲话是一个谎言。 [13]
斯大林在1939年非但没有阴谋发动战争，他还担心他和他的政权会成为重大军事冲突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把赌注压在与希特勒的条约上的根本原因：这个条约决不能保证和平与安全，但它的确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使苏联避免介入即将来临的战争。毫无疑问，斯大林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也认为一旦英法真的对德宣战，将会有一场长期的冲突，一场消耗战，这样一来就可以为苏联提供一些时间和空间，来加强自身的防御。但是他太谨慎了，不会把所有赌注都压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简单的重复上。
瓜分波兰
在斯大林看来，苏德条约签订后的最重要的问 题是：波兰会发生什么？德军闪电入侵波兰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回答了这个问题。早在9月3日，里宾特洛甫就告诉苏联人，用不了几个星期就可以打败波兰军队。他还强烈要求苏联人把他们的军队开进波兰东部苏联的势力范围。 [14] 但英国和法国也在同一天对德宣战。9月5日，莫洛托夫对里宾特洛甫的请求做出了模棱两可的答复，同意说苏联人有必要采取行动，但又说如果时机尚未成熟就介入的话，“可能会损害我们的事业并促使我们的对手团结起来”。 [15] 直到9月9日莫洛托夫才通知德国人说，苏联军队将在此后几天进入波兰。
在1939年9月7日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会谈中，斯大林披露了他自己对这场战争以及对波兰问题的考虑：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集团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战争……目的是重新划分世界并统治世界！在我们看来，它们互相残杀、彼此削弱没什么不好。最好是借德国之手去动摇那些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希特勒在动摇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尽管他既不理解也不想这样干……我们可以设法让双方互相争斗，并且让他们打得尽可能猛烈些。互不侵犯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德国。下次我们会鼓动另一边……以前……波兰是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民族国家，所以，革命者保卫它，防止它被瓜分和奴役。现在，［波兰］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它压迫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等。在目前的形势下，该国的灭亡将意味着要与之斗争的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又少了一个！由于波兰的溃败，我们把社会主义体制扩展到新的领土和居民中有什么不好呢？ [16]
这些话来自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它是研究战争期间斯大林私下想法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因而需要做一些说明，以免把它们解读为“战争与革命”这种假说的证据。这次会谈是在斯大林宣布改变第三国际（Comintern）政治路线时举行的。自从1935年召开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第三国际的政治路线一直是以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为基础的，包括支持苏联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建立同盟。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第三国际及其成员党一方面继续奉行人民阵线政策，支持莫斯科在外交上采取的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策略，但另一方面又继续提倡抵抗法西斯侵略的保卫国家的战争。斯大林并没有反过来指责人民阵线政策，实际上，季米特洛夫还记下了他所说的“我们本来情愿选择与所谓的民主国家签订协议，所以才进行谈判。但英国和法国需要我们的帮助却又不想付出任何回报！”然而，形势已经改变，事实上已经爆发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把资本主义国家区分为法西斯的和民主的已不再有任何意义”。斯大林也提到战争“有可能消灭奴役制度”，但他没有像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鼓吹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革命的内战。斯大林的当务之急是要为红军即将入侵波兰提供理论依据——这样的军事扩张行动在苏联历史上还是头一回——而他给季米特洛夫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共产党人必须反对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
1939年9月17日，红军越过国境进入波兰。在宣布这一行动的时候，莫洛托夫在广播中声称，德国与波兰的战争已经证明了波兰国家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莫洛托夫说，苏联军队进入该国是为了帮助和保护波兰领土上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苏联报纸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波兰所受到的压迫的报道以及他们对来自东方红军“救星”的热烈欢迎，使得这种爱国主义的逻辑更加充分了。 [17]
被红军占领的，大体上就是根据苏德条约划给斯大林的那些波兰领土。它们事实上属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位于所谓的“寇松线”以东——“寇松线”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一个委员会划定的俄国与波兰之间的人种疆界，是以该委员会主席英国外交大臣的名字命名的。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要为刚刚爆发的俄国与波兰的战争的停火线提供根据。不过，最终的界线是由波兰军队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决定的。在1921年3月签署的《里加条约》中，苏联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割让给了波兰。但苏联人从来就不甘心失去这些领土，而且在这些领土上，波兰人只占一小部分。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在外交上是暂时搁置下来了，但它始终是块心病，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当时开始更加突出其爱国主义性质。莫斯科还一直担心，生活在波兰的非苏联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可能会被用来作为基础，支持苏联境内同胞的颠覆活动。实际上，在1938年，纳粹宣传人员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就发动了一场报刊评论与宣传攻势，鼓吹建立重新联合起来的独立的乌克兰。因此，苏联入侵波兰东部除了有显而易见的地缘战略依据之外——红军开进该国可以使苏联的防线西移并明确限制了德国的向东扩张——还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的”逻辑。
有一个人对苏联开进波兰是欢迎的，他就是丘吉尔。这位英国政治家在长期在野之后刚刚东山再起，回到内阁担任海军大臣。他在1939年10月1日著名的广播讲话中说：
苏联实行的是冷酷的利己政策。我们本来希望，苏联军队会作为波兰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入侵者，坚守他们现在的防线。但是，苏联军队显然有必要坚守这道防线，这样才能保证苏联的安全，防止纳粹的威胁。
丘吉尔进一步安慰他的听众说：
我无法向你们预言苏联的行动。这是个谜中之谜，但也许有一个可以揭开谜底的秘诀，那就是苏联的国家利益。如果苏联想要把自己扩张到黑海海滨，或者是它想要占领巴尔干各国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人民，那它就不可能与苏联的利益或安全保持一致了，就会触犯到苏联古老的生存利益。 [18]
丘吉尔说得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是理解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秘诀之一；另一个则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斯大林9月7日对季米特洛夫说的话中，尽管有许多为第三国际放弃其反纳粹政策辩解的冠冕堂皇的内容，但里面也有许多他真的相信的东西。斯大林有关苏德条约的算计，是基于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幻象，即资本主义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20世纪20～30年代，斯大林自始至终都在警告，如果帝国主义分子试图通过对苏联发动战争来解决其内部困难，那垮台的将会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将会面临自己本国工人阶级的起义与革命。但斯大林是个非常现实的人，不会把苏联的安全寄托于国外发生革命的希望之上；经验告诉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没有什么力量，指望不上。因此，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后给季米特洛夫的政治指 示是谨慎而保守的。在1939年10月25日与季米特洛夫的会谈中，斯大林评论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我们那时都太乐观了，因而犯了错误……现在绝不应当再重复那时的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了……还应当记住，目前的形势不同以往：那时没有共产党执政，而现在有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1月7日，斯大林告诉季米特洛夫：“我相信（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的口号，只适合于俄国……对于欧洲国家来说，那个口号是不合适的……” [19]
斯大林并不需要对季米特洛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主要的不同在于苏联的存在，因为季米特洛夫像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共产主义者一样，相信他的首要责任就是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尤其是在连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本身都可能受到威胁的战争时期。斯大林1939年对他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提出的要求，不是去发动革命战争，而是发动维护和平的政治运动，包括支持希特勒向英国人和法国人提出的结束与波兰的冲突的请求。
苏联与德国的“和平攻势”在9月27～28日斯大林与里宾特洛甫第二轮会谈之后就开始了。里宾特洛甫飞到莫斯科，是要讨论苏联提出的改变苏联与德国在被占领的波兰的边界的建议。斯大林告诉里宾特洛甫，苏联与德国对波兰的划分，应该尽可能地按照人种学的界线。那就需要把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波兰领土换成德国的势力范围，相应地，也要把立陶宛转换为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势力范围。在向里宾特洛甫提出这一交易时，斯大林强调：划一道分界线，把波兰人与靠近苏联边界、主要由非波兰人居住的地区隔开，可以预防民族主义分子将来可能进行的要求波兰统一的煽动活动。 [20] 这些讨论的结果就是一份新的苏德条约，即1939年9月28日的《苏德边界与友好条约》。该条约规定了苏德之间在波兰境内的新界线，并（在一份秘密的议定书中）对把立陶宛转换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做了说明（见地图1）。 [21] 苏联和德国在同一天还发表了一则共同声明，呼吁结束欧洲战争，因为波兰已经遭到清算。 [22] 在这之后，希特勒又呼吁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莫洛托夫1939年10月底在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也响应了这一要求。他在讲话中认为，战争之所以还在继续，责任在于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他们想要保住自己的殖民地财产，而正在进行的是帝国主义分子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 [23]
地图1 苏德条约，1939年8～9月
“新拉帕罗式的关系”
但是，斯大林是否真的希望结束欧洲战争呢？他很可能不是真的这样希望，但他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或者它会如何发展，而且谁也不能保证任何结果都会对苏联有利。英国和法国为了支持波兰已经对德宣战，但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帮助波兰人。它们现在似乎满足于从法德边界的“马其诺防线”的背后与德国交战。德国人占领波兰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均势，但还难以精确预测由此造成的后果。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同时避免卷入这场欧洲战争。而这在当时就意味着与德国人的紧密合作，包括支持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但与此同时，斯大林也不想与英法彻底断绝来往，而是试图继续敞开大门，重建苏联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以便平衡他对希特勒的支持。 [24]
与希特勒的这种新关系能够维持多久，这很难说，但斯大林在这个阶段并没有排除建立长期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实际上，苏德之间曾经进行过长期而重要的合作。1922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了《拉帕罗条约》（Treaty of Rapallo），恢复了两国之间在1918年断绝的外交关系，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开始了长达10年的广泛合作，只是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才中止了这种所谓的“拉帕罗式的关系”。即使是这样，在20世纪的整个30年代，双方都断断续续地进行过努力，要恢复某种程度的合作，尤其是在贸易方面。 [25] 斯大林在9月27日与里宾特洛甫的讨论中，特别指出了苏德之间曾经有过的拉帕罗式的关系：
苏联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以相信苏德之间有可能进行合作为基础的。在布尔什维克上台的时候，有人指控他们是被德国收买的特务。是布尔什维克签订了《拉帕罗条约》。这为扩大和加深彼此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当国家社会党人在德国上台的时候，关系变糟了，因为德国政府认为有必要优先处理国内的政治问题。一段时间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德国政府又表现出了改善与苏联关系的意愿。……苏联政府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排除与德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可能性。因此，苏联政府对于开始恢复与德国的合作是问心无愧的。这种合作代表着一种力量，其他所有的联合都必须为之让路。 [26]
当然了，纳粹德国不是魏玛共和国，希特勒也绝不是普通的德国政治家，但是，斯大林倾向于把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看作共存于同一个资本主义统一体中的，而不是看作本质上不同的现象。 [27] 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曾经对苏联构成了威胁，斯大林所追求的也是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共同的事业。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希特勒所代表的不是威胁而是机会。这个“机会”将来有可能会成为威胁，但在目前，斯大林考虑的只是从与德国的“新拉帕罗式的关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
苏联与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这种关系在希特勒上台的时候破裂了。但随着苏德条约的签订，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根据在1939年8月、1940年2月和1941年1月签订的各种经济协议，苏德之间的进出口量增加了10倍，达到了它们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28] 贸易模式跟早期的还是一样：德国人向苏联人提供购买机器及制成品的贷款；作为交换，苏联则向德国出口原材料。从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苏联向德国供应的原材料如下：
150万吨谷物
10万吨棉花
200万吨石油产品
150万吨木材
14万吨锰
26000吨铬 [29]
谷物、石油、锰和铬都特别重要。它们在当时面临英国海军封锁的德国战争经济中，都是命运攸关的成分。苏联人还跟德国人签订了秘密议定书，作为第三方替他们购买货物，并借道苏联用船将其运至德国，而苏联人则在这场交易中得到了相应数量的机床、化工产品以及军事等方面的设备。 [30] 双方进出口商品的价值相当，都在5亿左右，但希特勒在战略上所得到的好处要远远大于斯大林。正如爱德华·E.埃里克森评论的那样：
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原材料……德国几乎不可能对苏联发动进攻，更不可能差一点就得逞。如果不是苏联，德国的石油、锰和谷物的储备到1941年夏末就完全用完了，而德国的橡胶储备也会在半年前就用完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用来进攻苏联的资源几乎都是斯大林提供的。所以，毫不奇怪，希特勒总是坚持要求德国履行这些经济条约的条款。他要等到他首先得到足够多的苏联原材料之后，才能够占领苏联的领土。 [31]
斯大林与希特勒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受到的限制要多一些，但对于德国人来说仍然是宝贵的。当德国轰炸机于1939年9月进攻波兰的时候，它们得到了苏联雷达站引导信号的帮助。后来，在红军于1939年9月17日入侵波兰之后，苏德之间的武装力量也有协作。苏联人向需要避难的德国船只开放他们北冰洋的港口，并允许德国人在摩尔曼斯克附近建立潜艇基地。该基地一直活动到1940年4月德国入侵挪威之后才因为多余而被关闭。 [32]
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苏联报刊停止了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抨击；而在文化领域，苏联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恢复并发展与德国的联系。但是，斯大林与希特勒的伙伴关系最重要的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在希特勒需要与斯大林保持友好以保护其东方侧翼的时候，德国人与苏联人没有在波罗的海地区他们划定的势力范围内发生冲突。
势力范围
在波兰问题最终解决之前，斯大林就开始在波罗的海地区采取行动了。1939年9月24日，莫洛托夫向在莫斯科准备签订贸易协定的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提出，要签订互助条约并在爱沙尼亚建立苏联的空军、海军基地。9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谈判并就苏联提出的军事基地一事向爱沙尼亚人再次保证：
不用担心这些守备部队。我们向你们保证，苏联决不想使爱沙尼亚的主权、她的政府或她的经济体制受到影响，也不想使她的国内生活或对外政策受到影响……苏联军队不会做任何违背这些承诺的事情。 [33]
从形式上来说，斯大林就跟他说的一样好。在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中，也含有禁止苏联干预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条款。 [34]
下一个就轮到拉脱维亚人了。就像所有波罗的海地区的政府一样，他们也希望德国人来替他们调解，但斯大林很快就打消了他们的幻想。“我坦率地告诉你们，势力范围已经划分好了，”他在10月2日通知拉脱维亚的外交部长，“我们可以占领你们，德国人不会管。但我们不想造成伤害。” [35] 在第二天的进一步会谈中，斯大林说得甚至更直白：“德国人可能会发动进攻。德国的法西斯分子与共产党人六年来一直在互相咒骂。现在，尽管历史已经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但我们不能指望它。我们必须及时地做好准备。其他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人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36]
拉脱维亚人于10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他们的互助条约，立陶宛人在10月10日也签了。就与爱沙尼亚的条约一样，在这些条约中也有苏联军事基地的条款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承诺。斯大林告诉立陶宛人，这些军事基地是“维护立陶宛安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37] 他还开玩笑说：“如果在立陶宛有共产党造反的话，我们的部队会帮助你们镇压。” [38]
实际上，斯大林也不完全是在开玩笑。根据莫斯科的既定政策，它对自己的驻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代表和军队下达了严格的命令，禁止介入当地的政治活动，而且不允许做任何有可能给有关该地区未来会“苏维埃化”的谣言火上浇油的事情。 [39] 斯大林10月25日对季米特洛夫解释说：
我们相信在我们［跟波罗的海各国］的互助条约中，我们找到了可以让我们把一些国家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正确形式。但我们必须对此保持一贯的立场，严格尊重它们内部的政治制度与独立。我们不会谋求把它们苏维埃化。总有一天它们自己会那样做的！ [40]
与斯大林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克制态度截然不同的是苏联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政策。在红军1939年9月占领了这些地区之后，政治局下令进行选举，口号是建立苏维埃政权，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东、西部重新统一起来；另外还下令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接管银行系统、对 农业实行集体化。 [41] 不用说，这些选举都是受到操纵的。11月，这些“人民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赞成加入苏联。为了达到全面的政治控制，苏联当局无情地使用恐怖手段、挑动阶级斗争与种族暴力。 [42] 对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波兰裔少数民族——他们被看作最可能反对新的苏维埃政权的人——则采取特别的镇压政策。大约有40万波兰人（总人口是1200万）遭到监禁、驱逐或者在许多情况下被处决。在这些受害者当中，有2万名成为战俘的波兰军官和政治犯在1940年3～4月被可耻地枪杀了，大部分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 [43]
斯大林打算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波罗的海各国吗？有些人肯定会这么想，因为红军在1940年夏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国，并把它们合并进苏联，而且还像对待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一样，强迫它们实行苏维埃化。然而，无论是苏联人的行动还是斯大林在1939年秋的声明，都采取了至少在那时来说是比较克制的政策。而且在波兰东部实行的比较过火的政策也有非常特殊的根源。正如早先曾经说过的那样，苏联人从来就不甘心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割让给波兰人，斯大林从红军一开始入侵的时候就打算把这些地方并入苏联。波兰东部的苏维埃化并没有为波罗的海各国开创先例，但它的确提供了怎样实行苏维埃化的模式，包括在1940年6～7月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驱逐了大约25000名“不受欢迎的人”。 [44]
斯大林非常感兴趣的另一个地区是巴尔干。跟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不同的是，苏联人和德国人并没有就该地区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斯大林去搞一个这样的协议。在斯大林的计划中，关键是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苏联向这两个国家都提出过签订互助条约。保加利亚人礼貌地回绝了。他们指出，不清楚万一发生战争苏联人能够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援助，而这样的条约会在1939年秋气氛已经紧张起来的巴尔干引起猜疑。 [45] 土耳其人的立场比较纠结。他们既准备与苏联人签订互助条约，又打算与英法达成互助协议。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在1939年10月1日对土耳其外交部长做了一个生动的解释：
事态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我们说的是一回事，但事态的发展是另一回事。我们跟德国划分了波兰。英法没有对我们宣战，但它们本来应该宣战的。我们与德国没有互助条约，但如果英国人和法国人对我们宣战，我们将不得不与他们开战。到那个时候，这份［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协议看起来会怎样呢？……［你们］也许会说，你们对这样的结局已经预先做好了准备，土耳其人会决定他们自己的行动，或者土耳其会保持中立。但是，我们将不得不预先做好准备，万一土耳其参战，我们的条约就无效。我们永远也不会宣布反对德国……我们想跟土耳其人签订条约吗？是的。我们想跟土耳其建立友好关系吗？是的。但是，如果遇到我已经说过的那些情况，［在苏联与土耳其之间的］条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对于与土耳其签订这样一份条约，如果事情的结果不利，那要怪谁呢？谁也不怪。这是由于形势和事态的发展。在波兰的行动起到了作用。英国人和法国人，尤其是英国人，不想与我们达成协议，他们认为没有我们也行。如果说我们犯了什么错的话，那就是没有预见到这一切。 [46]
土耳其人不顾斯大林的请求，在1939年10月19日与英法签订了互助条约。该条约使土耳其没有卷入与苏联的战争，但这对于斯大林把土耳其、保加利亚和苏联组成一个由苏联领导的中立的巴尔干集团的宏大构想来说，只是个小小的补偿。
斯大林谈到了无法预见的形势和出乎意料的后果，这显然是在吓唬土耳其人，而且他讲得很明白，他把与德国的伙伴关系放在首位。但斯大林的这番话也说明，他感觉到最初这几个星期的欧洲战争的局势不稳定，瞬息万变，因而很难预料各个国家在这场冲突中最终会怎样结盟。斯大林可能要比他想象的还要有先见之明。没过几个星期，波罗的海地区的事态就发生了转变，并使苏联与英国和法国差点开战。
冬季战争
1939～1940年的苏芬战争是自俄国内战以来，斯大林作为军事领袖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斯大林曾经监督过莫斯科对冲突中的共和派的援助，包括派遣大约2000名苏联“志愿军”去和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作战。在20世纪的整个30年代，苏联与日本在中苏边界断断续续地有过多次军事冲突，有时达到了师一级的强度。但所有这些都无法与全面入侵相邻的主权国家相提并论。波兰是苏联军事行动的更适当的例子，但当时的波兰军队已经被德国人完全打垮了。
与芬兰的“冬季战争”并非出于斯大林的选择。对于成为这场冲突导火线的边界与安全问题，他本来是打算通过谈判来解决的。但是，当与芬兰的政治谈判破裂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下令采取军事行动。
战争之路始于1939年10月5日，苏联当时邀请芬兰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讨苏芬互助条约。在莫斯科，苏联向芬兰代表团提出的要求不仅仅是签订条约，而且还要求芬兰出让或租借芬兰湾的一些岛屿给苏联用于构筑海军防御工事。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想把苏芬边界向西北移动，因为这条边界距离列宁格勒只有20英里。作为交换，苏联人提出，用位于遥远的北方的卡累利阿（Karelia）的领土来补偿芬兰人。
在准备谈判的时候，苏联外交部阐明了一系列的最高和最低要求。在苏联人的最高要求中，包括在芬兰建立军事基地，割让芬兰北部的皮特萨默（Petsamo）镍矿区，而且禁止芬兰在波罗的海建立军事防御工事。 [47] 但芬兰代表团即使准备让步，也只准备做出极小的让步。于是苏联人就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他们的最低领土要求，甚至取消了拟议中的苏芬互助条约。谈判在10月份拖了整整一个月，却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 [48] 实际上，在10月中旬，芬兰人就对他们的军队进行了动员，并因为预计将要发生战争而逮捕了许多芬兰共产党人。 [49]
斯大林似乎早就认定，与芬兰的战争可能不可避免。10月29日，列宁格勒军区向国防人民委员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提交了“摧毁芬兰军队的陆上和海上力量的行动计划”。 [50] 1939年11月中旬，据说斯大林对他的军事委员会说，“我们将不得不与芬兰开战”。 [51] 大约在同一时期，伏罗希洛夫命令列宁格勒地区的苏联军队要在12月20日前完成集结，当地的指挥员要准备在12月21日采取行动。 [52] 苏芬军队之间的边界冲突成了战争的借口。11月28日，莫洛托夫宣布废除1932年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天，苏联断绝了与芬兰的外交关系。 [53] 当天晚上，斯大林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与包括伏罗希洛夫在内的最亲密的副手们开了八个小时的会议。 [54] 红军于次日向芬兰发动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