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苏联领导层没有料 到与芬兰的战争会拖得那么久，而是认为芬兰一遇到军事威胁就会退让，甚至一旦开火就会举手投降。 [55] 莫斯科认为战争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在他们为冲突所做的政治准备中表现得很明显。11月30日，莫洛托夫告诉德国大使说，“并不排除在芬兰成立另一个政府，一个对苏联和德国友好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会是苏维埃，而是民主共和国。没有人要在那里建立苏维埃，但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我们可以与之就保护列宁格勒的安全问题达成协议的政府”。 [56] 莫洛托夫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到第二天就见分晓了：苏联人成立了自己的傀儡政府——以芬兰共产党人奥托·库西宁（Otto Kuusinen）为首的“芬兰人民政府”。12月2日，库西宁政府单独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承认了斯大林在领土和安全方面提出的主要要求，作为交换，芬兰人得到了苏联卡累利阿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57]
成立库西宁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苏联进攻芬兰的意识形态遮羞布。但是，成立这个政府也反映了苏联人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或者说希望：红军的入侵会得到民众的响应，他们会发动起义反对赫尔辛基的资产阶级政府。 [58] 斯大林想让芬兰战争绕着意识形态这根轴来旋转，他在1940年1月对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谈话中表达了这种想法。在那次谈话中，他把苏芬战争跟世界范围内为社会主义事业而进行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认为世界革命可以一蹴而就的，那是胡说八道。它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发生的。红军的行动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59] 不过，斯大林虽然受到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蒙蔽，却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判断力。一旦事态明朗，芬兰的政治局势不会按照意识形态的蓝图发展，库西宁政府就在视野中消失了。实际上，就在与季米特洛夫的同一次谈话中，斯大林曾经暗示会做出让步，只对芬兰提出非常有限的要求：“我们并不想要芬兰的领土，但芬兰应当成为一个对苏联友好的国家。” [60]
在军事战线上，苏芬战争有两个主要的阶段（见地图2）。1939年12月，红军动用了5个集团军约120万人、1500辆坦克和3000架飞机对芬兰的防御工事发动了全线进攻。进攻主要是针对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林防线（Mannerheim Line）。这条以芬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名字命名的防线，是一个天然地势与人工建筑相结合的带形防御工事，纵深为卡累利阿地峡的宽度。曼纳林防线的主要突击力量是由列宁格勒军区司令K.A.梅列茨科夫（Meretskov）率领的第7集 团军。苏军的目标是突破曼纳林防线，占领维普里镇（Viipuri），然后折向西朝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推进。最初，由于防御工事非常坚固、芬兰人的顽强战斗、天气恶劣、苏军的进攻混乱而且很不协调，攻击失败了。1940年1月，苏联人进行了重新部署，加强了他们的军队，斯大林还任命铁木辛哥（Timoshenko）全权负责苏军对芬兰的进攻。铁木辛哥在2月中旬发动了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进攻，再一次集中力量突击曼纳林防线。这一次苏联人成功地突破了芬兰人的防御，迫使曼纳林的军队全线后撤。 [61]
地图2 苏芬战争，1939～1940年
到1940年3月，红军已经处于一种可以击溃残余的芬兰守军、向赫尔辛基进发，进而占领整个国家的态势了。但斯大林选择了回应芬兰人的和平试探、谈判并达成了结束战争的条约。根据这份于1940年3月12日签订 [62] 的条约，芬兰人承认了苏联人提出的所有主要的领土要求，但仍然保有他们的独立与主权。而且，跟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不同的是，苏联人没有要求他们签订互助条约，也没有要求在他们的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斯大林对芬兰之所以保持相对的克制，是由于这场冲突产生了更为广泛的派生影响，而到1940年春的时候，这些派生影响有把苏联全面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
苏联进攻芬兰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就像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ii）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他“经历过多次反苏风暴，但在1939年11月30日之后的那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 [63] 在法国，气氛甚至更紧张。苏联驻巴黎大使雅科夫·舒里兹（Ya. Z. Suritz）在12月23日向莫斯科报告，“我们的使馆已经变成了疫区，外面围着一群穿便衣的警察”。 [64] 在意大利，民众的反苏示威活动让莫斯科不得不从罗马撤回大使以示抗议。在美国，政府宣布对出口到苏联的军用物资实行“道义禁运”。12月14日，“国际联盟”开除了苏联，这是该组织首次也是最后一次采取这样的行动来制裁侵略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已经自动退出）。其实这时候的“国际联盟”已经没有什么权威和地位了，但由于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是反对侵略、争取集体安全的主要支持者，所以，莫斯科对于被“国际联盟”开除很长时间一直耿耿于怀。
对于事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斯大林1939年12月在与爱沙尼亚武装力量领导人的谈话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世界上的新闻舆论正在开展 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攻讦苏联的运动，指控她采取的是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特别是针对苏芬冲突。满天飞的谣言说什么苏联在跟英国和法国的谈判中要求占领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正在散布和编造我们谣言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按照他们一贯的做法，决定不在官方文件中公开证实这些谣言。原因很简单……速记记录表明，法国人和英国人根本不想与我们达成公平而诚实的协议，而这样的协议本来是可以避免战争的。他们一直只是搪塞敷衍。 [65]
冬季战争造成的政治后果非常糟糕，但更令人忧心的是，莫斯科接到报告说，英国和法国准备派遣联合远征军援助芬兰人。甚至在1940年初有报告说，英国和法国计划联合轰炸巴库油田，切断苏联对德国的石油供应。 [66]
英国和法国在芬兰问题上的目标是借道挪威和瑞典向战区运送“志愿军”。在这次行动中，英法军队会控制挪威的纳尔维克（Narvik），并占领瑞典北部的铁矿场——这是对德国战争经济至关重要的资源。丘吉尔对于任何扩大对德战争的行动都感兴趣，他是这次远征的热情支持者。虽然他认为苏联与西方在芬兰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极低，但他显然准备冒这样的风险。 [67] 从事后来看，丘吉尔的判断很难说是合理的。同盟国的远征会极大地侵犯挪威和瑞典的中立地位。只要瑞典人告诉芬兰人他们会捍卫自己的中立地位，并用武力去反抗同盟国的远征军，那德国人就会采取行动，以保护自己来自瑞典的铁矿石供应。斯大林不想与英法发生冲突，但是，如果同盟国的军队逼到了他的家门口并且在斯堪的纳维亚爆发较大的战争，他很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在军事上与希特勒站在一边。
泰勒在《英国史，1914～1945》中对计划中的远征芬兰的看法是“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已经失去了理智”。 [68] 斯大林很可能也有同感，只是他有另一种解释：英国和法国在芬兰问题上的动作证实了他最担忧的事情：它们在竭力把欧洲战争的祸水引向苏联。这是麦斯基在1939年12月23日给莫斯科的急电中描述的一种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麦斯基说，在英国的统治圈子中，关于英苏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赞成苏联在战争中保持 中立，并希望这种中立有可能变得比较友好，甚至会发展成反德同盟。另一种观点是，苏联的中立对英国和法国没有好处，而且芬兰事件提供了一个机会，促使苏联站在德国一边加入战争。苏联的参战会耗尽它自身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就有可能与西方同盟国站在一边。此外，在苏联因为战争而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就可能形成一个甚至包括德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际同盟，与布尔什维克的苏联进行决斗。 [69]
1940年3月29日，莫洛托夫在对最高苏维埃发表的讲话中，愤怒抨击英国和法国，公开表达了这些担忧和怀疑。“在芬兰战争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说，“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准备使它成为对苏战争的起点。不仅是芬兰本身，而且瑞典和挪威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将被拖入战争。”莫洛托夫认为，伦敦和巴黎把芬兰看作有可能对苏发动进攻的集结地。在提到芬兰从国外得到的援助时，莫洛托夫说：“在芬兰所进行的不仅仅是我们与芬兰军队的碰撞，也是我们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的碰撞。”莫洛托夫还从苏联的角度对冬季战争进行了总结。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他对红军突破曼纳林防线大加赞扬，并称颂缔结和平条约的种种好处：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维护了苏联的安全，使芬兰继续保持独立。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苏军在战争中有48745人战死，158863人受伤，而芬兰军队有6万人死亡，25万人受伤。 [70]
尽管莫洛托夫对这场战争摆出一副大获全胜的样子，但苏联人背地里对冲突的结果与教训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检讨。这一过程始于3月28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伏罗希洛夫关于战争实施方式的批判性报告展开的热烈讨论。 [71] 接着是在4月14～17日，统帅部召开了关于“对芬兰的军事行动的经验”的特别会议。斯大林全程参加了会议：他频频参与讨论，并在会议结束时亲自对战争的教训做了总结。
在总结中，斯大林首先说明了为什么决定开战。他指出，列宁格勒的安全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全国的第二大城市，集中了30%～35%的国防工业。关于战争的时机选择，斯大林说，与其再等待几个月，直到进攻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些，不如充分利用欧洲战争所造成的有利条件。如果英、法、德彼此突然言归于好，那数月的等待也许就意味着还要再耽搁20年才能确保列宁格勒的安全。关于战争为什么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斯大林透露说，苏联领导层本来估计，它可能会拖到1940年的8月或者9月。他还提到，过去俄国在芬兰进行的许多战役都耗时数年之久。不过，苏联军方对于与芬兰的战争也不够重视，指望它会像入侵波兰东部一样轻而易举。此外，在军队中仍然存在对俄国内战的崇拜。斯大林说，但“内战不是当代的战争，因为它还是一场没有大炮、飞机、坦克和火箭的战争”。斯大林批评芬兰军队只是一味地进行防御，认为一支被动的军队不是真正的、当代的军队，当代的军队必须是一支崇尚进攻的军队。斯大林在结束时指出，苏联打败的不仅仅是芬兰人，还有他们的“欧洲老师”：“我们打败的不仅是芬兰人——那个问题不太大。我们的胜利主要在于我们打败了欧洲主要国家的技术、战略和战术。这是我们胜利中的主要的东西。” [72]
为了进一步提炼芬兰战争的经验，在这次会议之后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73] 该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工作为苏联武装力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的一系列改革做出了贡献。这些改革是由铁木辛哥主持的，他在5月份接替了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职务。政府在同一个月还颁布了法令，在高层指挥系统恢复将军军衔，并在6月宣布把数百名经验丰富、作战勇敢的军官提升为将军。获得晋升的军官包括铁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他们分别被提升为元帅和大将。几乎在同时，斯大林同意把数千名遭到清洗并被解除职务的军官召回军队，这其中就包括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ii）上校。他在1940年6月被提升为将军，并注定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成为一名著名的苏联元帅。1940年5月16日，苏联军队修改了训练条令，其规定更加注重实战，并在7月强化了军队的纪律条令，8月恢复了战术层面的统一指挥——这就意味着校官在指挥中的决定无须再与政治委员保持一致。与此同时，军队还采取措施改进了宣传工作，并招募更多的军官和士兵加入共产党。 [74]
“冬季战争”常常被说成斯大林领导的重大失误：战争付出的代价之大，让红军极为难堪，并使希特勒相信入侵苏联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困难；它在外交上孤立了苏联，并使它差点与英法开战；它制造了芬兰人这个敌人，他们在1941年6月与德国人一起对苏联发动了进攻。但斯大林对这场战争及其后果并不这样看。虽然缺乏天时和地利，但不管怎样，这场战争是赢了，而且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苏联实现了它在领土方面的目标，而及时结束战争则挫败了英法帝国主义的阴谋。战争暴露了军队在训练、装备、构成和理论方面的某些缺陷，但那是件好事，只要采取措施去改正这些缺陷就行了。甚至正相反，芬兰战争使斯大林相信，苏联是强大的，足以对付更大范围的欧洲战争中不可预知的后果。
芬兰战争充分显示了斯大林高超的指挥艺术。他决心放弃“芬兰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意识形态工程，以及他主动迅速结束战争，都证明了他有能力在现实需要的时候远离教条的立场。同样，他免去他的长期密友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职务，给遭到清洗的军官平反，把年轻有为的军事指挥员提拔到高级岗位，这些都展示了他在重大人事问题上的灵活性。事后对战争的检讨表明，认为斯大林是不会犯错误的这种臆断——它是苏联所有决策中的普遍现象——并不排除对许多问题可以进行充分而坦率的讨论，或者是纠正错误并实行激进的改革。不过，在各种各样的讨论中，斯大林喜欢干预的风格以及人们对他的意见的尊重，说明苏联的指挥系统高度依赖于斯大林在战略层面的正确决策。幸运的是，斯大林对现代事物与技术的优点所怀有的那种布尔什维克的未来主义信念，恰好在许多军事问题上帮助了他。他经常提到现代军事技术的优点，这说明他很快就领会了德国在1940年5～6月通过装甲力量的闪电战占领法国的重大意义。1940年7月，斯大林撤销了早先做出的取消红军坦克军的决定，并下令组建若干配有重型装甲力量的庞大的机械化军。 [75] 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做出了一些决定，采办和生产日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成为苏军主战装备的那些坦克、枪炮和飞机。 [76] 在1941年1月与自己的高级指挥官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为机械化进行了辩护，反驳了批评者所说的马比坦克更可靠而且后者不管怎样对于大炮来说都不堪一击的观点。斯大林强调指出，“现代战争将是引擎的战争。陆上的引擎、空中的引擎、水面的和水下的引擎。在这些条件下，拥有更多、更强大的引擎的一方将会取得胜利”。 [77]
法国的陷落与苏德条约的终结
到1940年6月法国陷落为止，苏德条约一直对斯大林有很大的帮助：与希特勒的交易使苏联得以置身于战争之外，避免了苏联与德国在东线发生冲突而英法作壁上观的梦魇，而且它还给苏联提供了更多的准备防御的时间；苏联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得到了政治和领土上的好处；与德国恢复拉帕罗式的关系又带来了许多经济上的利益；希特勒在冬季战争中保持中立也很受欢迎。但这一切绝不是单方面的，希特勒也得到了许多，特别是，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波兰，而用不着担心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大的战争。德国的闪电战在西欧取得的惊人成功打破了平衡。当法国于1940年6月22日投降的时候，希特勒统治了欧洲大陆。英国在新上任的丘吉尔的领导下，看来是铁了心要战斗到底，但它是否有能力抵抗希特勒、是否有能力抗拒绥靖主义诱人的和平呼声，似乎还不一定。斯大林现在看到了结束欧洲战争并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但和解的条件要听命于获得胜利的德国人。
斯大林针对新的形势，主动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以便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进一步巩固他所获得的战略利益。1940年6月中旬，斯大林采取行动以加强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控制。由于担心波罗的海国家民族主义分子的阴谋和德国人对该地区的渗透，斯大林要求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成立亲苏政府，还要求红军占领所有这三个国家。他再一次做出努力，想在巴尔干构建苏联的势力范围。针对意大利即将参战的传闻，莫洛托夫主动向罗马提出，与意大利和德国就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6月10日，意大利果真参战了。苏联加强了试探活动，并在6月25日的提议中达到了高潮。该提议是：意大利承认苏联在黑海地区的支配地位；作为交换，苏联承认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统治权。 [78] 6月26日，莫洛托夫向罗马尼亚大使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现在是当代摩尔多瓦的一部分）。他还要求罗马尼亚人割让北布科维纳（North Bukovina），该地区有乌克兰居民，但苏联以前从来没有对它提出过主权要求。两天后，罗马尼亚人对苏联的要求屈服了。收回比萨拉比亚增加了苏联海军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基地的防御纵深，而占领北布科维纳则保障了比萨拉比亚与乌克兰的陆上联系。苏联与罗马尼亚的边界现在是沿多瑙河口的东北岸，这就使莫斯科有权参与到控制河上交通的管理体制当中。 [79] 像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一样，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很快就被合并为苏联的领土了。1940年7月，类似的合并在波罗的海各国也开始了。尽管遭到大多数居民的反对，但基本上以城市居民为主的活跃的左翼少数派，还是欢迎红军的占领的；他们还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与苏联合并。部分居民中的这种激进情绪，促使莫斯科重新考虑自己反对“苏维埃化”的立场。到8月中旬，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举行了受操纵的选举，选出了新的人民大会，这些人民大会然后又正式投票决定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80]
斯大林把这些行动都看作防御性的，是为谈判下一阶段苏德同盟的和平会议做准备的。但在希特勒看来，这些行动倒像是挑衅和威胁。斯大林接管波罗的海各国可以理解为是苏军沿德国东部边界集结的一部分。莫斯科企图利用意大利做中间人就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的行为，也被看作扩张主义行动。红军开进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危及了从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Ploesti）油田到德国的石油供应。
英国任命了新的驻苏大使，这加重了希特勒的怀疑。6月中旬，斯坦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抵达莫斯科，并随身带来了丘吉尔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丘吉尔警告斯大林要提防德国在欧洲的霸权所带来的威胁，并建议就其给苏联和英国的利益带来的问题进行讨论。斯大林在7月1日会见了克里普斯，并一口回绝了英国的建议。对于克里普斯提出的英国正在战斗以维持欧洲力量的均势，斯大林回答说，他“想要改变欧洲旧有的均势，这种旧有的均势对苏联不利。因为多次的谈判表明，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让步。这就促使苏联与德国重修旧好……如果问题在于恢复均势，包括建立与苏联有关的均势，那么我们必须得说，我们是不可能支持这样做的”。他还告诉克里普斯，“现在谈论德国人对欧洲的统治还为时尚早。法国的失败并不就意味着这样的统治。德国要统治欧洲还需要德国人去统治海洋，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与德国代表的所有会谈中，他都没有看到德国有统治世界的欲望……他并不否认在国家社会党人中间，的确有那么一些人提到过德国要统治世界。但是……在德国，有头 脑的人都知道，德国不具备统治世界的力量”。 [81] 在这次会谈两个星期之后，关于斯大林与克里普斯的这次谈话，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Friedrich von der Schulenburg）伯爵提供了一份经过处理但并非不真实的报告。 [82] 斯大林给希特勒传递的信息很清楚：他想要把苏德条约延续下去。这样的信息得到了莫洛托夫的进一步证实。他在1940年8月1日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嘲弄了新闻界对苏德关系的猜测。他说，苏联不仅不觉得德国在欧洲的新的大国地位是令人不快的、有威胁的，相反，苏德条约现在比以前更重要了，因为它不是基于“一时的、转瞬即逝的考虑，而是基于两国的根本政治利益”。 [83]
不过，希特勒相信，在英苏关系中正在酝酿着什么东西；苏联新近成了欧洲制衡德国的力量，而英国从中得到了鼓舞。7月31日，希特勒告诉他的统帅部：
英国的希望在于苏联和美国……苏联是英国目前最为倚重的因素。伦敦一定在搞什么鬼把戏……但如果苏联失败了，英国的最后希望也就破灭了。对欧洲和巴尔干各国的统治权就会是德国的。我决定：在这场冲突中，必须要消灭苏联。就在1941年春。摧毁苏联越早越好。我们只有一举摧毁这个国家，行动才有意义。 [84]
正如引文所表明的，希特勒这时的注意力在英国而不是苏联身上；他不明白英国为什么又一次拒绝了德国的和谈建议。在德国军方开始制订入侵苏联计划的同时，希特勒指示里宾特洛甫要设法让苏联加入由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组成的“大陆集团”，以对抗英国和美国。 [85] 对于反英的里宾特洛甫特别热衷的这一计划，希特勒有多重视，这很难判断，但他似乎准备给它一次机会。可以肯定的是，只是在拟议中的大陆集团计划失败之后，希特勒才发布正式命令，准备入侵苏联。
里宾特洛甫的大陆集团计划需要苏联加入德、意、日在1940年9月27日签订的三国条约。根据三国条约的规定，如果它们遭到当时没有参战的某个国家的攻击，各签约国要保证互相援助。另外，里宾特洛甫还打算签署一份秘密议定书，各国在这份秘密议定书里要明确说明它们将来的扩张方向。 [86]
10月13日，里宾特洛甫写信给斯大林，要求莫洛托夫到柏林进行谈判：
我要说的是，按照元首的意见……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划定各自的利益界限，从而采取长远的政策，并把它们民族的未来发展引入正确的轨道，这显然是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这四个强国的历史使命。 [87]
斯大林在10月22日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我同意您的看法，从长远出发划定彼此的利益界限，并在此永久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 [88]
但是，在这些友好的口吻背后，苏德之间的关系却日趋紧张。8月3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之间长期的领土纠纷做出仲裁，把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判给了匈牙利，但是保证罗马尼亚其余领土的完整性，搁置了保加利亚的某些主权要求。莫斯科大为恼火，因为这个决定没有跟它商量，而且这个决定意味着罗马尼亚现在处于德国的统治之下，德国的一个军事代表团也在9月抵达了该国。当月晚些时候，德军的小股部队也出现在了芬兰。还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意大利打算对希腊发动进攻（它在10月28日果真这样做了），这就把欧洲战争的战火蔓延到了巴尔干。
在1940年11月9日给莫洛托夫的指示中，斯大林阐明了自己与里宾特洛甫及希特勒谈判的目标。他要求莫洛托夫：试探德国人的意图，摸清楚苏联在希特勒的计划中扮演什么角色；要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在把保加利亚划入苏联利益范围这一点上——斯大林称之为“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维护苏联的利益。 [89]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指示表明，他准备通过谈判与德国人签订一个全面的协议，而且他仍然认为与希特勒的伙伴关系是可能的。11月12日，莫洛托夫抵达柏林，并试图完成斯大林交代的任务。但他发现，摆在他面前的不是关于势力范围新协议的谈判，而是成为德国主导的全球同盟中低级伙伴的提议——在这个同盟中，苏联只能向印度方向扩张，这样就势必与英国发生冲突。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毫无兴趣，事情于是很快就陷入了僵局。莫洛托夫坚持想让德国人就一些当下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但毫无效果。11月14日，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谈判的僵局从双方对话之尖锐就可见一斑：
苏联在近东关注的问题不仅与土耳其有关，还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命运也牵动着苏联，它们不管怎样对她来说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在得悉轴心国关于南斯拉夫……希腊……和波兰的想法之后，苏联政府对此就更关注了……（莫洛托夫）他只能再三强调，决定性的问题在于苏联是否准备以及是否有可能在对英帝国的大清算中与我们合作。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延续我们的关系并划定势力范围，那么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我们都很容易达成理解。势力范围划在哪里，这已经说过多次了。（里宾特洛甫） [90]
根据人民委员会的高级官员雅科夫·恰达耶夫（Yakov Chadaev）的回忆，当莫洛托夫向政治局汇报柏林谈判的情况时，斯大林确信希特勒打算对苏联发动战争。 [91] 但是，苏联对柏林谈判的正式回应表明，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放弃与希特勒签订协议的希望。11月25日，莫洛托夫向舒伦堡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了苏联对三国条约提出的附加条件：①从芬兰撤出德国军队；②苏联与保加利亚签订互助条约，包括建立苏联军事基地；③承认苏联向波斯湾方向发展的强烈愿望；④与土耳其达成协议，为苏联在黑海海峡提供军事基地；⑤日本放弃在北萨哈林（North Sakhalin）开采煤炭与石油的特许权。 [92] 如同约翰·埃里克森评论的那样：“斯大林的反应……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对希特勒的意图的考验：苏联提出的加入四国条约的条件等于是说，希特勒要想在西方有充分的自由，代价只能是不要再去想对苏联发动成功的战争。” [93] 莫洛托夫在同一次会见中还通知舒伦堡，新任苏联驻德国大使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Vladimir G. Dekanozov）第二天将前往柏林。12月19日，杰卡诺佐夫会见了希特勒。德国独裁者告诉他，与莫洛托夫已经开始的谈判将会以官方的形式继续下去，但他拒绝谈论更多的情况。 [94] 实际上，希特勒当时已经决定开战了。就在前一天，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发布了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命令——这是德国入侵苏联的代号。 [95]
1939年12月，斯大林在回复里宾特洛甫发给他的60岁生日贺电时，曾经富有戏剧性地公 开肯定了苏德同盟的持久性：“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苏德两国人民之间由鲜血凝成的友谊是牢固而长久的。” [96] 然而，一年之后，两国之间的战争就进入了倒计时。
* * *
[1] W.S. Churchill，The Gathering Storm ，Cassell：London，1964，p.346；Ciano’s Diary 1939-1943 ，Heinemann：London，1947，pp.131，132；以及 W. L. Shirer，The Nightmare Years，1930-1940 ，Bantam Books：New York，1984，pp.425，430。
[2] 从苏联方面的观点对三国同盟谈判进行的研究可参见 G. Roberts，“The Alliance that Failed：Moscow and the Triple Alliance Negotiations，1939”，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26，no.3，1996；A. Resis，“The Fall of Litvinov：Harbinger of the 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Europe-Asia Studies ，vol.52，no.1，2000；and D. Watson，“Molotov’s Apprenticeship in Foreign Policy：The Triple Alliance Negotiations in 1939”，Europe-Asia Studies ，vol.52，no.4，2000。
[3] 这是斯大林谈话的译文，是由丘吉尔的译员伯尔斯（A. H. Birse）在1942年8月15～16日这天夜里的莫斯科会谈中记录下来的（Harriman Papers，Container 162，Chronological File 14-15，August 1942）。另一个稍有不同的译文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卷 （Cassell：London，1948）第334页所引用的：“我们形成的印象是，如果波兰遭到进攻，英国和法国政府并没有下定决心开战，它们只是希望由英国、法国和俄国构成的外交阵容会吓阻希特勒。我们肯定它是不会的。”
[4] “Captain H. H. Balfour Moscow Diary 1941”，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Harriman Papers，Container 164.
[5] Nazi-Soviet Relations，1939-1941 ，Didier：New York，1948（后文简写为NSR），p.38。有关阿斯塔科夫对同一次会谈的记录参见Dokumenty Vneshnei Politiki 1939 god （后文简写为DVP 1939），Moscow，1992，vol. 22，book 1，doc. 445。
[6] NSR，pp.68-9.
[7] NSR，pp.72-6.
[8] NSR，pp.76-8.
[9] J. Degras（ed.），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vol.3（1933-1941），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53，pp.363-71.
[10] J. Stalin，Leninism ，Allen & Unwin：London，1942，p.526.
[11] 例如，可参见 A.L.Weeks，Stalin’s Other War：Soviet Grand Strategy，1939-1941 ，Rowman & Littlefield：Oxford，2002，这本书中附有讲话原文的译文。
[12] S.Z. Sluch，“Rech” Stalina，Kotoroi ne Bylo’，Otechestvennaya Istoriya ，no.1，2004. 这篇文章对讲话、讲话的来由以及在历史文献中对讲话的引用都做了详尽的分析。
[13] Degras，Soviet ，p.406. 苏联驻巴黎大使雅科夫·舒里兹在1939年11月28日向莫斯科报告了法国报纸发表“讲话”这件事（DVP 1939，vol.22 book 2，doc.813）。
[14] NSR，p.86.
[15] NSR，p.87.
[16] I. Banac（ed.），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3，pp.115-16.
[17] Degras，Soviet ，pp.374-6；A. 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 ，Pan Books：London，1964，pp.73-7.
[18] Churchill，Second World War ，p.353. 丘吉尔的上司内维尔·张伯伦跟他的看法相同。“我的观点与温斯顿一样，”他在给自己姐姐的信中写道，“我们刚刚还在收听他的精彩的广播讲话。我相信，俄国永远会按照她所认为的自身利益的需要行动的，我无法相信她会认为德国的胜利以及继之而来的德国对欧洲的统治会对她的利益有利。”转引自M. Gilbert，Winston S. Churchill ，vol.6，Heinemann：London，1983，p.51。
[19] Dimitrov diary，pp.120-1.
[20] 有关斯大林1939年9月27～28日与里宾特洛甫讨论的记录，公布在I. Fleischhauer，“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The German Version”，International Affairs ，August 1991。
[21] NSR，pp.105-7.
[22] Degras，Soviet ，pp.379-80.
[23] Degras，Soviet ，pp.388-400.
[24] 参见 M. J. Carley，“‘A Situation of Delicacy and Danger’：Anglo-Soviet Relations，August 1939-March 1940”，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8，no.2，1999以及 Dzh. Roberts，“Cherchil” i Stalin：Epizody Anglo-Sovetskikh Otnoshenii（Sentyabr’ 1939-Iun’ 1941 goda）’，in A. O. Chubar’yan（ed.），Voina i Politika，1939-1941 ，Moscow，1999。
[25]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德关系，参见 G. Roberts，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Russo-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Road to War，1939-1941 ，Macmillan：London，1995。
[26] DVP 1939，vol.22，book 2，p.609.
[27] 参见 G. Roberts，“The Fascist War Threat in Soviet Politics in the 1930s” in S. Pons and A. Romano（eds.），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1914-1945 ，Feltrinelli：Milan，2000。
[28] 对苏德之间这段时期的经济谈判与经济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 E. E. Ericson，Feeding the German Eagle：Soviet Economic Aid to Nazi Germany，1933-1941 ，Praeger：Westport Conn.，1999。这本书中有苏联与德国的三份贸易协议的原文以及详细记录进出口情况的各种表格。进一步的分析与统计可见于 A. A. Shevyakov，“Sovetsko-Germanskiye Ekonomicheskiye Otnosheniya v 1939-1941 godakh”，Voprosy Istorii ，nos 4-5，1991；V. Ya. Sipols，“Torgovo-Ekonomicheskie Otnosheniya mezhdu SSSR i Germaniei v 1939-1941 gg v Svete Novykh Arkhivnykh Dokumentov”，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 2，1997；以及Kh. P. Shtrandman，“Obostryaushchiesya Paradoksy：Gitler，Stalin i Germano-Sovetskie Ekonomicheskie Svyazi，1939-1941” in Chubar’yan（ed.），Voina i Politika 。
[29] Werth，Russia at War ，p.125.
[30] Vneshnyaya Torgovlya SSSR za 1918-1940 ，Moscow，1960，pp.558-62.
[31] Ericson，German Eagle ，p.182.
[32] 关于苏德军事合作，参见 G. Weinberg，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1939-1941 ，Leiden，1954，pp.76-85以及 B. Newman，The Captured Archives ，Latimer House：London，1948，pp.135-6。
[33]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ommunist Aggression and the Forced Incorpor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into the USSR：Third Interim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Communist Aggressio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1954，pp.225-6.
[34] “The Baltic Countries Join the Soviet Union：Documents on the USSR’s Relations with the Baltic Countries in 1939 and 1940”，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1990，pp.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