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与乌托邦
贫穷的问题围绕着两个密切相关的主题：贫穷与政治经济学。虽然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两者对现代意识的冲击，但它们却是一个不可分割之问题——社会（society）的发现——的一部分。
直到斯皮纳姆兰制的时代，人们对于穷人从什么地方来这个问题都没有满意答案。然而，18世纪的思想家一般都同意贫穷与进步是不可分离的。约翰·穆法兰（John M’Farlane）在1782年写道，最大多数的穷人并不在贫穷或野蛮的国家，而是出现在那些最富庶与最文明的国家。奥特斯（Giammaria Ortes）这位18世纪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在1774年宣布一个公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其人口相对应，而其痛苦程度也与财富相对应。即使谨慎如亚当·斯密，也声称在最富裕的国家工资并不是最高的。因而，穆法兰在表达其看法——美国正要进入其极盛期，而“穷人的数目会持续增加”[1]——时，并不是大胆提出一个不寻常的见解。
再者，当时作为一个英国人而预测商业不景气，只不过是附和广泛的意见而已。虽然1782年以前的半个世纪外销的增加甚为惊人，但贸易的起伏更令人印象深刻。贸易正要开始从一个低落期复原，这个低落期将外销数量减少到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的水平。对当时的人而言，随七年战争而来之贸易大扩张及国家财富的增加，只不过表示英国跟随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法国之后，也有它致富的机会。它在国力上的急速上升此时已经成为过去。此外，也没有理由相信它的进步会持续不断——它只不过是一场侥幸战争的结果而已。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一如我们所见的），贸易的衰退是预料得到的。
但事实上，繁荣富庶已经迫在眉睫——史无前例的繁荣富庶注定要成为全人类（而不只是英国一个国家）之新的生活方式。然而，这时英国的政治家或经济学家丝毫没有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预感。对政治家而言，这是可有可无的事，一如对另外两个世代而言，贸易量的猛涨对公众的悲惨痛苦只有些许影响。但是对经济学家而言，这是相当不幸的，因为他们全部的理论体系都建立在这一段“不正常”的紊流之下，当时贸易上及生产上之惊人的上升，却碰巧伴随着人类痛苦之急剧增加——事实上，马尔萨斯、李嘉图、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等人之理论所根据的明显事实，只不过反映着在一个界线分明的转变期内，所发生之各种互相矛盾的趋势。
这个情形确实令人困惑不已。16世纪上半叶，穷人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他们因不属于任何采邑（或任何封建领主）而变得很显眼，他们之所以会逐渐转变成一个自由劳工的阶级，是政府对流浪者的凶猛追捕，以及因对外贸易持续扩张而崛起之家庭工业两者所共同导致的结果。英国在17世纪时很少提及贫穷，即使是《定居法》这种苛刻的政策，也没有激起什么公众议论就通过了。到17世纪末重新开始讨论《定居法》时，距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之《乌托邦》（Utopia）一书及早期之《济贫法》的公布已经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前者出版于1516年，书中痛诋圈地运动，后者公布于1601年——译者注），修道院的解散（是英国宗教改革的一个步骤，没收教会财产而归于国王，约发生于1535～1540年——译者注）及凯特叛乱已久远得被人忘记了。某些圈地及“占地”仍一直进行着，一如查理一世在位时，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之新的阶级已经安定下来了。虽然穷人在16世纪中叶是社会的危害（他们像敌军一样降临），但在17世纪末时，穷人变成只是济贫税负的负担。另一方面，当时英国不只是一个半封建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半商业社会——一般公民愿意为工作而工作，而且不接受中世纪时认为贫穷是没有问题的看法，也不接受成功的圈地者所持失业者即懒惰但有能力者的看法。但是在这以后，对贫穷者的看法开始反映出哲学外貌的改变，就如以前对神学问题一样。对穷人的态度，越来越反映出对作为一个整体之存在的看法。因此，这些看法多样且看似混乱，但也是它们对我们文明之历史的主要主张。
贵格派教徒可说是探索现代存在之可能性的先驱，他们首先认识到非自愿性的失业必然是劳动组织本身的缺陷造成的结果。怀着对事务性方法的强烈信心，他们将集体互助的原则应用在他们之中的穷人身上，他们有时以基于良知不服从（conscientious objectors，因道德或宗教原因而拒绝做某种事的人，像服兵役、缴税等——译者注）之名而使用此原则，尤其在他们拒绝付税以维护监狱或支持官方权威时。劳森（Lawson）这位虔诚的贵格派教徒，曾出版一本《关于在英国没有乞丐之贫民问题一事向国会的条陈》（Appeal to the Parliament Concerning the Poor That There Be no Beggar in England）作为一个“行动纲领”，其中建议成立现代所谓公立就业机构之劳动交换制。这是1660年的事；在此之前十年，鲁宾孙（Henry Robinson）已经建议成立一个“请愿与遭遇困难（时之辅导）的政府机构”。但是，复辟政府偏好陈腐的方法；1662年《定居法》的趋势是直接跟任何理性劳动交换制度相反的，后者会产生一个较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居住单位——一个首度出现在法案中的名词——将劳工束缚在行政教区之内。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贵格派哲学产生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这位具有未来社会思想倾向的真正预言家。他从受难礼拜会（这种聚会将统计学用来给宗教性济贫政策以科学的精确）的气氛中，在1696年建议成立一个“工业团体”。在此建议中，穷人之非志愿的空间，可以转化为正面的成效。这个计划所着重的不是劳动交换的原则，而是一种很不同的劳动力的交换。前者指的一般是为失业者找到雇主这一平常的想法；而后者意味的却是劳工们只要能直接交换劳动之成品，这就不需要有雇主。贝勒斯说：“穷人的劳动力就是富人的矿源。”那为什么他们不能为自己的利益来开采这些富源，甚至多余一些利润呢？唯一必要的步骤就是将劳工组成一个“团体”或公会，使他们在这里共同尽力。这就是后来所有社会主义者解决贫穷问题的核心，不论它是以欧文的联合村庄（Villages of Uni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年，法国社会哲学家，提倡1620人合组为一经济单位，即Phalansteres，以实现乌托邦——译者注）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s）、蒲鲁东（Pierre J.Proudhon，1809～1865年，法国社会理论家，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而非国家制度——译者注）的交换银行、路易斯·布朗（Louis Balnc，1811～1882年，法国社会主义者，提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848年大革命的领导人——译者注）的国家工作房（Ateliers Nationaux）、拉萨尔的国家工厂（Nationale Werkstatten），或斯大林之五年计划等形式出现。贝勒斯这本书实际上已经包含如何解决机器出现以后对现代社会造成之大变动的方案。“这种工人成员的团体会使得劳动，而非金钱，成为衡量所有生活必需品之价值的标准……”这个计划包括“各种行业团体，每一团体都为另外的团体而努力，但不需依赖救济……”劳动券、互助及合作之间的联结是很有意义的。300名左右的工人应能自立，并为其基本生存而共同工作，“多做者，应多得”。因此，按基本生活所需的配给以及依工作效果而得到报酬相辅为用。有些小型实验性互助单位所得到的盈余则归诸受难礼拜会，以便将之分派给教派里的其他成员。这种盈余必定会有光明的远景，利润这个新观念在当时已经变成万灵丹。贝勒斯之失业救济的全国性计划实际上是由资本家为了利润而管理的！在同一年，即1696年，约翰·卡里（John Cary）倡建的布里斯托尔贫民公会（Bristol Corporation for the Poor），经过开始阶段的成功后，却与其他类似的冒险事业一样，未能产生利润。不过，贝勒斯的方案是建立在与洛克之劳动比例制度相同的假设上，后者在1696年付诸实施，规定穷人必须被分派到地方缴纳赋税者处，按后者缴付之税率的比重而工作。这就是在《吉尔伯特法案》下穷人巡回工作之制度的起源。使穷人付出代价的观念此时已深入人心。
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这位多产的社会计划家，拟订了一个计划，大量使用穷人来操作他那位更有创造天才的哥哥塞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所设计的机器，来制造木具及铁具。莱斯利·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1832～1904年，英国作家及哲学家，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之父——译者注）说：“边沁与他哥哥原来是期待蒸汽机。后来想到何不雇用狱犯以代替蒸汽机？”这是1794年的事；杰里米·边沁之圆形监狱计划——依此监狱能设计得廉价且能够有效地监督——已经存在了两年，他现在决定将之应用到他以囚犯工作的工厂中；只是囚犯的位置由穷人取代。现在，边沁兄弟的私人企业已经并入解决社会问题之整体计划中。斯皮纳姆兰之保安官的决定，惠特布雷德（Whitbread）之最低工资方案，以及皮特所草拟之《济贫法》改革方案，使得贫穷成为政治家们的一项论题。边沁——他料定对《皮特法案》的批评必定会导致该案的撤回——于1797年在阿瑟·杨（Arthur Young）的《年鉴》（Annals）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详尽方案。他在圆形监狱计划中的工作厂房——十二幢五层楼高的建筑——是用以剥削领取救济之贫民的劳动力，它由一个设于伦敦，并模仿英格兰银行之董事会的中央评议会掌管，所有拥有五镑或十镑股份的会员都有投票权。他在几年后出版的一份报告中提及：“第一，所有英国南部之贫民福利的管理，应由一个机构来执行，所有的费用由一个基金拨出。第二，这个机构是一个以国家慈善公司之类为名称的股份公司。”[2]他想要建立不下250个工业厂房，大约有50万名收容者。而且，这个计划详尽分析了各种类型的失业者，边沁在这方面比其他研究此问题的人领先一个世纪。他那清晰的头脑——显示其能力擅长于现实主义。最近被解雇之“熟练工人”应该与那些因“偶尔不景气”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分开；季节性工人之“定期不景气”则与“被代替的工人”——像那些“因使用机器而成为多余者”，或以更现代的名称，即“技术上的失业者”——加以区分；最后一群包括“解散的工人”，是在边沁的时代，由于法国大革命而变得显著的另一个现代的范畴。其中最有意义的范畴是上面所说的“偶尔不景气”者，它不只包括依赖时尚的熟练工人及技工，更重要的是包括那些“因生产企业不景气”而失业的人。边沁的构想相当于大规模地经由失业之商品化，而使贸易周期平缓。
罗伯特·欧文在1819年重新出版贝勒斯在一百二十年前所提出之建立工业团体的计划。这时间歇性的贫困，已经扩展为苦难的潮流。他自己倡建之联合村庄与贝勒斯之主张的主要不同在于联合村庄的规模更大，包括1200人及同样亩数的土地。其他呼吁采用此高度实验性之计划以解决失业问题者包括像李嘉图这样的权威，但是没有赞助者出现。其后不久，法国人傅立叶则因终日盼望一些隐名的股东来投资他的法伦斯泰尔计划而备受嘲笑，这个计划是根据当时最出色的一个财务专家之概念而来的。欧文在新拉纳克（New Lanark，英格兰中南部镇名——译者注）的企业（杰里米·边沁为其隐名股东）不是也因其慈善计划之财务成功而举世闻名吗？这时对贫穷或对从穷人身上谋利的可行办法仍没有权威的看法。
欧文从贝勒斯那儿借用了劳动券（labor-notes，以劳动时间表示价值，若生产者需要别的物品，可以持劳动券至劳动交易所交换有一时间之所需的物品——译者注）的概念，并在1832年将之应用到他的国民平衡劳动所（National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但失败了。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应自给自足的原则——也是贝勒斯的概念——成为其后两年著名的工会运动之理论基础。工会是一个包括所有工匠、同业公会，不排除小业主的一般性组织，其模糊的目标是将他们以和平的手段组成一个团体。谁会料到这就是其后一百年间所有激烈大工会的胚胎呢？不论是工团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在对穷人的措施上实在是没有什么分别的。蒲鲁东之交换银行——第一个将哲学的无政府主义付诸实施者——实际上衍生自欧文的实验。马克思这位国家社会主义者则尖锐地抨击着蒲鲁东的观念，认为今后应由国家提供资金来达成这一类型的集体计划。由此，路易斯·布朗克及拉萨尔的思想在历史上留名。
为何不能从穷人身上谋利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一百五十年前，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年，英国作家，《鲁滨孙漂流记》一书的作者——译者注）就曾在1704年出版一本小册子，以制止贝勒斯及洛克所引起的对此问题的讨论。丹尼尔·笛福认为如果贫民得到救济的话，就不会为工资而工作；如果将他们安置到公家机构去从事生产的话，只会在私人企业中造成更多失业。他的小册子就有这么一个邪恶的标题《施舍不是仁慈，雇用贫民是国家的苦恼》，并在书后附加了曼德维尔博士（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年，英国讽刺作家，抨击社会对个人潜能的约束——译者注）的著名打油诗，认为蜜蜂社会之所以会繁富，是因为它鼓励虚荣与妒忌、邪恶与浪费。虽然这位古怪的博士沉迷于肤浅之道德上的矛盾，丹尼尔·笛福却点出了新的政治经济学之基本要素。他的小册子很快就被在“下层政治”圈（18世纪对负责监理济贫者的称法）之外的人遗忘了，而曼德维尔之廉价的矛盾问题则盘桓在柏克莱、休谟及斯密等人的头脑中。很明显，在18世纪上半叶，流动性财产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贫穷还不是。清教徒阶级被封建贵族的奢侈浪费所震骇，他们的良知将之谴责为奢靡及罪恶，但他们同时不得不同意曼德维尔所说之蜜蜂的比喻，也就是如果不是这些罪恶，商业及贸易会很快地退化。后来，那些富商必须使他们对商业之道德性放心：新的织布厂不只是要为无聊的炫耀而服务，同时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并且它们产生了更微妙的浪费方式——它在表面上看不甚明显，但实际上比以往更为浪费。丹尼尔·笛福对救济穷人的嘲弄，在当时并不是足以影响那些关心财富之道德危机者良知的重要论题；工业革命还未来临。不过，就此而言，丹尼尔·笛福的矛盾论点却预示了即将来临的困扰：施舍不是仁慈——这是因为如果去除了饥饿的威胁，反而会妨碍了生产，而制造出饥荒；“雇用贫民是国家的苦恼”——这是因为如果创造公共就业，则只会增加市场上之商品的过度供应，从而加速毁灭私人商贾。大约17世纪初期，在贝勒斯这位贵格派教徒及丹尼尔·笛福这位趋炎附势的新闻记者之间，在圣人与愤世嫉俗者之间，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其后两个世纪的努力与思考、希望与烦恼，都对这些问题提供了费尽心血的解决方法。
然而，在斯皮纳姆兰制的时代，贫穷的真正性质仍然没有被人了解。当时大多数人都同意人口多的优点，且越多越好，因为人民构成国家的力量。同时，大多数人也同意廉价劳动力的优点，因为只有劳动力价格低廉时，生产才会兴旺。此外，假如没有穷人的话，谁又会肯到船上当水手或去打仗呢？不过，当时对于贫穷并不是罪恶这一点仍有疑问。总之，为什么穷人不能为公共的福利而受雇于公家机构，一如他们为私人之利润而受雇于私人企业一般？这些问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丹尼尔·笛福偶尔发现的真理，七十年后亚当·斯密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理解；市场制未发展的状况，掩饰了它的先天性弱点。不论是新的财富或新的贫穷，在当时都不能完全了解。
持有各种不同想法的人——像贵格派的贝勒斯、无神论的欧文及功利主义的边沁等——所提出之极为相似的计划显示真正的问题是在准备期的阶段。欧文这位社会主义者虔诚地相信人类的平等及他们的天赋权利；而边沁却斥责平等主义，嘲笑天赋人权并深深倾向自由放任。但是，欧文的“平行四边形”（parallelograms）计划，却极为类似边沁的工业厂房，如果不是吾人注意到他们都借用了贝勒斯的见解，我们会误以为欧文完全受边沁的影响。他们三人都相信一个由失业工人组成的组织必然可以产生盈余，对于这些盈余，贝勒斯这位人道主义者希望能用诸其他受苦痛者之救济，边沁这位功利的自由主义者则希望将之交给股东们，欧文这位社会主义者则希望将之还给失业者。虽然他们的分歧已显示出他们未来的分裂，但他们共同的错误则暴露了在市场经济萌芽的时候，他们对贫穷本质的极度误解。更重要的是，当时穷人的数目不断增长：在1696年贝勒斯写作时，救济金的数目约为40万英镑；1796年，当边沁公开反对《皮特法案》时，金额已经超过200万英镑；到欧文时代开始的1818年时已经接近800万英镑。从贝勒斯到欧文的120年间，人口大约为原先的3倍，而税负增加了20倍。贫穷已经变成一个预兆。但其意义仍然是不可知的。
[1] M’Farlane，J.，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1782.又参见1757年之Universal Dictionary讨论1531年10月7日的《荷兰济贫法》，Postlethwayt的编按。
[2] Bentham，J.，Pauper Management.第一次出版于17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