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
当贫穷的意义被了解时，已是19世纪了。分水岭大约是在1780年。在亚当·斯密的巨著里，贫民救济还不是问题；但仅仅十年后，汤森的《济贫法研究》一书里却将之视为一明显的论题，而且在其后一百五十年间未曾从人们的脑海中褪去。
从亚当·斯密到汤森的十年之间，气氛的改变着实惊人。前者标志着一个时代——由托马斯·莫尔、马基雅维利、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形势之开创者所开拓的时代——的终结；后者则属于19世纪，那时李嘉图与黑格尔从相对的角度发现了一个社会（society）的存在，这个社会不是受国家法律支配的，反而是国家受到社会本身法则的支配。没错，亚当·斯密把物质财富视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来探讨；如此一来，加上他高度的现实主义意识，使他成为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创始人。即使如此，对他来说，财富仍只不过是社会生活的一面而已，其目的也是从属于社会之下的；它是各民族在历史上为生存而奋斗的附属物，而且不能从这些生存奋斗中分离出来。对他来说，支配国家财富的一组条件，是从整个国家之进步、停滞、衰颓的状况中导衍出来的；另一组条件是从国家安全之主权及权力均衡的需要中导衍出来的；还有一组条件则看政府之决策是否有利于城镇或乡村、工业或农业等来决定；因此，他认为只有在一个既定的政治架构下才有可能明确地陈述财富问题，他所指的财富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物质享受。他的著作里没有暗示过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决定了社会的法则，他也没有暗示过资本家就是支配经济世界之神圣旨意的世俗发言人。对他来说，经济领域还没有属于自身的法则可供我们作为区别善恶的标准。
斯密把国家的财富视为国民生活（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的机能之一；这就是他的海运政策如此地契合克伦威尔（Cromwell）的《海事法》，以及他对人类社会的观念与洛克之天赋权利体系和谐一致的原因。他从没有认为社会中会出现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并成为道德法则及政治义务的来源。自利（self-interest）只不过在本质上促使我们做一些有利于他人的事，就像屠夫的自利，最后就会供应我们晚餐所需要的肉食。斯密的思想弥漫着乐观主义，因为主宰宇宙之经济生活的法则与人类的命运相一致，一如与主宰其他部门之法则相一致。这里没有隐藏着的手试图假自利之名而强将人吃人的仪式加诸我们的头上。人的尊严就在于人是道德的存在，是家庭、国家及“人类大社会”公民秩序的一部分。理性与人性对个人行为设下限制，竞争与图利都必须在它们之前让步。自然是那些与具体表现于人类心灵的原则相一致者，而自然秩序则是与那些原则相一致者。斯密在讨论财富问题时，有意识地排除了物理意义的自然。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土壤、气候及疆域的大小如何，其每年生产的丰富或缺乏必定——由于独特情况之故——依两个因素而定”，也即劳动的技术，以及社会上生产者与逸乐者之间的比例。他所考虑的并不是自然的因素，而是人的因素。他在书中一开始就有意地将生产及地理的因素排除掉。重农学派的错误对他是个警惕；他们因偏爱农业，而混淆了自然性与人性，并导致错误地辩称土地本身有创造力。重农学派对土地的赞美与斯密的想法可说是南辕北辙。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人的科学；它研究的是对人而言何为自然，而不是自然本身。
十年后汤森之《济贫法研究》一书则集中在山羊与狗之法则上。背景是在智利外海太平洋中《鲁滨孙漂流记》中那样的小岛上。在这个小岛上胡安·费尔南德斯（Juan Fernandez）放牧了几只山羊，以备将来再访时肉食所需。这些山羊以空前的速度繁殖，并成为一群英国海盗的粮仓，这些英国海盗不时骚扰西班牙贸易商。为了消灭他们，西班牙当局就放了一条公狗和一条母狗到这岛上，过了不久也大量繁殖，并减少了海盗们所吃山羊的数目。汤森写道：“因此，一个新的均衡重建起来了……这两个种属中的弱者就首先死掉：最有生气和最强健的就保存了生命。”并且，他还加上一句：“食物的数量调节了人类的数目。”
我们注意到其后的调查[1]无法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胡安·费尔南德斯确实曾放生过一些山羊到这个小岛上；但故事中的狗，据威廉·芬内尔（William Funnell）说却是美丽的猫，而且不论是猫和狗都不曾大量繁殖；而所有的山羊都是住在无法攀缘的石丘上，此外，所有的报告都一致指出在海边有许多肥大的海豹可以作为野狗的猎物。然而，这个例子却无须经验事实的支持。缺少真实性却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马尔萨斯及达尔文的灵感都是由此而来的——马尔萨斯是从孔多塞（Antoine Nicolas Condorcet，1743～1794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及革命家，对概率的研究有极重要贡献——译者注）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而达尔文则是得自马尔萨斯。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学说及马尔萨斯的人口律若非遵从汤森从山羊与狗这个故事所推论出来的准则，是不会对现代社会有什么显著影响的。汤森即希望将他的论点运用到《济贫法》之改革上：“饥饿可以驯服最凶猛的野兽，它会把礼节和谦恭、恭顺与服从教导给最顽固的人。一般而言，只有饥饿可以激使（穷人）去工作；但我们的法律却说他们不应遭到饥饿。必须承认的是，法律也同样地说他们必须被强迫去劳动。但是法律上的限制却伴随着许多纷争、暴力及喧嚣；制造了不健康的意愿，而且从未能有商品和合意的服务产生，反之，使用饥饿为驱策手段不仅是和平的、平静的、不断的压力，而且，作为工业及劳动之最自然的动机，它也激使工人尽量发挥能力；当他们因得到别人之自由施予而感到满足时，将产生长远的好意及感激。奴隶应该强迫工作，而自由人应该听由他自己的判断与考虑；不管所得是多是少，他应该得到充分就业的保障；而当他侵犯邻居的财产时应受到惩罚。”
从此，政治科学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从动物性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社群，汤森避开了政治基础这个多半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一个新的法则观念引入人类的思想中，这个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laws of Nature）。霍布斯（T.Hobbes）之于几何学的偏见，一如休谟（David Hume）、哈特利（Hartley）、魁奈（Francois Quesnay）、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等人之向往社会现象的牛顿定律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他们热切地想找出在人类社会中普遍有效的法则，一如自然界中的万有引力定律一般，但是他们想到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本身的法则，如霍布斯所说的恐惧的精神力量，哈特利的心理学中的联想力，魁奈的自利，或爱尔维修的追求效用等。他们对此也不太严谨：魁奈与柏拉图一样偶尔会用养牲畜者的观点来看人类，而亚当·斯密也不会忽视实际工资与长期劳动力供应之间的关系。然而，亚里士多德曾说只有神与野兽才能生活于社会之外，而人类则不属于这两者。基督教思想中认为人与兽之间的区分是本质上的，对生理现象的研究绝不会与神学上研究人类团体之精神起源相混淆。对霍布斯而言，假如人是披豺狼皮的人，那是因为人在社会之外就会像豺狼一般，而不是在人与狼之间有什么共同的生物因素。最后，我们更可以指出每一个人类的社群都必须建立大致相同的法律及政府。但是，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的小岛上却是既没有政府，也没有法律，而在山羊与狗之间却有某种均衡。这两者之间的均衡是因狗无法捕食躲在石堆上的山羊，以及山羊成功地逃避狗的追捕才得以维持住的。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不需要任何政府；它一方面是由于饥饿的痛苦，而另一方面是由于食物的缺乏。霍布斯认为人类需要有专制君主，因为人类像禽兽一般；但汤森却坚持人类实际上就是禽兽，而且正因为如此，只有最小限度的政治是需要的。从这个新奇的观点来看，一个自由社会就可以视为包括两种不同的人：有产者和劳动者。后者数目受到食物供应之多寡的限制；而且只要财产安全无虞，饥饿就会驱策他们去工作。这时已经不需要保安官，因为饥饿是比保安官更好的惩罚工具。汤森尖刻地说，诉诸保安官是“从诉诸一个强有力的权威者转而诉诸一个软弱的权威者”。
这种新的理论基础，紧密切合着即将出现的社会。从18世纪中叶起，全国性市场已经发展起来；谷类的价格不再是地方性的价格，而是地区性的价格；这预设着货币之普遍使用与商品之广泛的市场性。市场价格与收入（包括地租与工资）都相当稳定。重农学派学者最先注意到这些规则，但他们却无法将之在理论上统合起来，因为当时法国封建采邑的收入仍然很普遍，而劳动力经常是半农奴式的，所以地租及工资大都不是由市场所决定。然而，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英国乡村已经变成商业社会的一部分；付给地主的地租以及付给农业劳动者的工资都明显地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只有在极端例外的情形下，才由官方规定工资或价格。然而，在这一奇妙的新秩序下，旧有的社会阶级虽然已经失去了法律特权并丧失了能力，但是仍然或多或少地继续存在于其从前的阶级制度中。虽然当时已经没有法律强制规定劳动者要为农民服务，也没有规定农民必须充分服从地主，但是劳动者及农民却一如这些强制存在一般地行事。是什么样的法则使得劳动者注定要服从主人，注定要受到没有法律束缚的束缚？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社会的各阶级分离一如他们是不同类的人？在人类集团里，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平衡与秩序能够维持住而不需要诉诸政府的干涉，也不需要容忍政府的干涉？
山羊与狗的例子似乎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是人类的生物本能（而不是一个政治秩序）作为一个社会既定的基础。因此导致了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放弃了亚当·斯密的人文主义基础，而加入了汤森的阵营。马尔萨斯的人口律加上李嘉图的报酬递减律使得人与土地的生产力成为这个新发现领域中的基本要素。经济的社会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而出现。
对19世纪思想史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什么状况之下，这个人类集合体的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会变得显而易见。由于这个即将出现的社会只是市场制度而已，人类社会此时已面临一个危机，也就是它已经被转移到一个旧有的道德秩序——政治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不熟悉的基础上。贫穷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迫使马尔萨斯与李嘉图承认了汤森所陷入的自然主义。
伯克则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去探讨贫穷问题。他对西印度群岛情形的了解，使他认识到豢养一大群奴隶而没有给白种主人提供适当安全保障的危险性，尤其是在允许黑人持有武器的情形下更是如此。他认为同样的顾虑也可以适用于英国日增的失业者，因为政府看起来缺乏足够多可调动的警力。虽然他是家长式传统的卓越卫道者，但他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热情支持者，认为在经济自由主义中可以找出解决行政上燃眉之急的贫穷问题的答案。棉花作坊对贫苦儿童——他们在学徒期间由行政教区照顾——的意外需求使得地方政府当局乐于从中得利。成百的行政教区（通常是在英国的偏僻地区）与工厂签订服务契约。总而言之，这些新城镇逐渐产生对贫民的高度需求；工厂甚至准备为使用贫民而支付薪资。成人则被分派到任何愿意供养他们的雇主那里，一如他们在行政教区之内的农家，循着巡逻员制度的各种形式轮流住宿。让他们外宿耕作，总比维持这些“没有罪犯的监牢”——当时对贫民习艺所的称呼——更为廉价。从行政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借“雇主更具持久性与更周详的权威”[2]来取代政府及行政教区的强制性工作。
很明显，这就涉及了一个经国治术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企业渴望得到贫民来填满它们的工厂，甚至愿意付钱来获取他们的劳动力，而行政教区则将有工作能力的贫民交给厂家以履行它们自身的责任，那么这些穷人为什么要成为公家的负担，而由行政教区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呢？这是否很明白地指出另外有一个比行政教区更便宜的方法来驱策贫民去赚取生计呢？解决方法在于取消伊丽莎白一世的《济贫法》而不以任何其他法案来取代它。取消工资估定，取消能工作者之失业救济，取消最低工资，也取消生存权利的保障。劳动力应该被当作一种在市场上找寻其价格的商品来处理。商业的法则实际上就是自然的法则，因而也就是上帝的法则。这即是从依赖柔弱的保安官，转而仰赖万能的饥饿煎熬。对政客及行政官僚而言，自由放任政策是成本与辛劳最少而又能确保法律与秩序的一个原则。让市场来对付贫民，其他的事情就会各得其所。
在这一点上，边沁这位理性主义者，与伯克这位传统主义者一致。对痛苦与快乐的衡量使得人们避免任何可以逃避的痛苦。如果饥饿能达成这个任务，就无须其他形式的惩罚。对于“法律能为人民的生计做些什么”这个问题，边沁回答道：“直接看来什么都不能。”[3]贫穷是自然遗存在社会的现象，它在物质上的惩罚就是饥饿。“物质惩罚的力量已经足够了，再使用政治惩罚是多余的。”[4]唯一需要的是对穷人作“科学而经济的”处理。[5]边沁强烈反对实际上等于重建《斯皮纳姆兰法案》，并允许公共救济及工资补贴之《皮特济贫法案》（Pitt’s Poor Law Bill）。然而，边沁（不像他的门徒）在他那个时代并不是严格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的工业厂房是琐碎的功利主义管理（以各种科学管理之策略来实施）的一个梦魇。他坚信由于社群不能完全不关心自己在穷困中的命运，因此永远需要这种工业厂房。边沁相信贫穷是富庶的一部分。他说：“在社会繁荣的最高阶段，大多数人除了他们日常的劳动力之外，就没有多少资源了，因而总是过于穷困的……”于是他建议“为了贫穷的需要应设立定期的补助（措施）”，不过，他也懊恼地指出，这样做的话“在理论上，需求会减退，并进而打击工业”，因为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来，政府的任务是提高人们的需求，以便使饥饿的物质惩罚有效。[6]
以这种使大多数人生活在贫穷边缘来作为换取繁荣之代价的看法伴随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汤森沉迷于偏见及感伤主义以维持他情绪上的平衡。穷人的不幸是自然的法则，否则低贱、污秽、可耻的工作就不会有人去做。如果不能依赖穷人来工作，英国会变得怎么样呢？他说：“不正是由于下层阶级间的痛苦与贫困而使他们在狂暴的海洋或战场上面对所有的恐惧吗？”但是在发挥过他那横暴的爱国主义之余，他却还有些许空间来容纳较温柔的感性。贫民救济当然应该立即废止。《济贫法》“是肇因于一些近乎荒谬的原则，并主张去达成那些（在世界之本质上与构造上）办不到的目的”。但是一旦这些贫困者完全沦于富人之慈悲的主宰时，谁又会怀疑“唯一的困难”就是如何去约束后者的慈善所造成的鲁莽行动？此外，诉诸慈悲的感性又比由冷酷之法律责任而来的感性高尚多少呢？“在自然界有什么比为善而来的自足更美？”他反对将慈善事业与“行政教区之供餐桌”的冷酷相对比，认为后者从未有过“因意外得到关切，而表露出的笔墨难以形容的真诚感激”。“当穷人必须与富人培养友谊时，富人绝不会缺少解决穷人困难的倾向。”没有一个人在读到这些对两个国度（穷人与富人）之内的生活的动人描写后，会下意识地怀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从山羊与狗的岛屿上得到了他们的感情教育。
埃德蒙·伯克却是一个完全不同气质的人。像汤森那样的人在小处犯错，他却在大处犯错。他的才华使他将残酷的事实提升为悲剧，而将感性赋予神秘主义的光圈。“当我们矫揉造作地去怜悯那些不工作就不能生存的人时，我们是在戏弄人类的身份地位。”这当然是比漠不关心、空洞的悲叹，或虚假的同情更好。然而，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所具有的冲击力，却因他不可思议的自负而受损。其结果就是比希律王还要暴虐，并且失去了适时改革的机会。假如伯克还活着的话，可以猜到《1832年改革法案》——它将旧制度废除——必然只有经过一场不可避免的流血革命才可能通过。但是，伯克可能会反驳道：如果一般人按照政治经济学法则必须在悲苦中工作的话，那么平等这个观念岂不是导致人们走向自毁的钓饵吗？
边沁既没有汤森那种圆滑的自得，也没有伯克那种轻率的历史感。反之，对他这个理性与改革的信徒来说，这个新发现的社会法则可以被视为功利主义的最佳实验场。他与伯克一样拒绝遵从生物决定论，而且他也拒绝把经济学抬高到政治学之上。虽然他写过《论高利贷》及《政治经济学手册》等书，但他对经济学实际上是门外汉，而且未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经济学做出重大的贡献，也就是发现价值源自功利。反之，他因过分着重联想心理学，反而束缚了作为社会工程师所应有的丰富想象力。对边沁来说，自由放任只不过是社会机器里的另一个策略而已。工业革命在智识上的主发条是社会上的发明，而不是技术上的发明。自然科学对工业技术的决定性贡献要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出现，而那时工业革命早已开始了。对桥梁或运河之建造者及机械、引擎的设计者而言，在机械及化学等新的应用科学还没有发展起来以前，一般自然法则的知识是全然无用的。特尔福德（Telford）这位土木工程师协会的创始人及终身会长，就拒绝让学物理学的人入会，而且，根据布儒斯特爵士（Sir David Brewster，1781～1868年，苏格兰物理学家——译者注）的说法，他从没有通晓过几何学的原理。自然科学的胜利在理论上固然是真的，但就当时的实际重要性而言，却无法与社会科学相比。由于后者而使自然科学取得反对因袭与传统的地位，并且，在现代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是，自然科学因其与人文学的关联而得到很多好处。经济学的发现是个令人吃惊的意外，它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转变与市场制度的建立，而当时那些重要的机器却是由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匠——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不会书写——发明的。我们可以公平而恰当地说：工业革命的智识源泉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它把自然的力量变成被人类支配的力量。
边沁自认为他发现了一门新的社会科学——道德与法律。它建立在功利原则上，并容许在联想心理学的帮助下精确地计算。在18世纪的英国，因科学在人类生活上甚具实效，因此被视为一门基于经验知识而来的实用学科。这样一种实效之态度的需求在当时确实是压倒性的。在缺少统计资料的状况下，人们很难掌握当时之人口增减、对外贸易之收支的趋势，或财富的分配。关于国家财富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穷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信用、银行及利润的状况究竟如何等问题的回答，通常都只能依靠猜测。对这些问题采取经验性的研究方法以代替冥想性、搜集古董的研究方法，就是“科学”之最初的意义；由于最重要的是实际的利益，因此开始以科学来建议如何调整、组织各种新的现象。我们已经提到先贤们是如何为贫穷的本质感到困惑，是如何精巧地尝试各种自助的方式；利润的观念是如何被认为是各种病症的万灵药；人们是如何不能说清贫穷是好的征候还是坏的征候；熟练的贫民习艺所管理者是如何因他们无法从穷人身上弄到钱而不知所措；欧文是如何像办理慈善事业似地运转他的工厂来致富；而其他许多类似的实验却不幸失败了，因而使那些慈善事业的创办者感到困惑。如果我们把视野从贫穷扩大到信用、硬币、垄断、救济、保险、投资、公共财政，或者监狱、教育及彩券等方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在上述每一项目中举出数量繁多的实验。
大约在边沁去世时（1832），这个时代也告结束；从1840年以后，商业上的计划者就只是单纯的投机事业助长者，在人类的相互关系、信赖、冒险或其他进取气质等普遍原则的新运用上，不再有人们所谓的发现者。此后的生意人认为他们已经知道应该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在创设一个银行以前，他们不会去探究货币的本质。旧式的社会工程师现在只在一些有怪癖的人或骗子中可以找得到，而且大都被关在牢里。工业体制和银行体制的盛行——它在从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1658～1719年）与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年）的时代到佩雷尔斯（Pereires）的时代跟各种宗教的、社会的、学术宗派的计划一齐涌到股票交易所——现在已经变得微不足道。对那些忙于商业琐事的人来说，分析性的概念已经不受欢迎了。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对社会的探究已经结束了，人类事务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留下来了。在一个世纪之后，像边沁那样的人已经无法存在。一旦工业生活的市场组织变成支配性的制度，其他所有的制度都必须臣服于它；那些主张以人为方式来改造社会的天才现在已经找不到买主了。
边沁的圆形监狱不只是一个“压榨流浪汉中诚实与懒惰者之勤劳的工厂”，[7]它也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分派红利。此外他所赞助的各种议案还包括：改良专利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设立卫生部；有息的储蓄券；蔬菜及水果的冷藏；由犯人或贫民作业而且以新技术来生产的军火工厂；把功利主义教给中上阶层的学校；财产登记署；公共会计保存的制度；公共教育的改革；全民兵役登记；高利贷的自由化；殖民地的放弃；使用避孕法以降低贫民的比率；组成联合股票公司以联结大西洋及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这些计划中包含着许多小幅度的改良，例如工业厂房就是基于联想心理学的成就，为了人类改良与利用各种发明的一个堆积体。虽然汤森与伯克把自由放任与立法的寂静主义联结在一起，但边沁并不认为它会成为改革的障碍。
在我们讨论1798年马尔萨斯给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年，英国作家及政治哲学家——译者注）的复函——古典经济学即肇始于此——之前，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戈德温《政治的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一书是针对伯克《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1790）一书而写的。它出版于取消人身保护令（1794）以及迫害民主的通信协会（Correspondence Societies）等一系列高压政策之前。这时英国正在跟法国作战，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使得“民主”一词变成社会革命的同义词。但是，英国的民主运动——这是由普莱斯博士（Dr.Price）之“老犹太人”的说教（1789）所激起的，并且在潘恩《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1791）一书中达到文学高峰——只局限于政治领域；而贫苦劳动者的不满仍然得不到回应；在那些鼓吹全民投票制与定期召开国会的小册子里都只略为提及《济贫法》的问题。然而，在实际上，地主们的决定性对抗手段却是以《斯皮纳姆兰法案》的形式出现在《济贫法》的范围内。行政教区退到一个人为的困境背后，并且在其掩护之下较滑铁卢战役多存在了二十年。18世纪90年代时一些仓促制定的政治迫害措施，若单独存在的话，其恶劣影响必能很快地加以克服，但是由《斯皮纳姆兰法案》所引发的退化过程却在英国留下了无法洗刷的污点。它将地主阶级的寿命延长了四十年，其代价却是牺牲一般人民的奋发性。芒图（Mantoux）曾说：“当有产阶级抱怨济贫的税负越来越重时，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革命而付出的保险费，对工人阶级而言，当他们收到些许分派的津贴时，他们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从他们应该得到的收入中削减下来的。津贴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将工资压到最低水平，甚至强迫他们接受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农场主与工厂主依靠行政教区来补足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与实际生活开支所需之间的差额。他们为什么要多花一笔开销——这笔开销能很容易转嫁到纳税人身上——呢？另一方面，接受行政教区救济的人也愿意为低工资而工作，这使那些没有得到行政教区补助的人无法与他们竞争工作。其矛盾结果是所谓‘济贫的税负’对雇主而言，是一项经济措施，但是对没有得公共救济的勤奋工人而言却是一项损失。因此，在各种不同利害关系的交互影响之下，慈善的法律已经被转变为一副铁枷。”[8]
我们认为工资律及人口律就是建立在这副铁枷之上的。马尔萨斯自己和边沁与伯克一样，都强烈反对《斯皮纳姆兰法案》，并建议全面废止《济贫法》。他们都没有看到《斯皮纳姆兰法案》把工资压低到生活水平之下；相反，他们预期它会使工资上涨，至少会保持原来的水平；如果没有《反结社法案》，这是可能成为事实的。这个错误的预期有助于说明他们在解释农村低水平工资时没有追溯到《斯皮纳姆兰法案》——这其实是其真正的起因——而将其视为所谓工资铁律之运作的明确证据。基于这些了解，我们现在必须转述经济学这门新的学科。
汤森的自然主义，并不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新科学唯一可能的基础。一个经济社会的存在显示在价格的规律，以及由这些价格所得到的稳定性上；据此，经济的规律可以从价格中直接导出来。促使古典经济学在自然主义中寻找其基础的原因是当时许多生产者面临无法解释的困境——就我们今天所知，这是无法从旧的市场法则中找出脉络来的。当时人们所面临的事实大致是这样的：劳动人民过去经常生活在贫困的边缘（至少考虑到不断改变的一般标准是如此）；自从机器出现以后，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没超出生存水平；现在经济社会终于实现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经过若干代人之后，这些贫苦的劳动人民在物质生活水平上，如果不是变得更坏的话，也丝毫没有改善。
如果事实之确切证据是指向一个方向的话，就工资律而言，它实际上是源自一条法律（即《斯皮纳姆兰法案》——译者注）。其作用就是使工资压低到最低标准。当然，从资本主义制度下之任何一致的价格理论与所得理论来看，这看起来不只有误导性，而且实际上也是荒谬的。总之，由于工资律不能基于任何人类行为之理性规则上，这一个假的表象，只得从人与土地之生产力这个自然的事实中演绎出工资律，一如以马尔萨斯之人口律加上报酬递减律而呈现出来的。正统经济学之基础中的自然主义成分主要是《斯皮纳姆兰法案》所制造出来的条件产生的结果。
李嘉图或马尔萨斯都没有明白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在《国富论》出版了一个世纪之后，人们才逐渐了解在市场制度之下，产品包含了生产要素。在产品数量增加时，其包含的生产要素也必定会增加。[9]虽然亚当·斯密跟着洛克而误以为价值源自劳动，但是他的现实感使他没有坚持这一看法而保持了论点的一致。他虽然弄不清价格因素的各种观点，但正确地指出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穷困，这个社会必然无法兴旺。这个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在他那时候却是一个费解的现象。亚当·斯密自己的看法是：全面的丰富繁荣必然会下渗到一般的人民；社会越变越富而其人民却越来越穷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后来出现的现象并不支持他的论点；当这些理论家必须面对事实时，李嘉图不得不辩称：在社会越来越发展时，会越来越难以购得食物，而且地主会越来越富，进而剥削资本家及工人；资本家及工人的利益相互冲突，但是这些冲突却没有长远的影响力，因为工资永远无法超出基本生活水平，而利润最后也会干涸。泛泛而言，上述论点的确包含了一些道理，但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而言，没有比它们更不真实和深奥难解的了。然而，这些事实本身就自相矛盾，即使在今天我们仍难以了解它们。不足为奇的是，在经济学里，虽然学者们号称是从人类的（而不是动物与植物的）行为中抽离出生产与分配法则，但他们仍须诉诸动植物之繁殖来解决问题。
让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在斯皮纳姆兰制时期奠定经济理论之基础这个事实——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却是没有劳动力市场的资本主义——的影响。
首先，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在本质上就混淆不清。财富与价值之间的比较，使李嘉图的经济学每个部分都充斥着令人困扰的伪问题。亚当·斯密遗留下来的工资-资金理论（wage-fund theory）就是导致丰富误解的源泉。古典经济学理论除了地租、赋税、国外贸易等特殊理论确实有些灼见之外，也包括一些没有希望的企图，希望从一些空洞的名词——这些名词想去解释价格的行为，所得的形成，生产的过程，成本对价格、利润水平、工资水平、利息水平的影响，而这些大都像以往一样暧昧不清——去得到明确的结论。
其次，就当时这些问题所出现的情况而言，没有其他的结果是可能的。没有任何单一的理论体系可以解释这些事实，就如它们并不是任何一个体系的一部分一样，这些事实实际上是两个互相排斥的制度——新生的市场经济，以及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领域内家长式的规制——同时在社会上交互作用的结果。
再次，古典经济学者提出的看法，对了解经济社会的性质，有深远的影响。当支配市场经济的法则逐渐被人了解时，这些法则就被置于自然本身的权威之下。报酬递减律是植物生理学上的定律。马尔萨斯的人口律反映出人类的繁殖力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这二者的驱动力都是自然的力量，也就是动物的性本能以及土壤中植物的生长。它们所涉及的法则也就是汤森所举的山羊与狗之法则：自然有其限制，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制，人类就无法繁殖，而这个限制是由食物的供给量决定的。跟汤森一样，马尔萨斯下结论说多余的人会被消灭掉；当山羊被狗消灭了，狗就会因食物不足而饥饿。对马尔萨斯而言，这个抑制性的制止工具就是借着自然的残酷力量来除掉多余的个体。除了饥饿以外，人们也因其他原因而灭绝，如战争、瘟疫及恶行等，因此人们也同样受制于自然的摧毁力。严格地说，这包含着一个矛盾，因为它们借社会的力量来达成自然所需要的平衡，然而，马尔萨斯对这个批评可能会辩称：如果没有战争与恶行——也就是在一个完美的社会里——饿死的人数大概不下于因和平的美德而挽回生命的人数。本质上，经济社会就是建立在自然的冷酷现实上；如果人们不遵从支配这个社会的法则，可怕的刽子手就会扼杀那些没有远见者的子孙。一个竞争性社会的法则是被置于生死关头的惩罚之下的。
贫穷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其真正的意义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支配经济社会的法则并不是人类的法则。亚当·斯密与汤森之间的歧见已经扩大为一道鸿沟；一个对立体出现了，它标志着19世纪意识的诞生。从这个时候开始，自然主义的阴魂纠缠着人文学；而且，把社会重新整合到人的世界中去变成社会思想之演进下一步希图的目标。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努力在本质上是不成功的，其失败的原因是马克思太固执于李嘉图及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
古典经济学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需要。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并不是对穷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但他们的慈悲心肠却只将一个假的理论推展到更曲折的途径上去。工资铁律包括了一项广为人知的附言，也就是劳工阶级的需求越高时，基本生活水平就会提升得越高，而工资铁律也就无法将工资压到这一水平之下。马尔萨斯的希望就是寄托在这一个“贫困的标准”之上；[10]他希望用各种方法来提高这个标准，认为如此一来，就可以将那些依他的法则本应贫困潦倒的人从最低级的贫困中挽救出来。根据同样的推理，李嘉图也希望在所有的国家里，劳工阶级可以分享到舒适与快乐，“而且他们也应该在各种合法的途径下，被鼓励去努力争取这些”。可笑的是，为了避免残酷的自然法则，人们此时被要求去提高他们本身的饥饿水平。然而，就古典经济学者而言，这些无疑是他们真诚的意图，也就是将穷人从他们的理论所造成的厄运中解救出来。
以李嘉图来说，他的理论就包含抗拒僵硬的自然主义的成分在内。这一成分就是劳动的原则，广泛地存在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并且深植于他的价值理论之中。他完成了洛克与斯密所开始的工作，也就是经济价值的人性化；重农学派归于自然者，李嘉图还诸人类。他在一个错误前提下研究劳动，并视之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因此，这就将经济社会中各种可能的交易化约为自由社会里公平交易的原则。
在李嘉图的理论体系里，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共存，并且为了取得经济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互相竞争。这一情势的动力是压倒性的力量。其结果是竞争性市场取得自然过程中无法抗拒之推动力的趋势。自律性市场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顺从自然冷酷无情的法则，而市场束缚的解除也成了不可避免的必然。一个劳动力市场的创造是在社会体上从事活体解剖的活动，要决心这么做，就只有科学才足以保证手术安全。废除《济贫法》就是这个手术的一部分。李嘉图写道：“与那些把财富跟活力转变为贫困与愚弱的法律所造成的倾向比较起来，引力原理并不更为确实……至少直到所有的阶级都感染了普遍贫穷的疾病时是如此。”[11]事实上，他并不是道德上的懦夫，但是并未能找到精神上的力量，用废除贫民救济这个无情的手段把人们挽救回来。在这一点上，汤森、马尔萨斯、李嘉图、边沁及伯克都是一致的。不论他们的看法在方法上与外观上的歧异有多大，他们都一致反对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并且一致反对《斯皮纳姆兰法案》。由于当时这些立场各异的学派所达成的一致意见，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既然这是极端改革者边沁与极端传统主义者伯克都一致赞许的观点，那么它自然成为自明之理。
这时只有一个人了解到这项痛苦经验的意义，这可能是因为在当时这些社会思想家中，他是唯一具有工业上之具体知识，而且有内省洞察力的人。欧文对工业社会的深刻认识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他深深理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别；虽然他不像戈德温一样对国家怀有敌意，但他只从它能担当什么作用的角度来看国家；只从设计来使社群避免受到伤害之有益的干涉介入这个角度来看国家，而不是显著地从社会的组织来看国家。他也并不反对机器（他了解机器中立的性质）。但不论是国家的政治机器，或是机器的技术装置，都不能使他无视于真正的现象：人类的社会。他反对从动物的角度来看社会，并据此驳斥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一孔之见。他思想的阿基米德点是他对基督教的背离，他责备基督教“个人主义化”，责备基督教把责任固着于个人本身，因而否定了（欧文心目中）社会实体以及对个人强有力的影响。他攻击“个人主义化”的真正意义是他坚持主张人类动机之社会起源这一看法：“个人主义化的人以及在基督教中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是那样的疏离以至于永远都不能结合起来。”正是欧文对社会的发现使他超越了基督教并立足于基督教之外的基点上。他领悟到这个真理，因为社会是真实的，人必须从属于社会。人们可以说他的社会主义是基于人类意识之改造，而这是经由对社会实体之认识而达到的。他写道：“倘若以人类所取得之新力量都无法消除罪恶之原因的话，他们就知道这些罪恶是必然而无可避免的；这时幼稚无效的抱怨就会停止。”
欧文可能刻意夸张了那些力量，否则他很难向拉纳克郡（Lanark County，今苏格兰中南部地方——译者注）的保安官们建议：社会应该立刻从“社会的核心”重新开展——这是他在他的实验村落小区所发现的。这种源源涌现的想象只有天才才有，如果没有这样的天才的话，人类就会因为缺少自知之明而无法存在。更重要的是他指出，由于社会中罪恶的缺乏所产生的必然限制，自由有不能消除的边界。但是欧文认为直到人类运用新取得的力量去转变了社会之后，这个边界才会变得很明显；然后人们才会以成熟的心态，而非幼稚的抱怨，来接受这一边界的限制。
欧文在1817年描述了西方人已经踏上的路途，他的观点总结了即将来到的世纪的问题。他指出：“如果任它们自由发展”的话，机器生产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一个国家之内机器生产的扩散，会使居民产生新的特质；由于这种特质不利于个人或公众的幸福，它会产生可悲而持久的罪恶，除非这种倾向能以立法的干涉和立法的导向来加以对抗。”根据营利与利润的原则来组织整个社会必定有深远的影响。他从人类之特性的角度明确陈述这些结果。这种新的制度体系最明显的影响是摧毁了人们安土重迁的传统特性，并且把他们蜕化为一种新形态的人：迁移、飘荡、缺乏自尊与自律——粗暴、无情，劳工与资本家两者都是例子。他由此进一步推论：这种原则天然不利于个人及社会的幸福。这种情状会产生严重的罪恶，除非市场制度的内在倾向能以立法程序有效地加以抑制。的确，他所指出的劳动者的悲惨状况部分可归咎于“补贴制”。但是，本质上他在城镇工人与乡村工人身上都看到相同的情形，也就是“他们现时所处的状况比引进机械生产之前更为沉沦、更为悲惨，而他们的生存却有赖于机械生产的成功”。他在此再一次强调沉沦与悲惨，而非收入，才是事情的真相。至于导致这一沉沦的主因，他再度正确指出是因为工人依赖工厂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在此他了解到一个事实，也就是表面上看似经济问题的，实际上是社会问题。从经济上来说，工人确实是被剥削了：在交易中他没有得到应有的一份。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不是重点。工人尽管受到剥削，他在财务上的情况可能比以前更好。对个人幸福与公众幸福的最大伤害是市场制摧毁了他的社会环境、他的街坊、他在社群中的地位以及他的同业公会；总而言之，也就是摧毁了以往包含在经济活动之中之人的关系、自然的关系。工业革命导致了社会的解体，而贫穷问题只不过是这一个事件的经济面而已。欧文正确地指出：除非以立法干预与立法导引的方法来对抗这些破坏性的力量，否则更广泛而持久的罪恶会接踵而至。
当时他并没有预料到他所呼吁的社会自保措施，根本无法抗衡经济制度的运转。
[1] 参见Antonio de Ulloa，Wafer，William Funnell与Isaac James（包括Captain Wood Rogers对于Alexander Selkirk的记录）和Edward Cooke的观察。
[2] Webb，S. and B.，English Local Government，Vols.VII-IX，“《济贫法》之历史”条。
[3] Bentham，J.，Principles of Civil Code，Ch.4 Bowring，Vol.I，p.333.
[4] Bentham，J.，Principles of Civil Code，Ch.4 Bowring，Vol.I，p.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