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然·生产组织
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内，现代社会的原动力是由一种双重倾向支配着：一方面是市场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是存在一个相反的倾向——把市场扩张局限到一个特定的方向——与之对抗。这样一个相反的倾向对社会的保护虽然极为重要，但是跟市场的自律不兼容，因而也与市场本身不兼容。
市场制度急速地发展；它吞噬了时间与空间，而且凭借银行通货的创造而产生了前所未闻的动力。1914年左右，其发展达到巅峰时，它已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居民以及他们还没有降生的后代子孙、自然人以及所谓公司之巨大虚构体，都包含在里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扩散到全球，这是基督教开始其事业以来前所未有的，只是这个时代的市场扩张完全是物质层面的。
然而，在这同时，某种反向发展也开始了。它不只是一个社会在面临变迁时所采取的一般性保护措施，更是社会构造被破坏以后所产生的反应，并且这个反应必然会摧毁随市场制产生的生产组织。
罗伯特·欧文可说是洞烛先机：如果让市场经济按着它自己的法则去发展，必然会产生全面而持久的罪恶。
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如果这一个过程是经由以物易物及交换的自律性机制组织起来的，则人与自然都要纳入其轨道；他们都要受到供给与需求之支配，也就是要被视为商品，如同为销售而生产的商品一般。
这正是在市场体制之下的状况。人以劳动的形态，自然以土地的形态而被销售；劳动力的使用，可以在称为工资的价格下普遍地买卖，土地的使用，可以在称为地租的价格下进行协商。劳动与土地都各有其市场，两者的供给与需求分别受到工资与地租高低的左右；劳动与土地是为了销售而存在的假定是一贯被承认的。据此，劳动与土地的各种组合中的资本投资就可以从一个生产部门流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也就是要求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利润有一个自动调整的水平。
虽然生产在理论上可以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但是这种将土地与人视为商品的假定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把土地与人的命运委诸市场等于毁灭土地与人。因此，对抗这种组织方式的手段就是在生产、劳动与土地等要素上抑制市场的活动。这就是干涉主义的主要功能。
生产组织也受到同样来源的威胁。不论是工业、农业或商业，只要它们直接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就会面临危险。在市场制度之下，如果价格下降，企业就受到伤害；除非所有与成本支出相关的因素也都按比例下降，否则“各有关的企业”就会面临破产，价格的下降有时并不是因为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只是由于货币制度被组织起来。事实上，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这是自律性市场下的一个实际例子。
大体上，购买力是由市场本身的活动来供给、调节的。这意味着，当我们说货币是一种商品，其数量是被商品——如货币一样，也是以商品的形式发生作用——的供给与需求控制的，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古典货币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货币只不过是一种比其他商品更常用于交易之商品的别称，因而取得货币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交易。用皮革、牛、贝壳还是黄金作为货币并不重要；作为货币使用之物品的价值就好像有关食物、衣服、装饰品或其他目的，只有它们的用处是被企求着。假如黄金被用来当货币，其价值、数量与价格变动是由与应用在其他商品之上的同一个法则支配。任何其他的交易手段都涉及市场之外通货的创造，这一创造的活动——不管是由银行或者政府创造的——构成市场之自律性的一种干涉。其关键是作为货币使用的物品与其他的商品没有什么差别；其供给与需求像其他商品一样受到市场的调节；结果是所有赋予其他特征——把货币看作间接交易的手段的商品——给货币的想法是先天上就错了。跟着而来的推论是，如果黄金是用来作为货币的话，银行票券就代表黄金。根据这种看法，李嘉图学派主张由英格兰银行来发行通货。事实上，舍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保证货币制度不会受到国家的“干涉”，并且因此保证市场的自律性了。
因此，关于商业方面，也存在着与社会的自然本质、人文本质极为相似的情境。自律性市场对它们都是一个威胁，而且也都是为了本质上很相似的理由。如果工厂立法与社会法是用来保护工人在劳动力方面不被视为商品，如果土地法与农业关税是用来保护自然资源与乡村文化不被视为商品，那么中央银行与货币体系的管理是需要的，以使制造业与其他生产企业不会受到把货币当作商品的伤害。很矛盾的是，不只是人与自然资源需要避免自律性市场的毁灭性影响，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本身也需要避免自律性市场的毁灭性影响。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所提及的双重倾向。它可以比拟为社会中两种组织原则的作用，两者各有其特殊的制度目的，各有特定社会力量的支持，而且根据本身的特殊方法行事。其中之一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律性市场，受到商人阶级的支持，而且以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为手段；另一个原则是社会保护的原则，其目的是人类、自然与生产组织的保护，受到最直接被市场制度伤害的人的支持——主要是工人阶级与地主阶级，但并不限于此，它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公会，以及其他干涉工具为其手段。
在此，强调阶级是重要的。地主阶级、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为社会提供服务，构成了整个19世纪的社会史。他们的重要性是因他们完成了当时社会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中产阶级是初生之市场经济的鼓吹者；整体来看，他们的商业利益在生产、就业方面是平行于一般利益的；如果商业兴盛，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机会，地主有收取地租的机会；如果市场不断扩张，他们就可以自由而迅速地进行投资；如果商业团体能成功地与外国商人竞争，那么国家的币值就会稳定。另一方面，商人阶级却没有特殊的器官去感觉到各种危机，如对劳工体力的剥削，对家庭生活的破坏，对街坊邻居的侵袭，对森林的滥伐，对河川的污染，行会规范的退化，风俗习惯的凋敝，生活（包括居住与工艺）的全面退化，一如不影响到利润的许许多多私人生活形式、公共生活形式的全面退化。中产阶级对利润观念有几近神圣的信念，由此尽了在历史发展上的功能，虽然这使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其他利益的守卫者——这跟良好的生活、生产的促进一样重要。在这里就有着那些并不从事于在生产上应用昂贵、复杂、特殊机器的阶级的机会。概略地说，地主士绅与农民仍承担维护国家军事体制的任务，因它仍然依赖人力与土地，而劳工则多少代表着无家可归者的共通利益。但是在各个时代，即使是无意识的，每个社会阶级都代表着比自己阶级的利益更广的利益。
到了19世纪初期——全民投票在这时已经很普遍了——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中有影响力的因素了；另一方面，商人阶级因为已经无法全面控制立法机构，而变得开始关注他们在工业领域内的政治权力。只要市场制度继续运作而不产生较大压力，这种独特的权力分配便不会导致差错；但一旦内在的理由使情况改变，或产生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紧张时，社会本身就会受到威胁——这是因为各竞争阶级会企图使政府与商业、政府与工业分别成为他们的据点。当他们为局部利益而相互争夺时，社会的两个主要功能——政治的功能与经济的功能——就成为他们滥用的武器。就是由于这种危险的僵局，20世纪才会有法西斯的危机。
本书就是试图从这两个角度来探讨塑造19世纪社会史的过程，其中一个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组织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的冲突所导致的长远的制度压力；另外一个是社会阶级的冲突，再加上前者的影响，将这个危机转变为灾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