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诞生（续）：阶级利益与社会变迁
在进一步探讨19世纪之政策的真实基础以前，我们仍须将“集体主义之阴谋”这个自由主义的神话彻底破除。这个神话认为保护主义是农民、制造业者与工会运动者为了邪恶的特殊利益而产生的结果，并因而破坏了市场的自律性机制。马克思主义者从相反的政治倾向，用同样片面的说辞，换一种语调，来申辩同样的观点（至于马克思之基本哲学所着重者，是社会的整体性以及人之非经济性的本质，和此处所论是无关的[1]）。马克思本人追随李嘉图，从经济的角度来划分阶级，并视经济剥削为这个小资产阶级时代的特色。
在通俗马克思主义里，这引申出社会发展的粗陋的阶级理论。各国对市场的争夺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都被归诸少数金融家的利润动机。帝国主义则被解释为一种为了大企业的利益而引导政府去开启战端之资本主义的阴谋。战争是导因于那些利益结合了军火生产业者——他们不可思议地取得权力去把整个国家导入致命的政策中——而违背了他们的重大利益。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同样从各阶级争夺片面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保护主义；他们还同样从反动地主阶级对政治之影响的角度来解释农产品关税；或从工业巨子之汲汲于图利来解释垄断性企业之成长；或以商业的兴衰来解释战争。
因此，从狭窄之阶级理论中，自由主义经济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由于赞同阶级对立之观点，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站在相同的命题上。他们提出一个无懈可击的说辞来证明19世纪之保护主义政策是阶级行动的结果，这样的措施必定只关系有关之阶级成员的经济利益。这两种思潮的影响几乎完全妨碍了后人对市场社会，以及这种社会中保护主义的作用的全面了解。
事实上，阶级利益只能对社会之长远变动提供有限的解释。阶级命运被社会需要所决定远甚于社会命运被阶级需要所决定。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下，阶级理论发生作用；但是如果结构本身遭到改变，阶级理论会怎么样呢？一个失去作用的阶级，就会瓦解，并且被一个或一些新的阶级取代。同样，在斗争中各阶级的胜算机会也决定于它们从本阶级之外的成员中取得支持的能力，而这又有赖于它们是否能代表本阶级之外的利益。因此，如果无视于一个社会的整体情况的话，我们无从了解各阶级之诞生与死亡，它们的目标与达到目标的程度，也无从了解它们之间的合作与对立。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整体情况，是由外在因素形成的，如气候的改变、农作物的收成、一个新的敌人、一个旧敌人采用新武器、出现新的共同目标，或发现新的方法来达成旧有的目标。若要了解各阶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些局部的利益放在社会整体情况中加以通盘考虑。
阶级利益在社会变迁中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毋宁可说是相当自然的。任何全面性的变迁必然会对社会不同部门造成不同的影响，而其原因则可归诸地理位置、经济与文化条件上的不同等。局部性利益于是就成为推动社会、政治变迁之现成工具。不管社会的变迁是源自战争或贸易、惊人的发明或自然条件的改变，这时社会的各部门会采用不同的适应方式（包括强制的），并调节本身的利益以配合它们试图领导的其他阶级；因而只有当我们能指出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引发变迁时，我们才能解释何以会发生这些变迁。然而，变迁的最终起因是由外在力量决定的，只有关于变迁之心理过程，社会才依赖内在的力量。“挑战”是针对社会整体而发的，而所生的“反应”却是来自内部各个团体、部门与阶级。
因此，只从阶级利益出发并不能对长期社会演变的过程提供满意的解释。第一，因为这种过程可能会决定阶级本身的存亡；第二，特定阶级的利益，只决定这些阶级试图达成的目标，而不决定这种努力之成功或失败。阶级利益并没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保证该阶级的人一定会得到其他阶级成员的支持，但是这样的支持却经常出现。事实上，保护主义就是这样的例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为什么农民、企业家或工会会员试图借保护措施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为什么他们能达到这个目的；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为什么商人与工人企图为他们的产品建立垄断性的市场，而是他们何以能达成其目的；问题也不在于何以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中，某些团体希望以相似的方式来行动，而是为什么在这些极为不同的国家内会有这种团体的存在，并且经常达成他们的目的；问题不在于何以那些种玉米的人试图以高价出售产品，而是为什么他们常能成功说服那些买玉米的人来帮助他们提高玉米的价格。
其次，将阶级利益视为只限于经济本质者，同样是错误的看法。虽然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但只有在极端例外的情形下，个人的动机才会只受物质需要的决定。19世纪的欧洲社会就是根据一个假设——认为这样的动机可以使之成为普遍的——而组织起来的，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因此，当我们分析那个社会时应该比较广泛地审视一下经济动机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避免对问题怀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因为问题本身在于：这种特殊的动机如何才会变得有效。
纯粹的经济活动（如满足各种欲望）和社会认可的问题比起来，是和阶级的行为更少关联的。当然，欲望的满足可能就是这种社会认可的结果，尤其是作为其外在的表征或奖品。但是与阶级利益最直接相关的是地位的高下、等级与安全，也就是说，阶级的意义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
1870年以后，参与推动保护主义的阶级与团体，主要并不是为它们本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而这样做。在这个关键性年代所制定之“集体主义式”的措施，明确地显示出只有在极端例外的情形下，才会涉及某一个特殊阶级的利益，而且即使在涉及某一阶级利益的情形下，这些利益也不全然是经济性的。以下这些措施就很明显并不具有“短视的经济利益”：授权市镇当局维护公共活动的空间；规定至少每6个月以热水及肥皂清洗烤面包间；或规定强制性地定期检验电缆与船锚。这些措施是针对一些工业文明中，市场制无法应付之社会需要。这些干涉政策对收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与健康、住宅、公共环境、图书馆、工厂条件及社会保险等有关的立法上，更是如此。至于在公用设施、教育、交通及其他许多事项上，大致也如此。即使这些措施涉及金钱价值，这种金钱价值仍是次于其他方面之利益的。几乎无可避免的，职业地位、安全保障、生活方式、生活面的广度及环境的安全性等，都成为阶级问题的焦点。当然，有些干涉性措施，如关税税率、劳工赔偿等，在金钱上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但即使在这些例子中，非金钱的利益仍然无法与金钱上的利益分开。从表面上来看，关税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与工人的工资，但其更深一层的意义却是免于失业的保障、地方情况的稳定化、保障工厂以免破产，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免除丧失职业的痛苦——这通常意味着将一个人从一份工作，转移到另一份较不熟练的只有较少经验的工作。
一旦我们能去除掉这层偏见，也就是认为重要的只是片面的阶级利益，而非全面的社会利益，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偏见，也就是把人类群体的利益限于金钱收入上，保护主义运动的广度与深度就失掉其神秘色彩。虽然金钱上的利益必然是由得利者代表的，但其他方面的利益却是由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构成的。它们以许多方式影响到每个人：街坊邻居、职业工作者、消费者、行人、通勤者、运动员、远足者、园艺家、病人、母亲或恶人——它们因此也能组成各种不同形式之地域性或功能性团体为其代表，如教会、乡镇、兄弟会、俱乐部、工会，或是基于概括原则而组成的政党。对利益做太过狭窄的解释必然会歪曲社会史与政治史的见解，没有任何纯粹以金钱为依归的利益团体，能达成保护社会生存这一重大的需要。社会生存之需要的代表，通常就是照顾社会之一般利益的机构——在现代的情况下，就是当代政府。由于市场制威胁到各种人在社会上的利益，而非经济上的利益，因此，不同经济阶层的人会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危机。
市场的扩张于是同时受到阶级力量之行为的帮助或阻碍。由于建立市场制需要机械生产，因此在早期发展的阶段，商人阶级就处于领导地位。其后，从旧有阶级的残余中产生出一个新的企业阶级，他们代表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发展。如果工业家、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崛起是他们在市场扩张之发展中扮演领导地位的结果，那么，当时担任保护性角色的是传统地主阶级与新生的工人阶级。如果在贸易群体中资本家是站在市场制之结构原则这一边，那么，社会组织之顽强保护者的角色是由若干封建贵族与新兴的工业无产者扮演的。地主阶级自然想在维持过去的传统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寻找解决所有罪恶的方案，而工人阶级则想超越市场社会的限制，并向未来寻求解决对策。这并不意味着回到封建制度或社会主义的宣言是行动之可能方针；但它指出紧急关头时，农民与城市工人阶级力量在寻求救济时所采取之行动的导向全然不同。如果市场经济崩溃，就如在每一次主要经济危机时都想做的，地主阶级就企图回到家长式的军事政权或封建政权，而工厂工人则强调要建立劳动之合作式的民主国。在危机中，各种“反应”会导向互不兼容的解决方法。阶级利益的冲突——在其他方面将碰上妥协——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所有这些讨论都提醒我们不能太过执着于根据特定阶级之经济利益来解释历史。这种研究观点蕴涵着那些阶级的存在，而这只有在无法摧毁的社会中才可能。持阶级理论的人更将历史上一些关键的时期遗漏掉：其时某个文明瓦解了，或者经历了一个转变；或者出现了新的阶级。它们有时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旧阶级的废墟上出现，有时从外来的因素（如外来之探险者或流浪者）中出现。由于时代的需要，新的阶级经常会在历史的交接点上出现。因此，一个阶级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决定了它在这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阶级是否成功决定于本身之外，它能为其服务之各种利益的广度与多样性。事实上，没有任何根据狭窄阶级利益所制定的政策能够很好地保护其利益——这是一个允许例外，但很少有例外的法则。除非一个社会不采取这种措施就要面临毁灭，否则没有任何粗暴自私的阶级能长久处于领导的地位。
经济自由主义者若想将错失归咎于所谓集体主义阴谋的话，就必然会否定社会需要任何保护。最近他们为某些学者喝彩，这些学者反对以往对工业革命的看法，也就是认为1790年前后，灾祸确曾降临到不幸的英国工人阶级头上。根据这些学者的新看法，当时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突然降低。一般而言，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有明显的改善，尤其是比建立、引进工厂制之前，而且就人数来说，没有人能否认工人的数目确曾急剧增加。他们认为如果用经济福利的指标——真实工资与人口数——来衡量就可以归纳出早期资本主义的恐怖并不存在；工人阶级不但没有被剥削，反而在经济上获益，他们认为在这种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制度下，还要社会的保护，简直不可思议。
批评自由资本主义的人被这一论点所困惑。在过去七十年内，英国学者与皇家委员会都一致谴责工业革命的恐怖，无数的诗人、思想家与作家都刻画出它的残忍性。冷酷的剥削者，利用大众的无助状况而劳役他们、使他们饥渴，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圈地者将乡下人从他们的家园逐出，并将他们投到由济贫法改革所制造出来的劳动力市场上；童工们有时在矿坑与工厂中工作致死的悲剧，更足以证明一般人民的贫穷。事实上，一般对工业革命的解释是基于18世纪之圈地运动使得高度剥削成为可能这一前提；此外，工厂主付给无家可归的工人的低工资，造成纺织工业的高利润，并使得早期企业得以迅速积累资本。对他们的控诉是控诉他们对自己的同胞进行无止境的剥削，而这是无穷悲惨沉沦的基本原因。所有这些说法现在却遭到明显的反驳。经济史家宣称笼罩在早期之工厂制头上的阴影已经被清除了。如果当时确定是有经济发展的话，怎么可能会有社会灾祸呢？
当然，当时所谓的社会灾难主要是在文化上的，而不是可以用岁计收入或人口统计来加以衡量之经济现象上的。影响各阶层人民的文化灾难，自然不会是常有的现象；但像工业革命这种大变动的事件也不是常见的，这个经济上的大震荡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内就将英国乡村的广大居民，从定居者变为无根的移民。如果这种排山倒海般的破坏在阶级史上仅是例外的话，在不同种族之文化接触的领域上却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从本质上看，这两种文化灾变的性质是一样的。主要的不同在于：社会的阶级构成位于同一地理区域内之社会的一部分，而文化接触则发生于不同地区的社会之内。在这两种情况下，文化接触对较弱者而言，可能产生灾难般的影响。导致沦落的起因并不是通常所假设之经济剥削，而是受害一方在文化上的瓦解。经济过程自然可以提供其毁灭的工具，而且经济上的劣势会使得弱者让步，但是导致这些灾变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经济上的理由，而是该社会之制度上的致命创伤——这些制度是社会所赖以生存者。其结果是失去了自尊及品格，不论就个人或一个阶级而言都是如此，不论这个灾变是源自所谓的“文化冲突”还是一个社会内某一阶级的地位有所改变。
对研究早期资本主义的人而言，这两种灾变的相似性是极有意义的。今天非洲一些土著部落的状况与19世纪初期之英国工人阶级极为相似。南非的卡菲尔（Kaffir，或作Kafir，为南非欧洲人对当地班图族人的称呼，该词出自阿拉伯语，意指“不贞者”，为早期阿拉伯奴隶贩子用于黑人的蔑称——译者注）原为一个“高贵的蛮族”（noble savage，为卢梭所创用的名词，意指部落民族的生活方式虽近乎野蛮人，但在道德上却是高尚的——译者注），生活于安定的村落中，但其后他们却被改头换面成一群半家养的动物，穿着“破烂、污臭、不堪入目，即使最低下之白人都不愿穿着的破布絮”，[2]他们变成莫可名状的生物体，没有自尊与品格，名副其实的人渣。这种描述令人想起罗伯特·欧文对他当时的工人所做的描写。在新拉纳克对这些工人演讲时，他像一位社会研究者一般，很冷静而客观地当面告诉他们，他们何以会变成这种沦落的贱民；最足以点出他们沦落的真正起因的，是因为他们生存于一个“文化真空”之中——这个名词是一位人类学者用来描述在与白人文明接触影响下，一些非洲英勇的黑人部落如何失去固有文化。[3]他们的工艺技术凋敝，政治及社会环境被摧毁了，以里弗斯（Rivers，19世纪末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译者注）的名句来说，他们因厌烦而濒于灭亡，或者在放荡中消耗生命与肉体。当他们的传统文化无法再提供任何值得去努力或去牺牲的目标时，种族偏见与种族歧视却阻止他们适时吸收入侵之白人的文化。[4]如果用种族隔离来代替社会隔离，这两个19世纪40年代的不同社会就合二为一，而卡菲尔被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年，英国教士及小说家，鼓吹基督教社会主义——译者注）小说中的贫民窟居民取代了。
有些人虽然同意在文化真空下的生活不配称为生活，但认为经济上的满足会将这个真空填补起来，而使得生活有生气。人类学研究的结果却与这种论点相反。米德博士（Margaret Mead，1901～1978年，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研究南太平洋土著民族文化——译者注）说：“人类奋斗的目标是由文化所决定的，而不是受文化以外的条件（如缺少食物所引起之生物机体的反应所决定）。”她继续说道：“一群野蛮人被改造为金矿工人或船员，或被解除了所有奋斗的目标，而抛弃在充满鱼虾的河边，静待着死亡。像这种转变的过程，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如此不合乎社会的常规，我们会视为病态，但这经常发生于面临急剧变迁的民族之中。”她总结道：“这种粗暴的文化接触将原始民族从他们的传统道德中抽离出来，而且是如此频繁地出现，因此应该由社会史家来加以研究。”
然而，社会史家却未能领会这一点。他们否认目前激烈改变殖民世界的文化接触力量，与一个世纪前制造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悲惨状况的力量是相同的。一位人类学者总结道：“即使两者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但今天原始民族所面临的困境，在本质上与我们几十年间或几世纪之前所面临的相似。新的技术设施、新的知识及新的财富与权力都加速了社会的流动，也就是个人的迁移、家庭的浮沉、团体的分化、新的领导形式、新的生活方式及不同的价值取向等。”[5]图恩瓦尔德之锐利心灵认出了今天黑人社会之文化灾难很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时之白人社会的大部分。社会史家仍然回避这一相似点。
没有一样东西像经济至上的偏见那样深深地混淆着我们的社会见解。由于在讨论殖民主义这个问题上，剥削一直是主要的争议点，因此这里需要特别加以讨论。此外，由于白人对世界各落后民族进行持续不断而粗暴的剥削，使我们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若不给予适当的篇幅，就会显得过于麻木不仁。但也正由于过于注意剥削，使我们忽视了文化上的退化这个更大的问题。如果用严格的经济词汇来把剥削界定为长久的不平等交换，那么我们很怀疑事实上是否有过剥削。土著民族社群之灾难是其基本制度受到急剧而暴烈的扰乱所导致的直接后果（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使用武力似乎无关紧要）。它们的那些制度是由于把市场经济强加诸一种完全不同组织形态的社群上而瓦解的；将劳动力与土地转变为商品就是消灭一个有机社会之文化制度的秘方。很明显的，在收入及人口数字上的改变是无法与这种改变过程相提并论的。例如，从前自由的野蛮人在被拍卖为奴隶以后，虽然在生活水平上比起在丛林中时是有所改善了，但我们是否能否认他们是被剥削了呢？即使这些被征服的土著仍然保有自由，而且不被迫去购买堆积在他们头上的廉价棉布成品，其结果仍然一样，也就是他们的饥荒“全然”是起因于他们社会制度的瓦解。
我们可以用印度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9世纪下半叶时，印度人并没有因受到兰开夏郡（Lancashire，英国纺织业中心——译者注）的剥削而饿死，他们之所以大量死亡是因为印度的村落社群被摧毁了。如果说这是由经济竞争的力量所导致的，也就是由手工纺制品被机器产品所取代这个事实导致的，那无疑是真的；但这却证明没有经济剥削的存在，因廉价倾销即意味着没有额外索价。19世纪下半叶印度的饥荒，实际根源是谷物的自由市场，加上地方收入降低所致。当然，谷物歉收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但是用铁路来运送谷物使得将赈灾品送到灾区成为可能；问题在于人们无法付出高价去购买玉米，这就是在一个自由但组织并不完善的市场中，商品短缺时必然会有的反应。在从前，乡村的杂货店就可用来对抗农作物歉收，但此时这些店铺或者已经歇业，或者被卷入大市场中。因此，后来的赈灾措施就以公共劳役的形式出现，使一般人能以高价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在英国统治下，印度发生了三四次大饥荒，这并不是剥削或其他因素的结果，而是新的劳动、土地之市场组织打破了旧有的村落社群，却未能实际上解决其问题的结果。在封建统治下与村落社群中，贵族的义务、民族的团结，以及谷物市场的规律都有助于防止饥荒，但是在市场制之法则下，按照其运作之规律，人们无法防止饥饿。“剥削”一词无法贴切描绘当时的情形，印度的饥荒实际上是在东印度公司的残酷垄断被取消，而代之以自由贸易以后才越发恶劣的。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控制下，借着乡村的古老制度——包括谷物的自由分配——之助，情形还能适当地控制，而在自由交易与等价交易之下，印度人的死亡以百万计。就经济而言，印度可能是得利者，就长期而言，更确定是如此。但就社会而言，印度的社会却被肢解了，并且沦为悲惨与沉沦的牺牲品。
至少在某些情形中，剥削的反面（即慷慨施与——译者注）也会引发社会分解的文化接触。1887年，美国政府强制授田给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照我们的经济推理，此举应该会有利于所有的印第安人。然而，这个措施却几乎把印第安人社会全面摧毁——这是在文献上著名的文化退化的例子。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一种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1884～1968年，美国社会工作者与作家，1933～1945年出任印第安事务署主任一职——译者注）式的道德风气才以坚持回归传统部落之土地制度而修正了整个形势：至少在某些地方，北美印第安人又再度出现生机盎然的社群。造成这个奇迹的因素，不是经济上的改善，而是社会的重建。大约在1890年，波尼族印第安人（Pawnee Indians，与白人相友善，于1876年被迁徙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译者注）所发明之有名的祖灵祭（Ghost Dance，起源于1870年前后的波尼族印第安人。全体族人围绕着祖先的象征物共舞，直到昏迷不醒。仪式的目的在于欢迎祖先的灵魂降临，以驱除白种殖民者——译者注）就是这种毁灭性文化接触所引起的震撼的佐证，其时由于经济上的改善，使得印第安文化变得落伍过时。此外，人类学的研究指出，即使是人口增加的事实——这是另一个经济指标——也不排除文化灾祸的出现。人口增长率实际上可作为文化发展或衰退两方面的指标。“无产阶级”一词之原有的意义——和多育与乞丐生活连在一起——就是这一种两面性之适当的表现。
经济主义的偏见是下列这两种看法的来源：早期资本主义粗糙的剥削理论，以及同样粗糙但略具学术意味之误解——否认有社会灾变的存在。后者隐含的意义，以及近时对历史的重新解释是重建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他们的论点是：如果自由经济并没有导致灾难的话，那么保护主义——它将自由市场的好处从全世界夺走——是一种放肆的罪恶。“工业革命”这个词现在也受到这一派学者的批评，因为它对一个本质上是缓慢改变的过程加以夸张。这些学者坚称：除了一个改变人们生活的技术进步的力量逐渐扩散以外，没有发生过其他事情；他们承认在这个改变过程中，无疑有些人受到损伤，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不断地在进步。这个圆满的结果是经济力量几乎无意识运作的结果，尽管这种经济力量受到一些没有耐心之团体的干涉，并且夸张一些当时无法避免的困难，但它仍然发挥出有利的作用。他们的结论是不承认新的经济会有威胁社会的危险。假如这个工业革命史的修正观点属实的话，那么保护主义运动自然就失掉了所有客观存在的理由，而自由放任也就可以洗脱冤屈。关于社会灾祸与文化灾祸之性质的唯物论谬解，助长了这种传说：当今所有的苦难都是由于我们背离了经济自由主义。
简而言之，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单一的团体或阶级是所谓的集体主义之根源运动，尽管其结果必然会影响到有关之阶级的利益。终极而言，有关系的是作为一个整体之社会的利益，虽然保护社会利益的责任主要是落在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身上。因此，不从阶级利益来讨论保护运动，而从受市场威胁之社会本质来讨论是很合理的。
我们可以从伤害的主要方向看出威胁的所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伤害到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就是人。国际自由贸易主要是威胁到依靠自然的最大产业，也就是农业。金本位制损害到那些依靠价格的相对波动而发挥功用的生产组织。在这些不同的领域里，市场制都充分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些关键部位，对社会之生存构成潜在的威胁。
我们很容易分辨劳工、土地与货币的市场；但要分辨由人群、自然环境和生产组织所构成之文化的各个部门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实际上是一体的；生产企业上之货币的一面，在社会利益的某些方面——国家的统一及凝聚上——甚为重要。因此，虽然吾人甚易分辨这些虚拟商品，如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等的市场，但我们却难以看出它们对社会的威胁。
即使是如此，如果将西方社会在这关键性的八十年间（1834～1914年）在制度上的发展做一简述，我们或许可以用相似的名词来指出那些危难中的每一个点。不论我们关心的是人、自然或生产组织，市场的发展终究会形成威胁，某些特定的团体或阶级就会要求保护。在这些例子里，英国、欧洲大陆及美国在发展上的时间差异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进入20世纪之际，保护主义的反方向发展，却在所有西方国家都产生了类似的处境。
据此，我们要分别讨论人、自然与生产组织之自我防卫措施——也就是一种自求生存的倾向，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更为密切契合的社会，但这种社会也濒临全面崩溃。
[1] Marx，K.，“Nationalokonomie und Philosophie，” In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1932.
[2] Millin，Mrs.S.G.，The South Africans，1926.
[3] Coldenweiser，A.，Anthropology，1937.
[4] Goldenweiser，A.，Anthropology，1937.
[5] Thurnwald，R.C.，Black and White in East Africa；The Fabric of a New Civilization，1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