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生产组织
即使是资本主义商业本身也要在市场机制的无限制运作下被保护起来。这应该会消除“人”与“自然”等名词有时候在有教养的人们中所唤起的疑虑，他们倾向于抨击所有保护劳工与土地的措施是陈腐观念的产物，或者是一种既得利益的欺瞒。
实际上，市场制对生产企业以及对人或自然造成的危害都是实在的。对商业保护的需要是由于货币供给在市场制度下是被组织起来的。事实上，现代的中央银行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提供保护而发展出来的策略，没有这个保护，市场将会摧毁它自己的产物——所有的商业。然而，最后正是这种保护措施最直接地造成了国际体系的崩溃。
虽然市场制度对土地与劳工的威胁甚是明显，但隐含在货币制度中的商业危机却不容易使人觉察。如果利润是依价格而决定的，那么价格所依赖的货币制度，对靠利润之刺激而运作的任何一种制度都必然是很重要的。就长期而言，物价上的起伏波动不一定会影响到利润，因为生产成本也会相应地升降，但是就短期而言则不是这样，因为在契约性的固定价格改变之前，必然会有一个时间上的落差。劳工的工资就是这种价格，它与许多其他的价格一样，自然是由契约决定的。因而，如果价格水平由于货币的因素而滑落相当一段时间的话，商业就面临生产的危险，并伴随着生产组织的解体与巨大的资本崩溃。问题并不在于低价格，而是在跌落的价格。休谟发现，如果将货币数量减半的话，商业仍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各种价格会自动地调整到它们从前水平的一半，他因此而成为货币数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鼻祖。但是他忘了商业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被毁掉。
这也就很容易了解何以商品货币制度（system of commodity money）——就如在没有外力干涉时市场机制很容易产生——与工业生产是互不兼容的。商品货币只是一种被用作货币的商品，因此，在原则上其数量是全然不能增加的，除非是将不作为货币的商品的数量加以缩减。实际上商品货币是使用金或银，其数量虽然可以增加，但是在短时间内不会增加很多。可是如果货币数量没有随着生产与贸易的扩张而增加，一定会导致物价水平的滑落——这就是我们记忆中的毁灭性通货紧缩。货币的缺乏对17世纪的商人社群而言是一个经常的、严重的问题。早期发展出来的象征货币（token money，如纸币——译者注）被用来保护贸易，使它免于因使用商品货币而在商业扩张时面临通货紧缩的问题。市场经济不使用这种人为货币作为媒介是不可能的。
大约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拿破仑一世所发动或参与的战争，大约自1803年至1815年——译者注），由于稳定外汇的需要与随后金本位制的建立，真正的困难出现了。稳定的外汇变成英国经济存在的基本条件，伦敦成了一个增长中的世界贸易的金融中心。但是由于显著的原因，不论是由银行还是官方发行的象征货币，都不能在外国通用，只有商品货币能达成这个目的。因而，金本位制——一个国际性商品货币制度的公认名称——出现了。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对国内贸易而言，商品货币不是一种适当的货币，因为它是一种商品，而且其数量不能任意增加。黄金的数量一年大概可以增加百分之几，但不能在几个星期内如交易突然增加时所需要的那样增加百分之几十。在未采用象征货币时，若贸易量突然增加，要么必须缩减商业，要么必须以很低的价格来继续维持贸易，从而导致不景气并造成失业。
简而言之，问题是：商品货币对国际贸易的生存是很重要的，而象征货币则对国内贸易很重要。这两者之间要如何互相调和呢？
在19世纪的形势下，国外贸易与金本位制确实比国内商业需要更重要。每当贸易受到通货贬值的威胁时，金本位制就会迫使国内商品价格降低。通货紧缩通常是通过信用的限制达成的，因而就形成商品货币的流通干扰到国内信用的流通。对商业而言，这是一个持久的危机。然而，弃置象征货币而只限于商品货币的流通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矫正措施会造成比原来的毛病更坏的结果。
中央银行制度大大地减轻了信用货币的这一缺点。经由一国之内货币供给的集中化，避免通货紧缩所引起的商业与就业的大规模错乱是可能的，而且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将通货紧缩有机化以缓和震荡并把通货紧缩的压力分散到整个国家也是可能的。中央银行的正常功能是缓冲黄金突然减少时对货币流通的直接影响，以及缓冲减少货币流通对商业的直接影响。
中央银行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来达成这些目的。短期放款可以弥补黄金短期不足所造成的空隙，并避免信用紧缩的压力。但是即使在信用紧缩不可避免时，中央银行的措施仍然具有缓冲的效果：提高银行的贴现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都可以将紧缩的影响分散到整个社会，而将紧缩的压力转嫁到最强有力的负担者头上。
让我们注意从一国向另一国单边付款——比如从需要本国的食物转变为需要他国的食物所引起的——这个重要的资金转移问题。现在用来支付进口食物而流出的黄金，在不同状态下，原可用来作为国内的支付，而缺少这些黄金时必然会导致该国国内销售量的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价格下跌。我们称这种形态的通货紧缩为“交易性的”紧缩，因为它是由一个厂商扩散到另一个厂商的偶发性交易所引起的。最后，通货紧缩扩散到外销厂商，并且形成出超，这代表了“真正”的资金转移。但此时对该国造成的损伤，一般而言远大于为了达成出超这个目的的需要。因为有一些厂商不能够输出，它们所需要的只是成本轻微降低的刺激去“达到外销标准”，而将通货紧缩的压力分散到整个商业界是达成这种成本降低的最经济的方法。
这正是中央银行的功能之一。其贴现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广泛压力可以迫使国内价格降低，并使得一些“接近外销标准”的厂商重新开始外销或者增加外销，而只淘汰掉那些最缺乏效率的厂商。以“真正的”资金转移来达成出超所付出的动乱的代价，比起以偶然的、经常的灾难性震荡——经由“交易性通货紧缩”之狭窄渠道来传达的——这样不合理方法来达到同样的出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要小很多。
尽管那些策略缓和了紧缩的影响，然而，结果还是商业的一再全面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失业——这是对金本位制强有力的控诉。货币的事例跟劳动与土地两者甚为类似。将虚拟的商品概念套在它们每一者的头上，可以把它们包含在市场体制之内，而同时却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就货币而言，主要是威胁到生产企业，源于使用商品货币而造成的价格水平的滑落都会危及生产企业的生存。这时必须采取一些保护手段，其结果是市场的自我操纵机制失去作用。
中央银行将金本位制的自动机能削减成仅是一种假象。它意味着由中央管理的货币制度。虽然此一设计并非总是审慎的、有意识的，但是人为的操纵总是取代了供给信用的自律机能。人们逐渐了解到只有在每一个国家都取消中央银行制的情形下，国际金本位制才可能成为自律性的。在纯粹金本位制的支持者中，米塞斯是鼓吹采取这种猛烈步骤的人；他的建议若是受到注意的话，各国的经济早就变成一片废墟了。
货币理论中大多数的混淆源自政治与经济分开这个市场制社会的显著特征。一个多世纪以来，货币被视为纯粹经济范畴里的东西，是一种为了实现间接交易目的的商品。如果人们喜欢用黄金做这种商品的话，就产生了金本位制（将“国际”一词冠在金本位制之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经济学家而言，国家并不存在；国际贸易，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贸易，他们所属的政治单位，与他们的头发颜色一样，跟贸易无关）。李嘉图给19世纪的英国灌输了这么一个信念：“货币”这个名词就是指一种交易的媒介，银行钞券只是一种方便的东西，其功用在于比黄金易于携带，但钞券的真正价值在于随时都可以将之换成商品本身，即黄金。由此引申而来的是：通货的国家的特性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只不过代表同样一种商品的不同象征物而已。如果一个国家累积黄金是不明智的话（因为这种商品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与其他商品一样能自行调节），那更为不明智的是认为国家的福祉及繁荣与它们各种不同的表征有任何关联。
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或这一制度性的分割从来都不是完全的，特别在货币上，这种分割必然是不完全的。国家——其造币厂看似只保证硬币的重量——事实上是代用货币的价值的保证人，它在纳税和其他方面接受这种象征货币。这一货币不是交易的媒介，它是一种支付的工具；它不是一种商品，它具有购买力；它本身没有实用性，而只是一种筹码，具体地表现为它可以购买的商品数量上的要求权。很明显，社会中的分配若借助拥有这种购买力的象征物来进行的话，是全然有异于市场经济的。
当然，我们此处的讨论并非基于实际的情况，而是为了厘清的目的所做的概念上的类型。没有一个市场经济能与其政治面分开；但是从李嘉图以降，这样一种结构已经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不从这个角度着眼，就无法了解其概念与假设。依照这种“设计”，社会包含了许多进行交易的个人，他们拥有各种商品——商品、土地、劳动力，及其复合体。货币只不过是这些商品中的一种，而且只不过较其他商品更常为人所交换，并用来作为交换的媒介而已。这样的一个“社会”可能是不真实的，但它却是古典经济学者用来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
另一个更不完整的说法是由购买力经济学提出的。[1]它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比市场经济理论所提出的更接近实际社会的情形。其论点是：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购买力，并可用心选择任何标有价目的商品。货币在这样一种经济里并不是一种商品；它本身没有用处，其唯一的用处是购买那些附有价目的商品，一如我们今天在商店里做买卖。
在19世纪，当社会制度在许多要点上顺应于市场模式时，商品货币论的观点远优于其对手的说法；20世纪初叶以降，货币购买力的概念逐渐占据上风。随着金本位制的崩溃，商品货币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而货币购买力的概念就很自然地取代了它。
从（货币制度的）机制与观念转到在其背后操纵的各种社会力量，可以认识到统治阶级本身支持经由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当然，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管理会干涉到金本位制；相反，他们认为唯有在这种管理之下，金本位制才可以发挥作用。金本位制的维持在当时被认为是自明的，而且中央银行这一机制从没有被容许像一个国家废弃金本位一样的去运作，相反，银行的至高指导原则是要经常地、在所有条件下去维持金本位，所以这里没有原则的问题。但这只有在物价水平波动在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二三，至多在所谓的黄金点（gold points）之内才可能。只要为了保持汇率稳定而使国内物价水平的波动太大——如达到10%或30%时，情形就全然改观了。物价水平下降会引起困难与崩溃。这时通货的管理就变成最重要的事了，因为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制度的方法是一种政治上的决策，即有些事由政治来决定。事实上，中央银行制度最大的制度意义也就在于货币政策因此被卷入政治的领域。其结果当然影响深远。
这种影响有两方面。就国内而言，货币政策只是干涉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不同经济阶级之间的冲突，具体体现在金本位制及平衡预算这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上。20世纪30年代许多国家的内部冲突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并且它在其后的反民主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在本书后几章会再加以详述。
就国外贸易而言，国家的通货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虽然当时没有认清这个事实。19世纪的主要哲学是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大体上”，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自由贸易者，在实际上，除了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枝节外，他们也确实是如此。这种见解的来源当然是古典经济学；许多真正的理想主义从交换与贸易的领域中产生——一个极大的矛盾是人类的自私欲望支持了他最宽宏的精神推动力。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种感情上的变化已经明显可见，虽然在支配意念上并没有相对应的改变。这个世界的理想仍然是国际主义与互依互存，但另一方面却奉行民族与自力更生的原则。自由的民族主义变成国家的自由主义，其特性是对外走向保护主义及帝国主义，而对内则走向垄断的保守主义。没有一个领域像货币领域那样，矛盾那么深却那么不受注意。这是因为当时国际金本位的独断教条仍然得到人们毫无节制的忠实信仰，而与此同时，基于各种不同中央银行制度体系的主权的象征货币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在国际主义原则的支持下，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城堡就在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里，无意中被建立起来了。
事实上，这种新的国家主义是这种新的国际主义的必然结果。那些在理论上服膺金本位的国家却无力承担维护国际金本位制的职能，除非它们能确定在遵行这个制度时，国家不会受到威胁。一个完全货币化了的社会不能承受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而让物价急剧波动的毁灭性影响，除非这些冲突可以由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的政策加以缓冲。国家的象征货币是这一相对安全的切实保障，因为它使得中央银行成为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的缓冲器。如果国际收支的平衡受到资金不流动的威胁，中央银行就可以使用其储备金及国外贷款来渡过难关；如果一个新的经济平衡被创造出来而伴随着不下降，它也可以用最合理的方法将信用紧缩的压力分散到各企业，淘汰掉那些不具效率者，而将负担加诸有效率之企业身上。缺乏这样的（缓冲）机制，任何先进国家都不可能在维持金本位的同时却不对其繁荣——不管是从生产、所得、就业的角度来看——产生致命影响。
如果商人阶级是市场经济的鼓吹者，那么银行家就是这个阶级的自然领导者。就业与赚钱都有赖于企业的利润，而企业的利润却有赖于稳定的汇兑与健全的信用条件——这两者都处于银行家的照看之下。在他的信念里，这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一个健全的预算与稳定的国内信用条件以稳定的外汇为前提；除非该国国内的信用是安全无虞的，而且国家的财务平衡，否则外汇无法稳定。简而言之，银行家的双重任务包括维持健全的国内财政以及货币的外部稳定。这也就是何以在这两者都已经失去其意义时，作为一个阶级的银行家是到最后才注意到的。事实上，无论是货币国际银行家在20世纪20年代有支配性的影响力，或是在30年代衰落了，都不足为奇。在20年代，金本位制仍然被视为回到安定与繁荣的先决条件，因此其职业守护者——银行家——所做的任何要求都不会被认为过分，只要它能保证提供稳定的汇率；但是1929年以后，这种稳定已经被证明不可能，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稳定的国内币制，而这时没有人会像银行家一样不适合来承担这个职务了。
在市场经济里，没有一个领域崩溃得像货币领域那么突然。农产品关税干扰了外国产品的内销而削弱了自由贸易，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与管制限制了劳工的讨价还价——而这是法律赋予劳资双方去决定的。但不论是在劳工还是在土地的例子中，都没有像货币领域那样，在市场机制中出现突然而全面的裂缝。在市场机制的其他方面，没有可以跟英国在1931年9月21日废弃金本位相比拟的措施，也没有可以跟美国在1933年6月采取的类似措施相比拟的。虽然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损及世界贸易的主要部分，但它在措施上却没有改变，也没有影响到其主要的理念。然而，金本位制的最后失败就是市场经济的最后失败。
经济自由主义始于一百年前，并且遭到保护主义的对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现在保护主义已攻破市场经济的最后堡垒。一套新的支配理念已经取代了自律性市场的世界。对于当时大多数茫然无所从的人来说，克里斯玛型（charismatic）的领袖与专制孤立主义的力量迸发出来，而且将社会融合为新的形式。
[1] 基础的理论由新西兰惠灵顿（Wellington）的F. Schafer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