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性市场的损坏
1879～1929年这半个世纪中，西方社会发展为一些紧密结合的单元，其中分裂性的倾向隐而不彰。这一发展更直接的根源是市场经济自律性的损坏。因为整个社会被塑造成顺应市场机制的需要，所以该机制在机能上的缺点就对社会产生累积性的紧张压力。
市场自律性的损伤是保护主义的结果。当然，从某种意义来说，市场是能经常自我调整的，因为它倾向于产生可以出清市场存货的价格；然而，所有的市场都是如此，不论其是不是自由市场。但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自律性市场制度蕴涵着非常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市场制度指的是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的市场。因为这样一种市场的运作有摧毁社会的危险，社会的自保行动意味着去预防这种制度的建立，或者，一旦建立了，去干预其自由运作。
经济自由主义者喜欢用美国作为例子，以证明市场经济有能力自行运作。在一整个世纪里，美国的劳动力、土地及货币都完全自由买卖，而不需任何社会保护的手段，并且除了关税之外，工业生活一直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扰。
当然，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即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是自由的。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边疆地区仍然是开放的，而且存在着自由的土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低级劳动力仍能自由流入美国；[1]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没有任何措施去保持外汇的稳定。土地、劳动力与货币的自由供给继续存在，因此自律性市场制度并不存在。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不变，不论是人、自然或企业组织都不需要只有政府干涉才能提供的保护。
一旦这些条件不存在时，社会保护就流行起来了。当低阶级的劳工不再能自由地从源源不绝的移民中得到，而较高阶级的劳工也不再能自由地得到土地时，当土地与自然资源都变得稀少而必须节约时，当为了使通货不受政治影响并将国内贸易与世界贸易联结而引进金本位时，美国就赶上了欧洲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保护，工会与立法对劳工的社会保护，及中央银行制度——都是最大规模的——等都出现了。货币保护主义最早出现：联邦储备制度（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建立是为了调和金本位的需要与地区性的需要；接着是劳动力与土地的保护。20世纪20年代整整十年的繁荣足以引起如此强烈的萧条，（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在劳工与土地的四周筑起保护的壕沟，其范围比已知任何欧洲国家的措施都广泛。因此，无论就正面或反面而言，美国对本书的论点——社会保护是想象的自律性市场的附属品——提供了显著的印证。
同时，每一个地方的保护主义都为浮现中的社会生活制造出一层保护的硬壳。这个新的社会生活体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的，但这些民族国家与其前身，即以往疆界不明的帝国，却很少有相同之处。这种新的、甲壳形态的国家借着全国性的象征货币——以一种比从前任何已知的主权更猜忌、更绝对的主权来保护它——来表现其身份。这些货币也受到外国的重视，因为国际金本位（世界经济的主要制度）就是依它们而建立起来的。假如现在货币公然地统治着世界，那么货币是盖着国家的戳记的。
如此强调国家与货币是自由主义者所难以理解的，他们经常躲开身处于其中的世界的真正特性。他们把国家看成落伍的东西，更认为国家的货币不值一提。没有一个自由主义时代的自重的经济学家会怀疑，不同种类之纸张在不同政治领域有不同名称这个事实的不恰当。要证明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外汇市场将一种货币换为另一种不同名称的货币，这种兑换制度从没有失败过，因为很幸运的是，它并不在国家或政客的控制之下。西欧经由一个新的启蒙而消失了，而国家的“部落性”观念在当时被视为妖异的事物中名列前茅，这种观念所主张的主权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是一种褊狭思想的表露。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年鉴》（Economic Baedeker，乃德国出版商Karl Baedeker及其后裔所出版的一系列丛书——译者注）仍认为货币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因而是不重要的。这种市场心态的盲点使他们对国家与货币的现象茫然无所感觉。对这两种现象而言，自由贸易者是唯名论者。
这两者的关联极为重要，但在当时却没有受到注意。自由贸易论者与正统论者一样经常讨论货币的出现，但是几乎没有人了解到这两组学说是以不同的说法在叙述同一件事情，如果其中一组是错的话那么另一组也是错的。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与瓦格纳（Adolph Wagner）都曾指出世界主义自由贸易的错误，但是没有将之与货币连在一起；另一方面，麦克劳德（Macleod）或格塞尔（Gesell）虽然攻击古典的货币理论，却仍然服膺于世界主义的贸易制度。自由主义启蒙作家——像他们18世纪的前辈完全忽略历史的存在一样——完全忽略了当时建立国家为关键性政治单位与经济单位时，货币的本质的重要性。这就是从李嘉图到维泽尔（Wieser）、从小穆勒（J. S. Mill）到马歇尔（A. Marshall）与维克塞尔（Wicksell）这些最有才气的经济思想家所支持的立场，而一般有教养的人被教导去相信这样的偏见：国家的经济问题或货币的经济问题使人蒙上劣等之污点。把那些错误的论点结合成一个怪异的主张，即认为全国性货币在我们文明的制度机制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会被认为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似是而非的说法。
事实上，民族国家这种新的国家单位和新的国家货币是不可分的。这种货币提供全国性制度与国际性制度的（运作）机制，并且引进那些终归于崩溃毁坏的（制度上的）特色。信用所赖以为基础的货币制度已经变成全国性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生命线。
保护主义之车是三轮驱动的。土地、劳动力与货币都各有其地位，但土地与劳动力是与特定的（虽然是广泛的）社会阶层——如工人或农民——相联结的，而货币保护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是全国性的要素，经常融合各种不同的利益为一个整体。虽然货币政策也可以导致结合或分裂，但客观地说，在统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货币制度是最强有力的。
劳动力与土地分别是社会立法与谷物税的原因。农民反抗有利于劳工的措施与工资的上升，因这会增加他们的负担，而工人则反对食物价格的任何上涨。但是一旦制定谷物法与劳工法——如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以后所实施的法律——以后，就很难消除其一而不消除另一。农产品关税与工业产品关税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由于俾斯麦在1879年鼓吹全面的保护主义，地主与工业界为了相互的关税保护而开展的政治联盟已经是德国政治的一项特色；两者在关税政策上的互助，和设立同业联盟以便在关税上确保私利一样普遍。
这时，内在的保护与外在的保护、社会性的保护与全国性的保护倾向于融合在一起。[2]谷物法所引起的生活费用的上升招致产业者要求关税保护，难得的是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一点来作为推动同业联盟政策的工具。工会自然坚持较高的工资以弥补生活费用的上升，也没有反对关税保护，以使雇主能支持高涨的工资。但是一旦社会立法之会计以关税所决定的工资水平为基础以后，雇主们就不能顺利地承担这种立法所带来的负担，除非他们能确保持续的保护。附带一提，这就是人们责难被认为是保护主义运动之原因的集体主义阴谋那薄弱的事实基础。但这是倒果为因。保护主义运动的起源是自然产生的而且广泛传播出去，但是一旦运动开始之后当然就不能不产生一些平行于运动的利益，以确保运动的持续。
比这类平行利益更重要的，是由这样的措施的联合影响所产生的实际条件的均匀扩散。如果不同国家的生活是不同的，其差异可以归诸具有保护意向的一些立法与行政措施，因为生产的条件与劳动的条件主要是依关税、税负和社会立法等条件而决定的。早在美国与英联邦开始限制移民之前，从联合王国向外的移民已经开始减少，尽管这时英国存在极严重的失业问题。不可否认，这源于英国社会气候的极大改善。
但是如果关税与社会立法产生出一种人为的社会状况，那么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就是真正的人为的社会状况，其变化日夜不休，而且会影响到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直接利益。货币政策的整合力量远超过其他各式各样的保护主义，后者具有较为迟缓而庞杂的机制，货币保护的影响却非常活泼，而且千变万化。商人、有组织的劳工、家庭主妇，或者在计划耕作的农民、在衡量子女前途的家长、准备在适当时机结婚的情侣，在考虑到其利益而做决定时受到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更甚于其他任何单一的市场要素。如果这种情形在货币稳定时是真的话，那么在货币不稳定时，以及在不得不执行使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大决定时，更是无比真实。在政治上，国家的身份认同是由政府来建立的；在经济上，（这一工作）则被赋予中央银行。
在国际方面，如果可能的话，货币制度负起更重要的责任，很矛盾的是，货币的自由是对贸易加以限制的结果。对跨越边界的货物与人设的障碍越多，则付款的自由越能有效地获得保证。短期资金可以在一小时内从地球的某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在私人企业或个人之间，国际付款的形式都一律受到管制。即使是一些落后国家企图拒绝偿还外债，或意图玩弄预算的担保，都会被视为一种违法，并且被视为信用不好的国家以作为惩罚。跟世界货币制度相关的各种相似的制度都建立起来了，诸如代议制，宪法明文规定政府的权责与预算的公布、法令的颁布、条约的签署、处理财务债务的方式、公共会计的规则、外国人的权利、法院的权限、国外汇票的付款地，以及由此而来的发行银行地位、外国公司债持有人的地位，以及各种债权人的地位等等。这意味着各国使用类似的银行币券和类似的邮政管制，以及在股票市场与银行作业上使用类似的措施。也许除了最强有力的国家外，没有一个政府能忽视这些货币的禁忌。在国际意义上来说，通货就是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时期置身于国际货币架构之外。
货币与劳动力或商品不一样的是：它不受任何干扰措施的影响，而继续发展其随时处理商业的能力。实际物品的转移越难时，其所有权的转移就越容易。商品与劳务的交换甚为缓慢，而且其平衡是摇摆不定的，而在全球通用的短期贷款制的帮助下，支付的平衡却几乎自动保持流畅，而且资金操作几乎看不到。支付、债务与所有权的流转都不会受到为防止商品交易而设的关卡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国际货币体制急速成长的弹性与普遍性可以弥补世界贸易中逐渐紧缩的渠道。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世界贸易已缩小到微不足道时，国际短期借贷的流动性却达到前所未闻的程度。只要国际资本流通与短期信用机构还继续运作，任何贸易上的不平衡都可以借助记账方式加以解决。借着信用流通的帮助，社会的纷乱因而得以避免；而经济上的不平衡则由财政上的手段加以纠正。
受到损害的自律性市场以政治干预作为其最后的手段。当商业循环不能恢复过来并使就业恢复时，当进口不能导致出口，当银行准备的调整有造成商业恐慌的危险时，当国外的负债者拒绝偿还债务时，政府就必须对这些损害采取行动。在面临紧急关头时，社会就会经由干预的媒介来维护自己的统一和谐。
国家会干涉到什么地方，依政治领域的组织结构及经济上的困难程度而定。只要该国人民的选举受到限制，而且只有很少的人行使政治权力的话，干涉主义就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当普遍选举使得国家成为数以百万计的选民的机关时——这些人在经济上常带有被统治的辛辣感——干涉主义就变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只要就业机会仍然很多，收入可以确保，生产可以持续，生活水平可靠，而且物价稳定的话，干涉主义的压力自然不会大；当长期的衰退使工业成为一堆无用的工具的残骸，并且使人们的努力终归于无效时，保护主义的压力就会增大。
从国际上讲，政治手段也可以用来补助自律性市场的不完备。李嘉图学派的贸易理论与货币理论完全忽视各国之间由于财富生产能力、外销设施、贸易、运输和银行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地位上的差异。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大不列颠和丹麦及危地马拉一样，只不过是世界贸易中的一个原子而已。事实上，世界各国却可以分为：资金出借国与资金借贷国，外销国以及差不多自给自足的国家，外销多种产品的国家及只靠一种产品——如小麦或咖啡——来进行进出口及国外借款的国家等。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忽视这些差异，但是在实际上却不能不顾及其影响。经常有一些国家无力偿付其外债，或者因为通货的贬值而危及其偿还债务的能力；有时这些国家决定用政治的手段来恢复其平衡，进而干涉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在上述这些情况下，都没有办法靠经济自愈的过程加以应付，虽然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市场自愈的过程必然会使这些国家偿还其债务、重建其币制，并保护外国人以免遭受同样的损失。但要建立这样的世界性自律性市场，各国就必须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大致平等地参与，这显然不是事实。如果我们期待那些通货衰落的国家会自动增加其外销，从而重建其支付的平衡，或者因为外国资本的需求而迫使它赔偿外国投资者并重新开始偿付其债务的话，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例如，当一个负债国增加咖啡或硝酸盐的外销时，可能反而会将市场的底价压得更低，并且拒付高利贷的外债还比国家通货的贬值略胜一筹。然而，世界市场制度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在这种情形下，债主国会动用炮舰，不履行债务的国家（不管是不是诈欺）必须面临炮弹与协商的选择。（除了武力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强制执行国际债务的清偿，避免大的损失，并维持制度的继续运作。当理论上对贸易的相互利益的确实论辩不能迅速地被土著了解时，一种相似的策略（使用武力）可以被用来诱使殖民地居民认识到贸易的利益。更明显地需要武力干涉的时机是当一个地区拥有大量欧洲生产者需要的原料，但因土著的需求不同，或缺乏和平制度以培养土著对欧洲产品的依赖时。当然，上述问题在所谓自律性市场制度之下应当是不会出现的。但是如果使用武力干涉来取得债务偿还的次数越多，则贸易路线需要炮舰来保护的机会就越多，而且贸易跟随在舰旗之后的情况也就越多，而舰旗是随着侵略性政府的需要而采用的，当其效益明显时，这种政治的手段就会被用来维持世界经济的均衡。
[1] Penrose，E.F.，Population Theor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1934；马歇尔的人口律只有在“土地的供应是有限的”这个假设下才是有效的。
[2] Carr，E. H.，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1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