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国际经济瓦解的压力
从（欧洲各国）这些整齐的基础制度安排中产生一些极类似的事件，并且在1879～1929年这半个世纪里扩展到世界各地。
由于各国的民族性和背景，精神状态与历史经历有无限的多样性，许多国家的盛衰兴废有不同的地方色彩与概括的重要性，然而，世界文明的主要部分仍然有相同的构造。这一类似性超越了人们使用相似的工具、享受相似的娱乐及以相似的奖赏来报偿努力等共通的文化特征。的确，这种相似性与人类生活的历史脉络中的具体事件的功能有关，与共同生活中有时间限制的要素有关。对那些典型的紧张与压力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在这段时间中产生这种历史的单一整齐形式的主要机制。
这些压力可以依照主要的制度领域轻易地加以分类。在国内经济上，不均衡的各种症状——如生产、就业与赢利的衰退——可以用失业这个典型的病症来作为其代表。在国内政治上，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与停滞，可以被称为阶级的紧张。至于在世界经济领域里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所谓的收支不平衡，包括外销减退、不利的贸易条件、内销原料涨价，以及外来投资的丧失——则可被称为交易上的压力。最后，在国际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则可被称为霸权竞争。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个国家在商业萧条的情形下受到失业打击的情况。我们很容易看出经济政策的所有措施都受限于维持稳定的汇兑行市这一急务，而这些措施是银行为了创造就业机会所能自行决定的。在没有请求中央银行的援助时，银行将不能对工业界扩大或进一步展延信用，而中央银行在其任务上将拒绝顺从这种请求，因为通货的安全所要求的是相反的措施。另外，如果压力从工业界扩大到全国——工会会敦促亲近的政党在国会中提出这些问题——任何救济政策或公共建设的范围都将受限于预算平衡这个条件，这是维持稳定的汇兑行市的另一个先决条件。金本位将在实际上牵制财务委员会和发行银行的作为，而且立法机关也将发现自己跟工业界一样，面临各种相同的限制。
在一个国家的领域内，失业的压力当然可以由工业界或国家来承担。如果在特定情形下，失业危机是借助工资上的通常紧缩的压力来克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解决问题的负担主要是落在经济领域之内。但是，如果那些痛苦的措施是借助遗产税补贴的公共建设来避免的话，那么这个紧张的压力将落在政治领域之内（同样情形也可见诸某些政府的措施，这些措施不顾工会既得的权利，而强迫工会降低工资）。在第一个例子中，即以工资上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来解决危机，紧张仍然是在市场范围之内，而且是表现为价格改变所带动的收入的改变；在后一个例子中，即以公共建设或工会的限制来解决危机，会有一种法律地位或税收上的改变，这会影响有关群体的政治地位。
再者，失业的压力有时会扩大到本国范围之外并影响到外币汇兑。这种情形不论是采用政治的措施或经济的措施来对抗失业，都有可能发生。在金本位制之下（我们一直假设它是有效的）任何政府的措施所引起的预算透支，都可能导致通货贬值；另一方面，如果以扩大银行信用的方式来对抗失业问题的话，高涨的国内物价就会伤及外销，并且影响到支付的平衡。不管哪一种情况，汇兑行市都会暴跌，而这个国家就会感受到加诸其通货的压力。
这两种情况中任何一种压力（这是因失业而引起的）都可能产生外部的紧张。对一个弱小国家而言，这有时会对其国际地位产生严重的影响。其地位降低了，权利被忽视了，外国的控制加在它的头上，其国家的声望受损了。而对一个强国而言，这些压力可以转嫁到争夺国外市场、殖民地、势力范围及其他形式的霸权竞争之上。
从市场散发出来的压力在市场与其他主要的制度之间来回移动，有时影响到政治领域的运作，有时影响到金本位制或均势制，视情形而异。这些不同的领域都各自独立，而且倾向于迈向它本身的均衡；一旦这种平衡不能达到，压力会逐渐累积并产生紧张，到最后则或多或少以相同形式爆发出来。虽然19世纪的想象力是建造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但实际上它却将支配日常生活的机制交给几个具体的社会制度。
要了解当时的真正情势的现实化，最接近的门径也许是一位经济学家夸张的质问，他直到1933年仍在责难“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的”保护主义政策。他问道，如果一个政策被所有的专家一致宣告为全然错误、大体上是谬误的，而且和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原则矛盾，那么这个政策有可能是正确的吗？他的回答是毫无保留的：“不！”[1]但是在自由主义的文献里，我们却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这些明显的事实。那些无知，但又具有野心、贪婪与短视的偏见的政府、政客和政治家无止境地滥用权力，应该为“大多数”国家持续不断的保护主义负责，这是唯一的答案。他们舍此之外很少能对这个问题提出条理分明的论辩。自从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家不顾科学之经验事实以降，没有一种偏见表现出如此可怕的阵势。对这一偏见唯一的知性反应是在保护主义阴谋的神话上加上帝国主义狂热的神话。
自由主义者认为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帝国主义的激情在西方国家开始滋长，而且以其诉诸部落偏见的情绪摧毁了经济思想家们丰盛的工作成果。那些情绪性的政策逐渐积集而强壮起来，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之后，开明派原有机会重建理性的势力，但是，没有预料到的帝国主义爆发了，尤其在一些新兴的小国，其后再加上那些“贫国”，诸如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因而搅乱了进步的轨迹。各国的政客们，亦即那些“狡猾动物”，击败了人类智力的中心——日内瓦、华尔街及伦敦金融城。
在这一派通俗的政治神学里，帝国主义代表邪恶的人性。它认为国家与帝国天生就是帝国主义的，它们吞噬其邻国时全然不会感到任何道德上的不安。这一论点的后半段是对的，但前半段则不然。虽然当帝国主义出现时，它不以理性的理由或道德的理由来正当化其扩张，但认为国家与帝国经常是扩张主义的看法，却不符合事实。地域性组织并不必然渴望扩大其疆界，城市、国家或帝国都不见得会有这种冲动。若辩称其反面为真的话，乃是将一些特殊的情况误为一般的法则。事实上，与一般先入为主的看法相反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是以一段很长时期的收敛主义开始的，只是到了后期才开始转向帝国主义。
反帝国主义肇始于亚当·斯密。他不但预测了美国的独立革命，而且还预测了随后一个世纪英国的反帝国主义政策运动（Little England movement）。必须中止（帝国主义政策）的理由是经济上的：七年战争引起的市场遽扩张使得帝国落伍了。地理大发现加上（陆上）比较缓慢的运输工具使人们偏好海外的殖民农场，而（后来陆上）快速的交通使得殖民变成昂贵的奢侈品。另一个对殖民农场不利的因素是这时外销的意义已经重于内销；内销市场的理想已经让步给外销市场，而此时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用简单的低价倾销方法打败竞争者——包括殖民地人民本身。一旦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失去了以后，加拿大几乎无法继续立足于大英帝国之中（1837）；甚至连迪斯雷里都鼓吹放弃英国在西非的属地；奥兰治邦（Orange State，南非东部一个省，1848年被英国并吞，但旋即退出，1854～1900年布尔人建立奥兰治自由邦，1900被英国并吞，1906年自治——译者注）企图加入大英帝国而不果；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虽然今天被视为在世界战略上有枢纽地位，但在当时却一再被拒绝加入英联邦。当时不论是自由贸易者或保护主义者，不论是自由主义者或托利保守党分子，都一致认为殖民地是一种浪费的资产，必然会变为政治上与财务上的负担。从1780年到1880年的一整个世纪里，任何鼓吹扩张殖民地的人，都被认为是旧制度的信徒。中产阶级谴责战争与征服是帝国王朝的阴谋诡计，并鼓吹和平主义（魁奈是第一位为自由放任取得和平之桂冠者）。法国与德国都跟随着英国的步调。法国很明显地放慢其扩张的速度，而且此时其帝国主义的发展主要是在欧洲大陆而不是在海外殖民地。俾斯麦傲慢地拒绝为取得巴尔干半岛而牺牲任何德国人的生命，并将他的影响力置于反殖民主义的宣传上。这就是当资本主义的商行对各个大陆进行侵略时，欧洲各国政府的基本态度；当东印度公司在兰开夏郡的外销商人的热切坚持下被解散以后，无名的布商在印度取代了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年，于1774～1784年出任第一任英国驻印度总督——译者注）及克莱夫（Robert Clive，1725～1774年，英国军人及政治家，服役于东印度公司时，屡次打败法国殖民军，两度出任孟加拉国总督——译者注）的辉煌形象。政府都离开了。坎宁嘲笑为了冒险投资者与海外投机者的利益而由国家出面干涉的看法。政治与经济的分离现在扩大到国际事务的领域中。虽然伊丽莎白一世不愿将她的私人收入与武装掠夺而来的收入严格地区分，但是格莱斯顿（Gladstone，1809～1898年，英国政治家，四度出任首相之职——译者注）认为将英国的外交政策视为替海外投资者服务是一种诽谤。允许国家的力量与贸易利益纠缠在一起，并不是19世纪的观念；相反，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就已经宣称国际行为的准则是政治与经济的独立。只有在极端例外的情形下，外交人员才会积极为其本国国民的私人利益奔走，而且如果这种情形被不正当地加以扩大，是会被公然否认的，若有这种情形被证实，有关人员会受到惩罚。国家不干涉私人商业的原则不但在国内被遵守，就是在国外也一样被遵守。国内的政府机构也不干涉私人贸易，而其国外的机构，除了在与国家政策有关的情形下，自然也不会照顾私人的商业利益。当时主要的投资是在农业上及在国内；国外投资则被视为一种赌博，而且投资者经常遭遇到的投资损失，被认为可以从高利贷般的暴利中充分补回。
然而，忽然间情形改变了，而且这些改变同时出现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中。虽然德国重复英国的国内发展只是在半个世纪之后，但此时世界性之外在事件必然会影响到所有的贸易国家。这样的事件是国际贸易数量和节奏的增加，以及土地全面的流动，其可见诸将谷物与农业原料以很低的成本从地球的某些地方大量运送到另一些地方。这一经济上的震荡导致欧洲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流离失所。在短短几年内，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市场经济已经在新的情形下进行着进一步扩张。
那些情况是由“双重动向”决定的。此时以加速度扩张的国际贸易模式，受到用来检查市场全面性活动的保护主义制度的牵制。农业危机与1873～1886年的大萧条动摇了人们对经济自我恢复的信心。从此以后，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只有伴随着保护主义才可能被引进，因为从19世纪70年代晚期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之后各国已经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单元，为了国际贸易与外汇的需要而做的任何剧烈调整都会引起混乱，并招致严重的损伤。市场经济扩张的主要工具——金本位制——只有同时伴随着典型的保护主义政策（如社会立法与关税保护）时，才会被接受。
就这一点而言，传统自由主义所说的“集体主义之阴谋”是与事实不符的。自由贸易与金本位制并不是被那些自私的关税贩子与软性的社会法规破坏的；相反，金本位制本身的发生反而加速了那些保护主义制度的扩张，而保护主义制度越受欢迎，则对固定交换的负担就越重。自此以后，关税、工厂法与积极的殖民地政策就成为稳定外汇的先决条件（大不列颠则因其先进工业可视为一例外）。只有在有了这些先决条件之后，市场经济的措施才可以安全无虞地引进来。当这样的措施被强加于外国或半殖民地无助的人们身上而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不可言喻的痛苦就产生了。
我们在此中掌握了帝国主义表面上的矛盾——各国不愿意不分青红皂白地相互贸易，而且它们志在海外市场、国外市场的取得，这两点是经济学上无法解释，因而被视为不合理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设立保护性立法是因为它们惧怕遭到那些弱小民族无法逃避的命运。其间的差别只是：热带民族在饱受蹂躏的殖民地被投入悲惨沉沦的无底深渊，且经常达到灭种的地步，而西欧各国拒绝无限制的贸易是由于一种较小的，但仍然足以使它们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的危险。这种威胁——就像在殖民地所面临的——究竟是否源自经济因素是无关紧要的；除了偏见之外，我们没有理由用经济的尺度来衡量对社会的破坏。事实上，期望一个社群在长时期内只因为经济上的效益，而无视失业的痛苦，无视产业与职业的变动所造成的挫伤，以及伴随而来的道德上与心理上的折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国家不但积极制造这种紧张压力，同时也消极承受这种压力。如果某些外在的事件对这个国家形成很重的压力，它内部的机制就会像往常一样，将压力从经济面转移到政治面，或者从政治面转移到经济面。在战后就有一些甚为明显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一些中欧国家来说，战败产生了一些高度人为的条件，包括赔款的巨大外在压力。十多年间，德国的国内情况就是将外来的压力，在工业界与政府之间转来转去，也就是一方面在工资与利润之间转来转去，另一方面在社会福利及税收之间转来转去。整个国家是赔款的承担人，而国内的情况则依国家——包括政府及企业界——应付此问题的方式而改变。国家的团结因而寄托在金本位制之上，这使得维持德国货币在国外的汇兑价值，变为最重要的责任。道斯计划（Dawes Plan，为美国副总统Charles Gates Dawes，1865～1951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德国减少赔款额，以稳定其财政而拟——译者注）就是为保障德国货币而制订的。而杨格计划（Young Plan，美国企业经理人杨格所制定的德国赔款方案，以取代道斯计划——译者注）更明确而硬性地规定了相似的条件。如果不是从避免德国马克之国外价值受损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难以了解这一时期德国内政的进展。对于货币的共同责任，在德国产生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架构，企业与政党、工业与国家在这个架构中互相调节以适应压力。然而，德国因战败而承担的后果，在其他各国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自发地去承受了，也就是说为了承受稳定的外汇的压力，使得这些国家以人为的方式加以统合。只有在放弃了市场不可避免的法则以后，我们才能解释何以人们能骄傲地背负起这个重担。
或许有人会反对上述论点，视之为过于简单化的结果。他们会指出：市场经济并非始于某一特定的日子，土地、劳动力及货币这三个市场也不像三驾马车一样并驾奔驰，保护主义在所有的市场中并没有同样的效果，等等。这些质疑当然是真的，只不过它忽略了问题的重点。
诚然，经济自由主义只不过是从一些多少已经发展了的市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机制；它统一了各种已经存在的市场，并将它们的功能协调到一个简单的整体架构之中。同样，劳动力与土地的分割在那时已经开始进行，同样的情形也可见诸货币市场与信用市场的发展。在这些发展过程里，现在衔接着过去，而且见不到任何断裂之处。
然而，制度的变迁突然开始进行，这是制度变迁的本质。在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很快就达到关键性的阶段，这时工人若不遵从工资劳动之法则的话，就会面临饥馑的威胁。一旦这个激烈的步骤被采用了，自律性市场机制就上紧了发条。它对社会的冲击是如此猛烈，以至于——几乎是立即的——在一般人的看法还没有任何变化的状况下，强而有力的保护性反抗措施就被建立起来了。
虽然工业生产各个要素的市场在本质与起源上都甚为不同，但这时却显现出同样的发展过程。这很难是不一样的。人类、自然与生产组织的保护就等于对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交易媒介（货币）市场的干涉，因而——由于这个事实——伤害到市场制度的自律性。因为干涉的目的就是要重建人们的生活及其环境，并给予他们某些保障，因此干涉政策就必然指望减少工资的弹性与劳工的流动性，而致力于收入的稳定性、生产的持续性，并倡导自然资源的公共控制与通货的管理，以避免物价水平的波动。
从1873年到1886年的不景气，加上19世纪70年代的农业困境更增加了这种紧张压力。不景气开始时，欧洲正值自由贸易的盛期。新的德国政府（1871～1918年）强行将德法之间的最惠国条款加在法国头上，并承诺取消铣铁的关税，引进金本位。到了不景气的末期，德国已经用保护性关税将自己包围起来了，它设立了一般的卡特尔组织，设立了全面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并采取高压性的殖民政策。普鲁士主义（Prussianism，即黩武主义——译者注）——这是自由贸易的先锋——很明显不是转变为保护主义的原因，也不是引进“集体主义”的原因。美国当时的关税比德国还高，而且与德国一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集体主义”；它大量补贴修筑长途铁路，并发展规模宏大的托拉斯。
不论它们的精神面貌及历史条件如何，所有西方国家这时都顺着同样的潮流走。[2]国际金本位这个规模最宏大的市场架构付诸实现之后，就意味着市场从国家政权中完全独立出来。世界贸易现在意味着在自律性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与货币市场，而金本位制是这个巨大的自动机制的监护人——下的全球性生活组织。国家与人民只是外表上看起来不是它们控制下的傀儡。借着中央银行、关税与移民法的帮助，各国将自己保护起来以免遭受失业与不稳定。这些措施是用来对抗自由贸易与固定币值之毁灭性的影响，但在它们达到这个保护社会的目的时，却干预到市场机制的运作。虽然每一项单独的保护措施都有其受益者，这些受益者的额外利润或额外工资是一种加诸所有其他国民的税负，但一般人通常只认为税负额过多是不公平的，却不会认为保护政策本身是不公平的。就长期而言，保护政策会引起物价全面下降，而这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利的。
不论保护政策是否能被证明是正当的，干涉主义的影响让人们认清了世界市场制度的弱点。一国的进口关税妨碍了他国的出口，并迫使后者在不受政治力量保护的地区寻求市场。经济帝国主义主要是强权之间为了将它们的贸易网伸进没有政治保护的市场的斗争。由生产热所引发的对原料供应争夺更加强了出口的压力。各国政府开始支持它们在落后地区经商的国民。贸易与国旗互相追逐另一者的踪迹。帝国主义与不完全故意地为独裁政权做准备，是当时列强的倾向，它们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一个越来越不可靠的世界经济体系。国际金本位制完整的严格维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国际经济）崩溃瓦解的制度根源。
在各国内部也有相似的矛盾出现。保护主义有助于将竞争性市场转化为垄断性市场。市场已经越来越不能描述为相互竞争的原子间独立、自律的机制。个人逐渐被公会所取代，人与资本结合为非竞争的团体。经济的调整变得缓慢而困难。市场的自律性也严重受挫。到了最后，无法调整的物价及成本结构延长了不景气，无法调整的生产设备也延误了对无利润投资的清算，无法调整的物价与所得水平导致社会的紧张。只要市场发生问题——不论是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或货币市场——压力将超越经济领域，而需要以政治手段来重建平衡。但是，市场社会的本质是在制度上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分离，而且不管伴随着怎样的紧张都要维持这种分离。这是破坏性压力的另一个根源。
我们已经接近我们之讨论的结尾。然而，我们的论证的重要部分仍然还没有显露出来。即使我们已经成功地、确切地证明转变的核心是市场乌托邦的失败，我们仍然有义务指出什么样的实际事件是由这一原因所决定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历史并不是由任何单一因素具体决定的。但是不管历史是如何多样、如何丰富，历史之流是会循环再现的，这可以说明何以一个时代的事件在构造上是大体相似的。只要我们能在某种程度内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在正常的状况下它支配着主要的潮流及反潮流——我们就无须为一些无法预测的旋涡而操心。
在19世纪，这种状况是由自律性市场机制给予的，自律性市场的必要条件与国内生活、国际生活有关。从自律性市场机制产生了欧洲文明的两个特色：严格的决定论以及经济性格。当代的学者倾向于把这两者连在一起，而且假定决定论是从经济动机的本质中推衍出来的。按照这个说法，人们当然会追求他们金钱上的利益。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决定论”在许多方面如此显著只不过是市场社会机制与其可预料的选择的结果，其说服力被错误地归因于物质动机的力量。不论个人的动机是什么，供给-需求-物价体系将永远保持平衡，而且在本质上，经济动机远不如大多数人所谓的情绪动机有效果。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类受到新的（市场）机制的束缚，而不是受到新的动机的束缚。简单地说，紧张的压力来自市场的领域之内，来自市场扩张到政治领域，因而包含了整个社会。但是，只要世界经济持续运作，在一个国家之内的紧张关系就仍然是潜在的。只有当世界经济最后残存的制度——金本位制——瓦解时，各国之内的社会压力才会被解除。各国对这个新情势的反应不尽相同，本质上它们主张适应传统世界经济的消逝；当传统世界经济瓦解了，市场文明本身也就被淹没了。这解释了一个几乎不能令人相信的事实：一个文明被没有灵魂的制度的盲目行动摧毁了，而这种制度唯一的意图是物质福利的自动增加。
但这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呢？它是如何以历史之核心的政治事件表现出来的呢？在这个市场经济崩溃的最后阶段，阶级力量的冲突决定性地登场了。
[1] Haberler，G.，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1933，p.vi.
[2] G. D. H. Cole称70年代是“整个19世纪社会立法最积极的时期”。
第三篇
进行中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