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政府与市场经济
20世纪20年代国际（经济）体系失败后，一些几乎已经被忘掉的早期资本主义的争论点重新浮现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民众政府（popular government）。
法西斯主义者对大众民主的攻击只是使得政治干预主义——它纠缠着市场经济的历史——这个论题再度出现，因为这个问题几乎就是将经济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的另一个说法。
干涉主义之论题在劳工问题上第一次受到注意，一方面是由于《斯皮纳姆兰法案》与《新济贫法》，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会选举权修正法案》（Parliamentary Reform Bill，1832）与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干涉主义的重要性也同样见诸土地问题与货币问题，尽管它们所引起的冲突没有那么严重。在欧洲大陆，劳动、土地与货币等方面在稍后也产生类似的问题，这一时间上的落差使得冲突发生在工业较发达但社会还没有结合为一体的环境下。当时每一个地方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是同一个发展形式的结果。英国与欧洲大陆一样，发展的地点是建立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与政治的民主化之上。
《斯皮纳姆兰法案》可以视为一种干涉主义的防范措施，妨碍了劳动市场的产生。为缔造工业化之英国所进行的战斗，是首先在斯皮纳姆兰制之上展开的，而且也是在斯皮纳姆兰制上暂时中止的。在这一斗争中，干涉主义的口号是古典经济学家发明的，而且斯皮纳姆兰制被加上人为干扰市场秩序的污名，而这秩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汤森、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就在《济贫法》这个薄弱的基础上建造了古典经济学——一个最难以敌对的毁灭性概念工具，始终针对着过时的秩序——的巨厦。然而对另外的世代来说，补贴制度仍然保护乡村社会以避免城市的高工资的吸引力。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赫斯基森（Huskisson）与皮尔扩大了对外贸易的渠道，准许机械的外销，提高羊毛外销的限制量，取消海运的限制，放松移民法规，而且在废除《反结社法案》之后，也正式取消《工匠法》中有关学徒学习年限与工资审核的规定。而使人堕落的《斯皮纳姆兰法案》仍然从这个郡传播到那个郡，妨碍了劳工们诚实地工作，并使得“独立工人”成为不调和的概念。虽然建立劳动力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但乡绅的“法律”却阻碍了它的诞生。
改革后的国会立即废除了补贴制度。达成这个目的之《新济贫法》，被公认是下院通过的最重要的社会立法。但这个法案的重点只不过是废除了《斯皮纳姆兰法案》。这可以证明在当时已经认识到没有外力干涉的劳动力市场是整个未来社会结构中极其重要的基础。关于紧张的经济根源亦有同样的重要性。
在政治方面，《1832年改革法案》达成一个和平的革命。它借着《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改变了英国的社会阶层，而且根据全新的看法，英国人生活的某些基本事实被重新解释了。《新济贫法》取消了贫民、“诚实的贫民”或“有工作能力的贫民”这些概括性的范畴，它们都是伯克所痛加批评的名词。从前的贫民现在被区分为在物质上无助的穷人与独立的工人。前者被安置在贫民习艺所，后者则必须以劳动力赚取工资以维生。这产生一种贫民的全新范畴，即失业者，并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基于人道的理由，穷人应该给予救济，但基于工业的理由，失业者不应该给予救济。失业工人是命运的无辜者这一点则无关紧要。问题的重点不在于这个工人在确实努力尝试之后，能找到工作还是不能找到工作，而是除非他面临饥饿的困境，而且他唯一的选择只有令人厌恶的贫民习艺所，否则整个工资制度就会崩溃，进而将整个社会投入悲惨与混乱的状态。当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个方法可能会伤害到无辜者。这种故意使用残忍手段的目的，是要以饥饿的破坏性威胁来达到解放劳动者的目的。这个方法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古典经济学家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荒凉的忧郁感。但是，在将那些多余的人们安全地锁在（救济之）门内时（他们现在是被束缚在劳动力市场之内），政府是被置于一种献身的法令之下。用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的话来说，对无辜的受害者提供任何救济都是以“人民之权利的侵犯”这种状态来代替。
当宪章运动要求给予（《1832年改革法案》中）没有选举权者地方选举权时，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不再是一个学术上的议题，而成为既存社会体系中无可争辩的状态。如果将《新济贫法》及其精神折磨之科学方法的管理权交给那些《新济贫法》所设计来对付之同一些人所选出来的代表，无疑是愚蠢的行为。麦考利爵士（Lord Macaulay，1800～1859年，英国史家，上院议员，著有《詹姆斯二世去位以来的英国史》一书——译者注）这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在上院所发表的一席雄辩的演说中，就从财产制度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基石这个角度要求无条件地拒绝宪章运动者的请愿，这只是表达其一致的立场而已。皮尔爵士称宪章（the Charter）是一种对宪法（the Constitution）的弹劾。劳动力市场对工人之生活的控制越厉害，他们对选举权的要求也越彻底。对民众政府的要求是紧张压力之政治上的根源。
在这些状况下，立宪制度就取得了全新的意义。在此之前宪法所保障的是免于自上而下的对财产权之任意的、非法的侵犯与干扰行动。洛克的观点并没有超出土地权与商业财产权的范围，其目的也只在于排除皇室的专横作为，如亨利八世脱离教皇而世俗化，查理一世强夺制币厂，或查理二世“关闭”财务法院。从洛克的观点来看，在1694年独立的英格兰银行的特许状这个范例中，政府从商业中分离出来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商业资本在对抗皇室时占了上风。
在一百年之后，所需要保护的已经不是商业财产，而是工业财产了；所要对抗的已经不是皇室了，而是普通的人民。只有对17世纪意义的误解才会将17世纪的意义应用到19世纪的状况中去。孟德斯鸠在1748年所创造的分权概念，这时已经被用来将人们在自己的经济生活方面从政治权力中分离出来。美国宪法是在从英国的产业舞台得到预警的领导人，在农人-工匠的环境中具体成形的，这部宪法将经济领域完全从宪法的司法权中独立出来，因而将私有财产置于能想象出的最高的保护之下，并产生了世界上唯一奠基于法律之上的市场社会。尽管有普遍选举权，但美国选民还是无力对抗物权所有人。[1]
在英国，工人阶级没有选举权是宪法中的不成文法。宪章运动的领袖们被捕下狱；其数以百万的支持者则被一个只代表极少数人口的立法机构嘲弄，一般人只是要求选举权也经常被官方视为一种犯罪的行动。所谓英国（政治）制度之特性的妥协精神（这是后来杜撰的）毫无踪迹。这种妥协精神要等到工人阶级熬过饥饿的19世纪40年代，以及一个温顺的世代开始取得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利益后才出现；要等到熟练劳工的上层领导者发展出他们的工会，并与贫困的、受打击的劳工分手后才出现；要等到劳工们默认《新济贫法》强加于他们身上，较高工资阶层的工人才被允许有选举权的规定之后才出现。宪章运动者为了阻止市场——这是人们之生活的基础——之磨盘运转的权利而奋斗。但是人们一直要到惊人的适应完成了才取得这个权利。在英国内外，从麦考利到米塞斯，从斯宾塞到萨姆纳，没有一个好斗的自由主义者不表达其信念：大众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威胁。
在劳工问题上的经验也重复出现在货币问题上。18世纪90年代的情况已经预示了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边沁首先认识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都会干扰到财产权：前者等于对商业征税，后者是对商业的干扰。[2]从那时候开始，劳工与货币、失业与通货膨胀在政治上都在同一个范畴之内。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年，英国新闻记者及改革者，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人——译者注）就一并公开抨击金本位制与《新济贫法》；李嘉图则以非常相似的说辞为这两者辩护，认为劳工与货币都是商品，而政府没有权力去干涉任何一方。反对建立金本位制的银行家，如伯明翰的阿特伍德（Atwood），发现他们与社会主义者，如欧文，站在同一边。而一个世纪之后，米塞斯重弹老调，认为劳工与货币不比市场上的其他商品更需要得到政府的关心。在18世纪，也就是成立联邦之前的美国，贬了值的货币就等于《斯皮纳姆兰法案》，也就是一种政府对大众扰攘所做的经济上会挫折锐气的让步。法国大革命及其发行的纸币（这种纸币是革命政府为偿付所征收之土地地价而发行的——译者注）显示出人民会摧毁货币，而且英国各邦的历史并不能有助于驱除人们的疑虑。伯克将美国的民主与货币上的麻烦视作同样的东西，而汉密尔顿（Hamilton，1757～1804年，美国独立革命元勋，主张联邦制——译者注）所担心的不只是党争，而且也担心通货膨胀。但是在19世纪的美国，当人民党员（populist，于1891年结合，主张保护农民政策之政党的党员——译者注）和美钞党（greenback party，于1874～1876年出现于美国的政治舞台，其主要参与者为美国西部与美国南部的农民，他们希望政府多发行钞票，使之贬值，以削减他们的债务——译者注）与华尔街巨子之争论还是地方性问题时，在欧洲，对通货膨胀政策之责难变成反对只在20世纪20年代存在的民主立法机关的引人注目的论辩，并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
货币的社会保护政策与货币的干预政策不仅是类似的问题，而且经常是本质相同的问题。自从金本位建立了以后，工资水平的上涨与直接的通货膨胀一样，都危及货币——两者都会使出口减少，并且终致压低汇率。这一干涉之两个基本形式之间的接触点，就成为20世纪20年代政治上的杠杆支点。关心货币安全的党派全力反对有威胁性的预算赤字，并且同样反对贬值的货币政策，因而他们像反对“信用膨胀”一样反对“岁入膨胀”，或者以更适当的说法来说，他们抨击社会负担与高工资，抨击工会与工党。他们关心的不是形式，而是实质，谁会怀疑无限制的失业救济金会像物价上涨时的低利率一样，造成预算的失衡并对兑换行市造成同样不利的后果呢？格莱斯顿使得预算成为英国的意识。对较弱小的国家而言，稳定之货币（的要求）将代替预算（平衡之要求）。但是结果是很相似的。不管是工资或社会服务（的费用）都必须遭到削减，不削减它们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从这个分析的观点来看，1931年的大不列颠的中央政府以适度的方式实现了与美国的新政同样的功能。这两者都是个别国家在巨大的转变中所做的适应调整。但是在英国的例子中，由于它有着不受复杂因素——如国内的纷争或者意识形态的改变——之干扰的长处，因而更清楚地显现出一些决定性的特色。
从1925年以后，英国货币的地位已经不稳固了。它回到金本位制的做法并没有伴随一个相对应的物价水平（它很明显地超出世界平均的物价水平）的调整。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这个由政府与英格兰银行、政党与工会共同推动之政策的荒谬性。第一个工党内阁（1924）的财政大臣斯诺登（P. Snowden）就是一个金本位迷——如果真有这样的人——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在（以金本位制）重建英镑时，他不是使他的党担负着工资下降的责任，就是使他的党走向失败。七年之后（1931），这两点都成了事实。到了1931年秋天，持续的不景气压力明显地反映在英镑上。1926年总罢工的失败确保了工资水平不再进一步上升，但这并不能遏止社会福利方面的财务负担的持续上升，尤其是经由无条件失业救济产生的负担。这时已经不需要银行家的“欺骗”（虽然是有着这种欺骗）来使国民感到需要在健全的货币、健全的预算与改善社会福利、货币的贬值——不管这种贬值是源于高工资和外销的萎缩，还是单纯由于赤字的开支——之间做一个选择。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削减社会福利与外汇行市衰退之间做一个选择。工党由于无法决定采取哪一种措施而下台了，削减社会福利违背了工会的政策，而放弃金本位制则有如亵渎神明，而保守党则削减社会福利，并最后停止金本位制。无条件的失业救济被取消了，一种（失业救济金申请者的）家计调查被引进了。与此同时，英国的政治传统经历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变。两党制中断了，而且并不急着去恢复它。二十年之后两党制的前景依然渺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出反对恢复两党制。英国取消金本位制而没有牺牲社会福利或国家自由，这已经是在迈向转变的途中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的改变伴随着的。不过后者的改变却不是永久性的，也因此并未将英国从危机中挽回。
在所有重要的欧洲国家中，一种相似的机制正在运作着，且有着同样的影响。在1923年的奥地利、1926年的比利时与法国，以及1931年的德国，工党都下台了，以便“挽救货币”。像塞佩尔（Seipel）、弗朗科克（Francqui）、普安卡雷（Poincare）或布吕宁（Brüning）等政治家都将工党从政府之中排除，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并且试图打破工会对工资调整的抗拒。危机的原因都归咎于货币，而调整的责任则都是固定膨胀的物价与不平衡的预算。这样一个简单化（的解决方案）很难恰当地面对着问题的多样性，这些问题几乎包含着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每一个问题，如外贸、农业与工业等问题。然而，当我们更仔细地考察那些问题时，下面这一点就变得更清楚：货币与预算的问题最后集中于雇主与被雇者之间这个未决的论题，而其余的人则游移于支持这个或那个领导群体之间。
1936年（法国）所谓的布卢姆实验（Blum experiment）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法国工党在不能禁止黄金出口的条件下执政。法国的新政根本不可能成功，因为政府在货币这个紧要问题上被缚住了手脚。这个例子是没有争论余地的，因为法国与英国一样，一旦工人变成无害的，中产阶级的政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放弃金本位制。这些例子显示出健全的货币这个基本条件在大众政策上的影响是如何无用。
美国的经验以另一个方式给我们同样的教训。若不放弃金本位制，新政是不可能推动的，尽管外汇（在新政中）是无关紧要的。在金本位制下，金融市场的领袖们在稳定的外汇与健全的国内信用的保护——这是政府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上必然受到信赖。银行组织因而居于一个可以干扰任何国内的经济领域内它们不喜欢的措施的地位，不管其理由是好的还是坏的。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在货币与信用方面政府必须采纳银行家的意见，他们是唯一知道每一种金融措施会不会使资本市场与兑换行市陷入困境的人。由于美国及时放弃金本位这个事实，社会保护主义并没有在这个例子中归于停滞。这一措施（放弃金本位）在实际上的利益是很少的（而且一如往常，美国政府所给的理由非常贫乏），把华尔街从政治上逐出是这一步骤的结果。金融市场被（经济的）恐慌支配着。华尔街在20世纪30年代的衰落将美国从欧洲大陆那样的社会灾难中拯救出来。
然而，只有在美国，由于其独立于世界贸易之外，以及其极端有力的货币形势，使得（放弃）金本位制只是国内政治上的问题。在其他国家，放弃金本位制无异于退出世界经济。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大不列颠，由于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是如此大，使它能为国际货币制度订下一些可以运作的模式，因而将金本位制的负荷大量地转移到别的国家。其他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与奥地利，没有一个具备那些条件。对它们来说，货币的崩溃意味着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中断，因而要牺牲依赖进口原料之工业，要解散就业所依赖的国外贸易，它们不能像大不列颠那样，对其承办商人强制实施（与货币贬值）相似程度之减值，因而避免了货币对黄金价值跌落的内在后果。
汇兑可以说是压低工资水平的极有效工具。在汇兑成为主要问题之前，工资的论题通常是升高问题表面下的紧张压力。但是那些无法强加于赚取工资者头上的市场法则，外汇机制可以最有效地实行。货币这个指示器使得所有干涉主义的工会政策加诸市场机制的不利影响变得很明显（市场机制的内在弱点，包括景气的循环，现在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事实上，没有比把社群中的劳动力视为虚拟商品这件荒谬的事情更能说明市场社会的乌托邦性质的了。罢工这种工业活动中的正常议价武器越来越经常被视为对社会有用之工作的任意干扰，同时也使社会的红利（工资最后是从这里得到的）减少。同情罢工是遭到怨恨的，而总罢工则被视为对社会生存的威胁。事实上，在重要的服务业与公共事业上的罢工是以国民作为人质，同时把他们卷入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机能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中。劳动是被（古典经济学理论）假定可以在市场上获得价格，除此以外建立的价格都是不经济的。只要劳工遵从其责任而行动，他就会如一种生产要素般供应商品“劳动力”，并且一贯地推论下去，这意味着劳工的主要义务是不断地罢工。没有再比这个命题更荒谬的了，然而这只是劳动商品论的逻辑推论而已。当然，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根源是劳动并不是真的商品，而且如果劳动力被留着不用只是为了要确定其正确的价格（就如所有其他的商品在供给增加时囤积居奇一样），社会将因缺乏维持生存的东西而瓦解。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讨论罢工问题时，极少（即使有）触及这一考虑。
让我们回到现实层面上：以罢工作为规定工资的方法，不只是对我们自己这种夸耀功利理性的社会，对任何种类的社会都是一种灾害。事实上，私有企业体制下的工人在其工作上没有安全的保障，这种状况严重地降低了他的身份地位。除了避免大量失业的威胁之外，工会的功能在维持大多数人的最低（生活）标准，这一点在道德上、文化上变成必需的。然而，很明显的是，任何对工人提供保护的干预措施必然干扰到自律性市场机制，且最后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力，而这种购买力提供工资给工人。
由于内在的必然性，干涉主义与货币这两个市场社会的根本问题再度出现了。它们成为20世纪20年代政治问题的中心。对这些问题，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干涉主义有相对立的不同解答。
经济自由主义以消除所有干预了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自由的干预主义政策的方式，企图重建市场制的自律性。在危急关头时，经济自由主义所做的就是去解决环绕着自由贸易、自由劳动力市场与自由运作金本位制这三个基本原则的世俗问题。事实上，经济自由主义成了重建世界贸易，去除所有可避免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以及重建稳定的外汇等大胆尝试的先锋队。最后一个的重要性高于其余两个。除非对货币的信心重新建立起来，否则市场机制无法运作。在这个例子中，要期望政府不会以它所能采取之所有手段来保护人民的生存是一种幻想。在道理上，那些手段主要是以关税和用来保障食物与就业的社会立法为主，也就是说，正是使自律性市场制度无法运作的干涉措施。
首先考虑去重建国际货币制度的另一个（更直接的）理由是，面对着市场解体与汇兑不稳定的局面，国际信用占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资本的流动（不包括和长期投资有关的）仅是用来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但即使就这种作用而言，也因经济的考虑而受到限制。只有在从商业理由上看起来值得信赖的情形下才给予信用。现在的情形正好反过来：债务因政治的理由（如赔款）而产生出来，贷款也因近乎政治的理由而给予，以便赔款能够支付。但是贷款也有因经济政策的理由而给予的，这是为了稳定世界物价或重建金本位制。信用机制被世界经济中相对健全的国家用来缩短它与世界经济中相对无组织的国家的差距，而不管生产与贸易的条件。许多国家借助一种被假定全能的国际信用机制，人为地达成国际支付、预算、汇兑的平衡。这一国际信用机制（之所以能运作）是基于回到稳定汇兑——回到金本位的同义语——的期望。在解体的经济体系中，一条具有惊人力量的橡皮筋有助于维持各国表面上的团结；但这条橡皮筋是否能承受得住这种压力，要视各国是否及时回归金本位制而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内瓦（即国际联盟——译者注）的成就是值得注意的。如果不是这个目标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以国际联盟对这个目标所做的努力是如此精干、持久和全心全意，应该是真正可以达到的。按照现状来看，没有干预在其后果上也许比国际联盟所做的结果更悲惨。正因为没有干预经常看起来几乎是成功的，它才大大地加重了最后失败的结果。在1923年（当时德国马克在数月之内崩溃）与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货币都与黄金有所联系，即金本位制）之间，国际联盟使用国际信用机制将东欧不完全稳定的经济的负担转移到西欧战胜国肩上，然后又自此转移到美国这个更宽广的肩膀上。[3]美国的景气衰退兴起于一般景气循环期之中，但当衰退来到时，由国际联盟与盎格鲁-撒克逊银行体制所创造的金融网把全世界的经济卷入可怕的大翻覆之中。
但是问题牵连的尚不止于此。在20世纪20年代，根据国际联盟的想法，社会组织的问题要完全迁就于货币重建的需要。通货紧缩是当时主要的需要，国内的各种制度要尽可能适应这个需要。即使是国内自由市场的重建与自由政体的重建也可以暂且延缓。以国际联盟黄金委员会（Gold Delegation）的话来说，通货紧缩未能“影响某些种类的商品与服务，因而不能重建一个稳定的新平衡”。政府必须干预，以便降低垄断物品的价格、降低已达成协议之工资，并削减租金。主张通货紧缩者的理想是有一个“强有力政府下的自由经济”；在这里“政府”一词意味着紧急的权力与公共自由的停止，“自由经济”意味着在实际上与字面相反，也就是说，由政府来调整物价与工资（虽然这种调整是为了重建交易之自由与国内自由市场这一明确的目的）。强调汇兑（之稳定）的首要性无异于意味着要牺牲自由市场与自由政体，后两者自由经济的两根支柱。因此国际联盟所代表的是目标上的改变，但是在方法上并没有改变：那些被国际联盟谴责的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政府将货币之稳定置于所得与就业的稳定之下，而那些实行由国际联盟推动的通货紧缩政策的政府也使用不少的干预手段，以便将所得与就业之稳定置于货币的稳定之下。1932年，国际联盟黄金委员会的报告宣称，由于汇兑回复到不稳定的状态，过去十年在货币上的努力的主要成就已经被一笔勾销。这个报告没有说明的是，在这个实行通货紧缩的徒劳无益的努力中，自由市场没有被重建起来，但是自由政体已经被牺牲掉了。经济自由主义者虽然在理论上一样反对干涉主义与通货膨胀政策，但是实际上在两者之间却有所选择，而把健全货币的理想置于非干涉之上（也就是比较反对通货膨胀政策——译者注）。他们这样做是遵循自律性经济的内在逻辑。然而这样的做法易于把危机扩大，它将巨大经济错乱无法承担的压力加诸金融问题之上，而且将许多国家的经济赤字累积到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残存的国际分工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关键的十年，经济自由主义顽固地施行通货紧缩政策、支持独裁的干涉主义，其结果只是决定性地削弱了民主主义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别的状态下是可以避开法西斯主义的灾难的。大不列颠与美国——它们是货币的主人而不是仆人——及时放弃金本位制而避开了这一个危险。
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先天倾向，这种倾向试图使自律性市场服膺于民主社会的方法，以超越自律性市场。这一解决方案对产业工人来说是极自然的，他们看不出有什么不直接调节生产的理由，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要把市场置于一个有用但从属于这个社会的地位。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只是使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人性关系的努力的延长，这在西欧历史中经常是跟基督教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从经济体系的观点来看，它是一种对晚近历史的激烈转变，在经济的范围内，它打破了私人金钱利得为生产活动的一般诱因的想法，并且不承认私人有处置主要生产工具之权利。终极而言，这就是社会主义政党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充满困难的原因，即使他们决心不干预财产制度。只是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决定去干预财产制度的可能性都会摧毁某种形态之信心的基础，这种形态的信心对自由经济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对于财产权之持续保有的绝对信心。虽然财产权的实际内涵可以用法律重新界定，但是其连续性的形式的保证对市场制度的运作是绝对必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两个影响到社会主义之地位的变化。第一个是市场制已被证实为不可信赖到几至全面崩溃的地步，这个缺陷即便是它的批评者也没有预料到；第二个是在俄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开始。虽然这一冒险的条件无法应用到西欧国家，但是苏俄的存在证明这是一个深刻的影响。诚然，苏俄是在缺少工业、受过教育的人民，以及民主主义的传统——按照西欧社会的想法这三者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下转向社会主义的。这些差异使苏俄的方法与解决问题的方案无法应用到其他地方，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欧洲大陆的工人政党一向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外观，而且它们所希望达成的任何改革当然都被怀疑是在替社会主义的目标服务。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一种疑虑是不合道理的；就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是致力于资本主义的改革，而不是企图以革命的方式将资本主义推翻。但是在紧急状况下，形势就不一样了。此时，如果正常的方法已经无能为力了，非常的方法就会被尝试，对工人政党来说，这样的方法就可能包括对财产权的漠视。在迫切危险的压力下，工人政党可能会孤注一掷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手段，或者至少在好斗的私人企业的支持者看起来是社会主义的手段。只要这种征兆存在，就足以将市场卷入混乱状态中，并且导致普遍的恐慌。
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雇主与雇工之间经常不变的利益冲突呈现一个不吉的特性。虽然在经济利益上的分歧通常都会以妥协的方式来终止，但是社会中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倾向于冲突而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雇主拥有工厂与矿区，因而直接对带动社会生产这一任务负责（这全然远离他们个人在利润上的利益）。大体上，他们会以所有努力取得的后援来维持产业的营运。另一方面，受雇者代表社会中一个很大的部门，他们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一致的。他们是唯一能保护消费者、国民、人类的利益的阶级，而且，在普遍选举权之下，他们的人数使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取得优势。然而，立法机构与工业一样，在社会中有其形式的功能要完成。它的成员受委任形成公共意志、督导公共政策及制订国内外的长期计划。没有一个复杂的社会能没有政治上的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群体利益的冲突所导致的产业机构或国家机构的瘫痪，不论是其中一者或两者，都会对社会形成直接的威胁。
然而，这正是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劳工在议会里坚守自己的立场，而他们的人数使他们举足轻重，资本家则在产业中筑起城堡，由此支配国家。大众团体则在商业上以毫不留情的干预来报复，不顾既有组织之产业的需要。产业首领们破坏人们对他们自由选出之统治者的忠诚，而民主主义团体则继续对抗每一个人生活所依赖的工业体系。最后，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有全面瘫痪之虞的那一刻将到来。恐惧会紧紧抓住人们，那些为摆脱这种困境提供简单方法（而不管最后的代价为何）的人将被推上领导地位。以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 Hadley，A. T.，Economics：An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ivate Property and Public Welfare，1896.
[2] J. Bentham在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第44页视通货膨胀为“强制性的节约”，第45页（脚注）则视之为“间接的税负”。又参见Principles of Civil Code，第15章 。
[3] Polanyi，K.，“Der Mechanismus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Der Osterreichische Volkswirt，1933（Suppt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