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之齿轮中的历史
如果有一个政治运动是因应于客观情势的需要，而不是偶然原因的结果，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可是，法西斯主义之解决方案的退化特性是很明显的。它提供一个面临制度停滞时的逃避，这种停滞本质上在大多数国家都一样。但是如果这个救济对策被尝试，将在各地产生致死的疾病。那是文明枯萎死亡的方式。
法西斯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所造成之困局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是一种以所有民主主义制度（产业领域的、政治领域的）之清除为代价的市场经济改革。面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因而得到生气，但另一方面人民本身受到一种企图使个体变质，并且使他不能作为群体中可以负责任的个体的再教育。[1]这一再教育（包含一个政治宗教之教义，这一教义否定所有形式之人类的手足关系的理念）是经由大规模心理转变之作为而达成的，这种大规模心理转变以拷问的科学方法强施于顽强的反抗者。
这样一种（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地球上的工业国家，甚至在若干只有些微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不能如当时的人那样归因于地域的原因、国民特有的心性，或者历史的背景。法西斯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很小的关系，一如跟《凡尔赛条约》、普鲁士容克军国主义，以及意大利气质只有很小的关系一样。这一运动出现在战败的国家，如保加利亚，也出现在战胜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出现在具有北方气质的国家，如芬兰与挪威，也出现在具有南方气质的国家，如意大利与西班牙；出现在雅利安人种的国家，如英国、爱尔兰或比利时，也出现在非雅利安人种的国家，如日本、匈牙利与巴勒斯坦；出现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如葡萄牙，也出现在新教国家，如荷兰；出现在尚武的社会，如普鲁士，也出现在尚文的社会，如奥地利；出现在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如法国，也出现在只有新文化的国家，如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事实上，一旦法西斯主义出现的条件具备了，没有一种背景——宗教的、文化的，或国家的传统——可以使一个国家免于遭受法西斯主义的侵袭。
更有甚者，在法西斯主义物质的与数字上的力量，以及其政治效率之间，也明显地没有任何关联。“运动”一词是一个误导，因为这蕴涵着大量的人某种方式的投入或个别的参与。如果法西斯主义有任何特征的话，就在于它独立于诸如此类的大众性的态度倾向。虽然（法西斯主义）通常也希望有大量的追随者，但其潜在力量并不是由于其信徒的数目，而是由于居高位者的影响力，这些居高位者与法西斯主义领导者们维持良好的关系，而且这些居高位者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能够在暴乱失败的后果中保护他们，因而避免了革命的危险。
一个国家在走向法西斯主义时会显现一些征候，在这些征候中，法西斯运动并不是必然的一个。这些重要的征候至少有非理性哲学、种族主义的审美观、反资本主义的煽动行为、非正统的流行观点、政党体制的批评、对“政权”（不管是否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最普遍蔑视等现象的扩散。在奥地利，斯潘（Othmar Spann）所谓的普遍主义哲学（universalist philosophy），在德国，斯蒂芬·乔治（Stephan George）的诗与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之宇宙进化论的浪漫主义（cosmogonic romanticism），在英国，劳伦斯（D. H. Lawrence）的性爱生机论（erotic vitalism），在法国，索雷尔（Georges Sorel）之政治神话的崇拜等都是法西斯主义各式各样的先驱。希特勒最后是以环绕着兴登堡总统的封建派阀取得政权的，一如墨索里尼与普里莫·德里韦拉（Primo de Rivera，1870～1930年，西班牙独裁者——译者注）是由其统治者分别地引进政府机关。虽然希特勒有一个广大的运动来支持他，墨索里尼只有小小的运动支持他，而普里莫·德里韦拉则没有运动支持他。以上没有一个反抗权力当局的实际的革命；法西斯主义者的策略经常是在当局的默许下安排一次虚假的暴动，使权力当局假装被武力淹没了。这就是一个复杂状况的赤裸裸的轮廓，构成这一复杂状况的是各式各样的人，如工业城底特律的天主教自由契约的煽动家，日本的武力阴谋者，落后的路易斯安那（Louisiana）的“企业巨子”，及乌克兰的反苏维埃的破坏活动者。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始终存在的政治可能性，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每一个工业社会中几乎同时发生的情绪反应。我们可以比称它为一个“运动”更恰当地称之为一个“趋向”，以指出这个危机那非个人的性质，这个危机的征候经常是含糊、暧昧不清的。人们通常不能从一个政治演说或一出戏剧中，不能从一篇布道证词或一场公共的示威游行中，不能从一种形而上学的或艺术的时尚中，不能从一首诗或是一个政党的计划中真正地看出它是不是法西斯。法西斯主义并没有一个可接受的标准，也没有因袭的教义。然而，它所有组织形式中一个最具重大意义的特征是其突然地出现，并且再突然地消失，然后又经过一段潜伏的不确定时期后，带着暴力突然地迸发出来。所有这些都与社会力量的状况相适应，这种社会力量根据客观形势而盛衰消长。
我们所简略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事态”只不过是法西斯主义轻易而全面地获胜的典型时机而已。突然地，劳工以及其他维护宪法所保障的自由的产业及政治组织都销声匿迹了。少数法西斯主义者的力量，就能将统御全国的民主政府、政党及工会排挤到一边。假使一般所谓“革命的情势”所意味的是所有社会力量在心理与道德上都已经瓦解，而且让一小群只有些许武装的暴徒就能袭击为“反动派”所据且原以为无法攻破的城堡的话，那么此时所谓的“法西斯情势”与此几乎完全相符。唯一的差别是在此时，被袭击的是民主与宪法所保障之人身自由等堡垒，而且他们反抗法西斯的力量几乎微不足道。1932年7月，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将自己防护在合法权力的壕沟内，但这个政府却因赫尔·冯·巴本（Herr von Papen）恫吓着要使用非宪法的暴力，而向他宣告投降。六个月之后，希特勒和平地为自己取得最高权位。从那时开始，他就立刻对魏玛共和政体以及其他合法之政党发动全面的攻击。假如我们错误地以为是这个（法西斯）运动的力量创造了这种情势，而不是这种情势的发展产生了这个（法西斯）运动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是忽视了过去十年中最突出的教训。
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在市场社会无法运转时脱颖而出的。因此它是世界性的，其范围也是全面性的，而且应用广泛。它的论点已经超出经济领域之外，并且产生了一个全面的转变，造成了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影响到人类所有的活动，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哲学、艺术，或宗教等，并且完全不跟地域的、局部的趋势相结合。除非我们能清楚区分潜在的法西斯动向，以及不同国家中这个动向所结合之各种短暂力量，否则我们无法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就有两股明显的力量。它们掩盖了色彩较淡但甚易辨别的法西斯主义。这两股力量就是反革命力量，以及修正的民族主义。直接造成这两股力量的起因就是《凡尔赛条约》及战后的革命。虽然这两股力量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只企图达成特殊的目标，但是人们经常误将这两者当作法西斯主义。
通常一个国家被暴烈干扰过，其政治钟摆向反面摆动时就会出现反革命的情况。这种动向，从英国建立共和政体之后，在欧洲已成为常态，而且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没有什么关联。到了20世纪20年代，许多这一类的反革命情势在欧洲发展出来，因为当时摧毁了十多个中欧与东欧王室的动乱部分是由于战败的余波，而不是民主的潮流。反革命的工作主要是属于政治性的，而且自然落在那些被夺权的阶级与团体头上，像皇室、贵族、教会、重工业，以及与它们有关的政党等。这一时期保守派与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联合与冲突，主要集中于这一反革命过程中法西斯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在此时，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进步倾向，其反对保守派的成分一如反对与其竞争的社会主义势力。然而，这并不排除法西斯党徒借向反动势力提供服务而在政治圈取得权力。相反的是，他们能取得政权，主要是他们攻击保守主义者无法禁止社会主义。保守派自然想要全面垄断反革命的荣耀，而且事实上在德国他们也一直这么做。他们剥夺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影响与力量，但是也不将之给予纳粹分子。同样，在奥地利，保守的基督教社会党也在1927年解除工人的武装，且未对“右倾的革命力量”做任何让步。即使是当法西斯参与反革命潮流时，保守派也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进而将法西斯主义打入冷宫。这发生于1929年的爱沙尼亚、1932年的芬兰，以及1934年的拉脱维亚。此时一些伪自由主义政权也粉碎了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像1922年的匈牙利及1926年的保加利亚。即使在意大利，虽然保守派未能重建工业界的工作纪律，但也未给法西斯主义者提供夺权的机会。
但此时在军事上的战败国之中，包括在“心理上”战败的意大利，国内的问题却日渐扩大。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有些措施确实订得过于苛刻。在这些问题之中，最严重的自然就是永久解除战败国的武装这一点。在当时所有国际法、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和平机构都必须依赖实力来维持的情况下，有些国家却被弄得全无武装，而且没有任何取代旧有和平体制的机构来保卫它们。我们最多只能把国际联盟看作一改良的均势制。但它在实际上却比不上以前的欧洲协调，因为在这时已经缺少一个权力分散的先决条件。早期各国的法西斯运动都是将自己置于为国家大事服务的地位。如果没有这种“捡来”的任务，法西斯主义是无法生存的。
然而，法西斯主义只是利用这些事件作垫脚石而已。它在其他时候却高唱和平主义及孤立主义的调子。在英国与美国，它与绥靖主义者联合。在奥地利的回乡运动者与各种天主教和平主义者合作。天主教法西斯主义者却反对民族主义。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1年），及参议员（1931～1935年）——译者注］不需要借与密西西比州或与得克萨斯州间的边界纠纷，就可以从巴吞鲁日（Baton Rouge，路易斯安那州首府——译者注）发动他的法西斯运动。在荷兰及挪威的法西斯运动却反对民族主义，激进到几乎可以视之为叛国。吉斯林［Vidkun Quisling，1887～1945年，挪威法西斯党领袖，德国占领时期（1941～1945年）的总理，战后以叛国罪被枪决——译者注］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法西斯主义者，但绝对不是一个爱国者。
在争夺政治权力时，法西斯主义者随时利用地方势力。它的目标超乎政治经济的架构之上——它是社会性的。它将一个政治宗教注入一个衰颓的社会中为之服务。在它崛起时，它尽量包容各种社会动力于其运动之内。但在它一旦得到胜利之后，却禁止大多数信念，除了一小撮极端特殊者。除非我们能仔细区分它在夺权过程中的半容忍状态，以及它在夺权后的真正零容忍度，否则我们无法了解革命期间法西斯运动的伪民族主义，以及在革命后发展出来的特殊的帝国主义式非民族主义。这两者之间有微妙而具决定性的区别。[2]
虽然保守主义者一般能成功地推动国内的反革命，但他们却很少能真正解决国内与国际的问题。譬如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生于1885年，1930～1932年出任德国总理，解散希特勒的暴徒，1934年离开德国——译者注）就认为到1940年时他已解决了德国的赔款及裁军问题。但是环绕在“兴登堡总统周围的一小撮党派”却将他逐出政府机构，并将权力给予纳粹党徒。他们主要就是不愿让他得到这个荣誉。[3]当然，他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还值得商榷。因为当时德国的地位问题，并不像布吕宁所说的只限于技术上的解除武装而已，还包括更重要的非军事化问题。此外，我们也不能低估纳粹群众的激进国家主义政府带给德国的外交力量。事后证明，德国如果不采取一个革命性的步骤，是无法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纳粹主义的主要意义也变得很明显，它将一个自由、平等的德国带上罪恶之途。在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能取得权力，就是因为它能利用难以解决的国内问题作为它们的起点。但是在法国与英国，由于其反对爱国主义，使得法西斯运动欲振乏力。只有在一些较小的且本质上有依赖性的国家，法西斯主义才能攫取反对对外屈从的精神，作为其政治本钱。
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只是在偶然的情形下，才与民族主义者及反革命的潮流结合。这实际上是若干起源不同的运动的共生关系。它们互相支持，并造成一个印象，使人们误以为它们完全一样，但是在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关联。
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担当的角色，实际上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也就是市场制的条件。
1917～1923年，有些国家的政府寻求法西斯主义者的帮助，以重建法律与秩序。这两者是市场运转的必要条件，且舍此之外，不需其他条件，法西斯主义此时尚不发达。
1924～1929年，当重建市场制已经看似不成问题时，法西斯主义已经全面丧失其政治力量。
1930年之后，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危机。在几年之内，法西斯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
1917年至1923年这第一个时期，只产生法西斯这个名称。此时一些欧洲国家，像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及匈牙利，都发生了农民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在其他国家，像意大利、德国及奥地利，则是由产业工人取得政权。到后来，反革命的势力得以在这些国家重建权力的平衡。在上述大多数国家中，农民转而反对城市工人。在有些国家，法西斯运动是由军人与士绅推动的，他们为农民树立表率。在另一些国家，像意大利，失业者及小资产阶级组成法西斯主义的队伍。在这些国家中，除了法律与秩序之外，没有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没有人提出激进的改革意见。换句话说，此时在这些国家没有出现任何法西斯革命的征兆。这些运动只是表面上看似法西斯运动。也就是说，这些运动只有在市民自己组织武装队伍，提出不负责任的政见，而且在官方的纵容下使用暴力等方面，才类似法西斯运动。法西斯的反民主哲学此时已经形成，但它仍不是一个政治力量。譬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十月革命，在列宁时代出任对外关系的负责人。到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逐出苏俄，1940年被一名随从刺杀——译者注）在1920年向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意大利的情形时，甚至没有提及法西斯主义，尽管法西斯主义者那时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还要再等上十年，并且在政府中据有一席之地以后，才发展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制度。
1924年前后，欧洲及美国正值经济高度繁荣期，并因而忽视了市场制是否健全的问题。资本主义已经宣告重建。除了在一些边缘地区，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全都被消灭。此时，第三国际宣称资本主义的统合已是事实。墨索里尼赞扬自由资本主义。除了英国之外，所有重要国家都在改进。美国享受一段传奇式的繁华，而欧洲大陆也相差无几。希特勒的暴动被敉平了。法国自鲁尔区（Ruhr，德国西部鲁尔河谷之矿业及工业区——译者注）撤出。德国奇迹般地重建了马克。道斯计划将政治从赔款问题中抽离出来。洛迦诺（Locarno，瑞士东南部一小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法在此签约以捐弃前嫌——译者注）已经伸手可及。德国已开始其繁盛的七年期。到了1926年底，金本位制又再度控制从莫斯科到里斯本之间的所有国家。
一直要到第三阶段，也就是1929年之后，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意义才变得明确。市场制的僵局已经变得很明显。直到那时，法西斯主义还只不过是意大利极权政府中的一个特色，此外它与传统的政党也没有什么区别。但现在法西斯主义却以能提出另一个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方案的姿态出现。德国在这个欧洲革命中起了带头作用。而各国法西斯党的结盟，也为它在争权夺利上注入了新动力，并迅速扩散到五大洲。历史处于社会变迁的齿轮中。
一个偶发但非意外的事件开启了国际经济制度的崩溃。华尔街股市的暴跌愈演愈烈。接着，英国决定取消金本位制。再过两年之后，美国也如法炮制。与此同时，国际裁军会议停止其会期。到了1934年，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这些象征性的事件，开启了全面改变世界组织的时代。三个强权国，日本、德国及意大利，群起反对国际现状，并破坏摇摇欲坠的国际和平机构。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实际组织已无法运作。创造金本位制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已经暂时将金本位制舍弃不用。在无法履行义务的借口下，各国否认其国外债务。资本市场及世界贸易逐渐缩小。世界政治与经济制度同时宣告瓦解。
在各国国内，这些改变也同样彻底。两党制被一党政府取代，有时则被中央（集权）政府取代。但是，集权国家此时在外表上仍然与民主国家极为相似。这一点就足以显示出民主政体下的自由讨论与决策，只具有表面上的重要性。苏俄在专制的形式下转向社会主义。在准备作战的国家中，像德国、日本与意大利等，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消失，即使在美国与英国，也多少是如此。成形中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社会主义政权及新政政权，都同样摒弃了自由放任的原则。
虽然历史是因外在事件而开启的，但各国却是依其漂流之方向所面临的冲击而反应。有些国家避免改变，另一些国家花费许多精力来应付改变，而其他国家则不予理会。此外，它们也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但从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些极端不同的解决方法，只不过代表着现有可以选择的可能途径而已。
此时想利用这些变动来抬高自己利益的国家是一群不满现状的强权。对它们来说，均势体系的消逝，即使是在较无力的国际联盟，也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德国此时急于加速破坏传统世界经济，因为传统经济仍为国际秩序提供了一个立足点。此外，德国还预期世界经济的瘫痪，使它能较其对手有先下手的机会。此时它有意削弱其与国际资本、商品及货币等体制的关系，以便能减少外在世界对它的控制，尤其当它觉得能抗拒国际政治义务时。它刻意培养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确定能取得为达到这个长远目标所需要的自由。它故意浪费黄金库存，并任意拒绝履行其义务，甚至勾销对其有利的国外贸易平衡，以便摧毁其国外信誉。它很容易就借此掩饰了它的真正意图，因为华尔街、伦敦或日内瓦都没有怀疑到纳粹们真正的目的是在期待着19世纪经济体制的解体。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及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都坚决相信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生于1877年，于1923～1930年及1934～1939年，两度出任德意志银行总裁，1944年被希特勒关到集中营，战后获释——译者注）终将在德国重建正统的经济体制。它此时的作为是在各种压力下运作，只要给它一些财务上的帮助，就会重回正途。像这样的错觉，一直到慕尼黑会议时，还普遍弥漫在唐宁街（Downing Street，英国首相官邸所在之街名——译者注）。因此，当德国因能适应传统制度的瓦解并在它的阴谋中得利时，英国却发现由于它继续依附这个传统而被严重地局限住了。
虽然英国曾暂时废弃金本位制，但它的经济及金融政策却仍然依照稳定汇兑及健全货币等原则来运作，因此，当它想重整军备时，就发现面临各种限制。德国的独立自主就是基于其军事及政治的考虑，而此二者则起因于它试图先行推动全面的改变。反之，英国的战略及其外交政策则受到它保守的财务措施的限制。有限战争的策略，反映出一个岛国商界的看法：它认为只要它的海军强大到足以保证原料供应，而其币值健全到能在七大洋通行，那英国就安全无虞。1933年，当希特勒已经掌权时，达夫·库珀（Duff Cooper，1890～1954年，英国保守派政治家，曾任海军大臣及驻法大使等职——译者注）这个顽固分子，仍为削减1932年陆军预算而辩护，认为它“是在面临国家破产的情形下所做的，这些当时是比拥有一支缺乏效率的作战部队更严重的危机”。三年后，哈利法克斯爵士（Lord Halifax，1881～1959年，英国政治家，曾于1926～1931年出任印度总督，1938～1940年任外相——译者注）仍认为可以用经济调整的手段取得和平，而对贸易不应有任何干扰，因为这会使得经济调整变得困难。就在慕尼黑的那一年，哈利法克斯与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年，曾任财务大臣，并于1937年出任首相，与希特勒签署出卖捷克的《慕尼黑协定》——译者注）仍在使用“银弹”及美国给德国的贷款来拟订英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等希特勒跨过卢比孔河（Rubicon，古代高卢与意大利之间的分界小溪，公元前49年，恺撒率军渡过此河，开始内战；此处意指义无反顾——译者注）并占领布拉格时，西蒙爵士仍在下院批准诺门将捷克黄金库存交给希特勒的议案。西蒙相信金本位制的完整性较其他任何政治因素都更为重要，实际上他的政治生涯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这个制度。现代人以为西蒙的措施只不过反映出绥靖主义政策。事实上，他是屈服于金本位的精神。它此时仍继续控制伦敦金融城一些领导人的想法，不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是如此。在战事爆发的那个星期，英国外务部在答复希特勒给张伯伦的一个口信时，仍使用传统上美国对德国的贷款，来拟订英国的政策。[4]英国在军事上的无准备状况，主要就是它依附金本位制的结果。
德国起初是沾了先下手为强的光。只要它在去除19世纪之陈旧制度上继续领先的话，它的优势地位就能保持下去。它破坏自由资本主义、金本位制及绝对主权等措施，只不过是它在采取攻势时所产生的意外结果。为了能适应它所冀求的孤立，以及准备其后作为奴隶贩子般向外侵略，它对这个巨大的转变设计出一些短暂的解决方案。
此时，德国的最大政治资本在于它能迫使世界其他国家组成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同盟。它使自己成为这个转变的主要受惠者，其方法则是带头去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些措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似乎得到所有有产阶级的无条件支持。在自由主义者及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肯定的经济阶级利益的决定论之下，希特勒必然会获胜。但“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单位而言，到最后却比“阶级”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苏俄的崛起与它在这个转变中所担当的角色有关。欧美各国从1917年到1929年，对破坏重建市场制的新秩序的恐惧，更甚于对布尔什维克。除非在一个全面信任的气氛下，市场经济无法运作。在其后的十年中，在苏俄的社会主义变为一个事实。它的农业集体化意味着须以合作社方式压制市场经济，尤其是在土地这个决定性的要素上。苏俄这个以往只不过是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温床，现在已经代表一个能取代市场经济的新制度了。
一般人没有注意到虽然那些布尔什维克追随者都是热忱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却倔强地拒绝“在苏俄建立社会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使他们排除在这一落后农业国家做共产主义式的尝试。除了1920年所谓“战时共产主义”这个意外的插曲，共产党领袖们仍坚信世界革命应该开始于工业化的西欧。对他们来说，隶属于某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根本就是矛盾的。而当它成为事实时，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追随者几乎立即加以排斥。但正是因为这个理论上的分歧，它成为一个令人惊异的成功例子。
若回顾过去1/4世纪的苏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苏俄革命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的革命。其一是包含了传统西欧的各种理想，其二则是形成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全新的发展。苏俄从1917年至1924年的革命，实际上是承续欧洲自英国共和政体及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系列政治动乱中的最后一个。大约在1930年开始的集体农场的革命，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改变世界的第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第一个苏俄革命破除了专制主义、封建土地制度以及种族压迫——这可以说是1789年理想（即法国大革命——译者注）的裔传。第二次革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看，第一个革命只是一个俄国国内的事件，它将西方长期的发展过程，移植到俄国的泥土上；而第二个革命则构成全面性世界转变的一部分。
在20世纪20年代时，俄国看似孤立于欧洲之外，并试图完成其自身的解脱，但在仔细分析之下，我们会否定这种表象。因为在这两次革命之间，迫使它采取这一步骤的因素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国际体制的失败。到了1924年时，“战时共产主义”已经被人遗忘，而且苏俄已经重建一个国内谷物的自由市场，并且同时由国家控制对外贸易及主要工业。它此时倾向于扩大其对外贸易，主要是外销谷物、木材、皮料及一些生化原料。但这些物品的价格，在全球贸易破坏之前的农业萧条期间，却急剧地跌落。由于苏俄无法依优惠关税条件发展其对外贸易，这限制了它对机械的进口，并因此无法发展出一套国家工业。这也就影响到城乡之间的交易，即所谓的“剪刀差”，并进而加强了农民对城市工人之统治的不满。因此，世界经济的瓦解，增加了苏俄为解决农业问题时一些权宜措施的压力，并加速集体农场的诞生。传统欧洲政治体制无法提供安全与保障，也在苏俄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因为这诱使各国整军备武，并增加已承受高度压力的工业的负担。由于缺少19世纪的均势制，以及因世界市场无法吸收苏俄的剩余农产品，迫使它勉强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在苏俄产生社会主义，乃是因市场经济无法为各国提供一条联系的途径。苏俄的自立自足，实际上是建立于资本主义的国际体制的失败上。
国际经济体制的失败，释放出历史的动力，但其轨迹则是由内在于市场社会的倾向所决定的。
[1] Polanyi，K.，“The Essence of Fascis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1935.
[2] Rauschning，H.，The Voice of Destruction，1940.
[3] Heymann，H.，Plan for Permanent Peace，1941，参考Bruning在1940年1月8日的信。
[4] British Blue Book，No. 74，Cmd. 6106，1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