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市场模式的演进”参考资料选辑
经济自由主义误以为，它的运作与方法是普遍进步法则的自然结果。为了使它们符合模式，存在于自我调节之市场背后的原则就被逆向投射到整个人类文明史。结果是，贸易、市场、金钱、城市生活与民族国家的真正性质与起源，都被扭曲到几乎无法辨识的地步。
（a）“以物易物与交易”的个人行为，仅偶尔出现于原始社会。
“以物易物本来是从未存在过。原始人不但不渴望以物易物，反而对它表示反感”（Buecher，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1904，p.109）。“譬如说，一支鲣鱼钓钩的价值不可能以食物来衡量，因为从来就没有人做过这种交易；蒂科皮亚（Tikopia）人会把它当作幻想。……每一种物品都适用于某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Firth，前引书，p.340）。
（b）贸易并非出现于社群内部，它是不同社群之间的外部事务。
“起初，商业是种族群落之间的交易，它从未发生于同一部落或社群的成员之间。就最古老的社会共同体而言，它是对外的现象，只以不同的部落为对象”（M. Weber，General Economic History，p.195）。“尽管显得有些怪异，从一开始，中古时代的商业不是在地区性交易的影响下形成的，而是在出口贸易的影响之下形成的”（Pirenne，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p.142）。“远途贸易是中古时代经济复苏的原因”（Pirenne，Medieval Cities，p.125）。
（c）贸易并不依赖市场；它起源于单向的运送，无论是借诸和平的或不和平的手段。
图恩瓦尔德确立了这个事实：贸易的最早形态，完全是从远方采收和携回物品。基本上，这是狩猎性质的远征行动。远征是否诉诸武力（如奴隶的猎取或海盗行径），主要要视它所遭遇到的抵抗而定（前引书，pp.145，146）。“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之间，也在北欧的海盗之间，海盗行为是海上贸易的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两种生意是齐头并进的”（Pirenne，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p.109）。
（d）市场的存在与否并非本质上的特征，地区市场并没有成长的趋势。
“没有市场的经济制度，并不必然因此而拥有其他共同的特征”（Thrunwald，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Vol.III，p.137）。在早期的市场中，“只有限定数量的特定物品才可以互相交换”（同上）。“原始时代的货币和交易，基本上是社会性的，而非经济性的。由于这项发现，图恩瓦尔德值得我们特别赞扬”（Loeb，“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 Early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p.153）。地区性市场的发展并非来自“武装的贸易”“无声的以物易物”或其他形态的对外贸易；贸易是从邻近居民为了有限目的，在某一聚会场所所维持的“和平”之中发展出来的。“地区性市场的目的，在于供应地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可以解释下列事项：每周市集一次；市场所吸引的范围非常有限；以及活动仅局限于小型的零售业”（Prienne，前引书，第四章 ，“Commerce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97）。甚至到了晚期，地区性市场也没有显示出成长的趋势，与商集（fairs）恰成对比：“市场供应地区性的需要，只有邻近的居民参加；它的商品是农产品和日常所需的加工品”（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1935，Vol.I. p.221）。地区性交易“一开始通常都是农民和从事家庭工业者的副业，并且一般都是季节性的活动……”（Weber，前引书，p.195）。“乍看之下，人们很容易认为，商人阶级是在农业人口之间逐步发展出来的。但是，此种说法并无凭据”（Pirenne，Medieval Cities，p.111）。
（e）分工并非起源于贸易或交易，而是起源于地理的、生物的及其他非经济性的事实。
“分工绝非如理性论者的学说所主张的，是经济复杂化的结果。它主要的起因，是性别与年龄在生理上的差异”（Thurnwald，Economics，p.212）。“几乎所有的分工都是男女之间的分工”（Herskovits，前引书，p.13）。另一种由于生物学上的事实而产生分工的方式，见诸不同种族群落的共同生活（symbiosis）状况。由于社会中“上阶层”的形成，“种族群落将变成职业性和社会性的群落”。“如此，一方面基于依赖阶级之献纳与劳役，另一方面基于领导阶层族长所拥有的分配权力，遂形成一个组织”（Thurnwald，Economics，p.86）。于此，我们看到了国家的起源之一（Thurnwald，Sozialpsychische Abläufe，p.387）。
（f）金钱并非一项决定性的因素；金钱的有无，并不必然造成经济类型在本质上的差异。
“使用金钱与没有使用金钱的部落，仅就这一点而言，在经济上只有极小的差异”（Loeb，前引书，p.154）。“如果某些部落使用金钱，它的功能也与它在我们的文明之中所发挥者大不相同。它一向就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它也从未变成价值的抽象表征”（Thurnwald，Economics，p.107）。以物易物的困难，在金钱的“发明”中并不扮演任何角色。“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恰与民族学的研究所得相反”（Leob，前引书，p.167，注6）。由于作为金钱的商品之特殊效用，以及其作为权力属性的象征性意义，我们不可能“从片面的理性论观点考虑经济上的拥有”（Thurnwald，Economics）。譬如说，金钱可能只用来支付薪酬和税捐（Thurnwald，前引书，p.108），或用来支付买妻的款项、给被杀家属的赔偿金（blood money）或罚款。“因此在国家尚未形成的阶段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例子，衡量物品的价值取决于习惯性的献纳之数额，领导人所拥有的地位，以及领导人与其各小区平民之间的具体关系”（Thurnwald，Economics，p.263）。
正如同市场，金钱主要是一种外部现象，它对社群的意义基本上是决定于贸易关系。“金钱的观念通常是从社群之外引进的”（Leob，前引书，p.156）。“金钱作为一项交易的普遍媒介，其功能系起源于对外贸易”（Weber，前引书，p.238）。
（g）对外贸易起初并不是个人之间的交易，而是群体之间的交易。
贸易是一种“团体的工作”；它所涉及的是“集体获得的物品”。它的起源在于“集体的贸易之旅”。“这类远征行动通常带有对外贸易的性质，集体原则即出现于远征行动的安排之中”（Thurnwald，前引书，p.145）。“在任何情况中，最古老的商业都是不同部落间的交易关系”（Weber，前引书，p.195）。中世纪的贸易明显地不是个人之间的交易。它是“某些城市之间的贸易，是社群之间或自治市镇之间（inter-communal or inter-municipal）的商业”（Ashley，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第一卷 “中古时代”，p.102）。
（h）在中古时代，乡村与贸易无缘。
“直到15世纪末，城镇都还是商业与企业唯一的中心，以至于一点点商业活动都无法进入不设防的乡村”（Pirenne，Econmic and Social History，p.169）。“对抗农村交易与农村手工业的斗争，至少延续达七八百年之久”（Heckscher，Mercantilism，1935，Vol.I，p.129）。“其手段随着‘民主政体’的发展而日益严酷……”“整个14世纪，定期的武装远征队被派往攻击邻近的所有村庄，而织布机和蒸洗布匹的木桶不是被砸烂就是被抢走”（Pirenne，前引书，p.211）。
（i）中古时代，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贸易向来就不是普遍而公平的。
城镇之间的贸易，意味着特定的某些或某群城市之间的优惠关系；譬如说，伦敦汉撒（Hanse of London）与条顿汉撒（Teutonic Hanse）的关系。支配这些城市之间的贸易原则，是互惠与报复。譬如说，如果有一笔借款未偿还，贷方城市的长官就会去找借方城市的长官，要求以公平的方式处理，正如后者之民众所冀求者，“并威胁说，如果借款不还，将对该城民众采取报复性的措施”（Ashley，前引书，第一卷 ，p.109）。
（j）国家的保护政策是前所未有的。
“在13世纪，为了经济目的而区分不同的国家，几乎没有必要；因为当时基督教界内社会交往的障碍，远比今日我们所遇到的为少”（Cunningham，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Vol. I，p.3）。直到15世纪，关税制度才出现于政治疆界上。“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各国政府有保护本国贸易使其免于外国竞争的些微欲望”（Pirenne，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p.92）。在任何行业中，“国际”交易都是自由的（Power and Postan，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k）重商主义迫使国界之内的城市和省份的贸易更为自由。
赫克舍《重商主义》第一卷 （1935）的标题是《作为一个统一力量之体系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as a Unifying System）。“凡将经济生活限制于特定地区，并且妨碍贸易在国界之内进行的事物”，都是重商主义所反对的（Heckscher，前引书，Vol. II，p.273）。“压制农村，抗拒外国城市的竞争——自治市镇这两方面的政策，都与国家的经济目标冲突”（同上，Vol.I，p.131）。“重商主义将地区性的商业行为扩大到全国领域，它因此而造成乡村的‘全国化’”（Pantlen，“Handel，”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Vol.VI，p.281）。“竞争经常是重商主义蓄意鼓吹的，这是为了借供需的自动调节将市场组织起来”（Heckscher）。第一位看出重商体系的自由化倾向的现代学者，是施莫勒（Schmoller，1884）。
（l）中世纪的调节系统是非常成功的。
“中世纪城市的政策，可能是古代世界衰落之后的西欧，首次根据一贯原则调节社会经济层面的尝试。这一尝试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成功。……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在它无法对抗的巅峰时期，情况也许如此；但就其持续的时间而言，与年深日久的城市政策相较，自由主义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小插曲”（Heckscher，前引书，p.139）。“他们借助由许多规律构成的系统获得这个成就。就其所欲达成的目的而言，这个体系可算是同类中的杰作。……城市经济恰与同时期的哥特式建筑相互辉映”（Pirenne，Medieval Cities，p.217）。
（m）重商主义将自治市镇的制度扩展到全国。
“结果是扩展到更广大地区的城市政策——一种建构于一个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市镇政策”（Heckscher，前引书，Vol.I，p.131）。
（n）重商主义，最成功的政策。
“重商主义创造了一个复杂精巧及满足需要的体系”（Buecher，前引书，p.159）。称尔贝尔的规章（Colbert’s Reglements）在为生产而生产的活动中，追求卓越的质量，它的成就是“惊人的”（Heckscher，前引书，Vol.I，p.166）。“全国性规模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政治集权的结果”（Buecher，前引书，p.157）。“劳工法规与劳工纪律的创造”，应归功于重商主义的调节体系；这套法规与程序，“远比中世纪城市政府狭隘的排他主义，在其道德与技术的限制之下所能创造的一切，都还要严格”（Brinkmann，“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in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Vol.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