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有关斯皮纳姆兰的文献
只有在自由资本主义年代开始与结束之时，才有人察觉斯皮纳姆兰的重要意义。当然，在1834年前后，经常有人提到“津贴制度”和“《济贫法》的恶政”；但这通常并未溯自1795年的斯皮纳姆兰，而是溯自1782年的《吉尔伯特法案》（Gilbert’s Act）。而斯皮纳姆兰制度的真正特质也没有为公众明确地体认。
甚至到今天，人们也还未认清它的特质。在一般人心目中，它只意味着毫无差别的贫民救济。事实上，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一个有系统的工资补助（aid-in-wages）办法。当代人仅片面认识到，此种措施与都铎法律的原则正面冲突；他们全然没有觉察到，它与逐渐出现的工资制度完全不兼容。至于其实际效果，一直到后来人们才注意到，它与1799～1800年的《反结社法案》（Anti-Combination Laws）结合，造成压低工资的效果，最后却变成雇主的补助。
古典经济学家从未停止探讨“津贴制度”的细节，正犹如他们对租金与货币的研究。他们将各种形式的津贴、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s）和“济贫法”混在一起讨论，并坚持将它们彻底废除。汤森、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不主张修正《济贫法》；他们所要求的是将它废除。只有边沁对这个课题有所研究，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比起其他问题，较不那么教条化。伯克和他都了解到皮特所未曾看到的：真正邪恶的原则，是工资补助。
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济贫法》都未曾研究。这个制度被认为是迎合穷人的梦想。但实际上，它却将他们的工资压低到生活所需的水平以下（在这一点上，一项特别的反工会法更与之推波助澜），并把公众的钱交给富人，以协助他们从穷人那里榨取更多的钱。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没有别的事情比揭发此种制度的伪人道主义更适合他们的学说。但在当时，《新济贫法》却成为敌人，并且一些宪章主义者（Chartists）倾向于将旧法理想化。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相信，如果资本主义要来，则《济贫法》的修改是必然的。因此，他们错过了最佳的争论焦点，以及斯皮纳姆兰可能对他们的理论体系的支持功用：如果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无从运作。
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大量取材于《济贫法报告》（Poor Law Report，1834）对斯皮纳姆兰的后果做了恐怖的描述。在她昂贵的小书中，她企图启发贫民，他们的悲惨境遇是无可避免的——她深深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有政治经济学法则的知识才能够使他们的命运成为可忍受的。斥资出版马蒂诺著作的古尔德和巴林家族（the Goulds and Barings），再也找不到如此真诚拥护他们的教义，而又大体来说知识渊博的作者了（Illustra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1831，Vol.III；亦见The Parish与The Hamlet in Poor Laws and Paupers，1834）。她以谦逊的心情写成的《三十年和平》（Thirty Years’ Peace，1816-1846），显示出更接近宪章主义者的立场，而非对其师承边沁的忆念（Vol.III，p.489 and Vol.IV，p.453）。她以这段意味深长的文字结束其年代记：“现在我们最好的头脑和心灵，都深深关切劳工权利这个重大问题。国外的例子给予我们深刻的警告。在只受到较轻微的惩罚，而还未完全毁灭的当前，我们不能忽视这个问题。难道我们找不到解决之道吗？解答也许就是下一阶段之英国历史的一项基本事实。到那时，我们会更清楚，已逝去的三十年和平所关切的，也许就在于为它铺路。”这是一个延期实现的预言。在英国历史的下一个时期，劳工问题已不复存在；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和另半个世纪之后，它果然变成“完全的毁灭”。比起20世纪40年代，我们在19世纪40年代显然更容易辨认出，问题的根源在于《济贫法改革法案》（Poor Law Reform Act）背后的一些原则。
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及其后，再没有一个哲学家或史学家留意有关斯皮纳姆兰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经济学。边沁主义的三位史学家中，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并未费心去探讨它的细节；哈勒维（Elie Halevy）是第一个认识《济贫法》在激进哲学史中之关键地位的，他对这个问题只有极其模糊的概念。至于戴西（Dicey）的说明，疏忽之处更是令人惊讶。他对法律和舆论之关系的无与伦比的分析，将“自由放任”和“集体主义”视为结构中的经与纬。至于其形态本身，他相信，系来自时代的工业与商业趋势，亦即来自塑造经济生活的制度。没有人比戴西更强调济贫主义在舆论中所扮演的显著地位，以及《济贫法》改革在整个功利主义的立法系统中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功利主义者在其立法架构中给予《济贫法》改革以无比的重要性，他仍然感到困惑；他相信企业的税率负担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熊彼特（Schumpeter）或米切尔（Mitchell）等一流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分析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时，从未谈及斯皮纳姆兰的情况。
汤因比的演说发表（1881）之后，工业革命成为经济史的一个课题；汤因比认为，托利社会主义（Tory Socialism）应为斯皮纳姆兰及其“富人保护穷人的原则”负责。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坎宁安也注意到同一个课题，于是它奇迹般复活了；但他的言论只是旷野中的呼声。虽然芒图（Mantoux）（1907）受益于坎宁安的巨著（1881），但是只将斯皮纳姆兰视为“另一个改革”，且不可思议地认为它有“驱使贫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效果（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438）。比尔（Beer）的著作是早期英国社会主义的纪念碑，但几乎不曾提到《济贫法》。
一直到哈蒙德夫妇（the Hammonds）（1911）察觉到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新文明景象，斯皮纳姆兰才重新被发掘。他们将它视为社会史，而非经济史的一部分。韦布夫妇（the Webbs）（1927）继续这项工作，讨论了斯皮纳姆兰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先决条件。并且，他们清楚认识到，自己是在探究我们这个时代社会问题的根源。
恩格斯、马克思、汤因比、坎宁安、芒图及比较晚近的哈蒙德夫妇诸人所代表的经济史研究方法，或可以称为制度论的取向；而克拉彭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反对它的论点。他拒绝将斯皮纳姆兰当作一个制度来处理，而只将它视为“农业组织”中的一个特征（卷一，第四章 ）。这种处理方式并不适当。因为，这个体系之所以崩溃，正是由于它扩展到了城市。同时，他将斯皮纳姆兰对税率的影响和工资问题分开，而以“国家的经济活动”来讨论前者。这种讨论方式是非常勉强的，并且他忘记从雇主阶级的观点来对斯皮纳姆兰做经济分析——雇主从低工资获得的利益绝不少于他们在地方税率上的损失。但克雷普汉对事实的忠实，弥补了他对这个制度的不当处理。他首先指出了“圈地战争”（war enclosures）对地区的影响（斯皮纳姆兰制度正是建立于这些地区之中），以及实质工资被它压低的实际程度。
只有在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人们才会始终记得斯皮纳姆兰与工资制度的完全不兼容。也只有他们才了解，广义而言，任何形态的劳工保护措施都蕴涵着斯皮纳姆兰的干涉主义原则。斯宾塞以“假工资”（make-wage）（在他的家乡，人们就是这样称呼津贴制度的）指责任何“集体主义”的措施；他毫无困难地将“集体主义”的罪名加诸学校教育、住宅的供应、休闲场所的提供等各方面。戴西在1913年总结他对《养老金法案》（Old Age Pensions Act，1908）的批评，说：“在本质上，它不过是户外贫民院的一种新形式。”他怀疑自由主义者是否有机会遂行其政策。“他们有些提议从来就未付诸实施；举例言之，院外救济从来就不曾废止。”如果这就是戴西的看法，也难怪米塞斯会认为，“只要有失业救济，就必然有人会失业”（Liberalisms，1927，p.74）；“救助失业者已被证明为毁灭的最有效武器之一”（Socialism，1927，p.484；Nationalökonomie，1940，p.742）。李普曼在其《好社会》（Good Society，1937）中试图否认自己与斯宾塞的关系，但他不过是反求诸米塞斯。李普曼和他都反映出自由主义者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保护主义的反动。无疑，当时的许多征候都使人想起斯皮纳姆兰。在奥地利，失业救济由破产的国库补助；在大不列颠，“广泛的失业救济”与“施舍”无从区别；在美国，WPA（工作计划局）和PWA（公共事业局）展开了工作；事实上，帝国化学企业（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的主管蒙德爵士（Sir Alfred Mond）于1926年曾枉然主张，英国雇主应该从失业基金领取补助，以“弥补”工资，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在失业问题上，正犹如在货币问题上，自由资本主义于其临死的阵痛中所面临的，是它一开始就存在而未解决的难题。
九 《济贫法》与劳动组织
对斯皮纳姆兰制广大的意涵，它的起源、影响及其突然中断的原因，尚没有人做过研究。下面是关于其中的几点讨论。
1. 在何种程度上，斯皮纳姆兰可以说是战时措施？
从严格的经济观点来看，我们很难如一向所认为的，把斯皮纳姆兰当作一个战时措施。当代人很少将工资的状况和战时的危急关联在一起。而就工资的显著提高而言，它早在战前就已经开始。阿瑟·杨1795年的《传阅信函》（Circular Letter）旨在讨论歉收对谷物价格的影响，他提出了这个问题（第四点）：“较诸前一个时期，农业劳工的薪资提高（如果有的话）多少？”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通信人并未替“前一个时期”指出明确的意义。各人所指的期间，从三年到五十年不等；列举如下：
3年……………………………………鲍伊斯（J. Boys），p.97
3～4………………………………年鲍伊斯，p.90
10年………………………………什罗普郡、密得塞斯郡，剑桥郡（Shropshire，Middlesex，Cambridgeshire）的报告
10～15年…………………………索塞克斯和汉普郡（Sussex and hampshire）
10～15年…………………………哈里斯（E. Harris）
20年………………………………鲍伊斯，p.86
30～40年…………………………毕特（William Pitt）
50年………………………………豪利特牧师（Rev. J. Howlett）
没有人将这段时间定为两年，即对法战争的期间，它始于1793年2月。事实上，甚至没有一个通信人提到这场战争。
顺便一提，坏收成和恶劣气候造成失业，因而导致贫民人口的增加。一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是：（1）地方的认捐，包括施舍和食物与燃料的免费或降价配给。（2）提供就业机会。工资通常不受影响；在1788～1799年类似的非常时期中，地方以低于正常工资的水平，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参见J. Harvey，“Worcestershire，” in Ann.of Agr.，v，XII，p.132，1789。亦见E. Holmes，“Cruckton，”同上，p.196）。
然而，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假设，战争至少对斯皮纳姆兰措施的采用有间接的影响。实际上，迅速扩张的市场体系有两个弱点因战争而恶化，这有助于形成采取斯皮纳姆兰措施的客观条件：（1）谷物价格波动的倾向；（2）暴动对价格波动的恶劣影响。我们很难期望自由化不久的谷物市场，承受战争的疲惫和封锁的威胁。同样，谷物市场也经不起经常性暴动所造成的恐慌，而在当时，暴动已呈现出重大的恶兆。在所谓调节系统之下，“有秩序的暴动”曾多少被中央当局视为地方匮乏的指标，认为应该宽大处理；而现在，当局宣称，它是匮乏的原因，危及整个小区的经济生活，也危及贫民自己。阿瑟·杨对“因食物昂贵而导致的暴动之后果”提出警告。汉娜·摩尔（Hannah More）也在教诲性诗篇《暴动，或，半条面包远胜一无所有》（The Riot，or，Half a loaf is better than no bread）——该诗配合“A Cobbler there was”的曲调——中传播类似的观点。她对家庭主妇的回答，以诗句重复阿瑟·杨在一段虚拟的对话中所表达的意思：“‘我们要静待饿死吗？’最肯定不过了，你们不会。——你们应该控诉；但控诉与行动所采取的方式，不应该使我们所看到的罪恶恶化。”他坚信，“如果我们可以免于暴动”，一点儿也不会有饥荒的危险。这种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谷物的供应极易受恐慌影响。再者，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更赋予了“有秩序的暴动”某种威胁性的意涵。害怕工资上涨诚然是斯皮纳姆兰的经济原因；但我们可以说，谈到战争，它的意涵是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而非经济性的。
2. 威廉·杨爵士和《定居法》的放宽。
《济贫法》的两个激烈措施开始于1795年：斯皮纳姆兰制和“教区农奴制”（pstish serfdom）的放宽。我们很难相信这只是巧合。就某种程度而言，它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正好相反。后者使劳工较可能离乡背井去寻找工作，前者则使他们比较没有必要这样做。以移民学的方便术语“推力”和“拉力”来说，这两种措施同时进行的结果是：虽然外地的“拉力”增加了，家乡的“推力”却也减弱了。于是，1662年定居法修正案所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危险，因斯皮纳姆兰制而趋于缓和。从《济贫法》的行政角度来看，这两种措施显然是“互补”的。因为放宽1662年法案所引起的危险，正好是该法案所欲避免的，亦即避免让贫民拥至“较好”的教区。如果没有斯皮纳姆兰制，这恐怕已成事实。当代人很少注意到这点关联；但只要我们记得，甚至1662年法案本身实际上也是未经公众讨论就通过的，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但阿瑟·杨爵士心中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两度同时支持这两个措施。在1795年，他主张修订《定居法》，但他也是1796年议案的推动者——根据该议案，斯皮纳姆兰原则被纳入法律。他曾在1788年倡议过这两种措施，但没有成功。他当时提议废止《定居法》的理由，几乎与1795年完全相同；而他同时又提出一项贫民救济措施，建议建立基准工资，其中2/3由雇主支付，1/3由地方税分担（Nicholson，History of the Poor Laws，Vol.II）。但是，要等到另一次歉收和对法战争，这些原则才被接受。
3. 都市高工资对乡村共同体的影响。
城市的“拉力”造成农村工资的上涨，同时也使乡村农业劳动力的储备日渐枯竭。在这两件有密切关联的灾难中，后者的影响更为深远。充分的劳动力储备攸关农业生产的荣枯，因为它在春季和10月时所需的人手远比冬季清淡的月份多。在一个有机结构的传统社会中，能否保有此种劳动力储备，不只是工资标准的问题，更关系决定贫民身份的制度环境。几乎在所有已知的社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法律上或习俗上的安排，使地主在人力需求的巅峰季节能够获得农村劳工以供支配运用。都市工资上涨为农村小区制造的难题就在这里——身份被契约取代了。
工业革命之前，乡村保有着重要的劳动力储备：家庭或农舍制造业使一名男子忙一整个冬天，同时把他和他的妻子留在乡村以备春秋两季农作之用。《定居法》实际上将贫民以农奴的身份束缚在教区，因而必须依赖地方的农场主维生。另外还有其他各种手段，如工作比率、宿舍分配或巡逻员制度，使《济贫法》能够让定居教区的劳动者变成柔顺的工人。在各种工厂的规约之下，一名贫民可能会受到厂方任意为之甚至是秘密的严酷惩罚。有时候，寻求救济的贫民会被逮捕，送进工厂，如果有权白天强行进入贫民住所的当局认为他“生活穷困，应该接受救济”（31 Geo. III c.78）。这类工厂的死亡率令人惊骇。此外，北部的佣农（hind）或边界居民（borderer）被迫随时下田工作，以实物为酬劳；五花八门的附属关系（dependencies）和专用农舍互相配合；贫民的土地契约朝不保夕——我们可以估计得出来，供农村雇主任意差遣的，柔顺劳工所构成的储备军有多庞大。因此，除工资问题外，还有维持足够的耕作劳动力储备军的问题。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可能有所不同。虽然斯皮纳姆兰制的出现与农场主对工资上涨的恐惧有密切关系，虽然农业萧条（1815年后）的最后数年造成津贴制度迅速扩展的可能是同一个原因，30年代初期的耕作小区之所以几乎一致坚持有必要维持津贴制度，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害怕工资上涨，而是他们担心可供使用的劳动力供应是否充足。在任何时候，他们从来就不曾完全免于此种顾虑，尤其是在一段出奇繁荣的漫长时间中（1792～1813年）——当时，谷物平均价格猛涨，远远超过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速度。在斯皮纳姆兰制的背后永恒不变的基本关切，并不是工资，而是劳动力供应。
既然工资上涨可以吸引更多的劳工，区别这两组动机而加以衡量，似乎有些别扭。但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有肯定的证据指出，在农场主心目中，这两个问题何者为最优先。
首先，有丰富的证据指出，即使是就定居教区的贫民而言，农场主也敌视任何一种教区外的工作机会，因为它使农事临时需要人手时较难找到工人。在1834年的调查报告中，有一名证人指责定居教区的贫民“去捕捉鲱鱼和鲭鱼，一周所赚的钱多达一镑，却把家人留给教区照顾。他们一回来，就会被关进牢里；但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还会再度外出寻找收入良好的工作……”（p.33）。这名证人抱怨说，这就是“春耕秋收之时，农场主时常找不到足够工人”的原因（Henry Stuart的报告，附录A，第一部 分，p.334A）。
其次，租借地的分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农场主一致承认，没有任何方法能像分给贫民一小块地那样，使他和他的家人免于救济的措施。但是，即使农场主因而负担地方税，他们也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租借地分配；因为，这会使定居教区的贫民比较不需依靠临时性的农事。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到1833年，农业小区仍一味赞成维持斯皮纳姆兰制，且引用《济贫法行政长官报告》中的若干说法：津贴制度意味着“廉价劳动力，迅速收割”（Power）。“如果没有津贴制度，农场主将不可能继续耕作土地”（Cowell）。“农场主希望他们的雇农由救济名簿支付薪资”（J. Mann）。“尤其是大农场主，我不认为他们希望它们（地方税）降低。只要地方税率保持不变，他们就一定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额外人手；一旦天下起雨来，他们也能够将他们全数遣回教区……”（一位农场主的证言）。教区会议委员（vestry persons）“反对任何使劳工不需仰赖教区济助的措施，因为教区济助可以将他留在教区界限之内，使他们在急需人手之时永远听从他们的使唤”。他们宣称，“高工资和自由工人会摧毁他们”（Pringle）。他们毫不考虑地反对一切授予贫民租地，以让他们获得独立的建议。小分田（plots）会使他们免于穷困，获得威严和自尊，也会使他们不需仰赖教区，而脱离农作企业所需的储备。马金迪（Majendie），一名租地分配措施的支持者，建议的小分田为1/4英亩；他认为，高于这个数目是不可实现的，因为“地主害怕劳工自立”。鲍尔（Power），另一位支持者，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农场主相当普遍地反对分配租地的提议。他们嫉恨此种削减其土地的做法；他们必须到更远的地方寻求肥料；他们反对提高劳工的自立能力。”奥基登（Okeden）则建议1/16英亩的分配地，他说，因为“农民花在这个面积土地上的时间，大约正好等于他们在农闲时花在家庭纺织工艺上的时间”。
如此，几乎已无怀疑的余地：从农业小区的观点来看，津贴制度的真正功能是在确保随时都有足够的定居贫民以备农忙之用。而斯皮纳姆兰制借此所制造出来的人口过剩的外观，其实只是假象。
4. 工业城镇的津贴制度。
斯皮纳姆兰制基本上是一种减轻农村贫困的措施。这并不表示，适用范围仅限于村庄，因为市镇（market town）也属于乡村。30年代初期，在典型的斯皮纳姆兰地区，多数城市都采用了真正的津贴制度。譬如说，从过剩人口的角度来看，赫里福德郡（Hereford）应属“优良”一类。此郡中六个提出报告的城市皆坦承采用斯皮纳姆兰措施（四个“确定”，四个“可能”）；而“不良”的萨塞克斯郡（Sussex），它的十二个提出报告的城市中，严格说来，有三个未实行斯皮纳姆兰措施，有九个实行。
北部和西北部工业城市的情况当然很不一样。直到1834年，工业城市依靠赈济的贫民数目仍远比乡村少；甚至在1795年前，制造业的接近大量增加了贫民的数目。在1789年，豪利特牧师（Rev. John Howlett）就曾具有说服力地指出：“一般认为，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制造业城市的贫民比率比单纯的教区高，这其实是错误的。事实正好相反。”（Annals of Agriculture，v，XI，p.6，1789.）
新兴工业城市的真实状况，很遗憾，我们还不很清楚。《济贫法》行政长官对斯皮纳姆兰措施扩展到制造业城市所造成的所谓迫切危险，似乎甚感困扰。虽然人们体认到“北部诸郡被它波及的程度最轻”，可是他们仍宣称，“即使是在城市，它也已根深蒂固”。实情并不支持这个看法。的确，在曼彻斯特或奥尔德姆（Oldham），健康而完全就业的人有时会得到救济。在普雷斯顿（Preston），地方税纳税人的会议上，“一名已经投靠教区”的贫民宣称，“他的工资已经从每周一镑被削减到每周十八先令”［享德森（Henderson）的报告］。索尔福德（Salford）、帕迪厄姆（Padiham）和阿尔弗斯顿（Ulverston）也被列为“定期”实行工资补助措施的市镇；如果是就织工和纺工而言，威根（Wigan）也一样。在诺丁汉（Nottingham），长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由于地方税所支付的工资补助，生产者仍然有利可图。而对普雷斯顿的情况提出报告的享德森，他的心灵已经洞见，这个邪恶的制度“正在偷偷混进来，企图保护私人利益”。根据《济贫法行政长官报告》，这个制度在城市较不普及，只“因为制造业资本家仅构成地方税纳税人的一小部分，因此他们在教区会议的影响力比乡村的农场主小”。
就短期而言，情况或许如此。但如果着眼于长期，工业雇主在这方面可能有数种理由，使他们反对实行普遍性的津贴制度。
其一为贫民劳动力的低效率。棉花业主要是采取计件工作（piece work）或包工（task work）的方式。而现在，甚至在农业方面，“素质极差而又没有效率的领取教区津贴者”工作情况极为糟糕，竟然“四五个人才相当于包工的一人”（Select Committee on Labourers’ Wages，H. of C. 4，VI，1824，p.4）。《济贫法行政长官报告》指出，计件工作也许可以采取斯皮纳姆兰方法，而不一定会破坏“制造业工人的效率”；如此，制造业者就可以“真正得到廉价的劳动力”。它的含义是，农业工人的低工资不一定就表示劳动力的廉价，因为工人的低效率会抵消劳动力的低价格。
第二个使企业家反对斯皮纳姆兰制的因素，是竞争者的威胁；因为竞争者可以在工资补助的措施之下，以相当低廉的工资从事生产，农场主在没有限制的市场出售商品，他们因此对此种威胁无动于衷；但都市的工厂主人则非常忧虑。《济贫法行政长官报告》辩称：“由于《济贫法》在埃塞克斯（Essex）的行政失误，麦克尔斯菲尔德（Macclesfield）的制造业者可能会发现自己被低价抛售和摧毁。”坎宁安认为，1834年法案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影响了《济贫法》行政的“全国化”；如此，它除去了市场全国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第三个反对斯皮纳姆兰制的理由，也是最受资本家重视的理由，是它使“一大群迟滞的多余劳动力”［雷德福（Redford）语］无法进入都市的劳动力市场。19世纪20年代末期，都市制造业者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多尔蒂（Doherty）的工会造成大规模的不安；这是欧文主义运动的开端，它所导致的罢工和休业，规模之大，为英国所未曾经历者。
因此，从长期看来，就雇主的立场而言，有三个理由使他们坚持反对斯皮纳姆兰制：它降低劳动生产率；它倾向在不同地区造成成本的差异；它促成乡村“劳动力的死水”（韦布语），因而有助于都市工人垄断劳动力市场。这三种情况都不会使个别的雇主，甚至地方的雇主团体太挂虑。为了确保利润，也为了与其他城市的制造业者竞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事实上对他们还颇有吸引力。但是，企业家，就一个整体的阶级而言，则持非常不同的观点；因为，长期看来，对个别雇主或雇主团体有利的，显然会危害到他们全体。事实上，正是由于津贴制度于30年代初期扩展到北部工业城市来，尽管是以一种缓和的方式，才使他们一致反对斯皮纳姆兰制，并造成一次全国性规模的改革运动。
证据显示，都市政策多少自觉地企图在城市建立一支工业人力储备军，主要是应付经济活动的剧烈变动。就这一点而言，城市和乡村并没有太大区别。正如同乡村当局宁可接受高税率，也不愿意选择高工资；都市当局也不愿意看到流浪的贫民迁回他们的定居之所。为了分享这支储备军，农村与都市雇主之间存在着某种竞争。只有在40年代中期惨苦而漫长的经济萧条期间，以税负为代价来维持劳动力储备军，才变成不切实际的做法。甚至在那个时候，农村与都市雇主仍然采取类似的做法：大规模地将贫民移出工业都市，而农村地主则使出“清扫乡村”的手段，两者的目的皆在于降低贫民的数目。
5. 城市对乡村的优势。
根据我们的假设，斯皮纳姆兰是保护农村小区，以对抗都市工资上涨所造成之威胁的措施。就景气的循环而言，这表示城市的地位优于乡村。至少有一个例子——1837～1845年经济萧条的时期可以说明此种情况。1847年的一项谨慎的统计调查显示，不景气是从西北部的工业城市开始的，然后蔓延到农业郡，而农业郡的复苏显然比工业城市开始得晚。数据显示，“首先是降临于制造业地区的压力，最晚才撤离农业地区”。在这份调查中，制造业地区以兰开夏郡（Lancashire）和约克郡（Yorkshire）西区为代表，人口约201000人［共584个济贫联合区（Poor Law Union）］；而农业地区则包括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诺福克郡（Norfolk）、萨福克郡、剑桥郡、巴克斯郡（Bucks）、赫特福德郡（Herts）、伯克郡（Berks）、威尔特郡（Wilts）和德文郡（Devon），人口约208000人（同样，共584个济贫联合区）。在制造业地区，情况的改善开始于1842年，贫民增加率从29.37%下降到16.72%；其后则明显递减，1843年为29.08%，1844年为15.26%，1845年更进而降为12.24%。与此恰成强烈对比的是，农业地区景气的回升到1845年才开始，其递减率为9.08%。在这两种情况中，《济贫法》的开支对人口数量的比率都有记录可查，后者更经过逐郡逐年的计算（J. T. Danson，“Condi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U. K.，1839-1847，” Journ. of Stat. Soc.，Vol.XI，p.101，1848）。
6. 乡村人口减少与人口过剩。
英国是欧洲唯一对城市和乡村的劳动力有统一管理制度的国家。各种法令，如1563年或1662年的法令，都同样地实施于农村和都市教区，而治安推事们公平地在全国执行法律。这应归功于乡村工业化甚早，而随后都市也接着工业化。因此，乡村与城市的劳动力结构，并没有像欧洲大陆所出现的那种管理上的差异。这更解释了，何以劳动力很容易从乡村流向城市，而又很容易回流。如此，英国避免了欧洲大陆人口学上最悲惨的两个特点：由于人口从村庄向城市迁移，乡村人口突然锐减；以及由于此种迁移过程无法逆转，使在城市找到工作的人从此离乡背井。逃离土地（Landflucht）一词，即指19世纪下半叶以降，中欧乡村急遽空竭的剧变，是当时农业小区的恐怖现象。相反，在英国我们看到人口像钟摆似的摆荡于都市与乡村的就业机会之间。仿佛大部分人口都处于一种游移不决的状态，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内迁移的动向如非全不可能，也极难追查。再者，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国家的城乡分布形态和它遍布全国的港口，使得人们可以说没有必要做长距离迁徙；而《济贫法》的施行之所以极易适应全国劳动力结构的需要，也变得很可以理解。乡村教区时常将院外救济金发给在邻近城市就业的流动贫民，或者将生活津贴送到他们的居住地；反之，制造业城市经常将救济金发给并未定居在城市的、滞留于教区的贫民。1841～1843年，都市当局所做的大规模撤离，只是一个例外。根据雷德福的研究，当时撤离北部19个制造业城市的12628名贫民中，只有1%定居于9个农业区。（如果以丹森1848年所挑选的9个“典型农业区”取代雷德福的那几个郡，其结果仅有极微小的不同，即由1%变成1.3%。）正如雷德福所指出的，长距离迁移的情况很少见，而乡村与制造业城市借助充分的救济方法，使大部分劳动力储备军都控制于雇主手中。难怪城市和乡村同时发生“人口过剩”的现象。实际上，在劳动力需求的高峰期，兰开夏郡的制造业主必须大批输入爱尔兰工人。农场主则强调，如果每个乡村贫民都被诱迁徙，他们在收割季节将无法支持下去。
关于贫民问题与《旧济贫法》的当代文献
Acland，Compulsory Savings Plans（1786）.
Anonymous，Considerations on Several Proposals Lately Made for the Better Maintenance of the Poor. With an Appendix（2nd ed.，1752）.
Nnonymous，A New Plan for the Better Maintenance of the Poor of England（1784）.
An Address to the Public，from the Philanthropic Society，instituted in 1788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s and the Reform of the Criminal Poor（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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