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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斯皮纳姆兰制与维也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具有高度启发性的社会与经济情况，促使作者着手研究斯皮纳姆兰制及其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
在该国的纯粹资本主义环境之中，一个社会主义的自治市建立起备受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的制度。自治市所推行的某些干涉主义政策，显然无法与市场经济的运作兼容。但纯粹经济学上的辩论，并无法完整地讨论这个基本上是社会的，而非经济的问题。
维也纳当时的主要情形如下。一战（1914～1918年）之后的十五年间，大部分时候，奥地利的失业保险大量依靠公共基金的补助，院外救济的范围遂无限扩大；租金强制限定于昔日水平的微小部分，而维也纳自治市在非营利的基础上建造了大批廉价公寓，并依靠税收提供所需资金。若非存在着一个成熟发展的工会运动（当然，它由扩大范围的失业救济得到有力的支持），虽然有工资补助，全面性的社会服务（尽管是适度的社会服务）实际上也可能造成工资的急剧下跌。
在经济上，这样一个体系当然是不正常的。租金被限制在无利可图的水平，与私人企业的既存体系格格不入，尤其是就建筑业的情况而言。同时，在最初的数年内，贫穷国家的社会保障干扰到了货币的稳定——通货膨胀论与干涉主义的政策业已携手并进。
最后，正如同在斯皮纳姆兰，维也纳受到由经济理论鼎力支持的政治力量的攻击，而终于屈服。1832年的英国和1934年的奥地利，政治动乱的目的是将劳动力市场从保护主义的干预之下解放出来。无论是地主的乡村或工人阶级的维也纳，都无法永久地与外界隔离。
然而，这两个实施干涉政策的时期显然有很大的不同。1795年，英国乡村必须设法避开经济进步——都市制造业的惊人进展——所引起的混乱；而1918年的维也纳工人阶级却必须因为战争、战败与工业界混乱导致的经济衰退而受保护。终于，斯皮纳姆兰制导致劳动力结构的危机。这项危机却又开启了繁荣的新纪元之路。而奥地利家乡防卫战（Heimwehr）的胜利，却成为国家与社会体系全面崩溃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干预形态在文化与道德上的影响有巨大差异：斯皮纳姆兰企图阻止市场经济的来临；而维也纳则试图完全超越此种经济形态。斯皮纳姆兰对一般平民造成真正的灾祸，维也纳却造成一次西方历史上最可观的文化胜利。1795年造成工人阶级的空前堕落，使他们无法获得工业劳工的新地位。1918年则在一个高度发展的劳工阶级身上，在道德和智识方面都造成史无前例的高升。维也纳制度保护他们免于严重的经济混乱可能带来的堕落，并使他们达到一个任何工业社会的人民大众从未超越的水平。
很明显，这乃是由于社会的层面，而非经济的层面。但传统的经济学家对干涉主义的经济学是否有正确的了解呢？事实上，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维也纳的制度是另一个“《济贫法》的恶政”，是另一种“津贴制度”，需要古典经济学家予以大力芟除。但是，这些思想家是不是被斯皮纳姆兰制所造成的持久现象误导了呢？对于未来，他们经常是正确的，而他们深刻的洞见也有助于促成这样的未来；但关于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的理解却完全错误。现代的研究已经证明，他们在正确的判断上所获得的声誉是不当的。马尔萨斯完全误解了他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他人口过剩的警告真正对新娘们产生影响，马歇尔说，这“恐怕会立即击毙经济进步”。李嘉图对货币论战与英国银行地位的叙述是错误的，并且也没有掌握货币贬值的真正原因——今天我们知道，它基本上是由于政治付款和转移上的困难。如果他在金银报告（Bullion Report）中的建议被采纳了，英国恐怕已经输掉对拿破仑的战争，而“帝国今天也不会存在”了。
如此，维也纳的经验和它与斯皮纳姆兰制的相似之处，使有些人重新重视古典经济学家，也使另一些人转而怀疑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