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迪斯雷里的“两个国家”和有色人种问题
若干学者坚持，殖民地问题与早期资本主义的问题相似。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未贯彻这个类比，勾画出他们自己时代被瓦解、羞辱的国民之面貌，从而阐明一个世纪前英国贫民阶层的处境。
这两者之间明显的类似性之所以被忽略，乃由于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偏见深信不疑；它过分专注于本质上非经济性之过程的经济层面。今天某些殖民地区种族的堕落和一个世纪前劳动人民类似的非人化，在本质上都不是经济性的。
（a）毁灭性的文化接触基本上并非经济现象。
梅尔（L. P. Mair）指出，大多数的土著社会今天正在经历一个快速的、强迫性的变质过程，只有革命的剧烈改变堪与并论。尽管侵略者的动机无疑是经济的，而原始社会的崩溃常常也确实由经济体制的破坏引起，但一项明显的事实是，土著文化无法消化新的经济制度，于是在没有其他任何一贯的价值系统取代它的情况下，这个土著文化瓦解了。
西方制度所包括的第一个破坏性趋势，是“广大地区的和平”；它粉碎了“氏族生活、族长权威、年轻人的军事训练；它几乎禁止氏族或部落的迁移”（Thurnwald，Black and White in East Africa；The Fabric of a New Civilizaion，1935，p.394）。“战争一定曾给予土著的生活以敏锐，而遗憾的是，在这段和平的岁月里，它已不复存在……”战斗的消除使人口减少，因为战争的伤亡很有限，但没有战争意味着充满生命力的习俗与仪式的失落，以及村庄生活腐败的沉闷与冷漠（F. E. Williams，Depopulation of the Suan District，1933，“Anthropology” Report，No. 13，p.43）。土著在其传统文化环境中的“健壮、活泼、兴奋的生命”（Goldenweiser，Loose Ends，p.99），可与此相较。
用戈登魏泽（Goldenweiser）的话来说，真正的危险是“夹在中间的文化”的危险（Goldenweiser，Anthropology，1937，p.429）。关于这一点，学者间的意见实际上是一致的。“古老的习俗正在衰败中，可是又缺乏新的指导方针”（Thurnwald，前引书，p.111）。“维持一个储积货物被认为反社会行为的社群，并将它与当代的白人文化融合，等于是企图调和两个毫不相容的制度体系”（M. Mead，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n Indian Tribe，1932，Wissel所写的导论）。“迁入的文化传人（culture-bearers）也许能成功地消灭原住民的文化，但他们无法消灭或同化其传人。”（Pitt-Rivers，“The Effect on Native Races of Contact with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Man，Vol. XXVII，1927）或者用莱塞（Lesser）讨论另一群工业文明的受害人时的尖锐措辞来说：“波尼人从文化成熟期被迫退化成处于文化幼稚期的白人”（The Pawnee Ghost Dance Hand Game，p.44）。
此种虽生犹死的情况，原因并不在经济剥削。依照公认的意义，剥削意味着经济关系中某一方牺牲另一方，以获取利益。但它确与土地所有权、战争和婚姻等的经济条件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而上述每一个因素，都会影响到各式各样的习惯、风俗和传统。当金钱经济强行进入西非人口稀少的地区，使“土著无法购买食物来取代未栽植的食物”的，并不是工资的不足，“因为别人也都没有过剩的食物可卖给他们”（Mair，An Af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34，p.5）。他们的制度蕴涵着一个不同的价值等级；他们节俭，而同时又是非市场取向的。“当市场上的商品大量匮乏时，他们会要求与供应过剩时相同的价钱；而为了购物时节省一点小钱，他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跋山涉水，到远方采购”（Mary H. Kingsley，West African Studies，p.339）。工资上升时常会导致旷工。据说，当工资每日50分（centavo）时，特万特佩克（Tehuantepec）的萨波特克（Zapotec）印第安人的工作量为每日工资25分时的一半。这个矛盾现象，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也很普遍。
对我们来说，人口成长率的经济指标并不比工资有用。戈登魏泽证实了里弗斯在美拉尼西亚所做的有名的观察：文化贫乏的土著会“无聊而死”。威廉姆斯本人是一名服务于该地区的传教士，他说，“心理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是很可以理解的。“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显著的安逸悠闲会导致土著的死亡。”“限制土著往昔的兴趣与活动，对他们的生命力似乎是一个致命伤。结果是，土著的抵抗力受到伤害，他们很容易为各种疾病所侵袭”（F. E. Williams，前引书，p.43）。这与经济匮乏的压力无关。“因此，极高的自然繁殖率可能是文化活力的征候，也可能是文化衰退的征候”（Frank Lorimer，Observations on the Trend of Indi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p.11）。
只有社会手段，诸如恢复部落的土地所有权，或将社群从资本主义市场的影响中隔离出来，才能阻遏文化的衰退，而这是无法以生活的经济标准衡量的。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于1942年指出：“使印第安人与他的土地分离，是致命的一击。”1887年的《全面分配法案》（General Allotment Act）将印度安人的土地“个人化”；文化解体的结果是，他们丧失了约3/4的土地，相当于9000万英亩。1934年的《印第安重整法案》（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恢复了部落的保有地，并恢复其文化的活力，从而挽救了印第安社群。
同样的故事已发生在非洲。各种形式的土地保有权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因为，社会组织大多即直接以此为基础。表面上的经济冲突，如重税、高租金和低工资，几乎都是迫使土著放弃其传统文化之压力的伪装；如此，他们被迫适应市场经济，亦即为工资而工作，并在市场采购货物。就在这种过程之中，有些土著部落，如卡菲尔人（Kaffirs）和迁移到城市的族群，丧失了他们祖先的德行，变成萎靡不振的群众，包括游荡者、盗贼和妓女（一种他们前所未知的事物）恰似1795～1834年英国贫穷的人群。
（b）在早期资本主义之下，工人阶级的人性堕落，是无法以经济学语言衡量的社会剧变的结果。
欧文早在1816年就认为他的工人“无论得到多少工资，必然有许多人都是不知羞耻的……”（To the British Master Manufacturers，p.146）。我们应该记得，亚当·斯密预料，脱离土地的劳工会完全失去智识上的兴趣。而麦克法兰（M’Farlane）预料，“一般大众对书写和计算的知识，会逐日减少”（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1782，pp.249-50）。一代人之后，欧文将劳工的堕落归咎于“幼年缺乏照顾”和“工作过量”，因而认为他们“由于无知，即使能得到高工资，也无能妥善运用”。他本人付给他们低工资，同时为他们创造一个人工化的全新文化环境，以提高他们的地位。群众的败德，大体上与令有色种族解体的文化接触所造成的堕落现象相同：游手好闲、卖淫、盗窃、不知节俭、懒惰、劳动生产率低、缺乏自尊与活力。市场经济的扩展，破坏了农村社会的传统结构、乡村小区、家庭、昔日的土地保有权形态，以及文化架构中滋养人生的习俗与规范。斯皮纳姆兰制所提供的保护，只有使事情更糟。在19世纪30年代，平民面临的社会灾难和今日卡菲尔人一样的彻底。杰出的黑人社会学家查尔斯·S.约翰逊（Charles S. Johnson），是唯一将种族变质与阶级堕落的模拟关系颠倒过来的人；这一次，他的比较是为了说明阶级堕落：“在工业革命比欧洲其他国家都还要进步的英国，激烈的经济变革所引发的社会混乱使穷人家孩子变成‘碎片’，一如后来非洲奴隶的下场。……当时为童奴制度所提出的辩解，也几乎和为奴隶买卖所做的辩解相同”（“Race Rela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E. Thompson，Race Relations and the Race Problem，1939，p.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