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思想史》作者：[英]彼得·沃森/译者：张凤+杨阳
原作名：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副标题：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内容简介：
★ 《思想史》作者全面解读20世纪，又一部拒绝简化的思想全史
★ 独树一帜的著史笔法，梳理现代人类境况的观念脉络
★ 20世纪为何如此与众不同，除了战争和政治我们还有什么
★ 写尽百年非凡的智力冒险，思想才是人类面向未来的希望
★ 无删节全译本，理解20世纪的思想，就是 理解今天的人类
一己之力完成的百科全书，涵盖了20世纪所有思想的历史。
——丹尼尔·贝尔，哈佛社会学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意识形态的终结》作者
这是一部关于20世纪思想的鸿篇巨制，展现出作者海量的惊人胃口和百科全书式的博闻广识……沃森有着提纲挈领的本领，又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通识作家。
——弗兰克·麦克林恩，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著有广受好评的《拿破仑传》和《荣格传》
囊括了无穷无尽的鲜活故事和天才思想，闪耀着20世纪无数发现的激动之情。彼得·沃森以精准、优雅的笔锋记录下几乎所有学科中重要思想家的闪光之处。正式通过他的笔触，考古学、历史和经济学变得如诗歌、音乐和天体理论一般美妙动人。沃森旺盛的求知欲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他穷尽一切的胃口一定会感染读者，促使他们追寻更多的知识。
——《泰晤士报》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呈现出那些令20世纪翻天覆地的思想家和行动家……本书不仅涉猎广泛，而且沃森高超的叙事技巧也是值得表扬，他总是能够让这个庞大的故事顺畅运行，从不会让其中的精彩和亮点从他的笔尖滑落。。
——《文学评论》
这是一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接续《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的线索，纵览风云变幻的20世纪，拨开战争和政治的迷雾，从思想入手理解这一百年人类的智力成就。
20世纪既是人类的多事之秋，也是思想进步的辉煌世纪。在这个世纪，全人类在奴役、对峙、战争和解放的裹挟中曲折前进、求同存异，我们也在各大学科中取得了微观粒子、基因结构、现代主义等重大发现。彼得·沃森用精准和优美的叙述笔法，将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思想发展娓娓道来，帮助21世纪的读者理解我们如何抵达当今的世界，未来又会去向何方。
这是一部用思想写成的20世纪通史，书中的主角不再是世界大战和政治博弈，但它将包含战争的思想后果、冷战时期的科学竞赛、去殖民化浪潮的余波等仍旧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精神财富，它们将会是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理解人类自身的关键所在。
作者简介：
彼得·沃森
（Peter Watson，1943— ）
英国思想史学者，曾任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社会》杂志副主编，为《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观察家》等报纸撰写过专栏，以拒绝简化的恢宏思想史作品闻名于西方世界，著有《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德国天才》、《大分离：新旧大陆分道扬镳的历史》等。
***
目录
CONTENTS
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上册）
献给无名的编辑
推荐语
中文版序 新无知时代？
序言
导言 思想规律进化论
第一部 从弗洛伊德到维特根斯坦：伊始的意义
1 打破宁静
2 思想驿站
3 达尔文的黑暗心灵
4 现代主义的少女
5 美国的实用主义智慧
6 E=mc2，∩/≡/v+C7H38O43
7 血之阶梯
8 火山爆发
9 反击
第二部 从斯宾格勒到《动物农场》：文明及其缺憾
10 日蚀
11 贪婪的荒原
12 巴比特的米德尔敦
13 英雄的黄昏
14 进化之进化
15 物理学的黄金年代
16 文明及其缺憾
17 思想浩劫
18 无用的慰藉
19 希特勒的礼物
20 巨人
21 无路可退
22 八月之光
第三部 从萨特到宁静之海：人类新境况与伟大社会
23 战后零年的巴黎
24 女儿与情人
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下册）
25 人类新境况
26 经典的裂隙
27 自然科学的力量
28 心智的祛魅
29 转向曼哈顿
30 伟大社会中的平等、自由与正义
31 长时段
32 天与地
第四部 从反主流文化到科索沃：由本然观之，由各处观之
33 新感性
34 遗传学一览
35 法国专辑
36 发财与行善
37 压制的代价
38 地方性知识
39 “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
40 帝国的回音
41 文化战争
42 深层秩序
结语 实证时代
注释
献给无名的编辑
献给本书涉及的所有“伟大著作”
的默默无名的编辑们
推荐语
……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传道书》
历史让人明白，
人类事务永无定论；
静态的完美和终极的智慧
均不可企及。
——伯特兰·罗素
把不同的红酒混在一起也许糟糕，但新旧智慧的混合堪称绝妙。
——贝尔托·布莱希特
一切都变了，那样彻底，
一种惊骇之美已经诞生。
——W. B.叶芝
中文版序 新无知时代？
本书出版小史
在为本书英国版物色书名时，我的第一个灵感源泉是英/美大诗人W. H.奥登。奥登和我是老乡，我们都来自英国的伯明翰。伯明翰是这个国家的工业腹地，一座不甚可爱的城市，如果说它有什么显赫的时刻，那么我们可以说，原子弹的理论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由两位移民至此的德国犹太物理学家，在这座城市绿草如茵的大学区推演出来的。于我而言，无论在曾经还是时至今日，奥登的诗歌都是20世纪人类创造力的缩影。他的成长环境促使他关注工业化的英国（以及其他地方）不断腐坏的面貌。对科学和精神分析的盎然兴趣也为他的诗歌带来了风格独具的语汇：散发着现实气息的当代场景、支离破碎的句法结构、如同现代艺术般刻意堆砌的冲突意象，最后以几近日常俚语的措辞收尾。也许正因如此，到最后我也没能在他的诗句中找出能够浓缩整个20世纪、能够引人共鸣的警句。
接下来，我尝试了同样是英/美诗人的T.S.艾略特的史诗《荒原》。这首诗歌的标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总结了现代人类的处境。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偏颇的视角。艾略特更辉煌（对我个人来说）的诗作《圣灰星期三》（1930）包含如下诗句：“我不再希冀求知/实证时刻的孱弱荣耀。”我玩味过“孱弱荣耀”这一精彩的搭配，考虑过拿它作书名会怎样。我明白艾略特的所指，也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引起人们的共情。我也考虑过，也许“实证时刻”的书名也可以成立，因为20世纪是科学的胜利，也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胜利。
但是这样的书名也许太过正面了。20世纪确实在诸多方面大获全胜，但在其他方面也承受了难以化解的灾难，中国的读者对此想必体会颇深。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我采用了爱尔兰大诗人W. B.叶芝的诗句“惊骇之美”作为英文书名。叶芝写了57年诗歌，与此同时，他也在政治上非常活跃（1899年的警方报告称他“多少算是个反动派”），不仅在爱尔兰当过参议员，而且诗作中也不时显现出他对政治的关切。这一姿态的集大成之作便是《1916年复活节》，一首歌颂失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革命的诗作，其中包含如下诗句：
一切都变了，那样彻底，
一种惊骇之美已经诞生。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两句诗便是整个20世纪的墓志铭。“惊骇之美”（A Terrible Beauty）也就成了本书英国版的书名。
在这样一个如斯丰富、如斯矛盾的世纪里，我们几乎可以从任何一条路径理解它。在艺术领域，20世纪所经历的艺术运动要比文艺复兴还丰富，而其中有许多遭到了国家或团体的诋毁和封禁。在医学领域，20世纪在医疗手段上取得了璀璨的进步，却也见证了许多医生的道德滑坡。物理学可能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冒险，然而它所取得的成就和招致的灾难都令我们难以忘怀。我们在政治领域突飞猛进，而相应的法律系统常常连亦步亦趋都难以做到。地质学和地理学的新发现本该提请我们注意环境的脆弱，但是就算它发出过这样的呼声，也已经被政客下了封口令。美国人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却无法（也有人觉得是不愿）阻止屠杀在他们学校教室中不断重演。谁敢斩钉截铁地说，2000年的世界就一定好过1900年呢？
对我来说，20世纪的多元视角可以从另一件跟我个人有关的小事中反映出来，那就是本书的美国版并不叫“惊骇之美”。我的美国出版方虽然也喜欢这本书（此外，它也获得了业界好评，并且销售业绩喜人），但他们认为英国版的标题并不能引起美国读者的共鸣。虽然叶芝是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虽然美国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习俗比英国更为普遍，但是我的纽约出版方还是认为，在大西洋的西海岸，叶芝的这首诗作以及“惊骇之美”并不能取得同样的效果。
所以，美国版的书名叫作“现代思想”（The Modern Mind）。这是因为美国有着更显明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更朴实的文字审美。此外，美国人看待思想的基准点也较少历史思维，对历史上伟大的古典时代较为冷漠，对起源于亚洲和中东，然后在欧洲繁荣的人类文明也不太上心。尽管美国人也可以自豪地宣称，20世纪是属于美国人的世纪，这个国家的自我定位更倾向于展望未来，而不是回溯过去。
中国，在我看来，又与英美两国完全不同，实际上与整个欧洲都判然有别。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过去，不过近几十年来，它又一改过去的封闭，向整个世界敞开了胸怀，如今正跻身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行列，并将目光投向未来。实际上，20世纪发生的一切，以及它所孕育的现代思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变革。也正因如此，我与编辑决定将“The Modern Mind”定为中文版的原书名，并将中文书名定为《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确切地说，这本《20世纪思想史》是一部剥离了政治的20世纪历史。（说实话，我们的世界也从不缺乏关于20世纪的政治史。）当然了，政治不可能被彻底回避，它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在这里或那里冒头。但是在你即将打开的这些书页中，思想才是真正的主角：哪些思想是真正重要的，哪些思想改变了我们对20世纪的体验，哪些思想促使人们行动，给予人们勇气，令他们的生活激动人心，值得他们付出一切。
这也就使得我们回到了一个核心的事实，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毫无争议是科学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中文版的副书名会叫“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早在1909年，精神分析因为弗洛伊德访问美国而逐渐传播并成为主流，尽管这一伟人的理论经历了许多修正，但它仍然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自身的理解，所以我们如今谈论心理学的方式已然和过去截然不同。
我还要重申，如果在现代思想冒险中择取最伟大的案例，那么它将会是粒子物理学。从1850年左右发现能量守恒开始（它将电、磁、光、波纳入一个体系之中），然后到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最后一步步发现了组成原子的其他微观粒子，这不仅带来了电视的发明、电子技术的革命，使得我们对借由相同的粒子实现进化过程的宇宙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最终带来了现代物理学王冠上的宝珠：计算机技术。
历史的进程并非一条直线，但它大体上确实呈前进的态势，而本书试图以尽可能明晰且扼要的方式描述这一态势。而在20世纪纷繁的线索之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根本的一条线索可能在于，尽管就政治领域而言，20世纪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灾难，其残忍和反人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但它在其他领域，例如文学、医药、绘画和雕塑、历史编纂学、装饰艺术，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这一悖论迫切需要得到关注，这也是我为何反复强调，许多学科正是因为电子技术革命的成果，因为广播、电视以及计算机和互联网，才得以进一步深化、扩展和融合，这项伟大的科学成就改变了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推动着我们迈入了信息的时代。
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最近在文章中提及，互联网上能够获取的信息犹如“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这话当然说得有点过，但他的核心意思是互联网上的信息未经提炼和归纳，其中有着太多纷繁复杂的细节，还称不上是知识。布鲁克斯的观点得到了诸多证据的支撑，而尽管互联网毫无疑问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却也可能让我们进入了新的无知时代。
在我们今天栖居的世界里，无知正在大范围地蔓延、扩张，在美国尤其如此，其程度已经到了令人警觉的地步。一项近期的调查显示，4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人类自宇宙伊始便已经存在于地球上，而有20%的受访者仍然相信太阳绕着地球公转。在美国，有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群体，主要基于宗教原因，仍然拒绝接受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另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受访者不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哪个世纪。在高中生群体中，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学习外语，而这一比例在欧洲高达92%。
这一状况并不会迅速改善。在美国，我们从目前已知的数据得知，高校历史学位的授予数量在2016年相较2013年下降了30%。而这一数据应当与另外一个现实相对观之：耶鲁、普林斯顿、布朗等美国精英大学的历史系毕业生仍旧在连年增加。历史学正逐渐成为一种带有精英色彩的活动。
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这个世界变得如斯碎片化，学科之间变得如斯迥异，信息变得如斯原始而未经提炼，我们显然急需对诸种信息进行综合，并将网上大量“浑浊”的现成信息整合、梳理成明晰、连贯的体系。我们急需让信息脱胎换骨，变成知识。
思想综合是《20世纪思想史》的另一大特征。人们在理解事件和思想时喜欢（我几乎想说“需要”）使用框架，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进入思想的语境，咀嚼它，记忆它。如果没有框架，思想与思想的叠加只会是混乱的集合，而没有任何条理可言。从这本书的销量和译介情况（除了英语版本，它一共被译成26国语言）来看，《20世纪思想史》似乎完成了我在写作之初为它设定的目标。然而，还有另一件事值得提及，它在《20世纪思想史》问世之初时并不凸显，在我看来却和当今的中国读者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丝绸之路》缺了什么？
如果你读过《20世纪思想史》的前篇《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你就会知道这本书曾提到（尽管是将一部很长的历史长话短说），中国直到宋朝都是世界上最先进也最成熟的国家。从那以后，欧洲接过文明发展的接力棒，以不断积聚的势能催生出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思想。
而我们刚刚经历的20世纪，即本书所涵盖的时期，正是欧洲发展的巅峰期。甚至连两次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都无法遮蔽这一事实。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曾经遭到殖民的地区都纷纷迎来了改变，它们开始独立自主，并且开始迎来教育、商业、道德，以及政治的自由。然而，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它们享有的这些新生活来自曾经统治过它们的殖民者。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一承前启后的过程也应当开启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型期。可是，事实当真如此吗？
这一过程目前尚未结束，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我现在想要抛出一个想法，供你开始阅读的时候思考。
在2016年，牛津大学全球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出版了《丝绸之路》，副书名叫“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这本书通过讲述中东和远东（即丝绸之路途径的国家），以它们的政治、贸易和冲突为核心，讲述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个故事讲得很精彩，很值得一读，我个人也很推荐这本书。
但是，与此同时，我希望提请读者注意这本书处理历史的一个方面。《丝绸之路》是一部贸易和战争的历史。在它长达两千年的架构中，它几乎不曾提及任何思想的内容。许多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思想会跟随贸易传播来开。还有些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战争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改变整个民族的心智。虽然如此，《丝绸之路》却不曾谈及任何跟随贸易传播的历史，也不曾触及贸易对思想的影响。《丝绸之路》中只有持续不断的冲突，却不像我们自然会期待的那样，谈论战胜者攻城略地所带来的集体心智的改变。
简而言之，虽然《丝绸之路》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叙述了世界史，但是它也不自觉地印证了《思想史》的大意，即在思想领域，中国和东方自宋朝以后便被西方赶超了。
然而，我在本书中的意图，是提醒中国读者注意他们面临的挑战。中国在许多领域，比如技术、体育、教育改革、商业、海外投资，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改变。但是，只有当中国能像西方的伟大文明所曾经成就的那样，在统辖人生重要的问题方面——比如今天我们该如何一同生活在这个人与人截然不同的世界？——换言之，在法律、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以及人文学科领域提出举足轻重的新思想，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色。
当中国的历史学者写出一部颠覆性的史学作品，将亚洲的过去纳入世界进程的模型当中；当中国的伦理学者，像提出无知之幕的约翰·罗尔斯那样，用一套新的理论摇撼我们对于政治框架的理解；当中国的数学家向我们展现，宇宙的“深层秩序”如何可以重构；当中国的画家或小说家取得相当于毕加索或者马尔克斯的成就——到了那个时候，世界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中国已经重新取得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20世纪思想史》包含的大多仍旧是西方文明的成就。但接下来，我们该去向何方？本书的中国读者也许会带领我们走向那片风景。
彼得·沃森
伦敦，2019年8月
序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伦敦《观察家报》的委派，我在威拉德·范·奥曼·蒯因教授的引导下参观了哈佛大学。时值隆冬二月，地面覆盖着冰雪，参观过程中我们两人都摔了跤。但能够独占当今世界仍旧在世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几个小时，这对我来说已然是难得的荣幸了。然而让我吃惊的是，后来当我向其他人叙述这一天的经历时，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位哲学家，甚至连《观察家》的一些资深编辑也表示从未耳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撰写这本书的念头从那时起便有了萌芽。长久以来，我一直希望借助文学的形式，将人们的目光转移到这些近现代的伟大人物身上。他们不为统治社会生活的所谓名人文化折腰，但在我看来，他们的贡献往往值得浓重的笔墨。
后来在1990年前后，我读到了理查德·罗兹的《原子弹出世记》。这本书在1988年获得普利策奖可谓实至名归，而且它在前三百页中以扣人心弦的笔触描述了粒子物理学创立之初的岁月。电子、质子和中子看似并不适合通过叙事体的手法来描述，因为它们不太可能成为畅销书的主角，也不是什么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罗兹深入浅出的妙笔让这些艰涩难懂的素材绽放出引人入胜的光芒。在该书开篇章节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33年，莱奥·齐拉特在穿过伦敦的南安普顿大街时遇到了一连串的交通信号灯。这一本来无足轻重的日常生活景象却让他醍醐灌顶，使他确信核能的链式反应有可能使炸弹具有超乎想象的巨大威力。这段描述本身就堪称一段小小的叙事杰作。拜读罗兹的作品让我意识到，假以足够的技巧，这样的叙事体手法足以让最干瘪、最生涩的题材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但是，本书的成形，其实是在我和一位老朋友兼老同事的一系列讨论之后才最终完成的。W.格拉汉姆·罗巴克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系的名誉教授，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剧作家和文学教授。原定计划是由他和我共同完成《20世纪思想史》的创作，而我们起初的宏愿，也意在通过这本书，探索那些改变了20世纪面貌的伟大思想。它绝不会是篇篇枯燥的论文，正相反，它将是一个个故事，传递睿智的华彩，历数闪光角色的人生（包括他们的错误和斗争），并挖掘产生那些影响深远的思想的土壤。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合作因罗巴克教授过于繁重的事务而未能实现。
如果说罗巴克教授是我最需要感谢的人，那么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需要感谢。撰写这样一部《20世纪思想史》，其时间跨度之长，涉及领域之广，使我不得不倚仗许多专家、权威人士和学者的研究，他们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剧作家、电影导演、诗人以及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各位对我的帮助或就某些问题与我长期以来的信函交流，他们是：康斯坦丁·阿金沙、约翰·奥伯里、沃尔特·阿尔瓦、菲利普·安德森、R. F.阿什、休·贝克、迪利普·班纳吉、丹尼尔·贝尔、大卫·布卢伊特、保罗·博格西昂、露西·布廷、米歇尔·布伦特、小凯斯·坎菲尔德、迪利普·查克拉巴蒂、克里斯托弗·奇彭代尔、金·克拉克、克莱芒西·科金斯、理查德·柯恩、罗宾·科宁厄姆、约翰·康威尔、伊丽莎白·克罗尔、苏珊·迪克森、弗兰克·迪科特、罗宾·迪蒂、里克·伊利亚、尼尔斯·埃尔德雷奇、弗朗西斯科·埃斯特拉达-贝利、阿米伊塔·埃齐奥尼、伊斯拉埃尔·芬克尔斯坦、卡洛斯·热阿·弗洛雷斯、大卫·吉尔、尼古拉斯·古德曼、伊恩·格雷厄姆、斯蒂芬·格劳巴德、菲利普·格里菲斯、安德鲁·海克、索福克勒斯·哈吉萨瓦斯、伊娃·豪伊杜、诺曼·哈蒙德、阿伦·黑斯廷斯、英奇·赫克尔、阿格妮丝·赫勒、大卫·亨、内雷亚·埃雷拉、艾拉·海曼、杰拉尔德·霍尔顿、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德里克·琼斯、罗伯特·约翰斯顿、埃维·乔斯洛、瓦索斯·卡拉乔治西斯、拉里·凯耶、马文·卡尔布、托马斯·克兰、罗伯特·诺克斯、艾莉森·科默、威利·科尔特、赫伯特·克雷茨莫、大卫·兰德斯、珍·拉特盖伊、康斯坦斯·洛温塔尔、凯文·麦克唐纳、皮埃尔·德·马雷、亚历山大·马斯哈克、特伦特·毛尔、布鲁斯·马兹利什、约翰·孟席斯、帕特里西亚·孟席斯、梅赛德斯·莫拉莱斯、巴伯·米勒、查尔斯·默里、贾尼斯·默里、理查德·尼科尔森、安德鲁·努恩伯格、琼·奥兹、帕特里克·奥基夫、马克·帕赫特、凯瑟琳·帕尔默、诺曼·帕尔默、艾达·彼得罗娃、尼古拉斯·波斯特盖特、尼尔·波兹曼、林德尔·普罗特、科林·伦弗鲁、卡尔·里斯金、拉克尔·张·罗德里格斯、马克·罗斯、詹姆斯·朗德尔、约翰·拉塞尔、格雷格·萨里斯、克里斯·斯卡瑞、丹尼尔·沙维尔宗、阿瑟·谢普斯、阿玛蒂亚·森、安德鲁·斯莱曼、珍·史密斯、罗伯特·索洛、霍华德·施皮格勒、伊恩·斯图尔特、罗宾·施特劳斯、赫布·特勒斯、沙内尔·托马斯、塞西莉亚·托代斯基尼、马克·汤姆金斯、马里昂·特鲁、鲍勃·蒂勒、华金·巴尔德斯、哈罗德·瓦尔姆斯、安娜·文顿、卡洛斯·韦斯顿、兰德尔·怀特、基思·怀特洛、帕特里西亚·威廉斯、E. O.威尔逊、丽贝卡·威尔逊、凯特·泽比里、亨利·赵、多萝西·津伯格和W. R.兹库。
由于20世纪的许多思想家都已过世，因此在描述他们的思想时我也参考了大量著作，它们不局限于20世纪的“经典”，还包括对这些著作的评论和批评。实际上，研究和撰写《20世纪思想史》的一大乐趣，就在于重新发现那些由于某些原因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作者。他们虽暂时被人们遗忘，但往往藏有原始的、令人醍醐灌顶的史料。我希望读者能和我一道分享发掘珍宝的快乐与热情。
《20世纪思想史》是一部俯瞰全局的作品。如果在文中将所有的引用都一一标出，必将使行文的流畅性大打折扣。但我确信本书结尾处超过三千条的注释和参考文献足以表达我诚挚的谢意。不过，在此我仍然想感谢那些我亏欠尤甚的作者和出版商，因为我厚着脸皮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了林林总总的援引、概括和转述。现将他们的名字和著作按英文原书名首字母顺序排列如下：伯纳德·伯尔贡齐，《读懂30年代》（麦克米伦出版社，1978），以及《英雄的黄昏：第一次世界大战文学作品研究》（麦克米伦出版社，1980）；沃尔特·博德默和罗宾·麦凯，《人类之书：发现人类基因遗传的探索》（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94）；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现代美国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1890—1930年欧洲文学导读》（企鹅出版社，1976）；C. W.塞拉姆，《神灵、死亡与学者》（克诺夫出版社，1951）和《最早的美国人》（H. B.乔万诺维奇出版社，1971）；威廉·埃弗德尔，《最早的现代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理查德·福泰，《人生：未经授权的传记》（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7）；彼得·盖伊，《魏玛文化》（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1969）；斯蒂芬·杰·古尔德，《误测人类》（企鹅出版社，1996）；保罗·格里菲斯，《现代音乐简史》（泰晤士和哈德逊出版社，1978和1994）；亨利·格罗斯汉斯，《希特勒与艺术家》（霍尔姆斯和迈耶出版社，1983）；凯蒂·哈夫纳和马修·利昂，《巫师熬夜之所：互联网的起源》（塔奇斯通出版社，1998）；伊恩·汉密尔顿编，《牛津20世纪英文诗歌指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伊万·汉纳福德，《种族：一种观念在西方的历史》（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出版社，1996）；麦克·霍金斯，《1860—1945年欧美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约翰·海登瑞，《野性的狂欢：性革命的兴衰》（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97）；罗伯特·海尔布隆纳，《俗世哲学家：伟大经济学家的生活、时代与思想》（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53）；约翰·赫明，《印加人的征服》（麦克米伦出版社，1970）；阿瑟·赫尔曼，《西方历史中的衰退思想》（自由出版社，1997）；约翰·霍根，《科学的终结：在科学时代的暮色中审视知识的限度》（艾迪生—韦斯利出版社，1996）；罗伯特·休斯，《新冲击》（BBC以及泰晤士和哈德逊出版社，1980和1991）；贾雷尔·杰克曼和卡拉·博登，《逃过希特勒魔掌的缪斯：1930—1945年的文化迁移与文化适应》（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83）；安德鲁·贾米森和罗恩·艾尔曼，《60年代的种子》（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威廉·约翰斯顿，《奥地利思想：1848—1938年的知识与社会史》（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阿瑟·奈特，《最鲜活的艺术》（麦克米伦出版社，1957）；尼古拉·克列门特索夫，《斯大林主义的科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保罗·克鲁格曼，《兜售繁荣：预期消退的年代之经济意义与无意义》（W. W.诺顿出版社，1995）；罗伯特·莱卡特曼，《凯恩斯时代》（企鹅出版社，1967）；J. D.麦克杜格尔，《地球简史》（约翰·威立出版社，1996）；布莱恩·麦基，《思想者：当代哲学的缔造者》（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阿瑟·马威克，《60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贝尔纳普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弗吉尼亚·莫雷尔，《祖先的苦难：李奇夫妇与人类起源研究》（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95）；理查德·罗兹，《原子弹出世记》（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86）；哈罗德·舍恩伯格，《伟大作曲家的生活》（W. W.诺顿出版社，1970 ）；罗杰 ·沙特克，《盛宴之年：1885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先锋派的起源》（Vintage ，1955 ）；昆丁 ·斯金纳编，《社会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迈克尔 ·斯图尔特，《凯恩斯与后凯恩斯》（企鹅出版社， 1967）；伊恩 ·塔特索尔，《化石寻踪》（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尼古拉斯 ·蒂明斯，《五位巨人：福利国家档案》（哈珀柯林斯出版社， 1995 ）； M.韦瑟罗尔，《寻求治愈：药物发现史》（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0 ）。
需要声明的是，这绝对不是一部盖棺定论式的20世纪思想史。试问，谁敢斗胆妄言自己能写出这样一部绝对权威的鸿篇巨制呢？这只是我对宏大的20世纪思想的一次个人意义上的概括和总结。我还要感谢以下编辑朋友对部分或全部手稿的勘误、查漏补缺及献言献策，他们是罗伯特·吉尔德、罗伯特·约翰斯顿、布鲁斯·马兹利什、塞缪尔·瓦克萨尔和伯纳德·沃瑟斯坦。当然，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和遗漏由我本人全权负责。
在《洪堡的礼物》中，索尔·贝娄这样描述主人公冯·洪堡·弗莱谢尔：“他能言善辩，可以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他是个即兴演说家，诋毁别人的老手。说老实话，被洪堡调侃倒是一种荣幸，就像给毕加索的双鼻肖像充当模特一样……钱财是他的灵感之源。他顶爱谈论有钱人……然而他真正的财富是文学。他胸罗万卷。他说，历史是一场噩梦，他只想在这场噩梦中好好睡上一觉。失眠使他更加博学。他彻夜不眠地读着大部头——马克思、桑巴特、汤因比、罗斯托夫采夫、弗洛伊德。”[1]从各方面来说，20世纪都不啻为一场噩梦，但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中，正是那些撰写出不朽著作的伟大灵魂，让洪堡和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人理智依然。而我将这些伟大的灵魂作为本书的主人公，并希冀他们能够获得应有的爱戴与景仰。
2000年6月于伦敦
导言 思想规律进化论
1997年，牛津大学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去世前不久接受了BBC电视台的专访，并被问及其漫长人生中最让他惊讶的事。伯林于1909年生于里加的犹太木材商人之家，七岁半的时候就在圣彼得堡一座陶瓷厂楼上的家中目睹了二月革命的开端。他这样回答：“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经历过无数的恐惧，我仍能如此平静而愉悦地生活。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世界毫无理由地承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非人道暴行和野蛮毁灭……但我还活着，没有被它们涤荡……在我看来这很令人惊讶。”[2]
听到这段采访的时候，我已深入本书的创作很久了。但伯林先生的回答着实引起了我的共鸣。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传统的20世纪史学研究都着力于人们熟知的经典政治军事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30年代的大萧条、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殖民地自治浪潮和冷战，等等。这是一份可怕的事件簿。而斯大林和希特勒（或打着他们的旗号）犯下的暴行，至今仍没有被清算，甚至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彻底清算。这些暴行的数量之巨，即便在这个对天文数字已经习以为常的时代，也仍罄竹难书。尽管伯林先生经历了所有这些恐惧肆虐的年代，他留在故乡的所有家人都惨遭屠戮，可他仍能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自己漂泊的一生堪称“幸福人生”。
因此，我写这本书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让人们把目光从传统史学涵盖的大小事件上移开，不再囿于政治军事事件和国家事务，转而关注那些令以赛亚·伯林的人生如此传奇而丰富的主题。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的恐怖事件，其散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对人的现代情感造成的流弊之严重，使得传统史学家对其他的主题都无暇顾及。举个例子，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20世纪前三十年的史学著作，虽然厚达700多页，却丝毫没有提及相对主义，既没有提及亨利·马蒂斯或者格雷戈尔·孟德尔，也没有欧内斯特·卢瑟福、詹姆斯·乔伊斯或马塞尔·普鲁斯特；既没有乔治·奥威尔、W. E. B.杜波依斯或玛格丽特·米德，也没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或弗吉尼亚·伍尔夫；既没有莱奥·齐拉特或莱奥·亨德里克·贝克兰，也没有詹姆斯·查德威克或保罗·埃尔利希；既没有辛克莱·刘易斯，当然更没有提到他的作品《巴比特》。[3]其他史学著作同样存在类似的缺失。而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打破这一偏颇的局面，聚焦那些改变了20世纪面貌的主要思想理念，正如伯林先生所言，这些思想理念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
尽管基于这样的初衷，但我无意否认传统史书的观点，即20世纪确然是悲惨且多灾多难的。只不过除了战争，这个世纪其实还有更多的美好。我也没有意图暗示政治或军事事务就不是思想或智力事务。它们绝对是。政治家总是试图将哲学和人性的理论融入政府的统治中去，在我看来这绝对是最为困难的智力挑战之一。而在军事斗争中，个人的生命前所未有地无足轻重，人与人面对面地交锋，其间也饱含了政治价值与利益。但是，在纵览传统史书之后，我想给读者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更为丰富也更加难以寻觅的东西。
我从来认为，只要我们抛开折磨20世纪的深重苦难，只要我们不再执迷于过去数十年间历历在目的恐怖，那些思想潮流，以及最引人关注的发展、最经久不衰的进步和最意义深远的开拓，都将显现在我们眼前。20世纪一直在知识层面被科学主导，对科学“妥协退让”。科学的影响之所以深远，不仅因为它造就了新发明的诞生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科学在改变人类思考内容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思考方式。1988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亦近，亦远》中自问道：“你认为当今世界还有哲学的一席之地吗？”他是怎么回答的？“当然有，但只有当哲学基于当今的科学知识与成就时才能立足……哲学家不能将自己与科学发展隔离开来，因为科学不但极大地拓展和改变了我们对于生命和宇宙的视野，同时也变革了人类思考的方式和规则。”[4]这场规则和方式的革命也将贯穿本书的探讨。
有批评者可能会认为，从20世纪与科学的关系来看，这个世纪其实与18、19世纪并无区别，因为我们都在见证科学发展的成熟，而这一进程早在哥白尼和弗朗西斯·培根时代就已经发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但20世纪与19世纪及之前的世纪在三个重要方面有着本质区别。首先，一百多年前的科学只是一套彼此毫无关联的学科集合，而且并未开始探索各学科的基本原理。比如约翰·道尔顿早在19世纪就预测了原子的存在，却一直没有人尝试验证这一概念的实体，甚至连最不着边际的验证空想也没有。而这恰恰是20世纪科学的显著特点，用约翰·马多克斯的话来说：20世纪的标志性特征是它不但让发现之河变成了洪流，而且让很多学科的基础性发现成为现实，包括物理学、宇宙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等。[5]而正是在1900年及其前后，大多数基本概念（电子、基因、量子和无意识等）得到了定义，这也是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巧合。
20世纪区别于以往世纪的第二方面在于，各种不同领域的探索，包括以上提到的所有学科加上数学、人类学、历史学、遗传学和语言学，以充满力量而令人信服的姿态交相辉映，为人们展开了一幅自然世界的壮美画卷。这幅画卷包含了宇宙、地球以及大陆和海洋的演化，生命的起源，世界人口的增长和不同种族及不同文明的发展等丰富的内涵。这幅画卷的基础和框架都是对进化论的演绎。时至1996年，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仍然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6]而早在1900年，胡戈·德弗里斯、卡尔·柯伦斯和埃里希·切尔马克就通过重新阐述和发现本笃会修士格雷戈尔·孟德尔的豌豆育种规则，解释了达尔文理论作用于个体水平的可能机制，从而开启了科学（当然也是哲学）的广阔新领域。因此在本书中，我实际上坚持认为，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进化论可以说是20世纪的理论，当然了，说它是19世纪的理论也同样正确。
20世纪在科学上区别于以往世纪的第三方面体现在心理学领域。正如罗杰·史密斯所指出的，20世纪是心理学的纪元。自我变得私人化，而公共领域（代表公众利益的政治行为的关键领域）则出现了相对空白的状态。[7]人们开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审视自己的内心。正统宗教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兴起，使得这个世纪在感觉上迥异于之前的世纪。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用到了对科学“妥协退让”的字眼，我的意思是：人们被迫接受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进步。除此之外，其他学科以及其他思维模式或行为方式都在进行自我调整以回应科学的发展，它们无法忽视科学。许多视觉艺术的发展，如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建构主义，甚至抽象主义本身，都涉及对科学（或艺术从业者“眼中”的科学）的回应。许多作家，从约瑟夫·康拉德、D. H.劳伦斯、马塞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T. S.艾略特，到弗朗茨·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也都承认受到过查尔斯·达尔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影响。在音乐与现代舞蹈艺术中，原子物理学与人类学的影响都已得到承认（阿诺尔德·勋伯格尤甚），而“电子音乐”一词本身就不言而喻了。在法理学、建筑学、宗教和教育中，在经济学和组织工作中，科学成果及其方法学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